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心中没有一丝犹疑，那是因为基础于无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已经可以坚定地判断：“中华大腐败”将成为一个世界史名辞被载入人类史册。
这一判断的完整表达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人类史上无前例的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的大腐败。
政治性判断，是基于极权政治在这场大腐败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性判断，是就其在大陆中国社会中的无微不至、无远勿届的弥漫性而言，所有领域无一幸免的遭遇社会机制性破坏，腐败已侵入整个社会肌体。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精神也已全面遭遇其侵蚀。
文化性是基于中国深厚的腐败文化基因被全面激活，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腐败文化现象，人性的全面败坏导致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遭遇一次新的败坏过程，其修复过程将相当艰难。
历史性判断是因为它已发展成一场人类史中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大腐败，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表现必然对中国，对世界都将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这场大腐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由于身处其中，我们不能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完整的历史性评价，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已发生的事实及其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做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预测。
大腐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其历史背景是：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种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随着苏东阵营崩溃，共产极权思潮开始退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极权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已只是时间问题。当今世界就国家制度形式而言，已经可以用现代民主制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种简单的形式来进行划分。
从地球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民主和平的力量已占主流，国际社会这个人类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可以断定不会爆发世界性战争。人类在总体保持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大前提下，普世价值已成为谋求共存共荣的共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导潮流，人类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已来临。
正是在这样的人类历史大环境中，中国大陆走过了闭关锁国，运动折腾不断，噩梦纷呈的时代，告别了政社合一的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端社会形态，告别了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改革。
所谓“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基本上是松绑放权让利的十年，是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十年，社会经济环境逐步走向宽松，整个国家沐浴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
在当时的共产阵营中，中国是最早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国家，是最早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社会进步、获得了宽松社会环境的国家。当时开放的势头是相当可喜的，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主流，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润物细无声地深入人心。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松绑过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公众寻求个人发展的热情，在经济活动方面更是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一种渗透式渐进的政治改革已在开始形成气候。
但就是在这样的关键历史时期，突然发生了一场所谓“八九政治风波”，历史非常诡异地突然发生逆转。风云突变，极少数人不惜选择犯下残暴邪恶的反人类罪行，制造一场卑劣的政变，在国人眼花缭乱的错愕中突然选择了一条重申以暴力和谎言劫持社会的疯狂腐败之路。
在魔法般的变化中，原有的泛政治化官方意识形态和举国体制被强化，在不经意间，政治形势走上了老路，泛政治化是强化极权的核心内容和形式，正是这种极权政治核心内容形式的重新走上老路使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了质的偏转，致使政治改革夭折。
为什么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在共产阵营已全面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会有人做出这样突然的选择？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会就如此地认同了这种由极少数人作出的邪恶选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是怎样发生的？
正是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使中国错过了一次人类史上共产极权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历史性潮流，这一历史转型机会的错过，使中国人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历史性代价。
