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再终结了？弗朗西斯.福山对现代民主的再思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就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当时正值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东西阵营的长期对抗以民主阵营的最终胜出为终结，而福山早在1980年代当戈巴乔夫提出改革和开放（Perestroika，Glasnost）时，就首先提出世界真的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了，福山的这个论定在学界引起一片振动，当时他是国务院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专攻苏联外交政策，但是福山比一般的苏联研究专家有特殊的优势，福山师承Allan Bloom,Allan Bloom师承斯特劳斯，这一条线下来的学者有深厚的古典政治哲学功底，当戈巴乔夫一提出Perestroika和Glasnost时，福山马上就能与黑格尔和亚.科耶夫（Alexander Kojeve）的历史终结理论对上号，等于是说连苏东阵营也逃脱不了民主的宿命，世界政治体制的归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于是历史辩证地走到了终点，然后当东欧剧变在1989年之后真的到来之时，福山就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崇高地位，其时福山还不到四十岁。

这里要说明一下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这个概念，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历史的轨迹是自由的不断扩大化，当自由到了最大化时历史就来到了尽头，这不是说人类的历史就不再发生了，而是说人类历史上保障和扩大自由化的政治体制演变走到了尽头，终点是民主体制，因为民主体制之前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做不到主权在民作为自由最大化的保障，民主体制出现后，之前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在合法性（legitimacy）上说不过去了，黑格尔在1806年耶纳战役之后宣称历史终结了，因为他看到了历史正骑在马背上从他的窗户下走过，黑格尔所指的是拿破仑，其时拿破仑在耶纳战役里大败普鲁士的封建力量，欧洲封建体制即将被拿破仑狂风扫落叶，法国政治哲学家亚.科耶夫（AlexanderKojeve）于1968年，在他临终前被问到历史是否真的终结了，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说1806年后的世界发展，包括中国1949年的社会革命不外乎是历史终结的地方性调整而已，科耶夫是专门研究黑格尔的权威。

那么历史真的是终结了吗？福山在2011年出了一本新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猿人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本书是上下两册的第一册，下册会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的现代政治秩序观，这本上册首先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书的章节目录里从头到尾没有提过民主二字，这出自一位以宣称民主制度终结了历史演变而成名的政治学家之手，的确令人暗暗纳闷。

福山这样解释写这本书的缘起，福山在当博士生时，刚好亨廷顿回到了哈佛执教，二人因而结识，从此亨廷顿成为了福山的良师益友，后来亨廷顿请福山为他的“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写前言，福山写完前言之后，觉得亨廷顿的书没能解答政治秩序起源的历史源头，没有这样的历史观就很难了解为何不同的社会各自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福山的研究发现现代民主的出现有巨大的偶然性，很难想象非西欧国家，即使给予充分的时间也不会自然地发展出类似的现代民主体制，这不是说每一个想要民主的国家非得要重复西欧民主化的历史过程，而是说在建构现代民主体制之时，必须先搞清楚该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和秩序传统，这一些都是无可逃避的起点和基础。

从时间点上来说亨廷顿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从70年代算起到了90年代末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福山指出从9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全球民主化浪潮出现了退潮的现象，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表现不如理想，甚至倒退为威权政体，福山的这些论述是表示福山对民主有了新的看法吗？因而认为历史又不终结了吗？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开章明义的说，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要素，曰：国家，法治，责任政府（the state,the rule of Law, accountable government），在这个总结性的三要素里，福山不明确的提出民主二字到底有什麽样的考量，读者们可以猜想三要素里的第三项：责任政府的含义就是民主，这个猜想没有错，可福山要到书的结尾，四百六十多页后才把民主和责任政府连接起来，福山的这个安排令人有要一探究竟，追问到底的兴致。

