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2/03/13

2013年2月3日星期日

殷乃平：貨幣大戰戰雲密布

山雨欲來風滿樓，第二回合的貨幣大戰正在亞洲開始發生，不少央行的子彈都已上膛，隨時都可能走火開打。

2011年巴西央行總裁指責美國的二度量化寬鬆（QE2）是引起本世紀貨幣大戰的禍首，並且率先將巴西的里拉貶值。當時，拉丁美洲各國與石油組織國家紛紛響應，是為第一回合的貨幣戰，但是為時不久，就因歐元危機，美元走強，而不了了之。這一回合則是在美國三度量化寬鬆（QE3）之後，美元續貶，跟著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強勢導引日圓貶值，引發亞洲周邊國家紛紛因應，國際金融專家開始憂慮這一波貶值大戰將蔓延到全世界，未來這段期間，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將因戰火紛擾而動盪不安。

日本去年的經濟摔到谷底，對外貿易赤字高達¥6.93兆，幾乎是2011年的2倍，主要原因是福島核災之後，日本核能電廠50座核子反應爐僅2座運作，全依賴進口能源，進口大幅增加；而釣魚台事件後對中國出口衰退15.8%，且QE3後的高日圓使得日本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也大減，同時日本國內的經濟衰退緊縮也迫使執政者尋求突破。

日操弄匯市勝台灣

安倍晉三在競選期間就以日圓大貶為主要政見，並且公然表示如果央行總裁不配合就換人做，當選後並且威脅央行不從，就修改《央行法》，在強大壓力之下，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從穩健改為激進。德國央行總裁魏德曼（Jens Weidman）對之表示憂心，指出有些政府正在削弱央行的獨立性，匯率政治化將把世界帶入貶值競爭的危險區中。很不幸的是他的看法正在亞洲發生。

日圓兌美元的匯率從去年9月13日的高點（¥77.49）貶到今年2月1日的¥92.77，貶了18.3%。韓元兌美元的匯率去年5月25日的1185.43元一直升值到今年1月14日的高點（1056.13元），然後被日圓帶動回貶至2月1日的1097.38元，貶了約4%；人民幣兌美元近日也開始由¥6.22回貶至¥6.23；台幣兌美元也從1月21日的＄28.97貶至＄29.60。原因美元貶值帶動的亞幣升值趨勢終於終止，改隨日圓紛紛走貶。畢竟，在世界經濟低迷的環境中，貨幣貶值似乎是一條刺激經濟的捷徑。

各國央行操弄貶值手法頗有些創新，日本是由民間財團與央行成立購買外幣債券基金，用他們手中的日圓換美元（如此，美元升值，日圓貶），購買美元債券資產回來。無論各國如何操作，他們的做法都比台灣央行在每日外匯市場中拉尾盤，「做」出一個有名無實的匯價要高明得多。

總之，在這個亞洲發動的貨幣戰爭中，沒有人能置身其外，金融市場風險變大，多少聰明人能在這團混水中摸到大魚，要看各人的應變能力了。

經濟人語
作者為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

台灣蘋果日報

全民戒毒，自強不吸

中國十七省市遭受最重霾災，到處瘴氣滾滾，妖霧瀰天，連東鄰日本都停止學生戶外體育課了。目下北京人口頭禪是「自強不吸」，莫以為這是戒毒勵志金句，它竟成了「新北京精神」，原話為：自強不「吸」，厚德載「霧」，「霾」頭苦幹，再創「灰黃」。

值得表揚一下，中國環保局終於肯採用美國大使館同一監測標準PM2.5數值，並在橙色警告之上增添了紅色警告，這可是「情為民所繫」的胡溫一屆不屑去做的事。過去中方標準為PM10，所以每逢美國駐華使館公佈空氣重度污染數據，北京環保局都只測出「輕微污染」。而PM2.5標準美國自一九九七年就採用，即測量空氣中直徑小於二點五毫米的細微顆粒，它可在大氣中停留更長，傳播距離更遠，毒害性更大。歐洲北美及日本、韓國、印度、泰國等國均用同一標準。如今中國總算「和國際接軌」，此前官媒及外交部發言人怒罵美使館，指其公佈污染數據係「加入政治色彩」及違反《維也納外交國際公約》，這都一風吹不再提了。

說到天朝外交部發言人，不由得想起那位最「給力」最「雷人」的姜瑜女士，一句「法律不是擋箭牌」，足以流傳百世，哪怕在中共一黨統治結束之後，也是歷史教科書上可圈可點的一筆，而且授課時還會將此句的出處講得更清楚，當時是外國記者提問採訪受到阻擾恐嚇，姜瑜要求對方遵守外媒在華採訪的法律，記住，此時她是講法律的；接着被問到外國記者被警察和國保毆打，這違反了中國自己的法律，姜瑜擲地有聲答曰：問題實質是有些人有些勢力想「搞亂中國」，所以「法律不是擋箭牌！」

須知法律是文明國家所有公民的擋箭牌，倘無法律，政府便會濫用權力；為官可肆意貪墨；警察可殘民自逞；公民的財產物業可以被任意剝奪；軍隊可以槍炮坦克屠殺人民。然而在中共治下，以上諸種犯罪行為，即便有了法律也可以照做不誤，因為只要搬出「搞亂中國」的天條，法律就不是擋箭牌。所謂搞亂中國，實指危及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然而習李一朝矢言「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儘管江澤民也說過「依法治國」，胡錦濤講過「依憲治國」，看去習李的架勢似乎更有形有款，起碼重慶警察跨省「調查」淫照門爆料人，主角朱瑞峰硬是不開門，僵持到翌晨才由律師陪同到警局談話。可記得艾未未在成都也試過將無搜查證的警察拒之門外，結果被破門而入將艾未未打成顱內出血。

