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安全環內美國無所不在

明鏡網記者柯宇倩／當中國的鄰國與美國紛紛指責中國武斷、不負責任時，中國又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國？美國紐約智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12月6日邀請兩位學者，一同探討中國的安全顧慮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因素。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資深政治學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在11月出版的新書《中國探索安全之路》（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中，探討了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的關係、中國決定外交政策的考量、西藏、新疆、香港、台灣的情勢發展等等，兩人6日在研討會上與聽眾分享新書內容。

施道安指出，雖然中國的崛起讓鄰國與美國感到不安，但實際上不需要害怕中國，中國主要是防禦性外交政策，其實在中國看來，美國也想傷害自己，當然，美國沒有這個企圖。

黎安友進一步從中國外交上的4個安全環來看美國的角色。中國的第一個環是中國政府宣稱具有主權的地區，在這個環中，不論是投資、教育，或在新疆和西藏議題上，都有美國的影子。第二個環是中國的邊境地區，包括鄰國，在這裡，美國與日本有同盟，美國也支持台灣的自我防禦，輕易就能找到美國的存在。第三個環包括6個環繞中國的區域，如東南亞海與、南亞、中亞等。第四個環是剩下的世界。在四個環中，美國無所不在，因此中國將美國視為最有入侵性的外部勢力。


全文將刊於《中國密報》。

黎安友（明鏡網記者柯宇倩攝）

施道安（明鏡網記者柯宇倩攝）

政治体制改革万勿再拖延，否则必有大祸

周舵致习近平、李克强的公开信


尊敬的习近平、李克强先生及其他政治局常委：

134位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内42位各界人士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各位想必都已知悉。他们的意见，没有一句话不是满怀善意，没有一句话不是建设性的，我当然完全赞成。借此机会，我愿向诸位提供我的同样善意、同样建设性的建言，供诸位参考。

1 极左的治国理念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总根源

贵党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和贵党政治纲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这本应该是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一项极其严肃的庄严承诺，然而非常遗憾，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近年来，我国的法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倒退。何以至此，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最高决策层的治国理念至今没有和马列毛极左的治国理念割断脐带。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外敌——当它遭受外国侵略时；它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国家内部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这个“法”，是按照正义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产生，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认可，切实约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在这个自由宪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为执法部门，其职责就是维护此正义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和组织的侵犯，以确保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没有任何干涉之权；反之，对于侵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当然被法律赋予强制之权；违法者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就必须视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动用法律严格规定的、适宜限度之内的强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权益和全社会的公益。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恶”，人的“罪性”（sin，不是刑事犯罪的罪crime）——清醒地面对人性的客观现实，认识到无论在多么“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会的可能和冲动；人永远不是天使，人间注定不会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来驯化和约束每个人。

传统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则完全不同。这种理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作为普适价值的人权，一切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即相对的；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人性恶。在共产主义天堂降临之前，人世间就是一个天使—“人民”—无产阶级和魔鬼—“敌人”—资产阶级双方殊死搏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战场；对于魔鬼“敌人”，那当然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名言），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顶多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给点“出路”而已；而对于天使“人民”，则是“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兄弟有错误，你只能好言规劝，“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骂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警方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对于敌人，可以滥施暴力，原则上怎么处置都可以；对于人民，则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于极端软弱无能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的治国理念，直到现在仍然是在法治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摇摆，自相矛盾、互相抵消，一面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面又沿用“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传统理论，其结果当然是令各级政府茫然失措！
比警察更尴尬的也许是各级地方官员。当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他们首先必须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这里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做判断的足够信息和时间，更没有充分的授权，尤其是绝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可谓“动辄得咎”。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主观任意，没有客观标准；是权力不清、责任不明，也就根本无法问责。这就充分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传统极左的基本教义格格不入的。可悲的是，我们的高层决策者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严重性，依然抱残守缺、无所作为，听任整个国家机器在如此混乱的旧轨道上滑行！”

——以上文字，摘录自我“六四”21周年发表在香港《明报》上的旧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很遗憾，两年多过去了，如同知识界、企业界和其他方面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量善意建言一样，毫无反响，决策层对此充耳不闻，一切悉照旧章，听任各种体制弊病和社会矛盾日益恶化，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对执政党自我改革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信心。这有多危险，莫非诸位毫无觉察？