这种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它特殊的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慎终追远地进行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场中华大腐败发生的世界历史大环境是什么。下面，笔者将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出发来阐述这场大腐败发生的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
大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在许多研究者眼里，包括许多外国和本国的中国学学者眼里，中国都是一个特别令人难以读懂的国家，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解读，都会遭遇许多与国际环境不能接轨，不能融通的难题。
中国的历史之久远，文化之独特，已经形成了许多复杂神秘而吊诡的文化传统与观念根源，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和社会机制。
这一系列的神秘文化、观念根源、文化人格、文化心理、社会机制，构成了这个国家文化上的顽固性，使其始终难以全身心融入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导致了这个教育水平和智商都很高的，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民族，在近现代却始终在历史文化的泥坑中挣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瓶颈期中踉跄而行。
除了以上所述的文化根源外，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起着核心作用的根源，那就是在中国存在一条非常顽固的规则，这是一条所有逻辑以此为起点的规则，一切规则由此发源的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
这是一条统治者以暴力劫持社会的规则，是一条将暴力作为核心政治资源的规则，说穿了是一条盗匪规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经典表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王与寇角色的偷换，并不能改变统治者帝王都是盗贼的实质，所以谭嗣同才会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绝不容许被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所掌控，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绝不容许成为党军就是这个意思。
而在中国这种历史性的长期被劫持状态，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文化性的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始终对劫持者抱有一种感恩载德的奴性，这种文化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皇恩浩荡”的迷幻中，生活在一种认为统治者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虚幻中，即使遭遇盗匪般的统治与劫持，即使生活中充满着谎言和荒谬也不愿意去甄别纠正，宁愿混混噩噩地生活在一种一切从众随大势的社会氛围中。不但基层民众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社会良知和头脑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愿意自欺欺人地如此生活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元规则的存在，至使中国社会经常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致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惧和不确定性之中，入骨的顺民心理，顺民土壤使中国人特别容易被政治暴力所劫持。
除了这个元规则外，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还存在一个最重要的隐蔽秩序系统，那就是以权谋文化、厚黑学和谎言为核心的潜规则系统。这是一个完备复杂而吊诡，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规则系统。不可光明正大言说已经证明了它人性的幽暗，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人性中假丑恶，贪瞋痴的一面，但是它却始终占据着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中国人政治文化人格的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存在着一个这样的占据主流的潜规则系统。
这种元规则和潜规则文化的长期顽固存在，致使中国人缺乏坚定健全的宗教信仰，至使中国人对生命没有足够的尊重，甚至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大规模非正常毁灭也持冷漠麻木的态度。这种长期的文化存在致使中国人政治人格分裂，对厚黑、权谋、谎言不但不认定是一种罪恶，反而会沉迷于其中而津津乐道。
这两个规则系统，是被历代统治者通过大量的政治行为、宗教行为潜移默化植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之中的，至今已经顽固的成为中国人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核心部分。对这两个规则系统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进行全面的反思，不作出鲜明的是非判断，不怀抱足够的警惕，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就始终会存在大问题，对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的普世价值就会怀有一种始终麻木甚至敌对的态度。
当下公开正面场合全面流行大话、空话、假话、套话、狠话，背地里却以密室政治，暗箱政治的形式干着窃国误国的勾当，已充分证明了潜规则文化已转化成了潜规则政治，全面的充当起了制度功能。
正是因为这种元规则、潜规则的存在，致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被暴力劫持和被谎言迷惑的状态中而不自知。这种由暴力和谎言为主要构成的政治权力的长期存在，已被统治者和儒教人物打造成一种类宗教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国人文化传统的天与地，成为了中国人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严密结合，构成了中国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核心结构。
