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請王海光教授發言。
王海光：林彪事件發生，我聽到消息比較晚，已經到了十月份。我記得一個場景：一些同學知道消息以後，跑到我們家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告訴我，我一聽，說怎麼能有這麼一個事情，這不是天方夜譚嘛，你們不是反革命嗎？居然誣衊林彪？
這件事情以後，在我的觀點方面，對共產黨的認識、對毛澤東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發生很大的變化，就想探討這到底為什麼？
實際上那個時候想搞明白，到現在看起來還是沒搞明白——好像是越來越搞不明白似的。
從林彪的三本罪狀到兩案審判——兩案審判把林彪的罪狀已經取消了很多了，但是現在看，特別最近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出了以後看，情況又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說，當時搞兩案審判，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需要，你“文化大革命”總得有人來承擔責任，這個責任光讓毛一個人擔又覺得是承擔不了，那就得要有多人；光江青一夥人擔也擔不了。
剛 才楊教授從共產主義世界的大歷史觀敘述了看法；友漁先生從他親身經歷也講了這是一個大的變化，我們正史，也說了林彪事件實際上從理論和實際上表明了“文化 大革命”的破產，都說明以“九一三”事件這個歷史的結點為標誌，中國的歷史走向發生巨大的變化，一種激進主義在退市，一種務實精神在上漲。“文化大革命” 這時已經走了下坡路，至於怎樣畫一個句號，最後是落實到了華國鋒先生，但是他的結束已經是一個命定的事情。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聽了大家上午的發言，挺有啟示，有一些問題好像很富有說服力，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認識。但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我們更加覺得還可以琢磨。
比如說，我們看到林彪在背地裏，在私下裏講的話很清楚，對毛認識很明白，那為什麼他在公開場合又去大樹特樹呢？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責任怎麼看？你看到這個民族逐步大亂、逐步走向災難、你在上面不採取一些措施，這是不是對國家不負責任？
還 有一些情況我也是挺疑問的。你看《五七一工程紀要》，實際上起了一個解放思想的作用，像王飛看了以後，說看起來是于新野的口吻，那麼就是說，在中央，在小 範圍中間已經有了這樣一種思想。我們在下層、基層的生活，就沒有這種氛圍，我們就更有興趣想知道，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思想資源是怎麼來的？
就 是諸如此類的一些事情，我覺得我們作為研究的人，希望當事人能夠大量提供、能夠準確提供當時你們的歷史信息，你們知道的歷史信息，現在提供出來在我們解讀 歷史時我們就有根據，起碼有一個參考——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當事人說得都是對的，但是起碼是有一個參考、一個說法，我們再用別的材料的進行驗證，它對於復 原一個歷史圖象就比較容易。（《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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