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自然是“熙来”的谐音，“东去”指的是中国政治的一种趋向。
具体说，这个标题，是说就如我们面对一条西来的河流，重要的不是纠结于它为何在此打了一个回折，而是承认它已然而来，探究其目前所呈现的情状是什么，以及它所关联的水量与其他汇聚的河流，能否积蓄势能继续东去，并有较好的前景。
一
我之所以主张“跳出西来”，是因为至今薄先生去职重庆的原因晦暗难明，在除了王立军秘奔美领馆之外其他一切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争论其去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或者为此进行一个定性，是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正如有人所说这是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目前我们所能够达成的唯一的基本共识是：这件事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舆论哗然，众说纷纭，甚至谣诼不断。
下面的意见可能就不会有共识了：第一，重庆事件所引起的争论虽然不能完全公开和充分，但就目前的表现形式和水平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林彪事件和胡赵事件，这体现了中国政治的一种进步;第二，即使今后高层对薄先生的去职重庆甚至完全倒台给出一个官方结论，也不会令舆论一致，俱皆信服。
无论共识不共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妨忽略薄先生去职重庆的个人“罪”错因素，甚至跳出薄先生个人的因素，而是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看到大河西来所揭示的一种中国政治的变化，并从这种变化观察中国政治未来可能的走向，由此中国政治的各种主体——如执政者、学者、国民等，特别是后两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能够合理调整自己的身段与行为，在东去的时代潮流中击水弄舟，奔向更加光明的前景。
二
我认为西来所揭示的中国政治变化有四：
一是中共党内有了高官个人凭政绩、凭民意博上位的尝试。薄先生凭借独特的政治资源和个人秉赋(从这方面讲，也只有薄一人可以进行这种尝试)，在重庆将这种个人奋斗与庶民期许相结合的大戏演出得轰轰烈烈，虽然功败垂成，却是中共党内竞争性民主的一种破冰之旅。大门一旦打开，要关上也不容易。如果薄先生成为中共党内竞争性民主的一个先驱者，虽然他失败了，但也有其历史功绩与地位。
二是中共现有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支撑上述的个人奋斗，哪怕是在符合民意的基础上，哪怕是薄这样的先天优势突出者，哪怕是利用这个体制资源并目的是维护这个体制的改良尝试。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体制空间太小，任何改良如果最终涉及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都是不被允许的;第二，这种努力的推行者，本身必然具有各种缺陷，他们既可能会因个人的违法乱纪记录而被作为借口整肃(这种违法乱纪纪录如果没有触动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则是被容忍和默许的)，也可能会因为这种改良的某些不足和失误被问责(如重庆的黑打和王立軍事件)，而这种不足和失误因为改良的迫切与急进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如如果没有王立軍这样的人则打黑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体制内的奋斗者，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与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好地结合。
三是执政党解决中国当前严重而剧烈的社会矛盾的任务因着重庆模式的失败，非但没有减轻和缓解，反而更加突出和加重。不管什么原因，重庆试验的失败，标志着执政党自己的行动空间也被压缩了。起码从表面上看，从左的方面，利用体制既有资源做修补式的改良，已经被执政党自己给予了声誉上和合法性的致命一击(虽然在高层，比薄先生更左的人如赞赏羡慕朝鲜体制的大有人在)。这使得后进者更加畏首畏尾。但是舍此而为，那就是实行右派的宪政民主，这又是一个阻力更大、障碍更多的途径，如薄先生那样层次的高官，可能不会有人敢于尝试走上这条路。因为这种改良，不但会更多地触动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会动摇目前的政治体制。薄先生可能还是这个体制的违规者，而后者则会成为这个体制的叛徒。这个罪名够大。正如储建国先生所说，薄的去职增加了普通国民的挫折感，加剧了政治危机。这个政治危机，也包括了统治集团高层人物更加畏惧改革。
四是问题总要解决，此路不通，彼路不行，怎么办呢?这就是中共和社会各界所面临的共同的大问题。
三
结合以上对于形势的分析，现在我们来试着看一看中国政治的可能的前景及右派的策略应当是什么。
首先，关于前景。
