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言論旨為夫開脫學者﹕政治公關

香港《明報》

面對僭建風波，唐太昨形容僭建「地下行宮」的九龍塘大宅是避風塘，結果變了戰場；面對愛情，她認為應給丈夫自由，即使他出軌但也會回家，最重要是浪子回頭；至於首次得悉唐英年有婚外情，她雖有不開心，但卻自問「是否我疏忽了他？」

蔡子強﹕流露傳統女性思想

對於唐太的的婚外情觀感，從事性別研究的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蔡玉萍認為，「這全是上流社會男性，為自己有婚外情開脫的想法，似是唐英年選舉工程政治公關的一部分，她像顧全大局多過是真心話」。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則稱，唐太受訪的動機縱使是政治公關一部分，但說話令人動容，流露了部分中國傳統女性的想法。

蔡玉萍分析，唐太一向低調，但近期她接連就丈夫感情缺失、唐宅僭建以及丈夫私生子女，開腔把責任加諸自己身上，甚至高調接受電台訪問為丈夫護航，說的話全經過計算，為唐英年挽救形象，但這種公關手法現時在西方社會也受質疑，令人更覺涉事男性沒有承擔，是失敗，更不是現今男女認同的觀念。

「令人更覺男性沒承擔」

新婦女協進會表示，尊重每個女性在婚姻關係的選擇，反之，該會更關注唐英年作為特首候選人對香港婦女政策有何看法。該會計劃舉辦論壇，邀3名特首候選人對談，惟1月底開始邀請，至今唐、梁仍未肯出席。

超級星期二拉穆尼再奪6州未獲共和黨保守派支持問鼎白宮隱憂

台灣《蘋果日報》

美國共和黨在10州舉行的「超級星期二」初選結果昨天揭曉，聲勢最強的麻州前州長拉穆尼拿下6州，拉大領先差距，可望代表共和黨挑戰現任總統歐巴馬。但分析師指，拉穆尼仍未贏得黨內保守派支持，將是未來問鼎白宮最大隱憂。

舉行提名戰的10州包括麻州、佛蒙特、俄亥俄、奧克拉荷馬、田納西、喬治亞、維吉尼亞、愛達荷、北達科塔與阿拉斯加，因時差關係計票過程直到昨凌晨才出爐，是最漫長的一次選戰。

山托蘭3州緊追

熱門人選拉穆尼（Mitt Romney）除了在家鄉麻州贏得壓倒性勝利，同時拿下另外5州；緊追在後的山托蘭（Rick Santorum）囊括田納西、奧克拉荷馬與北達科塔；眾院前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在老家喬治亞固樁成功。

德州眾議員保羅（Ron Paul），原本冀望能攻下阿拉斯加，突破掛零的窘境，但最後還是輸給拉穆尼。

山托蘭與金瑞契都表示一定會奮戰到底，相信自己會後來居上。包括「超級星期二」在內，拉穆尼累計以415張黨代表票遙遙領先，參選人必須獲得1144張代表票才能獲得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俄亥俄激戰險勝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分析，俄亥俄是「超級星期二」選情最激烈的地方，計票過程格外緊張，直到開出8成票數才決定鹿死誰手。俄州是保守派大本營，拉穆尼險勝意味著他無法搶到山托蘭的票源，也未能讓對手知難而退，等於延長共和黨內耗，選戰可能要再拖上數周甚至數月，不利黨內團結。

拉穆尼可望出線讓歐巴馬總統開始感到壓力，他前天特別在白宮舉行今年首場記者會，回應拉穆尼批評他對伊朗過於軟弱，歐巴馬指，戰爭不是兒戲，美國制裁伊朗已見成效，仍有機會和平解決伊朗的核子問題。

帕林不排除參選

上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帕林（Sarah Palin）投票給金瑞契。她先前表示不會參選，前天卻改口表示，若有人勸進，她「不排除」角逐白宮寶座的可能性，「對美國人來說，什麼事都有可能，會認真考慮為國效力的最佳方式。」

報你知
勝者不再全拿

超級星期二向來是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戰的關鍵一役，誰在這天取得大勝就會出線，但因共和黨2010年改變規則，使這天不再那麼決定性。上屆超級星期二共21州舉行初選或黨團會議，包括加州、紐約、俄亥俄等幾個人口大州，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肯（John McCain）大勝，對手羅姆尼兩天後就退選。但本屆有10州舉行初選，最關鍵州只剩俄亥俄，勝出者不再全取該州黨代表票，而是按比例代表制分配票數，勝利者無法大幅拋開對手，選情繼續拉鋸。

「討厭共產黨」陸客鬧跳樓「我不想走」脫隊卻走投無路

台灣《蘋果日報》

「我不想走，我討厭共產黨！」北市一名脫隊後又歸隊的陸客，昨酒後爬上旅館五樓窗戶作勢要跳樓，《蘋果》直擊他與救援警消對峙的驚險過程，幸警消在千鈞一髮之際將他拉進房內。移民署說，該陸客手寫五十頁萬言書，希望「推翻大陸貪腐、台灣官員派駐大陸」，此行就是要向台灣媒體揭發中共惡行，但因行徑脫序，昨晚被移民署強制遣返。

移民署調查，鬧跳樓陸客陳高明（六十三歲）是四川重慶農民，他參加廈航國旅台灣七日遊旅行團，上周四入境台灣後，第二天他就脫隊，從台中跑到台北欲向《自由時報》、《聯合報》爆料，但揭發「萬惡共產黨」未果，又投宿一晚近三千元的北投區旅館，兩天後走投無路，打電話給導遊帶他歸隊，未料昨在北市南京東路國王大飯店上演跳樓戲碼，就是不願回中國。

情緒激動撞柱

昨上午八時許，同團室友邀陳男下樓吃早餐，怎料他突然情緒激動，爬上房間窗戶雙腳向外懸空，導遊接獲通知連忙報警，並對他不斷勸說，但他大喊：「我不想走，我不要回去！」警消邊鋪氣墊邊升起雲梯車，只見陳不停揮手阻止警消接近，身體愈坐愈外面，隨時有墜樓危險。

所幸警消眼明手快，趁陳男分心時，迅速將他拉下，但他情緒激動，走出旅館時還用頭撞門柱兩次，被帶往移民署台北專勤隊偵訊後，還不時以濃厚鄉音說著「大陸需要改革、討厭共產黨」等語。