进入全书后，发现福山的确是名不虚传，他在追寻人类政治秩序的缘起过程中，竟然同时推翻了西方政治学里的两座大山，首先他推翻了全套的社会契约论人在自然状况下的立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人在自然状况下的立论基础虽然各自不同，但是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是反映了西方在十六世纪以降对个体独立性的不断强调，福山引用现代猿类学，进化生物学，人口基因学，社会人类学等最新发现，说明人在自然状况下不是单打独斗的每个个人面对任何其他人的全面战争，真正的情况是即使是猿类社会里也有群体性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秩序，人类史前的自然状况是不断的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残杀和征战，小的群体终会被更大的群体所消灭，因而有了更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政治组织的大小，从最小的一群狩猎采集者，到氏族，到城邦，到国家，到整体的文明，成为一个组织不断扩大化的趋势，不如此就一定会被更大的政治组织残杀和俘获。这其中，超然性和统一性的宗教对群体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化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取代了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的组织功能，让人对宗教有了新的体会。这不是说社会契约论的结论是错的，虽然所有的社会契约论的起点都是错的，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政治理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往往是臆想的，这是因为没有现代科学研究的支撑所致，福山建议我们可以如此看待社会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毋宁是一套检视政府责任的学说，其理论基础的自然状况是否真实勿论。

福山推倒的第二座大山，是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以马克思，韦伯，émileDurkheim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观，这里面包含了历史进步观，和政治作为上层结构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之上等等观念，这一点福山的观点与亨廷顿的观点非常接近，即历史是会倒退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也是会倒退的，政治制度虽然受到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巨大影响，但是政治制度的建设是独立于经济建设和考量的，经济的巨大发展甚至会导致政治腐化，倒退和解体的可能性，政治组织的建设更多的是与生死存亡有关的必须性的考量。这里面的关键是在于必须重新审视国家健全性的建设是首要的，没有这样的健全性，现代化，民主化就没有了推动的主体，福山的这个说法可以看成是亨廷顿的政治建设要先行于社会现代化和先行于社会动员理论的延续。

福山追索政治秩序建立的历史时，审视了中东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这部份的论述占了全书很大的分量，结果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处处有惊人的领悟，比如阿拉伯民族在一个统一性和超然性的宗教，即回教出现之前，是一盘散沙的，是不可能团结起来的，有了回教之后，就能团结起来，还能吸纳周边其他民族，进而攻城掠地，成为世界一大文明，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生计的结合使得印度社会底层的自组织能力特别顽强，印度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包括英国的统治，能够深入社会底层，能够更改这样顽强的结构，因而印度的经验是不太可能有强大的大一统政权的可能性的，今后大概也会如此。

在中国文明这一块上，福山自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直讲到宋明，这里福山惊人的说，中国是世界文明里第一个发明现代政府形式的文明，他说中国秦汉的政治体制大幅度的符合了韦伯对现代政府的定义，甚至更早，即战国末期的楚和齐都有了现代政府形式的尝试，中国这个现代政府形式的发明是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不断的征战淬炼出来的后果，中原大地上个别政体从上千个到最后剩下七国，然后统一于秦一国，这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不断战争的结果有类似的发展轨迹，中华文明由于春秋战国的深刻教训，因而有了从此追求大一统的惯性。

这里说的现代政府的功能，涵盖了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刑责，税收，劳役能够下达家家户户的政治功能，西方到了能够超越封建制度的低政府功能，开始走向这样的现代政府功能，要到17世纪之后了，中国和西方在政府现代化功能的发展上，按照福山的说法，相差了两千多年，但是中华文明在这样的政治早熟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过早的政治统一功能，反过来握杀了法治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中坚力量的健康发展，而欧洲却在17世纪之前，也就是说在封建体制的漫漫长夜之下，先确立了超然的法治体系，和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超然的法治体系的后盾，是独立的教会体系和一个超然的和统一性的宗教，这些都不是政治体系能够撼动的，西方迟来的发展因缘巧合地有了现代政体的三个要素：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前面说过了，非西方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的历史巧遇，但是既然这三个要素已经实践地存在了，非西方国家无需重步西方的历史轨迹·，按着这三个要素的要求逐步建设起来就可，可是福山的历史研究说明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先天条件，这些先天条件不应该是前进的障碍，只能看之为启动的起点，虽然不能回避，但是不明起点，是肯定要走冤枉路的，比如印度就先天的有了超然性的宗教和超然性的法，政治不能逾越，印度也继承了英国遗留下来的民主体制，起码形式上有了对下负责的政治机制，三要素有了其二，印度的困难在于对下负责的政治机制能否有效执行，社会底层顽强的自组织能否改革和现代化，印度缺失三要素里的第一块：即有效的国家功能，这样看印度向前改革方向也就明确了。

