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1/05/13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中國民營資本都是國營資本附庸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7）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七、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陳：您最近在台灣的幾次講話中談及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能進一步說明其形成和發展的脈絡？

　　朱：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澄清一個概念。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在市場和私營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在殘餘的計劃經濟制度和發育不良的市場經濟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成，有這樣幾個重要特徵。第一，金融壟斷。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金融資源的壟斷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經濟改革開始後，伴隨著貨幣化和金融制度的市場化，原本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非國家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以建立國有金融和非國有金融的良性競爭。但自1992年之後，中國政府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做過多次整頓。

例如，關閉了眾多地方信託投資公司，一次一次打壓所謂的地下錢莊，即民間金融，並壓抑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於是最終實現了國家對金融的絕對壟斷。後來，人們一度以為四大國家商業銀行的上市可以改變這種壟斷局面，但歷史證明這種想法是天真的。恰恰相反，這四大銀行的股份化，集中反映了中國國家金融壟斷的現代化。

　　第二，政府控制資本市場。“六四”後，開放了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場，初期人們對其抱有極大的希望，賦予很多一廂情願的解釋。二十年後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不過是國有企業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上市國有企業左右著資本市場，導致了中國資本、資源完全按照國家的壟斷意願傾斜和分配。

中國國家對金融業、銀行業的壟斷，其實是在西方大型金融企業的支持下完成的。

　第三，國家完成了能源、通訊和基礎設施三大領域的壟斷，不僅沒商量，而且日益加劇。中國通訊業崛起與IT革命在時間上是一致的。然而，這沒有加劇自由競爭，卻加劇了政府更為強烈的壟斷意識。表面上，中國通訊業由三大公司組成，但可以理解成一個總公司的三個分公司，因為三者之間幾乎不存在競爭關係。美國在20世紀，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任何財團對通訊業的壟斷，最後一次是徹底分解了AT&T。與美國通訊業比較，美國是私人壟斷，中國是國家壟斷。進入2010年代之後的中國，真正的非壟斷的行業，幾乎都是那些附加價值相對低，技術含量相對小，勞動密集的行業和部門。有些行業，表面上沒有國家壟斷，但是國家所支持的企業控制著市場份額的主體，例如鋼鐵工業。

　　陳：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於1990年代中期？

　　朱：始於1990年代中期，經過加入WTO，徹底完成國家壟斷是在2008年。

　　陳：您是指2008年的“國進民退”？但我注意到，包括最近《經濟學人》的評論，有不少人質疑“國進民退”之說。他們講，民間部門佔GDP的比重愈來愈大，甚至說中國的經濟奇蹟主要是民間部門的功勞。您怎麼看？

　　朱：中國民間企業問題的要害是：他們如果離開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扶植，很難成長起來，無法獨立生存發展。這是因為中國主要行業的上游和下游都在國營資本手中，中小民間企業只能去和大型國有企業結合，由國有企業背書才能獲得貸款，或才能獲得官方訂單，解決市場問題。總之，中國民營資本必須依附國營資本，成為他們的附庸。2008年的“國進民退”，波及了一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民營企業。因為再有實力的民營企業，也要顧及資本成本，而國有企業是沒有資本成本約束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是：中國大型國有壟斷企業正在大舉進入一切有較大利潤空間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業、零售業和餐飲業。中國的鋼鐵企業已大規模地投資養豬業。

　　零售業被壟斷之後，小商、小販、小工廠的東西賣不出去了，沒有市場了。很多行業被壟斷資本重組，包括修鞋業也沒有逃脫。這種無孔不入的壟斷，不僅意味著私人資本進入很多行業的門檻迅速提高，而且導致現存私人資本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逼迫私人資本退出越來越多的行業和企業。

　　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地方和基層有哪些影響？

　　朱：示範效應。中國至今拒絕聯邦制，地方自治程度普遍低下，即使法律上規定的各種自治區域的自治程度也是名不符實。但是，在經濟層面上，各級地方政府都極其可能地擴大其實際權力。

　　在壟斷方面，中央一級的壟斷不可能覆蓋到中國的每一個行業和地域。所以各個省，在其控制範圍內建立其可控制的壟斷企業，甚至市和縣一級，甚至基層也是如此。換一種說法，國家壟斷的現像已經從國家一級發展到省、市級，縣級甚至基層。以縣一級為例，也有由縣政府投資和控股，不容許他人染指的單位、行業和企業。中國當下的壟斷已經高度的科層化，形成了滲透到基層的金字塔模式。不瞭解這一點，就不會明白何以在中國的縣一級，甚至鄉鎮和村一級，都會產生擁有巨額財富的家族和個人。

　　陳：你剛才提到WTO，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起了什麽樣的作用？

　　朱：中國新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依賴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條件，那就是冷戰前後興起的這一輪全球化。這次全球化的主要標誌是：世界經濟主體的跨國公司化和無邊界化；實體經濟和非實體經濟分離化，最終推動著當代資本主義走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因為中國在1980年代改革的成功，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被公認為是世界最大的、最有潛力的、最有爆發力的新興市場。在這次全球化的分工中，世界跨國公司，都願意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實體經濟基地，中國也確實成為了世界加工廠和最大的貿易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通過給予跨國公司一系列優惠，換取中國需要的外資和國際市場。相應地，中國調整產業結構，改造企業制度，建立中國國家壟斷的圍牆。對此，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也願意合作。例如，中國國家對金融業、銀行業的壟斷，其實是在西方大型金融企業的支持下完成的。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就是國家壟斷的建設銀行和美國的摩根斯坦利合作建成的。中國的H股，中國企業在華爾街、倫敦、法蘭克福、新加坡上市，都是與西方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密報》第4期）

溫家寶已成跛腳鴨

【明報專訊】溫家寶從中共十八大閉幕（11月中）算起，任期到3月中應該還有四個月，雖然是看守政府，還可以有很大的發揮，因為他還得負責起草和宣讀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然而，種種象顯示，他已經成為跛腳鴨總理。

雖然習近平和李克強對溫家寶的面子照顧有加，在舉行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時，還是由溫家寶作主題發言（這些會議是佈置任務，頒布執行方針），他們到各地視察時，只是舉行經濟座談會，名義上是聽取意見而不是佈置任務。

溫家寶成為跛腳鴨總理的最明顯標誌是，他說了八年，去年還高調宣布會在年底推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後還是沒有如期完成，最大阻力相信還是來自國企，特別是壟斷性國企。目前國企職工平均工資是民企的1.8倍，壟斷性國企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的7倍。而這些每年獲得巨額利潤的國企，紅利上交國家率5至15%（煙葉國企20%），其他的利潤則用於以各種名目發放福利補貼。

經濟改革虎頭蛇尾

國企反對改革還有潛規則的收入，由於職工收入豐厚，導致各級國企主管可以在招聘與升遷時收受賄賂。十八大代表以至中央委員中，國企代表的比例都比往屆要高，他們的意見更成為制度性的阻礙，使得改革難上加難，而這些障礙，又不是一個跛腳鴨總理可以擺平的，故只能留待下一屆政府來處理。

