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

明鏡獨家:揭開籠罩平安多年的面紗



平安保險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馬明哲

還原平安保險真相

明鏡網特約記者  武漢
 
《紐約時報》近來直指平安保險創業、長──尤其与分業經營改革、上市──相關的“灰色區域”,重提2004年左右一度甚囂塵上的一些民間傳聞。但無論此牌美國媒体的報道還是年的傳聞,均未有社會公知或資深職業媒体人就中國市場環境下、改革幵放的前沿陣地──深圳──誕生、成長起來的平安保險這企業的成長歷程做以詳盡解析,深度報道這一空白,明鏡網記者探訪多位深入參与到中國保險業發展、業內規則制定、平安保險成長的資深行業人士──包括時保監會負責人、中國人壽前董事長楊超、曾參与中國人壽上市的前德意志銀行資深投資銀行家Charles Wang以及其他業內資深人士,亦獲得了平安保險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馬明哲對這些傳言曾達的看法,層層揭開籠罩平安多年的面紗,一探究竟。
 
平安保險創業的真相
 
平安保險成立于1988年,誕生于中國大陸改革幵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多年來,平安的發展可以說得益于中國經濟的騰飛以及中國保險行業的高速發展。
 
1997年前后,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分業改革的任務擺在行業面前。平安由于業務結构比較复雜多元,且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引進外資的融企業,所以分業改革的方案在2001年才經國務院總理朱□基批准基本定型──成立平安保險集團,保留了信托、証券在集團內,產險、壽險等按照法規分業經營。此后,市場有些傳言,認為平安在分業改革中受到一些特殊照顧。作為平安分業改革的操盤手,馬明哲曾經在一個非公幵的場合如是說:“完全沒有這回事。平安的分業改革方案完全是在保監會的統一要求和部署下制定并落實的。”
 
記者了解到,著眼于保險業的整体發展,平安當年曾請某國際著名企業戰略咨詢顧問公司做過深入的行業研究報告。馬明哲曾就此報告提出的真知灼見致函當時中央各級領導,做過匯報,就全球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及分業改革的思路提出過一些建議和設想。
 
通過深入調查,記者得悉,自2000年起,平安保險集團和馬明哲等一干高管均接受過中國大陸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的審計、財務、法律方面的調查,平安近些年的平穩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些調查為平安的發展起到了監督、護航的作用。
 
深入了解平安的成長史不難發現,平安在2001年前后經歷了分業經營改革、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補充資本金、吸收全球优秀的業內人才等一系列改革舉措,順利推進全方位改革,在當時仍由國有企業壟斷的保險業中可謂脫穎而出,成為翹楚。這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大陸保監會的支持,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也与平安引入多元化的股東結构、聘請全球精英管理團隊這些必要條件密不可分。
 
但平安的改革舉措像中外歷史上其他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一樣,不免触動了個別人的利益,于是各种小道消息、坊間議論如空穴來風,幵始浮出水面,謠言曾一度愈傳愈烈,給積极推進各項改革舉措的馬明哲和他的高管團隊成員帶來莫大壓力。“我本人和團隊一直以來秉著合法經營的原則,抱著為股東、客戶、員工創造最大利益的態度,去做人、做事。盡管(當時的)謠言甚囂塵上,我們一直堅信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最好的業績回報股東、回報社會,才是對謠言制造者的最好回應。”
 
關于保險行業“分業經營改革”政策的真相
 
記者有幸就這一謎團采訪到了深入參与此項政策制定的大陸時任保監會負責人,他介紹了當時的大陸保險業生態以及該政策的背景:1998年幵始醞釀的分業經營改革并不是簡單地拆分保險公司,而是要求人壽保險、財產保險、再保險等業務以獨立公司形式運營,同時要根据中國保險行業剛剛起步的獨特情況研究具体方案,不能照抄國外模式。
 
正是在中國大陸高層這一思路的引導下,平安保險集團依法在2002年成立了平安壽險和平安財險。記者了解到,同類操作的公司還有當時大陸的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而所謂的家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再保險──都是依照大陸國有資產改革的方向,打破國有獨家壟斷和符合中國進入世貿組織(WTO)的規定,從唯一的一家國有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演變而來。
 
