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日星期日

裘小龍:要讓年輕人了解中國的歷史


明鏡記者柯宇倩/老一輩的美國華裔作家黎錦揚認為,如果作品想打入國際主流市場,就必須用英文寫作,或將作品翻譯成英文。目前居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華裔作家裘小龍,不但用英文寫作,還選擇了相當主流的文學類型——偵探小說。裘小龍希望讓西方讀者看到不一樣的中國,也希望讓中國的年輕人更瞭解自己生活的土地。

讓年輕人了解中國的歷史

作家往往選擇自己最熟悉的題材來寫作,例如《紅英之死》的背景為上海,亦即裘小龍的故鄉,故事描述女勞模關紅英死亡案背後的人性墮落;《外灘花園》講述了上海無名男屍與跨國犯罪集團案牽扯出的陰謀;裘小龍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總少不了對當地景色的描寫,將對故土的情懷寄託於小說中。

裘小龍對《明鏡》表示,他比較傾向從社會角度寫偵探小說。“現在的偵探小說不像從前柯南‧道爾或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寫法,而是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一個案件為何在這樣的歷史文件、文化背景下發生,因此既是寫偵探小說,又是寫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讀者同時能享受探案過程,又能了解中國社會情況的變化。”

裘小龍認為,身為一個華裔作家,寫中國的過去是一種責任。雖然裘小龍的作品中,只有《紅英之死》明確點出背景是90年代初,其餘著作的年代較模糊,但氛圍仍似90年代。裘小龍對《明鏡》解釋,他的作品可說寫90年代,也可說寫當代,雖然是當代,但許多過去發生的事很難孤立來看,必須知道它的過去,才能理解它的現在。

“所以我的小說也提到文化大革命,或其他更早的中國歷史,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做的事。尤其現在國內對於一些敏感題目,比如文革,都不寫了,這是很不應該的,否則往後的年輕人都不會知道中國曾經發生過什麼。”

裘小龍認為,對世界各國的作家來說,寫作時往往也會提及政治,但寫作與政治的關係在中國可能更特殊、明顯一些。裘小龍於2008年出版的《紅塵歲月》,便有更濃的政治、歷史味。該書並非偵探小說,而是短篇小說集,從1949年的上海開始寫至當代。

裘小龍對《明鏡》指出,在中國,政治對人的生命與生活影響非常大。如果一個事件在50年代是有意義的,但一旦放到80年代,或與80年代的事件擺在一起看之後,卻失去了它的意義,或者其意義完全走向反面,則對老百姓的衝擊可想而知。

“例如在政府號召下,老百姓認為某個運動有意義,因而參加了黨的運動,但20、30年後,運動本身被否定了,這就說明了,政治在中國的作用太大了,它決定或扭曲了一般老百姓生活的意義。歷史本身是可以循環的,但對個人來說,這是個悲劇。”裘小龍說。政治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作家在下筆時,也難以避開政治。

海外寫作有不一樣的視角

改革開放後,中國變化快速,尤其上海樣貌的改變更令人驚嘆。對於身在海外的作家來說,如何精準描寫中國的人事物是個挑戰。裘小龍對《明鏡》表示,剛開始離開中國時,確實曾有這方面的顧慮。“我有不少寫作的朋友,現在還在中國,與他們相比,他們是有優勢的,因為他們每天都生活在那塊土地上,對中國瞭解的程度更大。”

但裘小龍寫著寫著,發現這件事並非絕對,因為寫作需要一種距離,有了這份距離,寫出的文字反而更客觀、清晰。裘小龍認為,就好比蘇東坡《題西林壁》所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份距離也是觀察事物的視角,有時候太直接捲入一件事,反而有些東西看不清。

在蒐集資料上,裘小龍也認為身在海外更方便。“在中國許多網站上不去,如果想查資料比較困難,在海外瀏覽互聯網反而比較方便,查到的資料也比較客觀,如今互聯網發達,許多訊息都能很快查到,我家裡也訂閱中文頻道。”

即使在海外有其優點,但裘小龍也沒忘了回中國親身見證故土的變化。每年均回國1至3個月的裘小龍,主要返回上海,有時也拜訪其他地方,如北京、無錫,因此他自認沒對中國的情況太陌生;陳超隊長的最新系列小說《Don't Cry Tai Lake》(別哭,太湖)便描述陳超受邀到無錫太湖遊玩時遇上的兇殺案,將太湖嚴重污染的情況帶進小說裡。

由於法國出版社趕著出版、德國製片商正籌備中國拍片事宜,必須先讓書籍上市才能繼續籌拍,因此目前法國與德國已先推出《Don't Cry Tai Lake》一書,英文版則因編輯較忙碌,預計2012年2月份問市。陳超系列外,裘小龍與前《紐約時報》記者合作的詩歌集也預計2012年推出。實際上,雖然不以中文寫小說,但裘小龍直到現在仍持續用中文寫評論文章、散文、詩歌,對中文寫作並不生疏。

《紅塵歲月》是裘小龍的全新嘗試,與偵探小說無關,描寫的是上海弄堂內一則又一則的故事,目前裘小龍正撰寫續集,預計從1949年開始,為每年寫一本故事,背景都在上海的一個小弄堂裡。裘小龍對《明鏡》解釋,上海從前居住條件比較困難,夏天時,住在弄堂裡的人沒電扇沒空調,因此都會坐到涼快一點的弄堂口,可能坐一坐睡著了,一坐就是3、4小時。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講故事,他們的故事往往跟生活周遭的情況有關。

裘小龍認為,通過這些弄堂裡的小故事,可反映中國政治、社會、政治的變化,這或許就是一種作家的責任感。“現在不少作家避開這段歷史不寫,我不應該這麼做。”


裘小龍的《紅英之死》背景為上海,描述女勞模關紅英死亡案背後的人性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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