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記者柯宇倩／知名中國攝影記者暨記錄片製片人杜斌2013年6月1日被強行從家中帶走後，7月8日深夜終於獲釋。杜斌離開看守所後接受《名星》採訪時，不改樂觀本性地表示：“我在裡面很快樂，出來後更快樂，因為可以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拘留38日以取保候審名義獲釋
8日晚上杜斌的妹妹杜繼榮已先在推特上表示：“今晚剛剛接到電話，哥回家了！感謝大家許久以來對我哥杜斌的關注與支持，謝謝大家！！因為有您們的關心和支持支撐著我渡過這麼多個難熬的日日夜夜，謝謝你們！！同時也感謝宮襠（共黨）讓我飛速成長！”
杜斌女友也在推上興奮地說：“ 我買了西瓜，等他回來吃第一勺。”
依照中國法律規定，公安最遲需於30日內向檢察院申請逮捕被拘留者，檢察院最晚7日內做出決定，前後共37日，也就是拘留的最大期限。7月7日為杜斌被拘留的第37天，但杜繼榮與律師直到8日傍晚都未接獲逮捕通知。
就在外界揣測當局是否會繼續拘留杜斌的時候，杜斌被釋放的消息傳出。杜斌對《名星》說，他的三台電腦和兩部手機都被扣押，因此出來後仍不能上網或講電話，杜斌打趣地說，這樣反而耳根清淨。
生性樂觀的杜斌表示，他在看守所時很快樂，而且還充當“心理健康輔導員”，一直安慰裡頭那些情緒低落的人。“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還幫著政府做工作。”
雖然在看守所很快樂，但杜斌對《名星》說，出來後更快樂，因為可以吃很多好吃的東西。出來後，杜斌首先洗了個澡，吃了頓海鮮。“在裡頭我都饞成什麼樣子了，人家給了我一點方便麵，我用開水泡了一下，吃第一口就把我給噎住了。我們經常在放風的時候聊好吃的，我說出去後我要吃一點狗肉，喝一碗羊肉湯，不行的話，你就把我放一天出去，讓我吃一頓好吃的再回來，給我在這倒加一天也行，因為裡面的東西非常難吃。”
更令杜斌開心的，是《小鬼頭上的女人》紀錄片與《天安門屠殺》一書看似得到政府的認可。“現在都不提了，他們也還沒說我犯罪。他們說我尋釁滋事，我都窩在家裡沒出門也能去尋釁滋事？”
杜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搞清楚6月1日到7月8日這段被收押期間，外面究竟發生什麼事，杜斌說，搞清楚後，他要對外面有個回應。
原有長期抗戰準備
北京警方在釋放杜斌時警告，如果杜斌做出任何違反規定的事，隨時可讓他回到拘留所；在被釋放後的一年內，杜斌也要隨傳隨到，且未經批准不得離開北京、住址和聯繫方式若有變動，須於24小時內報告。
杜斌的律師之一浦志強對《名星》表示，杜斌案子的模式，其實就是艾未未案的模式。浦志強為艾未未逃稅案的辯護律師。浦志強指出，警方隨便找了理由逮捕艾未未，之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他，控制了12個月後，現在慢慢沒人管艾未未了。
原先浦志強對杜斌獲釋並不樂觀，先前的取保候審申請未被批准，8日下午浦志強打電話詢問，但無人接聽。“我們覺得更大的可能是批准逮捕、繼續偵察，因為官方比我們更清楚，杜斌不構成犯罪或有違法行為，抓他們是政治。”
從一開始一直為杜斌之事奔走的胡佳，原也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因為回顧杜斌這十幾年來所做的事，當局記恨他是肯定的，而且習近平上台後，意識型態收緊、政法環境持續惡化，杜斌在這些人中，對當局造成的衝擊應該是最高的，這種情況我們沒辦法樂觀，所以當時的律師委託書是簽到二審結束。”
胡佳對《名星》表示，8日他儘可能讓自己心情平靜，同時安慰杜斌的女友和杜繼榮。晚間7、8點時，突然接到杜斌女友的微信，話語中帶著哭泣、幸福、激動加喜悅。“我真要覺得，我不是在作夢吧？”胡佳說，這件事給他們相當大的鼓舞，24小時內，他總共只睡了一小時一刻鐘。
雖然不再任職《紐約時報》，但杜斌仍與報社員工保持聯繫。胡佳陪同杜斌在9日前往《紐約時報》北京辦公室，過去的同事一見杜斌，紛紛上前包圍他。胡佳說，儘管因為阻撓，杜斌已經不是《紐約時報》的員工，但他就如同回了娘家一樣，在年輕同事們的面前，像一名老大哥般回答問題。杜斌說：“我沒有為我們的報紙丟臉，我用樂觀對抗高壓。”
杜斌伸展空間會更大
浦志強對《名星》表示，杜斌能出來，他很高興也很意外，被釋放後，杜斌的伸展空間會比原來更大，因為不太可能再為同樣的事逮捕杜斌，但浦志強也勸杜斌儘量給政府面子，不要做得太過。
與此同時，浦志強正代理北京公民侯欣、袁冬、張寶成和馬新立到西單舉牌要求公示財產、被指非法集會的案件，浦志強認為，此案件的荒唐程度和杜斌案件不相上下，現在這個案件還在偵察階段，或許會進入起訴階段，浦志強表示，杜斌和其他的案件都不應該繼續往下發展。
