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政务微博推动信息公开? 民众质疑官府所为何来

自由亚洲电台

各地政府称为推动信息公开而开通政务微博平台,但它不仅社会影响力榜上无名,其成效和实际功能都被民众质疑。

图片:无锡开展政务微博培训 (网民若亚提供)


多地市的政务微博先后开通,目前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面对传媒提问时表示,近期推出的“上海发布微博平台,是对社会关切主动回应的一个尝试。”

俞正声说,上海要坚持以信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深入推进重点领域的公开,特别是财政预算决算、公共政策、行政执法、公共服务等领域,真正置工作于群众监督之下。

对 官员的表态,在两会期间被抄家被限制行动自由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我觉得俞正声对底下根本不了解,如果他真关心,我觉得我被软禁的这件 事他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发生,而是发生很多次了,我都有做简报反映民间的情况,都给他们寄送,我觉得俞正声已经被周围所有人都给蒙蔽不知道底 层是什么情况,我建议他把微博开起来了解下民情,俞正声今年去开两会,今年人大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草案中,你说你去开会,你底 下的官员就给你捣蛋出丑。

冯正虎两会期间再受当局维稳人员连番打压,近日他被收走4台手机和2台电脑,又在周日与看守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他希望当局按照法律法规给予他自由空间。

近年来,在信息化浪潮下,许多政府部门一阵风似地建立开通政务微博,不少人批评是官府的应景之作,而冯正虎认为,当局开通政务微博实际是为想进一步控制舆情。

不 少民众也认为,当局极力推行政务微博是为垄断话语权,垄断第三方信息源。当有重大公共群体性事件时,官方发布的消息将成为“标准”。去年底浙江湖州织里镇 发生大规模群体骚乱事件,官方政务微博虽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表态,但官方公布的无论信息真实度和内容都不及网民上传的多。

官方宣称政务微博可以倾听民意,但有网民反映,不少政务微博关心的并非实际的民情,例如“@福州公安局”不时转发同行的微博,偶尔还会发布参加的活动以及拍摄美女照片等。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则置之不理。

网 络技术专家苏克对此表示:政务微博已经有很多例子,比如陈光诚所在的临沂,他们公安机关也开通了微博,但开通了微博几个小时后,微博的评论功能就被关闭 掉,因为很多人在他的评论里问陈光诚的信息,这样也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流通产生的堵塞和政府不会正面主动的去回应外界的疑问,可以说有些东西是民心 所向,舆论各个方面比较难以控制。

复旦大学近日公布了中国首份微博意见领袖名单,其中多为商人和学者,官方的政务微博无一上榜,在男性微 博影响力排行中,潘石屹、马云、任志强、李开复、郎咸平,分别获得前五名,女性前五名分别由洪晃、闾丘露薇、任晓雯、李银河、张欣获得,他们为商人、学 者、作家和媒体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杨鹏在《东方早报》中表示,“政府官员未出现在该排行榜上也值得反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台人权团体强烈批评“秘密拘留”规定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大即将表决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中国引发一批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的反对,呼吁应就此进行更多的讨论,不应该马上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这一法律的修订在台湾也引发关注,相关人权团体周二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于「秘密拘留」的规定,表达强烈的批评和不安。

图片:台人权团体强烈批评“秘密拘留”规定。(视频截图)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周二连同“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和“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等多个民间团体,要求马英九政府采取行动,改善在大陆坐牢的台籍囚犯的人权状况。

尤美女说, 任何一个人在他乡被关押、限制人身自由时,都会期望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法律协助,这个时候家属的探视与政府代表的探视、协助就非常重要。但目前在大陆服刑台湾囚犯,却得不到任何台湾官方代表的探视。

尤美女主张,两岸即将展开第八次江陈会,在两岸洽谈互设贸易代表处时,希望贸易代表处具备对囚犯做“人道探视”的权限。让两岸贸易代表就近探视台湾在中国大陆因案遭到关押或逮捕的民众。

对于中国人大周三将表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说,目前情势令人相当悲观,虽然修正案限缩了“例外不通知”的规定,但关押或收容的地点可以不通知。因此,家属即使接到通知,还是不知道亲人被关在哪里,这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亲属也无从探视。

赖中强认为,更严重的部分,是增加了许多例外事由,例如重大贿赂,或者牵涉到国家安全事由,仍然可以不通知。这种秘密逮捕,就会造成俗称“坐黑牢”的情况。这令外界非常忧虑。

无 论是台籍囚犯的探视,或是嫌犯诉讼权利保障,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介民总结指出,长久以来,中国大陆的人权纪录让台湾人民却步。中共政府处心积虑,使用各种 方式想“收买”台湾人心,中国大陆也已经是台湾最大的经贸伙伴。但两岸在经贸以外的其它领域,例如文化和政治上,之所以不能展开进一步沟通,其实最关键的 议题,就在于民主和人权。因此,民间团体郑重呼吁:马英九政府应该实践“人权治国”的承诺,勇于推动普世人权价值。

吴介民说,在台湾,应该积极改善中国大陆人民在台湾服刑或收容人的人权处境;对中国大陆,应该大力推动“两岸互不否认”彼此人民的基本人权,这才是深化两岸交流的最佳起点。没有人权,其他一切只是短期经济利益的收买。两岸长期和平共存的基础,就在于普世人权的实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自焚事件升级 千余干部进藏维稳

自由亚洲电台

针对中国藏区三月份以来发生第三起藏人自焚事件,中国四川政府日前宣布,将继续调派千余名干部援藏维稳。近期中国西藏、新疆等地局势动荡,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走向再引关注。


3月10日,是被中国官方称作“西藏平叛”而海外藏人组织指为“抗暴失败”的53周年纪念日。本台藏语部和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发布 消息证实,当天一名四川藏区阿坝州格尔登寺的18岁喇嘛自焚抗议中国西藏政策,不治身亡。这已是今年3月份前10天中,发生的第3起自焚事件。而自 2009年2月至今,中国西南藏区至少已有27名藏人自焚。

本台记者周二致电阿坝州政府及格尔登寺,但是电话无人接听。而阿坝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在听到有关藏人自焚的询问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这个我不清楚。”

上周三,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公开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她在呼吁书中指出,自焚虽然表达了藏人的意志,但牺牲生命难以使这种意志化为现实。

中国境内藏人自焚趋势不断升级,虽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强调不鼓励自焚,但中国官方多次指责西藏的动荡局势与海外民族分裂势力有关。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立法委员格桑坚参表示,西藏民众不惜付出生命自焚抗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治藏政策的残暴:

“藏 区连续发生自焚事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自焚?但问题出在这些自焚者个人身上还是出在一个社会的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合法的诉求都得不到 回应。中共用这种高压严厉打压的政策对待藏人,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藏区自焚行动会不断发生。中共的这种暴政,中共对藏区的这种严厉残酷的暴政,我们应该要 求它改变这种政策。残酷的暴政消失了,藏区的这种自焚才会消停。根源在于中共当局,不在于自焚者个人。”

“藏人行政中央”总理洛桑僧格就最新发生的自焚事件于上周六表示,当今的西藏已无法举行绝食、游行或和平集会:“”等任何传统形式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对西藏采取的强硬政策直接激化了藏人不断的自焚行动。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西藏地区民族问题的背后凸显中国普遍存在现实问题,即官民矛盾:

“现 在我觉得西藏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或者是维族的或者是蒙古族的本质上是一个官民矛盾。而且所谓的这些民族区域自治或者一定程度的地方独立,搞联邦制,这是 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为什么这些很好的出路会被拒绝?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是官民矛盾。要是官民矛盾在的话,那么宗教冲突、民族冲突会大规模地像熊 熊烈火一样起来。它没有采取一个联邦制和一个民主的体制,它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机制加上民族分化的一个政策下去的话,它在一时间看来是很有效的,但是 所付出的历史代价、社会代价或者是政治代价都非常惨重。”

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一报道说,为了促进藏区和谐稳定,四川今年将继续选派1千余名干部进入藏区,为西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人员保障。陈永苗认为,在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和宪政法律的保障下,试图以“促经济发展保稳定”的保守思路解决民族问题,无法得到长久的效果:

“从 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跟汉族的矛盾肯定要采取联邦制,要地方选举,然后在一个宪法的框架下,如果一旦制约了一个官的侵略、掠夺性的话,所有的民族矛盾就变成 一个很好解决的,很好调节的。一旦有官的因素,官民因素加进去,它所有的一切都要激化,你所做的化解的工作,给它很多钱呀,促进它交流,好像似乎都无助于 解决。”

另据“四川新闻网”星期二报道,3月10日的藏人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阿坝县安检局、工商局及公安局等已组织联合检查组,针对全县商业场所私自储存汽油、柴油等易燃易爆物品,予以查处、没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陸人大會議閉幕 溫家寶記者會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邱國強北京14日電)大陸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今天上午閉幕,隨後將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行記者會。

今天的大會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今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央和地方預算、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同時還表決通過了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

大會也通過關於12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12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12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

大會閉幕後,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提問。1010314

人大十項表決 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 恐低票

台灣 聯合報

大陸全國人大會議今天閉幕,閉幕會除了程序性安排,主要內容是十項表決議程。這十項表決議程,預估將出現兩高三低。

人大閉幕會將完成十大表決,包括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二○一一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與二○一二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報告、二○一一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二○一二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這六分報告,是表決決議草案。

另外四項表決,是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草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

這十項表決,都是以人大代表按電子表決器的方式進行,有贊成、反對、棄權和不按表決器四種選擇,超過出席法定代表人數的半數就算通過。

預估可能出現的「兩高」,首先是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因為人大代表對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向來都投下高贊成票,而且都屬第一高票,從朱鎔基當總理時就如此,溫家寶接任總理兩屆以來,也一樣,相信這次不會例外。

吳邦國的人大工作報告,預計也會得高票。一個特別原因是,今年是這屆政府的最後一年,他的報告和這次表決,都是肯定本屆人大成績,甚至對投票者來說也算一個總結,票當然不會低。

至於「三低」,首先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兩高」工作報告,「兩高」報告表決歷來都低,在各項表決中墊底,這次會議討論兩分報告草草了事,提意見的不多,但不表示支持票數就會高。

再一低,是對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的表決。即使國際人權組織都對條文中的秘密拘捕條文危害人權表達嚴重關切,這部法律修正草案通過的可能性極大,但社會上出現如此強烈反彈,而且有那麼多人呼籲緩審議,不可能對人大代表沒有影響,低票通過的可能性自然大增。

體制、法律 公安全面擴權

台灣 中國時報

當大陸官方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內容後,不斷強調,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是「彰顯人權」的表現。但把「保障人權」幾個字寫進去,不代表公檢法系統會全部自動保障人權。

 這次的《刑訴法》引爆諸多爭議,但真正的核心問題,是十年來公安部門的悄然擴權。本文可列舉兩項值得探討的現象。

 一是體制性擴權。十年來,原本不兼任主官或副職的公安部門首長,紛紛位列地方的副縣長、副市長、或副省(市)長,甚至是掌管政法委工作的地方黨委常委(以黨領政)。

 又,諸如中國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本身就兼任副總理行政待遇級的「國務委員」,他更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而公安部長兼任國務委員的先河,是由現任兼任政法委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2003年第十屆國務院所開啟。

 擁有120萬名兵力的「武警部隊」,則在2001年4月劃歸中央政法委書記管轄。周永康就身兼武警部隊第一政委,等同於解放軍以外的第二武裝部隊。

 二是法律性擴權。當外界都在關注《刑訴法》的同時,公安機關早在今年新實施的中國《居民身分證法》,完成另一擴權行為。《居民身分證法》的制定過程中,多由公安部主導,事先並未召集大陸民眾或專家進行立法聽證會,僅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提供公安部門上下其手的空間。

 以至於,依照《居民身分證法》,大陸民眾除需在身分證中加入指紋資訊外,法律還明確提出「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社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可以要求查驗有關人員身分證」。這讓大陸公民必須得面臨著每天被警察查驗身分證的可能性。

 中華律師協會人權與憲政委員會委員莫少平就曾抱怨,把查驗身分證的權限擴大化,確實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但該法早已實施,公安部也嘗得擴權滋味,若要修改,恐怕又有一番權力折衝。

台灣的中國論述之一-台灣裸身面對世界的警訊

台灣 中國時報

北京正在發動其美國友人放風,鼓吹停止對台售武,以利對台政治統一。按照美國過去對中華民國「告別三部曲」的模式,亦即先由學界發言試試各界水溫、再由半官半學人物予以理論支持、最終尋求政界共識,這次台灣的主動反應時間可能不超過5年。換句話說,若台灣還繼續躲在「不獨不統不武」這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內,那一場可能吹起的美國風將吹散鐵皮,台灣就只能赤膊上陣,裸進世界。

 美國放風聲測水溫

 首先是去年,在北京老友、老客戶季辛吉的安排授意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位學界小人物的文章,「讓台灣滾蛋就能救贖美國經濟」,倡議美國用停止對台售武來交換中國放棄美國欠款。這是一個試水溫的信號。

 今年2月,半官半學大佬布里辛斯基發布新書,「戰略視野:美國及全球權力危機」,書中列舉當今全球8大「地緣政治瀕絕物種」,包括格魯吉亞、台灣、南韓、白俄羅斯、烏克蘭、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色列。台灣排名第二,而8個物種內的7個,除了以色列,都與美中關係有關。既然如此,美國若通過促成台灣接受北京的統一路線,足以一石七鳥,結論不言可喻。

 布里辛斯基出馬代表「三部曲」已經奏起了第二樂章。是否會奏起第三樂章,其實和2012美國大選的結果沒有太大關係,因為布氏所論乃美國利益的大戰略,屬於跨黨派的國家議題。

 若台灣必須裸身面世,那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根據作者在去年年底發表的〈2012台海情勢想定〉一文中,大概會是如下。經濟上,美國與台灣簽下FTA作為逐步消減售武的補償,大陸對台資大幅開放,包括部分國有企業,但要求台灣對大陸金融業全面開放,ECFA加速優惠條款。政治上,設定平潭島為陸台經濟特區,陸台共管;撤移沿海短程飛彈,但保持中長程飛彈。政經相夾的中程目標是:在北京框架下簽署兩岸政治協議,明確定義九二共識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台灣恢復《國統綱領》並去除其中刺激語言。

 若台灣依然不顧美國的信號,堅持裸身抗拒,北京將收緊與台灣協商管道,拒絕藍營大老訪陸,開啟綠營溝通,對台商實施統戰壓力,對台灣人民高分貝利益喊話,將台灣置於高壓鍋內,逐步加溫。與此同時,北京藉著各種場合向國際喊話,中國並未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

 溫水中對打的青蛙

 這個想定,似乎已經出現端倪。然而台灣還如溫水中兩隻對打的青蛙,互相拉扯,誰也沒心思關注爐火正在升溫中。藍綠之間似乎有個默契:下一場選舉還沒來,中國議題能不碰就不碰,兩岸問題保持現狀有利於窩裡鬥。

 不獨不統不武及所謂的九二共識,僅僅是遮風避雨的鐵皮屋。有人贊其夠模糊,台陸雙方都有轉圜空間。然而,關鍵在於這個「模糊度」的收放繩子握在北京手中,台灣的任何定義,若一旦失去了美國的支援,都只是自說自話,北京可以輕易的只承認「三不」中的「不獨」,以及九二共識內的「一中」。

 風雨若來台灣奈何?台灣急需一個新的「中國論述」。請注意,這裡說的是「中國」論述,而不是「兩岸關係論述」。「兩岸」論述,已經把台灣框限在陸台的現實之間,沒有世界性。而「中國論述」,則是一種世界情懷的論述,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俯視台灣的主體性存在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性。

 北京學者是民族主義論述者,而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乃現實政治論述者,今天地球上缺少一個針對中國的人類文明論述方。全球現在只有台灣具有資格對中國文明的未來「指手畫腳」,台灣若自動退位,50年後將被史家視為人類文明的無知者及怯懦者。

 在中國論述這件事上,我不願意用「卑微畏縮」來形容藍綠政士,但至少「只求自保、只看近利」足堪形容。他們遮遮掩掩跳著雙人扇子舞,手中卻捏著2300萬及後代的參與世界文明的機會。

 美國不可恃,台灣需要新的中國論述來對世界發言,對大陸人民發言!