當下習朝正要造勢反腐，故而法律還可當朱某人的擋箭牌。不知被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劉霞何時用得上這面擋箭牌？

孔捷生

香港蘋果日報

林泉忠：後馬英九接班卡位戰殺出程咬金

約10年前筆者前往台灣大學政治系拜會江宜樺教授，江教授溫文儒雅、一臉學者氣質，恐怕他自己也沒想到，他會在後來棄學從政。短短5年，江歷任內政部長、副行政院長、如今更扶正坐上閣揆的寶座，並一舉成為後馬英九時代入主總統府的黑馬。

在陳沖因「健康」理由請辭閣揆一職後，馬英九宣布由江宜樺接任，此項任命隨即衝擊2016年總統大選的卡位戰。馬任期將於3年後屆滿，目前黨內三大熱門包括副總統吳敦義、新北市長朱立倫，及台北市長郝龍斌。

馬英九早在5年前勝選後，就覑意栽培同樣是學者出身的江宜樺，而江也不負所望，憑其認真、不卑不亢的處事風格、條理清晰的思維、具有格局觀的政策論述，成為能連續5年留在內閣，並一路扶搖直上的異數。

領導人的用才之道，決定執政團隊的效率與風評。奧巴馬當年延攬對手希拉里及共和黨人入閣，突顯了奧巴馬的氣度與格調，博得黨內外掌聲；不過馬英九卻被批評為不願與不熟悉的人分享權力。江宜樺因與馬的同質性高，受到重用並不意外，然而因此獲得「小馬英九」稱號，對江而言，是褒也是貶。

江宜樺直到去年才加入國民黨，正因為從黨外空降而來，除了勢將引發國民黨內反馬勢力的反彈，也將刺激其他熱門候選人提早展開角逐大位的部署。除此之外，江宜樺還要面對民意的洗禮。台灣《蘋果日報》的民調顯示，超過四成的受訪者不滿意馬英九此項任命，也對他領導政府的能力沒信心。

作為後馬英九接班卡位戰殺出的程咬金，「小馬英九」能否在兩年後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取決於未來兩年能否平穩過渡，其中最棘手的年金改革方案，能否贏得選民的首肯，獲得立法院的支持，今年是關鍵。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明報

晉升「全國政協」爵位

就如雄獅永遠需要鬃毛一樣，人類也永遠需要往身上加戴些光環來彰顯地位。

港英時代，雖然封爵並不能獲得封地與奴隸，但城中豪強仍以能單膝跪於英女王面前、被一把寶劍拍拍肩膀為無上榮耀。

回歸後，再拜英王已不成體統，但祖國又怎麼會不頒發榮耀予可用之才呢？只不過，社會主義國家作出更新，改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和政協分為委員長（主席）、副委員長（副主席）、常委、主任委員、委員五級，因為政體限制，港人沒資格成為委員長（主席），但還是有希望成為副委員長或副主席，例如董建華。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名單，千呼萬喚終出來，二千二百三十七人中，特邀香港人士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包括部分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中聯辦人士、內地外派人士。至此，未來五年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已經敲定。

不要以為這兩個頭銜不值錢，接連數日有人狂祭「番天印」，據聞就與無緣晉「全國政協」爵有關。政治人物翻臉如翻書，建議梁特首不妨大膽推薦幾位民主派精英晉晉爵，如能成事，定能策反一批精英為自己所用。

名單中一大亮點，是被梁振英擊敗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也赫然其中──此前，唐唐為求上位而數次「賣」妻、無良爆料等行徑，引得人人側目，原本預測其政治生命已自絕，不料又能鹹魚翻生。看來大熱倒灶、大冷上位，背後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天意難測啊。

此外，俞正聲今次成為唯一進入全國政協的政治局常委，如無意外，他將成為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

尤可夫傳媒人

太陽報

炒作瓜達爾建軍港不智

巴基斯坦政府近日批准將瓜達爾港運營權移交給中國公司。本來，這純粹是經濟層面的事情，但內地媒體也跟着海外的噪音起舞，說是要將此打造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實屬幼稚和不智。

瓜達爾港位於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扼守從波斯灣到阿拉伯海的咽喉，可控制從世界主要能源產區向其他地區運輸油氣資源的要道，中國大部分進口能源就來自這個地區，而途經瓜達爾的路線是最短的。正因如此，中國成為瓜港初期建設的主要投資商，出資比例佔初期預算金額近四分之三。中國對於經營該港口有興趣，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

韜光養晦免招反對

據悉，中國還對連接瓜達爾及其以西地區的道路和管道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感興趣。在中國「走出去」的大戰略下，不但巴基斯坦是中國有興趣的投資地區，印度也不例外。中國經濟章魚的觸角和爪子，將必然從鄰國向外延伸。

巴基斯坦資訊部長卡伊拉在解釋政府的這項決定時表示，為了使瓜達爾港能夠開始真正完全地運營，港口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但新加坡公司沒有這種能力，中國則準備追加投資，中方已承諾將在瓜達爾港新建二十個泊位。巴方同時表示，中方在此建軍事基地也歡迎。

無疑，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關係特殊，在瓜港上厚待北京值得讚賞。不過，北京在該問題上還是要韜光養晦，沉得住氣，先從能源和經貿層面經營好再說，別貪心不足蛇吞象，到時由於國內外各方的反對，巴基斯坦當局變卦，那就竹籃打水一場空。