当前中国所有严重社会问题的背后，明眼人都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魔影，那就是由于各级党政官员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没有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使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作为或乱作为等等乱象愈演愈烈。救治之道，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不是民主，是法治（理由何在，请参看《附录一》“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因此，当务之急，是首先在各界精英当中促成宪政、法治的基本共识，然后尽快把法治推上轨道。刘晓波的冤案，就是一个决策高层直接干预司法，导致执法犯法恶性结果的典型案例，当然应该予以彻底重审。那种“五不照搬”的蛮横调调不宜再唱——什么叫“不照搬”？是完全拒绝、一仍旧章、拒绝普世价值另搞一套，还是“不教条主义地原样照搬”？如果是后者，那就很好，因为信奉教条主义从来没有好结果，那就早些把话说清楚，尽快付诸行动。没有权力分立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特别是，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怎么可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如果“不照搬”是这个意思，那么，不就是决心要大搞腐败吗？这么干，还能混几年呢？

在当代各种政治思潮和流派当中，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左翼的最左一端，它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暴力仇恨邪教”，既不科学，又不人道，非常错误，极其有害，和贵党“建设和谐社会”、“建立法治国家”的志趣不但格格不入，根本就是敌对性的。我这样直言不讳，听来十分刺耳，不容易被贵党的广大党员接受，但我要负责任地说，我是师从贵党杰出的理论家于光远先生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专业的科班出身——诸位想必知道，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是我的导师于光远先生起草的——所以，这个结论不是我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的妄谈，是我经年累月苦心思虑，做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和思考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做的通俗概括。这样一种思想理论，怎么可能作为治国理念来治理国家，而不把国家民族引进相互仇恨、恶性争斗的混乱衰败泥潭呢？薄熙来之辈，不就是在这种极左意识形态的土壤里，在某些最高领导人的鼓励纵容之下，才得以恶性膨胀，险些酿成大祸的吗？
当然，设身处地替执政党着想，思想理论的变革不宜激进，应该渐进、有序、可控地施行。由于长期以来以“拖”字诀治国，我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稍一不慎，就可能翻船。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如果“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这个意思，那还算有情可原，但是，如果这就是诸位的真实思想，就是要继续走以马列毛极左思想治国的老路（这才是真正的邪路！），那么，我敢断言，这一定是死路一条。

坦白说，贵党自寻死路，这并不足惜，大家纠结的是，贵党这个“后极权”的执政党早已经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紧紧绑在了一起，贵党溃散、政权瓦解，社会政治秩序必定崩溃，在那样一个无政府、半无政府的巨大绞肉机当中，除了极少数心黑手狠的野心家之外，没有人可能从中受益，以此之故，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光明未来，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贵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和平转型。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对贵党抱持善意的真实理由。

2 红二代的自我救赎

红二代，就是当年打天下的那些老共产党人的直接后代。诸位当中，红二代居多数。薄熙来的“唱红”，除了煽动底层民众特别有效之外，对红二代也有极大的迷惑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还会出大问题。
改革有其内在逻辑，其中一条，就是对传统要有适当的继承，激烈反传统多半会走向革命。我的一位朋友，贵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看了我的书之后，特地找到我家和我谈了一下午，他有一句话让我反复想了很久。他说，你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民主”，那就一定要包括对传统的继承，那么，共产党的传统难道不也是一种传统吗？

他说得对。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大事，能从弱小崛起，最终打败国民党，必定有其道理。如果共产党人没有那种特别突出的高度理想主义、牺牲奉献、舍生忘死、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甚至可以说是到了“道德洁癖”的程度——要夺取政权，那是想也不必想。虽然由于种种局限，这理想的具体内容，从目标到手段都已经证明是错误并且有害的，但是，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却是红二代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而恰恰是这笔财富，现在已经被多数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官员丢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共产党人如果变成除了当官发财，眼里别无一物的暴发户，那你还算个什么东西？要知道，就连一心逐利的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的东西。资本主义是靠新教伦理而兴起的，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深层问题，恰恰是从新教伦理的道德资本主义，越来越变成了自私贪婪的资本主义，共产党总不能连早期资本主义的道德水平都没有！果真那样的话，贵党哪还能有立足之地？

薄熙来唱红歌，包含着继承红色传统的含义在内，就是这个东西迷惑了很多红二代。问题在于，这个红色传统是和那些极左暴力仇恨，和打内战混在一起的，如果不加切割，那就不但毫无益处，而且极端反动。近年来，贵党的音乐、影视、报刊、宣传成天都是打打杀杀、阶级斗争、暴力仇恨，都是和国民党你死我活，请问贵党还要不要两岸统一？还把打内战叫作爱国主义，这不是脑子完全进水了吗？

红二代长期浸染于红色暴力仇恨文化之中，很容易养成一股粗暴蛮横、一意孤行、无法无天的坏习气，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恶例。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尤其身居高位的人，这种习气不改，势必胡作非为，害己、害党、害民、害国家，诸位务必要慎之又慎，对之高度警惕！