(作者 范疇 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面對牛雞風暴 誠實是最好策略

台灣 中國時報

馬政府第二任尚未就職,就為了牛、雞問題搞到滿頭包,民意支持度再度下滑;馬政府顯然還是沒學會在溝通與決斷間如何取得平衡,讓理應專業討論和處理的問題,發酵成為政治問題,也成為反對黨最佳箭靶。

 正常狀況下,第一波開放美牛風波過後,政府理應得到教訓;同樣的,禽流感不是第一次發生,政府早有一套處理防堵的標準作業流程,政府理應照著步驟讓檢疫防疫迅速解決。

 很遺憾的,台灣總是在正常狀況下發生不正常的事,原可理性討論的議題卻失去理性溝通的可能。以美牛進口問題為例,美國壓力從扁政府時代即無一日止;當時扁政府也承諾開放,但為了瘦肉精為禁藥之故,這個承諾終其任期並未兌現。

 馬政府第一波開放同樣受到美方壓力,甚至在二○○八年大選之前,美方多次與朝野政治人物談話,都不脫美牛議題,但因為國會和民意的防堵, 讓第一波開放侷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然而,現實是美國多數農場出產的牛肉都含有瘦肉精,欲期進口台灣的美牛完全不含瘦肉精的可能性近乎零;本來要做到零檢 出的規範,在開放的兩年多中,顯然並未做到。這一波因為民意反彈聲浪讓各級政府加強抽檢,不但多家業者中箭,甚至一路蔓延到澳紐牛肉;最新發現甚至連國產 豬肉都驗出含有比萊克多巴胺更毒的沙丁胺醇。對比之下,就可理解要求美國牛不含瘦肉精直如天方夜譚。

 更重要的,台美從經貿到軍購,關係如此密切,誠實地面對國際政治現實最簡單的一句話:台灣沒有力量對抗美國。美方甚至直言,美牛已經成為 絆腳石,美牛不放寬進口標準,小至美國免簽證,大到TIFA都沒得談;偏偏馬政府上下口徑還不一致,財經部會對美國壓力坦言無諱,反倒是府院高層矢口否 認。但是,如果真無壓力,還需要費這麼大討論開放與否嗎?承認壓力,並從中獲取對台灣更有利的談判條件,不正是政府所應為之事嗎?偏偏馬政府捨此不為,卻 前腳聲稱沒有時間表、沒有預設立場,後腳旋即提出有條件開放的十六字原則,讓吃的風暴一轉而為政府誠信問題的政治風暴,愈來愈難收拾。

 民進黨準備「以地方包圍中央」,結合地方政府以零檢出對抗中央可能放寬的檢驗標準。然而,台南市長賴清德也承認,根本做不到!照現在各路 檢驗都驗出瘦肉精,台灣民眾真要拒絕瘦肉精,唯一的辦法只有一個:改吃素。問題是,做得到嗎?台灣傾朝野全付心力,爭執一個做不到的事,真不得不讓人感 慨,台灣還算得上是一個理性的社會嗎?

 但是,不論夠不夠理性,政府都不能放棄溝通、說服的可能,特別是對媒體的溝通。因為媒體缺乏足夠的專業,有毒沒毒、安全與否都不是媒體隨便說了算,還是要專家充分說明,再透過媒體理性傳達。否則,再專業的問題在充斥政治算計的政論節目中,還是落入藍綠對抗的框架,治絲益棼。

 如果說美牛風波是台灣社會不理性下的風暴,禽流感風波就是台灣官僚不負責的結果。身為主管機關,農委會前任主管已經為了延遲通報禽流感被北檢列為調查案件中的被告,代價不可謂不大。最誇張的是,風暴形成後,官員矢口否認隱匿疫情,卻有錄音帶每日一爆;理應專業作為的農委會,不但不理會專家意見,相反的,只顧著「老闆」的意見,而老闆身後還有「最大老闆」。

 通報再延遲也不可能隱匿不報,禽流感雞隻最終還是全面撲殺;而即使有禽流感,除了影響外銷,不論蛋或雞肉,只要熟食都無礙健康,問題沒這 麼大;然而,農委會的官僚心態,卻不斷的凌遲農委會的公信力。所幸該下台的官員已下台,新上任的首長有機會全面檢視農委會防疫通報的疏漏;新任主委陳保基 在三天之內就快速面對並處理前任留下來的風暴,以其節奏與速度,相信可以順利度過這次風暴。

 面對掩蓋不了的疫情,誠實是最好的策略。碰到問題唯一的辦法是面對它、解決它,而不是轉過頭以為沒看到它,這是陳保基給前主委陳武雄上的最重要的一堂課。這堂課,或許也值得府院高層思考。

唐英年青年政綱

香港文匯報

1. 增升學途徑 鼓勵終身學習

 ■ 增加中學畢業生升學途徑,提升適齡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目標由目前佔適齡青年的18%,增至5年後的25%。

 ■ 鼓勵大學資助委員會與大學就課程發展和設計加強溝通,以便能更貼近社會發展和需求。

 ■ 增加「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額,放寬規定,鼓勵專業人士和年輕人終身學習。

 ■ 擴大網上尋覓邊青計劃,增撥資源把現行3個試驗計劃常規化,培育青年建立自信、正面人生觀。

2. 協助就業 鼓勵投身創意產業

 ■ 協助青年就業,成立首次工作體驗計劃,推動企業參與。

 ■ 鼓勵青年投身文化創意及創新科技等行業,包括成立首次創業貸款基金,為年輕創業者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

3. 公屋多樣化 建青年資助房屋

 ■ 以先導計劃形式,興建混合式公共屋鸷,讓年輕人與父母同住一個屋鸷不同單位,方便互相照顧。

 ■ 研究興建近似大學宿舍的過渡性資助房屋單位,方便年輕人有獨立生活空間,讓35歲以下未婚青年申請租住,租住期為5年至10年。

4. 培養政治人才 鼓勵青年參政

 ■ 增加資源,培養政治人才,例如支援年輕參政者的培訓和海外考察。

 ■ 邀請更多青年人參與政策諮詢組織,吸納他們的意見。

資料來源:唐英年競選網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振英青年政綱

香港文匯報

專上/高等教育

 ■ 為高中畢業生開拓更廣闊的升學渠道,包括往內地院校升學,增加資助專上學額和私立大學學額。

 ■ 提高專科和職業訓練的質素和社會認受性,為學生提供大學學位以外的有效資歷,合理布局整體社會的資歷架構,提供多元的上進階梯。

 ■ 增加大學生宿位,支援大學四年制和國際化的發展。

住屋

 ■ 支持及鼓勵非牟利團體為青年提供宿舍,計劃須包含入息限額及居住年期,確保宿舍流轉運用。

 ■ 檢討公屋編配政策,鼓勵青年和長者與家人同住。

就業發展

 ■ 加強和推廣如勞工處的「展翅青見計劃」等政策,資助畢業生接受就職培訓,資助僱主聘請接受在職培訓的畢業生。

 ■ 增加青年在本地、內地和海外的企業實習的工作機會。

 ■ 完善配套服務,協助有志的青年人創業。

 ■ 支持運動產業化,為青年提供多元出路。

青年政策/鼓勵參政

 ■ 統整各政策局,包括教育、勞工福利、民政事務局有關青少年的政策,並吸納青年人的意見。

 ■ 檢視現有諮詢委員會的架構、組織和成效,吸納更多政黨成員和青年人。

 ■ 增加青年參政議政的渠道,如舉辦地區青年論壇,在諮詢架構內增加青年的比例。

文化

 ■ 考慮成立由政府資助的青少年文化藝術培育中心;向學生提供資助,讓學生有機會欣賞更多文化表演。

 ■ 在已有的文化資助政策基礎上,加強特別是對青年藝術家和新進藝團的支援。

資料來源:梁振英競選網站各相關政綱青年部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學者倡中共分派 展政治競爭 政協閉幕 決議無提政改

香港明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昨日閉幕,大會決議中隻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有身為中央智囊的政協委員透露,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分歧仍然很大,難以達成共識。內地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建言,中國可以從中共黨內派別公開化開始,逐步形成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昨日全國政協會議閉幕,表決通過本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關於改革部分,決議中僅提及科技體制、財政金融、行政體制改革,隻字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和難點,中共內部在具體路徑上仍存分歧,離共識有較大距離,但他拒絕透露具體爭議內容,「這個問題我們還在內部討論,不太好公開,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也可以說到很重的程度。」

智囊認黨內路徑存分歧

曾經採訪趙紫陽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昨日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可從中共黨內派系公開化切入,逐步開展政治競爭。楊繼繩表示,從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期間,中共已出現派系政治,但並未把派系公開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動作」。他說,應該從黨章中對黨內派別法理化、規範化,制訂遊戲規則、競爭原則。

溫總提政改視為契機

楊繼繩說,總理溫家寶近年頻頻提及政改的表現,就可以看作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契機,「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說一樣的話。不一樣的話不能說,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江胡政改停步 寄望習班子

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改前景,楊繼繩表示,習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更有利的政改條件,一來因為江、胡兩代領導人主政期間,政改幾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鄧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當迫切;二來,民營經濟發展、民間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於政改的條件。楊繼繩說,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身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錦濤一代的「平民官員」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改革也應該更有優勢。

楊繼繩認為,中國目前的土地財政、國企壟斷、勞資糾紛等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政治體制中找到原因。楊繼繩表示,制衡一個權力,一定需要一個相等的權力,「就像抓頭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樣」。因此,中紀委等反腐機構都不是制衡權力的最終答案,遲早需要做到憲政民主。

中宣部元老指烏坎是典範

中宣部前新聞局長鍾沛璋前日對本報表示,權貴謀取私利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發展是不行的,要站起來,要努力」,需要領導人和人民一同推動。他表示,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證明,群眾推動跟領導人開明結合起來,才有這個結果。

劉洪慶、陳子凌、林迎、麥俊、郭家靜、何曉勤 北京報道

張達明﹕請梁先生就法治及核心價值作出交代

香港明報

法律界30位選委於上星期五晚舉辦特首選舉論壇,目的是希望各特首候選人能向法律界及市民大眾交代他們對法治及核心價值的看法,並就此接受質詢。遺憾地梁振英先生最終未有出席,筆者首先希望借此交代因由。

未有出席論壇

早於1月中時,梁先生透過選舉助理明確答允我們只要唐英年先生願意出席,他必定赴會,但當僭建風波發生後,唐先生民望大幅下滑及選委支持動搖,梁先生便開始諸般推搪,不願出席。經我們多番聯絡及游說,梁先生於上星期一晚以電郵向我們解釋,不參與我們論壇的原因,是他要預備應付立法會就西九事件的調查,故決定推辭所有新的邀請,但仍會繼續出席已答允的論壇。

筆者初時以為只是一場誤會,故於翌日以電郵提醒梁先生我們的論壇並非新的邀請,因此希望他能履行承諾,出席這已答允了的論壇,並指出雖然陳智思先生牽頭的選委論壇是新的邀請,但我仍希望他也同時出席。梁先生當晚電郵回覆我,不再談及新舊邀請之分,只是強調他需要花很多時間妥善預備才會出席論壇,故雖然法治及核心價值是重要,但他也無法出席我們所舉辦的論壇。他同時表示因為陳先生牽頭的論壇是包括1200位選委,故他會接受這新的邀請。我即時以電郵回覆梁先生,指出若他這麼容易便出爾反爾,我們又怎可信賴他所作的競選承諾呢?我同時指出,我很驚訝地得悉原來他到現在還沒有預備好怎樣回應對法治及核心價值的問題,否則為何需要花很多時間預備呢?我最後表明我們仍會預留座位給他,希望他最終能履行承諾。及後梁先生再沒有任何電郵回覆,亦沒有出席論壇,在此我深表遺憾。

既然梁先生未有出席論壇,我只好在此將一些法治及核心價值問題詳細列出,希望梁先生可以早日向法律界及公眾交代。

有否破壞核心價值

近日我聽聞地政總署內不少官員對梁先生當年處理如心廣場一事的做法極度不滿,故特翻查資料以明白當中來龍去脈。

我看過梁先生在2011年12月6日就如心廣場官司的聲明,發覺梁先生未有回應一些核心問題。根據法庭判詞顯示,梁先生的測量師行代表華懋集團屬下公司與政府地政總署談判處理未能按土地契約如期興建廣場事宜。在1995年10月23日梁先生去信地政署,聲稱已獲時任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同意批准延長建築期,但地政署在1995年12月1日回信,斷然否認有關協議,並指出政府只是得悉有關公司可能要申請延期,而申請若獲批准便須補地價。在1996年5月23日,當時的地政總署署長去信梁先生,警告若有關公司不繳付延誤罰金,政府可能會收回土地。根據梁先生的證供,在1996年8月11日他以香港特區籌委會副主任的身分與梁寶榮一起在北京開籌委會會議(註﹕梁先生在2011年12月6日的聲明只強調他當時並無任何政府職位,並說他當時在北京開會時遇上「參加其他會議的梁寶榮」)。竟然在這情下他私下與梁寶榮談判自己客戶與地政署的糾紛,並聲稱梁寶榮最後同意只要有關公司接受政府所訂的建築高度限制,政府便承諾在豁免補地價下延長建築期。

雖然梁先生的證供最後被法官否定,但我關注的是梁先生是否仍認為自己所聲稱的做法沒有問題,特別是我聽聞地政署不少官員對梁先生的做法極感不滿,認為是以權謀私,明知道審批補地價及延長建築期的權力是賦予地政總署署長,而地政署已清楚表明延期須補地價及要繳付延誤罰金,梁先生卻繞過地政署負責官員或地政總署署長,借覑開籌委會的機會在北京向梁寶榮施壓,並聲稱作為政策官員的梁寶榮居然可以代表政府作出口頭承諾,放棄數以億元計的補地價金額。此外,法庭判詞顯示,有關方面亦透過中方民航官員介入,力圖游說本港民航局官員同意放寬如心廣場高度限制,猶幸當時仍在回歸前,地政總署及民航署官員能堅守崗位,依法依章辦事,堅持建築高度限制及拒絕豁免補地價的要求。

希望梁先生能公開回應自己當年聲稱的做法有否破壞本港的制度及核心價值,是否以權謀私。若他當選特首,會否接受行政會議成員或其他身居要職的非官守人士,繞過有關部門的負責公務員,私下與問責官員討論或談判其私人客戶與政府的糾紛?

對法治的尊重

梁先生在1月10日與法律界選委會面時強調對法治的尊重,亦肯定司法覆核的正面價值及重要性,但當我引述過往報章(包括《大公報》)所載梁先生對司法覆核的負面評論時,梁先生卻以「不記得有說過」、「自己不看《大公報》」、或「報章所載並非我的意思」等理由迴避有關問題。筆者謹希望梁先生能盡快正面回應以下問題﹕

1. 在2005年3月因董建華辭任特首而引發新特首任期是兩年還是5年的爭議時,在3月初中央未有定案前梁先生明確表示不應輕言釋法,並說《基本法》寫明特首任期是5年,應該依法辦事,「在理解及執行《基本法》時,不應有政治考慮……我寧願更改《基本法》,也不願將《基本法》演繹,去方便政治考慮。」(《香港經濟日報》2005年3月4日報道)說話擲地有聲,令人敬佩。但其後中央敲定任期為兩年,有人提出要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兩年任期的決定。當時報章引述梁先生表示,如有人提出司法覆核,造成的後果比「領匯」事件更嚴重,將會對社會及政局帶來不利影響,故特區政府需要審時度勢,以決定是否尋求人大釋法,平息爭議,若要釋法,則最好是在法院有裁決前。結果正如當時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先生所言,港府於司法覆核未有結果前,便尋求人大釋法,一錘定音。

敢問梁先生以上報章引述,是否代表他當年的看法?現在他又有否改變看法呢?最近在雙非孕婦湧港產子一事,梁先生似乎未有主張釋法,但梁愛詩女士日前建議港府尋求人大釋法,而政務司長林瑞麟回應時強調,到「目前為上,港府依然是尊重終審法院在2001年的判決,即堅持依法辦事」。若梁先生成為特首,會否依從喬曉陽先生的觀點,認為當年終審法院是錯判了,故現在最好是要求法院「自我糾正」,或應梁愛詩的建議,尋求人大常委會開先例就這純屬高度自治範圍內《基本法》條文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呢?還是梁先生會「審時度勢」,將《基本法》演繹以方便政治考慮呢?