正是这个权力拜物教的核心结构，导致了中国人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始终是权本位而不是人本位（所谓“民本位”其实是对主体进行偷换的表述），这种从逻辑起点开始进行的偷换是从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开始的偷换。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概念被大量偷换的话语世界里，都是因为逻辑起点被偷换而产生蝴蝶效应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诠释与解读，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
在近现代史上，在一些主要的发展阶段、历史关头，中国人之所以会在进步与倒退的关键时刻做出令人扼腕的选择，都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存在一个顽固的权力拜物教的观念文化体系。正是这个观念根源性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一种历史文化的纠缠与纠结之中，即使是在某些历史关头选择一些外来的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莫不与这种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例如二十世纪初，先贤先烈们通过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皇权专制，虽然后皇权时代陷入了军阀混战，但一场承担着现代社会政治启蒙使命的新文化运动已在可喜的发生。
极权政治在大腐败中的核心作用
就在这样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外来的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教开始进入中国，共产极权思潮以所谓“五四”运动的符号式表达逐步取代新文化运动。这是一种以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狂潮取代理性文化运动的转换，这种思想精神上转换的结果是使中国接受了一个传统皇权集权形式与现代极权形式杂交后的政治异形。
这个政治异形的诞生，接收了现代极权的所有特征，其主要特征是有一个高度泛政治化的类宗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体制，这个政治异形不同于苏东政权的最重要特征是带着所有中国社会权力拜物教的文化基因。
现代极权最大的结构性特征是有一个泛政治化大一统的类宗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一个同样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的举国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致使产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史上最极端的类政教合一极权。
在这个政治异形的催生过程中，其起核心主导作用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集传统法家人物和现代极权人物之邪恶于一身的人，他们在极权制度建设中，特别注重将暴力和谎言作为其最核心的统治资源，一方面以革命的名义制造大量匪夷所思的暴行，制造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制造许多人为的社会性灾难，许多令人发指的生命毁灭；另一方面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名义不惜全面歪曲编造历史，营造一个完整的谎言话语体系，将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打造成一个完整的天与地。这是一些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的政治人物，人性的丑恶、幽暗面在他们身上体现为超乎常理的发挥与张扬。
为什么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会很快就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了非斯大林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全党全国人民吃尽了毛泽东的苦头，却有人坚持要继续将这个犯下大量反人类罪行的元凶巨恶供在神坛上，那是出于将暴力恐吓作为重要统治资源的深心考虑，在大是大非面前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作出违背常理的判断与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性政治人格分裂的表现。
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结构，是法家人物为皇权制度设计的核心结构，这个核心结构被现代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极权改造后，其对权力的垄断已达到深入社会每个细胞即原子化个人的程度，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判断，这是人类历史上既空前也绝后的极权。
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前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主义极权，伊斯兰社会主义极权，都是类政教合一的极权，但都没有达到东方国家主义极权的深入程度。这个东方国家主义极权将“天地君亲师”改成“天地国亲师”，一字之改，已囊括到无微不至的极端程度。
正是这种将传统集权与现代极权杂交产生的政治异形，才有可能产生一种高度大一统的人格化的国家意志。
人类心理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是认知、情感、意志，其中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所以前两种都是认知形式，是为判断“是什么”而存在的，而意志是进入决策阶段，即“怎么办”阶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国家意志”就是极权国家机器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认知决策过程，它和人类的心理活动是类似的，与机器人的认知决策也惊人的类似。但这个政治异形所形成的国家意志与机器人的意志的最大不同是，机器人没有情感认知，而这个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却已将许多变态的情感认知灌输入了国人心中，所以说这个东方国家主义极权所形成的是最高程度的人格化国家意志，相信在这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都不会有异议。
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人格化国家意志，将被劫持者与劫持者一同劫持其中，这是所有暴力劫持所必然形成的态势，不管是个人崇拜达到巅峰时期的个人独裁和当下的“一把手专制”或寡头专制都没有摆脱这种全社会被极权劫持的状态。可以说要理解这个社会，理解“劫持”这个关键词是核心。