把极左暴力那一套彻底丢弃，把理想主义、牺牲奉献、公而忘私等等精神品格继承下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红二代的自我救赎”。

3 恢复统一战线的活力

毛泽东早就一再声言，党、军队、统一战线，是贵党的“三大法宝”，然而，自1957年反右以来，“统一战线”就已经名存实亡，“六?四”以后则更加每况愈下。我特别尊敬的大姐陶斯亮几次对我抱怨，现在共产党哪还有什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统的是和你立场、观点不同的人，只要是爱国的，不管政治主张如何，都应该团结，现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里面都是吹喇叭抬轿子的，那你发展他们入党不就完了？

就如我辈，就如刘晓波，不过就是和贵党的立场观点不一致，不过就是对政治改革的主张超前了一点，不过就是不认同“六四”大开杀戒，不过就是话说得比较尖锐刺耳一点罢了，我们一不搞颠覆，二不想革命，第三真诚希望贵党广纳忠言，纠正历史错误、实现社会和解，大家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这何罪之有？难道搞出一个13亿中国人都是唯唯诺诺的软骨奴才，贵党说东就往东，说西就往西的局面，中华民族就能振兴了？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贵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很好，很对，那就请首先从被贵党非法打压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从“六?四分子”，从刘晓波开始协商吧。刘晓波一向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根本不是个一心一意存心和贵党作梗，不能协商沟通的死硬敌对分子，设若当年贵党能和他诚心诚意平等协商沟通，而不是野蛮粗暴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哪会有贵党如今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棘手局面？

可惜极富人格魅力的前统战部长阎明复先生年纪太大并且身体欠安，无法再为贵党效力，我建议贵党敦请颇富人望的胡德平先生和陶斯亮、马晓力两位女士出面主导此事，果能如此，我一定尽力协助。这并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

贵党十八大开过了，我尽我之所能，在一定范围内做了一些调查，得到的反映不出所料，是极度失望，极其负面。这个话题太大，太沉重，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只想说一句：政治体制改革万勿再拖延，否则必有大祸！对此，各界精英连篇累牍，不知说了多少诚心诚意的好话，出了多少或轻或重、或对或错的主意，贵党都一体吸纳、照单全收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继续深闭固拒、全盘拒绝，那就无异于自绝于民、自寻死路了。本人不揣冒昧，老话重提，把我历年苦心研究的结果提炼成“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一文，作为《附录二》放在文末，敬请各位耐心阅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纳其中你们认为可行的部分，尽早付诸实施，千万不要再误读好意，仍然把良药当毒药，把诤友当敌人！

话已经说得够长了，就先到这里吧。谨祝各位不负众望，力扫积习旧弊，振作精神，渐进、有序、可控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到底，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大话空言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贵党八千万党员。

公民周舵  2012/12/6

瑞典文學院的一個陽謀

諾貝爾

諾貝爾“政治獎”包抄中共中華帝國（一）

陳小平

 為何諾貝爾獎看中的是莫言？

　　10月11日，瑞典學院宣佈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中共黨員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消息傳來，輿情反饋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怒來形容。對許多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人來說，莫言得獎，讓他們心裡生出民族自豪感，但對關心政治的來說，看法則趨兩級。民間一方認為這是“四大恥辱”——“世界文學的恥辱，優秀作家的恥辱，人類良知的恥辱，創始人諾貝爾先生的恥辱”。在官家那邊，中共最高意識形態主管李長春說這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陞的體現”。央視評論說莫言獲獎是“中國文學與文化先進發達的表現，是中國文化實力使然。”

　　說莫言獲獎代表“中國綜合國力提陞”、“文學與文化先進強大”和“中國文化實力”，這是搞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們擅長的忽悠。早有評論認為，在今年文學獎競爭者中，就文學成就而言，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明顯高於莫言，因此將文學獎授予莫言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陳芳明甚至質問，為什麼得獎的是莫言？台灣有更多的作家，書寫了更多關於中國土地的人事物，為何諾貝爾獎看中的是莫言？

　　說莫言得獎是“四大恥辱”則太灰色。10月12日的《紐約時報》也說這些瑞典文學院18個老頭顯然是對強大起來的中國低頭。但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格倫（Peter Englund）卻對《紐約時報》說：“我們不認為文學不帶有政治性，也並不是說莫言創作的不是政治文學。當你翻閱他每一本書，你會發現很多關於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社會的強烈批評，然而，他不是一位政治異議份子，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位在體制內批評體制的人。”彼得‧英格倫的講話透露，瑞典文學院授予莫言文學獎當然沒有忘記“講政治”。如此看來，說莫言得文學獎是“四大恥辱”則極大可能錯怪了那些可愛的瑞典文學院老頭們，而說瑞典文學院向中共低頭，則更可能南轅北轍，錯解了瑞典文學院的“講政治”。