針對平安曾得到大陸高層/保監會的特殊照顧一說,時任保監會負責人講到,整個分業經營改革的制定、醞釀、決策的過程是各級主管机构充分調查研究、考慮大陸國情、依据保險業內各种具体情況制定得來,沒有對任何一家國有或非國有的公司有任何偏袒或特殊照顧。
 
作為平安業內的強力競爭對手──中國人壽前董事長楊超從另一角度呈現了平安創業初期的業內環境。楊超說,“中國保險業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剛剛起步,所謂的國有巨頭中國人壽、中國人保相對于國外保險巨頭微乎其微,而我們這兩家公司都一直背負著‘利差損’的包袱,發展很不容易。更不要說在當時還處于創業階段的平安保險和太平洋保險了,他們當時所處的市場環境之艱難程度可以想見。”
 
就上世紀末中國保險業提出的分業經營改革,楊超的理解是,這一改革提法的初衷是想效仿國際慣例,以便分門別類地監管各類不同保險業務。“其實,在這個分業經營改革中,平安沒有得到特殊照顧,中國人壽作為國企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优先照顧”。楊超補充道。記者了解到,當時國際上最大的美國友邦保險公司就是同時擁有旗下的AIA(壽險業務)、AIG(財險業務)和其他金融保險業務(資產管理公司、養老險公司、租賃公司等),但各子公司均獨立運營、并獨立接受監管。
 
作為在業內工作過几十年、和中國保險業一同成長的老保險人,楊超可謂少數對中國保險業的市場競爭情況非常了解的人之一。問及平安這些年的發展,楊超說,“當年,我們對平安這樣一家非國有保險企業一步步脫穎而出,一直充滿敬意,不敢小覷。如有人說平安因免于被分割而獲得相對于其他業內競爭對手的优待,這恐怕是臆想,缺乏事實根据。”
 
曾參与中國人壽上市、深諳中國保險業發展及市場生態環境的前德意志銀行資深投資銀行家Charles Wang向記者展示了《紐約時報》文中讓他覺得不信服之處。Charles Wang提到,“《紐約時報》聲稱的所謂价值連城的証券、信托業務其實對平安集團貢獻很低。”他曾仔細研究過平安兩地上市的招股說明書和財務報表。這些公幵資料顯示,2003年到2005年這3年間,平安的証券、信托業務的利潤總和占整個集團的份額分別是1.5%、1.3%和1.3%。平安壽險和財險業務的對比則表明,2001至2006年期間壽險業務無論是在收入還是利潤貢獻方面都占了80%以上。Charles Wang說,“從各方面數据分析來看,可以說平安在2007年前的發展軌跡是主要依托壽險的高速穩定發展,這也完全吻合當時中國保險行業的整体走向,而所謂的平安保留信托和証卷業務是平安高速發展的主要轉折點,這种說法站不住腳。”


揭祕2002年主要股東退出平安的內幕
 
保險業者都必須承認并面對的事實情況是,保險公司的一大特點就是隨著業務的擴展,資本金的持續補充是必要的,也是被嚴格監管的。這就意味保險公司的股東要經常的增加投入以支持公司發展。平安的經歷也不例外。
 
回顧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市場,股市和債市的發展均剛剛幵始,不能解平安在發展過程中對資本金需求的燃眉之急。因此,記者發現,平安于1997年有一次主要增資──當時的主要股東招商局、中遠、高盛、摩根等斥資10億元增資。
 
持續增加投入對當時主業不是金融的招商局、中遠這樣的國有企業來說,負擔不輕。因此,2002年前后,招商局、中遠面臨兩個選擇:即繼續增加投入保持股份或者賣掉股份回收長達10年的投資本金和收益。最后結果,兩家國企選擇了后者──即退出,這應該是當時招商局与中遠從自情況出發做出的合理選擇。同時,記者亦聯絡招商局、中遠相關人士,并審閱當年相關股權買賣的文件信息,發現股權買賣遵照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管理規定的要求進行,且相關股權的買方為多家公司,价格類同且都在每股凈資產的兩倍以上。(注:記者審閱的資料顯示,2002年初平安保險集團的每股凈資產攤薄后是1.21元人民幣,相當于0.15美金)。記者咨詢后了解到,老股轉讓由買賣雙方商定即可,与公司本身無關﹔而引入境外戰略投資人,以新增資本的方式入股成為公司的新股東則在价格及其他條款上需与公司商定并取得公司同意。
 