北京迫在眉睫的還是「馬六甲困局」問題。馬六甲海峽航線，實際上是中國進口石油唯一的海上運輸線，一旦爆發衝突，美國隨時可以輕易切斷中國的能源供應路線，使中國整個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陷於癱瘓。因此，中國多年來積極尋找破解之道，包括從俄羅斯加大石油進口，從哈薩克修輸油管道南下，還有就是從緬甸修油管到雲南。另外，就是被海外譽為「珍珠鏈」的戰略，在此鏈條上，計劃在斯里蘭卡、孟加拉、緬甸、馬爾代夫等地建設一系列港口，其中瓜達爾港是一顆大「珍珠」。

事實上，這令印度、美國等極其不安，中國今後若能順利營運瓜達爾港就很不錯了。另外，瓜達爾港已可解決中國海軍遠洋航行的補給問題，根本不必高調說建軍港。

古呂

太陽報

官場哭笑不得錶哥層出不窮

自陝西「錶哥」楊達才一失笑成千古恨後，內地官場知所警惕，官員出巡時既不敢隨便微笑，更不敢財帛露眼。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王德學日前穿上一身舊款軍大衣，到河南煙花運輸車爆炸塌橋事故現場視察，一臉悲傷，還淚灑當場，但網民並沒有因此放過他，他很快就被揭發在不同場合至少戴過八塊名錶，被譏為「新錶哥」。做騷不成，反惹來一身羶，可謂弄巧反拙。

高官到事故現場視察，指揮救災，本來是例行公事，但自從陝西安監局前局長楊達才在死傷枕藉的事故現場詭異微笑引發眾怒，繼而被「人肉」出私藏大量名錶而下台後，這類場合便成為網民搜集官員貪腐罪證的大好機會。王德學顯然吸取了教訓，沒有筆挺西裝，沒有名牌手錶，也沒有名牌褲帶，取而代之的是跟身邊隨從格格不入的樸實軍大衣，還顯得十分傷心，不時拿出紙巾拭淚。

不料這些「破格」舉動未能博得掌聲，反而招來罵名，網民一面倒批評他做騷過了頭，挖苦他「都甚麼年代了，還穿軍大衣，是前一天特地從箱底找出來的吧」，「我們的幹部聰明了，知道甚麼時候哭，甚麼時候笑」，「是不讓你笑，但也沒讓你哭啊」。更「不幸」的是，王此舉激起網民人肉搜尋，找出他在多個場合佩戴不同名錶的相片。有學者一語中的，指王的表面工夫是夠了，可是人民不是等他來扮悲情騷清苦的，關鍵是要查清塌橋真相，消除安全隱患，王放着正事不做，忙着做騷，簡直是本末倒置。

表演過頭弄巧反拙

這些批評顯然並非無的放矢，且不論王的名錶來源是否合法，安監局是臭名昭著的貪腐溫床，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單是去年六月至今，已有十一名省市級安監局局長因貪污受賄而被轉崗、起訴或停職，「安監局長」儼然成為高危位置，而名噪一時的「錶哥」楊達才便是其中表表者。

安監局的職責，顧名思義就是監督管理各地安全生產工作，包括煤礦企業、礦業、危險化學品及煙花爆竹生產企業的生產安全管理，消除隱患。事實卻是，安全事故無日無之，而且背後總有官商勾結的影子。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特大礦難背後，是地方安監官員貪污瀆職，官煤勾結，瞞報遲報。以今次塌橋事故為例，官方對監管責任隻字不提，只諉過於貨車沒有合法運輸手續，拘捕四名嫌疑人便草草了事，這如何能令民眾信服？背後到底藏着多少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秘密，又怎能不令人懷疑？

說到底，權力一日不關進制度的籠子裏，「錶哥」、「房叔」只會愈來愈多。中共新班子口口聲聲不讓腐敗分子在黨內有藏身之地，問題是，在絕對權力、官官相護的中國官場，要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機制，談何容易。

太陽報

溫家寶希望寬恕甚麼

即將卸任的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市落區，聽取對其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請求寬恕。他說：「這些年我為人民群眾做了一些好事，但不足以報答人民群眾對我的培養和恩情。我雖然盡力了，但總覺得有些工作做的還不夠好，心裏感到愧疚，時時自責，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和寬恕。」

古語有云：「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盡，其言也善。」三禪以為，官之將退，是否其言也善呢？對於溫家寶這種自責和檢討的精神，他希望人民寬恕的是甚麼呢？

最新一期《求是》雜誌刊登了他一月二十三日在國務院第八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他談及當前中國政府改革存在的問題，指治理國家必須依靠民主和法治，歸根結柢就是必須有一套完善的體制、機制和制度。不過，報道就此打住了，也許他暗示自己對政改心有餘而力不足。

溫家寶還說到行政管理體制的三個問題：一是職能轉變仍不到位，在市場條件下管了不該管的東西；二是政府各類機構仍然偏多，該精簡的部門精簡不了，職能交叉、權責脫節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三是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依然是滋生腐敗的根源，結果濫用權力、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等腐敗現象屢見不鮮。

事實上，這三個問題，在溫家寶上任之初就存在，到他卸任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到底要怪誰？三禪認為，溫家寶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負責：一個是食品安全的問題，像國人到香港搶購奶粉，蓋因中國食品令人失去信心；另一個是全民的誠信問題，這已成為民族的危機。

柳三禪

東方日報

革命聖地忙腐敗興衰周期永不改

延安是中共的「革命聖地」，延安寶塔更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延安精神」的象徵。諷刺的是，就在中共第五代改善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被冠以「延安精神延伸」大事宣傳之際，紅色聖地竟上演一齣「人民代表吃人民」的黑色鬧劇。

延安市寶塔區日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入住全市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每日房租最低約一千八百元人民幣，行政套房租金更高至近五千元。四天三夜會期總共花掉民脂民膏超過三十萬元。官方數字顯示，延安市「三公消費」近年不斷上升，去年已超過一億三千萬元。