昨晚立即遣返

由於陳男脫隊又鬧跳樓，得知將被遣返中國後，他淡淡說：「坐牢還算小事，我已經準備好了！」昨晚九時在移民署戒護下，陳男被強制送上飛機。

陳高明來台脫隊跳樓事件簿

●03/01：陳高明隨旅行團從台中清泉崗機場入境台灣

●03/02：趁團員吃早餐時逃往台北，帶萬言書到《自由時報》想見總編輯未果

●03/03：帶萬言書轉往《聯合報》，遭保全阻擋

●03/04：打電話給導遊自首，由旅行社人員帶他搭機飛往台東與團員會合

●03/05：隨旅行團到花蓮太魯閣等地觀光

●03/06：因有脫隊前例，台北行程被禁晚上外出，到飯店旁超商買酒解悶

●03/07：在國王大飯店酒後爬窗意圖跳樓，被救後，搭晚上9時班機遣返中國

資料來源：移民署

余艾苔：美牛解禁突襲後再溝通

台灣《蘋果日報》

馬政府的思維實在異乎常人，開放瘦肉精美牛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才說完要好好聽聽專家的意見，馬上就漏夜以突襲的方式宣布有條件解禁，突襲得逞後又說要印製說帖和國會、民眾溝通。重大政策變革這樣令人摸不著頭緒，還有什麼好溝通的呢。

難擋美方壓力

其實，當選後馬總統接見ＡＩＴ理事主席薄瑞光，釋出瘦肉精美牛問題會由新內閣，以新作法與美方交換意見，以及近來美牛跨部會會議結論和決策官員發言，不難猜出政府難擋美方壓力，早就有解禁的預設立場，但還是要開開會、作作樣子，彷彿不這樣就很沒官場學問。但民眾不是笨蛋，怎麼會被這種拙劣至極的把戲矇騙？

如果政府真有溝通的誠意，就要好好說明政府的處境及必須解禁的考量，行政院沒必要偷偷摸摸半夜宣布，馬總統更不必直到昨天，還在國民黨中常會說政府沒預設立場，是尊重專業，這實在太假仙了，令人倒胃。反正橫豎都要被罵，為什麼宣布方式和應對作為不能光明正大一點？要知道，摸黑突襲，是不信任民眾，政府心態若此，說帖何用！

超級星期二初選共和黨繼續自殺

香港《蘋果日報》

共和黨的超級星期二初選（ Super Tuesday），看來一點也不超級。選戰形勢仍然膠着，領先的羅姆尼不足以擺脫對手的糾纏，桑托勒姆仍在等待他出大錯可以反先，大勢已去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同樣不肯言敗，堅持下去。換言之，混戰仍然持續，共和黨及她的支持者仍然未揸定主意找誰向奧巴馬挑戰，自相殘殺的遊戲仍未玩完。

是甚麼力量、甚麼原因令共和黨陷入今天的困局的呢？也許，茶黨（ Tea Party）及極端右派坐大是主要原因。九十年代中以前，共和黨內部力量仍相當多元化，有保守的右派，有溫和派，還有一些像麥凱恩這樣特立獨行、不拘左右都可合作的議員。

但從九十年代中金里奇的 Contract with America運動以及小布殊上台後，共和黨的政治生態逐步轉變，保守派逐步取得主導權，令共和黨進一步向右轉，並開始孤立打壓溫和派及主張跟民主黨互諒互讓的議員，令兩黨幾乎失去任何合作的空間。近幾年黨內的右派進一步發展至黨內有黨，自命為茶黨，進一步令共和黨向右轉，在醫保、社會保障、墮胎、同性婚姻、宗教問題上採取更保守的立場，並且視不同意他們主張的共和黨人為叛徒，對他們窮追猛打。 2010年國會選舉，曾代表共和黨選總統的麥凱恩就被茶黨不斷狙擊，幾乎保不住參議員席位，最後還得靠茶黨的寵兒佩林（ Sarah Palin）為他站台護法才過關！

羅姆尼同樣屬於黨內的溫和派，他任州長時的經濟、醫保政策跟奧巴馬甚為相似，正因為這個原因，茶黨及其他右派對羅姆尼一直存有敵意，不僅不願意支持他，還千方百計支持他們認為信得過的人角逐，希望打敗羅姆尼。只可惜這些茶黨屬意的人要不是政策有問題就是開口說錯話，去年秋天一度風頭甚盛的德州州長就因為不斷說錯話從天堂掉下地獄，最終退選。其他如金里奇醜聞纏身，桑托勒姆的想法又跟中間選民格格不入，民望難以勝過羅姆尼。

在右派及茶黨始終不支持羅姆尼之下，共和黨只好繼續尋尋覓覓，讓奧巴馬白撿便宜。

盧峯

人大代表互咬的鬧劇

香港《蘋果日報》

當採訪北京「兩會」的記者為會場之沉悶而糾結時，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突然爆出勁料，聲稱重慶市公安局唐副局長昨日親率三便衣，闖入其在北京的寓所，制止他在微博揭露正「休假式治療」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的問題。

重慶、王立軍、公安打壓人大代表，諸多新聞要素，夠轟動了吧？

張明渝指翁振杰受賄

一些不明箇中乾坤的網民，第一時間跳出來聲援人大代表張明渝。當然，公安如此侵犯公民言論權，侵犯人大代表的人身權，無論何時何地都理應受到譴責。但是，如果細查張明渝事件的前因後果，未免令人質疑，事件是否關乎公眾利益？是人大代表互咬的鬧劇，還是伸張正義的人大代表受到官方打壓？

早在去年 1月在重慶市人大會議舉行期間，張明渝就在網絡上實名舉報重慶市人大常委、西南證券董事長翁振杰受賄涉黑，包括先後向他本人索賄 45萬元、 90萬元。張明渝藉與會之便，將舉報材料面交重慶市長黃奇帆，還聲稱願意擔任污點證人。翁振杰自然否認指控，但兩位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互咬，其轟動效應可想而知。