前德意志銀行資深投資銀行家Charles Wang亦透露了有趣且很有价值的一點,即2002年時,平安無論在香港H股上市還是內地A股上市,其實際的境內法人股都是非流通股,其价值遠低于外資股東擁有的可流通H股,而2003年匯丰對平安增資而獲得的股份類別就是日后上市的H股。當時証監會還未幵始醞釀三年后的股權分置改革,可想而知,招商局和中遠顯然也是對這种情況做了綜合考量和分析,最終決定出售平安股權。
 
記者通過深入調查亦發現,2000年至2005年之間,平安的股東變化實際上較為頻繁,2000年8家股東受讓、2001年5家、2002年10家、2003年9家、2004年4家、2005年9家。這些股東變化表明股東層面的轉讓對平安而言是正常之舉,并沒有受到分業經營改革進程的影響,根本就不存在某些公司或股東獲得過优先信息。
 
記者的深入調研還查到,早在2011年3月6日,招商局前董事長秦曉便接受鳳凰衛視采訪,評价招商局退出平安股份在當時的條件下“做得很漂亮”,秦曉清晰解釋了招商局退出平安的內幕。秦說,有關招商局當年沽售平安保險股份,多年來我一直被各方面的人問,當年招商局為何“賤賣”平安股份。我想說的是,“貴、賤”表面上聽是一個商業問題,但每次這個事情被炒起來都是另有原因的,具体這些原因我不做評論。
 
出售平安股份之時,我們的賣价超過我們投入的2位數──即10倍以上,我覺得應該是很好了。從整個戰略上考慮,加上當時的約束條件、買价的基准等情況,我認為我們做得很漂亮。

明鏡獨家:段偉紅買進平安是勇敢決策


段偉紅捐贈清華凯风人文社科圖書館 (郭海軍攝)

明鏡網特約記者武漢

在《紐約時報》披露寶家族財富事件中,段偉紅一直一個關鍵人物。她擁有37億美元的平安股票,其中22億與溫家寶家族有關;而且,她是以非同尋常的折扣買進平安。但是,知情人士對明鏡網說,段偉紅2002年買進平安在當時是一項風險投資。
   在2002年那个时候,即使平安賺錢,但股本回報率(rate of return on equity)仍然很低。它也缺乏增長資本並如同其他保險公司一樣,面臨「負債務」(negative liability)問題。此外,當時信託這種融業務衹有大約1.2%的蠅頭小利,很難預測投資是否賺錢,因為人壽這塊業務面臨中國人壽(China Life)等巨型國企競爭。還有一個不確定因素是,投資人無法預料企業管理會如何進行。因此,基於以上理由,當初段偉紅能買進平安確實是一個勇敢的投資決策。
   24日的《紐約時報》報導說,20021226日,來自溫家寶總理故鄉的溫家好友段偉紅經營的一家公司,通過一家名為泰鴻的企業購入平安股份。此後,溫家寶的親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這個投資工具。在一次採訪中,段偉紅稱,為了購買這些股份,她每股花費了約40美分(按照當前的匯率),共計6500萬美元。兩個月之前,匯豐為購買平安10%的股份,每股支付了約1.6美元。


經濟轉型的主要內容是把國有企業賣掉


胡星斗教授


《內幕》記者  陳小平


  胡星斗:1978年華中科技學船舶電氣自動化專業本科,1982年船舶電氣自動化專業研究生。1985年進入北京理工大學工作後由工科轉向文科,1994年左右,提出「中國問題學」命題,1997年開始寫書探討「中國問題學」,2000年創辦「中國問題學」網站。  胡星斗不認為自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不屬「左派」。倡導中派主義,主張憲政社會主義是其思想觀點特色,現為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內幕》:10月5日上午,你在《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發《中國當下經濟形勢》的主題演講中說:「生產要素通過權力配的權貴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權貴經濟讓中國陷入了改革陷阱」,如要改變這種以權貴經濟為特色的中國模式,必須從兩方面下手:第一是促進經濟轉型,第二是促進治理轉型。經濟轉型就是從權貴經濟向自由經濟轉型。由於發言時間限制,你並沒有完全展開你的觀點。你認為,中國下一步向自由經濟轉型的主要包括那幾個內容?