另一個溫家寶難以推展的政策是房地產稅，上海與重慶作為試點一年多以後，再也沒有新一批試點城市的公布，由於需要拉動內需以及國際經濟環境惡劣而無法進一步推展，也是實在的原因；但要借房地產稅來改善貧富懸殊，以及增加政府稅收，就因此而無法推行。如果把這個也算到溫家寶的「政績」，就要看他在3月的人大會議上如何交代了。

阮紀宏

中國賤民是推倒政權的定時炸彈？

明鏡新聞網編譯巫古森

繼2012年11月28日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限制地方政府對中國農地的強迫徵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後， 12月22日於北京閉幕的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強調要給予農民免於受到土地侵占的保護、並計畫促進農民增收、更要盡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於11月中結束的十八大在報告中即提及了改革徵地制度和提高農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重要性，而之後的修正法案和會議重點也都顯示中國政府已開始了解農民的不滿是國家內部的一顆定時炸彈，發生於農村的“群眾事件”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巨大的城鄉發展差距除了導致農村的貧窮，也強迫農民出走，這些農民到了都市成為“農民工”，但種種的限制和壓迫卻使得他們依然無法逃離貧窮線。不論是農村問題或是其衍生出的農民工問題，皆是中國政府必須正面面對的挑戰。

貧困縣大多為農村

同時是作家的中國研究者潘若思(Ross Perlin)在《每日野獸報》(Daily Beast)上為白曉紅的《散沙：中國農民工故事》一書撰寫書評，並同時介紹了中國農民工的境況。此書的中心人物是中國經濟奇蹟背後上千萬的農民工；但除了描述農民工的故事，潘也替他們擔心，在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不再持續時，他們將何去何從？

白曉紅的《散沙》敘述中國農民工的故事。

　　潘若思在書評中表示，隸屬於國務院的擁有詭異名稱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确定中國592個“貧困縣”名單。它們全部都是農村，多數在中國低開發的西部地區，這些地區也通常是非漢人的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區。貧困縣的居民通常是小農、在已過度耕種的幾畝地上工作，他們也是每日以不到1美元過活的1.28億農民的一份子。

　潘若思告訴我們，走訪這些偏遠貧困地區就像是一層一層地撥開中國的發展、最終則到達這些屬於老中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依然穿著毛澤東服、進行著只夠自己溫飽的傳統農業、有著以宗族為主體的村落。他說，作為一個旅行者，你會從省會為出發點，那裡也經常是最富裕、發展最高的城市；接下來，在搭乘公交車進行了長程的旅途後，你會到達地級行政區的中心，這裡的國際級的商店、白領階級和高科技的設施配備就已經不如省級中心常見。接下來旅人會到縣級的地方，在這裡仍然具備市場、學校和醫院等主要公共場所；在最後，你才會達到鄉村。鄉村內少有基本設施和服務，道路很可能沒有鋪砌、甚至不存在，人口主要組成份子是小孩和老人。在這裡，你能充分感受所謂“落後”的氣氛。

新無產階級成賤民階層

　　這些鄉村的青壯年為了逃離這樣的貧困和落後，轉往城鎮發展，成為了中國都會的“農民工”。在過去30年中，約有2億來自農村的農民離開家鄉尋找工作機會，這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離開了自己的省份、還有上百萬人離開中國，這些人所進行的移居幾乎可說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

　　潘若思寫道，如同台灣出身的記者白曉紅在《散沙》一書中描述的，即使一個禮拜進行80小時大量勞力的工作，也無法抵擋許多屬於這“新流動式無產階級”的人們正逐漸成為中國賤民的事實；這些新無產階級被夾在毫無發展機會的農村與充滿敵意也遙不可及的城市中間動彈不得。

　　儘管新無產階級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成長，他們卻從中獲益甚少。中國政府所謂的“群體事件”與日俱增，其中有許多即是由農民工所發動。這些“流動人口”為中國亮麗的經濟外表蒙上了一層陰影。

《散沙》描述中國農民工處境

　　潘若思認為，另外兩本同樣主題的著作──張彤禾(Leslie T. Chang)2008年的《工廠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以及美國作家戴夢(Michelle Dammon Loyalka)2012年初的《吃苦》(Eating Bitternes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皆對中國底層人民的故事有清楚的描述，但是並沒有給出一個系統性的說明。

替中國辯護的人們強調成功與富裕的故事，批判者則專注於高調的跨國企業內部的惡劣工作條件(如2010年起的富士康跳樓事件以及同一家企業於2012年9月發生的暴動)。但是潘若思指出花費2年時間在中國各地的工廠、火車站、和民工居住聚集地取得民工信賴的白曉紅，不只精確地描述了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愈顯邊緣的處境，更為讀者提供了有關中國政府的工人政策、地方政府的貪腐、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等相關議題的資訊。

　　白曉紅在書中特別注意一些在中國非常重要、在中國之外卻不被了解的特殊性和細節。她細膩地記錄了來自哪個村落、縣和省的農民工傾向聚集在一些奇特的地方(四川省的農民工在這其中是個例外，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她也注意到農民工所做的工作的多樣性，並走訪許多“民工就業市場”。輕重工業、礦業、工程和保全是最倚賴農民工的幾項產業，但是同樣擁有大批外地勞工的還有性產業、餐廳服務、低階白領勞工、摩托出租車司機、清潔工、看護工、家務工等。

被剝削的都市農民工

　　基於中國嚴重的城鄉差距，中國國內的遷徙不是一般人所謂的搬家。中國已不符合時代的戶口制度讓農民工無法在家鄉之外的工作地點享有健康保險和教育。在城鎮工作的民工通常居住在骯髒且較無人煙地區的民工營內，基本上是被他們的雇主給困住了。

　　民工薪水遭竊取和被不當對待的事件相當常見、勞工相關法律遭忽視、最低薪資隨著通貨膨脹增減、國家的官方工會是毫無力量、只關心國家和雇主的官僚機構。在中國城市的街道上，許多民工穿著破爛又灰撲撲的衣服，有著古銅色的肌膚和屬於鄉村的應對態度，還帶有“不標準”的口音，這些人在中國城市中很容易被辨識出來、更容易被剝削。

民工在中國社會的處境愈來愈邊緣。

　　但無論他們在城市吃了多少苦，白曉紅和其他觀察家都同意，這些民工沒有別的選項：他們無法留在自己家鄉的農村。人口和環境壓力使得農村生活無法維持原樣，尤其是在與政府政策過去20年支持的城市繁榮相比較之下。鄧小平的改革分解了從前集合社群式的制度，這項措施沒有留下多少財產給農民，這些財產只勉強達到基本的生存線，也為將來地方政府的圈地運動鋪了路。

　　白曉紅書中記錄了一位與失業的兒子在民工就業市場晃蕩的老人寓意深遠的一段話：“中國的歷史就是農人如何被剝削和壓迫、之後又如何起義並推倒政權的歷史。”

都市農民工懷抱的中國夢

　　但是白曉紅也在書中表示，讓農民工搶著離開農村的原因通常是同個村落的鄰人的成功故事。農村經濟也許是個死胡同，對比之下，有些民工可以將他們儲存起來的大量收入寄回老家。白在河南鄉村遇到的煤炭經銷商大才(Da Cai，音譯)，花了許多年在礦場工作、並在礦業城市開出租車之後，終於成功地自己開業並擠進了中產階級。在廣州這個超級大城，一位名叫“英”(Ying，音譯)的女性工廠職員將工作放在婚姻之上、無怨地接受減薪、不與那些“故作姿態的人們”(即罷工者)為伍，最終她得到升遷，獲得了產品監控部門中半白領階級的職位，賺取1個月約1,800元人民幣的薪資。