　　在諾貝爾的5個獎項中，代表人類“重要發現或發明”最高水準的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中，中國本土人迄今沒有拿下任何一個（自1969年由瑞典國家銀行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與中國人絕緣），實際上，中國人作夢最想拿的就是這三個獎項，那纔是真正的反映國家實力的指標，可惜，中國人迄今都不夠格。

但自1989年以來，諾貝爾獎中的和平獎（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與文學獎（獎給“在文學方面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則再三光顧中共治下的中華帝國。

這二個獎是不用爭的，而是送的

先是達賴喇嘛1989年首奪和平獎，（中共說西藏是中國的，卻似乎不認達賴喇嘛是中國人民的）高行健（法籍）拿下2000年文學獎，2010年劉曉波榮獲和平獎，然後是2012年莫言得到文學獎。為什麼中國人與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甚至經濟學獎絕對絕緣，卻能和平獎和文學獎攬勝呢？這是因為和平獎與文學獎是諾獎系統的“政治獎”。這二個獎是不用爭的，而是送的。

　　有觀點認為，在整個諾貝爾獎系統中，和平獎與文學獎（這個名單也許還應包括經濟學獎）一直是歐美世界具有非常濃厚的意識形態“誘導”動機的政治投資。無論是中國的官方還是民間，都能嗅出和平獎與文學獎的這種政治氣味。

2000年10月12日，當瑞典文學院把文學獎頒給“前衛”和“反叛”劇作家和作家、“六四”後公開宣佈退出中共的高行健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指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最近的行動再次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中國作協負責人說：“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在明鏡的博客中，就有匿名網友說：“我覺得，給莫言這個獎，是瑞典文學院的一個陽謀。”（《內幕》第10期）

《中國密報》(第4期): 中國只需小習勇氣

內容提要:

- 玩親民秀京腔小技何難 敢下手割肉吃才是真本事

- 中國只需小習勇氣

- 崛起大國  外交仍小家子

- 楊潔萀 王家瑞 王毅 張志軍爭鋒

- 記委領班找錯人? "天津模式"行全國?

- 老傢伙絕殺李源潮汪洋 偽將軍高調尚武

- 政治局60後風頭蓋常委

- 江澤民定小習"一尊"胡錦濤被逼裸退

- 溫家寶慮百姓怪罪

- 中國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 余傑：我是不可救藥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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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領導人言談風格在變化

   

李克強於“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中對官員提問。

明镜新闻网編譯 蕭伃君

 距中國新領導層出爐才過了2個禮拜，北京在言談之中似乎已經開始朝經改之路前進。但是中國觀察家認為重點不在於領導人們的說法，畢竟說漂亮話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官員的強項，觀察家擔心的是新領導層是否真的會將言語轉化為行動。新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在一場展覽的演說中，也表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然而空談也有分等級，共產黨官員公開演說的特徵就是生硬和照本宣科，這算是空談的最無聊等級﹔但近來黨內第二號人物李克強所採行的會議風格，可說是一個微小卻具革命性的改變，這也許會是中共從坐而言邁向起而行的一步。

李克強破除開會照本宣科陋習

    李克強2個禮拜前在一場與省級官員的會議中給了這些官員一次震撼教育。根據新華社報導，當某位官員一字不差地念著他準備好的水定價報告時，李打斷他並表示：“我看過你的報告。”新華社的報導也說，李克強在這之後便針對該報告問了這位官員一個問題。新華社沒有報導這位官員如何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要求。

　　中國官方各階層各種會議中，最惡名昭彰的便是官員們的照本宣科。與會者單調的語調、眼睛盯著他們的講稿、一字不差地念著稿上的文字，完全不顧其他與會者說了什麼。

    在中國政府高層的會議中，官員和專家們現在不能再照本宣科，他們現在被鼓勵自然、自發地說話和參與實質討論。《基督科學箴言報》12月3日表示，這樣的改變在這個世代的中國政壇引起了騷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周淑真在參加了由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的會議後表示：“會議風格很新鮮，而且我們必須專心。” 她並說，王岐山從一開始便表示，他希望與會的人能好好思考，而不只是照本宣科。周淑真認為這是個好預兆。