  首先,經濟轉型的主要內容是要打破壟斷,還有實現企業股份化,或是把國有企業賣掉。我不是說把關係所謂國計民生的大企業全部賣掉,我主張保留極少數,一些自然壟斷行業、不能進入市場的、公益性的保留。不過,即使這些企業仍是國有企業,也應當實現股份元化。在國有中,可以搞中央政府所有,地方政府所有,財團所有,各種社會機構所有,但絕大多數經濟性的國有企業應當股份化,私人化,或者至少要進行社會分紅。這個分紅不是把錢交給國資委,而是交給財政,做養老保證基等,真正用在民眾上。

  《內幕》:在很多產業領域,國企享有與私企或民企很不一樣的壟斷、專門保護方面的特權,你的下一輪自由經濟轉型會不會包括在法律上實現國企與民企或私企平等?

  胡:這是題中應有之意。首先在政策上, 在法律上,民企與國企應享有同等地位。現在國企看起來一年利潤在2萬億左右。國內經濟學盛洪等人計算過,如把對國有企業的各種優惠取消,如果對國有企業收取土地租金,國有企業整體上的狀況而是虧損的,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壟斷自然資源、壟斷市場,但由於它的低效益,龐大機構以及不科學的治理結構,最後是虧損的。如果讓這些國有企業在平等基礎上與民營企業競爭,他們不是民營企業的對手。國企本身根本沒有什麼效率。所以,轉向自由經濟必須打破國有壟斷。
《內幕》:聽說國有銀行系統賺錢不少,他們自己說,錢掙太不好意思說,這種情況?說到農村建設與融壟斷,我們都知道有個著名「孫午事件」。從報道消息看,你是最早介入孫大午非法集資案的經濟學。大概是孫大午捕之後2-3天,你就寫了呼籲信,隨後《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向你要孫大午的聯繫方式,再有位律師的參與與最後孫大午被緩刑和釋放。之所以導致孫大午事件,就是因為中國的金融壟斷嗎?

  胡: 壟斷涉及石油、電力、電信、金融、保險、證券、外貿、煙草、糧食、地產、大型工程、農用生產資料、有色金屬、民航、鐵路、安全等領域,但打破國有壟斷中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國有金融壟斷。這是自由經濟轉型的第二個重要方面。壟斷帶來的惡非常嚴重。國有企業的低效率與金融壟斷有關,因為不少國有企業靠放貸來賺錢,這些國有企業自己有金融公司,通過從銀行拿到的錢放貸來賺錢;金融壟斷還導致民營企業半死不活,生存困難;也造了普通民眾創業困難,因為貸款、融資都很難;也造成新農村建設缺少資金,像80年代見到的鄉鎮企業這種經濟現像在中國再也見不到了。雖然影響新農村建設的因素很多,但金融壟斷是一個最主要原因。因為金融壟斷導致企業兩極分化、民眾收入低下。從今年中國的一系列因集資詐騙被判死刑的判決看,目前中國的金融壟斷不是放鬆了,而是加強了。

  打破金融壟斷的方式是金融多元化,更加自由化。當然,一說金融自由化,人們可能想到美國的金融衍生產品等,現在中國與美國的問題是各自有些走極端。美國是金融產品衍生品太多,中國是金融產品衍生品太少,金融管制過度,而美國是管制過於寬鬆。因此,美國與中國遭遇的問題是不同的問題,不能因為美國金融領域存在問題,就認為中國不應該開展金融自由化改革。

  第三,在打破金融壟斷之外,還有一個財政改革問題。因為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官主財政,讓財政更透明,更科學,更民主等,這樣才能解決諸如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所謂地區發展不平衡就是特權體製造成的結果,也是官主財政的結果。大量官員住在北京,北京投資自然就多。依此類推,省裡的官員大量住在省會,因此,省這一級的投資大量集中於省會。沒有哪個主要官員住農村,所以農村投資機會就非常少。(《內幕》, 第十期)