張明渝最新的指控是，翁振杰企圖侵吞其公司資產，並與王立軍勾結，對其威脅。張明渝去年未敢扯出王立軍，或許不難理解，畢竟王立軍當時身為重慶市公安局長，是享譽全國的打黑英雄。如今，副局長上門制止張明渝，當然不是王立軍之命，但奉的是薄熙來之命，還是翁振杰之命？

張明渝舉報翁振杰受賄涉黑已逾一年，官方並未就此立案，也未向公眾或人大會議作出交代。反而，張明渝也被舉報，其旗下公司曾非法誘使市民進行股票地下交易，騙取客戶巨款。一個涉嫌受賄，一個涉嫌詐騙，但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人大的議事廳，他們代表了誰？所謂人大代表，當中多數人不是官員，就是富商，會上不是去挑執政黨的刺，而是去找生意對手的麻煩，如此人大代表制度還不夠荒謬嗎？

李平

最廉潔貪官的六千呎情意結

香港《蘋果日報》

投身公務員相信是曾蔭權一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雖然令他成為香港最高負責人，但卻也令他飲恨一生，就是令他買不起香港的六千呎巨宅，甚至連深圳的六千呎巨宅也買不起，這當中，當然有他自食其果的原因。在他治下，樓價由二○○三年之後的低谷飆升數倍，其中豪宅更有十倍以上升幅，即使是特首，只怕也難於卸任後在港購置數千呎豪宅。

繼深圳六千呎曾大屋事件後，最近又有報道指曾蔭權在○七年曾入住澳門賭場酒店六千呎套房，而特首辦已承認曾蔭權曾入住，但指是特首二子曾慶淳安排，所以不知費用多少。這當中的疑雲包括該套房並不公開招租，只有賭場豪客才可入住，而特首辦已經否認曾蔭權是賭場顧客，但曾慶淳當時卻只是一名碩士學生。據說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釋，是當時曾慶淳的女友是遠東集團的太子女，而當時遠東集團正發展澳門賭業。但即使是這樣，也不排除是利益輸送，因為利益是可以透過家人獲得的。

由最近被揭發的事件看，曾蔭權其實一生都在追求一樣他不可能得到的生活方式，如私人遊艇、私人飛機、巨宅。在這方面看，曾的一生是失敗的，而更令他沮喪的，就是這些生活正是圍在他身邊的人的生活方式，有這種心理質素，又處身於這個險惡的環境，能不被誘惑，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大概可以解釋為甚麼曾蔭權要每日上教堂了。

面對這些指控，曾蔭權最初是表現憤怒，指這樣令香港內耗，之後民情反彈，就表現出沮喪，更向港人道歉，但並沒有認錯。之後曾上京後，就表現輕鬆，只怕是已經得到黨國的體諒，因為畢竟曾蔭權是全中國最廉潔的貪官。

我們的議員也令人失望，謝偉俊議員提出彈劾方案，竟然只得到四人支持，其他的泛民黨派竟然寄望以權力及特權法提出調查，但這又是一件緣木求魚的事，因為並不可能通過。而彈劾方案只須十五名議員聯署就能啟動，之後就能成立一個獨立於特首的調查，雖然最終都不可能通過彈劾方案，但起碼可以啟動調查，令事情可以水落石出。而我們對廉署的調查不能放心，因為特首是廉署的頂頭上司。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雙英鎖喉戰，必殺技在後頭

香港《蘋果日報》

香港特首小圈子選舉越玩越大，雙英對撼，由金錢鏢、飛蝗石、隔空點穴升級到鎖喉戰，再下來要祭出五更斷魂香還是金蠶蠱毒？我相信雙方的必殺技尚在蓄勢待發，將於更逼近三．二五之際完成雷霆一擊。雙方扭打至此，試問誰還記得唐梁有何競選政綱？只見潑糞不止，穢氣迷城……筆者曾說過，橫看豎看只有何俊仁還有點像君子。孰料唐英年也有同感，他盛讚何而明損梁；至於梁振英就更不用說了，他乾脆向泛民獻媚和「賣官鬻爵」，即便何俊仁對他不假以辭色，但梁依然殷切示愛，與此同時對唐「既狼且辣」痛下殺手。葉劉淑儀「君子淑女」之說，無論曾鈺成是否君子，自己是否淑女，在她眼中唐梁都絕非君子，這點當無疑問。

在東方專制主義幽暗的歷史迴廊，立嗣從來都不是動聽故事，秦始皇開國已然如是，記得晚唐詩人胡曾的詠史詩《殺子谷》：「舉國賢良盡淚垂，扶蘇屈死樹邊時。至今谷口泉嗚咽，猶似秦人恨李斯。」其後殺子女弒父母誅兄弟的陰森演義綿綿不絕，與秦朝第一代就出問題完全雷同，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清皇太極都為立嗣不得安生，僅得宋朝稍好而已。

中共自己的紀錄更差，建政前沒有一任總書記有好果子吃，建政後欽定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先後死於非命；中間一任繼位者華國鋒座席未暖即被廢；後面兩個接班人先有胡耀邦被罷黜，繼而趙紫陽被幽囚至死。江澤民總算是首位平安完成任期的黨國領導人，從此不復見人頭落地了。然而專制政治的權力傳承始終是老大難問題。

香港回歸後的紀錄也頗難堪，董建華腳痛下野，曾蔭權就算厚着臉皮熬完剩下的日子，亦已聲名狼藉。這次雙英對撼，小圈子選舉假戲被真做，便醜態百出。最令人作嘔的是香港政協委員在北京兩會上的戲碼，諸公「霸頭位」與習近平握手以為梁營造勢，唐營戳破其奸予以拆局，矢言自己才是真寵。凡此種種，聽去宛如後宮嬪妃使盡心機在門口撒鹽水插竹葉，吸引帝輦羊車，以期得到聖上臨幸。

唐梁小圈子選舉，酷似一套豪門恩怨「師奶劇集」，兩邊從扭打撕咬到淬毒暗器，鬧成「歹戲拖棚」之局，真是香港之恥！

孔捷生

投白票抗議的機會也沒有！

香港《蘋果日報》

特首選戰越發展下去越不堪聞問，越讓人覺得它是一齣令人惡心的鬧劇。市民居然要在兩位醜聞纏身、虛偽矯情、謊話連篇的候選人中接受一位成為下任特首，成為未來五年香港的掌舵人，除了無奈、痛心和憤怒外，實在不知道如何反應。

