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2/24/12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藏人血書抗議聯合國漠視人權

《聯合報》

在印度的西藏運動組織說，為抗議中國大陸統治，過去3年來，已有26名藏人在藏區自焚。代表自焚藏人的26名西藏青年今天自達蘭薩拉抵德里，以血書抗議聯合國對此默不作聲。

「『中間道路』藏人運動」（Tibetan People's Movement For "Middle Way"）、「德里藏人團結運動」（Delhi Tibetan People's Solidarity Movement）等組織今天表示，2009年2月27日到今年2月19日間，已有26名藏人在中國大陸統治下的藏民地區，以自焚方式向北京政權表達抗議，其中15人喪生，其餘生死不詳。

來自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北印山城達蘭薩拉（Dharamshala）的26名西藏青年，今天帶著自焚藏人的肖像並高舉抗議標語牌，先赴舊德里（Old Delhi）聖雄甘地墓（Rajghat）祈禱，再步行抵新德里賈塔爾曼塔（Jantar Mantar）天文台公園示威。他們在車水馬龍的德里街頭沿途高呼口號，引人側目。

西藏人民議會議員Dawa Tsering表示，北京的文宣始終聲稱中國大陸統治下的西藏有多美好，但為何出生在西藏的下1代藏人，卻一再採取自焚方式向北京政權表達不滿？

他批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對此也默不作聲。

Dawa Tsering向中央社記者出示將遞交給聯合國駐新德里機構的陳情函表示，代表26名自焚藏人的26名西藏青年，以血書呼籲國際社會正視在西藏的藏人一再犧牲的事實，並採取行動向北京政權施壓。

呈淡紅色字體的陳情函指出，「這項行動旨在喚醒聯合國為受到壓迫的藏人採取行動，別再屈服於中國的經濟霸權。我們敦促聯合國譴責在西藏嚴重違反人權的中國」。

陳情函除呼籲聯合國秘書長、人權委員會及世界領袖為西藏境內上述普遍情況發聲，也敦促聯合國支持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特使在2008年對北京政權提出的「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透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益西平措（Acharaya Yeshi Phuntsok）表示，多年來，藏人以和平示威及遊行的方式抗議中國大陸統治，沒有武器的藏人現在相繼採取犧牲性命的方式表達不滿，他呼籲聯合國別再假裝耳聾，趕快採取行動讓西藏真實處境公諸於世。

去年11月4日在中國大陸駐印度大使館前自焚的26歲藏人謝瑞巴．米瑪（Shereb Migmer）今天拄著拐杖參與活動。他告訴中央社記者，在西藏的藏人自焚，目的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藏人要人權、要自由，以及希望達賴喇嘛早日重返西藏的籲求。

他說，「中國鎮壓一切，這些訊息很難傳出。雖然在印出生，但身為藏人，我也有責任傳達這訊息」。

謝瑞巴．米瑪是訴求西藏自由與人權、在西藏以外地區自焚的2人之1，經植皮後，醫生表示他的傷勢需要再1年才可復原。據「『中間道路』藏人運動」提供的資料，另1人是45歲的勃德杜克（Ven Bodtuk），去年11月10日在尼泊爾自焚。

薛凌：有來台陸生遭大陸思想調查

《聯合報》

民進黨立委薛凌上午發布新聞稿，指稱她24日接獲北部地區某大學台籍研究生透過電子郵件寫信給她，希望立委關切陸生在寒假返回中國過春節時，遭中國當局進行思想調查問題。這位台籍研究生指該校傳出有部份陸生指出，他們在寒假回到中國，部份學生曾遭到思想調查，主要是詢問陸生在台就讀期間，對台灣總統選舉是否曾表達肯定與支持的言行。尤其曾在台灣媒體出現過陸生對台灣選舉看法的陸生就讀學校及陸生個人，更傳出被中國當局列為思想調查首要目標。有些人還傳出因「政治不正確」、「對黨的領導有偏見」等問題而無法再度來台就讀，形同遭到中國「禁足」，若有陸生無法在第二學期來台註冊，顯然是遭到中國「禁足」所致。

薛凌說，她對於相關訊息無法查證是否屬實，但她要求陸委會及教育部應該要深入了解相關訊息。此外，各大學碩博士班第二學期均已陸續開學，各大學註冊也陸續截止，薛凌要求教育部應立即統計，第2學期有多少陸生未註冊或無法來台，並了解是否遭中國進行思想調查有疑慮而限制來台。

北京不支持唐梁外競逐港特首

《中國時報》

香港行政長官選戰陷入亂局，唐英年及梁振英兩名北京允許入閘的親京派人士，都被醜聞鬥得喘不過氣來，不過北京方面似乎傾向以不變應萬變，維持唐梁兩人加反對派何俊仁的3人競逐，換言之，後來表態參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有意參選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未必能入閘。

　據北京政壇人士指出，北京可以有3個不同方案。一是繼續支持唐英年，甘冒付出重大政治風險，在未來幾個月數以萬計港人上街遊行，並影響親京派9月立法會選情；二是研判梁振英上台的後果，是否可以接受，包括香港商界和公務員的抵制情緒；三是由曾鈺成頂上，但要有強大團隊支持，但他也因被指身為中共黨員的包袱要處理。

　消息指出，北京拍板讓唐梁入閘，早已經過考核和面試；換言之，此時加入未經考核的第3人選，並不容易。北京近日收集的意見，也較傾向維持唐梁兩人競賽，不讓第3人入閘。但北京也有聲音認為，曾鈺成做特首，是在亂局中團結親京派的可行方案，故在協調小組未有最終拍板前，不能抹殺此可能性。

　不過，問題是不論葉劉淑儀及曾鈺成是否真的參選，他們也將更難取得選舉委員的支持。現時香港在1194名選舉委員中，扣除已提名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的票數，現時僅餘下300多名選委未提名任何人，理論上足夠多提名兩人入閘。但由於部分選委受中央指示不能表態提名任何一名選委，相信最多只能容許多一人參選。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目前黨內仍約有100張提名票，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最終報名參選，仍需要其他界別的選委支持。但曾鈺成近日的表態卻顯示他參選的意欲已逐漸退卻，反映他最終出選的機會不大。

　不過，另一參選人葉劉淑儀周五則公布參選政綱，她表示正繼續爭取選委提名，但不便透露數目，強調入閘要視乎民建聯及工聯會的取向。

中國政壇生力軍躍躍欲試

《文匯報》

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13個省區的黨政「一把手」將是去年地方換屆後首次亮相。作為執政黨在全國地方最高層級的領導核心，5位新任省委書記、8位新省長以新身份，承上啟下、承前啟後，有望進入「十八大」候選中央委員名單，成為影響政壇新力量。

　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引述古語說：「篤初誠美，慎終宜令。」他指出，今年兩會正值新舊交替之際，地方新主官有的是身份變換，有的是新面孔。如何配合現任政府站好最後一班崗，如何迎接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的誕生，他們的駕馭表現將備受關注。從全局部署俯視，地方新主官承擔起各自重任，領銜提升本地實力，將凝聚成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新動力，並為「十八大」的召開營造出科學、民主、和諧的氛圍。

　葉篤初表示，這些官員的新身份意味著新責任，他們新任期內的工作將處在承上啟下、前後銜接的重大背景下。「篤初」就是地方高官新上任後，往往成為躍躍欲試的新生力軍。他們掌握的政策空間較大，發展餘地充裕，須懷有敬畏、清醒之心，常思憂患與責任。

　「慎終」是指在政府任期的壓軸之年，要盡可能落實政策承諾，又要做好工作的有機銜接，警惕「甩手」心理，著力防範重大問題隱患。其實這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初對本屆政府最後一年任期提出的要求中已有顯現。

選任重視基層歷練

　今年將以新身份出席兩會的地方新主官，包括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和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河北省長張慶偉、雲南省長李紀恆、海南省長蔣定之、浙江省長夏寶龍、廣東省長朱小丹、福建省長蘇樹林、江西省長鹿心社和安徽省長李斌。

　從結構來看，熟悉基層管理經驗、幹部跨界交流特點與共青團搖籃作用依然明顯。上述13人中由地方副職轉正的人數最多，佔到8人，有2人從省長轉任省委書記，2人平行調任，1人由中央「空降」；有6人曾任職共青團系統，2人出自國企高層；5位新任省委書記在地方任職均超過20年。比如，出生在廣東的溫州人朱小丹在粵工作31年從未離開，以共青團廣州市委幹部逐步成長為地方要員；夏寶龍長期在家鄉天津工作，有10年共青團系統的工作積累。

　陳全國在河南任職32年，曾任河南副省長、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等職；張慶黎任職山東20年，曾調任共青團中央工農青年部副部長；羅保銘長期履職共青團天津市委至團市委書記；秦光榮在湖南工作24年，在零陵地委鍛煉多年後升任長沙市委書記、湖南省委常委；王三運在貴州33年，由基層提升，後赴四川、福建、安徽任要職，於去年12月調任甘肅。

新省長補選人大代表

　履新省長中，有中央空降如李斌、張慶偉，有異地調任如江西省長鹿心社、海南省長蔣定之，有本土拔擢如浙江省長夏寶龍、廣東省長朱小丹、雲南省長李紀恆，折射出省長選任的多元化趨勢。在8位新省長中，除李紀恆以外都是新代表，他們在去年地方補選中陸續確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另外，還有5位履新的省級政協主席將以新身份亮相。河北政協主席付志方、廣西政協主席陳際瓦、江西政協主席張裔炯，青海政協主席仁青加曾任青海紀委書記，雲南政協主席羅正富曾任雲南省常務副省長。

（圖片來源：文匯報）

趙啟正談政改須大膽加謹慎

《大公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大會新聞發言人趙啟正今日在北京與境外媒體茶敘，聽取媒體對政協會議新聞發布的意見建議。趙啟正在回應近期熱點問題時表示，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保持謹慎是極其必要的，同時設計改革的方法需要一個過程，但也不能拖得太久。\【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四日電】

多名外國記者提出中國如何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趙啟正表示，「我參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提出的，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也作為全國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一點我們都沒有忘記，並且要堅決地去做。」

中國政改是偉大的事業

趙啟正指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摸石頭過河」，也就是要謹慎，鄧小平也説過，要謹慎和大膽相結合。「中國一般的做法在經濟上是某些地區先試驗然後推廣，我負責過浦東地區的開發，很多重要的改革都是先試驗，這樣是比較保險的。局部地區如果有某些方面失敗了，對全國的影響較小，可以及時糾正，這是由局部向全國推廣方法上的好處。」

他強調，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恐怕某一個區去試驗然後推廣不行，而是全國整體上同時進行，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特點。謹慎是極其必要的，一定要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做一段時間的觀察，再動手去做，而且觀察期確實是積累一些矛盾，要有分寸的掌握，不能拖得太久。

趙啟正表示，中國經濟改革的參考比較多，可以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中國化」，就會比較有把握。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中國太大、民族太多、文化傳統十分深厚，所以找不到像經濟發展那麼多的參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也將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業，請你繼續觀察，你看得到。」

對於大陸會否借鑒台灣逐步實行政治改革的經驗，趙啟正稱「台灣是我們國家的一部分，台灣能夠選舉出一個相對好的領導人，對於台灣的發展，對和大陸的關係都有好處。」他並表示「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需要去創造，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制度都不會拿來做主要參考和倣製。」

年輕僧人淪為政治工具

針對近期藏區連續發生自焚事件，趙啟正回應稱「政協很關注」，並反問記者「你不覺得奇怪嗎？這些僧人連續地自焚，他們中大多數很年輕，有些人才18歲，如果説這是政治原因，他們懂政治嗎？如果説壓迫的原因，衣食住行是保證的，宗教活動是自由的。」

「有人在他們自焚前就宣佈什麼時間有人自焚，帶攝像機照相機去，立刻上網，不允許其他人搶救，所以答案是比較清楚的。儘管可能許多原因，但其中有人在幕後操作，説他們是英雄、烈士。我感到很沉痛，很難過，這些孩子們怎麼作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對此我也表示憤慨。」趙啟正説。

有外國記者提出希望採訪班禪，趙啟正表示將這一意見記錄在案，會徵詢他本人的意見，再做進一步安排。

中日友好前提正視歷史

對於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趙啟正強調河村隆之以他父親的話來否定鐵的事實，鮮血留下的歷史，這是對中國非常不友好、不正視現實的做法。正視歷史、正確認識歷史是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是兩國國民友好的前提。他指出，今年是中日友好四十週年，發生這樣的事件很遺憾，但全國政協對中日友好還是有信心的，希望通過紀念活動提升中日國民互相的友好感。

當有記者詢問河北保定出現「沙士」（SARS）疫情的傳言時，趙啟正特意請工作人員查詢，並在茶敘的最後予以解答。趙啟正稱，網上所傳河北252醫院出現發燒疫情是由一種常見病毒引起，目前已經有效控制，有人已經出院，也沒有死亡病例。他引述河北當地衛生部門報告，2012年保定市未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未檢測到重大傳染病疫情。「這種病毒是常見病毒，可引起發熱、咽喉疼、呼吸道感染，沒有危險。」

趙啟正談政改須大膽加謹慎

圖：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與駐京境外媒體記者茶敘\賈磊攝

察納諍言中國政策何足道哉？

香港《明報》

由蔡英文主導的民進黨敗選報告出爐後，廣受黨內外各種批評，各方批評與討論議題雖多，但主要還是圍繞在中國政策上。這雖是民進黨最迫切的問題，但是制訂出符合現實並具有前瞻性的中國政策對民進黨而言並不困難，真正的難題在於民進黨無法接受批評的性格，更沒有客觀討論與研究外界批評的機制。

敗選報告的反彈聲浪極強，包括前副總統呂秀蓮發表的萬言書，挑明要求蔡英文回應；前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則指該報告自曝其短、避重就輕，是弱智的表現。黨內精英亦透過媒體各陳己見，包括調整黨內初選制度、改變台獨黨綱等等，蔡英文亦就此發表回應，但主要焦點仍在中國政策上，言明要「從和中國的互動中找出面對中國的方法」。

路線十多年沒進展

民進黨檢討中國政策原就在預料之中，十多年來採取的仇中政策已經讓它昧於整體世界形勢的變化，黨在理論與路線上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國共兩黨近幾年快速調整政策路線，現在連中共都準備好與民進黨打交道，倒是民進黨仍拒絕面對中國，在兩岸政治競合上，明顯然落於下風。

檢討中國政策其實並不難，民進黨內也有學養極佳的專家，只是這些專家提出的意見在黨內偏執的氣氛下，難以受到重視，而黨外的批評更易被指為國民黨鷹爪或是中共同路人，其僵化的性格與二十年前中共將批評者一概打為國際反華勢力與帝國主義走狗如出一轍。

自認「正確」難接受指摘

民進黨在執政前曾是廣納各方意見的活力政黨，各方對它愛護有加，即便犯了錯誤也不忍苛責，養成了民進黨自認「一貫正確」的心態。或許是不習慣於接受指摘，成為執政黨後把黨外的反對意見視為敵人，最後連黨內的異見者都因遭到攻訐而噤聲或脫離政黨，這樣的政黨如何能集結能人智士而發展壯大？