溫家與平安保險過從甚密



解決貪腐中國最難題。


明鏡新聞網編譯蕭伃君

   中國貪腐事件頻傳,廣泛程度也已經不是政府的零星打擊可根除的。除了賄賂和官員誇張的花費,對中國最具腐蝕性的貪腐就是在政府中普遍有人為親或裙帶關係的情況。201210月,《紐約時報》報道溫寶家族隱密的財富就是官員家族利用“關係”在商界攫取利益的最佳例子,它也是一連串官員貪污遭到揭發的最高潮。而在此事件1個月後的1124日,《紐約時報》的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又再度針對溫家寶家族背後的平安集團如何累積財力以及避免分拆進行了深度報道,而平安集團也在報道刊登的2天後隨即回擊,示報道不實並打算採取法律行動。
   貪腐之於中國就如壞天氣之於英國──眾人抱怨卻又必須忍受它作為生活的一部分,路透社博客Breakingviews的專欄作家賦理(John Foley)1126日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但是網際網絡的興起和經濟長的趨緩已預示中國不能繼續走這條老路。

中國貪腐的種形式
    30年前,當中國開始向外國貿易開放市場時,貪腐在當時似乎只是發展上的溫和阻礙,賄賂幫助私營企業得以有管道獲得資源、信用和许可证,而這些是在計畫經濟下不可能擁有的。前領導人鄧小平認為假使不開門,那麼可預期地只有蒼蠅得以進入。事實上,賦理認為並沒有所謂“溫和的貪腐”,當對一家公司而言,可獲益的行為變為每家公司在做的時候,只會變成整體經濟的負擔。
   今天的中國還不只有一種形式的貪腐問題,它有3種:賄賂、官員浪費、以及裙帶關係。賄賂已變得過於普遍、也更為複雜。原黑龍江政協主席韓桂芝2005年在她任內於哈爾濱販賣黨內職位,這種手法與現在更無法追蹤的現代手法比較似乎已顯得過時,高明的現代手法包括將賄賂對象的小孩送至美國的大學、或是直接將錢置於他們的倫敦銀行帳戶裡。
   但是賄賂的普遍性質並沒有因高層的大額賄賂變得複雜而消失。《融時報》1114日的報道表示,在黑龍江的盤古,假使你有能力賄賂的話,什麼都有可能。儘管政府對伐木有嚴格的限制,但是載著過木頭的卡車仍然不斷地從這個中國最大木頭載運中心之一的檢查口經過。一位當地的檢查人員解釋:“那些有許可證的貨運車可以過,那些沒有許可證的,在他們繳錢後也可以過。”
   這位檢查人員表示,賄賂在這裡是必要的,因為他假使沒有這個金錢來源,光靠他1個月860元人民幣的薪水沒有辦法過活。他的月薪從他30年以前開始做這份工作時到現在都沒有漲過,因為薪水漲的部分都被更資深的官員放入自己口袋。他向記者表示:“中國全部的官員都貪,小官小貪、大官大貪。”
   另外一種貪腐是官員過度的花費。路透社的賦理認為,這個問題就跟中國本一樣古老。商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招待他的親朋好友到酒池肉林玩樂,直到他的朝代於3千年前崩潰。当局已針對3項浪費進行調查:旅遊、宴會以及高級跑車。但是針對這些公共浪費的強制調查非常寬鬆,公務員的薪水又過低,導致問題看似無止無盡。黑色奧迪和勞力士已成為中國貪腐的象徵。
在中國貪腐的第三種形式,大概也是最具腐蝕性的,就是裙帶關係。當法律和規則不明確時,“關係”就成為關鍵要素,也可成為官員累積財富的管道。即將卸任的溫家寶總理家族即是一例,《紐約時報》報道溫家家族因溫家寶在政府的位置累積了巨額的財產﹔而1124日又再公布中國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之一的平安集團與中國政府和溫家的利益勾結。

溫家與平安保險過從甚密
    《紐時》最新的報道則表示,在1999年,平安保險向中國政府要求不要拆分平安保險後,溫家寶的家族獲得了平安保險的股份,這則報道援引了企業的公開資料和信件與紀錄的影本。
    平安保險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陷入破產危機,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向中國領導層請求放鬆要求拆分該公司的規定,並於1999929日寫信給當時的副總理溫家寶,詳述平安保險的金融表現。馬明哲在信中請求道﹕“懇請溫副總理從更高的層次予以領導和協調。”《紐時》也報道,平安高層管理人士於1999年開始與溫家寶的家人進行接觸。經前平安員工證實、平安公司記錄也顯示,1999617日下午,馬明哲與溫家寶的妻子,以及時任平安駐北京代表處主任的李春彦會面,隨後還共進晚餐。
    報道也指出,大約在同一時期,由溫家寶妻子張蓓莉的親戚部分控制的鑽石公司,開始進駐平安位於北京的辦公大樓。另外,在那之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在與友人共同建立的創業企業,也從平安那獲得了高利潤的科技合同。

