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日星期一

西方怕的是中國還是自己?

明鏡記者胡立/懼怕中國的源由從何而來?民主比專制政體更自由?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國際政治講師巴爾(Michael Barr)所著的新書《誰害怕中國?》(Who's Afraid of China?,Zed Books出版)裡,巴爾要帶大家重新思索中國崛起背後的複雜情緒與國際關係。


西方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

從歷史上來看,西方對中國有著各種各樣的觀點,這樣的觀點很大程度上不只受到中國情況的影響,也與西方國家本身的情況有關,巴爾舉例,18世紀的耶穌教會對中國的描述,將重點擺在良好的政府、考試制度、法律編纂上;之後歐洲興起工業革命,歷經失敗現代化經濟的中國逐漸被視為落後國家,但西方對中國看法的轉變,更大程度上與歐洲自身的情況相關,18世紀時,法國文學家伏爾泰(Voltaire)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中國的“哲學王(philosopher-king)”模式攻擊腐敗的法國和普魯士君主。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夢想自己國家也能來場革命的知識份子成為了毛派。

而如今,西方對中國的觀點轉為擔憂、懼怕,巴爾解釋,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一個經濟事件,還是一個影響“我們”身份認同的文化事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不單與傳統的經濟成長、自然資源的取得、軍事能力等“硬實力”相關,雖然上述因素很重要,但更深層的原因還包括對身份認同的擔憂。如果把焦點放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結構上,會忽略文化如何塑造人們思想、行為、認知他人的問題。

而比起自己的民族主義,人們更容易見到他人的民族主義;恐懼,不論是真實或虛幻的,又可說是一種主觀的認知,是對潛在威脅的情緒性回應。因此對中國的反應,並不必然要倚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懼怕中國反映出的,通常不只是中國自身的情況,還有懼怕者本身的情況。在此情形下,中國崛起時,西方同時深深陷入哲學與政治的質疑中,自己懷疑起自己的機制,那些長期以來支持普世價值和政府體系的理念。

巴爾對《明鏡》進一步解釋,西方信心動搖之處,部分是針對自己的民主結構,今日的美國探討很多民主衰退的議題,許多人認為政治體制不起作用,政客埋頭處理預算赤字,民主黨和共和黨把太多時間花在互相指責,而非坐下來好好合作,為國家所需完成之事而努力,美國和英國的投票率也都下降,一股失望的情緒蔓延,許多人都覺得比起人民,銀行家、企業家、遊說家才擁有真正的影響力。

巴爾認為,認知會隨著人們審視自己的過程而受到影響,面對可怕的事物時,人們的心中必然會產生一個相對應的潛在情緒,當西方在面對懼怕中國的情緒時也是如此,與其說“進步”與歷史的素質相關,倒不如說與對當下的自信更有關係。當中國崛起時,似乎也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信心。

巴爾對《明鏡》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便曾寫道,如果中國政府欲做某事,他們不需經過民主程序,因此在四川大地震的時候,他們能迅速派遣救援人員,而日本在311地震、海嘯以及福島核電廠事故後,卻必須面對中國不會出現的問題。

“我相信民主在美國仍是非常安全的(美國仍會保持民主體制),只是現在民主正經歷質疑的時刻,另一方面又有一個強力的、非民主的國家取得極大的成功,更加讓人們感到不安。”巴爾說。

不應簡單化看待中國或西方

另一方面,中國也以自己的觀點看待西方。巴爾指出,中國共產黨通過反西方的國家主義強化自己的合法性,在官方和大眾文化裡,這種觀點多半從“百年屈辱”出發;城市和農村、富有和貧窮、本土和海外的中國人,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中國的國家主義也不斷在這個循環中產生、消耗;而愛國教育和流行觀點的交相作用,就如同中國曾經輝煌的自豪和被征服的屈辱交織在一起,中國的國家安全感和國家主義不安感也互有連結,這樣的矛盾情緒不斷形塑著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但如果簡單認為中國就是集權的、西方就是自由的,將忽視中國自由的部分,或忽視西方不自由的情況。巴爾對《明鏡》指出,西方不自由的情況,或西方被認為集權的例子,就是911恐怖攻擊後制訂出的一系列法律,例如美國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英國也有類似法律,在這些法律下,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可疑恐怖份子,可在沒有律師或沒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拘留。

巴爾認為,恐懼文化縮短了民主和集權之間的距離,在恐懼的名義下,政府推行違反自己對法律和正當程序承諾的措施,這種加深的恐懼並非僅是911恐怖攻擊所帶來的。

另一個西方世界不如想像中自由的例子,與個人訊息有關。巴爾對《明鏡》舉例:“我們認為對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選擇權,但當我們進行選擇的時候,例如上Google搜索訊息、上Amazon購買書籍,這些企業就能獲取大量的資訊,它們儲存了瀏覽者的個人資料,下一次當我們登入同樣網站時,它們就會顯示我們可能感興趣的選項;所以凡事都有相對面,西方世界的人們可能沒有想像中的自由。”

同樣的,巴爾表示,或許西方覺得中國人沒有自由,但比起30年前,現在的中國人普遍來說都能自由到國外旅行,由於收入提升了,物質生活上也有更大的選擇權,中國人也可上教堂、受洗成為基督徒,對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這樣的轉變只花了很短的時間,許多西方人沒意識到這樣的成就;因此在看待中國或西方時,唯有摒除偏見,從多個角度探討,才能獲得更客觀的分析。


巴爾指出,西方被認為集權的例子,就是911恐怖攻擊後制訂出的一系列法律。圖為遭攻擊後的世貿雙子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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