　　潘若思將這類故事形容成中國夢。他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成長引擎持續高速發動，像大才和英這些人──也許是他們的小孩都覺得他們有合理的機會可以成為都市中的中產階級，甚至最終也可能成為中國內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的管理階層、官僚階層、或企業階層的一份子。

工廠女工也可進階中產階級的中國夢。

　　然而，潘若思也指出，每個英或大才的背後，都有成千上萬無法成功的農民工，他們從一個低階工作換到另一個，最終極端受挫、毫無積蓄地回到家鄉的農村。在現下，“城內貧窮”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個充滿矛盾的名詞，經濟成長減緩的影響到目前仍不明，而“群體事件”每年是有增無減。

　　白曉紅並沒有告訴讀者，在這些情況下，仍然擁有6.5億人口、農業發展不佳、“扶貧”在最近“社會主義新農村”旗幟下持續進行的中國農村將會變得如何。“和諧發展”曾是前任中國領導人最愛的標語，目前還沒有人知道新領導層的標語會是什麼，又將為中國農村發展帶來什麼改變。

土地管理修正案保農民權益

　　潘若思的疑問近來或許已經多少得到了部分的解答，至少從中國領導層新發起的計畫或提議看來，領導人們並非對農村問題和城鄉差距問題無感。中國政府正從土地徵收問題、農業發展和城鄉差距等議題試圖著手解決農民的困境。

　　儘管11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土地管理修正案的細節仍不清楚，但專家們認為這項法律修正案將會使得地方官員無法輕易地奪取農民的土地、也增加了農地被徵為公益用的農民可獲得的補償金。

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中國土地法專家李平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國務院的修正案是重要的一步：“中國每天都有惡劣的土地搶奪發生；在農村，抗議並不少見，有些抗議甚至危及性命。這項修正案將強化農民對農地的使用權以及改善現狀。”

在現有的法律下，地方政府在徵用農民土地上有相當大的彈性，它們經常在徵收農地後給予農民極少或是毫無補償金。這使得地方政府有動機去盡力地賣出它們以低價或免費得手的土地，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政府的大量賣地也支撐了近10年的房地產和公共設施的投資熱潮，地方政府的土地買賣在2011年就為地方財政貢獻了3兆元人民幣。

烏坎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焦點

被徵收土地的農民沒有得到相對的補償金、徵收土地的過程充滿暴力和政府腐敗，這些都使得農村的動亂增加。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的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被徵收土地的農民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金，即使有獲得補償的也遠低於土地市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群眾動亂的專家于建嶸在2010年寫道，中國農村的社會動亂中，土地問題為起因的佔了約65%以上。

一連串土地紛爭所導致的憤怒在2011年3月的烏坎事件達到引起國際媒體注意的最高峰，當時烏坎村民要求省當局能承諾歸還地方政府非法奪取的土地。事件後續不管是它的和平落幕或是之後的村級選舉都成為了國際矚目的焦點。

修正法律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和增加農民應得的補償可以緩和農村內的緊張，法律修正也可以給予中國經濟改革和重整一個新的開始，更可以限制地方政府過度投資的浪費行為。經濟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表示：“徵收土地的成本的增高將會迫使地方政府減少地方經濟對房地產和公共建設投資的倚賴。在這些投資的增長已經開始減緩時，中央政府這次的做法可以被視為是中央政策決定者對經濟再平衡的重視。”

但是中央通過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最關鍵的部分在於實踐。地方官員和土地開發商是中國農村政治中最有力的角色，他們有極大的既得利益、因此會傾向維持現狀。農民在政策制訂過程缺乏代表，他們通常也不太了解自己的法律權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農民的前景樂觀與否仍有待觀察。

增加農村收入以縮減城鄉差距

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確相當重視農民問題，就在修正案通過的將近1個月後所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政府又再度強調要針對農村問題進行修正和改善。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道，此次會議總結了2012年和過去10年農業農村發展成就、研究如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除了要“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政府更承諾將確保“農民種糧務農獲得合理利潤”並“增加農業補貼”。

彭博社報道指出，增加農村收入等目標反映了新領導層在經濟上的關注點：改革土地制度並解決城鄉差距、鼓勵往城鎮移住增加國內消費。即將於2013年3月就任總理職位的李克強強調都市化、城鎮化是經濟成長的引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鋼明說：“李克強現在正朝向一個嶄新的政策方向，這個方向要讓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得以獲得更多的補償金、要改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土地買賣的依賴、最重要的是最終要創造更公平的制度讓中國人民一起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成果。”袁期待2013年的新政府會公佈一系列新的政策提案，從改善現有的戶口制度到出售土地使用權作為李克強所推行的城鎮化進程的一部分。

中國經濟可走向永續發展

在十八大的報告中，胡錦濤也強調共產黨對農民必須採取“多予少取放活方針”，解決農民問題更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土地搶奪問題所導致的上萬件抗議事件已形成中國政府的嚴重挑戰。中國農村自1990年代起有43%經歷過土地強徵，土地爭議也成為中國內部最主要的社會動亂導因，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的土地使用權專家吳小慧(Xiaohui Wu，音譯)說道。

中國共產黨於2012年11月曾表示希望縮減貧富和城鄉差距；根據11月中央銀行所支持的調查，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已超出可導致社會動亂的貧富差距標準足足50%。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都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的前9個月增長了13%、到達18,427元人民幣，幾乎是農村地區在同一時期的6,778元的3倍。

新華社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後的網評中也指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障礙明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最嚴重的制約仍然是城鄉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新華社的報道也稱政府表示將會給予移居城鎮的農民與都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新華社評論：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

中國社科院的袁鋼明說：“在過去，中國的城鎮化就是房地產發展，但是將來的城鎮化將把關注點放在人身上，中國經濟也將可以一種永續發展的方式成長。”12月初的經濟工作會議中，政策制定者們也表示中國接下來的一年不打算一味追求高速成長，而是要追求緩慢但是有質量和效率的經濟成長。中國政府為2013年設定的經濟成長目標是7.5%，2012年的成長目標也是7.5%，這個數字是由2005年到2011年的8%的調降。(《中國密報》第5期)

胡平：点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上）

（一）

不久前，吴稼祥在微博中透露，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Ezra F.Vogel）撰写的《邓小平传》（英文原著的书名是：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大陆简体字版，北京的三联书店近日获准在大陆出版。此前，三联书店报批半年没有音讯，因为其中三章涉及“六四”内容，负责审稿的中央编译局曾要求将这三章内容全部删除。吴稼祥微博说，涉“六四”章节，现在“只需删去一章”。

有人把这件事解读为“习李新政”的一个迹象，我觉得这和新政不新政未必有什么关系。还在2012年“六四”之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傅高义这本书的中文本（书名《邓小平时代》）。诚如此书译者冯克利所说，他原来就“揣摩着这本书应当可以被当局接受”。傅高义本人对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更乐观。之所以遇到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叙述以及观点为当局所不容，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23年来，在大陆，“六四”是个禁忌，不准公开言说，说好说坏都不准说。傅高义的书虽然是在为邓小平“六四”开枪做辩解，对当局无害甚至有利，但毕竟是突破了禁忌。它多少会使得一个被屏蔽多年的问题浮出水面，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问题－－当然，这种开放将是有限度的。