民主與普選

2. 梁先生近日一再承諾會推動民主及雙普選,但梁先生在中央未有為普選訂下時間表前,一再強調大家不能只談何時普選,而必須關注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產生出來的特首和議員在整個政治體制內如何運作,並說﹕「如果我們不處理好行政立法關係,任何時間普選只是一個形式,我們得不到實質的民主,或改善香港管治。」(見《明報》2004年4月19日報道)再翻查剪報,原來早於1999年,梁先生剛成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時,已一再強調必須先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但當時李鵬飛先生已指出他能點出問題,卻沒有具體解決辦法。梁先生日前推出的競選政綱,已不再將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納入政綱內。敢問梁先生既能於十多年前已洞察問題所在,並認為若未能解決行政立法關係,即使普選也非香港之福,但卻似乎沒有什麼實質辦法去改善問題,會否意味梁先生還是認為香港未具條件進行普選呢?

筆者需要澄清,我向梁先生提出以上尖銳問題並非表示我認同唐英年先生當特首。事實上,唐先生在僭建風波上所犯的大錯與他處理危機的無能,已令我覺得他不應當特首,但若梁先生對法治及核心價值與誠信問題同樣未能妥善交代,筆者認為他們任何一人當特首亦非香港之福。故最好的結果是在3月25日無人取得過600票當選,根據法例,在5月6日重新進行選舉,屆時相信會有一個廉潔奉公、有誠信、為中央、市民及公務員接受的人願意承擔重任,參選特首,實為香港之萬幸。

作者 張達明 為法律界選委

特首富豪兩秘遊澳門 偕何柱國劉鑾鴻 俱無刊憲

香港明報

繼特首曾蔭權被傳媒揭發於上月中和富商劉鑾鴻出席賭業春茗,以及乘坐富豪何柱國遊艇回港後,本報最新取得的獨家圖片顯示,曾蔭權一年前左右,就與他形容的兩名「非深交朋友」何柱國、劉鑾鴻,一行三人等赴澳門參觀當時快將開幕的新賭場——銀河渡假城。這次澳門之行亦與2月中的那次一樣,沒有刊登《憲報》。

去年4月遊銀河渡假城 回程坐遊艇

特首辦昨天黃昏回覆本報,證實特首夫婦於2011年4月曾到澳門休假,為期三日兩夜;同時亦交代了特首自費坐港澳渡輪前往澳門,回程則是「乘坐友人遊艇回港」,並按港澳渡輪船費支付給友人。但特首辦沒有交代在澳門的膳食開支是否自費抑或有人宴請。特首辦同時解釋說,由於上述外遊澳門僅是短期性質,毋須刊登憲報。

特首辦強調,上述期間,特首「參觀了一所正在興建中的綜合渡假酒店之休閒及購物設施。行政長官和夫人沒有參與任何賭博活動」。

特首辦﹕短期遊毋須刊憲 沒參與賭博

一名裝修業人士向本報提供圖片,顯示去年4月下旬曾蔭權正參觀銀河渡假城,他認得曾蔭權,因此舉機拍攝,當時沒太留意同行者。直至近日爆出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的醜聞,他才注意到圖中有不同富豪。

究竟該次特首澳門三日兩夜之旅接受了什麼款待,本報曾向銀河渡假城查詢,銀河只回覆稱,去年5月中銀河渡假城開幕前,曾經廣邀政經界名人參觀。

另一方面,一名澳門飲食業消息人士表示,不清楚去年4月特首三人組之旅具體去了澳門什麼地方,但介乎2009年至2010年期間,曾目擊曾蔭權和何柱國在澳門知名魚翅酒家「頂上魚翅酒家」吃飯。換言之,曾、何的澳門之行,有可能超過兩次。

曾蔭權本月初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表示「從澳門返港的幾位朋友,只是一般朋友」,但又說「剛才所說的幾位朋友,是朋友,也都是好朋友,但不可以稱為深交朋友」。然而,本報最新發現,特首聯同口中所說的「非深交、好朋友、一般朋友」,在介乎去年4月至今年2月短短10個月內兩度同遊澳門。

不論是去年4月或今年2月,特首這個三人組合遊澳門都沒有刊登憲報,直至遭傳媒踢爆2月的秘遊之後,特首辦才交代上任7年以來,共有4次接受富豪朋友款待(見表)。其中,兩次乘坐私人飛機(分別去日本和泰國)均有刊登憲報;相反,兩次乘坐富豪遊艇的澳門之旅,卻都沒有刊登憲報。

本報翻查政府憲報,發現曾蔭權2005年出任特首以來,3天或以下離開香港公幹或休假的行程,共有40次刊登憲報,當中有5次是即日來回短途行程,都照樣刊憲,但上述兩次澳門遊都沒有刊憲。

根據《基本法》第53條,若行政長官短期內不能履行職務,須由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依次署任,刊憲目的是交代署任特首的官員安排。

議員質疑與富商過從甚密不當

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說,曾蔭權在短短10個月內,兩次與何柱國和劉鑾鴻結伴遊澳門,質疑三人關係親密,批評曾蔭權作為特首與富商過從甚密,絕不恰當。李永達說,曾蔭權兩次偕富商遊澳門,都沒有刊憲公布自己離港,予人鬼祟之感。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批評,曾蔭權沒有主動公布前赴澳門,難免令人懷疑是故意隱瞞。李永達和陳淑莊呼籲建制派議員,在下周三立法會上支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徹查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




有裝修工人去年4月工作期間,拍攝得曾蔭權(左二,箭嘴示)、利福國際董事總經理劉鑾鴻(右二,箭嘴示)以及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右三,箭嘴示)參觀澳門銀河渡假城地盤的照片。主人家銀河娛樂副主席呂耀東(前排中)在旁充當「導遊」。(讀者提供)

圖利選情隱匿疫情 馬英九瀆職

台灣蘋果日報

馬總統的第二任還沒正式上任,民調的滿意度只剩下26%,不滿意的民眾高達62%。另一項線上調查民眾對美牛的處理上,只給了馬政府26分,在禽流感的處理上,馬政府只得22分,並有40%的受訪人直接給出零分。

圖利選情令人不齒

馬的滿意度直線下跌,原因當然是美牛、雞瘟、瘦肉精的處理不當;尤其馬政府早在去年就發現雞瘟、也在大選前就已同意美方選後通過美牛案;但為了大選刻意隱匿疫情與美牛案,這種剝奪人民「知的權力」的膽大妄為,以及不顧隱匿疫情可能造成疫情失控的跨國大流行,只為了有利自己的選情,不但是道德上的重大污點,也分明就是瀆職。

許天來的「老闆」說還沒弄清楚,他的「最大老闆」說接著出爐,引爆了直指馬總統要求隱匿疫情的謊言危機。其實,民主政治就是問責政治,總統對所有行政當局的一切政策和行為負最終、最大的責任,無論老闆及大老闆是誰,都是馬總統,即使他完全不知此事。他才是正牌「老闆」。

有人掩飾馬的責任,賴給閣揆、主委等,都是封建時代只罵貪官不罵皇帝的餘緒,非常令人不齒。馬的責任很清楚:為圖利自己選情而隱匿疫情、剝奪人民知的權力,不是瀆職是什麼?

王丹:薄熙來的言外之意

台灣蘋果日報

針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叛逃到美國領事館一事,主要當事人之一,被視為中共內部的野心人物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中國的人大政協「兩會」上終於公開進行了說明。坦率講,薄熙來的說明了無新意,對王立軍到底為什麼去美國領事館以及他在領事館說了什麼都沒有說明。這樣的說明,結果是讓事情更不明白。

暗示胡錦濤須扛責

不過,正如同人們關注王立軍事件,其實是關注薄熙來的政治前途一樣,我們關心薄熙來的說明,主要關心的還是他的言外之意,他的那些不能明說但是話裡話外流露出的一些政治訊號。這些訊號,可以幫助我們多一些角度去分析中共高層內部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認為薄熙來一場記者會下來,表達了三點言外之意:第一,有尖刻的記者問他為什麼胡錦濤一直沒有去過重慶,薄熙來回答說他在重慶的工作都是遵循胡錦濤的部署做的。這個回答可謂圓滑至極,因為這等於暗示王立軍出事是地方的責任,也是中央的責任,因為地方政府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工作的。更令人側目的是下一句話。薄熙來說:「我相信胡錦濤最終是會來重慶的。」這已經有明顯的逼宮的味道了,嚴重違法中共黨內的政治倫理。因為這樣一來,如果胡錦濤不去,就會讓外界看破中共內部分歧的手腳,胡錦濤要為此承擔責任;而去了,就等於迫使胡錦濤表態挺薄熙來。薄熙來的這種政治手腕確實高明,但是也是一步險棋,因為這有可能會令胡錦濤更加惱火。

第二,薄熙來在被問到關於妻子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的時候,突然動怒,兩次強調外界傳言是「胡說八道」,似乎有點情緒失控。這說明外界關於他的家屬的腐敗問題正在被中央調查一事,很有可能屬實。因為關於薄熙來的家人,尤其是薄瓜瓜的問題,網絡上傳言已久,薄熙來過去很少針對這個問題發火。動氣,顯然是因為在意,而在意,說明這已經是一個嚴重問題。

埋下禍根仕途難料

第三,薄熙來在談話中明確表示他的工作重點是搞好重慶的建設,「與十八大沒有關係」。這句話聽起來賭氣的意味頗為濃厚,但是也隱約傳遞出外界一直在預測的信息,那就是他在十八大上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已經下降很多。倘若薄熙來確定自己能夠入常,應當不會針對十八大問題語氣如此疏遠。

總體來看,薄熙來這次出面說明王立軍事件,顯得態度強硬,顯然他仍然試圖在政治上有所進取,不甘心就此低調沉潛。這也表示,他還是得到了黨內部分力量的支持,才會有這樣的底氣。「兩會」上,強硬派代表人物,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專門表揚了重慶經驗,從中就可以看出一些脈絡。但是他的語氣和態度完全談不上平和,這已經顯示,他的仕途確實面臨考驗。

目前胡錦濤為了十八大平穩過渡,應當不會正面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但是禍根已經埋下,薄熙來的前途恐怕仍然是凶多吉少。


作者 王丹 為清華大學人社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王立軍罪名有待商榷

香港蘋果日報

據媒體報道,北京將王立軍成都美國領事館之行定性為「叛黨叛國」,胡錦濤主席甚至指斥王為「叛徒」,區區以為不妥。

首先,王立軍此行不算罪錯。

一,它是一種緊急避險行為。王肯定想過去北京向黨中央尋求庇護,可是可能嗎?他來得及嗎?他也可能想過向成都四川省委省府的同僚們尋求幫助,可是他們能為 他提供保護嗎?萬般無奈,他走進了美領館。

二,有許多訪民(肯定有的訪民是中共黨員)去美國在華使領館尋求幫助的先例,可曾有一例被定性為叛黨叛國?同樣 行為,如果訪民不被如此定性,而官員被如此定性,莫非一國官民還實行兩種制度?

其次,關於叛黨,就目前披露而言,王沒就共產黨說過一句話,更沒有 宣佈退黨或反黨,怎好說叛黨?即便他說了共產黨的「壞話」,宣佈了退黨或聲稱反對黨,那也是一個黨員應享有的黨章或憲法規定的權利,他有退黨的自由,也有 對黨表達不滿的言論自由。再者,關於叛國,背叛本國,投奔敵國,是為叛國;中美雖有嫌隙,畢竟是國際法上的友邦,危急時刻避險於友邦領館,怎能算叛國?

第四,關於叛徒。哪個黨員同志因王立軍美領館之行而像江姐一樣被害了?哪個黨組織因王出賣機密被敵方搗毀了?沒有。要說王是叛徒,也只是薄熙來書記的叛徒;要說出賣機密,只不過是關於薄個人或其家人的某些證據而已。不算黨的叛徒,不算黨的機密。

第五,相反,僅就領館之行一事論,王不僅不是叛黨叛國,反而可能是忠於黨國的─安全部的人一來,他不是很配合地來到北京願意向中央把問題說清楚嗎?

第六,王立軍肯定有罪,但去美領館不是罪,罪在其他,其他就用其他罪名。


焦國標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

「梁熙來」敬請善待「劉立軍」

香港蘋果日報

薄熙來的頭號打手兼接班人王立軍夜奔美領館,犯叛逃大忌後「休假式治療」中等待嚴懲。梁振英的頭號「打手」兼接班人劉夢熊(接行會召集人班,《成報》訊)呢?犯了亂言大忌的今時今日,變成了足有五成相似度的港版王立軍。

江湖飯局遭踢爆,借黑社會助選「逼票」,都沒甚麼大不了。雖然市民被黑金涉選嚇一跳,但逐一思量:天底下有白烏鴉嗎?他黑你就白?比白更白?反正無緣投票管他娘……至於輸贏,生死有黨,富貴在黨。於是纏鬥繼續,唐報唐的警,梁拗梁的理。

千不該萬不該,劉政協不知情急失慎還是「搬佛鎮邪」,竟向全世界大大聲宣告,席上那郭姓「前坐館」,是「內地有軍方背景的高幹介紹認識」,因為他握有唐的官商勾結證據。共產黨很多事情,諸如老毛不打日軍專打國軍奪地盤,都是只能幹不能說的。黑社會自然愛國,但你看過一張領導人和他們相見歡的新華社照片嗎?

此言一出,夢熊兄就把自己送進了美領館─出賣、背叛,百口難辯。印證阿爺遙控港選無所謂,人「鬼」皆知。犯了龍廷大忌的不赦之罪,是揭露出共軍高層和境外黑幫私人關係緊密。指揮黑社會「愛國」自有港澳辦、中聯辦,關你軍隊高層甚事?緊密關係目的何在?

須知席總臂膀──劉少奇公子劉源大將,誓言「不惜犧牲生命」軍內反腐,剛剛拿下一個中將軍頭,你一句話又送上一批嫌犯。當事人難逃審查受貶,自然恨熊入骨:「狗日的拿老子擋子彈」。而上至中央大員,下至港粵黨幹,對這種或曰「洩漏國家機密」,或曰「公然造謠誣衊」的背信行為同樣咬牙切齒,必定性為罔顧國家利益投機分子。

誰還同你「協」甚麼「政」?託賴「兩制」才不至安個「顛覆」罪拉人。識相的話,搵個借口體面辭去政協銜,專心耕耘「殼王」疆土算了。為免各方封堵財路,如謝志峰還記得你,得閒勤登《城市論壇》,鬧多幾次「反動學者」成名之流試試吧。

王立軍的犯忌之行害薄熙來仕途盡毀,劉夢熊的犯忌之言則累梁振英選情轉危,於是狼營傳出陣陣「切割棄熊」聲浪。真心奉勤狼哥千萬小心了。上文指劉與王有五成相似,是因為他的犯忌全因護主心切,而王立軍犯忌就是要攬住主子一起死。不忿他為薄兩肋插刀,而薄視他「就像嚼完就吐的香口膠」,見死不救。

熊哥「接班」夢「洩密」後已無望,一路為梁兩肋插刀外,還插多一枝桃花,芳名、玉顏歷歷在目,連綿「內傷」餘震可想而知。如果他驚覺慘變「香口膠」,狂怒下抖開三包「手榴彈」廠家黑材料,那就升呢十成十「劉立軍」,而狼哥呢,頓時淪為前程凶險的「梁熙來」了。


凝緣
傳媒人




中央露流選意向,洗牌重選機會增

香港蘋果日報

有迹象顯示,北京棄唐保梁並百分百不允許流選的意向,現已改變為不反對流選甚而傾向流選了。
迹象之一,是在習近平發出「兄弟同心」的最後勸告而梁唐繼續惡鬥之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做不到君子之爭」的評價。既然做不到君子之爭,那自然就要重新洗牌,務求在重選時有君子之爭了。

迹象之二,是前天曾鈺成在北京與傳媒聚會,提到他早前在記者會上講的關於他的黑材料,他相信是梁營所為。他說知道有關他黑材料的人數量極少,他心中有數是梁營的人。儘管他說他相信不是梁振英本人掌握他的黑材料,但他這麼說恐怕只為了保持在有機會重選時與梁振英維持君子之爭。另外,他又說他仍構想「大和解」政綱,為參選作準備。

這兩個迹象顯示北京意向有變。變的原因估計一是不滿梁營搞黑材料扯出江湖人士,甚至把軍方背景這個中共關係也抖出來,令中共難堪;二是掌握政商命脈的精英們堅決不接受梁振英的 Anyone But CY的態度,尤其在立法會通過查西九的事件中,使中央覺得硬壓也未必能改變大部份選委意向,徒然損壞了日後與這些大商家和政商精英的關係,倒不如讓它流選再看一兩個月,由曾鈺成加入競逐好些。

梁振英可能看到江湖飯局被踢爆後對他的選情帶來的傷害,因此他不斷撇清與上海仔的關係。前天鄉事派鄧賀年承認是劉夢熊找他約飯局,故由他牽頭聯絡各選委,並證實飯局由文志雙訂枱、埋單及向各人收回 150元。梁營和劉夢熊 4人共付了 500元。

飯局最關鍵是上海仔是誰邀約的?鄉事派和梁營都說不是他們所約。參與飯局眾人中只有一人承認與上海仔相識並曾由上海仔告知有唐英年黑材料,這人就是劉夢熊。上海仔更公開威脅唐英年「三日內傾唔掂就再爆料」,由此而導致唐要報警。

梁振英一再表示不是梁營約的飯局,但劉夢熊已承認飯局是他託鄉事派約的。於是梁振英又一再撇清與劉夢熊的關係,說劉只是他的許多支持者之一,不是梁營的人。但不是梁營的人,何以他多次代梁營放話卻沒有被梁營制止?他怎麼可以拉到梁營三巨頭去飯局?梁振英讓劉夢熊為他賣命,出了事又撇清關係,豈能不讓人心寒?

