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尖刀”——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
王煉利
花骨朵樣的小悅悅去天堂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為此呼籲：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來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醜陋，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來喚起社會的警醒與行動。在公眾參與下創造揚善懲惡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境，努力提升全社會道德水準和每一個人的道德良知，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但是，如果找不到中國為什麼會缺失揚善懲惡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境的真正原因，類似事件不但肯定會再此發生，還肯定會不斷發生！
執政黨應先拿起“良知的尖刀”
因此，我認為汪洋先生說的這把“良知的尖刀”應該執政黨自己先拿起來，“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反思“階級鬥爭為綱”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帶來的空前災難！只有這樣做了，全社會才可能“警醒和行動起來”，才可能“在公眾的參與下創造揚善懲惡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境，努力提升全社會道德水準和每一個人的道德良知”，讓類似事件徹底喪失產生的土壤。
上世紀50年代我們的孩提時代，那時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應無愧是今天中國人的楷模！上海石庫門弄堂的“大人們”提籃買菜時會彎下腰將路上的磚或瓜皮拾起來，丟進垃圾箱。他們告訴孩子，不把磚拿掉，來個老年人要硌腳的；不把瓜皮丟掉，後面的人不小心要滑倒的；他們在下班回家路上撿到了錢包，會默默在馬路邊等著失主前來，不在意耽擱了吃晚飯。至於鄰里之間的相幫，公共汽車上的讓座，那比比皆是，數不勝數，就像拍攝於1959年的電影《今天我休息》裡馬天民做的好事，平凡而不張揚。這些“善行”是出自內心的自覺，不是偽善，更沒有任何的“表現”“表演”的意圖——這不是“學雷鋒”，全國學雷鋒是1963年3月才開始的，反倒是學雷鋒以後，做好事的“表演”成分才多了起來。
我們孩提時候的“大人們”為什麼有這樣的“覺悟”？說白了，這不過是“傳承”而已。如果連這點傳承都不存在，還稱得上“文明古國”？千年古國自有延續千年的人倫倫理，自有基於本民族人倫倫理而繁衍的道德規範，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人倫之道是基於“親其親”（親自己的親人）基礎上的 “不獨親其親”、“親親以睦友”，“親親而尊尊，”而“與人為善”是立足於“親親”人倫基礎上的處世之道，通過“親親”，通過“與人為善”，走向中國人理想的道德層面：“生者養而死者藏”、“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民德歸厚”。而民間則乾脆將中國人信奉的倫理道德歸結為三個字：“憑良心”。
但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對“憑良心”持否定態度，打1966年起，部分中國人更是徹底拋棄了“憑良心”。打那時開始，馬路上有人跌倒的話，就已經不可能都去扶了—— “扶”的行為取捨於跌倒者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哪怕在本該救死扶傷的醫院裡，也要先問“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再決定是否救人以及救人的程度和力度！因為如果“救錯了”，救人的人也會被牽連——輕則被指責階級立場不堅定，重則要被質疑救人動機是否故意在救階級敵人，從而讓自己也成了階級敵人；那時連牆上貼著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標語也是被批判的，說是鼓吹了“階級鬥爭熄滅論”——只要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應該經歷過這些荒誕場景。
不僅如此，即使自家人跌倒在馬路上，只要是屬於那個年代的批鬥對象，自家人也不敢當成義無反顧的責任上去扶持！被主流社會不容的家庭是需要與之“劃清界限”的，這是那個時代的風尚！工廠、機關、學校和商店的領導會幫助你“與家庭劃清界限”，因為這是一場與階級敵人“爭奪接班人”的鬥爭。凡屬於“黑五類”、“黑七類”的家庭，哪怕父母已經七老八十，子女與其斷絕來往也是尋常事情！如果不是文革結束，那才叫做真正的“老死不相往來”呢！
“以階級鬥爭為綱”破除人倫倫理
因為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傳統的人倫倫理必然屬於“破”的對象。
上世紀6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破四舊”“立四新”的內容之一就是破除舊道德，立新道德。新道德的倫理基礎是“親不親階級分”，“親不親路線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樣一來，與“黑家庭”劃清界限本身，就是體現了新倫理、新道德、新風尚！既然是“親不親階級分”，“親不親路線分”，那麼，不需要任何手續的抄家、每個人都有可能挨上的批鬥、鼓勵子揭發父、鼓動子鬥爭父、夫妻間互相揭發都屬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需要；而“下班回家聽聽音樂，星期天逛逛公園看看電影”是要被批判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喜歡種花弄草養鳥的必是腐朽的將掃入歷史垃圾堆的遺老遺少，穿式樣別致的服裝是在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欣賞字畫雕塑是“思想不健康”。今天聽來如同熱昏的昏話，在三、四十年前，可是“有階級覺悟”的表現！