新世代領導風格更貼近人民

    李克強所推動的改變可以說是在實行新領導人習近平於就職演說上表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做的事，即避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這是黨領導層形象改變的一部分。習近平的就職演說也被普遍稱讚為貼近人民、更“接地氣”，他沒有提及口號或過往領導人、語調比起之前的領導人也更為輕鬆。或許這對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而言都顯得理所當然，但是在中國，這樣的風格卻是一個重大的改變，尤其是在與前任領導胡錦濤比較後。

　

    周淑真說：“前代的領導人們幾乎都是工程背景。他們具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會議風格。”她認為新一代領導人的新風格與他們曾是下鄉知青有關係，“這表示他們對鄉村生活和社會有更深的理解。”

    周淑真更表示新的會議風格“更有生產力、有效率，對討論也有幫助。”但是她也警告：“這對那些平庸官員會是一個很大挑戰，這會揭露他們真正的實力。”

習近平喚醒中共夢遊式領導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也展現了新領導世代的新氣象。除了就職演說上的一派輕鬆，他在11月29日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時，更發表演說表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11月30日在《華爾街日報》發文表示，習近平意在喚醒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夢遊式領導。

    習近平在參觀時發表的演講沒有倚賴講稿，他表示“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而中國的夢想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墨儒思認為，習近平提到的中國復興是在討論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展開這個“復興”，也就是共產黨如何能更貼近現代中國。墨儒思表示，或許比較好的方法不只是肅清黨內的貪污份子，而是改變黨員們的想法。

    墨儒思表示，或許我們可以對這個方向抱持一些希望。因為就在最近，官員們被鼓勵採取一種“新的意識”，其中包括了三識──學識、見識、膽識。根據這新的意識，黨員們應該對地方的情況有更深的瞭解﹑提供新的解決方法，並由他們自己採取主動。墨儒思強調，這對許多希望自己解決地方問題而非等待中央指示的地方官員是個好消息。

    但是黨員們同時也擔心政治風向會再度轉向，並給予那些過於迅速進行改變的人們一巴掌。傾向改革的官員清楚瞭解，雖然他們被鼓勵去創新和改變，但是在黨高層中仍有許多強硬的保守派很可能會使改革退步。

 溫州成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推行經濟改革刻不容緩

    改革派官員擔心改革會停滯，外界也擔心中國政府說出的改革藍圖就只是藍圖。李克強要求官員不要照本宣科的會議也正是討論改革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會中李克強表示，中國需要加速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財税金融體系。

    11月30日，中國地方媒體也報導浙江省政府列出了溫州金融综合改革實施細則。據報導，浙江省政府根據今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實施的《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對應制定了“省12條”具體實施方案，目標是正規化私人借貸以降低金融風險。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對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表示：“新的領導人也瞭解經濟改革的必要性，也對此做了一些表示，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是否完整地瞭解到經改的急迫性。”程接著說：“真正重要的不是文字上的空談，而是實踐。重要的是，我們到底會不會看到政府對經濟有所作為。”

    分析家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需要實施經濟和金融改革以推動持續的經濟成長，雖然許多人也預期在新領導人剛上台的此刻，改革的步伐可能會相當緩慢。

    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研究者今年初已發出警告，他們指出，假使中國不改變其發展模式和實施一些改革如縮小國有企業的規模，中國很可能在20年內遭遇經濟危機。

溫州實驗可平衡中國經濟

    但分析家也表示，有跡象顯示可以對中國的改革抱有希望。中國證券報11月底曾發表報告指出，中國溫州市會成為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試點。分析家認為，已被國務院批准的這項計劃會是北京朝向開放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

    澳盛銀行中國區經濟學家劉立剛向CNBC表示：“溫州實驗是非常好的，它會讓中國的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體系。”他又說：“現階段中國的金融部門仍然被國家部門所掌控。假使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私人資金進入金融部門，也就能看到有更多給予中國的中小企業的借貸，而這最終將可以平衡中國的經濟。”

    程致宇認為，實施如縮小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裡的角色等改革可能會遭遇到的阻礙是，大眾期待國家能增加經費支出，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已經連7季走緩的現在。“中國內部和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實施經濟刺激方案。這是中國新領導層必須面對的一件事，”他說。

新領導層經濟政策即將出爐

    最近中國的經濟狀況似乎有利於新領導團隊，近來的經濟信息緩和了中國對急速經濟走緩或“硬著陸”的恐懼。舉例來說，11月底的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的工業公司10月的獲利比去年多出20.5%，也比9月的7.8%上升許多，這些都是中國經濟活動正在復甦的徵兆。

    新加坡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理查德·杰拉姆(Richard Jerram)表示，外界或許不需要等太久就能知道中國領導層的換血到底會不會是經濟改革的起始，因為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於12月舉行，屆時中國新領導人會提出他們的經濟政策。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會確定未來一年的經濟政策基調及相關經濟目標。