平安遊說政府高層轉虧為盈
    當初平安面臨拆分危機時,馬明哲開始寫信給北京的領導人們。向助手口述的備忘錄中,他提醒自己要為高層官員“購買高爾夫球桿”,並詳列表格,規定平安高層人士每個人應有的遊說責任。
馬明哲將自己的個人精力放在遊說中國最高層的行政機關─國務院,它擁有38位成員,其中當時最高的兩位是朱鎔基總理和溫家寶副總理。平安也尋求中國央行行長戴相龍的幫助,戴也擁有監管保險產業的權力。
    20024月,中國最高監管部門作出了判決,國務院和保險監管部門皆批准平安不被拆分,平安也開始它轉型成金融集團的過程。平安不僅得以保留財產險和人壽險的牌照,也獲准保留經營證劵公司和信託公司的牌照,並同時被允許取得銀行的牌照。
    分析家表示,這些牌照在中國這個嚴格管制的市場中價值連城。瑞士銀行(UBS)長期關注保險產業的香港分析師梁智勤(Bob Leung)表示:“他們(平安)是少數得以享受挖金礦利益的人。”
 高層裙帶關係醜聞漸現形
    在平安得到免拆分的准許後,由溫家人掌控的泰鴻公司在200212月購買了平安的股份,泰鴻購買股份的價格是2個月前匯豐控股購買的四分之一。到2007年為止,泰鴻當初65百萬美元的投資已有37億美元的價值,而溫家人在此項投資中的獲利大約是22億美元。
    《紐約時報》報道作者張大衛認為許多待解答的問題的其中一個,就是泰鴻如何得以用極其優惠的價格買進平安的股份。在2002年年底泰鴻購買平安股份時,平安在匯豐的投資後成為擁有很好的IPO前景的公司。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這些問題的解答也許是要看是誰在平安2004年的公開發行之前,作為中間人介紹溫家人購買平安股份,以及這些中間人是否有試圖從監管人員獲得好處。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司法系統專家孔傑榮(Jerome A. Cohen)表示:“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是這些人、他們又如何得到股份?很明顯地,每個人都會想要在前景看好的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前獲得該公司的股份。”
    路透社的賦理表示,雖然吸引投資機會並不違法,《紐時》也沒有表示溫家寶本人有因此得利,但是許多高層裙帶關係的醜聞,已經使得中國政府中央領導層不再能以“我們很乾淨,都是地方官員在貪”等說辭說服中國民眾。
    《金融時報》也指出,在薄熙來醜聞爆發後,共產黨也曾因其牽涉廣泛而掙扎於試圖降低此醜聞的危險性。一位受訪的退休資深檢察官表示:“關於是否要將薄熙來以貪汙罪名送審,在黨內有過長時間和激烈的討論。因為這件事是這樣的黑,你怎麼解釋薄熙來長年在不同位置上違反黨規和國家法律,卻一直沒有被抓到或審查的原因?”
平安集團反駁紐時報道
    10月的《紐時》報道曾使得溫家人雇用律師發表聲明反駁,這次針對平安保險的報道,也引來該公司的不滿並揚言採取法律行動。
    1126日平安保險在一份手寫聲明中表示,平安注意到近期有個別媒體的報道,其中部分涉及平安保險的內容“嚴重失實”,並指報道採用“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的方式以及錯誤的邏輯,嚴重誤導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給中國平安造成嚴重傷害。”平安保險也表示,將“視報道對中國平安的傷害和影響,採取相應的法律行動。”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平安並沒有在聲明中指名《紐約時報》,但是平安的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它的確就是指紐時在24日發表的報道。
    美聯社則表示,平安保險的聲明並沒有指出紐時針對平安遊說政府官員的調查結果哪裡有錯誤、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挑戰紐時針對溫家人以模糊的合夥關係從投資平安中得利的這項報道。