（二）

傅高义说，他写这本邓小平传，是力图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叙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并不包含对邓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他只是在叙述中贯穿了他对邓的思想与行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见，傅高义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断。对于作者的这些道德判断，我是很有异议的。不过眼下我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想法和行为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让我先从“导言”里的一句话谈起。

在“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义写道：自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傅高义的这一论断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何谓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加入共产党的入门读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产党经典文献）：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此等等。

难道傅高义真的认为，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坚持这些信条吗？

任何对邓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在晚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义说：“邓小平是20 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在这里，作者所说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时代作参照的。然而，邓小平不只是属于邓小平时代，他也属于毛泽东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相比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晚年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相比于此前的邓小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

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邓实际上是第一线的总指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直到第二年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才改变态度，等等。

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在毛时代中共犯下的严重罪错中，邓小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四）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一笔抹煞了非共产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早就找到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革命和夺取政权，才中断了这条道路。傅高义不妨盘点一下，看一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破除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搞起来的？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就连中共实行的出口加工战略，难道不也是跟台湾国民党学的吗？是的，今日中国大陆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如果大陆的人均GDP达到台湾的一半，大陆的GDP就超过美国了。我们很有理由假定，倘若当年共产不成，民国犹在，现在的中国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 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第二年，有关部门就提出了物权法草案。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都被视为中共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一部物权法了。

中共通过物权法，引起诸多评论，其中，鲍彤的评论最精辟。鲍彤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假如鲍彤说的不错，那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不是也应该彻底改写吗？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 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

官員「進京潮」今年提前跑

自18大結束後，往北京跑的人陸續多了起來，尤其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經濟觀察報報導，與往年不同，今年地方官員進京時間提前了，往年一般都集中在全國「兩會」前夕。

「都說當領導容易，其實最累就是他們，也就是外表風光好看罷了。」湖南某市的駐京辦官員方中仁說，跑人事、跑項目、跑維穩，從上到下都是一個體制，特別到了年底。

報導稱，因今年中央出台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以及中紀委、監察部的通知，所以很多進京會議也低調不少。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湖北省官員表示，東西部官員進京尋求的東西也不同。東部經濟實力較為發達，地方政府領導幹部一般就跑關係和人事，而中西部官員則多是在資金和政策上。

「縣裡跑市裡，市裡跑省裡，省裡都進京，」方中仁說，一級跑一級，多匯報，多坐坐，讓領導有個印象，起碼不是件壞事。

據報導，西長安街80號是中央組織部的所在地，從外表來看，它與身邊普通的建築沒有任何區別。方中仁說，「這地方沒有一定關係和級別，你來了也沒啥用。」方中仁在送地市一個主要領導到這邊來時，也碰見過省裡的人。「不過一搭話，要麼說路過，或者受領導之託來辦點事，」方中仁說，「其實大家都心照不宣，只不過誰都不願意點破那層紙。」「領導不可能記住每個人，只有你融入他那個圈子，你才有機會。」

報導稱，上周接待最後一批地市領導後，方中仁終於可以暫時鬆口氣。他說，現在大家更多的是在觀望，等待3月份全國「兩會」召開，那時候情況應該都明朗了。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5日電

柳傳志的悲情：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明鏡月刊》王煉利

柳傳志們：戰戰兢兢

　　到底是搞實業的柳傳志，說話實在。
　　柳傳志告訴《財經》記者：“中國的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如果讓他們逆潮流而強動，或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我估計不太可能。”“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衹能儘量少受損失。”“我告誡我們員工：永遠要小心，不能對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絕不給任何人行賄，即使是這樣心情也還是緊張。”“除了害怕，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比起聯想這樣的大企業來，一些中小企業做事就難的多了。”“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於政治環境……；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 “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這不是句空話，也不僅僅是態度，在我看來，也包含了能力和對後果負責。”

　　我無保留地認同柳傳志以上所說！因為他的話反映了中國大多數搞實業人士的心聲！我接觸過的有著幾億、幾十億資產的企業家，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與柳傳志完全一致。

　　我用四個字形容柳傳志們：戰戰兢兢。

　　柳傳志們不可能不戰戰兢兢。

http://www.rmburl.com/uploadfile/200907/20090703022050205.jpg

柳傳志

　　如今中國式的“計劃市場”，就像一口口大大小小的盛飯鍋，從上到下的各級別家長拿著飯勺站在鍋邊，聽話的順從的多給幾勺，不聽話的不順從的可以不給——有什麼比不給飯更要緊？

　　都說中國的企業家太軟弱——如今他們中的領軍人物柳傳志自己也承認了——他們不也就是端著碗等“給飯”的人？中國的工商業經濟活動不是靠市場的自由競爭得到生存發展，而是靠中國式“計劃市場”而生存發展，“計劃市場”是有“主”、有“家長”的，不像自由競爭的市場沒有“主”、沒有“家長”，在一個有“主”、有“家長”的場所從事經濟活動，能不聽“主”、聽“家長”的嗎？

　　什麼是“計劃市場”？ “計劃市場”是中央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官員分散掌握著對國家資源的控制權、支配權，“計劃市場”不排斥市場、需要市場，控制權和支配權能通過“計劃市場”交易出權力的最大化。“計劃市場”直接從“計劃經濟”延續而來，承繼了計劃經濟時期對社會最重要資源和對主要經濟活動部門的高度壟斷，不過這種壟斷不再以“國家”的名義出現，壟斷權在已經掌有權力的群體中約定俗成地分配。

　　所有的企業，再牛，總離不開對資源的利用，當最主要和最重要資源的控制權支配權始終是掌握在各地官員手中而不是分散在民間，企業家衹有求爺爺告奶奶敬著官員的份！

　　所以柳傳志戰戰兢兢。

柳傳志們“不需要民主”？

　　《財經》記者對柳傳志說，“一些人士”表示，他們本來認為企業家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現實讓他們失望了。

　　如果“一些人士”是失望於柳傳志們如此害怕民主、逃避民主，那麼我想反問：柳傳志們又何嘗不對“一些人士”鼓吹的“空芯民主”感到失望？

　　柳傳志是有產者，從西方的社會發展進程看，有產者總是比無產者有著更強烈的保護財產權的意願，他們爭取選舉權也主要是為了有效保護財產權利。西方有民法典能使得私人財產的歸屬界限清晰，所以西方民主制度保護個人財產能保護得到位——保護的是每個人的“明確歸己”的利益。

　　中國沒有民法典，每個人現有的財產利益不能在法律層面“明確歸己”。

　　在柳傳志們眼裏，一個社會如果不能保障每個人的財產權利，企業家就永遠是驚弓之鳥，“民主”說得再天花亂墜，柳傳志們只憑著“我的財產權利能否得到保障”的感覺走。當中國沒有一部詳盡明晰的為所有人財產權利劃界、保護所有人財產權利的民法典，當中國的稅收制度在堂而皇之侵犯著普通人的權利（目前剛剛開始有了改觀，但還不可樂觀），柳傳志們不會相信自己的權利能得到保障，柳傳志們更不會相信不能切實保障財產權利的“民主”。因此，柳傳志們不把“民主”當回事就原在情理之中！