不過，諸如“親不親階級分”、“親不親路線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種倫理觀雖然“主流”，但除了十來歲的孩子，成年人只可能假裝著相信，實際是根本不會去相信。於是送知青下鄉的火車站月臺上，高掛的喇叭播放著濫情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歌曲，火車一啟動，離別的哭聲就蓋過歌聲和火車隆隆聲；“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天天在學，知青及其家長卻為了“離家越近越好，離農越遠越好”的目標天天在努力。誰都明白，如果親人都不親了，本來就不親的人就算是“同一個階級隊伍”或“同一個革命戰壕”中的，憑什麼親得起來？嚷一萬遍“破四舊”沒有用，過日子人還是要 “親其親”，因為“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所有家庭所有人都要遇到的實際問題，而“階級”和“路線”都不管解決實際問題的，唯有“親其親”來解決。這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農耕文明決定的人倫倫理。西方社會沒有中國人這樣帶有強烈的互相依賴心的“親其親”倫理，因為西方社會是長子繼承制，家產不在兒子中均分，非長子早早就出去打拼闖天下，做海盜在早期西方人意識中算正當職業，那是“非長子們”實現財富夢想和英雄主義理想之路。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父母在不遠遊”，幾代同堂大家庭捆在一起，父子之間、兄弟之間的“親親”是真正極富中國特色的人倫倫理。至於“劃清界限”有悖於“親其親”，那是“階級鬥爭為綱 ”年代的無奈，要政治生命，就不能要“黑X類”的父母親情，若留戀“黑X類”父母親情，那就不要政治生命，而不要政治生命意味著一生前途的斷送。明大義的父母也只能諒解孩子的選擇，父母愛孩子哪能不顧孩子的前途？於是只能忍痛割捨孩子，忍受形單影隻！而與父母劃清界限的兒女，雖則情有可原，但不也是在為破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添磚加瓦嗎？
回頭說那個年代雖然親人間需要“親其親”，並且還親熱得起來；親人外的其他人際關係就遭到顛覆，主流意識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是人人都要有敵情觀念，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身邊明的暗的階級敵人時刻提高革命警惕性；“與人為善”是必須批判的，因為最高領袖說過，“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階級敵人跌倒了你要去扶，你就是在對人民施行殘忍，對敵人施行仁慈，你就要狠鬥“扶”字一閃念。不過這樣一來，普通人就要為 “敵人”的隊伍一直在擴大而犯難——他找不到敵人與人民的界限！我輩看十年文革，就是看著階級敵人隊伍不斷擴大的歷史。光說上面，先是彭、羅、陸、楊成了敵人，再後楊、余、傅走入了敵人行列、再後來大秀才陳伯達鼓吹天才論把自己鼓吹進了敵人陣營，最後連林副統帥也是敵人了！而我輩身邊呢？今天某幾個人被揭發是五一六份子，明天某幾個人被揭發是階級異己份子，如果自己湊巧剛與“份子”們調笑戲耍過，則要擔心自己是否也即將成為“份子”——這可是“打倒”隊伍中的一份子，性命交關！人與人之間再也不可能和諧共處，只剩下殘酷的階級鬥爭！那可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不當人的殘酷鬥爭啊！在這種殘酷鬥爭中，不敢有一絲惻隱之心，甯左毋右最為保險。中國社會打那開始，真的與“溫良恭儉讓”訣別！什麼道德都見鬼去，人人能自保就燒高香了！幾億中國人陷入了顛狂，遺害當年，遺害到文革以後，更遺害到了今天。
成年人展開幼稚園啟蒙教育
1979年6月19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8個權威部門鄭重上呈了《關於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反映：“粉碎‘四人幫’雖然已經兩年多了，但是內傷遠未消除。”“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情況仍相當嚴重，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個突出問題……這些違法犯罪青少年，從偷摸扒竊、打架鬥毆、耍流氓，發展到攔路搶劫、強姦婦女、行兇殺人。有些結成‘團夥’，為非作歹。有的已經成為刑事慣犯”，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58號文轉發了此報告，指出：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絕不能就事論事，孤立地去對待它。而應當同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同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民主和法制，積極搞好黨風、民風，狠抓對青少年的培養教育等工作聯繫起來去考慮、去解決。
30年前的青少年，應該是將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包括了進去。將文革中置身於階級鬥爭大課堂的紅衛兵們紅小兵們都包括了進去。
