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黃文廣在父親墳前點燃了自己的書以表祭奠。他說，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美國讀者更瞭解中國——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害怕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演繹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寫書的原因之一：紀念父親
1988年父親去世時，黃文廣剛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研究所。開學前，父親已臥病在床，黃文廣原想留在家中，但父親要黃文廣去求學。“你的前途更重要，”黃志有說。
高學歷沒教會黃文廣在喪禮上怎樣緬懷父親。那天，葬禮來了200多人，父親公司的領導講完話後，輪到身為長子的黃文廣講話，但他讓台下幾百雙眼睛失望了，曾幫同學寫過檢討書、替他人執筆演講稿的黃文廣，那一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一方面因為過度悲痛，一方面也覺得沒什麼可說的，從小的教育就沒教導我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我當時竟想不出一句想講的話，只好行三個禮就下去。”
黃 文廣對《新史記》說，家屬發表講話是葬禮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家都很吃驚，家人更覺得相當丟人。多年後母親與兄弟姊妹都不肯原諒黃文廣，“後來母親經常 說，她參加某人的葬禮，誰根本沒上過大學，但說起話來都把人講得哭了。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有種內疚，覺得虧欠我父親，在近幾年的尋根過程中，我越來越能體會 到父親對祖母的孝道，還有對我年輕時的教誨。”
黃文廣將葬禮時沒說出口的話，寫進了書裡，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寫《紅小兵：家庭回憶 錄》一書，除了為父親正名外，也是對父親的報答。“寫書是一個很好的心理追尋過程，在整理記憶、修改書稿時，能把我跟父親、父親跟母親、母親跟祖母之間的 關係慢慢理順。過去我不能理解父親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安排祖母的喪事，現在可以理解了。”
黃文廣1982年進入復旦大學後，1984年前 往倫敦學習，在還沒有太多留學生的時代裡，黃文廣的海外經歷對家人來說是件非常令人驕傲的事。1986年，黃文廣自復旦英語系畢業，本有機會成為一名重要 領導人的外國事務助理，但在父親堅持下，他並未踏進政治圈，而是回到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英語和英國文學，同時兼差英語家教。隨後，黃文廣又回到復旦，修讀新 聞研究所課程。
1988年，黃文廣在上海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訪問學者克勞利（Robert Crowley），1989年底，黃文廣在克勞利的協助下，取得美國伊利諾州桑格蒙州立大學（Sangamon State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現為伊利諾大學春田分校）研究所的入學許可，1990年2月，黃文廣前往美國。
到美國後的黃文廣得以完全用自 己想要的方式過生活。頭五年，一心想進入主流社會，與中國文化幾乎完全隔絕，他避開了最愛的豆腐和麵條，學著喜愛意大利麺；他模仿國家公共廣播主播的聲 調，好擺脫中國人說英語的口音，黃文廣也儘量不到中國城、儘量不與其中國移民在一起，甚至他的夢境都變成英語情境。取得公共事務新聞學碩士後，黃文廣在伊 利諾州議會擔任記者，之後轉任企業公關，接著進入《紐約時報》……
1995年黃文廣被《紐約時報》派駐回中國時，中文已講得很吃力了。“我像所有新移民一樣，當時就想成為一個美國人。我還被朋友笑話，說英文講得比中文好。”黃文廣對《新史記》回憶。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小時候不覺得祖母棺材和故事對自己的影響如此之深，當自己年歲越來越大，才越漸發現過去這段經歷在人生中所佔的份量。
隨 著黃文廣年齡的增長，他發覺過去的經歷就像自己的中文口音一樣難以拋棄，一位俄國教授對黃文廣說，他年輕時幾乎已擺脫俄文口音，但當他年歲漸增，口音又漸 漸回來了。對黃文廣來說，記憶的回放比口音的恢復更明顯，小時候的回憶經常一幕幕在黃文廣的腦中播放，清晰到他必須停下手邊的工作，讓回憶盡情湧現。
與許多華人接觸後，黃文廣發覺中國的印記在自己身上越發彰顯，他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一輩子的。黃文廣對《新史記》說，他開始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移民——“不應該是一下子就忘掉自己的文化、拋棄自己的根。”
現在的黃文廣，既對美國文化相當瞭解，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中國文化的根基，他在各大主流媒體都能非常愉快地講述華人的歷史。他體會，當他自豪於擁有中國文化的同時，思想也很美國化，因此他比一般美國人有豐富的精神生活。
從 五、六年前開始，黃文廣上班時接觸的是美國的文化與政治事務，下了班後，黃文廣對中國的食品、文化、政治越來越感興趣，同時也逐漸關心起自己的家庭。帶著 尋根的想法，黃文廣開始創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並藉創作重新審視家庭成員的關係以及中國根源和家人對自己的價值和影響。
2008 年，黃文廣所在的公司關門，他失業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有9個月空檔，他就利用這段時間醞釀寫書，專門回了西安兩趟。黃文廣認為，西安之旅是尋根的一個過 程，他也回到祖母的祖籍地河南，瞭解過去大家族的歷史，找到過去的親戚，例如小時候被人販子騙走、後來嫁給煤礦工人的姨媽。
從姨媽的經歷裡，黃文廣領悟了祖母堅持和祖父葬在一起的原因。共產黨執政後，被誘拐的婦女都可回到自己的家庭，黃文廣的姨媽確實回到家了，但卻發覺那裡已經不是自己的家，她決定返回礦工家——那個有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家。
姨媽告訴黃文廣，自己所遭遇的最大悲劇不是被誘拐和虐待，而是失去母親，“就像我的母親，你的祖母不希望再獨自一人了。”姨媽說。
在尋根之旅時，黃文廣也獲知了一些從前一無所知的故事，像父親11歲時曾與一名16歲姑娘成婚，黃文廣的父親從未對他提過這件事。（《新史記》第7期）
1 条评论:
聽大陸內地友人說黃文廣早在復旦大學求學期間就已經是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要知道﹐中共在大學本科生中發展黨員是相當罕見的﹐要成為一名大學生黨員﹐其思想覺悟需要多高(香港那位陳小姐在大陸僅僅是個共青團員就在香港政壇釀成軒然大波)。所以想請黃文廣談談他在復旦(包括在英國利茲--不是他說的倫敦--一年交換生)期間是如何處理黨員和學生這兩個不同身份的(比如黨員在大學生中扮演的角色和肩負的使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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