当整个社会被暴力劫持后，对“人民群众”进行泛政治化思想精神上的全面洗脑和意识形态灌输是必然过程。这种灌输与洗脑如同对人施以魔咒，一刻也不会停下来，所以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就达到了从肉体到思想精神的高度，这就是高度大一统人格化国家意志可怕的地方。
这种形成了人格化国家意志的政治异形，所获得的政治能量、经济能量、社会能量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它有着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有着几乎无所不在的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对所有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如对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垄断，包括对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精神资源的垄断。
实现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各种资源是广泛均衡地分布在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成员身上的。广泛而深刻的人权观念保证了包括清晰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资源均衡分布，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则是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无形之手。而在大陆中国这样的极权社会几乎所有资源的配置都会经过极端权力这只有形之手。
这种形成了高度大一统人格化国家意志的极权政治异形，在实现了对所有资源的全面垄断后，必然会放大极权的狂妄，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运动不断、折腾不断的状态，极权的本质决定了其垄断与极端的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了它必然与广泛而深刻的自由人权理念为敌，与全面的民主法治制度为敌，与人类社会的多元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秩序为敌，其实就是全面与普世价值为敌，使其必然会打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政府和同样史无前例的弱社会。这种强政府弱社会在毛时代曾达到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端程度。垄断与极端的精神决定了这种极权社会与和谐无缘，人民想长期安居乐业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梦想，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极权的精神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秉执的是丛林法则斗争哲学。在鼓吹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时时讲”的争权年代，它鼓励放大的是人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和制造大量生命毁灭是它的主要表演形式，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夺利时代，则鼓励放大的主要是人性的贪婪，虚伪与纵欲，是责任伦理的全面崩溃，拜金主义因此而成为社会潮流。
不断制造政绩是极权政治存在的需要，极权的垄断性质使其必然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政绩共同体，这个政绩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疯狂地掀起一轮轮丧失理性的政绩工程大跃进。这些所谓大跃进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最终无不以制造出大量的政策灾难而告终。只有在奴性文化特别严重，文化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别严重的中国，这种灾难才会不断重复发生。
当前的这场发展主义大跃进，因其疯狂透支资源的形式，必将埋下大量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隐患，将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场大跃进所制造的灾难更深刻！
规模巨大的资源浪费与透支，巨大规模的贪腐与暴殄天物已在中华大地制造了一场空前荒诞的历史大剧。这样的历史大剧之所以会变换着形式在中国反复上演，莫不与中国人的麻木与奴性密切相关！
所以当下发生的这场大腐败，从经济角度判断，是一场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狂潮；从政治角度判断，是一场由人类史上最大的政绩共同体打造的政绩工程大跃进。由于始终没有放弃极权，人性的贪婪在巨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紧密相连时，官方舆论导向只能是责任伦理被意图伦理所替代，政策目标由忽悠糊弄来支撑。潜规则文化已演化成潜规政治充当着制度功能，使这场发展主义的政绩工程大跃进实际上已演变成一场窃国烘抢的分赃盛宴，资源透支的弑母狂欢。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以“革命”“斗争”为核心词语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一次国家主义话语全面娱乐化的华丽转身。这种华丽转身在影视传媒中表现最为突出，甚至被某些影视传媒主导者发展成“娱乐至死”的程度。“娱乐至死”已成为这个“盛世”末世气象混杂时代的象征性符号。
革命斗争的禁欲主义洗脑转换成娱乐至死的纵欲主义洗脑之所以会成为时代符号，是因为前者是为了培养出大批狂热的助纣为虐的政治愚民，而后者是为了制造出大量是非判断颠倒，伦理道德沦丧、情感情欲混乱而淫靡的政治顺民。文化教育传播领域的大一统泛政治化体制垄断，使这种华丽转身得以在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中实现。而其对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伤害却是深刻的而深远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人性本质的伤害！
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是趋善避恶的律令，而极权体制却利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和以权谋、厚黑、谎言为核心的潜规则政治劫持社会，致使这个有着深厚权力拜物教文化传统的社会主流人群遵循着趋恶避善的潮流。这是因为社会精英已不知不觉陷入了“人无良心吃饱饭，阿弥陀佛饿死人”的认知陷阱中，这就是当下有人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深层次原因，说穿了就是中国社会已被极权体制利用人性中的丑恶，幽暗实现了全面绑架！