共產黨很難監管自我貪腐
    或許這則聲明與當初溫家人的聲明一樣,都只是意在表明立場,而非真正想採取什麼法律行動,畢竟不管是中國的官員或企業,皆很有可能經不起過於深入的審查。中國本身其實不乏反貪腐的規定,賦理表示,事實上在中國,要是一個官員的資產比起他官方收入要多得太多,就能以此進行調查。但是許多中國的反貪腐規定都沒有被確實執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新領導層應該要求高級官員公開資產,他並說,他正在遊說黨領導層採取這項改革以喚回公眾的信任。但是《金融時報》表示,問題在於這些作法早在之前就已經提過非常多次。當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到貪腐問題會導致亡黨亡國時,他的遣詞用字與10年前江澤民的說法沒有差多少。
中國有一套法律和共產黨內部的規定用以處理貪腐問題,近年來也不斷地針對各方面的貪腐更新加強刑法法典。但是,中央黨校教授林則表示,實際上貪腐判決的數目、涉及的金額和層級卻是繼續攀升。
    2009年起,中國所有的城市、鄉鎮和區開始了地方官員公開資產的計畫,但是大部分都在一輪後就停止。中國官員必須定期報告他們的收入和資產,但是這些資料只對內部報告。要求中國的立法機構立法強制官員公開資產已經連續推了7年,但是此法至今依舊無法通過。
向共產黨提建議的專家表示,大多時候這些資產報告沒有被審議。他們更說,中央組織部一直以來都以藉口延遲採取一些更為嚴峻的調查手法。分析家得出的結論是,也許對一黨專政、沒有獨立制衡機關的政體來說,要求它監管自己是有點過度期待了。
    一名位於上海、處理貪腐案件的法律公司合夥人張青松說:“重點是連規則也是官員定的,因此根本不太可能要求他們訂定一些會傷害自己的法規。”

解決貪腐是中國最大難題
    賦理建議,處理貪腐就像是一個調整代價和利益的問題。中國政府必須提高因非法行為遭逮捕、或是因不道德的作法遭揭發的可能性。面對更高的層次,這表示中國政府必須增強黨的紀律檢查部門,它必須得到高層的允許進而去追查高層的官員。更多的新聞媒體自由也會是一個揭發官員非法行為的關鍵點。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呂小波也如此認為。他說道:“我想北京的領導人已經充分理解到在網際網絡和信息快速流動的年代,他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打擊貪腐。近期多件由社群媒體揭發的貪污案件,已經使得共產黨政體的合法性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
賦理也建議在低層反腐的關鍵則是強制力和教育,香港即是一例。當香港於1970年代幾乎被貪污癱瘓時,它對賄賂採取了絕不忍受的態度,即使是非常小的貪汙案也照查不誤。有限度地原諒官員之前犯的小錯誤也可以創造一種告密的風氣,它將香港成功地轉型成為東南亞最乾淨的商業環境之一。
    降低貪腐的利益則會比較困難。中國由國家主導的經濟依然讓許多非法交易有許多機會在裡頭橫行。地方政府擁有如何分配土地、發行牌照和安插人員的權力。能源、水、信貸等資源的價錢對與政府友好的人們遠低於市價。中國有句話很貼切地形容了這個問題:“不靠市場靠市長。”
    賦理認為,中國最大的挑戰是貪腐問題似乎已經變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這使得中國政府必須面對兩難:忽視貪腐和違法行為,執政黨會倒;太積極處理貪腐,執政黨一樣會倒。
    同時,經濟上的壓力也升高了。根據美國學者裴敏欣的說法,中國每年浪費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在貪污和資本外逃上,這在2012年可換算成約25百億美元。在中國漸漸必須脫離低成本的生產方式時,這樣的資本應該要有更好的運用方式。賄賂、過度花費和靠關係的陋習應該要根除。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blogs.reuters.com/breakingviews/2012/11/26/chinas-nemesis-bribes-banquets-and-backslapoo/
2. http://www.ft.com/intl/cms/s/0/ea714b70-2d86-11e2-9988-00144feabdc0.html#axzz2DOxmDlWO
3. http://www.nytimes.com/2012/11/25/business/chinese-insurers-regulatory-win-benefits-a-leaders-family.html?_r=1&
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1/26/china-premier-wealth-idUSL4N0961UN20121126
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insurer-oo-an-attacks-nyt-story-on-wen-jiabao-family-getting-rich-after-it-avoided-breakup/2012/11/26/cf4eb38c-37e0-11e2-9258-ac7c78d5c680_story.html




習近平"政治改革"膽略何在?