因此，光是檢討中國政策是不夠的，民進黨必須由心胸寬大的領導人推動接納批評的黨內氣氛並建立機制，譴責用來遂行派系鬥爭的偏激言論，並廣納雅言以調整政策綱領，若能如此，台獨黨綱或中國政策何足道哉？

金柚子

京最貪鎮長挪用2億公款私吞拆遷賠償村民﹕該判死刑

香港《明報》

北京市順義區李橋鎮前鎮長李丙春涉嫌貪污、挪用公款及受賄，前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上庭受審。李丙春被控虛構資料騙取3800萬元（人民幣，下同）政府拆遷賠償款，以及挪用多達1.78億元公款，有受害村民願意出庭作證，並認為李丙春「該殺，該判死刑」。若罪名成立，將成京城涉款最大的貪腐鎮長。

現年51歲的李丙春擁有研究生學歷，因涉嫌受賄於2010年10月被捕。《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李丙春罪行曝光，源於一隻名牌手表：在他落網前，順義國土資源局原副局長劉寶先墮馬，劉被揭發收受北京朗依製藥公司副總經理潘京萍一隻價值17.9萬元的積家牌（Jaeger）手表，為朗依公司在順義買地建廠提供方便。

名表證犯罪貪腐愈揭愈多

去年6月劉寶案庭審，李丙春作供稱潘京萍送了他一隻同款手表。有傳言稱，調查人員要求李交出證物時，他先後拿出三隻表，最後一隻才是潘送的。李丙春最初涉嫌受賄約23.3萬元，包括一張有8萬元存款的銀行卡及價值15.3萬元的金條。但隨覑調查深入，他的腐敗行為愈揭愈嚴重。

李橋距北京市區僅15公里，又毗鄰首都機場，首都機場南線高速及京平高速（北京市區至平谷區）均經過當地，這一地理優勢成為該鎮吸引投資的重要本錢，亦令李丙春有機可貪。根據起訴書，2006至2007年間，李丙春分別在興建上述兩條高速公路的拆遷過程中，透過指使他人簽訂虛假拆遷補償協議的做法，把政府批出的1010萬元和860萬元補償款轉入自己名下公司，又把一間房地產公司退給鎮政府的2000萬元補償款據為己有。

虛報千萬機場高速拆遷費

機場高速南線建設時一度成為全國最貴公路，20.4公里的路投資了約45億元，每公里造價達2.4億元，外界傳聞公路投資中拆遷成本佔了近一半。京平高速造價亦不菲，全長53公里，投資約44.2億元。

李丙春還被控在2006年至2010年間，多次指使李橋招商部負責人孫七十，以招商引資為名，把鎮官方機構借出的土地補償款等公款，轉入兩人共同控制的公司，謀取私利。兩人先後挪用了1.78億元，最大的一筆金額達6600萬元。

基層官員「收入」更豐厚

按照北京規定，李丙春作為鎮長的月收入約為5000至7500元，事件反映「小官大貪」問題嚴重。人民網評論指出，在招商引資成為地方發展重要風向標的背景下，很多基層官員不太願意到黨政機關掙取低工資，寧願留在地方享受豐厚獎金與福利，而由於官員未被嚴格禁止經商，導致一些地方出現「官商一體」的不正常現象，成為貪腐溫脇。

陳菊：民進黨會和中國互動被拱選黨主席

台灣《蘋果日報》

獲推舉出任民進黨代理主席的高雄市長陳菊，昨結束訪美行程返抵國門，陳菊受訪談到民進黨今後的中國政策表示，過去中國和台灣互動與聯繫，都是單一政黨（指國民黨），所以中國對台灣的了解都是單一聲音，但在民主社會，聲音應是多元的，「未來民進黨會和中國互動、交流，必然會增加彼此的了解。」

下屆黨主席參選人、前台南縣長蘇煥智昨則主張，民進黨應設立駐中國代表處，黨內具分量包括黨主席蔡英文、前副總統呂秀蓮、前主席林義雄、獨派大老辜寬敏，都是很好的駐中人選；民進黨發言人羅致政說，尊重個別黨員意見。

楊秋興諷吳三連

陳菊將於下月1日上任代理主席，她昨說，接任後會聽取不同意見，使民進黨在挫敗中有更多成長空間跟機會，讓5月民進黨新的領導人產生過程符合社會期待，民意、黨意可以結合。

至於是否競選下屆黨主席？陳菊說：「任何工作都要專心專業專職，現在我對市民的承諾仍是高雄市政優先。」參與民主運動40年，「有人期待我扮演任何角色，都不意外！重要的是我決定選擇市政優先。」

被問到會不會競選連任下屆高雄市長？陳菊則說：「如果有一個市長說不連任才是新聞！」對陳菊可能爭取連任，有可能參選2014年高雄市長選舉的政務委員楊秋興則反諷：「那不就『吳三連』（連任三次）了！」

遭古巴拒絕入境

陳菊原定20日結束美國行後轉往古巴，但全團僅她一人無法入境故提前返台，她昨表示遺憾、無奈，她的落地簽證跟其他團員一樣，「但古巴當局強烈表達不能入境，只說落地簽有問題。」可能與行程提前曝光，引發政治性報導有關。

高雄市長陳菊昨提前返台，對於未能入境古巴考察，表示相當可惜。楊適吾攝

傳維基解密收王立軍機密檔

香港《蘋果日報》

王立軍事件有新進展。據總部位於美國的博訊網昨發佈匿名人士的郵件，內容引述北京中南海深喉和海外消息人士，指維基解密（ Wikileaks）創辦人阿桑奇（ Julian Assange）幾日前收到數千份由王提供的機密文件。王聲明，若他失蹤超過一個月，授權當局分期分批公開有關文件。本報昨多次聯絡維基解密發言人 Kristinn Hrafnsson，但不果。

若失蹤一個月即揭內容

據報，阿桑奇收到的文件包含文字、圖片、錄音及視頻等，維基解密經過整理工作，已經按時間順序錄入了服務器，待日後公佈。

重慶副市長王立軍本月 6日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有傳他當時帶有指控其上司、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三包黑材料。王被北京帶走後，中共高層各派不斷選擇性地放風。有中南海消息指，北京現已成立多個專案組，當中包括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為首、多名政治局常委組成的王立軍事件應急委員會，下面設有王調查專案組及薄熙來問題專案組等，各專案組封閉辦公，每天向胡等人匯報進展。

目前，王立軍專案組的調查有一些進展，但關鍵問題上，王根本不配合，並且向專案組談條件，要求恢復通訊及自由。專案組曾按上級指示，以官方已從美領事館獲得完全情報為由對王誘供，要求他及早坦白，但曾為重慶市公安局長、具豐富刑偵經驗的王絲毫不為所動，一再要求恢復自由。
至於外界關注薄熙來的仕途，內地官媒昨報道，薄周四（ 23日）接待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一行。其間，薄說：「渝澳兩地互補性很強，就像咱倆，『何厚鏵』和『薄熙來』，一厚一薄」，話音剛落，全場一陣哄笑。二人還共同觀看唱紅歌演出。而全國政協會議發言人趙啟正昨稱，他覺得薄會出席 3月舉行的政協會議。博訊網/新華網

薄熙來（中）會見何厚鏵（右四）一行，並合影留念。互聯網

習近平被指重用自由派學者

香港《蘋果日報》

中共十八大今秋舉行，內地互聯網上近日瘋傳中共未來領導人習近平，已委託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人著手研究十八大指導理論，而著名自由派學者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也有參與，但胡昨晚發聲明否認。有評論認為相關消息反映知識界一廂情願的期待。

胡德平：沒參加十八大起草

前晚一則政治帖在新浪微博上引起關注：「轉邱世枝律師：昨晚得消息，習副主席已經委託三人著手研究十八大指導理論，其中一人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先生，賀衛方教授也不同程度參與」《蘋果》記者昨聯絡浙江時代商務律師事務所主任邱世枝，詢問相關消息來源及細節時，他說：「不便告知。」而本報暫未聯絡到賀衛芳，據稱他目前正在國外。

按中共慣例，每代黨魁必須有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主張，才能鞏固道統地位，像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認為，習近平應會一早就十八大理論做準備，但正式接班前不會大張旗鼓，「（今年） 11月 12月才名正言順。而且我認為習在理論上倚重的不會是自由派，因為中共不會選一個自由派接班。但這種消息以後會越來越多，反映知識界的期望吧！」

目前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胡德平被認為是黨內自由派，上月他牽頭在北京舉辦「思想中國迎春會」談改革，參與座談 200人不少是中共建政元勳的後人，會場出現悼念趙紫陽字句，也有多黨制、普選、新聞自由等呼聲。習近平和胡同屬紅二代，不排除有交情，但胡並非理論人士，有分析認為習在自己現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內組織理論班子可能性較大。胡昨晚在個人微博上聲明自己未參加十八大黨起草，也從未如網上盛傳般說過「中國 96%的官員貪污包二奶」這樣的話。

《蘋果》記者河北直擊神秘病毒 300軍人隔離

香港《蘋果日報》

儘管河北當局否認解放軍 252醫院爆發疑似沙士（ SARS）感染疫情事件，但《蘋果》記者昨抵達保定市時，發現除 252醫院的東院區遭軍警封鎖，約 300名解放軍精銳部隊、隸屬第 38軍團的軍人正在接受隔離外，臨近同屬軍方的河北上榮軍醫院等亦有軍人被隔離， 38集團軍駐地同樣被封。內地民眾對事件全不知情，質疑當局隱瞞神秘疫情。據悉，北京當局對事件十分關注。

《蘋果》記者昨抵達臨近北京的保定，發現 252醫院西院區正常對公眾開放，但五四東路、河北大學南院旁的東院區住院部樓下，則有戴口罩的軍警把守。這裏是傳染病科住院部，在 2003年沙士期間，這裏曾收治有關病人。據附近攤販對記者表示，一周前傍晚，目擊數百士兵被拉到這裏檢查隔離，聽說有兩人已死亡。

軍營被封鎖　門口設路障

記者欲「闖關」進入東院區，但被門衞攔阻，他說有約 300軍人在內進行隔離，不准進入。另據該醫院一名退休醫務人員稱，解放軍總後衞生部和解放軍總醫院（北京 301醫院）的專家也在裏面檢驗，初步否定是沙士，但發燒不退情況嚴重，「沒有非典（沙士）嚴重，但肯定比一般流感厲害。」他透露這些軍人要在此地隔離半個月，但具體病因至今未明。

正接受隔離的軍人來自 38集團軍──一個駐紮當地的裝甲團。記者其後抵達保定市南郊軍駐地，只見守衞森嚴，除了兩名荷槍實彈的哨兵把門站崗，大院圍牆四周每隔十多米就有流動崗，由一些不持槍的軍人巡守。更加特別的是，正門口擺有路障，看似是用來阻擋車輛。記者在附近觀察了近一個小時，不見有任何人或車進出，似乎是處於封鎖狀態。

據附近商販透露，十幾天前起， 38軍就陸續有士兵感冒發燒，最初是送到附近的河北省榮軍醫院，其後竟有一個連有八成的士兵感冒，且持續發燒，引起了上級重視，開始封所整個團。一周前，軍方用車把大批有感染症狀的士兵送到 252醫院隔離，但榮軍醫院仍有軍人被隔離。

隱瞞軍人大規模發燒

軍人大規模發燒，且感染神秘疫情，內地無通報。至前日事件在微博和網上遭網民瘋傳，保定市有關部門才出來「澄清」，指患者只是出現普通感冒。但國家衞生部截至昨晚沒有直接出來「澄清」，畢竟事件屬軍事秘密，由解放軍總後勤部衞生部負責，國家衞生部無權過問。

由於事件引起境外關注，台灣疾病管制局昨由海峽兩岸醫藥衞生協議機制向大陸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查證，隨後即經由疫情交換窗口確認個案非 SARS感染，證實致病原為 55型腺病毒感染所致。不過，來自北京的消息對本報稱，當局至今還沒查出病因。

而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昨與境外媒體茶敍時，進一步解釋稱 252醫院疫情由腺病毒感染所引起，是常見病毒，會引起發熱、咽喉疼、呼吸道感染，沒有危險。有內地網友不禁問：「為何這樣的消息，我們非要通過港、台媒體得知啊？！」

傳眾軍人感染神秘疫情，並在 252醫院接受隔離。但醫院的西院區仍對外開放。《蘋果》記者攝

河北省榮軍醫院亦傳有軍人遭隔離。《蘋果》記者攝

附近攤販講述早前目擊數百名軍人被拉到醫院隔離的情況。《蘋果》記者攝

廉署敢不敢打這隻大老虎？

香港《蘋果日報》

沒有最腐敗，只有更腐敗。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唐英年的二千呎地下「僭建門」原來只是小兒科，上司曾蔭權的「着數門」，比唐英年離譜，腐敗、違法，何止千倍。

曾蔭權坐富豪遊艇過澳門，接受豪華食宿款待，還乘坐過富豪私人飛機，到泰國和日本遊山玩水，自己親口承認，先後多達四次之多。他還面不紅心不跳大大聲說：每次都給回市值票價，完全沒有利益衝突，我問心無愧！

甚麼叫市值票價？給渡輪費用坐私人遊艇，用經濟客位票價坐私人飛機。有傳媒算過，所謂市值票價，連這些豪華交通工具的票價十分一都不到，還未計算在豪華遊艇度宿，盛宴款待的費用。這些「着數」，不算赤裸裸的收受利益，還算是甚麼？

這些豪華遊艇、私人飛機的主人，當然非富則貴，有地產富豪、有傳媒大亨，亦有控制隧道交通的財團老闆，政府制訂的政策，都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特首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與這些老闆過從甚密，已經是瓜田李下，有礙觀瞻，受人非議，何況是接受他們的款待，間接收受他們的利益？
豪華遊艇私人飛機這類「着數」，其實只是小便宜，曾蔭權在電台自揭今年七月一日落任後會離開香港，到深圳居住，卻引爆了一個全港嘩然的炸彈，他用「市值」租金，租住了一個深圳著名豪宅，六千五百呎的頂層複式單位，這個價值半億的樓王，市值租金究竟多少，估算各有不同，由十萬到十八萬不等，曾蔭權的長俸，約港幣八萬，以他的慳儉性格，捨得用超過長俸的收入來租住只給兩夫妻嘆世界的豪宅嗎？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更令人震驚的是，樓王大宅的豪華裝修，據報道，價值一千四百萬，全由富豪業主承擔，業主更辯稱對待所有租客都是如此。但據目擊者稱，整個豪華裝修由曾蔭權太太負責監工，一個月總有幾次到現場視察進度，試問世上哪個租客有如此特權，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心水豪裝單位，天價費用卻由業主支付。令人懷疑，如此慷慨的業主，與租客一定有非比尋常的關係。

這位大業主，綽號「深圳李嘉誠」，還在香港搞廣播，由發牌到股東結構到誰任董事局主席，都要政府批准，這種利益瓜葛，已到路人皆見的地步，絕對不能用詭辯式的語言技巧，就可以掩蓋得了。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由豪華遊艇，到私人飛機，到深圳豪宅，「着數門」一個比一個離譜，一個比一個令人震驚，以廉潔稱著於世的香港，已由曾蔭權帶頭，搞得禮崩樂壞，對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帶來極壞的示範。