顯而易見，延安精神早已變味，「為人民服務」異化成「為官老爺服務」的潛規則，「艱苦奮鬥」蛻變為「驕奢淫逸」,「人民代表」成了名副其實的「腐敗代表」。寶塔區人代會揮霍公帑，極盡奢華的「盛況」，其實是內地官場腐敗的縮影，類似鬧劇每天都在全國各地上演。

三公消費貪腐溫床

近日在內地熱議的「舌尖上的浪費」，主要針對公款吃喝。美酒佳釀堪稱最佳官場潤滑劑，曾有全國人大代表披露，全國政府機關公款飲酒量總和每年一千四百萬噸，等於喝掉一個西湖。「屁股下的鋪張」亦不遑多讓，最新調查發現，公車消費已經失控，全國超編率已經超過五成，有的官員一人配兩輛專車。

第五代新領導層上台後提出「八項規定」，表面上公款消費有所收斂，實際上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看見紅燈繞道走」的手法五花八門，不外乎由公開轉到地下，利用「私人訂餐，公款埋單」；或把地點由酒樓轉到會所等等，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昨日到「瘠苦甲天下」的甘肅定西考察，在探訪當地貧困戶時，憶述起四十年前在延安插隊時的艱苦生活，承諾要官民同心，「把日子愈過愈紅火」。實際上，愈過愈紅火、愈過愈滋潤的不是老區百姓，而是中共官員。

第五代面對的尷尬，讓人想起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與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的「窰洞對」。黃炎培擔心中共坐江山後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則信心滿滿稱，只要讓人民監督政府，便可避免「人亡政息」。

六十多年過去，寶塔山下、延河兩岸，聲色犬馬，驕奢淫逸，昔日人人嚮往的聖地變得烏煙瘴氣，比當年的國統區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承認面對「亡黨亡國」的危機，證明天道不爽，興衰成敗的歷史周期率永不過時。

東方日報

在北大的課堂上很難聽到真知灼見

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3）

　　——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在來到美國之前，你從書房走出，廣泛介入中國大陸的各種人權活動，你自己也說，你是“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最近十年以來，劉曉波所從事的人權活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你還是一個廣泛社會議題的時政批評家，這是不是意味著，你還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你自己說的“異議知識分子”？

　　余：我更願意使用“持自己見者”這個自我定位。因為，所謂“異議分子”，“異”從何而來？其標準就是當局的立場，跟當局的立場不一樣，才是“異議”。但我從不以官方的立場為標尺，跟官方一樣或不一樣，對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在每一個問題上都發出自己獨立的、真實的聲音來。我不認為我的每個觀點、每篇文章都是正確的，但都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不會隱瞞任何觀點，即便某個觀點讓我成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

　　至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在中國已經變成了貶義詞。我當然承認自己具有相當的公共性，但我對這種公共認同仍然保持相當的警惕，也就是說，我有時候需要讓自己具有某種“隔離”的狀態，才不至於被“民意”所左右。不當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閑容易，不當大眾的幫忙和幫閑難。

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

　　《中國密報》：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你說你追求劉曉波走上了一條少有人走的異議知識分子道路，這起碼是你畢業離開北大之後發生的人生故事；而在這之前，你已經被錢理群教授說成是“精神界戰士”了，與“異議知識分子”有了神通。在中國高校，雖然北大一直生產各種反體制的“精神界戰士”，但畢竟鳳毛麟角，也許北大是你成為“精神界戰士”的催化劑之一，但我想北大肯定不是唯一原因，還有其它原因嗎？

　　余：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共同的情結了：“六四”。雖然我比“六四”那代學生年輕好幾歲，“六四”的時候我才剛剛初中畢業，身在成都郊區的小縣城，並沒有親身參與這場民主運動，但“六四”確實成為我的“成年禮”。我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晚上都悄悄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廣播，知道了屠殺的真相。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北大，承接北大民主自由的傳統。那是我精神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我們那個小縣城裡，每年差不多一千名參加高考的高中畢業生，大約只有一兩個人能考上北大。我成了這個幸運兒。然而，當我1992年考入北大的時候，卻發現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北大陷入政治高壓與經濟誘惑雙重壓力之下，偌大的校園，幾乎安放不下一張書桌。

　　那時，在北大的課堂上很難聽到太多的真知灼見，敢言的教授要麼被趕下講檯，要麼變得謹言慎行。不過，我找到了一處世外桃源：那就是北大圖書館的“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小小的閱覽室，平常很少有人來看書，也許大家都不願讀豎排版的繁體字吧。我卻在裡面找到若干禁書，如台灣早期黨外運動的歷史、台港學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全新敘述等等，讓我豁然開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也由此建立。

　　然後，我就開始了寫作，這些作品我名之曰“抽屜文學”，我知道它們難於發表，只能被鎖進抽屜。我打印了少許出來，在師友之間傳播，後來越傳越廣。幸運的是，經過錢理群教授的推薦，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出版問世，並被視為八十年代民主自由思想薪火相傳的標誌。可以說，我的成名是在一夜之間。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本書安慰了許多在黑暗中求索的年輕人的心靈。那時，一年間我就收到了幾千封讀者來信。

　　《火與冰》其實是一本隨想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以片段式的文體來表達的，當時是受到尼采的《權力意誌》和《世說新語》的啟發。長的片段，可以長到兩三千字，可以獨立成為一篇文章；短的片段，也就一兩百字，當然是以短的居多。當今天推特和微博成為人們喜愛的交流工具乃至形成一種獨特的輿論力量的時候，我這才恍然發現，十多年前的不就在嘗試這種推特體和微博體的表達嗎？（《中國密報》第4期）