    杰拉姆說：“12月我們將可以知道北京的新經濟政策方向。只從領導人的單獨評論來分析政府政策走向，會看不到背後真正的方向，所以我們可以期待12月的正式政策文件。”

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

 （瑞典）茉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下简称“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经制定六十余年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但是，这个从未实行的、徒有虚名的政策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近年来，一批包括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中共官员、政府智囊和高校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论述，宣传他们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与主张。

 

 

一、      争议的起源与论述

 

在今年2月13日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头版头条上，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发表署名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过 去，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大都只在内部进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时期之外，少有公开的谈论，而这一次，拥有官方高级职务的朱维群却公开发表此文，因此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朱维群的这个发言可以视为中共高层政策思路的某种转变与试探，也预示着中共在民族事务上未来的政策走向。^[1] 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说出“改变民族政策”这几个字，但任何人读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简要地概括朱维群的建议，就是下面四点：(1) 在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2) 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3) 不搞“民族自治市 ”，(4) 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西藏等少数民族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治权，这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朱维群的建议却意味着，中共当局不但不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准备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他们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个少数民族统统归入所谓的“中华民族 ”，从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存在。对中共当局来说，没有了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就没有了自治权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维群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体现了中共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国专业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从大中国强权的利益出发，自诩提出了民族理论的“新思路”。他们要求中共当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弃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直到2008年西藏骚乱，中共当局感觉到“中华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考虑这些建议。

 

我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几位提出“新思路”的学者及其观点：

 

(1)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马戎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识，只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2]

(2) 2009年，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加速恶化。刘军宁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观点。[3]

(3) 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重要智库人物的胡鞍钢，和胡联合公开提出“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胡鞍钢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强国家认同，取消民族差别。[4]

 

      其他还有一些中国官方学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和论述，这就不一一列举。

 

长期以来，西藏等少数民族被中共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现在，中共更要剥夺少数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即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称号及名义上的自治权。这群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学者，不论自称其论述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以“取消派”统称他们。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指出“取消派”在论述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一些逻辑概念谬误。在此文里，我着重指出他们在政策逻辑上所犯的一些谬误。

 

 

二、      “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认知谬误

 

     在纯粹逻辑层面，正确的政策必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第二是设定人民想要达到的目标；三是设计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出来的路径必须能让给定的现实，依循客观的因果逻辑，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

 

我将从上述三项条件来说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议所犯的谬误，并同时利用下图一来帮助说明。

 

图 一上方标示着现实、目标与路径三要项，其下方标示逻辑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的现实是民族治理失败，导致民族问题丛生，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因 此，唯有彻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议却犯了图中标示的四项谬误：现实认知的谬误、历史认知的谬误、 法律认知的谬误、路径逻辑的谬误。下面我将逐一讨论。

 

 

 

（一）现实认知的谬误

 

自2008年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相继爆发暴乱和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时间间隔之短，前所未有。[5] 这 些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败的事实。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中共没有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导致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 抗。但“取消派”学者的认识却完全相反，他们将治理失败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中共不应该学习“苏联模式”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比如，马戎认为，这些民族问题“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6]  也让中国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7] 朱维群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也持相同的论点。[8] 他们在苏联解体后担心中国分裂，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共学苏联，搞民族自治，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9]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苏联瓦解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很多复杂的原因造成苏联解体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多因一果”，这里暂且不论。现在我只从“取消派”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学苏联模式这一点，去分析他们在认识上的谬误。

 

中 国的民族政策绝对不是学习苏联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管理机关，有自由退出苏 联的权利等等，那是一种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大都由当地民族人士领导，在其权力结构中，尤其在法院、军界以及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当 中，俄罗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如西藏、内蒙和新疆，都只是名义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汉族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完全不曾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的独立自主权。因此我认为，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不是因为仿效了苏联模式，而是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的结果。

 

 

（二）历史认知的谬误

 

 

“取消派”把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归因于苏联模式，为了改变这个现实，他们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并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2011年10月，胡联合、胡鞍钢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实践证明，‘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 而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就是学习美国和印度，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早已是一个被放弃的过时的模式。“大熔炉”（melting po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曾一度在美国风行。百年前的美国社会要求来自他国各民族(族裔)和文化群体放弃其民族(文化)特性，全面融入“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但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反对的声音。犹太裔的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熔炉、反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他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真正的民主应该使人自由地保持族性，而不是消解人的族性。

 