腐败的发展，从权力寻租的经济角度探索有清晰的轨迹可循，起初还只是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倒买倒卖，采购权力的吃回扣，银行贷款等方面的行贿受贿，基本上是吃吃喝喝，遮遮掩掩，小打小闹。
但自所谓“八九政治风波”之后，以执法产业化为主线，一切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变得放肆起来。因为执法产业化是一种执法部门的集体寻租形式，导致权力寻租逐步变得无所顾忌，并带来了其它行政管理部门的全面跟风，从而发展成行政产业化。接踵而来的是教育、医疗、文化传播等领域所带来的公共领域全面泛市场化过程，这一系列渗透浸润式变化，使利用手中权力寻租逐步演变成权力阶层的集体意识。
在利益面前，伦理道德的坚守是脆弱的，而人性的贪婪纵欲则是与生俱来的。由于这个社会始终是一种泛政治化结构的泛权力化社会，从行政权力开始的权力寻租向各公共领域的蔓延是顺理成章的事，从而使权力寻租逐步发展成一种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社会性潮流。主流社会人群在这场弥漫性大腐败中的人性败坏过程，是导致这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的核心原因。
全面的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各种行政垄断性国企的恶性发展，利用价格杠杆，金融杠杆，资产资本化实现的大规模“国进民退”，虚拟经济大膨胀背景下的股市房市大劫夺无不是由举国体制主导的。各种国企大鳄实际上就是官僚资本，经济寡头，是权贵利益集团，他们的能量已经可以全面影响舆论导向和法律法规的存废。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大陆中国的权力寻租已发展到吃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行政执法、吃收费罚款、吃转移支付、吃电讯、吃交通、吃教育、吃医疗、吃股份制改造、吃社会保障、吃殡葬、吃慈善、吃股市房市高潮、吃行业垄断、吃资产重组、吃资产资本化、吃政绩工程惠民工程、吃会展会庆、吃大规模通货膨胀、吃土地血拆，可以说是无所不吃，花样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这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资本结盟。政商勾结，权钱勾兑、权权勾兑、权色勾兑、权学勾兑等之花样翻新，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可谓空前绝后！
经济史上的腐败经济学样板
腐败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亦有明显的特殊发展轨迹可供观察分析。大腐败中的经济生活可以表述为：“大陆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一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以权力经济为主体的腐败经济。”
为什么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没能发育出一个健康而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那是因为这个极权社会的经济命脉始终为极端权力所掌控，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始终是通过政治权力这只有形之手，经济生活从整体看始终仍是一种权力经济。从表面看来，虽然经济体已加入了WTO，进入了国际大循环的格局，但是大量经济法规并未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接轨，权力经济的色彩极其浓厚，民营经济始终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这种极端的权力经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会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生活需求和淫靡生活需求的腐败经济市场。
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社会会使所有“国家行为”的经济活动成为政绩工程，一轮轮政绩工程大跃进囊括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政府主导的极权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经济活动，例如招商引资狂潮、开发区狂潮、国进民退狂潮、各种会展会庆、评比赛事，甚至选美选秀活动，都会成为政治、文化搭台的经济唱戏。在工业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传播、城市建设等所有领域的政绩工程，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规模巨大的政绩工程和巨大规模的腐败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被极权政治所消耗，致使国家付出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权力经济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才会涌现出大量豪华的政府大楼，各种豪华的演艺场所、高档会所、高尔夫球场；市场上才会涌现出名目繁多的天价烟酒、天价宴饮，豪车、豪艇、豪宅、奢侈品行业的天价珠宝、天价服饰，收藏市场的天价文物，以及涌向国外的奢侈品购物团、购房团，纨绔子弟的留学潮。大量暴殄天物的现象，莫不引起国际舆论的惊诧与国内民众的瞠目结舌，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人群莫不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与权力关系密切的人群。
极权政治生活的最大需求就是政绩工程和生活娱乐化，这就是长期保持占GDP份额近50%的投资拉动的秘密所在。请问在这样的政绩工程市场和腐败淫靡市场的拉动下，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有可能形成吗？
当这个社会出现800万元一斤的茅台酒，18万元一斤的龙井茶；当这个社会容许80元一根的香烟（极品黄鹤楼香烟每包1600元）存在并被主流社会官场人群欣然享用时，这些人群善恶之颠倒、心理心态之疯狂、行为之伤天害理便已走到了临近灭亡的边缘，正所谓：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巨大的腐败市场的形成这个举世瞩目的不争事实，证明了政界和产业界许多人早已树立起了经营和发展这个市场的自觉。这是一个经济学中腐败经济学样本，是人类腐败史上由极权主导的人性败坏的标本。这个市场的存在以及其强大的活力，也有力的证明了阿克顿爵士的论断：“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