在重庆事件后左派失落、右派欢呼、但右派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储建国先生认为，“加剧了的政治危机反而让前途变得更加清晰了，国家所面临的选项越来越少。国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两个前途：一是军事官僚威权主义前途，二是大众参与的宪政民主前途。”我赞成储先生对前途的判断。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为第一种前途即便出现，性质和作用未必那么简单，第一，它可能会出现官僚领袖与军方共管的局面，而不仅仅是军人领政;第二，这种军方干政也许会为民主化提供新的路径，或加速民主化过程，就如土耳其那样。
其实中国走向哪种前途，目前还不是很明朗。目前我们只能说，因着重庆事件的震荡，一来这个问题突出了，二来言论的空间加大了。社会力量自然会在持续呼吁改革的同时，深化对改革的认识，甚至形成左右的某种意见的合流;而统治集团虽然并不容易形成共识并付诸重大行动，但一来处理重庆事件的困窘使它已难以像以前那样压制民间的讨论(如你既然将重庆试验与文革挂钩，就不能太过分地以文革的形式压制舆论，甚至必须依靠民间的某种舆论为其所作所为提供声援，但问题的争议性却使得舆论不会一面倒)，二来在社会压力下它也可能会在某些不涉及根本的事情上进行小改小革。同时，十八大后的新的领导集体，无论是为了缓解紧绷的社会危机，还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责任伦理与形象，都必须对政治改革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社会力量与统治集团中的明智派能够合作，战胜既得利益阵营的阻截打压，那么第二种前途即宪政民主就可能实现。
其次，关于策略。
重庆事件所造成的左派的失落与激愤，一是会形成革命加速的危机，二是会促成左右两派的合流或者说合作。关于第二点，可以做以下说明：
合流是指会促进“中道”政治派别的成长。杨帆先生一直强调超越左右，实行“中道”。在选举网去年上半年，缪一轮先生、小红妹女士和我也曾提出左右两派息争罢战共同战斗的主张，也是强调左右两派有合作的基础，即中道。
这个中道，按照杨帆先生的解释，就是“主张民主、法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从这个定义讲，重庆事件给左派的教训是如果有民主法治，他们的政治领袖不会如此黯然离去，重庆人民会用选票支持他，党内本派也会用选票支持他。因此，左派朋友突然地对民主选举表现了空前的认同。这是一个基于事实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而右派也不要陷入自己要求民主，却将左派同样要求民主的诉求斥之为“民粹”。要之，民主对于左派右派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只要有真正的选举，最有利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国民。无论左派右派，如果你对自己的政治纲领与实践结果有信心，那自然会首先争取民主以取得执政权。这也正是恩格斯晚年放弃工人阶级武装起义、转向和平长入共产主义路径的依据。
这就可以和储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第二种前途结合。所谓民主，自然是宪政民主，而不是如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如杨帆先生所说，中左、中右的分歧实际上没有那么大。要让我说，二者合流的地方反而更多。当然，分歧没那么大，也是有的，这就是宪政民主必然是在确保公民权利的基础上，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民主，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民主，是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结合的民主，而左派哪怕是中左，可能更多地强调实质公平与正义，突出一党威权和政府全能，厚爱强人主导。即使如此，中左与中右也有了更大的合作可能。
如果说西来为中国政改提供了新的形势与机遇，那要点并不在执政党高层内部的改革意愿强化——个别领导人另当别论，但是从集体看不会有根本变化——而是左右两派的合流与合作，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并在更大的政治参与条件下，与执政者达成改革的妥协，从而切实推进中国的进步。左派和右派必须明白，他们不但彼此要互相包容，在思想上达到某些方面的统一与共识，而且要互相合作，在实践上互为伙伴，形成犄角之势，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真正的改良力量。如果不是如此，仅靠哪一方力量，单打独斗，甚至互为寇仇，自相残杀，是绝难与统治集团对阵的。统治集团今天既可以左右开弓，也可以左右逢源，虽然并非时时处处从容不迫，但也得以各个击破。中国政治改良，如果我们希望统治集团有所行动，那也只能是在社会压力下的被迫行为。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压力问题。而我们要争取的是宪政民主前途，主要途径是左右派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也才有国民与统治集团高层具有改良愿望的个别领袖的合作。
正如毛泽东所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王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