從大熱門候選人變成落水狗的唐英年先生就不用說了。從感情缺失到僭建風波到私生子，負面消息一浪接一浪。應對表現的拙劣更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他的民望及支持度插水再插水，幾個星期以來從來沒有回升過。像這樣令公眾失望的候選人，像這樣失盡市民支持與尊重的候選人，本該及時退選，讓路予其他條件、能力、民望較佳的人，讓公眾有真正的選擇。可惜，唐先生不肯作明智的選擇，支持他的政經集團不願讓他退出，中央政府也不肯讓他退出以免「豬狼決」破局。結果，他的醜聞，緋聞不住發酵，越揭越臭；他身邊的人特別他的妻子郭妤淺女士更要一再為他解釋，一再為他補過，一再為他承受屈辱。這樣的選戰怎不讓人感到無奈與憤怒呢？

已躍升為頂頭大熱門的梁振英先生民望持續高企，看來絲毫未受「西九門」之類的利益衝突困擾，據說已積極開展組班工作。但實情是圍繞在他身上的謎團根本從來沒有澄清過，從來沒有清楚解釋過，大家聽到的只是他一再說不記得，不知道，與他無關。在西九評審比賽中他明明沒有申報跟參賽者的業務關係，在梁先生口中卻變成是他下屬及同事的問題，跟他沒有關係，他也沒有犯任何錯誤。至於為何多次堅持挑選有業務來往的建築師行，梁先生則推說其他評審有同樣的傾向。問題是，其他評審沒有利益衝突，沒有業務關係要申報，梁先生則明顯漏報利益，他怎麼可能躲在其他評審後面逃避責任呢？

除了在申報利益問題上不清不楚外，梁先生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樣含糊其詞，指鹿為馬，意圖含混過關。前兩天他接受電視訪問，記者直接問他過去三十年來在推動香港民主方面有甚麼貢獻。梁先生竟然臉不紅、氣不喘的說自己已盡力令按《基本法》定下的政治體制更民主，又指民主政制不僅僅是雙普選。先不說他回歸十五年來做了甚麼，梁先生從《基本法》草擬開始已堅決站在拖慢民主步伐的一方，對爭取盡快開始直選的要求不是默不作聲就是批評為港英及少數人的陰謀。到籌備回歸及組建第一屆政府時，梁先生更是堅決支持成立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臨時立法會，把一眾經普選產生的民意代表趕下車，令香港的民主政制出現大倒退。回歸十五年來，從○三年七一大遊行到此起彼落的爭取雙普選行動及訴求，梁振英先生不但無動於衷，並且力挺人大常委會扼殺○七○八雙普選的決定。即使到現在正式參選也不願承諾落實雙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這樣的表現算是為爭取民主盡過力嗎？梁先生可不要再睜眼說謊欺騙市民了！

一個醜聞纏身，一個滿嘴謊言，實在讓人看不下去。只可惜，市民不是尊貴的選委，手上沒有票，想投白票抗議混賬的選舉也不可能，這怎不教人既難受又難過呢！

盧峯

特首選舉聽旨意多過聽民意

《太陽報》

特首選舉離投票還有十多天，但民調上早已大幅分了高低，於是便有人說，要是選委真有廣泛代表性，投票理應跟民調取向。

要投票便有判斷，選委支持誰，心路歷程跟一般選民無異，會說參考候選人的政綱、能力、團隊等。逐樣研究，聽起來客觀，實際都是主觀判斷。大前提是講理念，又不是建制跟泛民之爭，而是同屬建制，哪個理念靠近自己，要判斷反而更主觀。

除了這些，當然也看候選人的品格。如果是一人一票，誰的醜聞多，落下風也活該；但大多數小圈子選委都跟候選人接觸過，民間說的醜聞，實際小圈子內早已風聞，因此，審視候選人的品格，選委自然跟民間有落差。所謂支持一個候選人，不是看這幾個月的表現，而是十多廿年下來的親身領教。有這種接觸過程，便有今天支持誰的結果，不只是主觀判斷，直情是主觀感受。

理念、政綱、能力、團隊加品格，競選要比的是這些，無論選委或一般選民都如此，莫不是主觀判斷，怎會故作客觀，隨民調投票。即便是馬英九，除了當選初期，四年來民望何時超過五成？但真要投票，得票率還是超過五成一；即是選民發表意見跟落手投票，從來都是兩碼事。更何況，現時特首選舉做的是民間民調，不是選委民調，真要轉舵，也是聽候阿爺旨意，怎會看民意。

徐傑昌評論員

唐英年負面傳聞繼續發酵

《東方日報》

中央暫時不會有傾向性的表態，令特首選舉最後階段可復歸政綱及理念的討論。表面看，讓千多名選委可以鬆一口氣，認真研究唐英年與梁振英已公開發表的政綱，然後作出明智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發放黑材料被中央叫停，但已流傳的負面報道仍在發酵，傳媒亦不會放過，以致雙英難以集中精力備戰即將到臨的兩場公開辯論。

有關唐英年早年放洋留學，年少輕狂下，有了私生子的傳聞，再次成為傳媒狙擊的話題，亦再次引起公眾的注意。唐英年的回應依舊拖泥帶水，未能斷然澄清真相，再一次削弱他的個人誠信。

挺唐選委早前紛紛表態，認為只要唐的民意支持度能夠企穩，不再下滑，哪怕與梁的差距難以收窄，也會考慮投票給唐，如今可能更難兌現承諾。

有意見認為，私生子問題對唐英年的殺傷力不及僭建醜聞，有一定道理。問題是，本港的政治文化帶有傳統的中國倫理道德色彩，對政治領袖的個人操守與誠信要求頗高，尤其是未來特首，不能視之為普通人。

距離特首選舉投票日僅有十多天，唐英年的民意支持度有可能再下調，影響市民的觀感。選委的取態尤其重要，而中央的最後決定則尤為關鍵。

唐英年宜盡快公開交代，和盤托出有關事實，有助止血，爭取市民諒解，切勿拖延至電視辯論日，使公眾討論無法聚焦於政綱。

宋立功

唐英年不是已故法國總統密特朗

《東方日報》

唐英年再被傳媒追問有沒有私生子，他繼續拒絕回答。若然事實是「沒有」，唐肯定直截了當說「沒有」；但拒絕作答，等同默認！

有私生子女的人士，並非一定不可以是稱職的政府首長，已故法國總統密特朗便是突出例子。他在位十四年，期間成功連任，在接近第二任期之末，他育有一名私生女的事實，首次在傳媒曝光。然而，婚外情曝光，並未影響國民對這位總統的愛戴。