但是腐败经济必竟是经济体的病变形态，是“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疯狂心态下产生的。当其演变成经济活动的主流后，大量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便已在高速积累，高速发展必然演变成高危状态。
以国家的名义窃国，以公有的名义据公为私，是这场国家主义极权腐败的最大特色，有力的证明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是一种邪恶的财产制度。
“人无恒产则无恒心”。西方启蒙时代之所以会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旗帜上，是因为保证正当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是保障最重要的人权。财产权是许多权利的基础，清晰而稳定的产权制度是保障人类社会和谐和平的基础。私有财产制度是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最核心的基础，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则是一种所有人主体虚置缺位的财产制度。在极权制度下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给政治权力利用政治口实侵害剥夺他人财产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也给掌权者利用权力侵夺社会公众利益制造了广泛的空间。
在坚持对全社会实施暴力劫持和谎言糊弄的极权政治背景下，掌权的腐败分子通过精心地经营权力、经营腐败，完成了贪腐势力逐步成为执政基础的过程。
所谓社会精英逐步树立起了经营权力、经营腐败的自觉，权力市场化意识成为了权力阶层的集体意识，泛政治化的体制结构导致了权力的泛化侵入到社会的每个组织细胞，泛化的权力导致形成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社会狂潮。人性的贪婪丑恶被全面激活，寡廉鲜耻之风大规模侵蚀主流社会人群，社会性贪腐过程导致了腐败的弥漫性蔓延，使腐败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腐败政治的时代背景下，各层级、各领域无不滋生出大量的食腐动物。权力掮客这种食腐动物是应政商勾结、权钱勾兑、权权勾兑、权色勾兑、权学勾兑的社会需求之运而生的。赖昌星、李薇、覃辉、卿俊杰、师东兵之流只不过是大量这样的“当代英雄”之中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罢了。酱缸文化的渣滓浮上面机制使权力和财富必然会加速向品质恶劣，素质低下者手上集中，这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精神！
人性在大腐败中的沦丧过程
充分地激发调动人性中丑恶幽暗的一面是当下这场大腐败的最大历史特色，这种调动因为是在一个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社会发生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入广泛程度。利用人性的丑恶幽暗来绑架社会是最邪恶的绑架。
这场大腐败因为是极权体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暴力和国家谎言来劫持社会的过程，致使中国人的人性在这场劫持型大腐败的过程中遭遇巨大的考验。
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使政府的服务职能演变为管制职能，利用管制进行集体权力寻租，致使政府演变成与民争利的最大利益集团。掌权者人群责任伦理的崩陷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全社会上行下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责任伦理的崩陷，全面的管制带来的管制危机致使社会自律功能消蚀，从而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一个他律型社会。他律型社会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管制成本，致使国内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开支，其结果却是使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演变为一场猫鼠同窝的博弈，导致管制目的全面失效。这就是越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越盛行于世的真正原因。
潜规则政治的风行，国家机器被卑鄙与邪恶所劫持，导致意图伦理在公开层面支撑而以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的崩陷，造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沦陷，法治秩序、情理秩序、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的全面混乱。社会秩序的荒漠化，导致社会性的人心冷漠的弥漫。可怕的是这种局面还被掩盖在一片盛世辉煌的假象中，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已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
以教育医疗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是掌权者在利益驱动下放弃责任不顾严重后果、进行全面体制寻租的疯狂行为。这些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的寻租欲望被极大地激活和放纵，致使泛权力寻租很快泛滥成灾，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保障体系在公共领域的崩溃，极大地加重了社会公众的生活负担与生存焦虑。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社会体制给全体公民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是全面卸下社会责任并给社会加上了沉重的行政成本负担。
同时发生的还有各种行政垄断型国企大规模扩张的国进民退过程。这一系列经济领域的演变过程无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利用价格杠杆、金融杠杆实现的一轮轮对社会的大劫夺。这一轮轮大劫夺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中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都被大大的压缩，全社会陷入利益争斗的战争状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陷入一种极度不安全感的焦虑之中，这是社会被暴力和谎言劫持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裸官裸商现象的出现，证明了社会上层的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也早已处于一种极度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
