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中國是否正邁向民主？又像資本主義又像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經常進行半真心的改革。過去幾年，政府頒發的法律皆立意良好，像是加強司法體系、增加小鎮农民對他們耕種地的權利、以及減少貪腐。但是，不管是烏坎事件所樹立的“烏坎模式”，或是中國領導人最近強調的改革，似乎都不真的對中國的一黨專政有所影響，相反地，它們很可能更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烏坎事件引起高度關注
《外交信使》(Diplomatic Courier)12月5日的文章表示，中國政府所進行的改革，皆顯示中國領導層希望對每年火山爆發式的抗議活動的問題上有所表示，特別是在鄉村地區的抗議。在這些改革下，民主的中國似乎就在不遠處。
但是，仔細觀察中國的情況後會發現，這些民主改革許多只是治標不治本。中央政策並沒有真正在地方階層實施，地方官員也缺乏制衡機制。在鄉村地區的官員有強烈的動機(如黨內升遷)在他們的管轄地區增高經濟成長，卻無視環境破壞、土地徵收下的不義補償、或是社區對加入決策過程的希望。
在一些得到高度關注的抗議事件中，中央官員通常會扮演包青天的角色，懲罰違法和貪腐的地方官員。這樣的策略使得中央得以安撫抗議群眾並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但是，這並無助於根除地方貪腐的動機。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廣東省的烏坎村。2011年9月，烏坎村的官員在沒有社區加入決策過程的情況下，將土地賣給香港開發商，賣地的款項雖然高，但是，民眾得到的補助卻非常低。憤怒的村民發起歷時多月的全村抗議、並獲得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抗議者要求重新分配被徵收的土地，也要求進行不法交易的地方官員受到應有的懲罰。
鄉鎮民主推動改革
抗議者希望對烏坎村的經濟決策有更多的影響力，也希望村代表關心村民而非商業利益。當這些抗議者要求已在位將近40年的地方官員負起責任的同時，也不斷強調他們對中央共產黨政府的支持。
1980年代末期，中國的鄉村地區開始實施地方性的民主選舉，但是，在烏坎以及許多其他鄉鎮，有權有勢的官員輕易地就能操縱體制，確保他們再度當選。烏坎村民多年來已經向更高層的地方政府反映了這個反民主的行為，但是，一直以來，他們的抱怨都得不到回應。
在中國鄉村地區的抗議，通常都會被以武力和威嚇壓制，但是，這次在烏坎，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平地介入，並與抗議者達成了協議。省政府批准並資助了新選舉，並承諾被徵收土地的重新分配。
以西方思想來看，烏坎村的地方改革代表了民主的種子已然播下。這種想法預設地方選舉的公正性和地方官員的權責性，可以是中國邁向民主的一小步﹔政府願意與抗議者協商，並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衝突，也被視為是中國更進一步改革的起始。許多人或許因此認為，鄉鎮的民主可以推動中央政府進行民主改革。
烏坎模式很可能在接下來的10年，成為政府的政治工具。
烏坎模式對中共有利
但是，烏坎事件值得更進一步的反思。烏坎模式很可能在接下來的10年，成為政府的政治工具，以和緩草根政治抗議活動，而非民主的種子。因為烏坎模式並沒有真正解決在一黨專政、毫無獨立性的司法制度下，要如何實行民主選舉的制度性問題。換言之，沒有任何預防未來領導人濫用權力的制度改革發生。在地方政府沒有進行任何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要如何對中央政府產生影響？
烏坎模式遠非中國將來可採行的民主模式，它其實是一個將來中國領導人可用來對付鄉村地區對地方官員貪腐和對土地搶奪的憤怒的綏靖政策。中國共產黨不但將以這個模式看似積極回應地方要求的領導者，也將增強中共的合法性。
在烏坎抗議者結束他們的抗議活動後，中央政府的宣傳部門將“烏坎”這個搜尋關鍵字在網絡上解禁。這表示，中國政府有意讓烏坎抗議事件的和平落幕作為一個正面的宣傳工具，並可見於中國各處。而正如中國政府希望的，烏坎抗議事件的和平落幕的確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的正面宣傳。