事實上，密特朗髮妻、他和髮妻的兒子、幕僚親信以及傳媒中人，幾乎全部一早得悉此事，但他們都守口如瓶。為甚麼？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密特朗不獨稱職，而且是十分出色的總統。在國家利益、國民福祉為重大前提下，他們犧牲個人利益，保護備受國民擁戴的最高領導。

唐英年值得香港市民保護嗎？他究竟有何過人之處？仍然支持他的人可能說：他心地好、順得人；但同一德性，對他不友善者卻可以用蠢、無主見來形容。他愛醇酒淑女，品味高尚；但直率的說法，就是「爛酒、爛滾」！有論者指，出任全港最高職位，非唐英年個人的事，他有能力吸納有識之士、社會才俊加入政府，才是最重要；只要班子優秀，縱使自己缺失多多，一樣可以是出色的行政長官。但檢視名單，唐英年吸引的支持者，大部分是香港有勢力代表人物，投向他的陣營，首要目的相信只是力保既得利益而已！

所以，政客有私生子女是否問題，只是相對。政客對群眾貢獻，大過充當道德典範，大過個人利益及榮辱得失者，便不是問題。相反，唐英年至今未能展示才智能力有任何可取之處，私人缺點便成社會主要考量。

勞永樂

不需「保八」穩中求進

《東方日報》

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GDP的增長目標是百分之七點五，與以往的百分之八不同，引起極大震動。

熟悉內地政策的應該知道，往年GDP的增長目標定為百分之八，經常有「保八」的緊張情緒。事實上，這根本是庸人自擾。因為除了○○年和○一年的增長之外，近年來中國的GDP增長從未跌至百分之九以下。金融海嘯的○八年及○九年，仍有百分之九點六和九點二增長；去年也有百分之九點二增長。由於政府緊縮和調整政策，去年第四季度跌至百分之八點九，但仍屬高增長。去年年底政府已微調貨幣政策，報告也提出會進一步預調、微調；今年年初的經濟可能維持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或稍高。

全年來看，報告指出經濟有下行壓力，中央的貨幣、財政等政策應會有所針對。指出下行風險，反映政府必採政策來克服，這與金融危機突然而來大相逕庭。

○八年至○九年出口倒退，但整體經濟還可挽回到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長。今年預期外貿有百分之十增長，即使沒有上次四萬億元的刺激措施，社會消費仍然強勁。

政府以百分之七點五為目標，首先打破過往所謂「保八」的執迷，其次是不會因此而恐慌，過度擴張投資，或如金融海嘯時製造房地產泡沫。

政府樂見經濟增長率落至百分之九以下，但不說百分之八，不需「保八」，調整更易進行，可提升經濟質量，也杜絕投機房地產的機會。

陳文鴻

深圳賊巴氾濫官僚尸位素餐

《東方日報》

深圳治安不靖聞名全國，不法之徒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山寨巴士載客，更毆打、洗劫乘客，手段極其殘忍。廣東深圳官員天天高喊改革，但事關老百姓安危的事卻無人理會，這些做騷的官員個個都是政治界的影帝。

深圳有不法分子購買一輛廢棄巴士，改裝噴塗成港人北上熱門交通工具８６８路巴士，來往寶安福永至龍崗坑梓，再套上偷來的車牌後，入夜到沙井、龍華及平湖等地假冒正規巴士兜客，行駛至僻靜處就洗劫搭客。首次作案得手後，因見當局未有積極查處，於是更加頻繁作案，連司機也要「輪班上崗」，早前見人手不足，再招攬一名同鄉加入。

過去一年來已有多人受害，而８６８路巴士也被當地市民稱為「死亡快車」。由於真假難辨，每次搭乘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擔心自己「一去不復返」。這樣一輛為非作歹的賊巴士，在當地居然非法存在一年多，受害市民屢屢舉報，卻無奈其何，若說背後沒有保護傘在撐腰又有誰信？
高喊改革譁眾取寵

類似事件在深圳無日無之。去年底，深圳三十多名討薪農民工被身份不明人士追打，躲進觀瀾街道的信訪辦，原本以為可獲官方庇護，未料兇徒持械闖入，連傷數名工人，其中一人更被砍成重傷，縫了四十多針。事發時，在信訪辦值班的官員和聯防隊員竟然作壁上觀。

此外，早前深圳公安聯防隊員楊喜利闖入民宅強姦一名少婦，而這名少婦的丈夫楊武身在現場卻不敢反抗。輿論抨擊楊武為「史上最窩囊的老公」，但有誰想到，楊武窩囊，怕的不只是楊喜利的高大威猛，更多的是楊喜利背後的權力背景。

如果社會給了楊武足夠的力量、足夠的信心，他會在奇恥大辱面前忍氣吞聲嗎？社會各界可以盡情嘲笑楊武窩囊，但如果各地政府都像深圳當局那樣怙惡不悛，那麼當今神州每一個男人，離「窩囊」的距離也就幾米而已。

「在家被強姦，出門遭車輾，坐車被人搶，殺人無人管」，廣東治安惡劣領先全國。然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早前卻將此歸咎於媒體刻意放大與獵奇報道，要求傳媒增強正面報道，聲稱「好的風氣是謳歌出來的」。言下之意，廣東在海內外的形象這麼惡劣，是媒體刻意妖魔化的結果，但事實是否如此，老百姓心中自有桿秤。汪洋一直聲稱廣東要高舉改革大旗，但如果連治安這個最基本的要求都無法滿足，改革聲音再大，也只是譁眾取寵而已。

中國民主選舉首要開放黨禁、報禁

大事件記者胡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選舉體制的建立卻仍只是緩步前進，雖然中國已有基層選舉，但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親歷民主》一書作者龔小夏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指出，選舉制度的施行與老百姓的教育程度和素質沒有直接關係，中國不開放黨禁、報禁，就不能算真正舉行了民主選舉。