直屬特首的廉政公署，敢不敢打這隻大老虎，「香港，勝在有 ICAC」這美名，是否已經名存實亡，七百萬香港市民的眼睛都在看着。

吳志森

曾唐政商關係網曝光後的特首選情

香港《蘋果日報》

習近平回到北京，中共高層應緊急開會，研究香港政局及特首選舉是否要重新佈局了。

對中共來說，曾蔭權所涉貪腐，只不過是小事一樁。據維基解密揭露：中共高層和高官，在瑞士銀行擁有多達 5,000個賬戶，其中，三分之二屬於中央級大員，幾乎所有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人人有份。通過維基解密，人們發現：幾乎所有中國政府對外投資和對外採購，都附帶回扣條件。巨額回扣，直接流入中共要人或其家屬賬戶，包括最高層領導人。對中國官員來說，曾蔭權所涉貪腐與唐英年的地下宮殿，都是官場常態，不這麼做才怪。

但在香港，社會對這些事卻不能接受。如果你買一隻鑽石錶，只付 20元就到手了，這是不是貪腐？你租住豪宅，業主送你一千多萬的裝修，這是不是貪腐？你的下屬或其他公務員要這麼做，容許嗎？

與中共官方聯繫緊密，也受中國政治文化包括貪腐文化影響，故而曾蔭權早前對中共政協在港組織參與種票事件說「見怪不怪」。在沒有民主制衡、受大商家操控產生權力的香港政制下，高官與商家的利益牽連幾不可免。曾蔭權與唐英年事件，有廣泛的商界聯繫。昨天《蘋果》劃出的「曾圈子之關照基金」圖，顯示曾唐二人因長期在香港掌權，已與商界結成利益關係網。他們之間利益輸送、狼狽為奸，不僅剝削了應屬市民的社會資源，而且在毀滅香港廉潔和重誠信的核心價值。這將蠶食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聲譽，也會失去香港給中國提供的利用價值。

現在，全城憤怒要轟曾蔭權下台，雖然他的離任已不遠，但轟下台是要他負上所作所為的恥辱代價。不過香港在「一國」領導下，一國的官場與香港政商集團肯定有聯繫，利益的糾纏使中央不大可能罷免曾蔭權。更重要的是，誰去收拾殘局？在中央開會討論曾蔭權問題時，也就牽連到特首選舉了。

要撕破曾唐政商利益網，中央的選擇之一可以是棄唐保梁，讓梁振英當選去掃除頑固的貪腐聯盟。但連番爆出唐醜聞和曾醜聞，爆料者以梁的嫌疑最大。從中央角度來看，這是梁為了滿足個人權力欲而不惜破壞和諧大局之舉。唐英年前天說的「既狼且辣」，恐怕不完全是他的個人意見。

此外，梁難道沒有他的商界聯繫嗎？上周末曾鈺成接受訪問時說，唐、梁兩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二人的競爭發展下來，已導致建制派內部嚴重分裂，彼此根本難以合作」。這分裂，是「既狼且辣」的人造成的。因此，梁當選，會打擊曾唐政商利益關係網，但只不過由梁所代表的利益關係網取而代之。無論從維護香港廉政這核心價值來說，還是尋求社會和諧來說，都不會是明智之舉。

讓唐當選，無疑可維持由目前的政商利益集團掌控的大局，但唐的民望見底，又受曾的醜聞拖累，他掌權後很難不被洶湧民意所滅頂。對他個人是災難，對香港整個社會也是災難。

於是曾鈺成就引用「不少評論」的意見，認為現在應該找一個唐營和梁營均能接受的人物來參選，儘管他說他「本人是不是這個人，現時很難說」。但至少一周前他有此意向。但其後他又藉口怕影響民建聯發展而萌退意。真會影響民建聯發展嗎？民建聯發展比香港整體利益更重要？真正原因怕是沒有得到中共黨組織的同意。而中共的顧慮很可能是擔心曾鈺成的中共黨員背景，會動搖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即使曾退黨也不能消除這疑慮。

那麼葉劉呢？若曾鈺成參選，葉劉就不會有機會。即使曾不選，葉劉要取得 150個提名也不易。無論中央還是社會各界，對葉劉的認可程度都未足。

中央頭痕了。是否處理曾蔭權，還不是最大難題，因為他反正要離任了。但曾的涉貪腐，連累唐更不被市民和社會接受。堅持選唐是災難。選「既狼且辣」的梁，中央和大商家有戒心。選曾有顧忌。葉劉未夠班。怎麼辦？

若周一曾鈺成宣佈參選，那麼他肯定是下任特首了。若他宣佈不參選，那就是香港的災難。儘管他當特首，也是害中取其輕耳。

李怡

梁振英票雖少八十氣勢壓倒唐英年

《太陽報》

梁振英拿到二百九十多張提名票參選特首，比唐英年的提名票少了八十幾張，但絲毫不影響梁的參選氣勢，並大大壓倒唐英年。

三個月前小圈子選委會產生時，一千二百人的組成結構，梁振英頗為弱勢，數得出的「鐵桿」梁票不過一百張，而反對派的票也有二百多張，唐英年的票近五百張。有輿情為梁振英擔心，怕他不夠票報名參選，「建制派兩人參選」落空。當然，也有輿情認為梁最終拿到一百五十張提名票沒問題。梁振英那時表示，爭取提名票的壓力不小，但有信心可以過關。如今，他拿到了二百九十多張提名票，可說成績不俗，大大超過預期也。

反觀唐英年，因為醜聞不絕，民望插水低殘，參選表現不佳，他拿到的提名票遠比預期低，要不是小圈子選委會的人事構成先天有利唐英年，他是連這三百多張提名票也拿不到的。

迄今為止，梁振英的參選表現沒有出過甚麼大差錯，總體而言積極穩健，有板有眼。期間雖碰到一些「誠信醜聞」困擾，但都被他成功化解。相比之下，唐英年的表現就很差勁，他被揭的醜聞，特別是「僭建地宮」醜聞是一單大醜聞，性質極為惡劣和嚴重，不要說唐英年的低劣能力無法應對這類醜聞，就算他是一個高手，也不可能「死拗番生」，因為這個世界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當事人必須承受後果，負起責任。

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因此，當僭建醜聞風暴驟吹之時，全社會向唐英年發出「退選」呼聲，就是在告訴他：「你這樣的人，我們不接受你參選特首，更不接受你當選特首，對此，你要知趣，不要進一步激起人民憤怒。」然而，唐英年和他的小圈子支持者卻「詐聽不懂」人民的呼聲，他們傲慢的要繼續與民為敵！這時的CY就更得民望也。

柳太極傳媒人

公安為洋人保駕誰為老百姓做主

《太陽報》

中國官方被指對日本名古屋市長「南京大屠殺不存在」謬論過分軟弱之際，廣東東莞市一家日資廠房二百多名工人，因不滿薪酬問題發動罷工抗議。當局調派數百防暴警察驅散示威者，並以武力威嚇員工復工。廠房員工痛斥當局不但偏幫日資企業，還以武力恫嚇中國人。公安為洋人保駕護航，誰為老百姓當家做主呢？

今次爆發罷工潮的金屬製品廠位於東莞沙田鎮，屬日企住友商事株式會社旗下，一九九四年投產，共有三百多名工人，其中三成人工齡達十年以上。資方近月準備將廠房遷往常平鎮，大批工人擔心工齡將被歸零，影響醫療及退休金等福利，遂向廠方索賠，惟勞資雙方一直未達成共識，廠方其後拒絕談判。

當局為解決勞資紛爭，派出三百多名防暴警察包圍工廠，至入夜後，數十名警員衝入廠房驅散示威者，留守的示威員工對當局做法深感不滿，一度與警員爆發口角，工人痛斥全副武裝的警察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中國人，質疑當局偏幫日資企業，哭訴「公司無理，政府黑暗」！
逆來順受獻媚稱臣

這宗普通的勞資糾紛，完全可以按照中國法律來解決，誰是誰非一目了然，但沒想到東莞警方居然不問青紅皂白，大動干戈，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警察對付這些受盡委屈的工人，這樣的警察與其說是人民公安，還不如說是洋人的看門狗，活脫脫當年汪精衞的偽軍！

向洋人獻媚，對洋人屈膝，已成為當今中國的社會潮流。幾年前，也是在東莞，一家外資企業的法國經理在會上對一位女員工的發言不滿意，突然發飆，掏出手槍朝天花板開了一槍，在場員工嚇呆了。匪夷所思的是，現場中方管理人員居然無人報警，反而集體鼓掌，讚揚洋經理這一槍開得好。

用手槍管理員工，這與用皮鞭管理畜牲有何區別？在洋經理眼中，中國工人與畜牲沒有甚麼區別，這不是回到當年的黑奴時代？難道洋經理在自己國內也敢別着手槍在廠裏晃來晃去，動不動就對天花板開槍？而中方管理人員不敢報警懲治，反而鼓掌獻媚，不知他們的血性去了哪裏？

對國人兇殘，對洋人稱臣，這已成為中國官員的普遍心態。就像今次南京市代表團訪日，面對名古屋市長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居然逆來順受，不僅不敢反駁，而且還與其交換禮物，這種哈巴狗式的官員丟盡炎黃子孫的臉面，使日本右翼不可一世，更加得意忘形。

當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沒想到六十多年之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沒有血性的中國人又跪了下去，漢奸走狗們又再度耀武揚威，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

沙士疑雲釀恐慌　訊息透明定民心

《東方日報》

河北保定傳出沙士疑雲，引起民眾恐慌。當局雖然派定心丸稱不過是普通感冒，但因誠信缺失，訊息不透明，民眾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關於保定沙士疫情的傳聞，近日在內地多個網站迅速傳播，稱當地駐軍醫院封了一棟樓，解放軍三十八集團軍某團被隔離，出入要量體溫！網民還透露，該醫院至今已接收逾百名沙士患者，其中一人死亡，死者是軍人。保定市衞生局澄清該市並無沙士疫情，相關患者均為普通流感，亦無死亡病例，醫院日常運作正常。

中國的微博被西方媒體稱為最大的造謠工廠，此前曾發布過很多聳人聽聞的消息，譬如朝鮮發生兵變金正恩被殺，事後證明只是網民惡搞。不過，微博也確實爆出過很多真實的猛料，譬如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微博消息真假難辨，影響力卻十分巨大。

今次沙士傳聞一發散，便迅速在內地網上四處蔓延。事實上，沙士疑雲每年春天都會爆發一次，每次都會引發不同程度的恐慌。沙士疑雲年復一年地出現，一方面是因為老百姓對當年的慘劇記憶猶新，另一方面是由於到目前為止，醫學上還無法確切說明當年的沙士因何而起，因何消失，這種神不知鬼不覺的特性，讓民眾至今談沙士色變，一聽到傳聞便如驚弓之鳥。
寧信傳聞不信政府

而更重要的是，當局經常掩飾真相，弄虛作假，失信於民，所以即使當局出面闢謠，百姓也是將信將疑。想當年沙士來勢洶洶之際，衞生部長張文康卻信口雌黃，公然否認，使沙士一發不可遏抑。有此惡劣先例，老百姓怎麼會輕易聽信當局的「澄清」呢？

一個人撒謊成性，勢必人格破產，一個政府公然說謊，必然誠信掃地。這些年中國政府在很多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上刻意說謊，譬如統計局公布的樓價、通脹數據與百姓的切身感受天差地別，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聲，有關部門非但不認錯，反而玩弄文字，以所謂的專業詞匯蒙騙百姓。長此以往，有誰會信政府發布的消息？

中國有句古話，謠言止於智者。其實當今神州，謠言只能止於公開，如果政府的訊息透明度高了，甚麼都暴露在陽光下，又怎麼可能有黑手在幕後操縱呢？如今，不單單是沙士傳聞令人半信半疑，還有王立軍事件撲朔迷離，眾說紛紜，當局何時才能公布真相以釋眾疑？

曾商勾結權力網絡千絲萬縷

《東方日報》

「曾濫權」、「犯眾曾」……曾蔭權近日的連串醜聞激起巨大民憤，立法會、傳媒、學者、民間組織及市民的炮轟之聲此起彼落，迅即匯聚成一股以反對「曾商勾結」為主題的反貪浪潮。七十年代反貪運動風起雲湧，震撼人心的一幕四十年後重現香江，不同的是，昔日香港人的矛頭是整支警隊，而今日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煲呔曾。可見這位英國爵士已成為今日官場貪腐與濫權的最高象徵。

煲呔曾與富豪勾勾搭搭，引出連串涉嫌利益輸送的嚴重刑事罪行，廉政公署自詡「專打老虎」，這次能否打下煲呔曾這隻「百獸之王」，全港關注。廉署能否頂住「頂頭老闆」的壓力秉公辦案？接手此案的廉署一姐是否如宣傳電視片集中的廉政英雄般不畏強權，最終能把貪污瀆職之人繩之於法？人在做，天在看，這次是成是敗，成了檢驗廉署這塊金漆招牌的試金石。

「曾商勾結」成了政界說不完的話題，除因煲呔曾捲入刑事罪行指控，可能成了首個被廉署請飲咖啡的特首之外，還由於牽出來的政治層面內容同樣極富戲劇性，惹人聯想浮翩。

煲呔曾連串「曾商勾結」疑團中，其中深圳東海花園「曾大屋」風波最為人咋舌，亦暴露了其大業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與煲呔曾之間一段鮮為人知的交情。而黃曾二人如何搭上？有何轇轕？也成了政圈中人的話題。

消息指，黃楚標在○七年與煲呔曾關係發展最快，事源當年三月，特首之權尚未掌穩的煲呔曾需要籌謀連任問題，時值政界盛傳有人「倒曾」，經「煲呔針」鄭經翰穿針之下，黃楚標用他的內地人脈，代煲呔曾向北京作說詞，力挺煲呔曾。黃楚標這樣做實際作用有多大，外人不知，但自此之後，與煲呔曾便成為稱兄道弟哥兒們。外界估計，煲呔曾若然意圖推倒阿董，取代其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位，可能又須黃向北京作說辭，但現在兩人之間「非常」關係曝光，計謀可能要被迫告吹。

王俞

國家電網“一把手”劉振亞的親信被查

《明鏡月刊》張為為／據國家電網公司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國家電網公司總會計師李汝革正在被中紀委秘密調查。李汝革是國家電網公司“一把手”劉振亞的親信。據透露，查李汝革的指示來自國務院最高層

據國家電網公司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國家電網公司總會計師李汝革正在被中紀委秘密調查。李汝革是國家電網公司“一把手”劉振亞的親信。據透露，查李汝革的指示來自國務院最高層。

劉振亞

該國電高層人士稱，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查後，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劉振亞一直很緊張，更加上前段時間有海外雜誌披露他在曾慶紅與溫家寶之間腳踏兩隻船，利用手中特高壓項目向中共高層家屬輸送利益的事，劉開始有所收斂，但不料此舉引得某高層家屬不滿而遭秘密調查……

