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報紙生涯五十年》在國內發表後胡績偉致陳小雅的信。
八、道路選擇
如果說,胡績偉幼年時期的經歷,對日後把他造就為一個共產黨員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那個社會貧富分化的“不公平”現實,少年人天性的壓抑,以及社會所能提供的發展機會的難得和稀少。
但是,儘管如此,到這時為止,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少年人的前途,仍然有許多未定的因素,因為,在那個起點上,他為尋求個人出路,還可以選擇獻身教育事業、宗教的事業;為尋找社會共同的出路,他也可能選擇信仰“三民主義”。
“因
為從小就遇到幾個比較好的數學教員,所以,從初中開始,我就迷上了數學。在省師休病假的一年中,我把高中三年的數學(包括根本沒有接觸過的解析幾何、微積
分)都自學完了。由於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所以,到1935年,我19歲的時候,考取了華西大學數學系。同時,還一面在高中代課教書。”
華大是一所教會學校。1910年由美國、英國、加拿大的五個基督教會創辦,當時僅設文理兩科。地址在成都南門外二里許、錦江之濱、南台寺之西,一個叫華西壩的地方。校園據傳為古“中園”舊址,風景以清幽聞名。
剛入學的半年,胡績偉基本上是埋頭讀書,不問政治。整日地做數學題,讀英文、法文。因為華大的老師有時不說中文,所以非學英文不可。看得出胡績偉對外語並沒有什麼興趣,他說:“沒辦法,逼得你非得讀一點。好在數學要求的英文程度不太高,比較容易看得懂,不像讀文學。”
雖
然學校中的教師大部分是中國人,教學水平高於一般的學校,但課程除了數理化以外,基本上是外國歷史。與一般中國人或中國政府開辦的學校相比,那裏不可能讀
到多少中國歷史、傳統文化,以及灌輸民族意識的內容。在這裏,胡績偉遇到了他人生第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關口,這便是他是否加入教會的問題。
按
照一般規律,讀完華大後,畢業生的前途便是被保送留洋。留洋回來,便是繼承教會的事業,成績優秀者留在華大當老師,差一點的到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任教,發
展教會在中國的教育事業。在胡績偉的同鄉中,有些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對於貧窮,而又成績不錯的他來說,這也是當時一條最筆直、最便捷的謀生道路。所以,
當有人願意介紹他加入教會時,他意識到,這是一個事關前途的問題。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事業,起於1601年利瑪竇的
東來。與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入主中華的佛教事業相比,這個後來者借著由齒輪和蒸汽機開創的新時代的文明成就,在中華大地這個信仰的“自由市場”中,顯示出了
強大的競爭力。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天主教為了應付中國民族意識日益覺醒的新形勢,採取了天主教“中國化”的策略。四川,即為當時重新劃分的中國17
個大教區之一。1933年6月11日,羅馬教皇為之“祝聖”的三名中國籍主教中,就有一人是四川省雅州人。到1936年,中國籍主教已增至23名。教會的
設置不僅在成都。重慶等大中城市有,而且深入到寧遠、敘府、打箭爐一帶。基督教會在建立傳教據點的同時,還開展了“鄉村建設”運動,並陸續開辦起了小、
中、大“洋學堂”。到二十年代中期,教會學校總數約達一萬五千所……
所以,如果加入教會,胡績偉的前途是廣闊的。
但他沒有加入教會。從他的回憶中,我們可以找到兩個決定的因素:一個是鴉片戰爭在中國激起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這種思想視列強在中國的事業,為他們侵略中國的產物。其宗教事業與工商貿易的目的一樣,只不過是奴役中國人民精神的帝國主義事業而已。
而另一個更直觀的原因,則是他並沒有從教會的活動中感到一種文化的親和力與終極的關懷。胡老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
“我覺得做禮拜沒什麼意思。讀《聖經》沒什麼意思。我記得在培德中學時做禮拜還有一點意思。因為那時候是男女分校。我們是培德男中,還有個培德女中。做禮
拜的時候是男女在一起。中間有一個木頭板板,隔著的。這邊坐男生,那邊坐女生。那時候覺得做禮拜有意思,就是因為還可以看到女生。有那麼一點吸引力。到了
高中,男女同班,也沒那個好奇心了。講《聖經》,什麼主啊,上帝啊,耶和華啊,對那些沒有什麼興趣。然後是星期天,他們喊我到英國人家裏去,舉行晚會啊這
一類的東西。看到一些同學對外國人奴顏卑膝的樣子,看不慣。心裏很不痛快,很不舒服。這些加在一起,我就覺得這條道路不能走。覺得讀完高中讀大學,讀完大
學留洋,留洋回來當一個教授,無非是一個洋奴。”
那種文化氛圍,對於一個受過深厚的愛國主義教育,革命思想薰陶,有著強烈的自尊心而又食不果腹的青年,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但是,顯然,直到晚年,胡績偉還為自己沒有選擇那條道路而慶幸:
“它是我一生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選擇。假定我走的是那樣一條路,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我有一些同學,畢業後留洋,回來後到華西大學當一個教員,了不起當個教授。全國解放以後,當個右派,就完了。”
胡
老的這段憶述,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自幼養成的自由與自尊性格,同時也不乏對於命運自主的慶幸之情。但在反思時,他沒有想過,如果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信了
基督,並真正踐行基督的事業,還會有中國式的暴力革命嗎?還會有“反右”嗎?誠然,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是馬列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石之
一。但二者的區別也是最本質的區別,靠什麼去弭平人間的不公和罪惡,恰恰是胡老沒有反思到的地方。關於借宗教慈善搞殖民主義活動的問題,確是近代殖民地半
殖民地政治的一塊心病,但放眼全球歷史,“政教分離”的規則已經成功地處理了宗教組織的“野心”問題,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天主教首都梵蒂岡至今是世界上
最小的國家。所以胡老的慶幸之情表明,他對自己道路的思考,還未走出感性的畛域。(《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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