中國民主選舉首要開放黨禁、報禁

中國在2010年修訂《選舉法》後，規定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全國人大代表，並要求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可視為一種進步，但候選人的初步產生仍需經過上下級領導的“三上三下”過程，才會被列為正式候選人，使得中國基層選舉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

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民主社會大家參與、每人一票的制度特別重要，這一票是很有份量的，這是中國可學習的地方，其次，民主政治必須有秩序、法律做後盾。“中國經常有遊行示威，但往往不知道能遊行出什麼樣的結果，遊行也不能沒完沒了，所以在中國，老百姓如果有不滿，經常找不到方式發洩，但在美國，民眾要是有不滿，可以組織委員會、可以投票，把理念與自己相同的人選到議會去。”

龔小夏解釋，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下，地方參與可透過很多形式來實現，比如參與某個政黨、某項活動，也有說話和知情的權利。雖然一人一票相當重要，但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開放黨禁、報禁，沒有結社自由，就沒有其他政黨，沒有選擇權，而沒有言論自由，無法獲知訊息，人民也沒辦法參與競選，開放黨禁，選民便能組織後援會，為支持的候選人印傳單。

因此，在缺乏民主制度最基本要素的情況下，龔小夏認為中國現在的鄉村選舉不能說是民主選舉。“如果中國要搞民主選舉，第一件事就是要開放黨禁、報禁。我在書中提到許多這類的細節，甚至有讀者來信說書的內容有點婆婆媽媽。我就是要婆婆媽媽地寫，許多人就是不知道這樣的細節，否則一人一票的大原則誰不知道？”

擁護民主制度的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她沒法證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一定會實現、又多久之後會實現，但她相信中國一定會實現民主，這是一種信念。到時候，中國的民主體制會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但大原則應是一樣的。

“每個國家的民族性不同，會產生不同形式的民主，因此會有美國式民主、法國式民主，所以中國要實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還是美國的總統制，要人民自己決定。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自己的領袖和政府，這樣的原則不會有差別。”龔小夏說。

那麼中國未來的民主選舉，是否該由地方到中央，一步步推行？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其實從地方到中央的說法不太正確。“經常聽說選舉要先從基層做起，中國基層選舉做了20年了，也沒有繼續往上走。”龔小夏以自身經歷說明，在選民動員上，其實中央級的選舉不比地方級的選舉要困難。

“在美國，聯邦級的選舉投票率比較高，地方級的投票率很低，因為地方上不容易做宣傳，比如選總統，打開電視就能看到宣傳，但選校董會就較少人知道。”龔小夏舉例，她參與競選的維吉尼亞州選區，在2005年的州長選舉投票率只有35％，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只有12％，因此中央級的選舉，關鍵不在於是否該從地方先做起，而是肯不肯選。

龔小夏表示，美國，聯邦級的選舉投票率比較高，地方級的投票率很低。（新華社）

國家電網掌門人劉振亞身上掛了太多“地雷”

　　《明鏡月刊》張為為／風聲鶴唳的劉振亞獲悉中紀委秘密調查李汝革後，馬上找到舊主子曾慶紅。在曾慶紅過問下，秘密調查暫時中止。但可能衹是表面停止

　　劉振亞手下的山東臨沂幫把持著全國電網的傳聞在系統內也算是眾所周知。

　　在電力系統，尤其是山東電力系統，劉振亞大量啟用他在山東臨沂時的同黨，當前的山東電力主要領導包括魯能主要領導都是臨沂派。比如說，魯能集團董事長高洪德，魯能集團總裁徐鵬都是山東臨沂人，也都是劉振亞一手提拔起來的。另外，山東電力學校的前校長王關利，也是臨沂人。

　　中紀委查李汝革可謂打蛇打七寸，李長期跟隨劉振亞，專門管理劉振亞的財務運作，從他身上，很容易找到劉的突破口。

劉振亞

　　互聯網上也有針對劉振亞的舉報文章。凱迪網絡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執掌山東電力時，劉振亞涉嫌大規模做假賬。山東電力在泰山中天門曾有個秘密高級賓館（東尊山莊），裝飾豪華（單是一個進口沙發就高達20萬元，這個價錢在96~97年是非常驚人的，知道內情的人都目瞪口呆），裡面的漂亮小姐經常更換，劉一進這個賓館，美女們前呼後擁。別說是一般遊客，就是地市級以上的官員入住也要劉親自批准。97年前後，有人舉報這個賓館，山東有關部門要來查帳，劉聽到風聲，就威脅有關人員：誰出了問題誰負責！然後召集財務人員作假賬。

　　文章還稱，2005年山東電力學校的前校長王關利的辦公室被學校的保安偷竊，被盜部分現金和購物卡，這個保安把其中的部分購物卡送人，保安的朋友又在泰安偷盜作案被抓，就把保安供出，保安就把偷竊王關利的案情交待，說王的保險櫃裡有幾十萬現金，他不敢全偷，就從一打一打的錢中各抽取一張，又把保險櫃鎖好。公安順藤摸瓜，把王關利的腐敗案情揭出，但最後王關利無罪釋放，衹是被撤銷了一切職務。據可靠人士透露：上面有人力保王關利，這個保王關利的最後後台肯定是劉振亞。

　　如今，風聲鶴唳的劉振亞獲悉中紀委秘密調查李汝革後，馬上找到舊主子曾慶紅。在曾慶紅過問下，秘密調查暫時中止。但上述人士說，調查可能衹是表面停止。劉振亞長期以來，不僅向曾慶紅、溫家寶的家屬輸送了巨大利益，還向中共政治局的其他高層及其家屬大送項目，身上掛了太多的“地雷”，隨著十八大越來越近，劉振亞很有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明鏡月刊》第18期）

港媒：胡锦涛指王立军背叛党与国家

法广郑汉良

根据香港传媒引述来自四川省的消息报道，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意图寻求政治庇护的一个月之后，中央政府已将王立军定性为国家和党的叛徒。接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来源告诉香港的《南华早报》，胡锦涛主席上周末在一项内部会议上告诉政协委员的党代表，王立军是一个叛徒。

来自重庆市政府的消息亦持同一的立场，指称「重庆县级以上的干部在前天（3月4日）已被告知，王立军背叛了国家」。
王立军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正在北京进行两会会议的各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这位前重庆打黑英雄兼副市长据说在2月6日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又引述重庆消息指称，王立军同时又牵涉连串的罪行，包括贪污和道德腐败。