1981年2月，由全國學聯、全國倫理學學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文聯、中國語言學學會、中華全國美學學會、中央愛衛會等九個社會團體出面，聯合倡議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開展以“五講四美”為內容的文明禮貌活動，聯合倡議這樣寫：“在十年浩劫期間，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煽動，是非顛倒，榮辱易位，文明、禮貌和道德修養被打上修正主義的印記，而‘打、砸、搶’的野蠻行為，卻被戴上“英雄”的桂冠。”針對深受“造反派的脾氣”影響的人們 ，聯合倡議特地作這樣的耐心解釋“有人把說話粗魯，對人粗暴，當成勞動人民樸至憨直的秉性。這是一種誤解。一個人的憨厚、善良的心地，一般要表現為禮貌的言行舉止，待人親切、直率，說話和氣、講理。粗魯和粗暴與勞動人民沒有必然聯繫，更不是他們的秉性。還有人把講文明禮貌，說成是‘資產階級虛偽作風’，這同樣是不對的。”
幼稚園的啟蒙教育就這樣在成年人中間大規模地展開了，在昔日的紅衛兵紅小兵中間大規模地展開了！
由於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公安部等各大政府部門都發出通知支持開展這一活動，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但當時基層社會人們給予的評價，竟然是兩個字：“丟人”。因為“講禮貌、講衛生、不隨地吐痰、不亂扔果皮、紙屑” ，明明是幼稚園小朋友的行為規範， “講文明、講道德、語言美、行為美、不講粗話、髒話、不損人利己、不弄虛作假”，原本是小學生階段的教育內容！《聯合倡議》大聲疾呼，“評選先進生產者、勞動模範、新長征突擊手、三八旗手和三好學生，都應把文明禮貌作為基本要求。”“小孩從學話開始，就要教育他們使用文明語言。”“逐漸形成講究文明禮貌的風氣。”越是大聲疾呼，越說明十年文革對人倫道德的毀滅性破壞已近無藥可救！
四十年前就種下了小悅悅之死的毒根
當21世紀的毒牛奶、毒火腿、毒辣子粉、毒鹹菜、毒大米充斥了我們的餐桌，我們終於發現，三十年前 “五講四美”的努力沒有能夠將被粉碎了的文明道德拼湊起來；當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悅悅之死使21世紀的中國人想起要呼喚良心時，我們方才記起，早在四十多年前，這個社會已經丟掉了良心，只是“憑良心”的潛意識還在當時底層社會的中年人老年人心中根深蒂固，是這股力量在與真實世界中惡貫滿盈的行為抗衡，才使1966道縣屠殺、大興屠殺沒有發展到全國性的屠殺（但重慶的紅衛兵墓地，卻記載了一代年輕無知者的自虐殘殺）！如今，當年的中年人老年人大多已經故去，剩下了“丟掉良心鬧革命”的一代人步入了老年、這代人教育出來的子女學生輩則步入了中年——報應怎麼可能不到來？！
南京彭宇案中當事的徐老太、壓過小悅悅身體的司機、從倒下的小悅悅身邊冷漠走過的路人……從他們身上暴露出來的缺乏道德修養甚至缺乏做人良知的行為，通過互聯網已經迅速曝光，人們的口誅筆伐甚為有力，但是，客觀公正地說，造成這種行為的根源與四十多年前中國大地上的空前劫難緊密相關！與全社會十幾、二十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緊密相關！
其實，即使是三十年前的那場“五講四美”活動，也已經難使人倫倫理恢復到正常態——哪一個文明社會中，人隨時隨地可以被批鬥、可以被整死、整死還無法追究？哪一個文明社會中，私密的家隨時隨地可以被抄？哪一個文明社會中，提倡親朋好友之間、父母兄弟之間互相揭發（附帶說一句，我讀初一時，初二有個女生因為到派出所揭發了母親在家玩麻將而成為全校少先隊員的榜樣，並很快加入了共青團）？中國既然允許普通人可以被揭發、被批鬥、被整死、家可以被抄，並能允許這種狀態持續多年，人倫倫理再想不經過全民族大反思恢復到正常態，容易嗎？現實嗎？更何況上世紀最後十年國家因為怕大家反思文革（實質是怕大家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而引導全民去“悶聲大發財”（其實全民發不了財，大發財的多半要眛良心），使全社會的人倫倫理離正常態越行越遠。從這個角度看問題，21世紀的中國出現南京彭宇案、出現佛山小悅悅悲劇，正是幾十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邏輯必然。如今，在十年文革中成長或出生的一代人，已經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可惜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五講四美”時幼稚園的啟蒙教育並沒有起到作用，在文明道德傳承上“幼功”既缺，就註定終身難補。“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群眾說話？”“我們是有身份的人！”、“為什麼不公佈老百姓財產？”“你敢在新華網曝光，我就叫它關閉！”等“雷人語錄”就是出於這些文革中成長的官員之口，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已經可怕地定位在“文革”，定位在接受的是什麼樣的“幼功”！這代人可以傾自己全力為子女創造物質環境，但他們不可能創造出一個良好的適宜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自身都遠離了道德文明、不知道德文明為何物，子女和學生從哪兒尋找道德文明之根？
汪洋先生說要拿起“良知”的尖刀，但如果不反思“階級鬥爭為綱 ”的理論對中華民族傳統倫理道德造成的刨根掘底的破壞，中國社會連談 “良知”的資格都沒有！
打從四十年前見人跌倒要問“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才去相扶相救，這個社會就從“良知”的底線上墮落了，打從四十年前中國人互相“揭發”成一景觀、連“牛鬼蛇神”都在互相揭發以求自保，這個社會就該羞於稱“人類社會”了。今天的小悅悅之死，其實在四十年前就種下了毒根。正因為不肯清算四十年前的喪失良知行為何以產生的根源，今天就得為四十年前的惡行付出代價，如還不肯反思，就還得付出代價！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直至這個民族被開除出“人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