中共拉攏黑社會分子,是眾所周知之事。前公安部長陶駟駒說過,「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他當年還舉出利用黑社會的例子。傳媒揭發上海仔在 08年立會選舉時,曾在麻雀館為梁美芬拉票;去年區議會選舉,上海仔也有參與。背後還有中聯辦在指揮。但這種事,是只能私下做而不能公開說的。劉夢熊公開說上海仔與軍方背景人士有關連,又說他有多愛國,實在是犯了中共大忌。不管梁振英怎麼與劉夢熊撇清,也改變不了公眾對於他與劉、劉與郭(上海仔)有扯不清關係的印象。再加上大爆唐英年的黑材料,又威脅有曾鈺成的黑材料。劉夢熊說上海仔還有許多唐的黑材料。於是黑材料、黑道與梁營的關係,已成了公眾認知,怎麼說也說不清了。

現在看來,中央是傾向流選了。只要堅持 ABC的選委企硬,梁在第一輪獲選的機會就不存在。流選後會有曾鈺成參選並會是大熱,葉劉淑儀也有機會入閘,唐英年在他的醜聞沉澱後仍會得到不少選委支持,梁振英的機會就比較小了。

仍是那句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梁算得太盡,而他的悍將又在得勢之下忘了形,因亢奮而誤了大事。


李怡

從雙非問題看兩地關係

太陽報

雙非問題的本質是香港內部事務,但這麼一個不太複雜的問題,卻由於港府的不作為、投機分子的參與而變得愈來愈混亂。

參與雙非問題的討論、辯論的有些甚麼人?在內地,港區人大代表聯署建議釋法、人大常委表達釋法意見、人大法工委主任和內地法律專家也逐一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在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提釋法建議、立法會以及現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也提了他的看法,表明不支持釋法。七嘴八舌,意見滿天飛,出現如此情況,港府與中央要負起主要責任。

一個清楚的事實是,雙非問題是香港自身的問題。因為內地無任何法律、行政權力,來限制自己國家的孕婦到自己的領土香港。既然這是香港的問題,港府就有責任處理好。因此,無論是用行政措施、特區的司法權力或要求人大釋法、修改《基本法》,或者甚麼都不做,港府都有責任選擇一項或多項方法解決問題,有何需要,就應該主動、及時與中央商討。

事實上,雙非問題存在已久,但港府一直袖手旁觀,到今天也沒有清晰立場,令投機分子有機可乘;中央又矇查查,作出許多不成熟的反應。其實,現階段中央只需聲明一件事:這是特區內部事務,由特區政府直接同中央商討,這就夠了。現在香港與北京人人都參與,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


朱幼麟 前人大代表

民望低處未算低 貪曾淪為負資產

太陽報

民怨高處未算高,民望低處未算低。自連串貪腐事件被揭發以來,曾蔭權的支持度一瀉如注,民望淨值跌至負四十六個百分比的不堪水平,而且跌勢未盡,不知伊於胡底。這樣一個醜聞纏身的貪婪特首,這樣一個無能無心無民望的跛腳鴨政府,是否可以捱到最後一分一秒,不能不令人懷疑。

港大最新民調顯示,曾蔭權的支持度評分跌至四十三點五分,比上次調查大跌三點一分,再創上任以來新低。支持他出任特首的市民暴跌至兩成五,反對者則激增至七成一,屬於「表現拙劣」。負責調查的學者一語中的,曾蔭權的民望明顯下跌,相信與他涉及利益衝突有關。

無 獨有偶,昨日亦有政黨公布民調結果,顯示近六成市民認為曾蔭權的連串負面新聞對香港的廉潔形象造成嚴重打擊,超過一半人不接受他在立法會上的解釋,另有一 半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該運用權力及特權法徹查事件。可見市民已經對曾蔭權忍無可忍,若保皇黨繼續包庇護短,只能被民意唾棄。

其 身不正,何以正人,曾蔭權貪腐瀆職,不但對公務員作出極壞示範,而且帶壞社會風氣,嚴重破壞香港形象。曾蔭權與富豪勾勾搭搭,黐飲黐食,問責官員有樣學 樣,公私通吃,有人以外訪之名周遊列國,有人一年收受近二百份禮品,有人毫不避嫌收取手錶、紀念鈔等名貴禮品……政府瀰漫歪風,官員不務正業,上下交征 利,香港不亂才怪!

問責官員收禮成風,也揭發規管制度上的荒 謬。照理說,問責高官的權力比一般公務員大,行為操守理應比公務員嚴謹,但實際上,港府沿用上寬下嚴的雙重標準,對一般公務員收禮制訂嚴謹守則,對問責高 官的規管反而異常寬鬆,只由其身不正的曾蔭權酌情決定能否保留禮品。規管制度形同虛設,問責官員自把自為,令本已廣遭詬病的問責制徹底破產。

值 得注意的是,目前曾蔭權的民望評分比董建華下台前還不如,充分反映「曾不如董」的現實。眾所周知,董建華雖然能力不足,但從未涉及貪腐醜聞,反觀曾蔭權 「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不僅令自己身敗名裂,而且一手摧毀港人珍而重之的廉政及法治。如果說曾蔭權還有哪一點比董建華優勝,那肯定是面皮比較厚,當 年董建華管治無方,尚且懂得查找不足,腳痛下台,而曾蔭權的貪腐醜聞激起社會公憤,市民紛紛上街倒曾,全球華人群起聲討,千夫所指,群情洶湧,他至今仍在 詐傻扮懵,賴死不走,實在厚顏無恥。

貪官不除,民憤難平。可以肯定地說,曾蔭權的民望跌跌不休,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他不但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更成為港府施政的「負資產」,只要他一日仍賴在禮賓府,港府便永遠無法獲得市民支持,遑論實施有效管治。




矛盾不可調和 北京大大失算

東方日報

今年七月,香江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都將換屆;三個月後,中共將召開十八大,開始「習近平時代」。

不管習近平能否全面接班,「香港工作」必由習近平主導。因此,相信新特首和新政府的人事更替,必由習近平說了算。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確立了習近平「王儲」之位時,就從曾慶紅手裏接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職務。五年來,他對香港工作和人事已經相當熟悉。沒有這種熟悉,就不會有今次特首選舉認可建制派兩名候選人競爭的新做法。所謂「新人事,新作風」,習近平在「榮登大寶」之前已經在香港特首產生問題上有所展露。

特首選舉陷兩難

習近平的「新做法」無疑是頗有遠見的。因為習知道在他全面主政期間的二○一七年,香港極有可能實現「普選特首」。這意味着在競爭中「能者居之」,意味着「民望較高」者居之。而誰是「能者」,誰民望較高,必須經受競爭考驗和檢驗,不是北京說了算,也不是「小圈子」關起門來說了算,必須「開放」,面對七百萬市民。因此,今次挑選特首,引入競爭機制,就是「一場認真的演習」,是根據《基本法》的精神「循序漸進」發展民主、走向普選的必要步驟。

這樣的演習和步驟是堂堂正正的,不含政治「陰謀」,中央希望是「君子之爭」,也希望競爭的結果能夠和香港的社會民情相呼應,選出一個「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的人當特首,中央真的不希望「暗中操作」影響選舉結果,如果這樣,將有違「新做法」的初衷。

然而,中央卻有估計不足者,這就是「小圈子」的人事構成。唐營人數眾多,而且有不問是非,只問利益、不問民意,只講私情的強大慣性,「君子之爭」變成了「曝醜之爭」,雙方「仇恨加深」,中央不出手,問題無法解決,然中央出手又後遺症多多,「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陷入兩難之局,這些是今次「競選特首」一開始就顯露出來的。

中央難展開調控

中南海最初認可了唐英年、梁振英兩位建制派競選特首,一個基本假設和自我估計,是可以在整個過程中大致掌控「小圈子」中的建制派之「投票取向」,大致上認定唐、梁之爭能夠是「君子之爭」。只要是「君子之爭」,就是「理性之爭」,就是「比政綱,比能力」之爭,建制派就不會「大分裂」,唐營、梁營就不會「傷和氣」。只要氣氛理性良好,中南海「隔岸」觀察唐、梁二人誰的民望比較高,誰的能力比較強,便可心中有數,到了最後關頭,不難令「小圈子」中的建制派既順應民意又合朝廷之心選出「三贏」局面之特首。

然而,中南海大跌眼鏡,唐、梁並非「君子之爭」而是「互揭醜聞之爭」、「互相抹黑之爭」。此種「劣質競爭」,大傷了唐營、梁營,他們勢成水火,矛盾不可調和,互欲置對方死地而後快。這種情況下,中央已很難展開「調控」兩營的工作,用所謂「顧大局、講團結」,用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等大道理已很難化解這場「兄弟鬩於牆」之爭鬥。何況唐營自恃「財大氣粗」、「勢力深厚」,更不把中南海未來「新主」放在眼裏,讓他們「顧全大局」,和中南海及香江民意「保持一致」、棄唐轉梁幾無可能。十五年來,在香港問題上,北京之失算莫過於此也。



東方椰林




兩度下令嚴防流選

東方日報

隨着北京人大、政協「兩會」今日落幕,這個特首選舉外圍戰場亦曲終人散。昨日正當唐英年與梁振英陣營支持者紛紛收拾行裝之際,京城之內突然傳出一個敏感消息,就是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領導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召開會議,就下屆特首人選扑錘拍板。傳聞一起,令「唐梁之爭」勝負已分的講法一度甚囂塵上。

港澳小組是否已就下屆特首人選一錘定音?真命天子最終花落誰家?相信一、兩天內也難有明確答案。然而,港澳部門已收到北京發下嚴禁「流選」的第二度死命,訊息卻相當清晰。

唐英年身陷連串私德醜聞泥沼,民望徘徊谷底,欲振無望,唐營心知形勢不妙,在上月底開始或明或暗鼓吹流選之說,意欲跟梁振英玉石俱焚,迫使北京另覓第三人選。當時北京已有指令南下,斬釘截鐵不容流選,甚至傳出「策動流選等同作反」的說法,一度煞停流選之議。

不過,唐唐背後的利益集團豈是省油之燈,就在北京「兩會」的過去兩個星期間,梁營便在「拉票飯局」一役中伏,唐營馬上又四出散播流選之風。小道消息滿天飛,北京峰層的最新意向未明,建制派選委在一片亂局之下,根本無法摸透當前形勢。然而,接近北京消息,北京最高層對流選問題態度清晰,已再次向港澳部門明示,防止流選亂局出現,而這個指令只在這三兩天前發出,顯示近日發生在梁營身上的風風雨雨,並未影響北京的態度。

如果港澳小組真如傳言在昨日開會,會否在流選問題立場急轉彎?消息指,可能性不大,事關在北京最高層眼中,梁營近日面對的風雨暗箭,根本算不上甚麼,不會因這小事一樁,輕率調整「雙英對決」的既定政策方針。當前北京的着眼點是唐梁之間揀哪一個?最後又如何掌握票源流向,做到滴水不漏,防止流選亂局發生。

王俞





越南派和尚維權 中國文藝兵出征

東方日報

越南在南沙群島又搞小動作,今次將派出六名和尚進駐一些島嶼寺廟,以宣示「領土主權」。越南派出和尚「文鬥」,中國為何不派秀色可餐的文工團征討,將越南和尚俘虜於裙下,徹底擊破越南佔我南沙的陰謀。

南沙群島一些寺廟長期無人居住,越南當局為宣示「主權」,最近對這些寺廟進行修復。這六名進駐島上寺廟的和尚來自越南慶和省,該省代表越南對南沙群島「履行行政責任」,而島上寺廟的整修費用也由該省編列預算支付。

和尚作為出家人,本應四大皆空,無欲無求,如今卻成為越南宣示主權的急先鋒。中國若出動海軍陸戰隊驅趕和尚,勝之不武,易遭國際輿論非議,而一味聽之任之,又將坐視主權流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為今之計,只有出動解放軍中最有殺傷力的無敵部隊文藝兵前往征討,不用槍炮武器,便可得勝還朝。
載歌載舞 四夷賓服

中國文藝兵是全球軍人中最特殊的一群,也是最亮麗的一群,其中官拜將軍者不在少數,唱歌將軍、跳舞將軍層出不窮。這些文藝將軍姿色過人,嗓音超人,舞技驚人,隨便唱首歌、跳個舞,就能讓那些只會唸「南無阿彌陀佛」的越南和尚丟了魂,隨時還俗。

一直以來,社會各界對文藝兵官拜將軍多有微詞,今次正是這些能歌善舞將軍建功立業、洗刷污名的良機,假如亮嗓子便能退敵,扭屁股就能奪島,戰鬥力絲毫不遜於殲二十和二炮部隊,誰還敢說流血的不如唱歌的,賣命的不如跳舞的?今後國家還應該論功行賞,讓文藝兵當中央軍委副主席也沒甚麼奇怪。

毛澤東詩曰,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可惜時移勢易,如今中華兒女多好色,不愛武裝愛紅妝,大熔爐培養出一批「戰無不勝」的文藝兵。今後中國可以派跳舞將軍擋住美軍航母,用唱歌將軍唱退霸佔黃岩島的菲律賓軍隊,令畫畫將軍橫掃佔據釣魚島的日本自衞隊,命笛子將軍嚇退盤據藏南的印軍。如果領土爭端可以由文藝兵解決,中國肯定天下無敵。

當今中國周邊烽煙四起,四海不靖,關鍵是當局沒有對症下藥,假如用本欄之計策,將即將服役的航母命名為「派錢號」,載着大量美金,再讓文藝兵載歌載舞,到處派錢,到處慰問,何愁四夷不賓服,五洲不歸心?