从此，美国人不再提“大熔炉”，而以“百衲被”（patch work）一词替代。“百衲被”又叫“百家被”，是用多种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薄被，它意味着包容异己、尊重差异、消解中心。

 

美 国的多元文化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其中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 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成社团，就形成了族群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在美 国，任何一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学校、教会、电台、电视、报纸、杂志等等，传播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国还有各种法律限制和约束政府，保障多种族权利，使政府在 对待各民族的权益问题上不敢任性专断。

 

“取消派”主张取消中国的民族自治，想要拿“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概念来凝聚人心，是不会被少数民族承认的。如果他们真要学美国，就应该要求中共当局保障中国每个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用普世价值来凝聚各民族的人心。但是，胡鞍钢等“取消派”却很奇怪，他们抛弃美国社会最珍贵的价值内涵，闭口不谈美国“大熔炉”模式产生和被抛弃的历史，更不谈美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这个凝聚人心的关键原因。

 

 

（三）法律认知的谬误

 

胡鞍钢等 “取消派”推崇美国模式，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美国政府不对族群（种族）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这个法律认知的错误，是由于胡鞍钢不懂美国法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他混淆了“外来移民”（ethnic minority）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区别。

 

什么叫“外来移民”？ 移民，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作永久性居留，即定居下来。移民曾有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之地，因为各种原因自愿移民到其他国 家，就自动放弃了其母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作为外来族裔，他们无权在新的国家要求自然资源和自治权。当然，他们仍然可以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要求不受歧视 等多种族权利。

 

什么叫“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第一民族最初指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孙，现在有人用“第一民族”泛指所有土著民族。

 

把 这两种人群在概念上的区别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分辨出，胡鞍钢所说的，美国政府“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 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那些族群指的是外来移民，不是第一民族。美国的第一民族即印地安人。由于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美大地，他们在政治法 律地位以及所享有的权利方面，和外来移民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印地安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外来移民要优越得多，可见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和胡鞍钢所说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既给予印地安人法律上的承认，也给予他们政治上的自治权。美国的法律规定，印第安人享有独立的对保留区内事务的管辖权，印第安部落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各部落政府与州政府平行，其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三、      “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路径谬误

 

 

路径逻辑的谬误是指，政府无法依照设计出来的路径，从给定的现实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不论是“取消派”的策略或传统的民族政策，由于民族自治是中国汉人政府虚构的目标，所以他们在设计政策路径时，其指向的目标实际上是“大一统”。因此，此处讨论的路径逻辑的谬误，指的也就是其政策设计能否实现“大一统”的能力。

 

首先我将讨论中共历年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怀柔政策，再讨论“取消派”所建议的民族政策。

 

 

（1）怀柔政策的谬误：无法实现目标的路径

 

虽然中共承认民族治理的失败，但却不愿以真正的自治政策去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而是施以略优于汉人待遇的怀柔政策，去笼络少数民族。其效果只是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猜忌，无法实现其预设的“大一统”目标。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对待蛮夷的手法，叫做“怀柔远人”， 即以赐予、和亲、通商和教化等形式，安抚四方藩国。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是把中国当作人类的中心，远方的蛮夷都是未开化人，应该归顺、效忠于中国朝廷。同 样地，中共对他们用武力征服的少数民族，除了使用大棒镇压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些胡萝卜，给少数民族一些恩惠政策。按照中共的说法，他们的优惠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缓解族群冲突。”

 

在西藏骚乱事件和新疆事件之后，很多汉人指责说，政府制订少数民族优待照顾政策，但少数民族享受这些优惠待遇，却不知感谢，反而闹事。就是在汉人的这种舆论之下，朱维群建议中国以后“不要突出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在中文网上搜索一下，不少汉人表达了对政府“反向歧视”政策的怨愤与不满，指责中国政府歧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这种不满大致可归纳出几类：

 

（一）中国计划生育的不同政策，如对少数民族比较宽松；[10] （二）少数民族在教育上的优惠政策，如高考加分；（三）在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上，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人士的处理比较宽松；（四）中国政府对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贷款优惠利率和税收优惠等。

 

英国思想家穆勒曾经说过：在有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专制政府“或许尽管出自其中的一个民族，但对它本身的权力比对民族感情有更大的兴趣”。身为中国汉人，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汉人政府其实也并不爱自己的汉族，他们真正在乎的是牢牢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11] 那么，只爱权力不爱任何民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制订出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他们的目的可想而知。

 

对西藏等少数民族来说，优惠政策这种胡萝卜式的小恩小惠，并不能弥补他们被剥夺民族自主权的痛苦。他们家乡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污染、其语言文化在消失，信仰权利被侵犯。这些巨大的丧失，是那些抱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汉人所不能理解的。