南周事件不是一個好徵兆

明鏡新聞網編譯蕭伃君

出現在廣州南方報業集團總部外的不只是聲援遭到廣東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新年獻辭的《南方周末》的人們，一些手持支持共產黨標語的忠誠共產黨黨員也在現場表達他們對政府媒體審查的支持。他們揮舞著中國國旗，其中一個標語寫著“支持共產黨，支持毛澤東思想，支持打擊漢奸媒體”。據《紐約客》歐逸文的報道，還有另一個標語則寫道：“《南方周末》有的是美國夢。我們不要美國夢，我們要中國夢。”

抗議現場有人手持支持共產黨標語(南周支持者則手持五毛表諷刺) 。

不知道這些被許多中國網民稱為“五毛黨”(傳聞中國政府雇用的網絡評論員發文一篇有五毛的收入)的人們是否知道《南周》的原版新年獻辭的標題即是“中國夢‧憲政夢”？習近平曾在參觀國家博物館時說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也在紀念中國憲法公佈實行30週年會上表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到新水平”。換句話說，《南方周末》的原新年獻辭可以說是在呼應習近平的理念。

然而，很明顯的，不論是“漢奸”或是將《南周》與美國作連結，都與中國政府新下達的指令不謀而合。政府的新指令讓人感到心寒，更對原本對中國改革有所期待的人潑了一桶冷水。

境外敵對勢力支持《南周》？

根據《中國數字時代》報道，中共中宣部在抗議聲浪不斷中，依然發出了以下的指令：“關於《南方周末》新年獻辭出版事件的緊急通知，各級主管黨委和媒體，對於此次事件，必須明確以下3點：一、黨管媒體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二、《南方周末》此次出版事故與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同志無關；三、此事的發展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各主管單位必須嚴格要求其部門的編輯、記者和員工不得繼續在網絡上發言支持《南方周末？。各地媒體、網站明天起以顯著版面轉發《環球時報》的社評《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

中宣部要求各媒體網站轉發的《環球時報》社評在文中這樣寫道：“在中國今天的社會政治現實下，不可能存在這些人心中嚮往的那種‘自由媒體’……媒體絕不會成為中國的‘政治特區’。”這篇社評也再度提及了中國外交部常譴責的“別有用心”的外來勢力：“一直以來有一些外圍人士試圖推動中國個別媒體搞對抗，他們是在坑這些媒體。”社評更特別指出支持《南方周末》的人包括了“遠在美國的陳光誠”。

《華爾街日報》博客《中國實時報》除了表示這篇社評並沒有明確說明解釋陳光誠與《南周》的關係之外，更告訴我們每當中國官員遭到批評或責難時，最愛用的手法就是將矛頭指向外國勢力，這已是他們行之有年的作法。近年來，中共官員將大大小小的事怪罪於“外國勢力”頭上，從新疆和西藏的暴動到中國失業工人的不滿，當然還有溫家寶家族遭《紐約時報》披露擁有27億美元財富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稱此報道意圖“抹黑中國，別有用心”。即將退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在2012年警告外國勢力正在有意地加速西化中國。

在此次《南周》事件出現的反對外國勢力介入的說法，也令人回想到當初廣東省烏坎村抗議事件中出現的相似指控。烏坎村因土地被地方政府搶奪而群起抗議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但外國媒體的大幅報道引來當地地方官員的不滿，認為烏坎村村民“指望國外幾個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好壞都顛倒了”，此官員更語氣強硬地說：“境外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

官方強壓媒體反抗聲浪

然而整起事件究竟是否是“境外敵對勢力”在推動？姑且不論“境外勢力”是否就是“敵對”或有惡意的，從中國媒體對政府新指令的反抗就可看出抗議聲浪在中國民間的自發性。

中共中宣部要求各大媒體轉發《環球時報》社評，但據《南華早報》報道，已經有媒體強烈表示不願意配合。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聯合主辦的《新京報》，內部傳出反對轉發這篇社評的抗議聲，《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甚至已在北京市宣傳部強迫轉發社評後提出口頭辭呈。《南華早報》表示，這信息是根據1月9日早上《新京報》的記者在網絡上發出的聲明。

《新京報》社內員工不滿政府強迫轉發《環球時報》社評。

另外，根據許多中國記者在微博上的發文，許多之前選擇不轉發社評的媒體在1月9日都被強迫轉發，這些記者的微博發文不久後即被刪除。據聞，北京市宣傳部副部長冷言親自到報社監督轉發的執行，並威脅：“不轉發，就停止《新京報》今天的開機印刷。”

新領導層改革方向令人擔憂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員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認為，假使中宣部的指令為真，那這對中國未來的改革不會是一個好的徵兆。在《中國數字時代》所公開的指令中，中國政府的語氣是極端強硬的，試圖再次向各界宣示“黨管媒體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班志遠強調，在《南周》危機繼續開展的同時，我們必須記得一件事：整件事的起始並不是改革派與共產黨內希望維持現狀的保守派之間的對抗。儘管現在此事件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場要求廣泛的媒體和言論自由的運動，但是事件原初的根本爭議在於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廣東省的宣傳部官員越線、破壞了原本的現狀；廣東宣傳部部長庹震將媒體審查運用到一種過度介入的程度，誇張的程度連已試圖與審查制度和平共處多年的記者們都無法接受。

針對《環球時報》社評中提及的中國內部的“政治特區”，班志遠反駁說沒有人在要求“政治特區”，也再度強調《南周》的記者起先只是反對庹震進一步侵犯他們已受限制的自由。我們可以說，其實政府在事件爆發的一開始有許多機會可以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畢竟事件一開始許多人針對的就只是庹震一人。然而官方卻選擇擺出強硬姿態，並奪取《南周》官方微博帳號發表不實言論，整件事才升級成為更一般性地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議運動。