无国界记者:中国压制网络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中国官方成立4万微博大军在网上传播官方说法和信息。

根据压力组织“无国界记者”所发表的报告,中国仍然是互联网公敌,而且逮捕网民人数最多。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

此一名为《网民与在线监控和内容过滤的斗争》报告,把巴林和白俄罗斯列入了“互联网公敌名单”。

名单上的国家还有缅甸、中国、古巴、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越南。

报告指出,关闭互联网通路已经成为中国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在情况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采取这种手段,而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则是最早的“受害者”。

该组织还说,在突尼斯和埃及动荡的时候,“茉莉花”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故而被封锁。

报告当中也提到,中国官方向新浪微博之类的民间企业施压,迫使他们雇佣大批人手审批微博的内容,并且实施微博实名登记。

中国还限制了可以连接国际互联网网路的电脑数目。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也提及了“五毛党”,说中国政府出动“五毛党”大军,在内蒙发生卡车撞死牧民引发不满时,大量发出政府宣传言论的帖子。

报告也对2011年当局逮捕网民作了统计,去年全球至少有199件网民被当局拘押的案件,比前一年增加31%,至少还有120名网民仍在监牢当中。

其中胡佳和蒙族维权人士哈达被形容为“假装释放”和软禁,而此一做法也被越南当局所仿效。

BBC

中国外贸赤字表明:经济降温速度超出预料


德媒认为中国的外贸赤字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疲软之快超出专家和中国政府的预料之外

《南德意志报》3月12日写道:"多年来,欧洲和美国抱怨中国的贸易盈余太多。然而,局势才一改变,欧洲和美国还是表示不满意。2月份的中国外贸逆差高达315亿美元,这是20多年以来的最大赤字。

"这个糟糕数字来的出人意料,只能部分地以节假日来解释,中国的工厂今年1月份因为过春节关门1星期之久,但是对'中国制造'的商品需求在全世界明显减弱了。"

文章认为,"这个赤字表明,中国的经济降温要比大多数观察家或许还有中国政府所预计的更快。……

"中国虽然想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刺激国内消费,然而从出口转向需要时间。来自汽车业和零售业的信号让人预料中国今年的消费热会明显降温。因此,北京必须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

文章也引述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提醒说,不要对2月份的外贸赤字过于高估,赤字不会长久,今年年底中国会在外贸方面显著增长的。

"2012年会是北京领导人的艰难一年"

针对中国今年1月份的进、出口下降,《日报》3月12日认为,"不久前中国领导人还成功地抵抗若干经济危机,但2012年会成为他们的艰难一年。"

该报说,"温家宝的讲话出人意料,尽管大多数经济专家在预测中仍然认为中国的增长会超过8%,这位总理仅仅给出7.5%的目标,这将是20年来的最低值。

"显然,温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内在问题。特别危险的是房地产领域的局势,面对价格的迅速增长,许多省市政府2011年在特别繁荣的城市限制了购买第二和第三套住房,并且限制了贷款发放。

"然而当局的应对措施显然过了头。虽然房地产价格在最近几个月适度下降,但是建筑业垮掉了,毕竟该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现在,很多建筑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文章写道:"主要是夏季让许多经济学家担忧,对许多这类企业来说,到6月和7月份贷款到期,可能将证明是坏账。2009年和2010年,政府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大力扩大贷款额,现在可能表明,许多这类资助项目结果是糟糕的投资。

"然而偏偏今年是中共最高层以及国家更换领导人,为了在权力交替时保持国家稳定,现任领导人又在扩大贷款额。在人大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在4个月之内第二次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20.5%,从而向市场投放相当于将近500亿欧元发放新增贷款。对抗通胀在几个月前还是首要任务,现在不再优先。物价迅速回升到4.6%,食品价格甚至上涨超过10%。

"尽管中国领导人目前强调,在经济政策上要集中于内部市场的发展,但还是为外贸备好相当多的方案。《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打算与所谓的金砖四国集团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达成协议今后直接用人民币结算。这将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强化中国货币,以美元为代价。"

报摘: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又一藏族僧侣自焚身亡,去年以来第26人


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西藏爆发反抗中国统治起义53周年之际,一名叫作格培的年轻藏族僧侣自焚身亡。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周二(3月13日)通报说,格尔登寺18岁僧侣格培于上周六(3月10日)自焚身亡。

每年3月是西藏问题“敏感月”。1959年3月10日,藏人起义抗议中国统治,遭武力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不满中国西藏政策的大规模骚乱事件。

一年来,藏区一再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抗议中国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压制。据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藏族女作家唯色提供的数字,上周六去世的格培是去年以来以自焚形式抗议北京政府西藏政策的第26名藏人。

德国之声

两会,你是否对得起每年的春天?

年年春天有两会,人们曾无比冀望两会。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两会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春天与希望,反而是一次次的叠加失望。本届两会更无长进。

国民与人大代表

大街上,司机也偶尔会谈论两会,多是牢骚满腹,认为两会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面临的问题,只是摆花架子开会,弄得满城交通紧张,不是这里戒严,就是那里管制,我一次上午十一点出门,连三环及三环与二环之间,都有多处交通管制,没有会议代表出行,也出现多处管制,令人不解。

两会之前,有司机希望利用两会罢工,想引起两会代表对出租行业的关注,因为出租司机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由于油价与物价上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紧张。听说带头起事的司机两会前就被拘留,出租司机行业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更没有政协委员,所以只有个别司机通过号召罢工来试图解决自己行业的问题。

我问一位司机,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吗?司机说,几年前有过,当时也是抓了几个司机,还判了刑。这位司机说,其实那次没有罢工,但政府还是做了许多让步,减免了许多费用,差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少交七八百元费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应该帮帮那些为我们争取权益的受政府判刑的司机。我能感受到这位司机的良知,但也感受到,他想去感谢那些维权而遭打击的司机,还是难以做到。

而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司机们将获得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就是每月会减少四天的份钱,一天平均二百元的话,也能减少八九百元的份钱,并将实施集体议价方式。

任何社会群体利益受损,都是社会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没有权利代言人,通过网络检索,我希望在媒体报道或网络信息中,找到出租司机中的人大代表,可惜,没有一条与之相关,也就是说,全国有一百多万辆出租汽车,但却没有专业性的人大代表,全国农民工有一点五亿人,而属于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也只有三名。尽管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代表将实现1:1,如果这个比例中,具体代表数字被官员占用,代表的意义也就被弱化了,或者没有实质意义。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独立参选的公民人大代表,这一条路被行政部门阻断,如果所有的代表都由党政机构内定,这些代表只能是党政机构的外围人员,百姓的声音无法上达,国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媒体报道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全部代表中,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媒体无法知晓,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领导干部的代表还占有多少?如果人大代表的数字都是国家秘密,这样的人大代表对百姓有何意义?

所以,不仅要公开人大代表姓名身份,还应该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接待日。否则一年一度的会议,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平时有效的沟通所代表的社区百姓,提交的议案提案,也是临时作文,无补于世。

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报告中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发挥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如果形象地说,全国人大是铺路架桥的,而党的意志则是火车头。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火车上还是在铁路旁,是一群观望者。如果火车上装的都是权贵,而人民只有旁观的权利,那么,火车的合法性与铺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

江泽民时代以来,党不再主张自己的政治意志直接成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予以实施。这一点,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执政党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不再在前台操盘国家行政事务。

但问题是,全国人大如果将自己定性为确保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那么,全国人大就成为虚设的橡皮图章,执政党如果决策错误,如果某些政策法规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那么,全国人大的"确保"岂不是背离了人民的权益?

我们要追问的是,人民的意志在哪里?代表全国人民的权利机构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里,有几处提到了人民的意志与人民的权利?

执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发现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经济需要,从而制定国策,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执政党固守自己的权力意志,一厢情愿地代表最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替天行道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并拥有真理,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全国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实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执政党如果犯错了呢?全国人大也要保证其错误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

由于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将全国人大的职能倒置,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分不清国家权力与自己代表人民的神圣权利。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说,90%以上的人大代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人大代表的使命是代表权利制衡和挤缩权力,但现在的人大代表却本末倒置,代表权力去压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要为公民建道德档案,最荒唐的是与领导握手就欣喜若狂,最无耻的是装哑巴或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素质如此低下,怎能指望人大代表维护公民权利?

即便是现在的共和国制度设计,也有着三权分立的角色扮演。执政党代表党派权利,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精神追求,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是人民权利意志与精英智囊的合作,一方面它制约或影响执政党,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政府的作为,它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使执政党与政府不至于一体化,不至于权贵合力,使国家经济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

现实的悲剧在于,人大因为既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贯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拨款,这样的人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利意志的主体,而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一部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机制被模糊了,被消解了,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通过代表的选票,来影响国家决策,来影响执政党的权力意志。

汪洋在谈到乌坎村民主选举时,说到,乌坎村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制度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相关规定,完全赋予村民自治与独立选举权,村民选举村长或村党员选举村支书,都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但我们却看到,全国人大由于人大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权利,人大委员长也没有意识到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要限制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将人民的意志做成国家意志,让政府与执政党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常识。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达网络文章达二千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

德国之声

“干爹”代表与“娱乐化”两会


据《成都晚报》消息,两会上再曝娱乐化新闻,中国模特周蕊在微博上发出一张生日时与一位两会代表“干爹”的合照,目前该微博被删,此代表身份待核实。

3月13日,《成都晚报》报道“新浪微博上又爆‘周美美’,坑出了两会‘干爹’”,号称“中国第一制服美女”的模特周蕊今日在微博上传一张与一名男人的照片,微博内容为:感谢我的生活一直有你陪伴,感谢干爹两会期间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举办生日宴……“照片上的男子腰系爱马仕腰带,脸被一颗红心遮住。随后微博被删,男子身份尚待核实。

该模特早前的微博内容也被网友搜出,其中一条形容超短裙的微博"齐B小短裙"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而淘宝商城也出现以此命名的裙装。一时间,中国模特、两会代表"干爹"、超短裙等被网友拼揍出不同版本的故事,亦有网友期待调查两会"干爹"是否涉嫌贪腐。

评论人士认为本届两会已被网民"娱乐化",很多戏谑两会的微博和评论等的风头已经覆盖过本应严肃的话题,一位Twitter网友写道:从这几天推文最常见的关键字,可以准确猜出两会的"进度","雷锋"表示两会光荣开幕了;"刑诉73条"表示两会出积极成果了,"齐B小短裙"表示两会胜利闭幕了。

两会开幕至今,公众先后关注了政协代表宋祖英皮草大衣和香奈尔高筒靴、恒大主席许家印腰间闪亮的爱马仕皮带等,再到调侃李鹏之女李小琳的"提议为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的"良民证"之说,及从不投反对票的"赞成姐"申纪兰等。"严肃"的两会内容在微博上被迅速解构成时下流行语或桥段。

网民用"娱乐化"方式消解两会权威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微博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对地方政治和两会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而网民参与两会分别采用的是维权及娱乐化两种方式:"比如《刑事诉讼法修订案》,网民对它进行阻击就是用的维权方式;还有一种看戏喝倒彩的方式,两会代表'干爹'为模特过生日就属于这个方式。从第二种方式来看,微博或网民很容易把两会娱乐化,把它消解成比较负面的形象。将两会变成嘲笑的对象。"

陈永苗认为在这种网民将两会"娱乐化"的过程中,隐含着公众的政治诉求及对政治参与的渴望:"两会将网民屏蔽在外面,且两会不能解决民生、政治重要问题的时候,网民就会用间接影响的方式把它消解甚至娱乐化,降低其权威的程度。"

"官方对两会的宣传打了自己嘴巴"

盘点此次两会,陈永苗认为王立军事件贯穿两会,政治权力斗争、两会议题及其他热点问题,在两会成为一个戏台的同时,另外也产生了一处微博"两会戏台":"官方的内容在传播后就到了微博上面,微博本身会把感情色彩、政治立场等揉和进去,再传播时就变成和官方相反的内容。有了微博之后,官方的宣传实际上都是打自己嘴巴。"

从“娱乐化”话题回归两会主题,陈永苗认为本届两会并无新意及可以满足公众的期待,往左往右方向都不会有太大作为:“往左民生方向、向右民主化他们都不会做,说两会是‘花瓶’或‘戏台’,还是比较准确的。”他也认为只有中国民主化后才能改变这一现状:“不要希望现有的政治框架能够往民主化方向发展,经济上的发展也不象西方所希望的那样能带来政治上的进步。”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德国之声

叙利亚屠杀惨烈超出“六四”和卡扎菲血腥镇压


最近叙利亚屠杀的惨烈早已超出中国的六四屠城和前些时候卡扎菲的血腥镇压。为何国际社会还不行动?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中东的政治和宗教纷争远比其它地区复杂,而多数华人对此了解很少。先考虑宗教。在伊朗什叶派占绝大多数。在沙特、埃及等其它国家中逊尼派占绝大多数。伊拉克是什叶、逊尼、库尔德人三派鼎立,什叶派占多数。叙利亚是逊尼派居多(74%),叙利亚立国时是世俗的社会复兴党掌权,逐步退化为赤裸裸的独裁政权。叙利亚总统海菲茨·阿萨德(Hafez al-Assad,现任总统之父)属于Alawi派,一个从什叶派分出来的穆斯林小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互认为异端,它们又都认为Alawi是异端。

叙利亚军队残酷镇压民众是有先例的。海菲茨·阿萨德1971年上台以后叙利亚成为独裁国家。逊尼派在叙利亚占74%,其中多数当然不满被逊尼派认为异端的Alawi派统治。穆斯林兄弟会在80年代初曾经在叙利亚一些地区相当强大。穆斯林兄弟会属于逊尼派,起源于埃及,是重要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组织之一。50-60年代时穆斯林兄弟会里学者Sayyid Qutb在穆斯林激进派中影响很大。现在盖达的头子Ayman Zawahiri的意识形态就是从Sayyid Qutb来的。阿萨德政府感到1982Hama城的强大穆斯林兄弟会是个威胁,下令镇压。1982年叙利亚军队在Hama进行了大屠杀(Hama massacre),广泛认为这是截止最近阿拉伯世界最惨烈的屠杀案。大约有一万至四万人死亡,多数是无辜的民众。叙利亚军队在有些区不管男女老幼一起歼灭,甚至社会复兴党干部也有被误杀。【1】有关于Hama大屠杀的一些介绍,我当时读了以后非常震惊。现在电视新闻有时播放叙利亚军队用坦克大炮袭击城市居民区,使人立刻回想起Hama大屠杀。

叙利亚在国际上有两个盟国或朋友:俄国和伊朗。俄国在历史上与叙利亚有着悠久密切的关系。著名中东历史学家Bernard Lewis在【2】里对此有深刻揭示,现简述如下。叙利亚现在执政的社会复兴党(Baath Party)根源是纳粹和苏联。1940年时叙利亚是法国的领地。法西斯德国侵占法国以后,占领区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戴高乐在国外成立了一个抵抗政府。当时的法国帝国各地区政府可以选择希特勒德国属下的傀儡政府,也可以选择戴高乐的抵抗政府。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地方政府选择了傀儡政府。叙利亚社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是这时得到建立。社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把纳粹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东,它强调泛阿拉伯主义,国家主义,和某种社会主义。战后,社会复兴党的领导们很容易就把党从纳粹的形式改变成共产党的形式。社会复兴党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为争取选票和赢得选举的党,而是像纳粹和共产党一样致力于洗脑, 监视和压迫。后来冷战时,苏联与叙利亚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现在,虽然俄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与社会复兴党没有联系,但是俄国在国家关系上仍与叙利亚关系很好。例如,俄国仍是叙利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阿萨德政府基本上是独裁世俗政府,与俄国的关系是利益关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朗曾是最恶劣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不仅与西方为敌,也威胁其它中东国家。萨达姆为什么要打伊朗?一部分原因是教派不同(萨达姆是逊尼派,伊朗基本上是什叶派),一部分原因是萨达姆自己想成为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萨达姆的理想是成为当代的萨拉丁。既然许多中东国家都惧怕伊朗,萨达姆想我如果打败伊朗,我不就可以称王了吗?当时,沙特、科威特等在两伊战争中都支持萨达姆。一方面因为都是逊尼派,一方面它们惧怕伊朗的威胁。美国等西方支持萨达姆不是因为萨达姆是好人,而是打算在伊朗和萨达姆两害之中取其轻。当然,西方在萨达姆用化学武器时没有强烈谴责他在道德上是一大污点。萨达姆在长期两伊战争以后无法还借科威特、沙特等的钱,就明目张胆出兵吞并科威特。这使世界各国无法容忍,引起90年的海湾战争。

海菲茨·阿萨德也曾经支持过恐怖主义,但没有伊朗恶劣,而且也没有伊朗那么有钱和石油。这是为什么小布什总统不把叙利亚包括在邪恶轴心国内的原因。阿萨德政权在反恐战争中还和西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要知道阿萨德政权与伊斯兰主义者也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上面所说的Hama大屠杀就是针对伊斯兰主义者。据报道,中情局的Rendition还有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送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大概会对这些恐怖嫌疑大施酷刑。其实埃及,利比亚,沙特,约旦等都有施酷刑的事例,至少是有这种嫌疑。

伊朗支持叙利亚主要是地缘政治。伊朗有野心领导伊斯兰世界,至少领导中东。霍梅尼发起的极端伊斯兰革命在中东民众中有很大影响,但是伊朗政府在中东各国中几乎没有朋友。伊朗除了在黎巴嫩有很大势力以外,唯一的中东朋友大概就是阿萨德政权了。虽然阿萨德政权有上面的屠杀平民的劣迹,西方还是与阿萨德政权保持一定关系。主要原因是中东政权是一个比一个残暴。以前我以为斯大林毛泽东是凶残的极端了。了解中东以后,才知道许多中东的暴君比斯大林毛泽东还要残忍得多。阿萨德在这些暴君中还不是极品。

