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來到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來到十字路口(一)

　　《大事件》編譯蕭憲聰

　　過去幾百年來，中國在西方人眼中總是神秘萬分又令人著迷。先有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作品《馬可·波羅遊記》為西方想像中的“中土之國”提供具體描繪，緊接著無數的傳教士踏上這片陌生土地，帶來信仰和科學知識之類的文化交流。進入現代後，中國變成外國人最好的賺錢樂園，她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市場，而現在，發財夢想顯得格外生動，尤其當中國試圖重塑經濟成長模式，大力推動消費主義之際。

　　鄧小平實事求是推動改革

　　由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中針對中國的報告提到，這種轉變並不容易。以棒球做比喻，當前的中國經濟還在“小聯盟”，如果成功培養足夠的消費力量來支持經濟增長，意味著進入同發達國家一樣的“大聯盟”，但需要充分配套與革新，從涵蓋範圍更廣泛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制度，到更為複雜健全的金融市場。其次，中國經濟掌舵者也必須瞭解，這個國家勢必得將急速運轉的出口機器進行再平衡，一方面滿足國內龐大消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全球經濟中發揮穩定作用。第三，妥善管理不斷增長的地緣政治力和對原材料的飢渴，以維護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益處，也是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2012年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

　　換句話說，中國已來到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既是現代化的重要進程，也是邁向強權的勝敗關鍵。當然，這個歷史悠久的巨大國家不是未曾成功轉型過。報告主筆，美國彭博社記者、作家羅賓·梅瑞狄斯（Robyn Meredith）寫道，1978年是革命後中國第一次偏離社會主義堡壘，在此之前，國家在中央計劃經濟下步履闌珊走了29年，當時國有企業佔全國生產能力78%，其餘22%由人民公社產出，有10億人居住在其中甚至挨餓，每年人均收入僅有美金500元，但鄧小平謹慎地帶領這個貧窮國家，準備開創一番新局面。

　　首先改革從農村開始，允許農民選擇想栽種的穀物，且在達到生產任務指標後，還能把盈餘留為自用，徹底扭轉列寧的路子。對列寧而言，國家必須壓榨農村的每一分資源，藉此養活重工業。農村改革後，人們變得積極，農業生產在10年內倍增，在家鄉找不到工作的農民開始流入城市。

　　農村改革之餘，鄧小平還大膽建立專門的出口加工區，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外國投資者。到了1984年，14個沿海城市蓬勃發展，經濟增長的引擎卯足全力運作著，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梅瑞狄斯認為，鄧小平混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線，使中共在不犧牲任何政治控制的情況下讓國家脫離貧窮，便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事求是精神。

　　然而，突如其然的政治動亂讓經濟一度遭受重創。1989年六四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及武器禁運來表達不滿，外國投資者為之卻步，不過危機就是轉機，這段期間並不長，很快地中國搖身一變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工廠”。

　　經濟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

　　1990年至200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階段。這段期間，外商投資可用“一飛衝天”來形容，從90年代初期每年50億美金成長到胡溫主政時的1000億美金，北京認為來自國外的資金將更新中國的管理技術和高等科技，更重要的是，中國亟需工作機會，安頓數百萬因農業改革而失業的人。

　　因此，外國企業很容易就享有優惠，得到稅率減免和便宜土地，他們也不用付出太高價的工資便能招募趨之若鶩的勞動者，當局對工廠排放汙染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外資的唯一任務是，將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更往上推，從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裝和玩具），上升到消費類電子產品和要求精密機械的複雜工業，從而為長期供應鏈和成熟的工藝技術（如汽車和飛機）奠基。

　　第二階段結束時，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30年來的經濟成就，讓6億人脫離貧困，過去百姓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時常不得溫飽，生活水平低落，如今他們的子女每年收入接近5000美元，享受更好的物質條件，且對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願意開始關心賺錢以外的話題，像環保和言論自由等。

　　2008年後，根據梅瑞狄斯，中國步入第三階段。1980年到2008年間，人均收入足足成長11倍之多，但隨著全球情勢和內部社會漸趨複雜與矛盾，儘管“讓人民富起來”是中共在後革命時期維繫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經濟增長卻已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而且他們也很清楚，如果中國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將很難保持增長步伐。

　　梅瑞狄斯指出，中國面臨發展和人口兩方面考驗。針對前者，最有可能發生的困境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World Bank）曾研究，二次世界大戰後超過85%的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自拔，尤其當人均收入介於4000美元至12000元間情況特別明顯，這些國家既無法與他國低成本的生產商競爭，也還不能跟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一較高下，於是不上不下，困在其中。至於後者，許多學者已提出警告，中國實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最直接得對勞動力產生負面影響，獨生子女在老齡化社會亦是負荷沉重，因此呼籲廢止不合時宜的計劃生育的聲音一直沒有停過。