烏坎事件引起的政策改革有其影響力。中國政府公開地對此種手法表示贊同：一方面與抗議者協商，一方面以和平的手段回應他們的要求。這樣的政策改變將對許多政治抗議者有正面的影響，但是卻不能被視為是中國民主的種子。烏坎模式更像是增進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工具、中國政府在這個模式的進行下將不需要檢討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共產黨將專注於維持它的一黨專政、而非政治改革。究竟這個模式對中國結構體制上的問題的表面解決可以撐多久，或許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西方對此極具興趣
在有人對烏坎模式推進中國民主不抱希望的同時，也有西方媒體人表示，或許根本不用對中國是否更邁向民主一事過度爭執。這些爭執很可能毫無意義，因為也許中國並不會成為西方所希望的中國。
英國《衛報》的喬爾·羅傑斯(Joel Faulkner Rogers)表示，西方媒體對中國近來的政治發展有高度興趣，尤其是最近胡錦濤和老黨員交棒給新一代領導人，讓許多人期待中國可能變為一個更自由的地方。而這些對中國政治發展表示樂觀的報導，似乎非常喜愛用“前所未見的”、“無轉圜餘地的”、“與過去分離的”或是“（權力）放鬆的”等詞句來描繪。
傳統上這些樂觀的看法皆預設現代性的最終狀態只有一種，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皆走在無可避免的改變道路上，特別是當她持續地發展資本主義、變得更像西方國家的時候。有時這些“無可避免的改變”的論調強調內部的壓力，像是城市移民工的影響、市場的角色或是中產階級對政府透明度的要求﹔有時則是強調外部的壓力，像是認為在中國的經濟持續成長的情況下，它會愈來愈倚賴國際組織、並遵守國際規範。
或許中國領導人的確正在面對許多“前所未有”的試驗。他們面對的新挑戰加深了舊問題的嚴重性，像是收入和城鄉發展不均、城市民工問題、官員貪腐、環境與醫療衛生問題、由國家介入的經濟成長等。中國領導人最近也的確開始提及政治改革。但是，羅傑斯表示，東西方在語彙理解上的不同，許多外界的觀察家困惑於中國領導人的真正意向。
黨內民主是為了阻擋民主
羅傑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不意味著改變，它更像是中國共產黨抵擋改變或是任何對一黨專政挑戰的堡壘。即將卸任的溫家寶總理曾表示，中國必須採行更具競爭性的選舉以及民主過程(這番言論的激進程度甚至導致它被審查) ，但是，他也明確指出，這些改革不能超出黨的範圍，它們必須是體制內的改革、或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所說的中央領導諮詢下的改革。換句話說，政治改革會是黨內民主，而這個黨內民主的目標正是為了阻擋更廣泛的民主、而非接受民主。
今天的抗議事件不再如20年前天安門事件年代的抗議，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就像許多政治體制內的中產階級，對社會品質和機會的要求，也伴隨著他們逐漸增加的人數提高。許多社會運動者已不再像過去的學生會在廣場上製作自由女神像，他們可能會對貪腐的官員和行為表示不滿，但他們並不針對這個體制以及其領導人。
羅傑斯也表示，許多專業階層的人們參與此政治體制，以換取經濟機會和利益，而在沒有這些專業階層支持下的工人階層，抗議會永遠被限於地方、也會受困於無法與別處聯絡、拓展的窘境。
當共產黨學會了接受某種程度的批評，這將會反過來加強它的合法性。另外，由美國所引起的金融危機，也加深了共產黨所提倡的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的說服力。
西方和美國的觀察家常表示，中國在政治上的妥協意味著中國將逐漸、不可避免地邁向開放的自由民主。但是，事實顯示，中國共產黨仍持續在位、領導著中國超過30年的經濟成長。羅傑斯指出，中國政治的彈性和妥協正是中國政治穩定的關鍵，也是某個中國官員曾經向他形容的“竹子策略”──倒向群眾希望的方向、而非直挺挺地站著，然後像蘇聯那樣倒台。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diplomaticourier.com/news/regions/brics/1284-the-wukan-model-democratic-reform-or-political-maneuver
2.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dec/04/china-reform-communist-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