班志遠並意味深遠地說，這次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危機不只是攸關於被眾人期待將使中國更加開放的習近平，是否真的可以履行他的承諾；而這次由《南周》所引發的事件更是中國是否會在媒體自由上走回頭路的指標。假使中國媒體自由度真的倒退，新領導層的整體改革方向將是令人擔憂的。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未來走向

對於班志遠強調的媒體在審查制度下的現狀，剛出版以中國航空業探討中國整體發展的《中國航空》(China Airborne)的法洛斯(James Fallows)在《大西洋月刊》上有一些說明、也提出一個中國未來改革方向的大哉問。

首先，法洛斯指出中國媒體的現狀，如中國是個巨大、多元、充滿矛盾的地方，中國的媒體也是如此多元。幾乎每種媒體平台皆處在政府監控的威脅下，而這通常也是他們被強迫接受的現實。但是有些記者、編輯和新聞播報者試圖在審查制度下找尋最大的發揮空間，他們可以說是現今世界上最勇敢的記者中的一群。但與這些在繩索上行走的記者形成對比的是另一群支持政府的媒體工作者，這些人接受他們固有的薪水以及因支持政府所得到的“紅包”報酬。(法洛斯並推薦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赴宴者》(The Banquet Bug)給希望了解紅包文化的讀者)。

接著法洛斯介紹中國的審查制度。他稱中國的審查制度是一場人民與審查員的比賽，瞬息萬變。中國人民現在比從前更加了解共產黨宣傳之外的外在世界，也愈來愈能找到新方法閃避官方的屏蔽和防火長城；但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審查官員不但愈來愈有辦法利用新科技管理媒體、對於監控和解除網絡漏洞危機也愈來愈積極和具有經驗。

從西方科技的角度來看中國媒體現狀，“資訊想自由，真實總是有辦法找到出口”這類的說法似乎很自然也很容易，長遠看來，法洛斯也相信的確是如此(這也是法洛斯在《中國航空》討論的主題)。但是，法洛斯強調，在中國，這個“長遠”可能是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在前進的路上可能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在走著。就在“南周事件”發生的同時，曾經強硬的谷歌也傳出對中國審查制度讓步的信息。

最後關於中國整體的開放性和改革，法洛斯表示這是個大哉問。對於中國未來可能的走向，以簡單的說法來說就是以下這個矛盾：正方──中國制度必須改變，假使政府希望跟上教育程度愈高、在現代經濟系統下要求愈多的民眾的腳步，中國制度的改變是必要的(否則經濟將會停滯不前、中國政府也將會失去這30年發展所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反方──中國制度不能改變，因為掌控公安機構、政府──工業複合體以及其他權力來源的既得利益者們手上握有的權力和偏執多疑，使得中國現有的制度動彈不得。

“《南週》事件”事很有可能就這樣漸漸地落幕。

不管是中國內部或是外部，關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的意見相當多，但是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解決方法感到確定，人們用來判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事實根據也是不停地在變動。

這些是法洛斯對這次事件制度背景的說明。現在中國最敢言之一的報紙裡的敢言記者們，正在對抗他們直到事件前一直試圖與之和平相處的審查制度。這很明顯地是件大事，但是，法洛斯指出，這件事也很有可能就這樣漸漸地落幕，就像其他一些曾經被外界視為可能是轉捩點的運動或抗議事件一樣。

媒體審查制度的潛規則

《紐約客》的歐逸文也認為，“南周事件”是中國至少5年來要求媒體自由最大的抗議運動，但他也指出對新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與其團隊而言，南周事件也是一件大事，它是習近平定義的自由改革的第一個測試和挑戰。

但歐逸文問，中國每天都在對出版品進行媒體審查，為什麼獨獨這件事發展成大規模的抗議？與班志遠的答案相同，歐逸文認為是因為中國審查官員這次打破了在媒體審查下雙方維持的微妙平衡。這是一個中國政府的控制以及記者尊嚴之間的微妙平衡；之前這個平衡得以讓中國的記者可以每天在工作之餘不為自己的尊嚴感到悲哀。

歐逸文強調，中國大部分的媒體審查是隱晦不明的；通常不會有一個人在新聞室裡拿著紅筆挑出哪個段落適合、哪個段落該刪。中國的審查制度是讓編輯自我審查，做不到自我審查的就等著面對隨之而來的後果(解雇、逮捕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讓中國政府得以隨時根據它的需要任意調整審查的範圍，更可讓記者們覺得他們並不是活在奧威爾的1984的世界裡。最重要的是，至少在過去60年來，這個審查制度是有效的。

中國的媒體審查倚賴潛規則的自我審查。

中國知名賽車手兼作家韓寒就對這種潛規則的審查制度有貼切的描述：“哪怕你想講講規則，他們也不明確告訴你規則是什麼，以便讓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是違反‘規則’的。想要符合他們的規則，只有變成他們。我們自審互審，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不停揣摩。”

習近平將會軟硬兼施地解題

但是現在這個平衡已經愈來愈難以維持了，歐逸文說。習近平接班後的2個月內試圖向中國民眾和外界展現他比前任者更現代的一面。他更試圖表現他平民、簡樸的一面，宣佈要根除黨內的奢華風氣、隨行車隊和形式主義。這一系列的改革被網民稱為“四菜一湯”改革，指習近平以簡約菜單展現出的政治可信度。

但是在這當中有個問題，就是對《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們而言，或是對中國漸漸對政治社會議題有興趣、比例正在成長的一般中產階級而言，政府所提供的這場交易並不那麼吸引人。他們不滿足於政府高層在媒體審查上說一套做一套的這種作法，中國的民眾這次本來應該隨著政府的腳步走，但是他們沒有，他們在網絡上轉發寫著“四菜一湯不是真改革，新聞自由才是真改革”的照片。