反过来看中国在三要素里只有有效的国家功能这一块，中国的政治两千年来，没有独立超然的法治体系，其背后也没有超然的宗教体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约束皇权和国家的机制，中国更没有对下负责的政府机制，虽然中国的政治高层从来不缺少为民请命的意愿，中国所持有的这一块，变成了中国向前走的唯一基础，不然中国就一无所有了，就像许多的新兴国家一样，既没有有效的国家功能，也没有独立的法治，向下负责的政府机制更无从谈起，徒有虚空的民主形式，这样看，中国向前走不完全是一片漆黑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强有力的国家功能按照福山的观察至今不衰，有了这个强有力的第一个要素，要比一个要素都没有要好，独立的法治系统可以认真的向西方学习，拿来主义就好，这个可能是最容易的一步，也是应该先行的第一步，至于向下负责的政府机制，我看时候也快到了，道理是简单自明的，因为中国今天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团体，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复杂化和不断的冲撞，这样下去，再不让农村代表自己，工人代表自己，各种利益团体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只能疲于应命，只能让矛盾不断的累积到极为危险的地步，甚至可能失控，这样不符合现代化管理的原理，只有让每个个人，每个团体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后，矛盾才能有效的消除，中央政府须要做的是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即西方说的a level playing field，让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让全国走上法治的秩序，让激烈的矛盾降温。

福山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結論裡，有一條特別令人深思，即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從來都是從上到下的，不管有多少架床叠屋互相监视的體系，都是層層向上負責，最終的結果是上面對下面無可奈何，烏坎事件再一次說明中國人政治思維裡的死角。乌坎的发展因而有了巨大的意义，即中国能否建立对下负责的政府机制，端看农村能否有自组织的可能，共产党与其对民众自组织怕的要死，还不如勇于面对，这是无可避免的下一步，不如此，不断的风雨飘摇和巨大的危险就难以避免和应付。

最后要探讨一下为什麽福山对三个要素的提法，不明确的说第三个要素即向下负责的政府机制就是民主的要求呢，福山在书的最后面终于把第三个要素点明为民主的诉求，福山为什麽这么晚才说呢？以下是我根据福山书里的一些细节做出的猜想，福山在书里多次提及南韩和台湾的成功发展成为民主国家，是在威权底下开始的，这符合亨廷顿的说法，即先要有能推动前进的精英力量，不管是威权也好，一党制也好，没有会开车的人，没有一部完整的政治车辆，就难以开向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建设的公路上去。这里福山可能表现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即他不能完全排除威权政体也有可能做到对下负责的可能，但是这样形式的对下负责是没有长久性的保障的，只有当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后，才能有必然的向下负责的政府机制，福山可能还要观望中国的威权政治向下负责的最后结果，才会最后定夺第三个要素应如何表述也是可能的。

大家或许最后想要问福山的是：历史到底还终结不？福山对民主理论是否有了新的修正，根据我的阅读和理解，福山还是持民主在理念上没有错的看法，所以在理念这个层面，应该说历史的辩证是走到了政治理念的尽头，历史还是终结了，虽然民主在理念上没有错，那么只能说福山和亨廷顿都对民主有了修正的看法，即强调民主的实现要依靠强有力和卓有成效的国家力量，民主的兑现要看民主实践的细节，即西人说的the devilis in the details, 福山从他师承的背景来看，属于美国保守派学者是肯定的，但是他在伊拉克战争后明确的脱离了保守派阵营，2008年他投了欧巴马一票，福山今天对美国民主的实践，提出了必须有所改革的诉求，因为一些全国性的巨大矛盾不能解决的话，就意味着美国正在失去第三要素，第一要素的有效性也就同时成了疑问。

福山这本书里还有许多精警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买一本来看看。

作者：杜智富，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