　　現在我們假設，柳傳志們如果真的在中國積極“爭民主”、當上了政改的中堅力量，結果會怎樣呢？他們最終會搞不清楚，自己是在為誰爭取保護財產的權利！當法律沒有能為“你的”、“我的”、“他的”財產權利清晰劃界，自己的財產劃到別人名下就不會沒有可能。真實的國情是，衹要國家說聲“公共利益”需要，有誰的個人利益不能馬上變成“公共利益”？大拆遷侵犯的是每個人的居住權利和住房利益，國家法律卻至今還制止不了強遷行為。當柳傳志們目睹普通老百姓連自己的棲身之地都保護不了，你讓他們怎麼相信自己的百倍千倍於普通人的財產能得到保護？他們不相信現有的國家法律能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利，也不相信“民主”能有助於保護他們的財產權利，他們更看到，“街頭民主”、“網絡民主”正是各級各地政府的大忌，已經“害怕”政府的柳傳志們怎麼可能去與這樣的“民主”共舞？若與這樣的“民主”共舞，便是與自己的財產為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柳傳志們“不需要民主”符合邏輯：“民主”不具備“為權利劃界”的作用，民主只起到爭取權利、保衛權利的作用！而沒有“為權利劃界”的第一步，第二步的保衛權利爭取權利不就是無的放矢？劉萍自薦人民代表，固然是民主意識的作用和影響，但首先是劉萍有了自己權利被侵犯的感受，她才有了自薦人民代表維護自己權利的自覺。但是，光就“劉萍們下崗”這個事件，體現出劉萍們有多少權利被侵犯？劉萍們自己都說不清楚，衹有當國家有著一部民法典時，才能把這筆賬算清楚！(《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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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說他“很崇敬林彪同志，完全可以信任”

《新史記》程光

編者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兒子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用父子對話的方式叙述了許多他親歷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接觸的歷史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經作者程光授權，《新史記》選載該書第十七章“新軍委成立”。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邱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建國後，他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71年“913”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被拘押，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審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對話者“子”係程光，“父”為邱會作。

子：1959年8月中旬，中央軍委召開了有軍長、師長和政委一級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八屆八中全會精神。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批彭”會議。

父：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會上講了話，說彭德懷思想上是“右傾機會主義”，政治上有“個人野心”，“想奪權”，對彭德懷的問題說得非常嚴重，而且表達了個人的憤怒，為“批彭”定了調子。與會者對彭德懷等人發起了激烈的揭發、批判、鬥爭，火藥味非常濃。

會議上，元帥們紛紛帶頭發言，支持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批判，擁護由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其中，我對陳毅的發言印象很深，因為他除了表態以外，還對林彪進行了宣傳。陳毅列舉了一些事例，說林彪如何能打仗，說他很崇敬林彪同志，由林彪來主持軍委工作，完全可以信任。

子：我聽軍史專家說，陳毅這次講話有留檔，讚譽得比你說的更高。
父：軍委擴大會議開到9月中旬時，毛主席到會講了話，對彭德懷進行批判，說他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我們的同路人，彭德懷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批彭我不奇怪，批朱我吃一驚

子：可是毛澤東還讓彭德懷留著政治局委員的頭銜，還被稱作“同志”。
父：9 月中旬中央軍委在中南海懷仁堂開了一次大會，林彪作了總結講話，是從軍隊革命化建設講起的。“革命化”這個口號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但由中央主要領導人把它作為軍隊建設的方向提出來，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彪講話不久就轉向批判彭德懷、朱德了。林彪對彭德懷的批判，是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以後高級幹部人人必講的 “官話”，而他對朱德的批評，連我聽起來都感到新奇。

林彪對彭德懷說的不很多，說彭德懷有意見不向毛主席當面說，背後裏搞活動，反對毛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領袖，領導人民取得了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裏受罪。為了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要絕對服從毛主席的領導。反對毛主席的，都應當批判。

和批判彭德懷的態度相比，林彪對朱德的批評很嚴厲，當時朱德就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對朱德批評的大意是：朱德同志有領袖欲望，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願意當，想當國家主席。朱德同志總認為自己的功勞很大，其實在戰爭年代，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但他是一個假總司令，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

邱會作書法作品——岳飛的《滿江紅》。（作者提供）

林彪對朱德的批評，我有理解的一面，但又有吃驚的一面。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是毛主席說了算，朱德不是一個“真總司令”。對此，我軍高級幹部都清楚，因而對到會的人震動並不大。但林彪指出朱德有領袖欲，不服從毛主席，震動就很大了，像我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有點吃驚。

子：中共中央很快就發了文件，批判了朱德，這個文件發到了縣團級。我費了些周折，知道了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說他歷史上犯過路線錯誤和幾次支持過路線錯誤。在這次廬山會議，他對彭德懷“反黨的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光從好的方面去想，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
父：我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對於彭德懷怎樣和毛主席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朱德又是在哪兒得罪了毛主席，知道得很少。我後來還是從劉亞樓的口裏知道了一些。
那次軍委會議後不久，劉亞樓帶著“老大哥”的口吻對我和肖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朱德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朱德支持彭德懷，在這上面朱德才是真正的總司令。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毛主席把朱德從彭德懷那裏分出來。這次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林總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叫他在大會上說一說的，林總是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在代言。毛主席這樣，就給我們大家吃了一把“阿斯匹林”藥片，感冒的鼻子通氣了，可以聞到更多的氣味了。

那次會上聽了林彪的講話，會後又聽了劉亞樓一席解釋，我對林彪提出“革命化”理解了。現在提出了軍隊要“革命化”的口號，就是要求解放軍忠於黨、忠於黨的領袖毛澤東。

子：朱德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巨大貢獻，這樣對他，太不近人情。
父：是呀！是朱德保存了南昌起義部隊的殘部並帶上了井岡山，從而保留了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培養的軍事精華。毛主席提出中國革命要走農村包圍城市進行武裝鬥爭的道路，朱德是這條路線最早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是毛澤東的第一位合作者。1929年初紅軍從井岡山下來東征，在我的家鄉鬧革命，建立了紅色蘇維埃政權，我雖然是個剛參加蘇維埃革命的少年，但也知道“朱毛”是紅軍的帶頭人。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場主席台的正中掛的是“朱毛”並排合一的頭像。從那以後，他們的像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並排懸掛。儘管毛主席在黨的第七次大會後實際上搞的是“毛劉（少奇）”合作，而不是“毛朱”合作，但過去的歷史不能改變。正因為這樣，就更加促使我仔細想了，現在許多事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提出的，而歷史並不完全是那樣。對“朱德問題”，毛主席叫黨內的要人在重大問題上代表他向外面傳話、吹風，用他個人的影響力來左右黨內的思想，這樣的事以後越來越多了。

子：新一屆的軍委工作機構裏，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長“清一色”是紅一方面軍幹部，基本上是林彪紅一軍團幹部在執政。
父：過去一直提倡“五湖四海”的毛主席，這次搞了個“清一色”，絕不是什麼偶然，是他從彭德懷與他對抗的事情中得到教訓後的重大決策。林彪提出以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實質的解放軍的“革命化”建設，正是這種組織保證的內涵。（《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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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朱承志被转为监视居住6个月