如文章開頭提及的，在這次的抗議現場中，有人舉著標語表示他們不要美國夢，他們要的是中國夢。或許對這些政府支持者而言，中國夢就是支持共產黨，但是對更多人而言，到底誰才是中國夢的代表已不似從前黑白分明、中國夢也已經愈來愈難定義。

歐逸文認為，這次在事件一開始即在微博上引用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名言“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隱晦地支持《南周》的中國知名女星姚晨，是中國中產階級崛起的一種新的代表。姚晨不只因浪漫喜劇和武打動作片、或是出現在世界電影首映會的紅毯上而成名，她也關注社會議題，例如，她曾經在微博上替她在湖南被強迫徵地拆房的親戚說話。姚晨表現出的是對中國中產階級而言最佳的黃金組合──道德感、消費主義以及浪漫喜劇明星，這個組合吸引了3100萬人的微博關注者。這個數字將近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的一半。

中國知名女星姚晨在微博上隱晦支持《南周》。

歐逸文在文章最後表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所領導的政府如何同時運用紅蘿蔔和棍子、軟硬兼施地形成出一個解決方法。但不論這個解決方法是什麼，對中國而言，更大的戰鬥仍然在前方尚未結束：到底誰能握有中國內部真相的定義權。 (《內幕》第13期）

習近平浸透黨文化濃汁，才被元老選中接班

《明鏡月刊》子朗專稿

（三）中共黨文化的濃汁

　　習近平出生在其父習仲勳貴為國務院副總理的輝煌歲月。他從小養尊處優，把一切高標準物質享受視為天經地義，是非常必然十分正常的。整個家庭的感情和意識，不可能不是對於共產黨的成功革命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崇敬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們終於“成者為王”了，出將入相統治華夏了——人們的認知和理念的核心，往往是幼年和青少年時代所受的家庭熏陶和環境影響，因為這個成長階段，他們最為敏感，吸收力最強，切身感覺的烙印最深。

　　這，是人的思想的一個基礎形成原理，不是習近平的個人特點。

　　這個類別的孩子，遺傳基因優秀，生長發育良好，心靈沒有受過創傷。後來習仲勳遭受毛澤東打擊，他和其妻不會對小孩講半句“不利於黨和領袖”的話，也無法向他們解釋“罪案”的是非真相的原委。這也是必然的可以想見的。因為他們有特強的“黨性”，也怕傷害孩子情感，更怕失言惹禍。唯一可能說的話就是：“爸爸犯了錯誤，毛主席是正確的。”即使幾十年後孩子長大，做父母的都恢復了名譽和地位，他們也不可能讓走上社會和進入幹部隊伍的子女明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是如何深深地禍害了中國。因為這個黨一直居於統治地位、手掌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死大權。恐懼感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中國人心裡消失過。

　　所以可以斷定，習近平從來沒有受到過對共產黨統治的負面看法的影響，或者說啟發。有這種看法的同代人不會跟他接近，做他的朋友。有這種看法的前輩與師長，不會對他披肝瀝膽，講述“反動言論”。

　　在“上山下鄉”年月，習近平接觸過山鄉農民，看到過農民的貧困、落後、勞苦、無奈生活。對這些種種他有過怎樣的感覺、感觸和感慨，我們不能妄測。也許有過，也許沒有。因為大城市出生的年青一代只知道，幾千年來中國農民都苦；何況，毛主席領導的中共革命，已經“把農民從地主老財手裡解放了出來”，使他們做了中國的主人。主人再苦，也是主人，抱怨誰去？習近平不久就到軍委耿飚手下工作去了，很快就到各地擔任各級領導幹部去了，直到如今，他一直都在領導崗位上快速躍升。所以，幾十年來，他所經手的繁瑣工作，就是根據上級指示和中央文件，向下傳達，佈置工作。開會，聽報告；開會，做報告。對上，恭恭敬敬，唯命是聽，對下，指揮號令，恩威並施。他沒有突出成就，也沒有惡行劣跡。他的躍升並不是主觀的努力目標，他也不擔心哪天自己會中箭落馬。因為自從他的爸爸平反復職以後，他的政治安全和職務躍升已是不用自己操心的事了。

　　習近平所受的學校與社會的教育，不可能不是中共愚民政策的成果。從幼兒開始，人們就被規定只能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單一信仰；從會張嘴發出聲音開始，他們就被帶領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教唱《東方紅》和《社會主義好》。這種灌輸和洗染，就使人們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磨滅了辨別是非的功能，凍結了愛憎情感，封殺了想像能力，以及心靈對美好精神的感應、對豐富思想的吮吸能力。因為他們的大腦和神經細胞都被麻痺了，固化了，僵板了。那種隱天蔽日、無日無之的疲勞轟炸式的欺騙宣傳，使人們除了官方教條之外已經很難接受別的什麼東西。

　　這，就是中共黨文化的一種濃汁。

　　億萬青少年和這個習近平，就在這種濃汁裡浸泡長大。後來他成為統治隊伍的一員，在觀念和切身利益方面就跟被統治者站在對立的地位。因為統治者的任務和職能就是壓制，而被統治者的天性就是反壓制，不管這種天性僅僅是隱藏在心底裡還是表現在行為上。共產黨對這一點非常清醒，從來沒有一廂情願地盲目樂觀過。

　　我們實在沒有線索和證據可以相信，習近平曾經受過古代儒家的“人溺己溺，人飢己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己所勿欲，毋施於人”、“苛政猛於虎”等等仁慈胸懷的熏陶。我們也看不出他曾經受過耶穌基督犧牲自己救贖人類的美好獻身精神的影響。當然也無法發現他對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有過研究和借鑒的興趣。我們不知道他究竟是受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觸動，還是受過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染。不知道。一絲一毫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稱職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等等等等，直到現在，他登上了中國的最高領導地位。他講出來的語言，寫出來的文章，全是套話和官腔，不帶一點個人特色。