風頭浪尖之上的劉振亞

《外參》雜誌曾刊登署名金力力的爆料文章指，領導國家電網公司以來，劉振亞近乎有恃無恐。目前，國家電網這個應打破電力壟斷之運而生的產物，正在迅速壯大為一個新的壟斷巨無霸，其肌體之大，延伸之廣，左右國家政策之能，都遠超它所取代的國家電力。

國家電網公司是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產物，其前身國家電力公司曾經壟斷著共和國所有的電力產業。2002年4月，國務院發佈《電力體制改革方案》（5號檔），電改大幕正式拉開，按照廠網分離的改革目標，國家電力公司被拆分為5大發電集團和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兩大電網公司。

2000年底，劉振亞由山東省電力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兼山東魯能集團董事局主席之位，調京擔任國家電網公司籌備組副組長，主管電力改革。國家電網公司成立後，他開始擔任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2004年10月，劉振亞昇任國家電網公司的總經理兼黨組書記。從這時候開始，劉振亞集黨政大權於一身，正式執掌了中國這家行政性壟斷企業的大權，並開始打造這個巨型的企業帝國。

帝國到底有多大？根據2008年底的資料，國家電網公司的總資產高達16462億元，足可以購買很多非洲國家，旗下員工153.7萬人，比一些小國的全國人口還要多。2005年，國家電網公司第一次入圍美國《財富》500強排行榜，排名第46，隨後，每年國家電網公司在《財富》500強中的排名都大幅提陞，2009年，排名已至第15位。2010年殺入十強，位列第8。

之所以能如此巨大，是因為劉振亞所領導下的國家電網公司，一反當時打破壟斷的電改初衷，千方百計地阻撓當初確定下的“廠網分離，主輔分離，輸配分離”原則，大搞壟斷：

其一是，兼併下游的電力設備行業，破壞“主輔分離”。劉不止一次地透露過要打造自己中國“西門子”的決心，國網公司為此兩度擱置電網“主輔分離”改革。其旗下的電力設備第二製造體系建設已全面展開。

其二，重回發電領域，破壞“廠網分離”。國網借開發新能源之名，在發電領域無孔不入，吞併小水電，大搞生物發電、風電甚至是太陽能發電，把自己打造為中國新能源發電市場中的龐然大物。對此，外界一直有強烈的批評聲音，認為國網有打造中國“第六大發電集團”的野心。

其三是，試圖壟斷中國經濟電力動脈，破壞“輸配分離”改革。通過建設以特高壓為核心的智慧電網，建立全國一張網，將“輸配分離”弄得名存實亡，以達到左右中國經濟的寡頭目的。

金力力的文章稱，在劉振亞的攻勢之下，中央政府當初確定的打破壟斷的電力改革計畫，已被劉振亞弄得名存實亡，終點又回到起點。為了打破壟斷，當初在電力行業一統天下的高嚴倒下了，但現在，一個更加集權更加巨大更加不可一世的劉振亞卻站了起來。

對於逆改革之勢而異常壯大的國網，《商務週刊》也曾感慨道： 2002年前，當高度壟斷的國家電力公司被拆分之時，改革派和監管專家們希望看到中國形成一個充滿有序競爭的電力市場，但僅僅幾年時間，一個更強壯的“弗蘭肯斯坦”式巨人再次出現。弗蘭肯斯坦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裡的科學家，他用許多碎屍塊拼接成一個怪獸，結果，這個怪物不受控於它的造物主，為報復它的主人，怪獸製造了諸多悲劇，最後，它的主人殺死了它，但也心力交瘁而亡。

在這個比喻裡，中央政府正是那個科學家，而怪物正是國網。國網當然不會殺死中央政府，但它已經把中央政府的改革原則殺死了。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中央集權的國家，這意味著中央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

不過也有人為劉振亞鳴不平。（《明鏡月刊》第18期）

中国又搞学雷锋，民众要求官先行

美国之音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中国青年网截图

中国青年网关于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报道

中国官方又在大张旗鼓地号召人们学习雷锋。观察人士指出，此举似乎是治理腐败的一个举措。但要指望用“雷锋”来遏制贪腐在中国蔓延显然是对常识的讽刺。

*中国正在号召举国学雷锋*

中国全国妇联在星期四发出的学雷锋通知中说，在广大妇女中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就是引导妇女学习和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此前，中国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都先后发出学雷锋通知。

*高瑜：现在学雷锋很可笑*

北京新闻工作者高瑜2月2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今年号召国民学雷锋有两个由头，一是今年是雷锋牺牲50年；二是，今年是毛泽东为雷锋题词49周年。高瑜认为：“它(官方)今年借着这个由头大张旗鼓的来重新学雷锋，这个的确是很笑话的。”

*年轻人对学雷锋不以为然*

高瑜举例说，她前两天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个年轻人聊天，他们谈到了学雷锋。年轻人对学习雷锋的所谓艰苦朴素精神不以为然，认为是过时的提法。

高瑜说，雷锋最著名座右铭是，对敌人要向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对同志要向春天般的温暖。高瑜质疑，当下中国官方大张旗鼓号召学雷锋是否在暗示中国又要回到大搞阶级斗争的“极左”年代？那么，现阶段哪些人是阶级敌人呢？

美国之音

高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资料照片)

*学雷锋从官员做起*

高瑜说，当下中国社会贪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妇女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腐败的参与者。高瑜说，网上流传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大约96%的官员都是贪官，而逢贪必包“二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妇联也号召妇女学习雷锋，能起到什么作用？

高瑜还以广东小跃跃事件和南京一个帮助倒地妇人的男士反被判有罪的事例说明中国制度的缺失，带动道德标准的沦丧，就连法律也不能为助人为乐的人伸张正义。她认为：“中国就是这样，制度欠缺的时候，他永远就是要用道德的说教来弥补制度的不足。”

高瑜指出，现在中国学雷锋应该首先从高层做起，或许还能起到积极作用。“学习雷锋，应该首先从高层做起，从官员做起。如果你们真正学雷锋，树立好的道德品德，要助人为乐，可能还有一点积极作用。如果你只要老百姓学，我看这个效果不大。”

此前，中国金融界网站转发文章认为，从目前各级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的部署和官媒的学雷锋专栏中均没有看到“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的提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和缺憾。文章作者指出，鉴于目前党情国情民情社情，必须提倡官员带头学雷锋，并要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否则，当下的学雷锋难免走过场，甚至还会让老百姓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

*民间质疑雷锋故事真实性*

维权律师李天天说，雷锋其实是政府编造的一个“神”，让人们供奉。“雷锋本身就是个很假的东西。他的故事都很假，网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雷锋当时他的日记，他做的事情，连照片都是假的。就是给老百姓造神，政府造出一个很高大全的形象，道德素质很高的形象，然后让大家学习。“

李天天说，道德素质是本身一种自愿的行为，如果是被要求，被教育而且是被这样一个不道德的政府教育，那能有什么作用呢？她认为，一个假大空的政府让别人做一些真善美的事情，这本身就很滑稽。李天天说，她现在不敢讲真话，否则她的生活就要被彻底破坏掉。她说，当地政府拿把她跟男朋友分开为要挟，阻止她讲真话。

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质疑雷锋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认为，拿真实性很可疑的人物去学习是很可笑的。

重庆旅行社抵制日本旅游团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网路图片）

据明报今天报道，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一事，继续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弹。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昨宣布，即日起停办日本团及接待日本人。《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则发起签名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将河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报道说，重庆中青旅昨在官方微博表示与南京人共同抵制河村隆之的言论，即日起停办日本签证及暂停与日本旅行社的一切商务合作，「日本官方不道歉，我社将一直暂停上述活动」。重庆中青旅网站移除了所有日本旅游线路。

针对河村隆之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之餘，又宣称希望与南京交换意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邓伟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对於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邓伟强调，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不容质疑。日本外务省曾称河村的言论属个人见解，但邓伟称，河村身为地方公职人员公开发表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不能完全说只代表个人。

不过，日本民众对名古屋市长的讲话看法反应与中国人不一样。据家中国网报道，名古屋市长说他愿意在南京辩论大屠杀问题，而多数日本民众为此叫好。

因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言论，中国南京市政府日前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就此，拒绝收回言论和进行道歉的河村隆之22日召开记者会，表示“保持友好关系不变，34年来积累的交流今后也要继续”。

河村在名古屋市役所内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就其言论辩解说：“这是我从国会议员时代起讲过多次的言论，也向中国总领事馆方面表示过这一看法。”另就南京市方面对其言论的反应，河村表示：“我想在当地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我也要亲自前往。如果耐心地听一听我的看法，我想大家会理解的。对话也不行的话，我就没办法了。”

22日傍晚，河村在位于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己见称：“当时在战斗中确实有很多人牺牲，但普通百姓被屠杀几十万的事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目击证人”。

记者会上，就为何面对南京访问团抛出该言论的提问，河村称：“为了真正的友好，有必要把事实讲明。中国方面的人既然来了，我就不该遮遮掩掩，而是要堂堂正正地讲出来。如果我说错了，对方可以当场指出来。”

名古屋市自20日起共收到约330份通过电话和邮件等寄到的各界意见。其中有270份认为“市长说得好”，表示了支持；但也有60份表达了抗议，认为市长言论“不负责任”。

报道说，但是从日本外务省和中国外交部的最新表态，可以看出双方似乎都不希望事件影响中日关系大局。而中方只是由驻名古屋总领馆向名古屋市政府表达三点抗议，语气并不算重：第一，河村市长的发言不能接受；第二，河村基于个人推测的发言过于轻率；第三，请河村吸取历史教训，妥善发言。

法广

重庆警力系统因王立军事件受调查

目前重庆警力系统因王立军事件受到调查，为防范骚乱或突发事件，中央政府已从湖南调派1500名武警到重庆驻防。

香港东方日报今天引述消息表示，由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当年扫黑时动用的是重庆武警系统，在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不但重庆公安局，连当地国安部门及武警总队，都被人调查。

该报说，中央担心当地一旦发生骚乱或突发事件，重庆武警恐怕很难调动，因此，紧急从湖南调派武警进入重庆防范。

此外，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一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形容，「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呼吁改革就会招惹是非，但宁可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对于为何要在此时刊登被当局视为禁忌的「政治体制改革」？分析认为，官方喉舌在这时刻呼吁政改，应该与年底举行的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人事布局有关。

法广

赵启正：薄熙来将出席人大会议

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周五（24日）表示，看不到有什么理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出席下个月的人大会议，因为他是其中一名代表。

赵启正与境外媒体茶叙时，被问到薄熙来是否会到北京参加人大政协两会时作此番表示。

赵启正说： “他（薄熙来）不是政协的，所以政协这边没有他报到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会出席的，为什么不出席呢？”

政协会议将于3月3日在北京开幕，人大会议则于3月5日起举行。

针对网络上有关薄熙来卷入中共十八大前权力内斗的报道与评论，赵启正指出，“网上涉及的这些评论是拼图，拼出来各式各样都有，是失真的”。
再次露面

《重庆日报》报道，薄熙来星期四（23日）在重庆会见前澳门特首、政协副主席何厚铧，讨论如何增进与澳门的交流。

薄熙来力争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自王立军事件后，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重庆日报》2月13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薄熙来会见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

星期二，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播出薄熙来前一天出现政治局会议的画面。

同一天，重庆市委宣传部否认薄熙来向中央要求辞职的传言，称这是“谣言炒作”。

ＢＢＣ

英国将正式承认叙利亚最大反对派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宣布，英国将正式承认叙利亚最大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合法代表。

黑格2月24日抵达突尼斯参加“叙利亚之友”国际大会时称，会晤了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

此前，“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表示，如果大马士革拒绝向国际压力妥协的话，应该允许向叙利亚提供武器。

黑格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的外交和经济压力。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等约7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由阿拉伯联盟筹办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

中国和俄国拒绝了会议邀请。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说，这次会议是“殖民主义的象征”，出席会议的都是“阿拉伯人的宿敌”。

活动人士说，叙利亚在11个月以来的反政府活动中，超过7千人死亡。而现在外界对特别是霍姆斯市的人道形势，越来越感到担心。

ＢＢＣ

中国准备帮助欧洲人，但不会扮演“孤胆英雄”

二十国集团峰会本周末即将在墨西哥召开。但在如何加大解决金融危机力度的问题上，世界几大经济体无法达成一致。中国表示准备帮助欧洲人，但并不是“不计报酬”的。

中国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欧元危机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在墨西哥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扮演"孤胆英雄"的角色。如果欧洲人期待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在解决欧元债务危机的问题上投下重金，那只能是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前提下进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马喆（Murtaza Syed）说，中国坚持将绝大部分救援款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中国强调必须和其他国家一同对欧元负债国家援之以手。"中国不想独自出力。"马喆说。

本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与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当时北京方面给外界的印象是，中国有可能直接向欧元拯救伞投入数十亿救援款，但现在显然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马喆透露说，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各国间已经展开了多场谈判和角力。他说，中国人非常清楚，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陷入经济衰退，那么这势必连累中国自身经济，将中国经济也带入低点。所以中国会尽可能地避免让这种情况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欧洲如果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中国不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么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能达到4个百分点。

但是，当然中国向欧洲提供帮助也并不是不计报酬的。这一点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也曾经明确地提到过。由于相互间在经贸方面的依赖性，欧元区的稳定也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斥资几十亿去拯救欧洲富裕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给与肯定的回答在中国显然不会太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马喆解释说："在中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很难说：我们自己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但是我们现在要花钱去帮助别人。"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提高消除解决金融危机的能力问题上，二十国集团内部现在存在重大分歧。今年1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增资6000亿美元扩充其信贷资金池，以便在欧洲或者其他地区出现金融火情时能及时灭火。

自身已受债务问题困扰的美国人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救援款。马喆说："如果涉及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注资的问题，那么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有活动的空间能够做出极具分量的贡献。"

马喆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中国在加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为的同时，也要求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政府当然也希望欧洲人懂得投桃报李，特别是希望欧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北京方面现在也更懂得利用欧元区债务危机实施自己的贸易策略。中国商务部警告说，欧洲钢铁工业联盟针对从中国进口的有机涂层钢板向欧盟提出反倾销诉讼，这不仅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也会阻碍双方在共同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上的努力。

信息来源：德新社编译：洪沙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被爆涉誠信問題

更新時間 2012年2月24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25

梁振英重申他的角色沒有利益衝突

香港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獲得選委提名、正式報名參選特首之後，爆出他10年前擔任西九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時，可能涉利益衝突。

香港媒體報道說，梁振英可能與其中一隊入圍的參賽隊伍有關連。

王立军案迷雾再起，维基密件真假难辨

VOA记者: 萧雨

图片来源: REUTERS

王立军(资料图片)

扑朔迷离的中国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的案子持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近日又有消息说，王立军提供的大量机密文件已经转到以披露大量机密文件而闻名的维基揭密网站。是真是假，目前难以确定。