　　不成熟的銀行系統阻礙進步

　　北京有辦法戰勝困難嗎？梅瑞狄斯說，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不成熟和缺乏獨立的銀行系統。雖然名義上股份化，許多銀行被要求定期履行政府職能。舉例來說，地方政府常貸款數十億美元用以基礎建設，但償還的機會不大。

　　政府過去通過紓困來迴避財政峭壁，就這點來看，中共一黨專政，絕對擁有足夠資源來防止崩潰，然而，由於缺少獨立性和自由市場的激勵機制，銀行無法將資本分配到最有生產力的用途。事實上，銀行扮演著鼓舞民營企業的火車頭角色，但在當局挾持下如此功能長期被忽略，且五大國有銀行無限擴張，幾乎不受管制，當國家面臨經濟衰退時將構成危險，進一步破壞金融體系之穩定。

中共面臨三大政治考驗

   “把他們關進籠子裡”才是復興中國夢（一）

 《內幕》編譯 蕭憲聰

    2012年中共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可說在驚滔駭浪中揭開序幕。王立軍事件點燃一系列政治醜聞的熊熊烈火，緊接著我們窺探身處高位的薄熙來如何腐敗和濫用權力，黨內接二連三爆發的權力鬥爭也是精彩絕倫、絕無冷場。所幸，十八大最終順利、和平舉行，讓搖搖欲墜的執政黨鬆了一口氣。備受長久期待的兩人──習近平與李克強將是國家未來十年的統治者，他們在8,200萬名黨員的共產黨裡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分工明確，習近平負責定義中國的全球位置以及管好黨，而李克強則是21世紀的經濟總設計師。

   政策要有改變以維持經濟活力

   不論習或李都應該清楚明白：政策必須有所改變以維持未來的經濟活力。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分析師馬暘（Damien Ma）指出，目前促使中國晉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動力無法長久持續。以勞動力為例，中國工人越來越不便宜，越南和老撾顯然取代了這方面的優勢，老年人口也正逐年增加。此外，中國極度依賴的大量出口進入衰退期，且急速發展造成的代價，如嚴重的環境破壞與汙染，已緊迫到需要採取立即行動的地步。

   中國政府刻意容忍2012年整體的經濟放緩，便是考量失衡加劇與資產泡沫化等問題後，不得不選擇的戰術。事實上，胡錦濤在十八大中提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加倍，此目標意味著每年平均7%的經濟增長，比起過去動輒雙位數的輝煌增長率，領導人們腳踏實地的迎向未來。馬暘認為，經濟放緩同樣顯示著政府啟動再平衡的重要性，過去十年的增長動力幾乎不可能為下一個十年帶來一樣多的收穫，中國得調整經濟結構，像是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縮小收入不均及開放更多市場競爭。

   中共仍舊堅持不政改

   就算是民主國家，上述挑戰都不是簡單之事，更何況政治極度不透明、一心維穩的中共政權。如果習近平不能體悟政治變革的壓力早已危及統治基礎，那中共是否能有下一個十年值得存疑。同樣地，領導人進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程度，將對中國重新平衡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可惜的是，根據過去紀錄，中共一向善於處理經濟議題，對政治卻態度保守，故步自封。

   即使有些人將習近平看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年輕的鄧小平”，馬暘卻不認為他們的願望會實現，目前為止中共還是堅持絕不政治改革的底線，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例子讓它嚇壞了。變化勢必帶來昂貴成本，包含加速自身滅亡，內部的自發性政改恐怕是不可能之事。

   中共面臨三大政治考驗

   馬暘說，從某些角度來看，中共可謂自身崛起的受害者。老舊又僵化的列寧式獨裁政體明顯跟不上變化極快的中國社會，也無法適應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中共面臨的政治考驗由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崛起的中產階級、快速流通的信息與日益薄弱的政府公信力。

   拿中國迫在眉睫的社會福利危機來說，一般被視為公共財（public good）的醫療保健、養老金和高等教育，現下必須仰賴“付費”和“關係”來取得服務，家長送禮給老師，換取孩子在班級中的優勢；又或者城市居民看醫生得花上大筆銀子，農村居民的緊急醫療事件更可能導致家庭破產。在中國，唯有出價最高的人或政治精英才有權享受生活，機會不平等從而凝聚社會不安。