在北京的独立政治观察家陈子明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将王立军定性为叛徒，这对整个重庆市府高层而言，恐怕还将陆续出现坏消息。报道引述陈子明说：「如果王立军被指是一个叛徒而非早前所形容的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致精神高度紧张，王立军被指控的罪名，在政治上将更为严重」，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亦造成难堪，因为他的前任亲信竟然从事叛国行为。

重庆市长黄奇帆日前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王立军离开美国使馆后，即被中央国安部人员带走调查，黄又说如果王立军滞留在美使馆的时间再长一点，事件可能触发外交危机。

学者呼吁公布人大代表联系信息

北京人民大会堂宴席上的人大代表。2012年3月7日。
照片来源：路透社 REUTERS/Jason Lee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中国两会之际，有网民发起“寻找人大代表”活动，试图找到中国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希望通过他们反映民意，督促他们积极履职，但结果“令人失望”，目前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都没有公开的、方便人民接触的联系方式。3月7日，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事实上，以目前的全国两会为例，虽然全国人大网站上有全体人大代表的名单，但并无具体的介绍和选区、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等，采访两会的记者仅能从各省代表团处获取分省的代表名录。此外，根据本台记者的经验，各省代表团或省级两会提供给记者的人大代表名单上，有详细的人大代表的工作单位、单位总机甚至个人电子邮箱等，但材料上会盖上显著的“机密”字样。

今天（3月7日），有学者在网络上发出公开信，呼吁关注这一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该公开信提出，“人大代表的本义是代表人民，如果不主动与人民联系，而人民甚至无法找到他们”，那么所谓的“人大代表”到底在代表谁？因此，他们呼吁，正在北京济济一堂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关注各级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这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的落实情况。

该公开信作者为新浪微博上认证名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杰夫”，多名媒体人、学者、以及人大代表加入成为自愿者。

公开信作者说，“人民代表必须制度化、经常性、有效地联系选区选民；选民则须能方便地接触联系代表自己选区的各级人大代表，使公民们能向其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报告政府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在运作中的问题，建议和参与影响人大代表的立法工作和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的工作。”

目前，这一现状极其令人不满意。

根据杰夫的调查，遍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人大网站，以及各省区市以下1—3个主要市县区人大网站共92个单位，结果是：无代表名单者48（其中7单位无网站，3个网站搜索到但进不去），有代表名单但无任何介绍着31个，有工作单位者12（部分只有单位名称而无职务），只有山东潍坊人大有代表单位职务加上电话号码。

因此，上述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希望立即就此订立相应的法规或者工作程序，要求各级各地人大一定要以规范统一的方式，在网站首页设立“代表名单”项目，通过链接提供具有完整联系信息（含电话并最好有电子邮箱）的代表名单，以方便选民寻找、接触、联系“他们的”人大代表。

发起者认为，公布代表联系信息如果真能落实，将使人大代表成为“民情向上通达”的出口，减压社会矛盾；代表表征集民意，使立法行政司法有民意基础、工作有绩效。

他乐观的认为，因以上两点，人大代表或将可从虚职逐步过渡到到实职，人大从摆设到强功能；代表工作强度加大，兼职代表渐退出，专职化水到渠成；人大代表配备工作条件的要求顺理成章；最后，或可使人大代表直选“水到渠成”。

唐昊：人大为什么不“讲政治”？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此时收到一位多年采访两会的记者朋友的来信，谈到他之前采访两会的感想：“以前多是明星和奇谈怪论等，后来慢慢多了些住房、税收、腐败、社会保障等公共议题，但其实会场上更多的还是各个地方政府要求各种政策优惠、表达各自发展诉求的议题占绝大多数。看不到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而更多的是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好像是被虚构出来的。”这封信也忽然提醒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研究政治学的学者，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把两会看作是一个由公众代表探讨政治性议题的平台。尽管理论上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两会上的主题和新闻关注，大多是关于民生、发展方面的，甚至是旗袍等无聊话题。真正的政治话题，如政党席位分配、执政党合法性、政治腐败、政治领导的贡献与失误、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等，却很少被提及。

　　在公众参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谈论政治。在大多数代议制国家中，代议机构如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英国议会（上议院、下议院）等都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力。在那里，政治性的议题、特别是对现任政府的监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国，作为最高国家权力象征的“两会”始终不离对“民生问题”的强调，似乎中国人就只关心柴米油盐。当然，民生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发展民生应该是服务型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职责，而人大的功能是监督政府的服务职责是否到位，而不是自己去操心政策要如何操作。但实际上为数不少的代表在整个会议进程都在为一项其实并不能影响很多人的民生提案而奔忙，花去了宝贵的参政议政时间，并且把其他代表的关注点也拖离了政治中心议题。至于相关的新闻报道，一些大的媒体也主要关注明星花边新闻和少数“大炮”代表的或义正词严、或荒腔走板的言论。人大的监督政府、立法导向、制订政治性议题的职能并不突出。按说，中国的政治问题最多，也最需要公开地谈论政治。但在全国“两会”这样一个最重要也最公开的政治空间里，老百姓最关注的包括国家政体改革、政府评价、反腐败等政治性议题，在会议上却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难以在政治性议题上发挥作用？一些代表和媒体甚至根本不“讲政治”，而只讲民生和花边？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不能一味怪责人大或人大代表。或许我们可以从人大代表产生的环节开始，从选举机制、组织特性、会议机制、代表规范等几个方面来理解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之难。

　　我国的《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的产生并非来自预选，而是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也就是说，即使有十人以上的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最后推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圈子决定的。这就使得最后选出的代表在代表民意方面先天不足。有些甚至与人民完全隔膜。就在本届人大代表中，甚至出现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这样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荒唐言论。看起来这些代表不像是代表人民，更象是为民做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是专职的政治家，他们大多数是政治学或者法学专业毕业，对国家政体、政府功能、财政过程有着比常人更为清晰的了解，从而也更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人大代表则除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之外，其他一般都是兼职的，大多数代表甚至连预算草案读起来都有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令人难堪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一群业余政治家手中。期待业余选手象专业选手那样“讲政治”，乃是强人所难。