*博讯网：王立军交出几千份中国密件*

海外中文资讯网站博讯网星期五就王立军事件再度爆出新闻。博讯网称，有匿名人士发邮件告知，维基揭密收到了王立军提供的机密文件。

2月6日王立军曾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第二天被国安部高官带到北京“接受调查”。王立军事件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因为他一直是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负责打黑的得力助手。海外媒体普遍认为，王立军事件对薄熙来的仕途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向博讯网爆料的匿名人士自称综合了“中南海深喉及海外消息灵通人士”的消息。他说，维基揭密的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几天前收到几千份包含文字、图片、录音及视频的文件，而情报的提供人自称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这则消息还说，经过紧张整理工作，这些文件已按时间顺序录入了服务器，并声明如果失踪超过一个月无联系，则授权维基揭密分期、分批公开这批文件。

*维基揭密：财源被断已暂停发布机密文件*

维基揭密网站2007年1月首次出现在互联网上。这个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文件的网站在成立短短一年后，就宣称拥有了120多万份机密文件。因为泄露大批机密文件，维基揭密名声大躁，却也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

去年10月，维基揭密网站的创始人阿桑奇在伦敦宣布，网站因陷入财务困境将暂停发布机密文件，并将集中精力应对各方对该网站实施的“经济封杀”。阿桑奇说，几家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切断了网站95%以上的收入来源，所以目前不得不将所有的资源投入为网站筹款中。

而阿桑奇本人也是官司缠身。2010年11月，瑞典警方指控他性行为不检，对他发出红色通报级别的通缉令。12月，阿桑奇在伦敦向警方自首并被捕。就在这个月初，他刚刚在英国伦敦的最高法院出席听证会。法院将于近期决定是否会把他引渡回瑞典。

*自由中国论坛：维基揭密公布王立军录音*

将王立军事件和维基揭密扯上关系的不止博讯一家。大陆网民方应看在他主持的自由中国论坛上说，维基揭密2月18日公布了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的录音资料。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2/fangyingkan/4_1.shtml)

这篇帖子说，王立军在领馆逗留期间，曾向副领事Sean Barker和两名CIA雇员表示有重要国家机密向美国政府透露。方应看说，王立军被带到三楼防窃听会议室后，拿出了厚厚一个文件夹，表示里面全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机密，希望以此换取政治避难权。

不过，这个帖子下面公布的维基揭密的链接无法打开，而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海外重要官员的名单中也无法查到Sean Barker其人。

据美国之音记者搜索，维基揭密网站上最后一次发布机密文件的日期是去年的12月1日。该网站的官方论坛在2月7日，也就是王立军离开美国领馆的当天的确发布了一篇涉及薄熙来报导，但其中只提到薄将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会晤一事，并披露了一些有关薄熙来仕途的分析，对于王立军在美领馆10个小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字未提。

中国对外投资失败该怪谁？

中国国家副主席、预计将升任主席的习近平上周访美期间，双边投资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外界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梦工厂(DreamsWorks)与中方达成的一项拓宽外国电影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路的协议，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仍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自己对其命运的决定作用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大。

目前流入美国的2.3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占比不到1％。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投资很可能还会增加，但其增加速度是否与中国企业能够输出的资本数量相称，是否与他们对美投资的商业愿望相称，目前还不清楚。考虑到一些争议和带有政治色彩的交易，中国官员常常将中国对美投资较少归咎于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但归咎于过去的争议不得要领。中国本身需要更好地鼓励国内企业在成熟的市场化经济体投资，并让它们为在这些经济体中做生意做好准备。

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潜在投资者常常误判美国的政治形势。少数投资争议备受关注，掩盖了顺利进入美国的投资数量。自2009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在工厂和其它直接投资项目上投入超过120亿美元，目前在美国38个州都有投资。只有少数投资需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而来自中国的投资虽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但大多数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涉及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发电以及航空业。

中国官员应该提醒国内企业，只要能妥善管理投资程序，到美国投资还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中国官员很容易只关注那些失败案例。

除了这种态度的转变，中国还需要彻底改变对外投资中最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仍然面临资本管制和冗长繁琐的流程。对外投资的审批流程涉及多个拥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类行业监管机构。

中国投资者常常陷于官僚机构的权限之争当中。这使他们在竞标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很多时候交易失败是因为国内监管机构以国内产业政策之名否决了相关交易，比如2010年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汽车品牌悍马(Hummer)以及2009年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收购法国私人银行洛希尔(Rothschild)股份的交易都是如此。中国想要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放松产业政策对企业的管制、让企业在海外享有更大的实验空间是很有必要的。

深化国内政策改革也将有助于提高对外投资。强化公司治理规则、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将使企业更容易在发达国家实现扩张。企业的这种透明不仅会缓解投资目的地挥之不去的政治担忧，也会使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与管理水平很高的外国企业竞争。

中国司法体制的一些独特特征，也是企业跨境经营、遵守国外规章的重大障碍。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秘密法，它禁止审计机构向海外监管机构出具某些金融信息。通过加快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使自己的制度与成熟经济体更加兼容，中国可以为其跨国企业将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奠定基础。

北京还需要考虑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司种类。国有企业一直主导着对外投资，但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民营企业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对美国的全部直接投资里面，它们的占比已经超过七成。但这些公司在中国当前制度中处于极大劣势。不管是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国有企业都享有更有力的政治支持、更畅通的融资渠道和更快速的投资审批。

最后，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帮助保持全球投资环境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接受的中国投资越来越多，要求待遇互惠的呼声也会增加。中国必须为进一步开放本国经济、为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平台做好准备。在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审查框架中，“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都是驳回外商来华投资的理由，这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中国对外投资将给本国经济带来好处，正如它将给接受投资的国家带来好处。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将学会怎样与外国企业竞争，而其中的很多经验教训在国内也会同样适用。北京不能放弃对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希望，也不能不在国内实施有利于这种投资的改革。

（作者是纽约经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研究总监。）

华尔街日报

易中天：兔子怎样证明自己不是骆驼

　　一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代笔问题不能公开讨论

　　我阅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蒯乐昊从上海寄出的。所以，2月13日这期，今天才看到。其中，谈“方韩之争”的有三篇：何三畏《“表面现象”看韩寒》，刘彦伟《方舟子反对方舟子》，萧瀚《合理质疑还是围猎狂欢》，总标题《韩寒VS方舟子：对垒还是自戕》，我称之为“南三篇”。

　　这“南三篇”，篇篇精彩。何三畏是喜欢韩寒的，至少曾经喜欢，却通篇批韩。刘彦伟是方舟子的粉丝，至少曾经是，却通篇批方。萧瀚先生不偏不倚，把道理讲得清楚明白。这当然会让某些人失望。因为他们最想看的不是道理，是谁输输赢。然而，我却看到了最可贵的精神：媒体乃天下之公器，必须客观公正。

　　客观公正，也是我的追求。而且，跟萧瀚先生一样，我关心的也是“游戏规则”。比方说，在哪个限度上，质疑是合理的？批评公众人物，是否可以不必考虑其基本人权？在质疑和反质疑时，应该怎样讨论问题才理性？等等。可惜，我的文章没有萧瀚先生的好，还是被认为“拉偏架”。

　　好吧，我认账。我可能确实是拉了“偏架”。但，如果方舟子被人质疑“代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拉。我至今仍坚持认为，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事不能公开讨论，索尔仁尼琴做过也不行。正如萧瀚先生所说，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那么“代笔”二字，就是对作家人格的肆意羞辱和诽谤。

　　道理我就不多讲了。萧瀚先生比我讲得好，请大家去读他的文章。总之，我同意萧先生的意见：一个人物再公共，也没有义务受辱；任何人都不能因为所谓“公共利益”，肆意践踏私权。因此，如果拿不出铁证，那么，谁被怀疑代笔，我就站在谁一边。

　　这不是为了韩寒。韩寒是韩仁均的儿子，跟我有什么相干？实话实说，我是为自己，也为同行。我也是写作者，还是公众人物。我不能不想，如果我被质疑“代笔”，该怎么自证清白？尽管我的作品，每个标点符号都自己的，编辑只改错别字；也尽管已经有质疑韩寒的人，对我的写作表示了高度信任。

　　对此，我衷心感谢！但还是要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韩寒的应对是有问题。失策，失当，昏招迭出。但这是技术问题，相信这小子会“吃一堑长一智”。代笔问题能不能公开讨论，则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知多少人不得安宁。我不能因为自己高枕无忧，就置同行的安危于不顾。

　　二献祭的公鸡和钉掌的兔子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家伙就不要危言耸听了，哪会有那么多代笔的质疑？比方说，我们会质疑你易中天吗？不会。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你不可疑，韩寒可疑。要不然，为什么被质疑的不是你，而是他？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没被质疑，偏偏就拎出了韩寒？

　　呵呵，我愿意再次感谢诸位的信任。但可惜，话不能这么讲。首先，立法不能看人，得认理。正如富兰克林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所说，不能因为第一任总统可能是好人，就不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同样，不能因为不会冤枉易中天，就不对质疑的权利进行限制。我认为是要限制的。权限的等级，是普通民众最大，公众人物次之，公职人员最小。

　　显然，这里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放过了骗子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实在抓不住把柄，也只好放过。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要紧的是内容和质量，不是作家的署名。《老子》何人所写？不知。《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作品吗？疑似。《金瓶梅》作者是谁？天知道。怎么样呢？还不是照看照读？

　　所以，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人代笔，其实并不关读者的痛痒。但这不等于说方舟子的质疑没有意义。方舟子被认同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弥天大谎不被拆穿，则天理何存，天良何在？这股“歪风”（如果存在的话）如不止住，道德的堕落岂非愈演愈烈？这就必须抓一只大公鸡来杀一儆百。韩寒，便正是这样一只雄鸡。

　　于是，方舟子奋不顾身地充当了“道德清道夫”。在这里，我愿意相信他并无私利。这是方舟子的可贵之处，也同时是他的可怕之处。一个大公无私又嫉恶如仇的“圣斗士”，是极具破坏力的。这就像化疗放疗。癌细胞是杀死了，患者也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何苦？只治病，不救人，只管真相，不要善意，对吗？

　　何况“杀一儆百”，原本就不文明。说到底，它是野蛮时代原始巫术“献祭仪式”的“现代版”，本质上是不人道和反人权的，可惜这里不能细说。我只想提醒一句：历朝历代，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多少人，就这样被送上了祭坛，包括“道德的祭坛”。

　　退一万步说，就算“杀一儆百”必须，也有一个问题让人纠结。那就是：我们应该选择“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我是主张后者的。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名誉受损，你以为就那么容易还人清白？

　　为此，我愿意把萧瀚先生文章最后一段肖洛霍夫讲的故事，照抄如下：

　　一个兔子没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说，你跑那么急干嘛？兔子说，他们要逮住我，给我钉掌。狼说，他们要逮住钉掌的是骆驼，而不是你。兔子说，他们要是逮住我钉了掌，你看我还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骆驼。

　　所以，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对此，芦笛先生和何三畏先生都有很漂亮的分析）。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埋单。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付出代价。

　　三我虽然不是兔子，也不愿意被钉掌

　　在众多作家中，偏偏韩寒被拎出来说事，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太“公共”了。博客上一声“嗨”，就有七十多万点击。不盯他，盯谁？茫茫大草原，为什么只有一只兔子在狂奔？恐怕就因为它太像骆驼。那么，不把它逮住钉掌，逮谁？

　　也许，这就是所谓“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就说我自己，虽然不是兔子，也不愿意被钉掌的。但这由不得我。事实上，我已经被钉了许多掌，比如“明星教授”或“学术超男”。这就是把我当骆驼了。于是，我只好反客为主，自己给自己钉，比如“流寇”或“大萝卜”。但是没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他们又给我钉了一个掌，曰“公共知识分子”。

　　天哪，我怎么会是“公知”呢？我是“私知”。体面一点，叫“独知”（独立知识分子）。我从不参加任何连署签名，基本不参加任何组织团体，包括民主党派或文联作协。唯一会员身份，是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但早该除名。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发言，为民请命之类也没干过多少。我，哪一点像“公知”？

　　所以，我也准备拼命跑，尽快“逃离现场”。惹不起，总躲得起。方韩之争，也许是我管的最后一桩闲事。也许而已，不保证。如果哪天出来打酱油，不小心又插了句嘴，请原谅那不是故意要“出尔反尔”。但，我会尽量少说，免得讨人嫌。

　　顺便说一句，本人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现已接受“休假式治疗”。自本月起，无限期不接受各类邀请。不演讲，不签名售书，不担任评委，不做电视节目嘉宾，也不帮别人看书稿和写序。当然，以前答应过的还会兑现。

　　至于“方韩之争”，我还将继续关注。但，第一，未必一定再说。可能说，也可能不说。第二，对于谁输输赢，包括代笔真相，我过去就不关心，将来仍不关心。但我会关心他俩的去向。因为我已经发现，他们都有走向自己反面的可能。第三，规则问题，是最乐意讨论的。事实上，我每回参与公共事件，都是想借机建立“交规”，现在也不改初衷。因此，如果有人愿意讨论言论自由的空间尺度和游戏规则，我一定奉陪到底。事实上，在我看来，方韩之争，终将是过眼云烟；规则的建立和共识，则刚刚起步。

　　规则就是理性，理性比韩寒和方舟子的是非重要得多。2月7日，我在上海，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主持人李蕾的采访。李蕾的采访，也秉承“媒体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不偏不倚，只提问，不做结论。因为节目没播，其谈话内容，也就一直没贴博客。现在，我把最后一段话提前公布如下：

　　一个有韩寒的社会是可爱的，一个有方舟子的社会也是可爱的。一个既有韩寒也有方舟子的社会，更是可爱的。如果方舟子和韩寒在这场论争中，能够作为公众人物，引导大家走向理性，那就是无比可爱的。

　　再说一次：这些话，是我在2月7日说的。那时，还没写《我看方韩之争》，也还没人质疑我。这一点，恭请批评者注意。

作者:易中天，来源: 南方都市报

毛澤東、林彪緊急召見訓斥紅衛兵“五大領袖”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5月28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尼泊爾王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及隨行人員外事秘書雅杜·納特·卡納爾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尼泊爾朋友一一握手，並且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尼泊爾駐中國大使蘇巴在座。

6月3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南京、瀋陽地區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專業會議的2萬多名代表。周恩來陪同接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陪同。

6月13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同志時的指示：一、李××這種人是不好的，這次弄清楚了，很好。應該把他留住北京，繼續解決他的問題，不要讓他回武漢。二、要維護武漢軍區的新領導，不要動搖這個領導。

6月21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朱利斯?克?尼雷爾總統和夫人及其他坦桑尼亞朋友。同坦桑尼亞朋友合影。

6月22日中央軍委辦事組《關於在全軍深入傳達堅決貫徹偉大統帥毛主席5月12日對於加強軍隊組織紀律性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6月30日毛澤東、林彪接見濟南、廣州、蘭州部隊毛澤東思想幹部學習班代表和出席全國煤炭工業戰線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代表，周恩來陪同接見。會後毛與參加接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談話。

7月1日晚上，毛澤東、林彪等來到人民大會堂，出席中央文革小組舉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47周年文藝晚會，觀看鋼琴伴唱《紅燈記》、交響音樂《沙家浜》。
7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發《關於查閱中央管理幹部的檔案的規定》。