这次叙利亚的民主运动遭到阿萨德政权的残酷镇压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小阿萨德只不过是沿着“既定方针”去办而已,即重演以前Hama大屠杀。当然我还是相当失望,因为受过西方教育的小阿萨德可以比较开明。这次镇压与以前至少有几点不同:(1)这次会有伊斯兰主义者参与,但是多数民众应是民主派。(2)上次Hama大屠杀外界来不及作出反应就结束了而这次是慢动作。(3)时代进步了。世界各国难以容忍重演这种大屠杀。现在来看中东国家的一些反应。伊朗坚决支持阿萨德。首先,阿萨德政权是伊朗的基本上唯一的盟友。伊朗的国家利益促使它支持阿萨德。其次,阿萨德政权杀的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朗不会同情。阿联这次在利比亚民运和叙利亚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前阿联只是一个社交平台,基本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中东国家践踏人权普遍存在。但是这次阿联划了一条底线:明目张胆用军队镇压平民不能接受。这是一个重要进步。阿联国家中间,沙特,卡塔尔站在反阿萨德最前列。其实它们以前与阿萨德政权的关系也还可以。教派在它们的这次考量中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逊尼派国家不能看着阿萨德政权屠杀逊尼派穆斯林不管不问。伊拉克上一次在阿联谴责叙利亚的议案上投弃权票是惧怕叙利亚危机蔓延到伊拉克。叙利亚危机具有很大潜在爆炸性。这在下面还有谈及。

既然谈到沙特,应该简介一下有相当影响的Wahhabism。限于篇幅,我只介绍一本书:Charles Allen, 《God's Terrorists》【3】。这本书描述了在伊斯兰世界有巨大影响的Wahhabism的起源,如何在沙特成主导,传播到印度次大陆,导致塔利班,盖达等激进组织。书中也讨论沙特通过石油金钱在世界上资助许多Wahhabism学校。书中一直联系Wahhabism与伊斯兰圣战。一方面这本书易读,有许多一手资料。另一方面这本书够不上高质量学术文献的水平。例如,我以前有一篇关于原教旨主义的文章【4】。一流学者在原教旨主义上不会搞错,但【3】的作者就不清楚这个概念。(当然我也曾看到过美国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搞不清这个概念的。)【3】的有些地方也不够严谨。

另一个与了解沙特相关的是西方政治术语问题。有些没有脑子的人动不动就把西方的自由派,保守派,左派,右派,neocon等等套在中东政治上。诸不知这些西方的名词根本不适合于中东政治。大家应该知道西方的政治名词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即使把美国的政治名词搬到澳洲也很可能闹笑话。例如澳洲的Liberal Party是保守派,比较右的!Labor Party是比较左的。大陆来的许多人学会了共产党的戴帽子打棍子的恶习。我先准备好现成的帽子,对一个人、团体、派别找到一顶看来可能合适的帽子给他戴上,然后有一套批判攻击的办法。有些西方人也热衷此法因为它简单。但是,西方的这些帽子不应该用在中东政治。要正确分析中东形势,首先要用Top-down分析。即从宗教出发,了解正统、异端,然后考虑历史发展,接着考虑政治现状,也参考地缘政治。有人指出沙特非常保守,又是Wahhabism占主导。但是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和思维方式来分析沙特。沙特的Wahhabism不一定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即便是穆斯林兄弟会也不一定导致恐怖主义,埃及就是一例)。911以后在小布什和莱斯的推动下,沙特也在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现在至少在口头上提倡民主。我们绝不应该用西方社会标准来衡量沙特政治,例如妇女开车,妇女就业,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在这次阿拉伯之春,沙特的办法是胡萝卜加大棒。沙特在阿拉伯之春初就发钱收买民众。另一方面沙特有高压,有安全部门使民众不易抗议。沙特出兵巴林可能有几个原因:(1)支持逊尼派掌权;(2)向什叶派抗议民众示威,防止事件扩大;(3)可能还有统治集团私人关系。巴林的事件没有闹大。不管怎样,沙特的行动表示它反对军队残酷镇压民众。

现在回到怎样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问题。叙利亚危机十分棘手。叙利亚与利比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利比亚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反对派组织可以交涉支持,而叙利亚现在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组织。第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背景在叙利亚比利比亚严重。参上面的Hama大屠杀。除非反对派澄清这点,西方很难愿意支持。第三,宗教派别使问题复杂。利比亚则无此问题。盖达宣布支持也使叙利亚问题更复杂。第四,最重要的是外界军事干涉叙利亚可能使冲突大大扩大。根据上面的讨论,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伊朗不会对一个主要盟友倒台袖手旁观。伊拉克由于是邻国又有复杂的宗派成分也很有可能卷入。黎巴嫩很可能卷入因为其各派利益与叙利亚政治有紧密联系。沙特也可能卷入。第五,利比亚处于中东政治边缘而叙利亚处于中东政治中心。第六,西方民众对于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已经疲劳。这里讲讲土耳其。土耳其与叙利亚原来关系良好。但是这一次土耳其强烈谴责阿萨德的镇压。这与阿联的反应类似。但是土耳其军队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不能胜任对叙利亚的军事干涉。第七,由于俄国和中国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难以授权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注释:
【1】 Judith Miller, "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Simon & Schuster, 1997.
【2】 Bernard Lewis, "Faith and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98-199.
【3】 Charles Allen, "God's Terrorists: The Wahhabi Cult and the Hidden Roots of Modern Jihad", Da Capo Press; 1st Da Capo Press Ed edition, 2007.
【4】 韩家亮: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866

作者:韩家亮,原载: 华夏快递



俄总统的豪宅和他太太的基金會


《明鏡月刊》孫越


  豪華別墅是小梅的?

  俄羅斯人喜歡奢華,作為一國之君的梅德韋傑夫(以下簡稱小梅)和伺機再度登基的普京,生活更是窮奢極欲,他們在俄羅斯和世界各地坐擁二、三十座豪宅。最近一段時間,有關小梅和普京腐敗的房地產醜聞與日俱增,今年春節前後,莫斯科有富商證據確鑿地舉報普京總理,說他在黑海之濱的山區通過“腐敗、受賄以及挪用公款”等方式,為自己建了一座造價6億英鎊的意大利宮殿。最近,又有人投訴總統小梅,說他在距莫斯科500多公里的伊凡諾夫州的伏爾加河畔,一個名叫米羅夫卡的小村莊裡投資興建了一座超級豪華別墅。

  話說伊凡諾夫州的米羅夫卡村森林茂密,伏爾加河水清澈,蘇聯時期依林傍水修建了一座結核病研究所,起名“清水潭”,蘇聯時期,研究所除了從事研究之外,每年還接待一些工會組織或者醫務室安排的病人前來療養。蘇聯解體以後,雖說療養變成了商業化運作,免費治療被收費服務取代,但是“清水潭”的科研和運作資金也還是時常捉襟見肘。
  2011年5月的一天,研究所領導突然接到有關部門搬家的通知,並被告知要拆除“清水潭”,因為與“清水潭”比肩相鄰的“切爾涅維赫”莊園舊址,被列入俄羅斯文化保護遺產,莊園修繕已經完工,目前正在進行環境整治,方圓若干平方公里之內,不得有“清水潭” 這樣的“違章建築”,所以它被列入強拆範圍。消息傳來,“清水潭”上上下下群情激奮。伊凡諾夫州州長米哈伊爾公開說:“這座莊園舊址上蓋的可是聯邦總統辦公廳的房子!”負責為該建築做電力保障的SVEL集團公司工程師也證實,確實有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廳的人監督施工。不過“清水潭”還是就強拆一事給聯邦衛生部寫信,表示不滿。

  實際上,這個莊園的持有人並不是總統辦公廳,而是劃在伊凡諾夫州的“禮品”基金會名下。該會於2009年便買下了“切爾涅維赫”莊園舊址,之後開始進行改建和翻蓋。莫斯科《對話者》雜誌2011年披露,“禮品”與總統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2011年1月曾經租用小梅名下的“伏爾加”別墅的總統專用水域,一般機構鮮有此殊榮。故而有專家分析,“禮品”基金會是專門用來給克里姆林宮打掩護的機構。還有就是小梅原計劃在黑海禁獵區修建一幢總統別墅(也有人說是一座私人康體中心),因為施工需要大量砍伐而遭遇環保人士的抵制,總統雖然最終沒有入住這家豪宅,可“禮品”基金會最終以租賃的形式擁有了它。


梅德韋傑夫被爆腐敗。

“禮品”基金會的冰山一角

  最近,經過一些私家偵探的瞭解,“禮品”基金會的冰山一角終於浮出水面。該會於2006年11月3日註冊,它不僅是米羅夫卡村總統別墅,也是黑海禁獵區總統別墅的投資方。資金來源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銀行,而負責撥款的銀行副主席葉里謝耶夫(Илья Елисеев)不僅是“禮品”基金會的觀察委員會主席,更是小梅的大學同窗。與其說葉里謝耶夫發跡靠的是當上了“法律中心”總裁,不如說,他那時還受命兼任小梅控股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他一方面出任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銀行行長,一方面還是布拉戈維申斯克鋼筋廠股份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這個廠為天然氣公司等客戶生產石油輸送管。

  再說,“禮品”基金會主席是葉里謝耶夫的得意門生波良斯基(Филипп Полянский)。他不僅擁有一座金屬工廠,還授權建造和管理着與小梅有關的總統別墅“大烏特里謝宮”,同時擁有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多家大型商務中心。深入調查,更有驚奇,原來“禮品”基金會與俄羅斯第一夫人,小梅太太斯維特蘭娜(Светлана Медведева,以下簡稱小梅太太)的“俄羅斯社會文化倡導”基金會的註冊地址,竟然是同一個門牌號碼!難怪有人作出如下推斷:修建豪宅是總統自己的主張。“禮品”基金會曾經遭遇追查,自然毫無結果;“俄羅斯社會文化倡導”也巧妙地回避了蓋豪宅的指責。

  小梅太太和俄羅斯不少知名基金會都有瓜葛。比如說,她就出任著名的“俄羅斯青少年精神道德文化”基金會監察委員會主席,這家基金會出錢的是歐洲金融投資公司總裁沃洛金(Валерий Володин)。特別是“康斯坦京諾夫國際慈善基金會”主席亞夫尼克(Геннадий Явник)與第一夫人關係過從甚密。亞夫尼克基金會主要靠俄羅斯中央銀行、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等企業的贊助,來修繕隸屬於總統辦公廳的官邸和宮闕。有人提出質疑,小梅太太和亞夫尼克是否動用過善款修繕總統豪宅?嗚呼,這種質疑在今天的俄羅斯哪會有結論!(《明鏡月刊》第18期)


李延明:排除阻碍,推进民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澄清几个学理问题

民主的基本学理早已被众多学者多次阐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已经成为常识。然而,在我国仍有不少人对民主的基本理念不甚明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然会阻滞我国的民主建设。因为很多道理过去已经讲过,所以这次针对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说法,只强调其中的几点。

一、民主的“主”是主权,而不是次权。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一书中指出,权力是凭借物质力量在社会有序结构中运行的人对人的精神性强制支配力 。权力运行于其中的有序结构是一个系统,即权力系统。各种权力在系统中分层分类配置。在这种有方向的有序结构即有方向的系统中,必然会有一种权力处在起点的位置上。没有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整个系统便无所依归。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就是主权。“主权”是同“次权”相对应的。没有其它权力,主权也无从与之区别开来,从而也就没有意义。由于处在起点位置,所以主权最终产生并决定该系统内的其它一切权力,却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

主权具有以下性质:一、不受限制性,即不受其它任何权力限制,是最高的或最终的权力。二、不可分割性。三、唯一性即排它性。四、不可让与性。主权不因时间流逝或不行使而消亡。

掌握主权的人是主权者。

治权,即管理权,是次权的一种。当主权掌握在君主或者寡头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主权者可以同时是最高行政管理者。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情况就不同了。除了小国寡民的场合以外,行政管理者只能是公民中的少数人,绝大多数公民只能是被管理者,而不能是管理者。

公民全体集合起来选举代表管理公共事务时,无疑让渡给了代表一定的权力。这就像主人让渡给管家或仆人一定的权力一样,全体公民所让渡出来的只是治权,而不是主权(如果连主权也让渡出去,自己就不再有让渡什么权力的资格了)。因此,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分开的,全体公民掌握主权,而政府掌握治权。政府受主权者的委托,执行主权者的意志,只是主权者的代理人。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中的“主”指的仅仅是主权。“民主”不是“民治”。民掌握的应是主权,而不是治权。民治并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除了与全体公民一起共同享有主权以外,公民个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当某个公民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时,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机关,即全体公民的公仆。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只有具备对执政者的挑选权,才能具备对执政者的监督权。

有人把“民主”同“民治”相混淆,嘴上说要“民治”,好像要给民比主权更多的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以“领导”为名替民做主,盗走民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民治”主张不过是对民的“忽悠”。

二、主权只有对内方面,没有对外方面。

按照多年以来流行的辞典和教科书的说法,主权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方面的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受其它国家或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 。具体说来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权和平等权(包含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自由在内),是说这两个权不因国力强弱而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大小的区别。我认为,独立权和平等权属于“利权” 范畴,而不是“权力”范畴。严格地说,对外方面的“主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其实并不是主权,充其量只是自主权,即相对于其它主体而言,有对自身事务做决定的利权,其中包括自身同其它主体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权力系统内,才会存在主权同次权的比较,因而也才会有主权存在。而不同的主体,特别是独立和平等的主体之间,只有利权关系,并不存在权力关系。独立权和平等权同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不相干的,不相容的。把这两个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称之为“主权”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不同的主体彼此交往,发生关系时,并不以其内部主权位置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平时所说的“拥有主权”的国家既可以是民主制的,也可以是君主制的,就可以明白作为对外方面的“主权”概念与政治体制即国家管理形式完全没有关系。因此,在辞典和教科书中所说的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主权只有对内方面 。

三、民主的核心是票决,与票决互为表里。

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因为全体公民只有集合在一起时才是主权者,所以公民只有全体集合时才能够行使主权,通过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组成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

在自下而上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在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一个是下面的人往上“举”,一个是上面的人向上“拔”,区别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意义上,把共和制说成选举制,把君主制说成选拔制,也是过得去的。

因为公民实现主权除了集合到一起投票表决外别无它途,所以,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不论民主还有多少原则和方法,票决都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程序是实现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操作性环节。有人把民主说成“少数服从多数”,虽然不够全面和准确,但的确是抓住了要点。“少数服从多数”正是投票表决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票决时,如果候选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选举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当需要建立权力机构时,并不是实行票决,而是各个利益群体通过搏斗,自行抢夺权力。谁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谁就掌权。这不是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是弱肉强食。当然,说“弱肉强食”,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权力机关成立需要经过上级批准,就全国范围而言,归根到底由元首做主。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使中国陷入官僚特权阶级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中。

四、民主是关系性事物,而不是实体性事物,不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

在我们国家,经常可以听到“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说法。这样的概念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民主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我认为,作为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同“君主制”都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享有主权的人即主权者则是一种实体。关系与实体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实体具有属性,主权者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而关系只有类型的区别,没有属性的区别。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即实体间相互位置的关系性概念也是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属性的。只要是真的民主,而不是假的民主,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主权者由哪些人、哪些阶级组成,都是主权者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由哪些人来做自己的公仆,也就是说决定由哪些人来执政。当前人们以“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斗争,实质是对主权者地位的争夺,也就是谁应该享有主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社会部分成员,还是社会全体成员?如果根本不承认主权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投票选择公仆这个基本原则,那就不是要“这种民主”还是“那种民主”的问题,而是根本反对民主了。

宣称民主有阶级性,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学理上没有弄清民主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不属于实体性事物。另一类则是害怕民主,用给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方法来根本否定民主,而不是仅仅否定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在我们国家,在不少人中,还有一种以“阶级”划线的思维定势,按照这种思维定势,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就是好的,就是正义和真理;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就是坏的,就是邪恶和谬误。在这些人营造的舆论氛围中,把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过是一种拒斥民主的手段,是一种反民主的手段。

某些人一方面强调民主只能由部分阶级享有,自己天经地义属于这个范围,而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不应在这个范围内;另一方面对我国大陆实际存在的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对立却视而不见,拒不承认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实际上从对民主“阶级性”的强调和对阶级对立真实状况的否认两个方面维护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

五、“党内民主”不能成立。

现代民主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权力是全体选民自下而上逐级授予的,最终来源是公民生而自有的人权 。现代民主国家犹如金字塔,全体选民为塔基,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为塔尖。它的形成方式是自塔基向上生长,逐级缩小。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上层依附于下层。而政党则是以发起建党的少数公民为基点或核心,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自内向外、由小向大地形成起来的,外层组织的利权由内层组织授予。外层依附于内层,也就是下层依附于上层,否则外层就无法吸附到这个组织上,无法成为这个实体的组成部分。政党形成的这种方式折射到组织制度上,就是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政党在建立时和建成以后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选举是不能同这种生长方式相抵触的,因而是从属于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度的。

