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過去3年來，因為抗議中國嚴苛統治，已有近100名藏人自殺，他們選擇極端的自焚表達訴求。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自焚者大多是僧侶或尼姑，然而現在有更多的普通人、婦女甚至有家庭的成人也加入行列。僧侶和尼姑一般擁有強烈的信仰支持，相信自焚不是死亡而是一種神聖解脫，但對平凡人而言，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要有多大勇氣、或對人世有多大絕望才會點燃結束生命的一把火。藏人越來越不安、越來越不快樂，領導人在全力反腐，大步改革之餘，是否曾注意到西藏問題正在惡化？
藏人與中國之間心結難解
如果這些自焚者地下有知，那中國政府的表現只會讓他們愈加失望。外交政策行動計畫（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民主與人權專案主任艾倫．伯克女士（Ellen Bork）發表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指出，從自焚風潮席捲以來，北京的政策變得更為緊縮，繼續詆毀達賴喇嘛和西藏的宗教與語言，增加早已嚴厲的安全措施，並對自焚者的親屬施加刑事處罰。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藏人正因中國的高壓統治和對其精神領袖與文化的不尊重而自焚，可是當局非但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短期來看，彼此間的心結難以解開。
中共執政的第一任務是維繫政權，第二任務是保持領土完整性，因此北京對東海和南海爭端異常強硬，也強力打擊分離主義，無論疆獨、藏獨、港獨或台獨聲音均是禁忌。儘管這些地區絕大部分是通過征服而來，2005年胡錦濤政府頒布《反分裂國家法》，正是以法律手段遏制台獨勢力。伯克說，西藏在歷史上一度有獨立契機，美國、英國和印度都承認西藏是法理事實（de facto）獨立，美國甚至準備提報聯合國，但遺憾的是，1950年解放軍入侵西藏時，他們選擇袖手旁觀。
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於2000年出版的《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一書指出，一份美國草擬欲交付英國的外交備忘錄寫道：“西藏人民同世界其他地區公民，具備與生俱來的權利決定其政治前途……根據此標準，可考慮承認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
西藏常在列強利益考量下被犧牲
不過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如此承諾從來沒有實現。英國正忙著從殖民地撤退，將西藏交給新獨立的印度，時任印度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幻想著與共產黨進行國際事務合作，相信自己能有效與北京處理西藏問題加上他反對殖民主義，厭惡西方國家並偏袒蘇聯和中國，於是解放軍進駐西藏時並未給予譴責。至於美國，韓戰爆發的緣故使它無暇顧及西藏。
這不是第一次西藏犧牲在列強的利益考量中，而成為國際孤兒。伯克提到，19世紀西方世界專注於打開中國通商大門，西藏便遭到忽略，而過去100年，為了提拔中國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和與蘇聯抗衡，英美等國對西藏問題的容忍再次成了外交籌碼。
但是，換個角度想，如果西方能以外交滲透間接默認西藏獨立的要求，而不是直接承認，會不會更好呢？伯克認為，如此一來，美國和其他國家將處在一個更好的位置，藉此抵抗信心高漲的中國。中國一向將西藏視為“核心利益”，並以外國不得干涉內政為由，拒絕外界改善人權的壓力，的確惡名昭彰，但與其硬碰硬引發不快，不如採取較為柔軟的手段。
民主國家應勇於會見達賴喇嘛
伯克建議，第一步很單純，但不容易。美國及其歐洲盟國、日本和印度應團結起來，扭轉對中國的讓步，換言之，像愛沙尼亞總統托馬斯‧伊爾韋斯（Toomas Ilves）勇於會見達賴喇嘛便是一例。宗教是一種軟性、鼓勵向上的力量，不該限制其領袖至各國訪問。事實上，為避免得罪中國，很多國家不管宗教因素與否均拒達賴於千里之外，這非民主國家應有的風範。
此外，西方世界也必須認真思索達賴之後的未來計畫。達賴去世後，預期北京將依據其宗教相關部門的“輪迴”指引，任命符合共產黨利益或聽話的假繼任者，這對藏傳佛教會是一大傷害，因此，各國應支持達賴的繼任計畫，即使這屬於政府職權範圍外之事，但考量到維護西藏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可否認將是一項重要使命。
最後，伯克說，美國、歐洲、印度和日本應攜手合作，與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建立經常性聯繫，不只有助拓展西藏於國際上的能見度，且通過如此支持，減輕藏人絕望感，使自焚事件逐漸消失，唯有西藏情勢不再緊張，雙方才可能務實地來談解決方案。
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桑蓋。
現在惡性循環的自焚情況只能說糟到不能再糟，但造成西藏問題的遠因，伯克將矛頭指向美國，認為美國對西藏太容易放棄，太容易因為更大的戰略利益而將它遺忘，奧巴馬政府應檢討過去的失敗政策，並如上所述，引入新思維與新方法，以改變西藏日益嚴峻的苦難。
這些做法不等同鼓吹西藏獨立，而達賴本人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放棄獨立，許多藏人也不把獨立列為優先目標，但不能遺忘整個世界是如何默許共產黨征服西藏，如同二戰期間英法等國容忍希特勒侵略行為，以致造成更大悲劇。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人民可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所以，伯克認為，美國應重新恢復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的對藏政策，讓藏人有權選擇自己家園的未來。
基督教在中國發展迅速。
中共維穩開始打壓基督教
中共害怕任何顛覆其政權的因素，甚至到了偏執地步，舉例來說，十八大期間北京的各項安全規定，諸如不能打兵乓球、鴿子不能飛，以及出租車後座窗戶不能打開等，均顯示縱使一黨專政已久，統治基礎卻越來越薄弱。東漢末年黃巾賊之亂導致國家之後的分裂，而1000多年後，中共也無不小心翼翼提防宗教的影響性，根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中國領導人曾秘密發出文件，指導各大學開除通過傳教，密謀反對共產黨的外國基督徒。
該現象顯示，儘管過去幾十年，中共對宗教的態度越來越寬容，上位者仍強烈懷疑西方世界會運用宗教來威脅黨的獨裁統治，對家庭教會戒慎恐懼，而一些宗教人士向《華盛頓郵報》表示，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後，新領導人勢必以鞏固權力為優先目標，質疑宗教的立場恐怕不會改變。
無論是每年耗資甚巨的維穩行動，抑或是對宗教的打壓，都是政府缺乏自信心的表現。事實上，宗教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且中國基督徒也未曾發動大規模的的公民抵抗運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還是被視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說明當局嚴重缺乏執政信心。中共某些程度上支持本土的道教和佛教，但對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基督教和法輪功等則懷抱相當敵意。
繼清除家庭教會後，現在中共把注意力轉移到校園裡的基督教，一些教會領袖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迫使高層不得不先採取預防措施。《華盛頓郵報》指出，依據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基督徒有2300萬人，低於總人口的2%，但美國獨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認為，過去10年基督教蓬勃發展，實際人數應高出許多，預計有5千萬至1億人。
另一方面，一位基於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華盛頓郵報》：“共產黨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主要依賴意識形態，所以他們害怕哪一天也會被意識形態擊敗。政府害怕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可能帶來的自由和平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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