林彪致電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祝賀阿爾巴尼亞人民軍建立25周年。

7月12日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到陝西也要搞個（制止武鬥的）佈告。

7月18日毛澤東對中央轉發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宣傳貫徹“七三”佈告情況》的批語稿指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請考慮可否把此件轉發各地，並加上幾句督促話。

7月24日毛澤東對中央轉發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宣傳貫徹“七三”佈告情況》的批語稿指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閱。這樣做很對。對犯罪者應當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

7月28日 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林彪緊急接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 ，嚴厲斥責各大學中的兩派武鬥。陪同接見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當韓愛晶提出想當兵時，毛澤東說：（清華）武鬥搞了這麼長時間，謝富治、黃作珍講了話都不算數，過去中央找你們開會，我和林彪都沒有去，我們官僚嘛！你們可以開除我出黨嘛！又說我是黑手。

毛澤東還說：你們可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都有什麼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不在天就掉下來了。這也是一種迷信。有了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好。……只要有人民就成。就是把我、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滅掉，全國人民滅不掉。總不能把全國都消滅掉，不能把人民都消滅。林彪最後講話中說：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作了最正確、最重要、最明確、最及時的教導，這次如果還置若岡聞，要犯很大的錯誤。……你們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全國很多學校實現了革命大聯合。大聯合的問題，你們有些學校落後了，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什麼。希望你們趕上去。（《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寻找隐藏的主语：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谈起

著名的无名英雄（多矛盾的短语！）雷锋同志生前在解放军部队里就很著名，他是全军学毛选的头号积极分子。雷锋死后，毛主席发起学雷锋运动，老人家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为学雷锋题词。学雷锋，学什么呢？伟大领袖自己没明说，林彪的题词画龙点睛。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林彪的题词带进毛主席的题词里，毛主席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毛主席是号召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也许，不少人会感到愤怒，感到惊奇：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狂妄自大？岂有此理！其实一点不奇怪。现在我们知道了，1949年10月1日中共开国大典，事前拟定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话没有主语。谁向雷锋同志学习？不清楚。一般而言，“向某某学习”这种句型，其被省略的主语是“我”或“我们”。可是毛泽东这句话不同，在“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话里，省略的主语不是“我”或“我们”。试把“我”（即毛泽东）或“我们”带进“向雷锋同志学习”句子中，那就成了“我（或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他读我的书，听我的话，照我的指示办事，做我的好战士。”简直就不通了。可见，这句话的主语不是“我”或“我们”。这句话的主语其实是“你们”，是“全国人民”，独独把说话的“我”即毛泽东本人排除在外。中共领导人讲话，常常用这种没头没脑的省略主语的方式。要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首先要找出真正的主语。

邓小平讲话也常常没有主语。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主语，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邓小平这句话的主语是“我”，是邓小平自己。这中间不包括别人。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句话同样都是没有主语，但两句话隐藏的主语却完全不一样。“向雷锋同志学习”那句话的主语是除开“我”即毛泽东自己之外的你们大家，而“摸着石头过河”那句话的主语却是除开你们大家之外的“我”即邓小平自己。邓小平决不是鼓励或同意全中国人民都可以自由试验自由摸索。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全中国只有他邓小平一个人可以自由试验自由摸索，别人都不准，连胡耀邦、赵紫阳都不行。胡耀邦、赵紫阳要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再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成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
就要把你赶下台。至于普通人就更不准许你自由摸索了。魏京生办了个刊物叫《探索》，只不过是写写文章，在思想领域里摸石头，还不是直接地下到河里摸石头，就被邓小平亲自下令抓起来了。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只有他自己才有权摸着石头过河，别人都不准摸，要摸也必须在他的指挥下摸，他说不准摸了你就不能再摸了。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就是没读懂邓小平这句话。他们以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其实邓小平只对自己实用主义，对别人是专制主义。

邓小平还有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也没主语。让，谁让？邓小平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邓小平自己。在这里，邓小平代表共产党，是邓小平，是共产党“让”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请注意这个“让”字，意味深长。因为有“不让”才有“让”，没有“不让”就无所谓“让”。邓小平和中共能“让”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首先在于他有权力能“不让”你富起来。过去共产党一直是“不让”人们发财致富的，现在“让”了。能“不让”而又“让”了，你能不感激吗？所以很多人感激邓小平。但是没听说过美国人发财致富了感谢布什、感谢克林顿的，因为美国人发财致富不是美国总统“让”的，因为美国总统根本没有权力“不让”别人发财致富。由此可知，当很多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讲话感谢邓小平时，那其实等于是在指认邓小平是独裁者呢。

专制政治的语言有很多特点，省略主语便是其中之一。寻找隐藏的主语，我们可以破解很多专制政治之谜。

作者：胡平

孙立平：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峰回路转。一度令有关方面陷入困境的乌坎事件，在经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后，步入了良性的轨道。新的村党总支组建了起来，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经由村民认可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村委会的选举也正在酝酿之中。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

　　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有的做得比这个更好。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

　　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件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和博弈之后，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用选举这种民主的过程，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

　　可以说，这个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乌坎用自己的实践，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这就是我认为的乌坎事件的意义。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乌坎实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同时解决这两个似乎矛盾却又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智慧的挑战。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

　　尽管媒体对选举的报道大都强调选举的独立与透明，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之后，当局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参加示威的洪睿超，是去年12月被警方拘捕的五人之一，现在被选为选委会成员；曾带领乌坎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后被警方抓捕后去世的薛锦波之女高票当选为村民代表。这个事情是异乎寻常的。在过去类似事件的处理中，即使承认群众要求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上做很大让步，对维权领袖也一定会给颜色看。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秋后算账”，其道理是对以后的维权者产生事先威慑。当这次乌坎事件出现初步转机的时候，人们也是担心这次会不会故伎重演，担心可能的秋后算账造成事态的再次恶化。事实表明，这一次变化真的发生了。

　　再如果说，在发生官民矛盾之后，用选举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话，将抗争领袖任命为村庄领导人，同时村民将抗争领袖(或家属)选举为村民代表，很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对“民众的利益要求是正当的”一次实实在在的确认，是对民众争取自己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是对“秋后算账”这种屡试不爽的模式的一种有诚意的终结。而恰恰是这些，体现了一种解决涉及官民关系的利益冲突新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当然，这当中，既有民众抗争的力量，也有官方的开明。

　　容错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种突破的意义，如果放到广东近来的一系列尝试中去观察，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在近两年的广东，有两点很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广东最近群体性事件比较多。我觉得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广东是中国过去发展模式弊端最突出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社会中最典型的问题会在广东最早最集中地暴露出来。比如，目前广东省1.1亿人口中，大概有三四千万是外来人口，由此形成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其次，在广东这个地方，不说公民社会，至少民间社会的根基在中国可以说是最深厚的。广东人务实，不容易被忽悠，家族的力量根深蒂固。而且，尤其是在粤东这样的地方，民众权利的意识在历史上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强烈的权利意识加上有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民众表达自己利益要求的事件多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将来整个中国社会也要面对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问题。

　　第二，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官方近来在有意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以期形成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新模式。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可以看作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明确表示，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更早的，在2009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就提出，罢工并不是违法行为，因为目前罢工行为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希望能够就工人罢工问题进行立法。我还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广东官方对一些影响不是太大的游行示威(包括乌坎最初的抗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在出动警力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此外，广东近些年来着力推进社会建设，如放宽社团登记，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等。我们可以将广东的这种思路概括为，通过建立社会性的机制，同时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这两个因素告诉我们的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开始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开明的新模式，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的容错空间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前些年，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失业下岗”，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取消掉，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大规模地用非规范的、甚至野蛮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也只是引起了零星的个体性的反抗。但必须看到，社会中能够容纳这些问题的空间已经在日益缩小。

　　合法性基础的脆弱，严重腐败引起的社会向心力的丧失，社会结构固化导致的希望感的破灭，民众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手段的缺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日益脆弱，社会的容错空间在不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拖延、不作为或强力压制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可行性已经越来越小；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模式，已经是势在必行。

　　纠错困境：不仅是乌坎面临的挑战

　　乌坎的探索之所以值得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其现在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更重要的是，乌坎事件实际上提出了有关中国在解决社会矛盾上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重要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纠错困境”。现在，在体制内外，都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陷越深，有许多抱怨。如果仔细分析，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面临的一种深深的困境，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困境我将其称之为“纠错困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走远了，想回头都难。

　　这种纠错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民众的要求如果是错的，你不能解决。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民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因为以前造成的类似问题太多了。

　　对于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包括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人们都呼吁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殊不知，如果开了一个在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先例，由于连锁反应，一系列此前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出来，而很多问题已经是无法解决了，至少是无法在法治的基础上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真正困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困境会日益严重化。

　　乌坎事件给我们理解这个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乌坎事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村民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原来被村领导人转让出去的土地。如果回到法律的层面，这涉及的是原来土地转让协议(即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凡是采用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凡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都是属于无效合同。

　　而对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恢复原状，二是进行赔偿。我们注意到，去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原先已冻结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用地，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尽管在由市委来决定土地收回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可能会有争议，但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对村民最主要要求的一种正面回应，也是解决乌坎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从逻辑上来说，这等于宣布原来土地转让的合同是无效的。其道理，可能是在当时土地转让时存在可以判定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情节。

　　对于无效合同的判定根据和程序可能产生的争议，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一边，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下面由此而导致的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无效合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坎是幸运的，因为那404亩土地还没有开发，可以恢复原状。但如果已经开发了呢？那就只能用赔偿的方式。问题是，谁来赔偿？拿什么来赔偿？答案只能是政府用财政来赔偿。且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汕尾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就是有能力赔偿，财政也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对市场中的无效合同进行赔偿，有法理基础吗？其实，就乌坎村来说，情况比这个更为麻烦，因为近些年来该村转让出去的土地共有3000多亩，这次能收回来的只有404亩。其他的土地能依此办理吗？

　　第二，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近些年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中，不规范的情况甚多，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属于无效合同的不在少数。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乌坎的案例回到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其他的地方如何办？有可能按照处理无效合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个案式的摆平甚至纠错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上升到一种模式，就必须对这种困境进行有效的拆解。事实上，在诸如上访截访、失业下岗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上，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纠错困境”。如果复原，复不了；如果赔偿，赔不起。可以说，如何拆解这些问题，是对中国改革者真正的考验。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造就了很多问题。前一段时间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转型陷阱”的概念。所谓“纠错困境”就是“转型陷阱逻辑”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这种转型陷阱中，我们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弊端。现在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二是没有勇气和魄力解决问题。以乌坎事件为例，当时实际上就存在这两种选择，或是用旧的模式解决问题，把村民的正当利益要求压下去，以换得一时的社会稳定；或是开启一种新的模式，不但解决导致这次事件的深层次问题，而且为解决以后的问题开辟法治化的道路。实际上，在当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是另一种可能成为现实，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如何走出“纠错困境”，走出“饰错依赖”？除了勇气，还需要魄力和智慧。这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如何斩断纠错的责任链条。有人认为，台湾解决“历史共业”的办法，可供我们参考，即对于历史追溯的时效做一些限制，承认一些既成之错误不予追究。这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需要讨论的是，社会接受这种切割或时效限制的条件是什么，包括特定的社会氛围如何形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用诚意和真话对所面对的问题进行负责任的讨论，正视当前的问题，不回避过去30年改革的失误与局限，坦承目前面临的困境、制约因素与难处，打通全社会同心同德之路，展示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解决问题难度的宽容，以社会和解的氛围，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建向前寻求出路的共识。由此，中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作者: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来源: 经济观察报

张培鸿：或许法律真不是万能的

　　日前，再度重游了宾州兰卡斯特。

　　第一次去时，只知道那里居住有一个特殊的族群——阿米什人，至于怎么个特殊法，其实不甚了然。加上我们是租车过去，天雨路滑，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到此一游。

　　回来后又做了些功课，不觉对阿米什人肃然起敬起来。原来他们的祖先来自瑞士，主要使用德语，数百年来只与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拒绝使用汽车，坚持驾驶马车代步；他们拒绝在家里使用电器，电和其他机械只是非常有限地用在生产上；他们穿着自制的服装，颜色和款式既简单又庄重；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拒绝现代教育，只上自己开办的学校，而且只上到八年级。

　　在他们看来，书读到八年级，已经足够阅读和理解《圣经》，再读下去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由于他们的这一传统同宾州的义务教育法冲突，在上世纪70年代还引发诉讼，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终，作为变通，阿米什人采用一直读八年级的方式，将学上到可以合法离开学校的年龄为止。

　　兰卡斯特的阿米什社区，居住着数万阿米什人，是阿米什人最大的社区之一，离费城有70英里。由于他们践行和平原则，不持有武器，也不服兵役；由于不接受政府的福利，因此也不向政府缴税，不买保险，俨然一个半独立的世外桃源。

　　临近回国，一位80余岁，精神矍铄的美国老人盛情邀请我们再访阿米什人。

　　这次有他驾车和向导，获得的信息比第一次丰富和翔实。我们开着车在阿米什社区里穿梭，参观他们的学校和教堂，了解他们的历史，观看他们的视频，还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堪作犯罪与人性的鲜活教材。

　　2006年10月2日，一个名叫查理·罗伯特的送奶工，由于女儿夭折，驾车冲进一所阿米什人的学校，绑架了全校女生（阿米什人学校就是一个大通间，全校学生在一起上课，小的坐在前面大的坐在后面），最终开枪射杀了6-13岁的10个孩子，造成五死五伤的重大惨案。枪手随后饮弹自尽，留下妻子和一儿一女。

　　凶案发生后，费城电视台的记者赶往现场进行报道，竟意外地看到阿米什人教会的长老、执事和部分受害人家属忍着悲痛，前往查理家中慰问，表示他们宽恕查理的所作所为，并愿意为查理太太提供一切帮助。

　　当然，并非所有的阿米什人都能宽恕罪犯，13岁的被害人玛丽费舍的母亲艾达就做不到。玛丽费舍是一个可爱而乖巧的女孩，案发当天是她第一次担任教师助手的日子，从这天开始她将接受训练以备将来有一天正式成为阿米什人教师。从艾达在医院看到女儿的尸体时起，她就不能再原谅凶手，她质问丈夫基甸为何轻易就宽恕了一个并非阿米什人的杀人犯，而自己的妹妹仅仅因为喜欢一个不是阿米什人的男子，就被逐出社区，永不原谅。

　　心里有恨的艾达抵触心理医生，抵触查理的太太，抵触社区里的其他人，甚至抵触自己的丈夫，她请求记者帮助她前往费城，她要过普通人的生活。

　　猜不透命运的不只有身为被害人家属的艾达，还有本身不是阿米什人的凶手查理的太太。孩子们不相信爸爸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大儿子甚至幻想爸爸其实是要去帮助阿米什人的孩子，然后被不明身份的坏人一起杀害。查理太太从丈夫留下的遗书中知道了一切，她无法理解阿米什人为什么能够原谅她的丈夫，凭什么要原谅她的丈夫。