習近平充滿黨性。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的是，他如果在那濃汁裡泡得不夠熟透，還能讓人看出本身的天然原色，渾身未能散發那特殊的濃汁氣味，他就不會被選中；

　　他如果沒有“堅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信念”，也就是說，頭腦裡沒有那種僵化固化的教條理論，他就不會被選中；

　　他如果對毛鄧江胡的六十多年的帝制皇朝式統治有負面的看法，毫無意願竭盡全力保牢這個“紅色江山”，他就不會被選中；

　　他如果沒有保證過他一定誓死效忠於前任、前前任，一定全力保障他們的“名望”、特權、利益和家族的地位財富，他就不會被選中；

　　他如果真正具有遠見卓識，又曾飽讀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對大事小事都有個人的獨特見解，講出的話語充滿著個性和想像力，才幹過人、鋒芒畢露，英氣勃勃，一副大有作為的樣子，他就不會被選中；

　　他如果生性軟弱，沒有鐵腕，耳朵根軟，容易接納良善開明的諫言，不能斷然使用暴力撲滅對自己和對共黨政權不利的浪潮，他就不會被選中。(《明鏡月刊》 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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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真小人”陣營的代言人和帶頭者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8）

《新史記》康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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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劉燁扮演的青年毛澤東。

讓我們的話題再回到那一萬二千字《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沒討論完的問題。毛澤東“自然人性論”的核心是“唯我”和“利己”，他不同意泡爾生有關利他主義的論述，認爲“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故人恆以利我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與我為同類有關係而利之耳，故謂不可不利他可也。……世無絕然與我無關而我貿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說，則‘個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諸義亦說不去。蓋諸義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

爲什麽利己如此重要呢？毛接著指出，因爲“人類生活之本意，仍在發達其個體也。”所以，一個人從“唯我”和“利己”出發，也就是從他的“自然衝動”出發。我們已被告知，在毛的語境中，再沒有比“自然衝動”更真實更堂皇的起點，於是毛武斷地下結論說，“真者，善也；偽者，惡也。實行利己主義者，念雖小猶真也，藉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則大偽也。”就毛的立意來看，“自然衝動”既為真，當然也是善。只是為避免因純然利己而出現霍布斯所說的爭奪兇殺，毛才提出了不同於霍布斯的解決辦法，即通過“兼利他人”的手段，以達到自利的目的。這樣推論下去，最終將會達到“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注39）的境界。毛這套推理似乎說得順理成章，以致劉季倫文中都以爲“與儒家的愛有差等似乎頗爲相類”。其實是完全對立，根本不同的！

毛那種純邏輯上“推己及人”的思路與“己欲立而立人”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相比，區別到底何在？讓我們詳為區劃。

前者因從利己出發，難免把被“兼利”的他人用作反彈回“利己”出發點的中介，他人因而被工具化，被一口吞進了更加高尚的“大己”天狗之腹。其露骨的實利打算明顯屬於非人化的思路。後者的我與他乃對等關係，雙方處於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位置，“我”不是把“他”視爲物化的客體，而是可移情（empathy）於其身的對象，是另一個被“我”體驗為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主體。兩者與其說是“我”與“他”的關係，不如説是“我”與“你”的關係。按毛澤東那種陷入自我中心坎井的蛙式思維看問題，眼界也就井口那麽小，而人與人靈性感應的世界是海闊天空的深廣境界，彼惡乎知之？

毛澤東生當傳統衰落，孔家店挨轟的年代，在那衰朽的社會氛圍中，他確實感受到三綱五常中陳年積累的僞善。對僞善的敵視，應該說發自他内心，的確充滿了義憤。這並沒有什麽稀奇，當時不少年輕的讀書人都有這種身世脫節，時代斷裂的感受。但由於毛討論問題的立場多發自個人的不滿，且持一種從低窪處向上空發出鼓吹的姿態，他自己又缺乏研究社會人生問題所應有的訓練，因而對個人、家庭、社會和階級關係等問題，他都難以作比較客觀的觀察和如實的描述，更談不上予以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分析。結果他仍然是從道德情緒的角度批評舊道德，所關注的自然多是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等能夠餵養他道德義憤的原料。於是他就把被他斥為僞善的事物作靶子轟擊，並拿出“自然人性論”解綁受傳統道德壓制的“人欲”，為必欲釋放的個人衝動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致使自古以來被鄙視受制約的“小人情結”得以理直氣壯地翻過身來，以一股突然爆發的戾氣湧向社會的前台。大量的“真小人”於是理直氣壯，聚集在“精神的個人主義”大旗下，匯為氣勢洶洶的“大我”。

“真小人”嶄露頭角是君子精神萎靡不振的結果，也是在帝制崩潰後民國世代的社會日益趨平，大衆的反叛所促成的勢頭。毛就是此“真小人”陣營的代言人和帶頭者。毛澤東與黎錦熙侈談“大本大源”之日，他還在以新型的“君子”自詡，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能頗帶著清純的心情去嚮往新村生活的實驗活動。但等到後來他們一幫人玩得無錢供給那理想的遊戲，必須認真考慮生活出路，探求生財之道的時候，毛澤東從其父那裏遺傳下來的商業頭腦也就隨之急中生智，豁然開竅。但他可不要做他父親那種蝸牛般爬行的小本生意，而是更想戴上白手套，去淘大手筆的利潤。於是他夥同蔡和森，圍繞著利己的目標打起算盤，考慮該如何抛磚引玉，先從“兼利他人”的活動幹起。（《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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