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辉：温家宝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

在一个宪法成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国家，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军费的国家，在一个官员随时准备移民、潜逃、自杀，甚至闯美国领事馆的国家，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秘密拘捕批评者的国家，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道统）、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可以说，温家宝的政改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改，是一种有桥不走而专走水路、邪路、弯路和死路的政改，能进行到哪里显然不言自明。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与记者见面时“敢言”于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政改），国内外反响强烈，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他态度真诚，是体制内的改革派；有人认为他在继续演戏、作秀、怀柔，为极权统治赢得苟延残喘的时间。

在我没有读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之前，就认为温家宝是一名好演员，因为他在国外大谈政改，谈到“至死方休”的地步，甚至朗诵普希金的《自由颂》，可是回到国内后只踩油门不挂档，还把“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等台词挂在嘴上。当“两会”开幕时，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一处谈到政改，有学者断言“体制内已经没有改革派”，有网民说“影帝露出真面目”。当“两会”闭幕时，温家宝向中外记者表示了极大的委屈：“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

温家宝不仅说出了他的委屈，也说出了“只踩油门不挂档”的真正原因：原因之一：人民还没有觉醒，他敢于讲真话，但得不到最广泛的配合与支持。温家宝在回答政改问题时说：“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温家宝一直很孤独，他在国内外每次敢言和“放炮”后，国内媒体不报道或把政改的内容删掉，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配合。他的改革强音“出口转内销”后，得不到绝大多数网民的“围观”，年轻网民大多不关心政改，也懒得到广场“散步”，他们只关心钓鱼岛，只为中国在联合国就表决制裁独裁政权投反对票而鼓掌，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表现在力挺卡扎菲和巴沙尔。人民是改革的主力军，人民没有觉醒，就等于“温水煮青蛙”，谁也救不了他们，即使是“世界警察”也无能为力。当年美国一直站在“老朋友”穆巴拉克一边，因为绝大多数埃及人民是拥护极权统治的。当绝大多数埃及人民觉醒再也不想做“奴民”时，美国非常“势利眼”，立即抛弃“老朋友”而站在埃及人民一边。我对温家宝“敢言”的解读是——希望在民间。

原因之二：文革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其遗毒成为推进政改的思想障碍。温家宝告诉记者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是针对当前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开历史倒车现象说这番话的，其中的重庆“唱红打黑”现象比较典型。

“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红歌”的最大功能是洗脑，与古老的“诺斯替教”的功能是一样的，让教徒处在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当“红歌”唱得最响亮之时，也是这个国家反智反文明达到整个人类历史颠峰之时。希特勒时代，纳粹极度重视宣传，反对理性，崇尚激情，这种激情外化为对政党、种族和元首的歌颂。希特勒通过集会、游行、集体歌唱等方式，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荣耀，产生一种“纵做鬼也幸福”的集体幻想。再说打黑，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横扫“黑手党”，其中有真正的“黑手党”，也有墨索里尼的反对派。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歌颂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个人认为温家宝对政改问题的敢言是真诚的，但他追求的政改绝对不是指解决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政改。一些国内外评论家说温家宝呼吁政改但回避具体详情，其实温家宝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在这次答记者问时明确他自己所追求的政改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什么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不是温家宝的发明和创新，而是邓小平画的另“一个圈”。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提出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使党“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

邓小平离世后，他的政改停滞不前，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只顾拼GDP了，他的隔代指袭人胡锦涛接班后坚持“不折腾”，什么也没干，只顾“维稳”了。现在，温家宝要回到30多年前邓小平画的这个原点上，尽管这是对旧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式的政改，但仍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政改无望，是因为权贵集团已经坐大，就连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人大议案都得不到落实，惶论通过政改去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权益？退一步讲，即使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所谓政改，也克服不了一党独大的弊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进行过探索，也实行过党政分开，但执政党做不到“集中精力管党”，在“管路线、方针、政策”时继续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继续是变相的权力高度集中，继续是权力滥用，继续是剥夺公民权利，一直到这个制度无法继续存在为止。戈尔巴乔夫把不属于党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但他又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使党政分开成为形式主义。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势力的推动下，他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体制，但为时已晚，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导致苏联解体。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脱胎换骨的结构和成分——民主与法制。在民主与法制的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加坡的一党专政也很成功，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主义。

在一个宪法成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国家，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军费的国家，在一个官员随时准备移民、潜逃、自杀，甚至闯美国领事馆的国家，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秘密拘捕批评者的国家，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道统）、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可以说，温家宝的政改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改，是一种有桥不走而专走水路、邪路、弯路和死路的政改，能进行到哪里显然不言自明。

黄秀辉，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