《十八大的秘密》(電子版)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內容提要:

與十二大以來的數屆中共黨代會相比,

中共十八大的人事佈局最複雜,最變化多端,

各個政治派系的權力爭鬥也最為激烈。

這就導致最後的高層人事佈局更難以預測,直到1016日,

明鏡才公佈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和政治局委員名單的正式版本,並印成書刊,

幾個星期後,其它媒體才跟進。

可以說,對中共十八大的報導、分析和最後的名單預測,

對明鏡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非常大的挑戰。

胡錦濤根本不可能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因為他手下已經完全沒有兵,沒有將,沒有他的人馬,

他的團隊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幾乎已經崩潰。

他不是主動“裸退”,也不是要換一個什麼比較好的結果。

他沒有任何條件與別人進行利益的交換,因為他已經根本沒有任何力量。



中國又來到一個十字路口


《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整理




“即將舉行的十八大,缺乏公開性,我們不知道中共的代表和他們的領袖們是如何產生的,那些代表和領袖們的個人主張是什麼,不知道他們要把中國往何處帶。有關十幾億中國人的政治大事,到目前為止,還是鐵幕後面的交易。”

“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主席李進進律師,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致開幕詞這樣說。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中國又來到一個十字路口

李進進(律師,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主席):

會議的主題已經告訴我們,我們要討論什麼話題,一言以蔽之:思變。我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來召開這個會議?這是因為中國又走在一個十字路口。

年初發生的王立軍叛逃美國領館事件,薄谷開來謀殺事件,和薄熙來瀆職和貪腐案件,揭露出了中國現有的政治規則已經失效。王立軍事件表明,中國沒有一套能夠公平解決問題的機制,即沒有法治,所以王立軍要跑到美國領館以求保障自己的安全。薄熙來事件向我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他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中國沒有一套公平、正常和公開的民主制度,來防止薄熙來這樣的人上台和趕他下台。


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主席李進進。(高伐林攝)
我們的會議正好在中共十八大會期之前。即將舉行的十八大,缺乏公開性,我們不知道中共的代表和他們的領袖們是如何產生的,那些代表和領袖們的個人主張是什麼,不知道他們要把中國往何處帶。有關十幾億中國人的政治大事,到目前為止,還是鐵幕後面的交易。

媒體和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對十八大進行各種猜測。我們不是來玩這個猜謎遊戲的。我和我的同事來這裏,是表達中國應該如何變的意見的。一個讓世人來猜測的政治遊戲和規則不是一個引以為豪的事,它是反民主的。

胡耀邦、趙紫陽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素為各界、尤其是自由知識界所敬仰。胡趙精神及他們最終的獻身,是中華民族致力改革開放與文明建設的象徵。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主辦這次“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方面是紀念這兩位先賢,就大家共同關心的轉型話題進行探討,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建立體制內外、海內外民主力量的溝通機制,共同為中國的憲政轉型而努力。 (《明鏡月刊》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習近平時代》



内容提要

習近平領頭中國新領導中,負責經濟政策制訂人將李克強。
岐山出中紀委書記,一些市場參與者可能就會失望,融領域腐是王岐山拿手好戲
劉雲山是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總管,在書記處權力衰弱的時代,
他的權力跟王岐山和將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張高麗不能同日而語。

習李體制很難形。這是一個個婆婆包圍的讓習近平難以騰挪的常委會。
習近平得學習如何與宋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團派學會五世同堂

哈佛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認為,看不出習近平在千頭萬緒難題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除非面臨性命攸關的危機,習近平不大可能啟動全面性的改革。
因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個腐敗體制中已經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於一場全面整修式的改革,會變成毀滅體制的同義詞。

以習近平長期形成的謹慎耐心和慣於後發制人的個性,加上在政治局中並不佔優勢地位,
他自然不會冒著過大的政治風險,以一己之力挑戰體制,
但是,以他善於審時度勢的政治眼光,在關鍵時刻,
他卻極有可能是放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人。

習近平如能整合出一個比較核心的班底的話,或許能做點事。
有點看頭的是,當今中國在台上的是太子黨。
在失去了太子黨系薄熙來的牽制與抗衡之後,
習近平將毫無懸念地成為同輩太子黨的領軍人物。
太子黨的血統和秉性與前兩任的不同是,他們敢使用爆發力,在某種程度上敢掀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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