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0日星期三

坦然地为邪恶伴舞:评百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

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百位文学艺术家”的名单里,有些名字是意料之中的,如贺敬之、铁凝——吃人嘴短的规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官饭也是饭,概莫能外。而另一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如叶兆言、苏童,还有冯骥才,甚至周国平。

就事论事,无甚新鲜。引用一则评论,“能够邀请百位著名作家亲自动笔,去抄反文学、反艺术、反思想的领导讲话,这本身就极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这些作家居然都欣然接受了,尽管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讲话的政治历史意义。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如此堕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反过来说明,7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集体的恶,没有人是无辜的。”除了诺奖云云失实,其他基本靠谱。

为邪恶伴舞,是多年来所谓“文学艺术家”的本分。即使环境相对宽松有些年头了,故态复萌的惯性发作,也是情理之中吧。跪趴的姿态久了,要习惯站立也不容易。如果仅此而已,此事只值微博上敲那么三五行字的事情。

真正可观的,是“文学艺术家”们的华丽圆场。叶兆言先生算一个路数,归纳起来就一句话“不当回事”。他不无轻松地表白“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叶先生大概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不知道“红歌潮”从西南烧遍全国的盛况空前,不知道满屏的谍战片群魔乱舞,遂可潇洒地“不当回事”。即便如此,抄写这样一份“自小没什么好感”、又“觉得好笑”的东西,拿去面对大众公开出版,他又是拿什么“不当回事”呢?“深深懊悔”、“狠狠刺痛”,掩不住是拿自己“不当回事”,拿读者大众“不当回事”,自吃苍蝇,且心安理得地给别人吃。

一个作家,也许当不了荷矛的战士,也承受不起社会良心的重任,至少应该做到真诚表达。在烂泥地里打滚之后,还要挤出一点肉麻的笑容,以示自我作践得轻松坦然,真该改行去当戏子的。而且,是那样一种戏子——卖艺、卖身、卖笑,并向恩客赠送一份不太新鲜的灵魂。叶先生可以考虑一下,那比当作家更有前途,而且收益更多些。

与叶先生的潇洒应付不同,著名学者周国平仿佛很郑重,专发了一篇博文,题为“纪念《讲话》时我纪念什么?”照例,谈自己的早年经历,面对“讲话”是如何沉重、如何矛盾。又把2004年的“立此存照”翻出来,以示早已反思: “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绕场一周、时光穿越后华丽转身,“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先生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采取叶兆言那种故作潇洒的回避态度。他试图证明同样是手抄讲话的行为,他和贺敬之们适用不同的道义责任评判标准。他承担“糊涂”的无心之过,却不忘表白高尚纯良的动机。乃至他完美的智性也在先知先觉的“当年就有”的反思中充分体现,这种智力与道德的双重优越感赋予他解释自身行为的全权——“以我为准”。

然而,无论是叶先生的故作潇洒,还是周先生的以我为准,大概都是无效的。公共领域的道德标准以行为后果为准。贺敬之的抄,与叶兆言的抄、周国平的抄,都是一样的。而越是标榜动机无瑕、明白事理,越是显出人格分裂的巨大落差。这一点上,叶、周二先生,甚至比贺敬之之流更不如。

贺这样做了一辈子吹鼓手,“好官我自为之”一路走来,到了风烛残年、行尸走肉的人生末路,大可“彪悍的人生不用解释”——因为本无道理可讲。他注定将与他的时代一起,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叶、周两位先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正在从贺敬之、郭沫若之类的驯服工具,进化为现代犬儒。

与老一辈驯服工具不同,现代犬儒并不依靠饲主的赏识为生,似乎也不以饲主的赏识为荣。他们不会以宏大理想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自我麻痹,那是老一辈驯服工具的低级趣味——恰恰相反,他们秀自己的清醒、秀自己的反思,以此建立声誉、树立形象。可是,反思、清醒、智慧和行为无关。仅仅一千块钱或者所谓“人情”,就轻易做出人格分裂的行为。而且,事后他们又会从清醒、智性、反思等等“好词儿”中找到轻松解脱的理由,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如果说驯服工具是出于服从的义务践踏和歪曲价值观,那么现代犬儒则是堂而皇之地把价值观与行为隔离,以正常的道德感坦然作恶。这是多么可怕啊!

事关自由意志。驯服工具是以自愿为奴否定自由意志,现代犬儒则是取消了自由意志的日常意义。自由意志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行为,并承担后果。而现代犬儒有清醒的价值观,也有明确的行为,却是分离的两截。“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不在乎”、“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得那样做”,价值观被内卷为纯粹精神活动、智力游戏,无关公共领域活动。这样空洞化的自由意志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谈资与消遣,名士作派的装饰品。

对作家而言,自由意志的丧失意味着创作生命的结束。老一辈作家如老舍、曹禺被极权规训、裹挟后,再也没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今天荒疏、萎缩的中国文坛难道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今天已然从无权沉默的高压时代走出,现代犬儒照样为邪恶伴舞——甚至多了一份智性的、潇洒的坦然。只能感慨,自我阉割的刀子,比旁人的屠刀更锋利些。

或者,真到了鲁迅所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时候了……如果犬儒的毒素遍布这个社会,将是什么光景?在清醒中麻木、在反思中顺服、在厌恶中配合——所有美好都被活埋于概念、辞藻的华丽坟冢,活死人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关不羽,一五一十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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