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中国应该重新睁眼看世界

■中国有时虽在国际上遭遇不公正对待和评价，但总体来说，中国是全球化以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欧美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善言论，除了极少数出自别有用心的构陷，大部分其实是由于交流不畅和互信不足所致。

　　■大国的成长不仅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其成长不仅是值得国民自豪的过程，更是其国民学习如何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做更有价值的新伙伴的过程。

　　近年以来，媒体上最能引发国内公众争议热情的，莫过于各种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牵涉中国的新闻，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到钓鱼岛和南沙，再到中外经贸摩擦。很显然，这些事件引发的激烈的媒体关注与网络口水表明，当代中国人对世界和自己国家的认识都相当紊乱，当代中国人又到了需要重新寻找看待世界的视角和知识基点的时候。

　　要在新世纪比较合理地观察和理解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件，首先要超越近代以来的历史悲情。

　　历史在我们心中的正负遗产都不会不经反思而自动消失。1840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深重苦难、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困局，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忧患心理积淀。这种积淀很容易使我们过度沉迷于历史的悲情，情不自禁以过去的视角看待今日的中外关系，这种看法经常扭曲对事态的准确判断。比如，近年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的对华军事包围理论，就是这种扭曲判断的典型产物。

　　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塑造世界的主要力量，蛮横的武力至上的炮舰外交不仅是他们对待全球其他地区的主要政策特点，也是他们自身打交道的主要工具，这种帝国主义政策除了给世界弱小民族带去无尽血泪之外，最后在现代产业和科技的推波助澜下，也给他们自己带去两次世界大战，其后果则是世界基本政治版图翻天覆地的改观。

　　战后世界进入核和大规模毁灭武器时代，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均衡几乎贯穿冷战始终，但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与过去大为不同的时期。虽然各种历史冲突的思维和痕迹还在，但在新一波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推动下，大国关系发生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从安全、经济、文化到环境和社会，相互依存和嵌入的程度空前加大，按过去列强争霸的模式来理解现实和未来的大国关系，已不再能契合时代。

　　要正确理解当今大有猛增势头的中外利益摩擦，需要牢记一个关键的现实背景：这些利益纠纷和摩擦是中国发展与成长为全球大国带来的效应，不能与过去帝国主义侵略类比。与19世纪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重新确认了中国寻找在世界新位置的努力，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多层次联系，已经使中国成为国际主义国家。作为多年的全球第二大资金输入国、第一大资金提供国和第一大工业品输出国，同时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有广泛影响的大国，“中国与世界”这样的两分法观察，已不再适应国情。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国家重大利益在全球广泛衍生，中国也在逐步弥补过去遗留的国防投资亏欠，周边国家和外部世界，特别是主导当今国际格局的霸权国家，自然会滋生多种安全猜疑，这本是正常现象。而经贸摩擦的增多，除了有相关各国内部政治的因素外，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经贸大国，中国企业对如何熟练运用对象国的司法、国际仲裁以及进行国际媒体公关等，尚缺乏充足经验。

　　对欧美媒体和社会的部分激烈反面议论，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简言之，迅猛崛起的经济大国，几乎没有不受到老牌列强妒忌的。而对这些纠纷和争议，采取冷战式的对抗思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回顾过去40年，应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有时虽在国际上遭遇不公正对待和评价，但总体来说，中国是全球化以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欧美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善言论，除了极少数出自别有用心的构陷，大部分其实是由于交流不畅和互信不足所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坦诚和全面的交流、更符合国际主流价值观与习惯的沟通，以及深度对话机制的建立。从安理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遍布全球热点地区的维和行动，中国的参与已成为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这些参与本身也在以新的方式塑造中国的新国际形象，潜在地影响各国未来的对华关系。

　　不能回避的是，从公众近年对各种国际热点事件的反应看，冷战思维并不是欧美的专利，不少国人在面对中外关系问题时，特别是在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时，实在有浓厚的冷战思维色彩。中美之间缺少深刻和可靠的互信基础，双方社会内部对历史对抗的记忆都尚新鲜，而现实的经贸和安全猜忌也确实存在，但人们更应该看到，中美关系从各种方面来看，都与冷战早期的美苏关系没有可比性。实际上，中美在从经济到全球事务的各个层面上都有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经过40年发展，中美关系已成为对全球未来最有影响的双边关系，在坚定维护国家重大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无论是对两国的历史遗留难题（如对台军售），还是其他纠葛，人们需要以更长远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冷战式的对峙不仅不符合两国利益，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灾难。

　　大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基于单纯的自利考虑，或简单的经贸利益尺度，还要展现合理而正当的领导力。大国的成长不仅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其成长不仅是值得国民自豪的过程，更是其国民学习如何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做更有价值的新伙伴的过程。

作者:赵楚，来源: 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