   現在中國中產階級表現出的行為，與以前其他國家興起的中產階級沒什麼兩樣。他們對脆弱的政治制度提出新要求，勇敢追求言論自由，也大聲抗議環境汙染，換句話說，這些曾為國家賺錢的人群，已迅速轉換成政府的新敵人。馬暘指出，儘管中產階級並未訴諸根本性的體制改變或呼籲暴力革命，但他們直言不諱的批評，一再衝擊中共合法性，加上信息傳遞無遠弗屆和社交媒體當道的兩個條件，中產階級向壟斷權力的政治精英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書。

   中產階級是中國政府的新敵人。

    新的挑戰書是落實憲政

   “六四”時期，挑戰書上頭寫著急遽民主化，而當今的策略則有所不同：“實行憲政”成為了主軸。《紐約時報》的黃安偉（Edward Wong）和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以“中國改革派呼籲落實憲政”為題，探討自《改革共識倡議書》以降知識分子力推的新觀念。記者寫道:文化大革命浩劫過後，幸免於難的領導人開始制定一部憲法，確保個人權利不被侵犯，統治者也應受到法律規範，防止他們一時心血來潮讓整個國家蒙受苦難。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82年通過這部憲法，除了保障公民享有個人財產所有權之外，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也表述其中，甚至還賦予代議立法機構完整權力。然而，誠如中國過去幾部命運多舛的憲法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同樣以名存實亡的方式存在。

舒緩劑和烈酒才是谷開來的殺人工具

《外參》記者柯宇倩／“海伍德不是被氰化物，而是被是舒緩劑和酒害死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兩位作者在接受《外參》採訪時強調，海伍德死亡時完全沒有氰化物中毒的跡象，庭審資料顯示，谷開來見海伍德時攜帶舒緩劑，因此研判是舒緩劑和酒精令海伍德心臟衰竭，而王立軍為了讓公眾信服，搬出海伍德是氰化物致死的說法。

2013年4月出版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藉由內部文件、消息人士所透露的訊息，曝光海伍德案不為人知的一面，《出版人週刊》不但給予罕見的星級評價，更將此書列為每週最佳新書之一；《外交政策》將此書推薦為2013年必看的25本書之一。

兩位作者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完稿之前，黃文廣專門飛到重慶一趟，拜訪了海伍德下榻的酒店，並進行多次採訪，拿到法院對谷開來的判決書，進而發現了更多疑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疑問，就是到底海伍德是被什麼殺死的。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對海伍德的死亡提出12項疑問，其中一項便指出海伍德的死狀安詳，不像氰化物中毒者。根據被告供述，谷與張離開房間時，海伍德是頭靠床頭，書中受訪者之一、紐約律師高光俊不相信海伍德是氰化物中毒，因為氰化物中毒症狀會非常明顯，死亡過程一定非常激烈，抽搐、掙扎、大小便失禁，但這些與所知的海伍德死亡描述完全不符合。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另一位受訪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也對《外參》表示，海伍德沒有被氰化物殺死的跡象，而且氰化物是致命毒物，但海伍德的屍體兩日後被發現時，橫趴在床上，床墊有滾動跡象，這表示海伍德在谷和張離開後還未死亡，曾在床上掙扎過，或他的屍體被他人移動過。谷開來在門口放著“不要打擾”的牌子後，窗子旁還發現腳印，而唯一知曉這件事的人是王立軍，“就好像谷開來沒殺完，王立軍進來再補一刀。”

在最新取得的判決書中，兩位作者發現谷開來見海伍德的時候，還帶有舒緩劑，此為鎮定劑的一種，谷開來將舒緩劑混到酒裡。但法庭並未告知舒緩劑的作用為何。

請教醫學人士後發現，鎮定劑如果和烈酒結合，會造成嘔吐、心臟衰竭、心律不整、休克、甚至死亡的現象，海伍德喝下烈酒後，到洗手間嘔吐，谷開來和張曉軍測量海伍德的脈搏時，他已沒了血壓。兩位作者對《外參》說：“正好與法庭所敘述海伍德的死亡症狀相似，所以我們覺得海伍德不是被氰化物所殺，而是舒緩劑和烈酒導致他的死亡。”

於是另一個問題浮現：為什麼王立軍要製造海伍德是被氰化物所殺的假象？“我們覺得是因為王立軍有意陷害谷開來，氰化物是一種劇毒，如果要說海伍德是被氰化物所殺，公眾很能接受這種解釋，如果說是被鎮定劑所殺，公眾可能不太相信。王立軍懂得如何殺人而不引起別人的懷疑。”兩位作者對《外參》說。

全文將發表於 《外參》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