除了创始人以外,政党成员在党内的利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入党手续,接受先行在党的人制订的党纲和党纪,放弃公民的部分利权以后,向先行在党的人换来的,因此并不具有原初利权的性质。这种利权只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说法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从来没有“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的规定,也就是说,党员在党内并不是主权者。既然党员没有主权,“党内民主”自然就不存在。鉴于政党滚雪球的生长方式,“党内民主”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

因此,“先搞党内民主,后搞人民民主”的说法不过是对民主进程的一种延宕。

六、再戳几个“肥皂泡”。

除了“党内民主”以外,还有几个关于“民主”的流行说法也属于“民主”问题上的“肥皂泡”。

例如,人们常常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说成“民主”。实际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在民主制中可以用,在君主制中也可以用。在民主制中,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利权,不存在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而在君主制中,就有一个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了。让人讲话,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讲了以后,采纳不采纳,并不由讲话的人决定,而是由“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或者“兼听、纳谏的唐太宗”决定。

人们平时还有“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学术民主”,以及“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企业民主”等等提法。前一类是根据活动的领域命名的,后一类是根据活动的主体或者场地命名的。这些究竟是不是民主呢?我们只要用“主权”概念加以对照,或者“测试”,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目了然。所谓“经济民主”,不过是账目公开。所谓“军事民主”,不过是在军事问题上允许大家发表意见。这些都同“主权在民”没有关系,同主权在哪里没有关系,因此都不是民主。“学术民主”,不但于学术无益,而且于学术还有碍。因为真理并不以认识它的人数的多少为依归,众口一词可能是真理,也可能不是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有可能扼杀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只能实行学术自由,而不是学术民主。根据主体或者场地而命名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看组成主体的成员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是否拥有原初的利权,看它是利权在先,还是契约在先。按照这个标准,“社区民主”以及“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主体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即社区居民、村民、市民,其利权是只要居住在该地就无条件享有的,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另外的主体赋予他,其利权具有原初的性质,因而“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可以成立。前面说过,党员的利权没有原初性,需要通过契约获得,因而“党内民主”不能成立。同理,企业雇员也是经过雇佣契约获得利权的,这种利权是企业主 赋予的,内容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因此,“企业民主”的概念也是不能成立的。


二、从“替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我们党多次表达过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愿望。这一点,从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言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努力所形成的惯性的作用下,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顺理成章地把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这种原则,全体公民是主权者,谁执政要由全体选民决定,而不是凭借武力自我决定。可以说,写进根本大法的这些内容已经为我们国家铺就了一条民主的轨道。

然而,我们党自身并不是循着这条轨道上台执政的,而是循着丛林法则的轨道,“狮王争霸”,通过暴力夺得统治权的。我党的全国性执政权力并不是选民赋予的,而是自己从国民党那里夺来的。我党夺权时,国家主权并不在选民手上,而是在国民党手上。我党夺到手的既包括治权,也包括主权。

暴力的轨道同民主的轨道没有交汇点,因而沿着暴力轨道不会自动滑上民主轨道。要想转换轨道,需要有一个“搬道岔”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拿到国家主权的政治集团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自己则作为申请执政的政治群体之一听候全体公民的选择。

我党在夺权成功以后,按照《共同纲领》和随后制订的宪法,理应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从而把国家从暴力轨道移置到民主轨道上。然而,国内形势这时候同国共决战前相比已经完全倒转,已经不存在足以迫使我党交出刚刚夺到手的主权的制衡力量。是否交出主权,完全取决于我党自己的意愿或者说觉悟。

事实表明,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并不想白白放弃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夺到的国家主权,并不想放弃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权,把它交到自己一直声称为其利益奋斗的选民手里。于是,就沿袭历朝历代和国民党的老路,“打天下者坐天下”,自我决定执掌政权。
那么,我党已经承认了民主原则并且把它写进了《共同纲领》,怎么才能使行与言看起来和谐一致,至少不冲突呢?我党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是宣称“人民”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公民,而是同我党站在同一立场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只占公民的一部分,因而并不是公民的全体。二是宣称人民必须由精英加以领导,我党就是这样的精英集团,并且是唯一正确的精英集团。三是宣称我党没有与人民不同的自己的独立的利益,因而我党掌握主权就是人民掌握主权。

于是,一方面,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要通过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些人员完全由我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和管辖,只不过有时直接由我党委员会任免,有时又经过一下选举程序而已。即便选举,也由我党的组织部门操控甚至包办提名,不允许竞选,不搞差额,甚至不搞秘密投票,使“被选举人”的命运完全不受选民控制,几乎与选举无关。因为“被选举人”的权力实际上来自我党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他们“当选”后自然只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选民在他们眼里等于零。因为选民心里明白自己在被当猴耍,所以对这种假选举不感兴趣,而这对于我党来说又正中下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在建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党委员会直接以自己名义向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下达行政指令,也就是直接行使行政权。不但如此,而且我党县级以上机关还设有政法委员会,对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审查和批准重大案件,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直接干预。

我党的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各级立法机关事实上成为贯彻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表面上对国家各级立法机关负责,而实际上贯彻执行的也是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长期以来,由于同级人代会像政府一样,执行的也是我党委员会意图,所以政府对人代会意志的服从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实际上服从的并不是人代会,而是我党委员会。

因此,在我国大陆,我党是实际主权者,而全体公民则是虚名主权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提出并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代表的产生方面,逐步把直接选举的范围从乡一级扩大到了县一级;在选举中减少了等额的做法,增加了差额的做法;我党掌控的选举事务机关在推荐代表候选人之前注意了预先听取选民意见并据此调整所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在任免人大常委及其首长、任免政府负责人时,注意了履行法律手续,名义上最后由国家机关决定。可以说,在落实宪法承诺,实现民主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是步伐并不大。

因为党外公民无权对党内事务置喙,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一种我党可以管辖党外公民的事务,党外公民却对我党事务无法干预的单向作用机制。就像几千年来官府可以管治平民,平民没有反制官府的任何手段一样,平民阶级除了暴力造反换一个官府集团以外,已经别无它法。

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我们跟在列宁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这里,除了把选举搞成假的以外,结社自由特别是建党自由被取缔了;公民申请进行的游行示威几乎从来不被批准;出版自由实际上掌控在我党的宣传部手里;公民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决定;公民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能够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和警察机关决定;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利权的要求成了一种非法的事情;甚至民间讨论宪法修改事宜也被我党和政府当成非法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主人”无权对宪法说三道四。如此等等。可以说,在民主的虚假性上,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我们又宣称,这种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高得多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已经好到了头了,只剩下完善了。我们虽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宣称自己建立的是党国,但是事实上却用党国思维在建国和执政。为了保障这种党国制度,我党曾经多次发动政治运动,对于企图质疑、动摇、挑战这种制度的思潮和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在我们这里,主仆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因为官员们的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而是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通过“暗箱操作”自我决定的,所以,他们在选民面前就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敢干,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成为不治之症。

当前,社会全体成员与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仆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若想把国家管理人员变成全体公民的公仆,只有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主要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达61年的今天,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不能挑选仆人,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不能兑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在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大选挑选和决定执政者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公民对于自己无权挑选执政者、对官僚特权集团无可奈何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迫切要求收回宪法所规定的主权。

然而,官僚特权阶级不但尝够了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甜头,而且,几十年来欺侮、压迫平民阶级,干了许多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已经积怨难消。一旦放开大选,很有可能落选下台。那时候,不但失去特权,而且其中的腐败部分很可能受到清算,同健康部分剥离开来。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公民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主权。这样,他们就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力。

双方僵在这里,使我国民主建设陷于困境。
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区别在于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按照宪法要求,把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命运交到选民手里就行。落实宪法承诺,把主权即对执政者的选择权还给全体公民是唯一出路,此外不可能还有第二条出路。

我党只要真的是立党为公,像自己宣称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难事。主动这样做,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不经动荡,国家就平稳有序地过渡到新体制,迅速发展起来。

如果官僚特权阶级不肯放弃特权,死扛到底,那就只能导致暴力革命,最近这些年层出不穷的瓮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已经预示了这样的前景。一旦发生,对于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社会经济的维持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极为不利。如果那样,我们不但会被历史抛弃,而且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总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假民主,是坏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国宪法中已经写明的东西自己不肯实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搞真民主、让我们自己的公民真的享有宪法第35条写明的那些利权、让我们的选民真正能够通过大选挑选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呢?

可以预见,在推进民主时,民主的受益者会努力促成落实宪法承诺,而民主的受害者会努力阻止落实宪法承诺。因此,落实宪法承诺会有一场阶级斗争,也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它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希望的只不过是这场斗争能够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和平地进行,不至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震荡。

作者:李延明



亚洲为何需要知名品牌?

手头现金充裕的亚洲企业在世界各地大肆收购资产之际,有一个问题也日渐凸显出来──亚洲以外没多少人听说过这些收购欲望强烈的亚洲公司。

宏达电是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全球知名品牌。
花旗集团(Citigroup)说,缺乏品牌知名度是亚洲公司面临的不利因素之一,因为尽管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处于30年来的最佳水平,但缺乏强大的品牌却使他们的定价能力比较弱,导致他们只能扮演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

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15年中亚洲企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利润率方面却屡创历史新高。

除日本以外亚洲地区的企业中,真正能被世人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和LG电子(LG Electronics)等几家韩国企业以及台湾的宏达电(HTC Corp.)。

花旗集团说,亚洲公司今后自然会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购买西方品牌、通过向增加值曲线的上方移动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亚洲企业迄今为止在并购方面的表现一直很保守,自2001年以来他们所支付收购款的平均溢价仅为16%。这是因为亚洲公司本身已经在高增长市场上经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增长型资产支付溢价,亚洲公司转而选择了收购较便宜企业的所谓价值型投资方式。

但如果亚洲企业想从佐丹奴(Giordano)的档次提升到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档次,成为花旗那样的企业,他们就应该放弃一些企业并购方面的保守做法。花旗的亚洲策略师罗斯金(Markus Rosgen)说,在利率处于历史低点、亚洲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非常强劲之际,并购给亚洲企业提供了一条拥有知名品牌的快车道。

由于亚洲企业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也不愿发行债券,用现金和股票收购依然是亚洲企业青睐的收购方式。因为发债融资依然是一个成本非常低廉的筹资选择,亚洲企业在实施并购时可能会考虑更多借助这一手段,而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额越高,就能为股东创造越多的价值。

Isabella Steger

华尔街日报



厉以宁:“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


  ◎广东“腾笼换鸟”的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别的省份可以从广东的经验中学到更多东西。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过去我们常说,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社会是不大安定的。


  本次政协会议间隙,全国政协委员、82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对广东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广东的“腾笼换鸟”提法对全国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厉以宁认为,我国下一轮改革中,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他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赞赏,并期望广东在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继续为全国作出贡献。


  转型升级以制度创新为基础

  南方日报:近年来,我国提出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您对此如何评价?

  厉以宁:首先是产业转移,因为从全国来看,广东等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二是产业升级;三是制度创新,这三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从整个趋势上看,产业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不仅是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中西部市场,提高当地购买力和市场容量。

  但我们要注意,所有的转型升级,都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南方日报:近几年,广东一直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您看来,这对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厉以宁:前几年,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产业转移,将已经不适合在广东发展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转移是为了给广东腾出空间,留给更适合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

  我认为,广东的这个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别的省份可以从广东的经验中学到更多东西。但任何地方都要选择适合本地的政策,因为它未来要开拓的是本地的市场。


  深化改革建促经济发展机制

  南方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到改革,您觉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吗?

  厉以宁:今年更突出了改革。近年来,我们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改革的问题被引起重视,改革是发展的关键。

  我们的改革如果不继续深入下去,就可能“生病”。一会儿经济过热、一会儿经济变冷,“热了”就紧缩紧缩,“冷了”就刺激刺激,这都是外来的力量在对经济起作用。改革就是让你自身的机体能够形成一种机制,政策给你刺激,那都是外来的。如果这个体制制度本身就能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有一种对整个经济运作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就减轻了对外来力量的依赖。

  当然,不是说有了机制以后,就可以不要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机制的作用,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


  顶层设计需要重视民营经济

  南方日报: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幕,现在的改革和上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难点在哪?

  厉以宁: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形势不一样了。当时,人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而今天的问题已经明摆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改革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讨论的是怎样把改革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更主要是从哪些方面着手。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南方日报:您认为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顶层设计前取得一致认识?

  厉以宁:今天,我们对民营经济的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过去我们常说,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到现在仍然有效,没有农业,社会就不能稳固。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社会是不大安定的。为什么呢?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你就业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社会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吗?


  解放思想缩小城乡区域差异

  南方日报: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现在改革还有没有解放思想的问题?

  厉以宁:现在同样有。过去我们经常批判“小富即安”,今天同样需要这样。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改革取得的成果,要继续改革。改革越往前走,就越往深层次发展,就一定要有一个通盘的设计,城乡的统筹、区域之间的协调都需要做。

  南方日报: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这一轮改革中,您对广东有怎样的期许?

  厉以宁:我希望广东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是总结乌坎村事件处理的经验,这个可能会为全国社会管理方面作出贡献,广东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二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而全国范围来看,民营经济也有很多需求。广东靠自己的政策让民营经济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也是广东给全国的贡献。

作者:厉以宁 |记者黄颖川、周强,来源: 南方日报2012年03月12日




葫蘆裡賣什么藥?毛主席提議林彪當九大主席團主席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9年4月1日 17時,毛澤東宣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並反復提議林彪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堅決不同意,提出毛主席任主席團主席,他帶頭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大會一致通過由毛澤東作主席團主席。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宣讀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念得結結巴巴。

經江青提議,九大《黨章》明確寫上林彪作為接班人。

九大前,葉群被安排進中央政治局。林彪曾勸她:你當辦公室主任把秘書管好就行了。你當政治局委員,把江青往哪裡擺?你還是不當為好。

4月2日 九大會議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草案。

4月7日 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修改稿指示:林彪同志審閱。我看這樣修改較好。只在第24頁上作了一點修改。新排本留下待看。此件請你閱後退還張、姚二同志。

4月14日 毛澤東主持九大全體會議。

毛澤東、林彪發表講話。
周恩來發言,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稱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革命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40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新黨章明確寫上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從林彪同志40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申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援。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群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打斷周恩來的發言,說同志們,我沒有準備講話,我插幾句話。總理的講話,我事先不知道內容。他對毛主席的這個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現在這樣的地位,那中國就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國,那中國就是黑暗的中國,而不是一個紅色的中國。而今天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紅色的、偉大的、光榮的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這樣強盛的國家,而能影響全世界,諸種因素中的最重要的,決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偉大的英明的領導,毛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至於我個人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領導人中間,比較起來,前前後後我比來比去,我那時候就認為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的認識,沒有達到那個水準,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準可以說是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賀龍底下,在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也早就沒有了,一定沒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肯定地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的。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能夠允許我存在嗎?那就變成段德昌,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而我的能夠存在為黨貢獻自己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那種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志們作這麼一點簡單的聲明。

九大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第一章《總綱》這樣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黃永勝對林彪十分有氣:“你跑什麼跑!”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 年9月17日)我在總後的家中吃完晚飯,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剛出生的小孫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黃家看看他理髮回來沒 有。黃住在西山最高處的9號,9號下面是龐大的地下工事,是軍委前指的所在地。過了一會,路光回來說:“黃伯伯回來了,請你去呢。”

我問路光:“你黃伯伯在幹什麼?”
路光說:“他在批文件,並對我說,他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然後他放下筆,從桌子上拿起一個相框給我看。他說,路光呀,這是我在我在井岡山當排長時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岡山,我對黃永勝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還沒有講完,我就起身去黃處了。

約六點半鐘的樣子,我到9號同黃永勝見面談了話。這次談話是“九一三”之後,我們第一次談話,也是此生我們最後一次談話。

兩人坐下來之後,反而沒有立即說話,這時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還是黃開了口。
黃說:“老邱啊,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不會多了。”

當 我講了周總理的態度後,黃說:“話是這麼說,文章不一定這麼做喲,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我們過去上了汪(指汪東興)的當,他利用我們看不慣 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慣江青對老幹部沒有感情,到處出口傷人啊,看不慣江青在政治局頤指氣使,為難總理啊,汪東興老鼓動我們去反江青,說主席討厭江青。那次 (指1970年5月17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對江青根本不是汪說的那麼回事,其實主席很在意江青。”

黃接著說:“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來,總不能都抓起來,難道都不要了嗎?黨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來,我什麼都不會說。江青會算老賬,要算老賬也還是那些,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說:“就是沒有什麼可怕,才難辦呢!問題就難在這裏。”

黃 說:“我們也有嘴嘛!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不頂住文革小組那一套,不行嘛!況且,張春橋還是個板上釘釘子的叛徒。不讓她插手軍隊,是怕軍隊亂 了,這也不對嗎!?支持總理工作有什麼不對!?過去主席是不會出面管這些的,現在不同了,他們會騎在我們頭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當時黃永勝對林彪是十分有氣的,他說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圖的牆前,大聲疾呼:“你跑什麼跑,害死人呀!”