杨明

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在看守所被关押5个多月后，在检察院尚待起诉时被转为监视居住6个月。

2013年1月4日，朱承志的律师刘晓原依法要求会见他的当事人朱承志，但是被告知，办案机关对朱承志变更了强制措施，朱承志已被从看守所押解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实施为期6个月的监视居住。

刘晓原对美国之音说，邵阳公安机关在羁押朱承志期限到期时，对朱承志实施监视居住，目的是不让律师会见朱承志，并调阅朱承志案件的档案。刘晓原说，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朱承志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子在被移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律师有权不经过任何人批准，就能调阅案件材料并会见朱承志。但是他说，在朱承志被监视居住后，律师要想会见他的话，就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否则将无法会见朱承志，而批准会见与否，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目前刘晓原会见朱承志的要求已经在公安局那里碰了钉子。

2012年7月25日，朱承志以“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公安局的逮捕。一个月前，湖南发生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离奇死亡案发生后，作为李旺阳的生前同乡同学好友，朱承志把李旺阳离奇死亡的消息和照片发在网上公布于世，因此成为当地公安机关的眼中钉而被收审关押。

刘晓原律师说，根据他的了解，朱承志的案子并不严重，根本涉及不到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如果严重的话，早就移送到检察院起诉，在法院审判了。他引述朱承志家人的话说，公安机关要求朱承志在“不再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保证书”上签字，但在遭到拒绝后，他们下不了台阶，因此朱承志才被关押至今。他认为，朱承志的案件不应该向更严重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发展，因为他的案子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连不到一起。现在朱承志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监视居住，就是阻止律师会见他。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朝野领袖民调低迷

刚结束的2012年对多数台湾民众是失望的一年，经济不佳、薪水不涨、朝野对立，两大党的表现都令人不满。而展望2013年，也仅有少数认为今年会过得比去年好。

根据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最新的调查，马英九政府去年的施政表现面临重大挑战，马总统的满意度依然在23％的低档区，不满意度达67％。若与去年四月民调比较，满意度下滑9％，而不满意度增加8％。

执政党绩效不佳，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调查发现，有50％的人对民进党监督无方，表示负面评价。只有36％的人觉得民进党做得好。尤其，苏贞昌自担任民进党主席后，同样陷入满意度下滑的窘境。由趋势得知，去年5月底苏贞昌接任党主席时，有58％表示满意，5％觉得不满。如今，满意的比例下滑14％，成为44％，而不满的声音有38％，上升幅度惊人。

"蔡上苏下"历史可能重演

蔡英文是民进党救星？

在苏贞昌缺乏表现之际，蔡英文俨然成为民进党的救星，尽管蔡英文已卸任主席近一年，目前也无任何职务，但支持度却是苏贞昌的两倍。调查呈现，有41％的受访者觉得蔡英文是值得期待的领导者，苏贞昌只受到22％的青睐。

苏贞昌将问题归咎媒体，他说，相关媒体不断以"公器"对他进行负面报导，甚至到人身攻击的地步，所以他的民调不高也是正常的事。苏贞昌强调，身为民进党主席，个人毁誉不计，民调的高低不在心中，只在乎有没有守住民进党坚持的价值，有没有守住国家的媒体环境与新闻自由。蔡英文则认为，现在做这样的民调，并不具特别意义，看看就好，不需要太在意。
担任党主席已逾七个月的苏贞昌，由于对召开国是会议、缓征证所税等议题，都是在蔡英文先倡议后，才亦步亦趋接棒喊话；而筹组中国事务委员会期间，更面临党内大老谢长廷、游锡堃拒绝担任委员，导致党内声望备受挑战。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庆元指出，政治人物最大的悲剧，就是情势更换了，人却没有改变，苏贞昌没有跟上时事脚步，反观蔡英文，提出具体做法，无论可行与否至少有战略。绿营人士则直言，如果反媒体垄断会害苏贞昌民调跌落，那蔡英文为何不受影响？苏贞昌要是再不愿面对自己的问题，2016的党内总统初选，恐怕将再次重演"蔡上苏下"的历史。

苏贞昌党内声望备受挑战

朝野依然恶斗

或许为了凸显自己才是现阶段在野势力的领导者，苏贞昌最近忙着四处宣传号召民众参加民进党1月13日举办的"火大游行"，抗议马政府施政不力。他接受电视媒体专访时表示，2016大选目标是国会席次过半、总统胜选，但避谈自己是否参选。

苏贞昌日前表示，若马政府答应召开国是会议、撤换内阁、驳回壹传媒交易案等三个诉求，就不上街抗议。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回应指出，集会游行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是政党之间条件交换的筹码，苏贞昌的说法令人遗憾。范姜泰基说，马英九总统呼吁朝野停止空转与内耗，若苏贞昌愿意以具体行动协助解决国家困难，朝野领袖会谈的大门始终敞开。

马政府施政无感，朝野依然恶斗，媒体民调显示，仅有18％认为今年会过得比去年好。相对地，有29％觉得会更差，认为差不多者，占44％。

作者：尼尔（发自台北）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南方周末》编辑部称2012年被宣传官员“撤改”稿件上千篇

作者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今天（1月5日）下午，《南方周末》编辑部就新年献词遭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删改一事发布第二份声明。根据该报编辑团队的说法，三天前的事故（新年献词删改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撤稿件共1034篇。"我们遭遇的是近一年来，报纸面临的无故审查、毙版、毙稿、稿件被改写"。

该报编辑部称，所以抗争，是关系到新闻事业基本立场的问题。正因为问题之根本，我们必须做到直抒己见。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怨恨，而是出于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感“。

该报编辑部再次呼吁，以具有“足够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彻底调查新年特刊出版事故流程及原因，并公开发布调查报告；解禁和恢复所有因讨论此事被禁言的网络社交媒体账号；勿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打击和控制讨论、参与此事件的各界人士。

该报声称，将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主题为：“筚路蓝缕，不懈不止；家国梦”，编辑部撰写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1月2日，在南方周末所有相关版面已经签版定样、一线编辑记者均在家休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指示对新年特刊作出多处修改和撤换。

在头版新增未经编辑部审定修改和校对的百余文字，以致2012年1月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出现“2000年前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在4000年前）等重大事实错误。

此外，宣传官员还对对内容进行多处删改，删除特刊中关于反日游行中的理性爱国者等报道。

事实上，在此次特刊制作过程中，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曾数次下达指示，对特刊中多个选题、标题和报道内容进行了大量删改，在签版之前，特刊中有关北京大雨回访等多篇报道均已被撤下。

媒体人何三畏说，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外界批评南方周末越来越没好稿的原因，部分得到回答；庹震你的文治武功，年轻人都给你记着，精确到个位，还是“不完全统计“，你好自为之吧。

媒体人李微敖则认为，“更准确，才更有力度”

他说，《南方周末》的朋友说：不完全统计，2012年，他们被“改撤”的稿件有1034篇。然后不少人在传播中就直接写成撤了1034篇稿件——按一年52期报纸计算，平均19.88篇/期，这是不可能的。

李微敖建议：重新统计并公布，2012年，尤其是庹先生就任以来，《南方周末》被撤稿的篇数和具体文章标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腾讯网评出2012中国十大反对者

