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先生授權明鏡新聞網獨家首發
致总书记的信上网后，收到许多读者反馈，谨在此致谢。文章在国内互联网上流传转载，一直没有被封，出乎笔者意料。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复。
笔者早年参加民运，曾把海外民运人士归为四类：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和有任务的。我自己属于第三类。93年民联阵在华盛顿开合并大会，其时我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经历相同的友人一起到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我们怎么又回来了，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
不久前好友芦笛约我到佛罗里达游玩，我告诉他我又病了，正在给习近平写一封他不会读到，也不会答复的信。他笑了。与我一样，芦笛也患有同样的病。此病用毛泽东的话，叫“指点江山”，古人则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去国三十年，早已是化外之民，故国的江山、天下与我们已无干系，病却一直未愈。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即为庙堂之上人士不屑，又为民运人士不齿。
“你一个搞装修的，给习近平写什么信。”——吴宏达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
——致总书记的信（2）
冯胜平
1. 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顾历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干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对，而是权力失控。上世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政改，无论初衷如何，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解体，自己被软禁，也只能结束了。同样，满清末年的宪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断头台，也统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与此相反，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顶层设计，强制推行”的结果。（俞可平）俾斯麦说，民主是奢侈品，它只适用于有准备的人。彼得大帝用强力改造落后的俄国，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对蒋经国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是漫长的。国民党素有蒋家军队陈家党之称，为使蒋经国掌握党权，蒋介石不惜把他的老朋友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养鸡；为使蒋经国独揽军权，他监禁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撤销蒋纬国装甲兵司令的职位；为蒋经国清除政敌，他把政学系头目吴国桢（台湾省长）贬到美国教书；为防止孔宋家族（太子党）掣肘，他让宋美龄赴美长期休养，不干预台湾政局。与此同时，蒋经国排挤政战部主任王升，亲自掌控情治系统，对反对派无情镇压。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束两千年的专制，必须是一个强人：在台湾，他要控制军警宪特；在大陆，他必须党政军大权独揽。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2. 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需要时间，而你只有十年。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对你勇气和智慧的考验。与蒋经国相比，你拥有太少的时间，却面临更多的问题。没有人替你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以专制求民主，你的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外界误解和攻击不可避免。对此，你既没有解释的机会，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有利的因素是：老人政治已经结束；你与军队有天然良好的关系；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日益增长；五年内五个常委会退出政治舞台（年龄限制）；十年内江泽民/胡锦涛影响会逐消退（自然规律）。自从实行十年任期制以来，历任总书记面临的权力困境是：刚上台时权力最小，有雄心而无实力；临下台时权力最大，有实力却无时间。打破困境的最好时机是在你任期将满，大权在握之际，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在此之前，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以积累经验。此举成功，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也是你走向不朽的千秋之路。选举结果无论谁当选，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既没有清算的风险，也没有百党争雄天下大乱的局面，有 的却是民主政治的好处—派系监督，防腐机制和权力的有序交替。此外，党内选举也有助于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避免十年一次的继承危机。简言之，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习近平先生，有人说，推行宪政，开始党内民主选举，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当选总书记，实际主导政治20年，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不错，如果参加竞选，结果很可能会如此。华盛顿1787年主持立宪，两年后高票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蒋经国1986解除党禁，两年后病故。若非病故，李登辉绝非对手。但是，除非十分必要，更好的做法是明确承诺不竞选连任。因为你若连任，再干十年，整个政改就会变味。不但政敌会诟病你的改革动机，你自己在政治上也会陷入被动。作为众矢之的，你将难以推行新政，开展下一步的宪政改革。古希腊梭伦有“立法者去国”之说，中国有无欲则刚的古训，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华盛顿的国父地位在美国无人可及，不仅是因为他开创宪政，更因为他可以连任而不连任。拿破仑之误，在于做了拿破仑，还想做皇帝。如果说推动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伟人，那么功成身退，主动走出权力竞技场的人则是圣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缺的不是运动员，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领袖。宪政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控制局面。
3. 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继承和执政党内部关系问题，宪政则关系到社会的治理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和民主一样，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未来的十年，是厉行法治的十年。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尊重法律的权威。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法治就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党也就永远无法走下法律。如果说法律是红绿灯制度，党就是警察。交通规则建立之初，警察的责任就是监督执法。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闯红绿灯，警察不再需要，党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警察下岗，走到法律之下。
党是“上岗的”警察，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谁管警察？对于不习惯于权力制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必定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其实，对权力最好的制衡就是权力本身。一个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但只要引进选举机制，让两个警察竞争上岗，他们立刻就会畏法如天，成为公仆。
