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军：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广东，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忧虑，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下，中国坚持在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政策，截止2011年共引进外资10000亿美元以上，超过前10年的400亿美元的20多倍；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万亿，增幅超过了100倍；按照邓公的设想，广东、江苏等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则要速度更快地发展，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达5.3万亿，江苏经济总量超4.9万亿；此外中国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从这些数据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效果显著，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到这一高度。

　　但是，邓小平曾经警告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前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此后各种财富分配指标长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更让人揪心的是，“民生”、“尊严”、“公平”讲了好多年，但贫富差距却还在进一步拉大。去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一篇访谈中，樊纲、吴敬琏、萧灼基等经济学家又一次对中国贫富差距发表看法，称“未来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从这些数据与现象看，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今天不必同周边国家相比较去发现什么，而是同身边的人相比较，就存在令人不可接受的差异来，这些差异就是在一门心思地“尽可能搞快点”的时候，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当然，谁也不会对快速发展经济说三道四，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着各种潜规则，夹杂着大量的腐败和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使得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充满肮脏与血腥。“致富者不勤劳，勤劳者不致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面是某些人的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得让世人瞠目，一边是一些民众穷困潦倒，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有的人无法无天，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旗号，挤压、残害民众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却来不得半点损失，否则就要在“绝不”中大喊大叫，有的人纵使有三头六臂，在利益集团垄断的残酷现实下，除了认命之外难有机会发展……现实非常严峻，于是，有人就大张旗鼓地声讨那些为富不仁者，不断证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也有人在怪怨中国人的嫉妒性强，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流毒极深，要发展就要摆正心态，承认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毛泽东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管用，我们不得而知，嫉妒性强确实是中国人的劣性，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这些人在对待中国的贫富悬殊现象时，都没有从文明的意义上去考量。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年长一些的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那时候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填饱肚子。而那些告诉人们对贫富差距应接受，对富人不能有非份之想的人，其目的就是想继续维护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企图只能使中国人变得更野蛮。

    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大致存在三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低层次上的，就是连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二是较低层次上的，即解决了温饱问题却因社会不公正出现两极分化；三是高层次上的，就是说这时候社会提供给人以均等的机会，实现了公平，达到了和谐。当然公平不是平均，平均主义是培养人类惰性的温床。由此看到，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才是我们要着力追求的目标。可是，令人沮丧的是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长期伴随着超乎寻常的不公现象，并且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仍然看不到缓解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曙光，这才是问题症结的所在。想当年，邓公只想着国家经济如何地快速发展，但对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来保障经济在快速发展，并能够使全体国民都享受到经济改革实的实惠，却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措施加以保护，甚至还把原先所具有的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障，如就学、就医等，统统取消，归并市场，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发显得不公道。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分配制度的不公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不可估量的，民怨沸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事；钱成为中国人的上帝，由此支配，中国人可以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去敛财；群体事件每年都按几何数增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空前尖锐；一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惊慌失措，据说国家投入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这里是一滩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似乎要演变为“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也是死路一条”的道路上来。

　　当然，就其实质看，社会的不公还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日益膨胀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着血盆大口毫不避让，还不断嚷着要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到底。据中新网消息：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代薪养病，其中有4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占据了各大医学院单间病房和干部病房、休养院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多亿元，医改医疗费用中，80％被其占据，使之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众所周知，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已经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务员的住房也纳入了货币化体系。然而，事实上呢？公务员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弄得数以万计的人买不起房，而且也让福利分房的特权制度并没有真正走入历史。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通过这么一个游离于商品房之外、几乎等同于成本价的住房供应体系，许多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还有许多掌握各级政府部门实权的领导，利用这难得的敛财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就占据了大量的房屋。上行下效，许多国家单位也积极行动，要么通过审批建经济适用房；要么单位集资建房；要么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两限房”，除此之外，他们还按成本价将原有的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总之，他们与公务员群体一样，都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千方百计挤占穷人利益，高房价的切肤之痛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每到春运期间，对弱势群体而言一票难求，而享受臭名昭著的“三公”消费的中国官员，难以体会那种深切的焦虑与痛苦。据说全国官员用车数额超过350万辆，每年消费达3000亿元以上，竟然超过当局投放于教育和医疗的总和！据专家测算，这些官车，因公使用时间仅占三分之一，私用时间却高达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官车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成本却高出10倍。中共各级官员的奢侈腐朽生活，称得上“合法的特权”，有制度保证，用不着伸手，已可穷奢极欲。即便如此，偏偏还有人嫌不足，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受贿与贪污，大肆捞钱。由他们带路，整个中国人都陷入唯利是图的境地，钱已经把整个中国人给捆绑。就教育资源来说，强势者往往又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尽管如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内心还是对自己搞僵了的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于是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往被他们鼓动人民加以猛烈批判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读。而弱势者命里注定都是在让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的齿轮上运转的材料，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书越读越穷”，何况许多人在完成能够应对“中国制造”的义务教育后，就再也无力向上攀登了。古代有“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今天这早已成为神话传说。

　　二十年前的邓公讲话，有它的时代背景，也有他的某种局限。很显然，这种局限就是没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用许多人所讲的那样，用一条腿走路，没有触及社会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正统的社会主义苏联早已解体，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还在说探索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注定了自己不能从苏联的解体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直接有效地享受人类发展的成熟经验。另辟蹊径，听上去美丽得像花儿一样，但就其实质只是一些人驭民的把戏，如此一来，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不计，但能否把事情做好，也未必就那么可靠。什么主义，坚持什么原则，其实与我等屁民关系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并在社会生活中过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难以根除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开放惹得祸，但坚持“XXXX原则”与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却脱不了干系。因为这样，人们很难能够把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造成人们混乱的价值观念。尽管“特色”理论很高深，数以千计的学者、官员在解释，但“为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深入人心。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早已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几千万人为此丧命，因而，人们也就知道这种游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又可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阻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力量，否则，一切问题自然就成为钱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只能使少数人获得利益。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就政治体制而言，已到了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时候。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痛切地说：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我想他这里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强势者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民主，拖延政治改革，根由就在他们不肯轻易让出手中的特权。什么“人口多”、“素质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理由，都不过是用以阻挡民主，回避法治，拒绝文明世界通行的新闻独立与三权分立等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借口。因此，过去着力防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现实条件下，不应该成为其问题，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应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中所必要的价值。此外，各界人士要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实现民主化，社会实现法治化，文化实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才能让所有的国民心理踏实，感到安全；才能让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纪念“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必须突破某种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切实实去发展“南巡讲话”思想，这样，才能告慰把实事求是视为人生信条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作者：万军，原载: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