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6日星期五

张鸣:多情总被无情恼——评萧功秦审视重庆模式

萧功秦是我尊敬的学者,虽然他的观点我经常不大赞同,但是却很少生出要与之争论的意思。但是,读了刊载于共识网上的萧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点什么。

  我注意到,萧功秦先生在发言中,对重庆模式,或者说重庆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态度的。而这种肯定,则是基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萧功秦先生稍有非议的唱红,在萧功秦看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因为在现实中的红,已经淡化,变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过度解读,加上舆论的压力,在压力下重庆方面寻求来自左派学者的声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换言之,重庆模式今天的面目,不过是一场误读,不仅自由派误读了,左派也一厢情愿地误读了。

  萧功秦先生比我年长,对于1949年以来中共的这种运动政治理应比我更清楚。当年建政之初,镇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打黑。尽管在今天看来,运动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但却是打着打黑名义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也的确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恶霸,肃清了会道门的骨干。顺便也借抗美援朝战争的东风,整肃了基督教,切断了中国教会跟西方的联系,把基督教纳入了“三自”或者爱国运动的轨道。这场运动中发生大量逮捕和杀戮,甚至按指标杀人,在当时,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抗议。自然,由于这样的运动,对于整顿政权转换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具有好处,所以,民众对此无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肃基督教,对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种好事。事实上,对于多数民众而言,从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轨道的运动式社会整治,各种严打,民众都支持,除非谁家里有冤枉被杀的人,哪家人家才会不满,但一般也不会构成对整个运动的否定。有谁会看清楚,这样的运动整人,最终会越整越多,波及千家万户呢?

  至于民生工程,当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说成一场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虽然运动以暴力为特色,但毕竟平分了土地,让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尝到了均贫富的甜头。对于这样的民生工程,没有被冲击的多数农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些农民当时也想不到,随后到来的合作化运动,马上就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剥夺了,甚至还要付出利息。

  无疑,当年这样打黑和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轨道,对于人权完全无视状态下的产物。镇反运动,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宽大无边”,结果就是滥杀成风,死刑决定权一度下放到县以下。黄克诚当时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时候,底下居然杀上了瘾,收都收不了。作为后发国家,土改当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仅无视地主的财产权,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权,在运动被杀者比比皆是。这样以暴力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却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回头看重庆。我想,萧功秦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种种关于重庆打黑过程中的那些蔑视法律的现象,那些有组织的刑讯逼供的指控,这些来自律师界和法学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来风的话,怎么解释李庄案,怎么解释重庆方面用如此牵强的证据,把一个正在为打黑案从事刑辨的律师判了刑,又几乎是罗织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实在无奈和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才撤回起诉。这些事情,都是经过公开报道的,我想,如此关注重庆的萧功秦先生,不会不知道。

  我也承认,重庆打黑,的确打击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使得社会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打黑作为争取民心的另外一种工程,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强调多年依法治国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轨道内进行,而不是在运动中扫过。建国以来,运动办案办得冤案错案实在太多了,其中比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重庆打黑打出来的许多黑社会头子,同时也是大企业家,他们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会头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们做的?据律师界的朋友们讲,都是大有疑问的。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刑讯到了何种程度?整个过程的司法程序有没有问题,显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些大企业家被当成黑社会头子打掉,家产被没收,用来资助那些小企业,小作坊。这样的杀富济贫,民众当然欢迎。

  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绝对是好事。如果这样的事情,背后是对法制和人权的践踏,而且是有组织的践踏,即使不伴随着政治运动,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跟打黑相对应的唱红,点明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意识形态超浓的政治运动。有高压,有动员,有组织强制,具有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有的特征。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出面组织什么“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本身就滑稽透顶。

  再说,重庆模式走到今天,也绝非像萧功秦先生说的那样,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舆论的误会,转而趋向跟文革左派抱团取暖。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重庆方面跟左派学者甚至张宏良这样不是学者的极左人物的结合,并没什么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性地寻求这些人支持,为了赢得这个支持,还付出了很多,给钱给房子。乌有之乡存在这么多年了,其极左甚至反现存体制的倾向,尽人皆知,作为省级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依旧公开对之表示欢迎。重庆成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红色首都,是重庆方面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什么逼他们这么做。换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或者选择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点“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态。可是,重庆方面连这样的姿态都没有。

  基于萧功秦先生一贯的新权威主义立场,对铁腕人物有偏爱我可以理解。对于你把重庆模式纳入你新权威主义的解释路径,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权威主义最终是要通往民主宪政的,你凭什么认为重庆现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从哪个证据看出的这种迹象?重庆领导人向你做了保证了吗?不管重庆现在的做法,领导者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但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告诉人们这就是一条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轨道,罔顾人权的铁腕治理,就是这样一条路。从时间上看,土改和镇反离文革还远,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备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步步走过来,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泽东自己的那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时期,再把人赶到海岛上不大现实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漫说萧功秦先生这样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样会被吞噬。

  在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在1949年之后,为何知识分子会如此轻易地认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规模的人权被侵犯的情况下,连一点点抗议都没有。原本作为社会预警的人,却先后变成歌颂者。不幸的是,现今这样的事情再次重复发生,连萧功秦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轻易地被所谓的民生工程和民众反应所迷惑,开始为重庆模式唱赞歌。一厢情愿地把重庆的铁腕,视为民主转型前权威主义的象征。即使后发国家的转型真的非经过萧功秦先生所钟爱的新权威阶段,重庆的现实,也是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铁腕,也有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一模一样,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错会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萧功秦先生自己。

作者:张鸣,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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