 

汉人不满共产党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中共去要求生育权，而不应该抱怨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少数民族考生用汉语考试时享受加分政策，不但不是什么优惠，而是一种人权剥夺，即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剥夺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参加考试的权利。[12]

 

（2）取消民族政策的谬误：代价极高的路径

 

“取消派”将现实的民族危机错误地解读为苏联民族自治模式的后果，提出“大一统”目标，并设计了如朱维群之四点建议的政策。他们鼓吹的建议能否成功？我不能否定其可能，因为当年巴尔干半岛也曾有过极端的种族清洗政策。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中共真的取消民族自治政策，他们将要付出极为巨大的代价。我把这些代价归纳为六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中共将在宪法理论上陷入尴尬的境地，无法自圆其说。取消民族自治，就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还必须否定毛泽东亲自制订的中国宪法。[13] 中共早年就是靠反帝反殖民、主张“民族自决”起家的，所以在中共建国时，民族区域自治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给予明文规定。如果中共真要颠覆这项国策，理论上很有难度。

 

第 二个后果是：中共的执政基础会因此动摇。西方执政党经过民主选举，取得合法性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通过战争获得，没有经过人民的民主投票选举，因 此必须依靠各种美好承诺来笼络人心。建国之初，中共许诺汉人一个虚幻的“共产主义”，许诺少数民族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有关民族自治的许诺从未 实现过，但只要它摆在宪法纸面上，少数民族仍然有要求中共落实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一旦民族自治政策被取消了，少数民族就会彻底清醒过来，中共的执政基础也 就动摇了。

 

第三个后果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将被终结。中藏之间的和谈，主要是基于中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取消了这些条款，也就取消了中藏谈判。当少数民族连自己的民族身份都不被承认时，他们将会激烈地要求高于自治权利的确切保障。

 

第 四个后果是：少数民族地区将发生强烈的群众抗议。这个政策的改变将让少数民族感到绝望，例如，他们的后代将不再能获得本民族的教育，其语言文化将濒临灭 绝；他们将被迫只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将被迫和汉人的孩子混校，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因此，他们肯定会抗议，会在民族的旗帜下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大汉族主义 强权的不满。[14] 2010年，青海等藏区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举起小黑板上街，发起“撑藏语”的示威游行，中共当局应该记忆忧新。

 

第 五个后果是：动了少数民族官僚利益集团的奶酪。中共长达六十余年的专制统治，豢养了各少数民族地区一批批效忠北京的本地官僚。本地官僚总是打出发展落后民 族地区的旗号，向北京争取更多的拨款和优惠政策。例如在西藏，尽管广大藏民还很贫穷，但藏族利益集团的官僚因为帮助中共“维稳”、“反分裂”，早就先富起来了。[15] 一旦取消民族自治政策，他们一定会群起反对。

 

第六个后果是：国际社会将会反对这种倒行逆施。联合国有两个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宣言，中国政府都投了赞成票。一是1998年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二是2006年的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这些宣言要求各国“实行克制，不采取其目的或效果为将少数群体同化到主流文化中的政策”。而取消民族自治，就是一种典型的同化政策。如果中共取消民族自治，国际舆论对中共来说肯定是非常负面的。

 

四、      结论

 

从前面所分析的各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共要真要取消民族自治，将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共可能不敢贸然从事。虽然完全颠覆民族政策难以办到，但分步骤实行却有可能。例如，中共可能按照朱维群提到的几个步骤，逐步推动。例如，先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接着是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然后又……。这个逐步实行的过程可能相当曲折与隐蔽，但民族自治政策被取消的危险始终存在。

 

“取消派”认为民族自治必须取消，其逻辑前提是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其实世界上已有不少范例证明，统一不一定比分离好。[16] 只有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才是高于一切的价值。我们在辩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样一个大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核心价值做标准。这个核心价值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中共的“三个代表”， 更不应该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它应该是联合国的两个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宣言。这两个宣言都强调，保障土著人民保持和加强自身制度、文化和传统 以及按照自身需要和愿望选择发展道路的各项权利，并保护土著人不受歧视。中国政府是签署了这两个宣言的，因此，他们有义务遵守和履行这些条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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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 维群在任记者时，曾经到西藏做过采访。后来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1994至 1995年间，朱维群参与十世班禅转世工作。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的主要工作即专门针对西藏问题，并任中共中央的西藏问题协调小组领导办公室秘书 长。从2003年起，朱维群就代表中共中央处理西藏问题并就西藏问题对外发言，多次和达赖喇嘛特使谈判。据说朱维群曾先后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对藏民的 镇压和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