新年之际，每个媒体都会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新闻大事。中国大型网站腾讯网12月30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不仅评出2012年中国出现的十大反对者，还向这些反对者致敬，这在言论自由受严格控制的中国实为罕见。但是，腾讯这个反对者名单一刊出就遭到删除。

腾讯网这篇文章题为《腾讯新闻年终策划：致敬十大反对者》。在腾讯这个反对者排行榜上，列在前三位的是反对不公选举、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村民、反对政府决策不透明和环境污染的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市民、以及反对中国官方教育洗脑的香港市民。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压制不同声音的情况下，“反对者”无疑是一个敏感词。这是中国媒体首次总结新闻事件中的反对者。腾讯这篇文章一发表就被删除了。

中国反腐维权网创办人葛树春先生注意到了腾讯网这个反对者排行榜：

“文章是被通知删除的，别的网站有转载，但很快其它网站也都删除了。”

重庆青年任建宇因在网上发微博被劳动教养两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来薄熙来、王立军等重庆高层官员倒台后，任建宇被提前释放，但目前重庆官方一直不同意为他平反。腾讯网把任建宇列为十大反对者的第四位，称他是言论管制的反对者。葛树春先生注意到，2012年中国民间的反对声音确实非常强烈：

“乌坎事件、什邡启东事件都是网络上公开出来的，还有一些小事没有被公开的，还有一些大的反对城管的一些事件，我也见过的。”

腾讯网这个十大反对者名单上还包括下列人士：反对教育不公、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江西籍女孩占海特，计划生育的反对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平坟运动的反对者、河南政协常委赵克罗，有毒食品的反对者、掷出窗外网站的创办人吴恒，商业霸权的反对者、砸西门子冰箱的罗永浩。全体网民则被腾讯网称为“一切不公的反对者”，列在第十位。

江西曾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的刘萍女士说, 2012年甘肃网友陈平福免于因言获罪，这是全体网民的功劳之一：

“陈平福由于网友的反对、围观, 他被控的煽动颠覆政权罪撤销，这是一个进步。”

那么，2013年中国形势会如何？刘萍女士认为，未来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更多反对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微博，它都会屏蔽删除，我不抱希望。”

葛树春先生认为，2013年中国社会大的反对事件可能会相对减少：

“乌坎等事件都是从很小的矛盾逐渐上升成大问题的。如果在矛盾没有扩展前就消化掉的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葛树春先生同时表示，2013年中国网络舆论可能会更为热闹：

“全国人大刚刚出台一个互联网信息管理规定，要搞后台实名制，但是我认为管不住，因为大家都知道网络是好东西，可以反对不公、反对腐败。”

腾讯网向2012年十大反对者致敬的文章提到，反对者是历史的重要缔结者。该文章还向中国普通市民、特别是90后青年致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台灣海軍3人涉「共諜」案被起訴

台灣去年10月爆出的「多名軍官涉共諜案」，日前出現新進展。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道，海軍退役上尉錢經國涉嫌主導洩露潛艇水文資料，以及將護漁項目等情報交給中國大陸，被高雄高分檢以妨害軍機條例罪提起公訴。其餘涉案人等也被一一提起公訴。

報道稱，錢經國被移審高雄高分院後，裁定繼續羈押。至於他有無洩露潛艇水文等資料，目前軍方正在偵辦。

此外，同案的前海軍大氣海洋局政戰處長張祉鑫中校，以及遭利用的前海軍艦隊指揮部上尉李登輝也均於1月2日被提起公訴。

「從重量刑」

軍檢方面以張某涉嫌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及收受賄賂等罪，李某「幫助敵人之間諜從事活動」及期約賄賂等罪，要求對他們從重量刑。

報道披露，40多歲的錢經國是海軍專科班畢業，上尉退伍之後，經某退役軍官介紹認識大陸某部門人員，之後被對方招收，接受現金和旅遊招待，為其提供軍事機密。

錢某後來還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島內廣泛招納成員，共拉攏退役或現役軍官等10多人。

案件頻傳

台灣近幾年來除了頻傳官員為北京擔任間諜事件外，另一現象是媒體引述不具名的軍方人士經常提到重大機密可能已遭北京掌握，軍方正式聲明則多對外表示因其採取措施，並無重大機密外流。

最近三四年來的＂共諜案＂，官階最高的是今年早些時候被判無期徒刑的少將羅賢哲，其它被破獲的間諜案涉案人包括來自軍情局、總統府、立法院、警察大學等。

從這些已被外界所知的案件來說，北京對台除了搜集包括台灣本身及美國武器系統的軍事情報外，也通過像警察搜集中國民運人士在台灣的情報。

BBC中文網

劉雲山稱宣傳工作要樹立政治意識

《南方周末》與《炎黃春秋》事件引發熱議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周五（4日）說，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樹立政治意識。

劉雲山稱，對於黨的基本政治路線、重大原則問題及重要方針政策，要有正確立場、鮮明觀點及堅定態度。

此前一天，《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撤換修改一事引起議論紛紛，而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網站隨後突然被關閉則又引發各方質疑中共新政府政改的誠意。

除了樹立政治意識，劉雲山當天在北京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時表示，在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的條件下，宣傳工作還要樹立服務意識和問題意識。

他說，十八大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鞏固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輿論」。

網絡

另一方面，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周五也在會議上強調，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

劉奇葆並說，要提高媒體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早些時候，中國人大通過法律推出實名制，加強網絡控制，中國網民擔心政府再次企圖限制互聯網言論自由，以及防止網民洩露官員貪腐和行為不檢。

去年11月中共新一屆常委亮相後，許多中國網民擔憂前中宣部長劉雲山成為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對中國網絡自由前景是一個險惡標誌。

中國異見作家戴晴曾說，網絡治安是劉雲山頒布的新政策，當局為此花費大量開支，來控制網絡。

BBC中文網

江迅：日記者新書反思釣島之爭

日本媒體人岡田充新書《尖閣諸島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揭示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許多歷史虛構和人工迷彩，「遮蔽日本民眾的眼目」；他建議繼續擱置爭議。

日本媒體人岡田充與日本政府一位高層官員在東京一座西餐館用餐。那是二零一二年七月，日本政府決定採取將釣魚島（日稱尖閣列島、尖閣諸島）「國有化」措施之後。岡田充與那位高層官員談論釣魚島問題，那位官員說：「日本國內輿論已基本上統一到『國有化』方針上來了，我只是擔心，『國有化』後，中國方面會由此更趨強硬，激起兩國衝突，中國會動武搶島。」岡田問他：「中國真的會動手搶島？」那位官員稍作停頓，說：「會搶。」接著，官員又補充說：「如果把釣魚島讓給中國，中國還會再要回與那國島和沖繩本島，日本只能與中國為釣魚島爭下去。」

這是岡田充在一個月前剛出版的新書《尖閣諸島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披露的一個場景。旅日華人作家、評論家莫邦富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尖閣諸島問題》以詳實的事實，毫不留情地剝去了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許多歷史虛構和種種人工迷彩。莫邦富說：「在釣魚島問題非常尖銳地橫?在中日兩國之際，我認為岡田先生給頭腦有點發熱的一部分日本人，澆了一瓢涼水。有些事並非僅僅是日本國內所宣傳的那麼振振有理。他認為既然不能為了釣魚島打仗，又不能把它割讓，那眼下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擱置爭議，讓島嶼問題繼續保持某種含糊性好了。」