黃喊完坐下來後又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吃夠苦頭?我看,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

黃永勝說著說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說:“說這些王八蛋幹什麼,算了,不說這些了。”(《新史記》第4期)

为什么死刑犯的器官不能废物利用?


 2012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犹如《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子一样,黄部长的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我国死刑犯器官被移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数量还比较大。

事实上,死囚犯的器官移植这一点是国外人权机构长期攻击我大国的口实所在,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讳莫如深的。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为何受到责难?

许多学者从人权观念进行解释。

就我看来,更多应从人性恶的角度解释。

更有许多老百姓认为,死刑犯反正被判处死刑了,生前他们作恶多端,死后器官移植不过是废物利用,是一件有利的事。

这可不是个别群众的观点,在我国大有市场。

被告人王富,54岁,原四川省内江地区人。1991年10月6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体育场召开死刑宣判执行大会,当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宣读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并命令武警战士将强奸犯许某某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后,站在罪犯两旁的两名武警随即拖上死刑犯许某某走向游行的卡车,就在接近卡车时,被告人王富突然从人群中冲至死刑犯前方,手持斧头向死刑犯的头部猛砍,结果一斧子下去当即毙命。经查,被告人王富系本案被害人的父亲。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当然也可以说是法院的一次失误事件。王富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但是不是定故意杀人罪?我看,如此定罪有些难,相信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因为许某已经是个“活死人”,在1991年还绝少发生枪下留人的传奇。提前几分钟结束一个“活死人”的生命,也构成故意杀人?但毕竟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被现代司法替代后,公民的私人行刑权全部让渡给了国家。国家的行刑权可能与公民(被害人)的认知有所不同。问题由此产生:在国家垄断行刑权后,是否允许民众部分或者说小限度地保留这种权利的行使?这些也让法官为难,该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参见王学堂著《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海洋出版社2009年6月版,《法律上的意外》,第154-155页)

我们还应该感谢时代,因为好在社会进步、法制文明了。

那就是私人行刑权完全被废止了。

有人认为,尽管法律已经剥夺了死刑犯的生命权,但却并未剥夺其身体权及自主权,死刑犯依法依旧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捐献自己的遗体或器官——尤其是在其该种捐献无害甚至还有益于社会与他人的情况下。严格遵循程序的前提下利用死刑犯的遗体或器官似乎并无不妥,但就怕好心容易被坏人利用。

死刑犯器官移植不过是废物利用,是国人的实用主义至上思维。

这也并非个案。

行政处罚中罚没物品由于处理程序限制,许多鲜活易烂物品往往腐烂变质。于是,许多市民上书建议直接送敬老院或者社会福利机构。

可惜,法律对此都是直接否定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会刺激行政处罚,使其目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亦不例外。

将罪犯作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历来是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禁区。一些国家出于谨慎曾明令禁止对罪犯强制实施器官移植,并限制罪犯捐献器官,甚至将这类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防范。而我国立法中则迄今还未明确就这一问题作出规定。现实中,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案例不少见,但是也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巧取”、“强取”的案例。根据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在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利用的三种情况下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个别执法人员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会劝说罪大恶极或一审被审判死刑的人,以捐献器官作为悔改的理由。这种理由往往容易被目的非法者利用,最终达到了从犯罪者身上进行器官移植的目的。

因此,在目前尚无较好的规制办法下,对死刑犯器官移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为佳。

因为人性之恶有时不能不防。

作者:王学堂,网易博客

2012年3月12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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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歷史日報》

中国走向商业帝国 至少20年持续增长


访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
朝鲜日报记者 全炳根 (2012.03.13 15:03)
“资本主义在任何文明中都会存活。就像爱情一样,在任何文明中都普遍存在。”

“左派人士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几乎所有争论焦点上都提出了错误主张。”

“中国不同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或20世纪的日本帝国,会成为‘商业帝国’。”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的回答斩钉截铁。从“金融史”到“帝国论”,再到“文明论”,不断加大研究幅度和深度的这位47岁的历史学家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国际学者之一。

《朝鲜日报》记者单独采访了来韩参加本报主办的亚洲领导力会议的弗格森,向他询问了资本主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西方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等。下面为采访摘要:

问:先从上月在《外交政策》发表的论文说起吧。题目是《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We Are All State Capitalists Now)》。

“题目不是我加的。我一向认为‘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替代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共产阵营瓦解后,除北韩和古巴之外,大部分国家都在推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国家在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地方是欧洲和美国。外界总是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型,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一直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地位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的增长秘诀。”

问:您是说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北京共识(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分并不符合实际吗?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局限性。就华盛顿共识而言,在涉及自由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等问题时,显得力所不及。由此带来的局限性通过金融危机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两种模式都忽略了对增长的必要条件——‘制度的质量(quality of institution)’的重视。例如法律的支配地位、透明度和腐败程度等。以此为标准,很多西方国家排名都很低。基于这一点我宁愿主张‘香港共识’。香港直到最近一直在法律的支配地位、企业环境等方面领先于美国。”

▲“北京共识”能否代替“华盛顿共识”?弗格森指出,这一争论忽视了各国的经济现状,真正重要的是法律的支配地位等“制度的质量”。朝鲜日报记者摄影
问:有人说中国今后还会持续增长10至20年,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以韩国为范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但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潜力很大,中产阶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至少还会持续增长20年。然后会爆发人口问题。也就是说,国民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求会达到临界点。”

问:有人担心中国会成为过去那样的帝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无意像20世纪初期的日本那样成为军事帝国,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亚洲国家将中国视为增长动力。中国会成为商业帝国。中国和过去开拓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完全不同。中国将增强经济力量摆在首位,军事力量摆在次要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反而更像美帝国。但中国也没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样对国外进行军事干涉。15世纪将郑和舰队派往印度洋的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帝国的先例。当时向国外扩展也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

问:有人说西方的问题在于失去了对自身文明的信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说是‘西方(the West)’,但北美和欧洲是不同的。双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越来越大。我认为,美国可以自我改造。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国民倾向于竞争、透明性和法律支配地位等原则。但欧洲国民则不同。就像丘吉尔所说,美国在尝试一切不同方法后选择最佳方案。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但美国最终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问:您为何说帝国会突然没落?

“应该将作为国家的美国和作为帝国的美国区分开来。作为国家的美国不可能立刻崩溃,但作为全球力量的美国则非常脆弱,可以快速瓦解。无论在亚洲还是中东,美国都可能面临重大挑战。”

问:资本主义不也是一时的文明吗?

“市场这一机制于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伴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自然而生。在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城市文明社会的地方随处可见。想要取代市场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无论什么样的文明支配21世纪,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都会存活。将资本主义视为某种特定文明是错误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但也是在被所有文明和文化接受的情况下发展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像爱情一样,在任何文明中都普遍存在。”

问:您在学者中被视为保守主义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以美国标准而言或许是保守主义者。但我(和美国保守群体不同)不是宗教人士。我信奉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家提出的原则。我年轻时支持撒切尔夫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撒切尔夫人比当时支配英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劳动党更倾向于启蒙主义原则。我成为保守主义者主要是因为左派让我变成这样。我一直认为左派在很多问题上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冷战、核武器、经济以及几乎所有争论焦点上都是错误的。来到美国更倾向于共和党也是因为对民主党标榜的原则,即像欧洲那样扩大联邦政府职能感到不满。”

多名港政协委员提案 建议深圳升格直辖市

深圳可否成为中国第五个直辖市?这一次,这个话题由香港抛出。本次两会期间,多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发起提案,建议“将深圳市升格为直辖市”。
  中国目前共有四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与重庆,这四个城市由国务院直接管辖,行政地位相当于省级。而作为国家的重点地区,这四大直辖市的一把手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般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国会否增设第五个直辖市?深圳、青岛、大连、武汉与苏州,都一度是外界猜测的对象。其中,2011年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四的深圳市,早在1988年就开始有相关传闻,在深港强调加强合作的背景下,这一呼声近期更为高涨。不过,深圳官方在今年2月否认了这一传言,并声称深圳市委政府从未申请过成为直辖市。
  然而,深圳不急香港急,与深圳毗邻的香港,近年屡有政商界人士建议深圳直辖。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本次两会期间,包括高敬德、杨孙西、刘汉铨、计佑铭、施祥鹏、卢文端在内的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发起提案,建议“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在经济区划上把深圳定位为自由港。
  他们在提案中指出,港深应以金融合作为核心,构建港深为主中心的超级国际大都会,核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肩的世界顶级金融中心。
  其中,全面推进两地融合,包括加快推进港交所与深交所的合并,加快建设国际交通航运中心,加快构建国际创新中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等。
  关于深圳直辖的利弊,民间也有不同的反应。支持者认为,深圳直辖将可以摆脱广东省的束缚,与香港的互动将可以更便捷,从而为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可能。而反对者则认为,深圳作为广东省内一个重要经济体,直辖对于珠三角的整体发展并无重大的促进,另外,深圳同样强调发展金融业,这将与香港产生同质化竞争,而两地在体制上存在区别,要实现无间合作,并非直辖之后便可以做到。

廉价中国的终结


《经济学人》 

核心提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发表:2012年3月10日
作者:《经济学人》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要:中国飙升的工资水平对全球制造业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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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香港坐船到深圳,有一个巨大的标语牌欢迎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地区之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生产的电视机、智能手机、钢管及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他产品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从历史上工厂聚集的沿海省份(参见地图)开始,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上升。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法规以及税收等因素都在产生影响。不过最大的因素却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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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投资银行标准渣打发布了一份对200多个总部位于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经营的制造商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今年的工资已经上涨了10%,苹果iPad的外包生产商台湾富士康,上个月在深圳将工资提高了16-25%。

      来自Kolcraft的Dale Weathington哀叹说:"不像以前那样廉价了。" Kolcraft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华南通过外包生产商生产婴儿车。他抱怨说,劳动力成本在过去4年中飙升了20%。沿海省份正在丧失从内地吸引劳动力的力量。这些流动的劳动力通常在中国春节的时候回到家乡。在之前几年,Weathington先生的员工返回的比率是95%,今年只有85%。


      Kolcraft的经历很典型,当上海美国商会询问其会员最近面临的最大挑战时,91%提到"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居其后。从2002-2009年,广东蓝领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分红)按美元计算每年上升12%,在上海则是14%。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估计,类似数字在菲律宾是8%,墨西哥为1%。

  中国欧盟商会的资深实业家约尔格·武特克预言,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比现在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咨询公司阿利克斯合伙公司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推断:如果中国的货币和船运成本每年上涨5%,工资成本每年上涨30%,到2015年,在北美生产的成本,与在中国生产并将其运送到北美的成本将没什么两样(见图表)。在现实中,这种趋同将会被放缓,但趋势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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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廉价的中国正在淡出,那么谁将取而代之?工厂将会转至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一种常识性的想法,然而却是错误的。

中国优势
      PPC公司生产电视机插接器,该公司的Brian Noll说他的公司认真考虑过将经营转移到越南,劳动力在那里更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服务供应商,如镀镍、热处理和特种冲压。最后,PPC决定留在中国。作为替代,它在上海附近的工厂采用更多自动化流程,用机器取代部分(但不是全部)工人。

      GE副总裁John Rice表示,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30%,但这通常会被其他问题所冲抵,尤其是供应链的缺失。GE确实在美国开设了一家工厂生产风力涡轮机,但Rice坚持说吸引力是人才而非廉价劳动力。由于附近有一家政府的大船厂,他的公司得以能雇佣到世界级的焊工。他说,除了日用品行业以外,"能力总是比成本重要。"

      香港企业家Sunil Gidumal为Harrods、Marks&Spencer以及其他零售商生产装饼干的铁盒。在他位于广东的工厂中,工资占成本的三分之一,在过去四年中翻了一倍。他说斯里兰卡的工人便宜35-40%,但他发现他们的效率很低。所以他在中国保留了一个小工厂为美国和中国国内市场服务,在斯里兰卡制造的铁盒只出口欧洲,因为从那里的船运成本远比从中国便宜。

      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观察到部分低科技、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T恤和廉价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实施"中国+1"战略,在另外的国家只开设一家厂,作为试水和备用。
     
  尽管成本大幅上升,但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持久的优势。首先,沿海地区靠近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如此众多渴望购买产品的新富消费者。

  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也许正在迅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在迅速上升。准确的数字或许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工人获得较高的报酬,是因为他们生产了更多的东西。

  第三,中国是个大国。阿利克斯合伙公司的伊沃·瑙曼称,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十分巨大和有弹性,足以容纳制造圣诞节彩灯或礼物的季节性产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为了应对此类的需求,生产iPhone的中国工厂可以在半夜——而不是等到第二天——把8000名工人从宿舍中叫到装配线上。半夜。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做法。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十分成熟和顺畅。长江商学院教授郑渝生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方式不应只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而应该是比较整个供应链。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中占到1/4,但其他众多元素的不可靠性和不可获得性可能会使得在其他地区生产同样的产品显得不那么划算。

  制造业咨询企业太平洋资源国际公司的德怀特·努德斯特伦认为,中国电子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十分完善,以至于其前进步伐至少在今后10到20年内都"无人能挡"。中国的低技术产业也具备同样的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数十家签约工厂的鞋类出口企业Topline公司的保罗·斯托克说,没有人能够轻易取代中国。

  人们普遍预言中国内地的工厂将取代沿海的工厂。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官方数字支持了这种观点:一些内陆省份——例如重庆——现在吸收的外国资金与上海一样多。今年从内陆地区返回沿海地区工厂的民工人数有所减少,原因是在靠近他们家乡的地方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制造商并不会仅仅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转向内地。原因之一是那里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便宜很多。中国大型通信企业华为说,他们拥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的薪水,在内地只比深圳低10%不到。Kolcraft考虑过迁到湖北,但发现最后的成本可能只比在沿海低5-10%。

      Topline公司曾考虑把业务转向内陆地区,但是却发现在内地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出口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仍然破落不堪,配套设施也不完备,而Topline公司的整个供应链仍然在沿海地区。于是该公司决定按兵不动。

内地收入

      转到内地带来各种不可预期的成本。例如,在像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新的劳动法规使得要关闭一家工厂耗费不菲。将货物从中国内地运送到沿海的成本可能比从上海运到纽约还要高。经理和其他熟练技术人员会对从熟悉的沿海地区迁到偏僻地区提出可观的加薪要求。重庆拥有3000万人口,但它不是上海。近期那里开展的一场反腐运动变得如此暴力,令合法的商人和奸商们都惊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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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内陆投资的企业主要是为当地的消费者服务。随着众多的内地城市迅速膨胀,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要制造用于出口的iPad和智能手机,世界车间仍然是在中国沿海省份。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将会修建更好的道路、港口及供应链。最终它们将挑战中国沿海地区对基本制造业的主宰。因此,如果中国要想繁荣,中国的制造商就必须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它们需要的不是为人作嫁地组装别人设计的高档产品,而是从事更多的自主设计工作。它们需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制造出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并提供这些产品的配套服务。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参观华为在深圳的巨大合作园区很有启发性。这个公司由一名退伍军官创办,多年来一直得到政府的扶持。但它现在更像一个西方的高科技公司而非政府扶持的巨兽。它的经理们是第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从数十家进驻的咨询公司那里学习,包括IBM和其他美国咨询公司。它已经变得高度职业化,创新能力突出。

      2008年,华为申请的国际专利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今年年初,它发布了世界上最薄、最快的智能手机。作为至少中国的私营部门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知识产权的标志,华为深陷专利权之战,不仅与跨国公司,也包括与同城对手中兴,中兴也想从一家低成本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转向新型消费产品创造者。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中国吸引了大量愿意创建一个华为的聪明的年轻人。每年都有新一波的"海归"——即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中国人——回国。许多人曾与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培养出的世界一流的工程师打成一片。许多人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正是硅谷的资深创业者创立了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例如百度。

  中国的变革步伐十分惊人,以至于让人难于适从。与毛式服装一样,关于低工资血汗工厂的固有偏见已经过时。下一个时期将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必须创新,否则将会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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