浦志強對《名星》指出，杜斌的行為並不構成犯罪。“不管是六四或馬三家，拍攝紀錄片、出版圖書，都是在行使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在中國，他的紀錄片不能賣給電視台，他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都是中國本身制度的問題，他在香港、台灣等海外地區出版著作，也非犯罪，至少不是尋釁滋事的行為，他有在海外出版的自由，在中國內地也應該有出版自由，這是憲法規定的。”
浦志強說，如果要說杜斌的著作內容不符合實際情況，那麼所有作品都不能真正表達實際情況，總會有失真的時後，只要把情況說清楚，那麼是否刻意編造，就很明白。“杜斌說天安門有屠殺，你也可以去證明沒有屠殺。表達意見、出版作品都不是犯罪行為。”
寫作與攝影皆自學而成
1972年出生於山東郯城的杜斌，作品以忠實呈現中國社會、歷史問題為主，杜斌此次被捕，官方對他始終關心的，就是他的著作，浦志強表示，杜斌被傳喚及拘留後遭訊問的都是他在海外出版的作品，為此專門做了好幾頁的筆錄，涉及此次拘留的書刊包括《中國人權》雙月刊的連載、《艾神》、《天安門屠殺》，以及《小鬼頭上的女人》。
杜斌的最新著作《天安門屠殺》（明鏡出版社），透過不同人物、不同地點、不同角度，從底層人們的視野還原1989年6月3日夜裡至6月4日凌晨所發生事件的樣貌，《艾神》以生平傳記形式，凸顯艾未未的經歷與理念；在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中，杜斌揭露了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施行的酷刑。
此外，杜斌還著有《毛澤東的人肉政權》、《毛主席的煉獄》、《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 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艾神》等書。
習慣用影像、文字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杜斌，打自唸書時就熱愛寫作，開始上班後，杜斌又迷上了攝影，並從此將文學與攝影當成志業。在杜繼榮的眼中看來，杜斌個性活潑，與熟識的朋友在一起時話變得較多，但一旦在公共場合或周遭有許多不熟識者的時候，就會展露靦腆的一面。
杜家一共三個孩子，最大的兒子目前在內蒙的工廠上班，杜斌排行老二，杜繼榮為最小的女兒。杜斌的父親原為一名鄉政府官員，擔任紀檢書記一職，如今已退休，母親原為一名農民，失去土地後成為專職家庭主婦，打理家中的一切大小事。
杜斌的寫作與攝影都是自學而成，並未上過一堂專門課。杜斌讀中學時就喜歡寫作與閱讀，曾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未投稿過。杜斌對父親的印象，就是多半忙於工作，並未特別嚴格地管教子女；但對於杜斌的興趣，父親一開始不是太支持。由於不希望杜斌花太多時間在文學上，以致於忽略了課業，杜斌的父親甚至會將杜斌的書扔掉。
杜斌1993年中學畢業後當了兵，在部隊時經常撰寫新聞稿或記錄部隊中的事，1995年底，杜斌復員回到家鄉，一年多後被安排在縣城裡的一個化肥工廠保衛科工作，持續保持寫作的習慣，有時寫廠子的事，有時寫社會上的事。
寫作外，杜斌也熱愛拍照。在縣城工廠上班的時候，杜斌的工資不是很高，他首先說服父親拿出兩、三千元，讓他買了一台海鷗相機。為了拍出好照片，杜斌會研究各個媒體的照片，自己也訂閱《攝影世界》雜誌、購買攝影書籍，研究專業攝影師的構圖、取景等技巧。
杜斌喜歡購買相機，但本身沒有太多積蓄，父親則認為“好好上班就行，為什麼不務正業玩攝影”，因此不再掏錢支持杜斌，杜斌只能借錢。
當時，杜斌跟杜繼榮借了500塊錢，杜斌買到相機後，回頭存了錢，把這500塊還清了。杜繼榮後來聽朋友描述，杜斌拍攝的照片在縣城舉辦的比賽中獲了獎，杜斌上台領獎時講述了跟妹妹借錢買相機的事，邊講邊流下眼淚。
杜斌靠著自我努力，攝影技巧日益精進，攝影作品被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媒體，以及各大西方媒體，如《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畫報等採用，還曾讓《紐約時報》記者誤以為受過學校的專業訓練。杜斌的攝影作品集《寫出冤情》，更是獲得亞洲第14屆人權新聞獎的“攝影特寫獎”。
杜斌（杜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