　　相比之下，没有人比玛丽费舍的爸爸基甸更为痛苦的了。一方面，他要忍受失去爱女的痛楚，另一方面，他又要承受即将失去妻子的痛苦。阿米什人不允许离婚，妻子从社区出走意味着家庭的破碎和分裂。

　　他想向妻子解释：宽恕不是放弃公义，更不是放纵罪恶，而是将审判交给那位至高者。作为阿米什人（乃至所有人），我们不过是客旅，至高者要求我们要爱，要宽恕敌人，放下一切的仇恨。

　　艾达不能接受丈夫的解释，她不饶恕。

　　她的心里充满了与查理一样的苦毒。

　　2000年4月1日深夜，四个江苏沭阳的无业青年潜入居住在南京的德国商人普方家中，准备行窃。被惊醒的普方先生由于语言隔阂，与歹徒发生冲突，他、妻子和一儿一女，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4月16日，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了解到被告人所成长的苏北农村，原来是那样的贫穷和落后，她给法院写了一封信，郑重要求不要判处四名年轻人死刑。

　　死刑执行后，生活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集资设立了“普方协会”，以各种方式帮助苏北农村的失学青年。

　　说回阿米什人的案子。

　　就在艾达即将启程前往费城之际，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直重伤昏迷的一名女孩苏醒过来，有话要对艾达说。

　　女孩转述了玛丽费舍生前的最后几句话。当查理劫持了来不及逃跑的女孩后，玛丽费舍要求查理先射杀自己，以换取其他人的生命。她还对查理说：我会为你祷告！

　　艾达终于明白，女儿在临死之前，已经宽恕了凶手查理。作为母亲，她应该做的是维护女儿生前的心愿，选择宽恕。

　　最终，艾达没有离开社区，她参加了查理的葬礼。

　　作为历史，读者会认为我写的过于具体了。是的，这是一部名叫《阿米什人的恩典》的电影，但是它取材于真实的案子。如果你正好学法律，又正好看过这部电影，现在请你去走在阿米什人的社区里，一边是普通美国人呼啸而过的汽车，一边是阿米什人踢踢踏踏的马车声。如果你有幸，从狭小的车窗中看到马车里的阿米什人，他们一家一户穿戴得整整齐齐：男士一色的黑色套装，黑色礼帽和白色衬衣；女士们一水质料粗糙但裁剪得体的裙装……

　　彼时彼刻，相信你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或许法律真的不是万能的。

　　作者：张培鸿资深刑事辩护律师，来源: 东方网

史哲：纪念“南方讲话”，告别“克里斯玛”

　　2012年2月的这个星期中，有两个日子让人想起已故的中国伟人邓小平：19日，是他逝世15周年的忌日；21日，则是他后来被称为“南巡”截止日二十周年的日子。

　　如今，“南巡”已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写入当代史。邓小平那次途经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巡视，以及他在巡视期间发表的诸多讲话，被视为对走到十字路口而变得有点犹豫的中国改革进程的一记棒喝。

　　感谢邓小平，感谢“南巡”。从此以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变得清晰，步子变得坚实，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增长二十年。他的那些经典话语——“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大胆地闯”，“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们睡觉去好了”，“把尾巴夹得紧紧地，要沉着、沉住气，要藏拙”……成为有志于推动中国进步者的勇气与动力之源，直到今天。

　　在中国官方的语汇中，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那些在历史上颇具意义的改革举措，在今天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模式创新，很少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经济奇迹，确实莫不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南巡讲话，中国会有今天，会有他逝世后的包括入世、包括出台物权法……

　　借用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语汇，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克里斯玛”（charisma），或许更为确切。邓小平这个名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一个符号。在那个一切变革都可能要冒“掉脑袋”风险，每一步都需要摸、需要试、都意味着打破常规的时代，他的笑容、话语和精神，足以给改革者以信心，去冲撞一切旧体制的束缚，突破僵化，革故鼎新。他的指示成为众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三字就代表了改革力量的总后台和精神支柱。

　　但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它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1980年代，鲜有人会质疑改革的正当性，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或曰“利益”，绝大多数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有切身经验为证，邓要求敢于试、大胆闯的改革呐喊，极易取得朝野共识。然而，在当下，伴随着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累积和释放，存在着一股不容小觑的对改革的“反动”。

　　这些“反动”力量中，既有利益重新调整分配过程的失意者，他们迫切希望打破现状，甚至不拒绝回到貌似一切安稳的计划时代；也有钻各种制度漏洞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渴望洗刷“不当得利”的原罪，又希望固化现有利益分配模式，继续获利；甚至包括曾经拥护改革，却又担心“改错了”而宁愿暂时不改的人。

　　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自称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他一向支持改革，认为“不能不动”，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前不久在美国纵论一人一票“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时，也表明了对进一步可能的改革的担心。理解柳传志的想法不难，概括来说就是先法治后民主，国家必须先做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能考虑实现真正的一人一票。

　　正当取得的私产自然要保护，但柳传志对保护私产的强调，在中国那些痛恨权贵者那里，难免会招致强大的反对。他们可能直接把这个问题变成：那些靠贪污腐败、钻法律空子、制度漏洞、徇私舞弊……得来的私产，凭什么该得到保护？更何况，没有民主的逐步推进，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法治传统缺乏的中国，又何来对私权的充分尊重呢？

　　这便是转型中国的复杂之处。改革开放三十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如何摆脱当前迷局，描绘出河对岸清晰的风景，赋予改革以某种确定性？事实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那句“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就已经部分做出了回答。这句话，和许多政治学者为传统国家转型到现代国家之名的路径不谋而合，那就是从“克里斯玛”顺利进化到法理型权威。说白了：中国改革与社会进步，必须且只能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必须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推动，而非某个领导人的睿智。

作者:史哲，来源: 南方周末

中国海军太平洋训练被指为摸清攻台路线

核心提示：2月23日，国防部回答记者“海军入太平洋为摸清攻台路线”问题时称，海军舰艇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是计划内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针对台媒报道“解放军舰艇频繁进入太平洋是为熟悉台湾东部环境”，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表示，海军赴西太平洋海域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昨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耿雁生就中国国防预算、国际护航合作、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答记者问。

【训练军费】

驳“中国国防军费翻番论”

问：台湾媒体最近称，解放军舰艇频繁进入太平洋就是为了熟悉台湾东部的环境，为摸清进攻台湾的路线作准备。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耿雁生：我们多次重申，解放军海军舰艇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是计划内的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问：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国防预算到2015年将翻一番，超过亚太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作何评论？

耿雁生：媒体关注较多的是简氏防务周刊关于中国军费的报道，我不知道报告中的一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中国始终坚持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地确定国防预算规模。我们不会超出国家安全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来发展军力，也不会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

【护航动态】

中印日将开展护航合作

问：中国海军2月23日和24日在南京举行国际护航会议，请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取得哪些进展？

耿雁生：经与各方协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2月23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国际护航研讨会，目的是通过与有关国家分享护航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

经协商一致，从2012年1月起，中国、印度、日本等独立护航国家加强了行动协调，以季度为周期整合各自护航班期，中国作为首轮参照国已经提供了第一季度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护航班期。有关独立护航国家之间加强协调合作，可以促进各国护航资源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国际护航的效率，使各国商船的航行安全得到更好保障。

【维和行动】

回应“首次向海外派遣步兵”

问：据报道，中国日前向南苏丹派遣维和人员，这是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遣步兵、武装人员及装甲运输车等，请问这是否是中国海外维和的新做法？这支分队是否将执行作战任务？

耿雁生：中国维和部队一贯重视在维和行动中的自我警戒和安全防卫。2007年，中国派驻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部队就已经编有警卫分队。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中国前不久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工兵分队也编有警卫分队，其主要任务是承担自身的警戒和安全防卫。

近期，中国驻苏丹和南苏丹的维和部队举行了防卫演练，提高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今后是否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届时将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来源: 新京报

中国国务院：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

核心提示：2月2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

“近年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地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地方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城镇化速度；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有的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政策，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通知这样归纳了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并对一些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

对于户口迁移政策，通知进行了分类规定。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专家建议

“三年期限可以推广到大城市”

对于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这个政策比以前确实是一个进步。比如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只要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房，就可以申请本地户口，而不像很多发达地区城市搞积分制，或者需要交纳一定时期的社会保障等等，这样就把很多自我雇佣的人口排除在外。但是该项政策又规定了例外，“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提出一定限制，这点有待商榷，应防止一些地区借此限制落户。

此外，对设区市明确提出“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的期限，“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可以涵盖推广到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限制发展大城市的政策本身值得商榷，这里是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所在。”

分类户口迁移政策

1 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其他建制镇

有职业住所可落户

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备注：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镇落户问题。）

2 设区的市

工作满三年可落户

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备注：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实际，可以适当放宽职业年限的要求；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市落户问题。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年限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3 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

完善落实现行政策

继续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资料链接

落户北京若干途径

1，人才引进；

2，在纳税等方面满足要求的来京投资办私营企业人员；

3，离休、退休人员夫妻投靠进京；

4，子女随父入户；

5，离休、退休人员投靠子女进京等。

户籍改革大事记

1954年

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管理制度确立。

1963年

依据是否拥有计划供应商品粮，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75年

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

1985年

居民身份证制度宣布实施。北京颁发《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

2001年

国务院批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

2006年

《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实施，发放北京“绿卡”。

来源：新京报

日本人用在日本活動的革命黨來要挾袁世凱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史記》徴得同意予以連載，略有删節。

袁世凱還將日本的要求通報給各省督軍，讓各省造輿論，把國內輿論作為一個談判砝碼——我們人民都反對，我們能答應嗎？實際上也是借人民的力量來做談判的一個籌碼。

在整個“21條”談判的過程中，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政府為了減少中華民族的損失，可以說絞盡腦汁，動用了多種手段——有正常的手段，有不正常的手段。但日本沒耐性了，逼袁世凱答應他們的條件。首先，利用在日本的革命黨為條件來威脅袁世凱政府：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與我們日本人有密切聯繫，你袁世凱不接受條件，我們日本政府不能阻擋他們去擾亂中國；另外，你和歐美好，我們日本人都反對你，袁總統如接受這種條件，日本人將感覺友好，改變對你的看法，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也能相助。

中日談判從2月初談到5月初，共進行了3個月，25次，在談判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提出了兩次修正案，也迫使日本政府兩次提出修正案。由此可見，談判是激烈的、艱難的，中國政府及其代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談到5月7號，日本再也按捺不住了，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48個小時接受日本的條件——逼中國政府接受的是4月26日提出的修正案，已經不是原來提出的“21條”了。

這時，日本在海陸方面做好了戰爭的準備，包括在東北的軍隊，青島的軍隊，頻繁調動，也就是說：不答應，就是戰爭。西方列強雖然對中國表示同情，但是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打，他們顧不上中國，反而勸說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

在日本外交、武力的逼迫之下，袁世凱被迫答應了日本提出的修正案。當然，在確定答應日本要求的時候，袁世凱召集了最高層國務會議，發表了重要講話，把談判情況給大家進行了一些交代：

此次日人乘歐戰方殷，欺我國積弱之時，提出苛刻條款。經外部與日使交涉，歷時三月有餘，會議至二十餘次，始終委曲求全，冀達和平解決之目的。但日本不諒，強詞奪理，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後通牒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一律。

面對新的局面，日本要最後通牒怎麼辦？“以上各節，比初案挽回已多，於我之主權、內政及列國成約雖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滿、安奉之展期，南滿方面之利權損失已巨。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新史記》第4期）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巨变与启示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 “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 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 “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 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 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作者：袁伟时，来源：腾讯博客

乔丹体育涉侵权面临数千万元索赔

核心提示：迈克尔·乔丹已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未经许可使用其姓名，并且误导中国消费者。迈克尔·乔丹的代理方称，诉讼估计在一周后立案，将索赔数千万元人民币。有媒体报道称，乔丹体育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计划或因这场诉讼而有所变化。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乔丹体育”)招股说明书中的一些片段就像是一只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

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篮球运动员的美国巨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已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未经许可“蓄意且毫无顾忌”使用其姓名，并且误导中国消费者。

2011年11月获得通过的乔丹体育计划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如今因为这场官司平添变数。

迈克尔·乔丹的代理方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作人康乂告诉记者，按照民诉法规定，诉讼估计将在一周后立案，“我们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赔偿，大概在几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乔丹体育的招股书，截止到2010年末，公司营业收入超过29亿元。

在乔丹体育的招股书中，“商标及商号风险”列为“风险因素提示”中的第一项。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界定，“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属于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的范畴。

捍卫“DNA”

“对每个人来说，自己的名字就像是身上的DNA。”迈克尔·乔丹昨天通过一段视频表示，“一个中国体育公司在没有我的授权情况下，用我的中文名在中国开展生意。看到有人这样侵犯我的形象权利，我感到很难过，我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告上公堂。”

乔丹体育昨天在其网站上发布公开声明，强调中文“乔丹”是该公司依照中国法律申请注册并享有专用权的注册商标，对注册商标的合法使用行为受我国法律保护。

乔丹体育公关部一名人士表示，目前并未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法律文件。

就此案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该人士表示目前暂无影响，仍在关注之中。

乔丹体育1984年创立，和诸多晋江系运动品牌出身一样也出身于鞋都晋江。

2002年公司年产值仅1.2亿元，到2010年公司销售收入跃至29.3亿元。

迈克尔·乔丹方面表示，已针对此案提供了相关六项请求，最主要一项乔丹体育未经乔丹本人同意使用其名称，要停止这种侵权，同时对中国消费者做出澄清，其与迈克尔·乔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

乔丹体育提供的信息显示，该公司主要使用的“乔丹”商标是在2003年前后注册完成，为何时至今日迈克尔·乔丹才开始起诉乔丹体育？而且又时值对方上市前夕的敏感时期。

康乂称，去年年底，迈克尔·乔丹找到他们律师事务所处理此案，“我们在美国和他本人开会时，他表示是近期才了解到，同时了解到对方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名字也注册成商标。”

“这跟其上市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康乂告诉本报记者。

一名知情人士称，君合律所之所以能作为乔丹的代理人，关键还在于其在美国分所的业务拓展，乔丹是由该分所顾问引荐而来。

法理分析

乔丹体育招股书中称，“Jordan”作为普通外国人姓氏，不具有特定性，与“迈克尔·乔丹”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招股书还披露，和迈克尔·乔丹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关系，也未曾利用其形象进行企业、产品宣传。

康乂则称，乔丹和Jordan已经在中国观众心中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也有其他各种证据证明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本报记者了解到，乔丹体育并非第一次因“乔丹”品牌引来风波，乔丹个人起诉之前，拥有“Air　Jordan”高端子品牌的耐克公司曾控告乔丹体育商标侵权，但并未成功。

乔丹体育早已做好“战略储备”。

其招股书披露，该公司“乔丹”主要使用的图形商标已于2005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乔丹”中文文字商标于2009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本报记者在工商总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目前耐克国际有限公司包括多个JORDAN字样在内的商标均处于“驳回复审”的商标流程。