我们可以将教育和医疗这二个关系到国民精神与身体健康领域的溃败失守的过程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腐败权力在其中起的核心作用。
为什么教育会很失败？为什么医院会成为屠宰场？为什么师德医德堪忧？为什么师生关系，医患关系会变得如此失去信任、失去关爱、呈对立状态？为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白衣天使”的伦理道德现状会变得如此令人忧心？为什么教育医疗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始终使人无从下手？这一切莫不与当下的体制性腐败，利用人性中的丑恶幽暗对全社会进行劫持密切相关！
著名教育学家钱理群说当今教育体制培养的“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场弥漫性的劫持型大腐败中，各类人群的关系只要牵涉到权力权利的利益相关，就莫不陷入不同程度的劫持与被劫持状态，劫持已成为解读人际关系的关键词。
劫持状态下的同流合污是这场劫持型大腐败中与权力相关人群人性败坏的主要特征。让我们将医疗领域中医德的沦丧与异化作具体分析，即可得出清晰的判断：在医疗产业化过程中，极权体制通过医院内部细化的制度设计，将医生的个人利益和医院的整体攫利创收绑架在一起，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乱检查、乱手术、大处方的泛滥，最终导致狂收费的过度医疗。过度医疗的后果是不但病人受到谋财害命般的严重伤害，而且最终惩罚落到自己头上，导致医生和医学本身也受到严重伤害！这就是上天给与的逻辑结果！中国将可能出现不再有会看病的医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普遍的事实！因为医生已被这个可怕的医疗体制败坏到失智的地步，医生被绑架到助纣为虐的地步。这是医疗领域人群最需要反思的问题！
医患矛盾、医疗纠纷“官方第三方”（医调委）“民间第三方”（道成公司）的出现以及它们的人员构成、运作方式、相互关系已证明了医疗领域的黑幕在向黑恶化发展，有力的证明了劫持是基础，黑恶化势成必然。（《南方周末》2012.5.31）
其实教育等各种公共领域也莫不是类似的状况。例如过度教育已发展到有的学校让很大一部分学生挂着输液瓶上课的程度，教师与学校领导已失智到怎样疯狂的地步就可想而知。这种荒诞现实主义闹剧之所以会在中华大地上大量发生，无不与这个社会被大腐败劫持密切相关。
最近针对伪科学的“干细胞美容”，网上流行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调侃的：“科技部门奋力抢跑‘鼓励干’，卫生部门紧闭双眼‘不让干’，药监部门眼盯美国‘看着干’，学者专家崇尚信仰‘大胆干’，企业老板趋利避害‘晕着干’，医疗机构追名逐利‘偷着干’，美容机构胡说八道‘忽悠干’，数万患者被做白鼠‘花钱干’”。
这首打油诗所揭露的利益利害相关人群的行为、心态、道德现状莫不象征性的折射了中国社会在腐败大发酵时期的疯狂状态。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劫持与腐败既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一种经济需要。与“劫持”和“腐败”这两个关键辞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发酵”，因为中国社会的核心文化传统是酱缸机制。酱缸文化的关键机制是发酵，发酵的重要机制是渣滓浮上面，是最终导致一个碎片化过程，导致一轮新的轮回，因此第四个关键辞是“碎片化”。
通过对这四个关键辞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现实中国深刻变化的来龙去脉，因为所有的变化莫不与这四个关键辞密切相关。其实用这四个关键辞来解读中国历史，同样也会对治乱恶性循环的周期律有更深刻的理解。
大腐败已使中国社会病入膏肓
发展至当下，放眼神州大地，极权的举国体制已成糜烂型腐败态势，体制性腐败已使腐败受到体制实质性保护。政府预决算和官员财产至今不能公开，“三公消费”始终居高不下，各级小金库始终禁而不止也充分证明了以上判断。
发展至当下，体制性腐败已全面发展成公权力犯罪。伴随着全国性的城市化过程，在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双引擎的驱动下，暴征强拆已发展到血拆，发展到黑恶化公权力犯罪的程度，猖狂的、令人发指的权力寻租已被民众直指为“权匪”。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使圈地运动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道历史性风景，其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史上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
发展至当下，极端权力在狂妄心态支配下拍脑袋制定产业政策、指定产业方向已造成巨大失误，致使经济遭遇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危机。依靠行政垄断，价格杠杆，金融杠杆，资产资本化等手段实现的大规模全面的国进民退，至使民营经济失去生存信心，实体经济遭遇严重伤害，整个社会经济生态遭遇一轮新的基础性破坏。而严重缺乏公平公正，腐败横行，效率低下的官营企业最终又难以支撑崩溃性危机。这种官营企业最终难逃晚清官办企业那种全面倒闭的下场。
发展至当下，全面高速发展已导致高危状态。持续六十余年的传统国家主义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一切权宜之计，治标之法均已失效。大量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已酿成复合性危机，至使社会病入膏肓，即使医国高手也只能为之束手。发展主义之殇已尽露端仪！
发展至当下，大陆中国自然生态已被破坏到满目疮痍的程度。自然资源被严重透支，大多数城市已发展到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难以吃到放心食品的地步！
发展至当下，大拆大建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已造成全国千城一面。附丽着中国人情感精神，使人心气平和的传统老建筑遭遇一轮新的毁灭，取而代之建造的是大批粗俗不堪、令人焦躁不安的假古董伪文化建筑及大批没有人性温暖的水泥丛林。农民工大迁徙导致了乡村社会的凋敝，城市老社区的被拆导致了城市居民社区社会经济生态的整体破坏。这一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是在骨子里崇洋媚外要与传统作最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发生的，是在物欲拜金狂潮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这二个关系到发展良性与否的重要概念被严重歪曲，优秀文化传统的毁灭已相当严重，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现象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致使中国大陆的社会人文生态遭遇一场毁灭性灾难！
