中國若要變化須靠來自內部的力量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列為通緝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來，吾爾開希三度向中國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國探望年邁的父母親，均未能如願。2012年，吾爾開希在紐約對《新史記》記者回顧流亡生活時表示，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讓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讓吾爾開希對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如果人民對權力分配模式不滿……

中共即將更換領導人，不少人期待在新領導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將朝持續政治改革的方向前進。吾爾開希認為，中國若要發生變化，還是必須靠來自中國內部的力量。

權力結構的變更、權力高層的轉變，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巨大的社會和體制的變遷。

吾爾開希指出，權力更迭的過程中發生體制改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此情況下，薄熙來倒台會有什麼政治後果、黨內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衝突能不能讓中國走向民主化，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但黨內的變革絕對不會是偶然的，必定有很多必然因素的推動，吾爾開希表示，這些必然因素中，最值得努力的著力點是：改變中國社會對政治體制所規劃的權力分配模式的態度。如果人民對這樣的分配模式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不配合，轉變發生的機率就會提高。

“比較簡單的說法是，等到老百姓對於你給他規定的角色非常不買帳、而且用行動表達出來時，這個壓力就是直接的。中國畢竟是專制國家，他面對壓力通常的反應是壓制，但在權力轉變過程中，在野心家、同時也可能是改革家輩出的時代，人民的不滿可以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阻力，也可以是助力，到時能否真正完成我們民運人士期待的民主化變遷，很難說，但是否會朝這方面走得近一點，很有這個可能。”吾爾開希說。

有分析認為，不管老百姓如何抗議，中共體制仍將維持下去，不會如許多人所說的，有一天終要垮台。吾爾開希不認同此說法，他對《新史記》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明末、一個是清末。

明朝最後越來越倚賴於維穩力量，而末年的維穩力量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和西廠也認為自己是維護大明江山的主力，因此不斷擴權，越來越跋扈，朝廷也默許這樣的情況。實際上，明朝末年的腐敗、專制、社會上的不滿，才是明朝真正倒台的原因，清朝入關，當然是軍事上的衝擊，但明朝在滿州人入關之前，就已經腐敗得無法抵抗。

“明朝不思改革、不思進取，大量倚賴東廠、西廠，最後文人噤聲，這和今日的中國有何相似處，我想顯而易見。”吾爾開希說。

在吾爾開希看來，清朝末年跟今天的中共也很相似，20世紀初民主自由世紀初整個民主自由的力量鋪天蓋地而來，“當時清朝面對各種壓力，包括自由力量國民黨、袁世凱，以及國際形勢要求清朝推行新政，體制內也說我們主動進行政治改革。”

但末年時清朝的架子非常大，當時革命黨的力量與清廷相比非常懸殊，最後仍可以推翻清朝，原因在於有袁世凱這樣的野心家。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指出，共產黨口中歌頌、奉為真神的鄧小平，更最值得今天的共產黨借鑑。鄧小平70年代末接掌政權時，中國正面臨經濟近乎崩潰的情況，共產黨邪教型的意識型態統治，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已經完全不起作用，雖然大部分的老百姓仍很愚昧，但共產黨也意識到，隨時都可能發生人民對推翻毛澤東式統治的情況。

在此之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全國範圍內推廣農村改革，雖然鄧小平在共產黨內面臨的壓力極大，仍強力貫徹實行。

改革就是改掉過去共產黨走不通的路，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舉例，如將人民公社改成包產到戶、承認私有制，雖然鄧小平1979年推行的私有制非常小規模，但1992年，鄧小平再次推動私有制，這樣的私有制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常常以為，維護它政權統治的法寶，是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維穩，只要有高度的經濟發展，老百姓就不會不滿，即使有少部分的異議份子、維權人士，我們還有強大的維穩力量來壓制。”吾爾開希提醒，只要看明末和清末的例子就能得知，中共所面臨的未來是何模樣。

今天，共產黨又面臨明末、清末、毛末的類似危機，吾爾開希表示，這時候東廠和西廠是沒有用的，得找出另一個法寶，如果中共想維護自己的統治，就要改革開放，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只剩政治上的改革開放了。

“如果共產黨今天實行政治的改革開放，我們這些民運人士或許可以馬上回家，但離我們想推翻共產黨、建立多黨政治、成立政黨並最終執政，還差得遠。” 只是，如果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吾爾開希認為它可能又給自己多買了30年的江山，若能見到這點，即使推翻共產黨的目標沒達成，吾爾開希也能接受。

“我也很希望共產黨能看到，他們還有這樣的一個法寶。”吾爾開希說。只是，另一方面，吾爾開希又不認為中共確實會做出這樣的改變。“民運人士在海外多年，如果什麼都沒學到，也至少學到了一點，不要亂把脈，不要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這些共產黨人身上。”

既然不對中共領導抱持希望，卻還是期待中共見到改革這樣一個法寶，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如此苦口婆心，正與89年他們走上街頭、希望共產黨能政治改革開放的初衷吻合；群眾運動的邏輯，就是施加壓力，並希望在巨大的壓力下，政權能做出良性的抉擇。

吾爾開希坦承，23年前，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今天他知道自己有多幼稚，但仍然認為這個幼稚是值得講出來的。“面對共產黨這樣一個對手，我們一直是失敗的，但滿清是成功的，它順應潮流退了位。台灣是成功的，蔣經國面對民進黨的成立、反對黨的崛起，雖然他有不同的選項，比如他可以在圓山會議時把這些人全抓起來，但蔣經國慢慢承認他們。面對巨大的壓力，蔣經國做出良性選擇。”

吾爾開希表示，共產黨的體制已進入一種非常僵化的狀態，共產黨是反動的，但共產黨的僵化給自己帶來的問題，比反動還嚴重。習近平是這個僵化體制篩選出來的，因此雖然他期待習近平在這個僵化體制下做出重大變革，但實際上不寄希望。

吾爾開希（《新史記》記者柯宇倩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