日本對釣魚島採取「國有化」措施，使中日關係陷入恢復邦交四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正如美國《華盛頓郵報》長篇評論所指出，目前日本國內正出現一種「逐漸地、實質性地向右轉」的趨勢，日本在外交和軍事戰略方面，正採取比二戰結束以來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對抗性的政策，而日本國民對日本加速右轉的這種危險傾向，支持者還不是少數。岡田充在書中指出：這些支持者是被「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所迷住，「以『釣魚島』為首的領土問題，並不是日本所需緊急對應的重大課題。與重新啟動核電站、消費稅增稅等和生命、生活有著直接關聯的爭議問題相比，其答案不問自明」。他還針對日本《總裁》（President）雜誌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發表的對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所作的採訪報道《日本要顯示打仗的決心》，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的危險性在於「遮蔽日本民眾的眼目」。

在日本共同通訊社擔任客座社論委員的岡田充透露，二零一二年九月末，日本出版社「蒼蒼社」找他，想請他執筆緊急出版一本有關釣魚島問題的書籍。蒼蒼社長期來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籍。當時，岡田覺得時間太緊，一時不敢接受。主持二十一世紀中國總研這個學術機構的負責人、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聞訊後鼓勵他說：「即使時間吃緊，也應該接下來。這是有意義的事。」這樣他才下決心執筆此書。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村田忠禧等學者都為他寫作提供了諸多史料資料，為他成書出謀劃策。

岡田在書的前言中寫道，一說到釣魚島問題，日本政府官員就會產生「會被人奪走」的「受害人意識」，於是神經反射般地採取了「決不讓人奪走」的態度。岡田尖銳地向他的同胞提問：「大家卻不思考那塊領土『真的是我們日本的領土嗎？』『我們是不是在強詞奪理？』」同時，岡田還向日本讀者指出：「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把我們的思考鎖進了國家主權這一『絕對價值觀』中……認為只有我們的利益才是『國家利益』。而把有益於對方的（言行、人物）則斥為『叛徒行為』、『賣國賊』。」

《尖閣諸島問題》一書對日本讀者說：領土問題只有三個解決方法，一轉讓；二擱置；三戰爭。那麼，你怎麼選擇？莫邦富說，儘管這是本緊急撰寫、緊急出版的書籍，但資料詳實，內容豐富，可資信賴。該書以毫不留情的犀利文字，剝去了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許多歷史虛構和種種人工迷彩。岡田充這位資深媒體人以嚴肅和尖銳的思想意識，向日本民眾交代了有關釣魚島問題的諸多歷史真相，全書文筆可讀性強，史料翔實，有評有述。據悉，中國內地與香港多家出版社正與日方聯繫，盡快翻譯，出中文版。

對於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方法，岡田引述美國學者的觀點，認為維持區域穩定的關鍵是要保持良好的中日關係，要虛心向歷史學習，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建立共同生活圈。書中詳細披露了不少台灣民進黨積極保釣的史實，並說許多日本人認為民進黨以及支持者親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即便不是站在日本立場上，至少是不反日的。因此，在日本媒體以及民間很少聽到日本責怪民進黨保釣的聲音。可是，事實並非如日本人所想像的那樣。

台灣曾想送聖火上島

岡田在書中描述道，曾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出任台灣行政院長的游錫?擔任宜蘭縣長時，為迎接台灣的大型運動會，曾親自登船護送運動會聖火去釣魚島，後因遭日方嚴密攔阻，船隊抵達釣魚島附近海面，但被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大約十艘巡視船及飛機所阻，沒能實現登島目的。游錫?當時曾為此表示「遺憾」。那是發生在一九九零年十月的往事，岡田充當時在東京和正訪日的時任民進黨顧問許信良一起吃飯，談起釣魚島問題。許信良說：「日本右翼在釣魚島設置燈塔，致使台灣民眾強烈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許當時主張，在主權問題解決之前，可以共同使用釣魚島。岡田充說，這個建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亞洲週刊

傳王立軍轉秦城服刑

（中央社台北5日電）星島日報網今天引述消息指出，前大陸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已在去年11月下旬，從四川成都秘密押往北京秦城監獄服刑。

報導指，大陸當局為能隨時監管王立軍的動態，特別指示司法部，在去年11月下旬，將王立軍關押在司法部直屬秦城監獄服刑，每個月都向中央送交王立軍拘押相關紀錄。

王立軍目前屬於普通刑事犯，每個月得與直系親屬會面一次，並撥打一次所謂的親情電話，也可以郵寄家書。

負責監管王立軍的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武裝警察，王立軍在看電視、報刊上面的限制也比較一般犯人多。

另外，大陸媒體近日揭秘王立軍仕途升遷黑幕稱，在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打黑風暴中落馬的前重慶公安局長文強，在住家的魚池底，藏有人民幣2000萬現金，是重慶打黑行動的最大發現，也為薄熙來及王立軍贏得巨大政治資本。

去年9月24日，王立軍被四川省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以循私枉法罪、叛逃罪、受賄罪等罪行，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秦城監獄是大陸最著名監獄，有「天下第一監獄」之稱，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曾關押過中共「四人幫」等，大陸被判刑的省部級高官大多集中關押於此，甚至傳言薄熙來將在此度過餘生。1020105

南週換稿黨官陸民送憲法相譏

（中央社台北5日電）「南方週末」及「炎黃春秋」事件持續引起爭議。有人把整本大陸憲法寄給抽換「南方週末」稿件的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而新華社微博的2篇短評，則被認為是暗批官方的處理態度。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及新領導班子上任，即高唱「反貪腐」及「改作風」，並採取一些新作法，1個多月來引起大陸內外不少討論，也給外界一定程度的耳目一新之感；但上述2起事件發生後，各界頓時對習近平的新舉措產生懷疑。

自稱「朱曉曉朱」的大陸媒體人昨天在新浪微博發文並附上照片表示，他把一本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印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北京東單郵寄到廣州的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收件人正是庹震。

「朱曉曉朱」還在他寄送的大陸憲法內頁，寫上「贈庹部長：認真學習憲法、做好人民公僕」的字樣，文末則署名「朱曉曉朱，2013年1月4日」，諷刺意味十分濃厚。

另外，新華社官方微博之一的「新華視點」，昨晚先後出現2篇短評，內容均引述中共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昨天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提出的「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但對這句話的解釋，被不少大陸網友認為是暗批官方對這2起事件的處理態度。

其中1篇指出，這是「中央最新要求，也是大眾心聲」，但「無視問題、迴避問題、壓制問題」成為不少官員的管理慣性，「個別官員甚至還在製造問題，對這樣的作風要堅決亮起紅燈」。「多研究問題，少言不及義，就是中國最需要的正能量。」

另1篇則說，曾幾何時，一些領導幹部不敢直接面對、害怕甚至掩蓋問題，不善於發現、研究和回答問題，「或搞一言堂，不允許百姓提出問題、表達不同聲音」。紙包不住火，問題一拖再拖終歸不是辦法，甚或「小事拖大、大事拖炸」。10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