4. 强国VS宪政
习近平先生，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没有安全，强国对他们毫无意义。自由派也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因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强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更坚固的囚笼。但他们都会支持你搞宪政。在宪政上，他们有共识。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习近平先生，你和你的同事们正在强国和宪政之间纠结。强国有风险，宪政更不安全。在极左和极右派的字典里，宪政直接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搞宪政呢？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而是宪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梦，而宪政则关系到太多人的具体利益。换句话说，强国是理想，宪政是现实。避开现实奢谈理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强国和宪政并不矛盾，宪政是强国的基础，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反之，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强国排斥、代替宪政，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大清朝最后一个太子党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就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才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此梦成真，也是昙花一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曾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5.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治的产物
习近平先生，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由于民权的弘扬，今天的共产党干部不会再用刁民来指称那些钻法律空子、带头闹事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一定赞同这个词。其实，即使是一些维权领袖，也不讳言自己的角色。笔者曾与一位维权领袖谈起以上的三民理论，他听后击节称赞：“共产党就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与三民相对应的，是中国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 博弈的必然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刁民会在与贪官的博弈中败北，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的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公民是法治的产物，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畏法，刁民维权。事实上，刚开始维权的人总是最好的。他们离公民最近，离刁民最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压，维权人士会背离初衷，成为一批为反对而反对的民间职业政治家。那时，他们倡导的维权不再是建设性的公民运动，而是破坏性的刁民运动 。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6. 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习近平先生，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他们也是你部分的权力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得利益集团是你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是你最大的盟友。如果你以反腐、清党、阳光法案作为改革重点，他们就是你的敌人。你要挖人家的祖坟，人家当然要和你拼命。但是，如果你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以推行82宪法和07物权法为目标，就很可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82宪法是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反思的结晶，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具有同82 宪法一样重要的意义。作为未来宪政的基石，它们都是好法，必须贯彻实行。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要解决中国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推行宪政，重在立规；必须向前看，不搞群众运动，不找后账。法国革命把贵族吊上路灯柱，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结果是百年流血动乱。英国革命利用贵族的自身利益，实现宪政，保证了国家三百年的稳定发展。
7. 呼之欲出的党内民主
习近平先生，三千年来，中国流行的是帝王史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姓氏，是为“家天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暴力，遂革命史观流行，“党天下”成为主旋律。如何从“党天下”走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天下”，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除了党内民主，笔者看不到任何走出“党天下”迷局的道路。当然，另一条国人更熟悉的路是革命。但革命之后，必然是一个更强的党建立的一个更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我们只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据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一文披露：在2007年酝酿十七大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曾采用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 为推动这次党内民主选举，曾庆红主动表示自己将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确立了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
2002年，胡锦涛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三民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它没有讲明权力的来源。
习近平先生，你 十七大后提出“权为民所赋”，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补充，表现了你对党内民主的支持。2007年的民主推荐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高级干部自由提名，按一人一票原则实行的党内民主选举。通过200人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次有了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虽然不广泛，且限于高层，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权力交替的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只要改革不失控，民主选举在共产党内的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
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实行指定制是一个历史进步；从指定制过渡到高层内部协商是又一个进步；从高层内部协商到党内公开选举则是共产党摆脱封建，走向民主的最后一步。
习近平先生，你离历史只有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