一个大陆著名学者访问台湾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社会很现代、很传统”。这个判断充分地表达了“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概念在大陆中国颠倒到了什么程度。
发展至当下，社会人文生态发展到信仰已丧失、精神遭阉割、社会信任体系崩陷、责任伦理沦丧、族群关系断裂、人伦亲情冷漠麻木、社会经济生活假冒伪劣横行、坑蒙拐骗猖狂的地步！“娱乐至死”“过好每一天”“快乐即菩提”等各种及时行乐的论调充置着主流话语，全社会弥漫着浮躁与焦虑，沉浸在一种极度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之中。中华民族核心板块的社会心态的堕落已发展到了丧魂落魄的地步！
发展至当下，作为社会良知与头脑角色的知识分子群体已被整体劫持于这场大腐败之中。绝大多数人失去了精神的追求，人格的独立，道德良知的坚守，为了一点可怜的残杯冷炙甚至走到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地步！许多掌权的知识精英已堕落成斯文败类引领着社会的腐败潮流。
发展至当下，官员贪腐钱财的金额已大大突破民众的心理底线。百万、千万计是小儿科，县市级官员都已动辄上亿，甚至上十亿，省部级以上甚至已是百亿数量级了。
发展至当下，数以百万计的官员将子女财产转移至国外，独自在国内当起了随时准备出逃的裸官。这种形成了规模的历史性风景，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出逃将成为另一道历史性风景！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南方周末2012.9.20）。
发展至当下，极权操控下的发展主义大跃进，已使所有领域的发展全面失控过度，过度教育，过度医疗，过度投资，过度城市化，过度资源透支等等，并因此埋下了大量祸患！
发展至当下，货币超发的多龙（央行、发改委、证监委、各地方政府）放水局面，已使金融资源的透支临近极限。由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这些危机的真实演变及大势都被刻意隐瞒。将中国社会整体绑架于极权体制的程度愈高，其问题与危机的积累就愈严重，而化解渲泄压力的机会就愈被丧失。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就愈临近高危爆裂状态，可怕的是大家都不说破！
发展至当下，贪腐势力已在各个层级成为执政基础，有政改意愿的上层资源被挟持得难以施展、难以动弹。但是随着腐败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的复合性危机已发展到高危状态又使得政改被日益紧迫地提上了日程。是在优柔寡断的犹豫中错失良机，还是在维持中迎来爆裂、迎来一个猝不及防的未知局面是全体中国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在大腐败的坚守中倒逼出一场革命，还是在维持中顺逼出一场政改，至今还是这个僵局和吊诡之局中人们想得最多的问题。行文至此，相信看懂了笔者以上的阐述的读者诸君，已经可以就这场中华大腐败的人类史意义作出一些自己的判断。笔者在此想就当前的世界大势联系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前景作出一些从逻辑起点出发的分析与预测：
当前的世界大势是：二十世纪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下的多次局部战争，通过以苏东为核心的共产体制的崩溃，世界性的民主政治潮流已风起云涌。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许多国家的政治改革潮流，都在证明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是各个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获得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基础，极权制度的顽固不过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苟延残喘，这种苟延残喘下制造的回光返照式的经济辉煌恰恰给全人类提供了可供分析和认真面对的标本。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最应深思的也恰恰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极权核心板块的角色会由我们的国家来充当？这场大腐败致使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机制性破坏还要维持多久，还能维持多久？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全面面临极限问题，这是一些将影响到人类前途的问题，例如，由于碳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气候生态危机，全球发展不协调不均衡引起的人口危机、人道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一切危机都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的大危机，需要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全体成员负起责任，通过理性协调、良性互动来获得解决。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世界人口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由于全面透支资源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内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在大量积累矛盾和危机的极权大国，这种大一统极权国家意志主导下的高速高危状态还能维持多久？这个至今仍在与普世价值现代民主政治唱反调的国家，这种充当着世界极权理念和极权制度核心角色的国家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在行将搁笔之即，笔者突然想起明朝末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吃素念经的活活饿杀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老天爷你年纪大
你要是不会做天，你就倒了吧。
这首民歌所反映的民意与天意真是太具象征意义了。
再联想到清朝倾覆的辛亥年，詹大悲与何海鸣发表在武汉《大江报》的二篇文章，一篇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另一篇为《亡中国者和平也》，不由得不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吊诡而深为慨叹扼腕！
仍沉睡在权力拜物教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人啊！沉迷于虚幻盛世辉煌之中的中国人啊，是该警醒的时候了！
二〇一三年三月完稿于重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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