目前耐克公司只有文字商标“MICHAEL JORDAN”和两个图形商标在中国获得注册。

值得关注的是，乔丹体育还拥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127项注册商标，包括含有“小乔丹”、“桥丹”、“杰弗里乔丹”、“马库斯乔丹”字样的商标。

杰弗里乔丹、马库斯乔丹正是迈克尔·乔丹两个儿子Jeffrey Jordan和Marcus Jordan通常对应的中文译名。

一名资深法律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从法律上来说，中国并没有美国那种公众人物权利这一类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比较合适的是姓名权，由于乔丹的中文译音本身并不是特指迈克尔·乔丹，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

但他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分析，虽然迈克尔·乔丹不能垄断乔丹的中文音译，如果让普通消费者认为有人使用了迈克尔·乔丹的名字，这也算侵权。

“这也提醒公司在进行商标策略时要慎重，打擦边球傍名人或许可以得到快速的传播效果，但投入资金做得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吴鹏彬如是说。

康乂表示，姚明状告“姚明一代”的胜诉表明中国法律十分重视保护运动员的姓名权。

潜在影响

2010年，匹克、安踏、李宁和乔丹在中国市场的营业额分别达到38.49亿元、73.26亿元、86.15亿元和29.12亿元。

独立评论员马岗则认为，像乔丹体育这样盘踞在三四线市场的品牌受到来自耐克、阿迪、李宁等一二线品牌的冲击越来越大，急需现金投入进行渠道扩张，而一旦上市进程受阻，原计划中营销投入、渠道拓展费用、产品开发费用等都可能出现问题。

多名投行人士向本报记者指出，陷入重大诉讼的乔丹体育上市之路存在变数，未来根据诉讼的发展，不排除暂缓发行的可能性，也有可能面临“二次上会”。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管理办法》对发行人上市的一个要求是，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该办法同时要求，发行申请核准后、股票发行结束前，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当暂缓或者暂停发行，并及时报告证监会，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影响发行条件的，应当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现行的发行审核流程环环相扣，从上报材料到最后发行上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亮红牌。

分析人士指出，乔丹体育这类企业直接面对的是证监会发行部的发行一处和发行二处，这两个部门分别负责法律和财务审核。

不过，该人士称，在预审阶段，证监会发行部不会对发行人能否上市作出实质性的判断，其工作核心是要求发行人如实披露一切有可能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资产完整性造成影响的任何因素，包括可能因商标权产生的诉讼。

即便是拿到了批文，也有企业在最后阶段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被否掉的先例，比如胜景山河。

上述人士指出，监管层可以做到的是让公司如实披露，最后交由投资者判断。因此，即使最终乔丹体育能拿到发行批文，在发行阶段能否获得投资者认同，也是个未知数。

“(品牌侵权)这个问题，包括对未来定价，以及后续经营来说，始终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就看公司怎么处理，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东方证券纺织服装行业首席分析师施红梅指出，无论从消费潮流的变化导致的需求下降，还是外部竞争对手的冲击来看，国内运动服装行业在现阶段本身就较为困难，其估值在所有服装的子行业中应该是排在最末位的。

新闻回顾：迈克尔·乔丹起诉中国乔丹体育公司侵权

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将起诉中国乔丹体育有限公司。乔丹在声明中表示，这家公司在没有得到允许的前提下，利用他的中国名字来做生意，同时还用了23这个号码。乔丹说，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这个诉讼不关乎金钱，关于原则问题，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字。

来源: 人民网

东莞38岁亿万富豪家中意外坠亡

核心提示：2月22日晚，东莞塘厦一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某某从自家小区七楼坠亡。据知情者透露，当晚杨某酒后回家，与朋友聊天，后走到阳台抽烟，试图坐到栏杆上，不慎用力过猛翻出了栏杆。警方从监控录像认定杨某为意外死亡。据悉，杨某某1974年出生，保守估计身家过亿。

2月22日晚10时许，一男子从东莞樟木头一小区七楼坠楼身亡。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男子杨某某1974年出生，为塘厦一集团公司董事长，保守估计其身家过亿，产业涉及贸易投资、文化娱乐、酒店餐饮、电子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

记者从目击者口中获悉，大约22日晚上10时许，在樟木头一小区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男子从楼上坠楼，现场还有一名年轻女子看似男子的家属。据知情者透露，死者为东莞塘厦盛×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某，该集团成立于2006年，旗下拥有多家业绩卓越的子公司，该集团经营范围广泛，产业涉及贸易投资、文化娱乐、酒店餐饮、电子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死者生前在塘厦可谓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据一名对杨某某熟悉的企业老板称，保守估计杨某某的身家资产过亿。

据知情者称，2月22日晚10时许，杨某当晚和朋友喝了一些酒后，便回到东莞樟木头镇一高档小区的家中，当时，杨某的一位得力女手下也在屋内正和他聊天。就在两人交谈时，杨某突然走到房屋的阳台处，双手撑在阳台的栏杆上，试图坐到阳台栏杆上，谁知杨某用力过猛，结果整个人失去平衡一头从七楼的阳台上坠下，当场死亡。

欲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却坠下

案发后，杨某的女手下立即向警方报了警。知情人士透露，该女子自称当天晚上杨某喝酒后，两人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小口角，当晚10时许，两人回到杨先生的住处时，又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平时杨某就有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的习惯，过去她曾为此多次劝说，也许是当晚因为一些事不开心，杨某又像往常一样走到阳台上，两手撑到栏杆上欲坐上去抽烟，谁知这次竟然用力过猛，整个人都翻出栏杆坠下楼。

记者昨日从樟木头警方获悉，警方接到报案后，根据现场调查，并及时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相，经过初步调查认定杨某某为意外坠楼身亡，排除他杀可能。

警方证实，从监控录相拍摄的情况来看，基本与杨某某的女手下陈述的事实一致，当晚杨某某的确有喝酒，至于是否醉酒则未能证实。

平时杨某就有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的习惯，也许是当晚因为一些事不开心，杨某又像往常一样走到阳台上，两手撑到栏杆上欲坐上去抽烟，谁知这次竟然用力过猛，整个人都翻出栏杆坠下楼。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蔡子强：颜色与政治

　　前段时间，我到台湾观看“总统选举”。据说有香港旅行社大张旗鼓，办了一个“台湾选举嘉年华考察团”。临行前，该旅行社的董事长在接受杂志访问时，还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说，他会提醒团友带齐蓝、绿两色衣服，蓝营胜出穿蓝衫，绿营胜出就换绿衫。选举结果一出，便立即安排团友换衫“变身”，赶赴获胜方的庆祝活动，零距离感受其兴奋之情。他还煞有介事地警告，切忌穿错颜色入错场，被人误当“砸场子”。

　　我想，这位董事长可能贵人事忙，不知道台湾政情的最新变化。如果他和他的团友，真的穿了绿衫到绿营去参加造势活动，可能会有点失望，甚至被人视为落伍、过气，因为这次蔡英文换了选举颜色，绿色不再是其参选的颜色了。

　　为了走出深绿，吸纳中间选民，小英这次的选举策略，不仅告别了民进党以往的悲情、暴烈，变得温和、理性，她还索性放弃了绿色，把选举颜色改为黄色和粉红色，形象上变得更温柔和女性化。所以大家倘若这次到过台湾，便会看到：小英的选举标志，是一个写着“下一站公平正义”的黄色箭头；而她的竞选网站，基本色调也是黄色；在造势活动和晚会上，挥动的那条写着“现在决定未来”的领巾等，也都是黄色；至于候选人和助选团穿的外套，则是粉红色或紫红色；他们和支持者所挥动的旗海，亦是粉红色。至于绿色，却极少见到。

　　当然，在一些偏远的乡郊，是否会多一些死忠绿衫拥趸，我不敢担保，但最低限度，在大城市尤其是台北，便是上述情况。而我相信，董事长带团去的，应该是台北吧。

　　其实，所谓蓝营穿蓝衫，绿营穿绿衫，慢慢已经成为一种过气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政治激情冷却、退烧，根本没那么多人在乎了。年轻人乃至政党的志愿工作者，只在乎穿得好不好看、是不是潮流时尚。

　　说到颜色与政治，我们可以多谈几句有关颜色政治学的话题。

　　以颜色作为政治符号，由来已久。

　　早在19世纪，蓝色就成为保守政党的代表颜色，这起源于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当地公职人员视蓝色为忠诚、恒心的代表。而当英格兰的新教教会与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发生严重宗教分歧时，后者便穿着象征诚实的蓝袍，自称为“蓝色派”(BlueMan)。之后，蓝色逐渐成为最受欧洲保守政党、政团青睐的颜色。

　　而同一时期，人们也以红色代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红色象征火焰、热血和革命等，因此，一些政权被称为“红色政权”，军队则被称为“红军”，在冷战方兴未艾时，地图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标示为红色。

　　而在冷战中与之对立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区分，便选择了象征冷静、理性、开放、多元的蓝色作为标示。

　　有趣的是，在政治光谱中处于极左、极右两端的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则对黑色情有所钟。

　　而绿色，近年来成了环保运动的代表颜色，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绿色象征大自然和植物。环保运动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西欧出现了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的反思。德国的绿党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政党。

　　那么粉红色呢？其实，粉红色往往被视为代表同性恋的颜色，这里有一段历史典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希特勒横扫欧洲时，这个代表父权和阳刚政治的大独裁者，曾勒令所有同性恋者必须绣上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作为一种羞辱。慢慢地，这个标志被沿用为同性恋者自我肯定和争取权益的记号。

　　随着时代变化，各地政党、政团纷纷想弄出一点新意，在新人士、新作风、新气象的情况下，纷纷弃旧迎新，在颜色政治光谱上，更加趋于多元化，mix and match，各自精采。

作者:蔡子强，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敘利亞變局與中俄的變數

敘利亞的戰略地位敏感，政治上又與俄羅斯和伊朗結盟，要想顛覆阿薩德政權並不容易。不過，支持敘利亞的俄羅斯目前已有兩個方案，以確保即便阿薩德下台，也要保證敘利亞親俄派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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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現在已滿週年，但動盪依舊。在暴力動亂依然泛濫的此刻，最新的焦點是敘利亞。二月四日，聯合國安理會原擬通過譴責案，但因中俄兩國的否決而未獲通過。但同性質而不具約束力的譴責案卻在二月十六日的聯合國大會獲得通過，該譴責案要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停止繼續血腥鎮壓，並交出政權下台，由他指定一名副手，籌建過渡性的聯合團結政府，為將來的選舉預作準備。

但敘利亞情勢是否真能向該譴責案所期望的目標發展，目前仍言之尚早，因為敘利亞問題的複雜度超過了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原因是﹕

（一）敘利亞的地理及戰略位置敏感，緊鄰土耳其、約旦、伊拉克、以色列和黎巴嫩，它在政治上又和俄羅斯與伊朗結盟，敘利亞的塔圖斯港又有俄國海軍基地，是俄國唯一的境外基地，今年一月俄國才和敘利亞簽訂了五億五千萬美元的戰鬥機軍售合約。由此已可看出，敘利亞情勢的發展可能牽涉到俄國和伊朗勢力的變化。敘利亞的情勢有美俄在中東爭霸的意含，俄國當然不容利亞落入美國勢力範圍。

（二）敘利亞為伊斯蘭遜尼派國家，而阿薩德則屬於較小眾的亞拉威教派。這種教派特性使得什葉派的伊朗極力拉攏敘利亞；而在和敘利亞對立的黎巴嫩，最大的反對派真主黨也和敘利亞接近；至於敘利亞的基督徒和庫特族，他們也都托庇於亞拉威教派，甚至於還謠傳伊拉克總理馬立基也不斷援助敘利亞當做槓桿。由敘利亞這種特性，可見要顛覆敘利亞並不那麼容易，顛覆敘利亞後的連帶效應將極為複雜。

（三）敘利亞內部雖然叛亂四起，但人們已知這種叛亂行為有許多是西方國家煽動所致。敘利亞的兩大組織「敘利亞國家委員會」及「全國協調組織體」各分派系，最大的反抗組織「自由利亞軍」中同樣四分五裂，由於叛亂組織力量不集中，敘利亞的動盪反而是外部效應大於內部效應。敘利亞內有俄國等支持，政府軍仍極完整，而叛軍四分五裂，實力難以茁壯，這乃是阿薩德繼續強硬的原因。美國等國家希望能在敘利亞西北部形成保護走廊，像伊拉克及利比亞一樣，能讓叛軍受到保護而實力擴大，但中俄不可能支持此事，這也意謂著要叛軍逼使阿薩德下台，其實並不容易。

因此，敘利亞的情勢會如何演變，目前仍言之尚早。敘利亞動盪之初，俄國曾派遣它唯一的航空母艦戰鬥群至敘利亞的塔圖斯港，其力挺之意甚明。二月七日，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及海外情報總管弗拉德科夫訪問敘利亞，與阿薩德詳談，結論是挺阿薩德的態度不變，但阿薩德同意指派副總統沙雷為代表，與叛亂團體對話，並相互討論修憲及將來選舉之事。觀乎俄國的態度變化，國際上已在傳言，俄國對敘利亞情勢已有兩點腹案﹕

（一）原則上將力挺阿薩德，制止西方策動叛軍推翻敘利亞，在此過程中由副總統扮白臉與叛軍協商修憲及選舉之事，將來動盪平伏，阿薩德可指名副總統沙雷參選，那麼政權即可順利過渡到沙雷手上，阿薩德光榮下台。由於敘利亞還是親俄的沙雷當權，俄國的政治利益亦不致受損。

（二）如果敘利亞的動盪穩不住，阿薩德自己下台，指派副總統善後及安排選舉，務必使副總統沙雷當選，以持續俄國的戰略利益。這種解決動盪的模式與也門模式完全相同，也門乃是阿拉伯之春被搞垮的國家之一，總統薩利赫於去年十一月下台，將權力移交給副總統哈迪。但也門是拉登故鄉，「基地」組織（蓋達）勢力極大，因此美國絕不容許也門落入拉登黨羽手中，薩利赫下台後所有安排都是美國操盤，目的就是要讓親美的副總統哈迪順利當選。俄國在安排敘利亞情勢時，其道理亦然。

在談過敘利亞情勢及俄國角色後，我們可以再來看中國的態度。中國在敘利亞並無明顯利益，但中俄為主要戰略夥伴，而且中國一向反對內政的干涉，因此在大原則上，中國當然會站在俄國這邊，所以中國在二月四日聯合國安理會上對譴責敘利亞案投下否決票。本於同樣立場，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討論沒有約束力的譴責案時，中國也投下反對票。

但前面已提到俄國對敘利亞情勢的發展都已有了兩個腹案，中國當然也必須有兩個腹案。中國在投下反對譴責案的同時，副外長翟雋即於十七日前往敘利亞會見阿薩德，並主張各方都應停止暴力，他「勸和促談」之意甚明。這也吻合中國的一貫態度，各國自己的問題必須當事各方自行協商解決，國際干涉是沒有用的。翟雋訪問敘利亞的目的和二月七日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訪問敘利亞相同，都希望「勸和促談」，解決這場動盪。對於各國的動盪，大國干涉是沒有用的，只有「勸和促談」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 原载: 亞洲周刊

2012年2月23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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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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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记者: 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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