　　所谓“业余”不但表现在知识背景和政治认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行为上。西方国家的议员一般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政治团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群职业选手帮他们收集信息、确定议题、商讨策略、沟通媒体、联系民众。但在中国，代表们这样做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前年6月24日起，罗江县在几个镇先后成立了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刘圣会、李国喜、罗刚模等成为这个县的专职人大代表。专职人大代表可以接待选区来访群众，集中听取、收集民意，并享受正科级待遇，生活补助和调研经费。这些经费被纳入县人大的财政预算体系。而在当时，除四川省罗江县外，其他一些地方如南京市江宁区也出现了人大代表工作室。这些情况本来意味着人大和人大代表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景。但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不允许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也不允许人大代表成立个人工作室。于是，我们的人大代表们在政治上就只能继续孤独下去、业余下去。

　　当然，代表中也不是没有精通政治的人，而且是过度精通的那种。在十届全国人大中，在任的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中占了1/3的比例，并且每省的代表团的团长大多是该省的最高领导。这就让本该履行监督政府职能的人大实际上遭遇了由政府官员来监督政府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导致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不大象是民意代表在议论政府，而更象是地方政府组团来游说中央政府的集体行动。

　　上述现状都暗示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情况下的民意代表才会真正代表人民呢？多年以来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在电视上会看到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在开会的时候代表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挥拳相向、大打出手的场面也屡见不鲜。看起来很不文明、很不和谐，和我们的代表整齐划一的举手场面相比，显得很没纪律。也经常被一些人当作嘲笑民主政治的笑料和论证民主会引发混乱的证据。但实际上，这样的国家有议会里的打架斗殴，却没有流血飘杵的内战。这样的国家里做代表、做官都是不舒服的，最舒服的反而是人民。因为这些民意代表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在打架，而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打架。他们打起来了，人民就不需要自己上战场。而是可以坐在家里，喝着茶，看着别人替自己打架，还可以当作娱乐消遣，能不舒服吗？当然，代表们为了赢得选票的打架作秀行为说不上有多高尚，但他们至少在对待人民上诚惶诚恐，认为民意大过天，这就够了。而在人大中要想得到这样的代表，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修改选举法中的一条就够了，即将“由选民小组协商定候选人”改为“全体候选人参加预选，由预选中票数领先的2人进行最后PK”就够了。

　　不过，即使选出了好的代表，在现有的人大会议规模和会议体制下，恐怕还是发挥不了作用。200多年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人，每人代表5万选民。但随着移民潮导致美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众议员的数目也不断增加。等到众议员数量增长到400多人时，议员们发现，众议院的效率已大为降低。原因很简单：一个机构的效率是与其人数成反比的。在一所几千人的大学里，如果有一天大家接到通知，让全体同学到操场上开会讨论一个问题，同学们一定会认为校长疯了。原因无他，这样的讨论根本无法进行。为防止众议院的功能被自己庞大的议员数量压垮，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众议员的数量固定为435人，现在每名议员约代表50万选民。但在中国，我们拥有的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议会——全国人大接近3000人的代表规模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议会望尘莫及的。当然，这样规模的议会在立法和参政议政的效率上面临怎样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人大制度，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两会”了。我们每年3月份都要报道“两会”，正是因为他们在其余的时间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日本和美国，每年仅国会常会的会期即达150天以上，如果再加上各种临时国会会议和常会因议案未决而延长会期等情况，一年中仅开会时间就超过200天。但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则每年只开一次会，每次的会期不超过两个星期。前几年有一次，人大会议被压缩为10天，居然被作为“人大工作效率提高”的好消息而见诸报端。这样短的会期，不要说监督政府工作和商讨立法，就连人大自身运行的工作都很难完成。当然，如果一切都提前设计好了就另当别论。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有意思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如下特色：基本由业余选手组成、虽然被选举但难以代表民意、规模巨大以至于无法履行代议制机构的基本职能、作为监督者的议会中进入了大量被监督者、代表个人的政治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每年有350天以上不开会……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如何正常进行呢？各位读者不必担心，因为这些看来条条致命的缺陷根本不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原因无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另外一条轨道上运行，与人大没半点关系。正如北大的李景鹏教授在十几年前的一本书中描述的：“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中便存在两个轨道：一个是原有的、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轨道（或称第一轨道），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权力运行轨道（或称第二轨道），两种轨道在运行中互相交错。”

　　也就是说：在权力“双轨制”下，党的领导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模式，而人大制度则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模式，两种模式的同存并举。而前者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更容易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党代会的议题，如五年规划、党代会报告等都涉及到重大的政治主题，而且毫无例外地都会主导下一年度召开的人大议题。当然，这种议题不是供人大代表们讨论批评的，而是让大家“学习”的。在这种国家权力“双轨制”的机制下，人大制度的问题根本不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当然，“双轨制”还是会带来一些理论上的难题的。例如，政府应该是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而人民代表机关要对党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这样的问题，恐怕任何一个人大代表也无法回答到令自己满意吧？

　　当然，对制度性的缺陷说三道四，会显得很不厚道。因为指出问题是容易的。但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没有历史根基的，所以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问题是，制度性的缺陷随着市场力量的上升、公民意识的提高，势必会变得越来越不能让人容忍。而在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当代中国，民意代表缺位等制度性缺陷，已经开始导致治理上的危机甚至社会冲突。也就是说，类似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了。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希望这种制度性缺陷的挑明，能让政治性议题回归人大，并在“讲政治”的过程中厉行自我改革、发挥其作为代议制机构应有的政治功能，以应对现有的社会压力与治理危机。

作者：唐昊，原载: 作者博客

犀利公：“两会”的观法

首场发布会，赵启正露了点政改口风，吊足了媒体的胃口。于是前戏开始，各种评论与期待，铺天盖地而来。但接下来的“两会服务员动作整齐划一”、“第一批委员抵京”等传统段子开始上演，民众便停止鼓噪安静下来——哦，还是那样。

变化当然还是有的。如，倪萍声明“当哑巴”，新宇表示自己的提案将超出“我爷爷”的范畴。唯一不变的是申纪兰，政治警惕性一如既往。83岁的老代表，准备提交题为“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的建议，以表达对网络的担忧与设想，“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

旁观两会，观者各有其喜好。

有人琢磨发言人的话，蔡慎坤先生却早已看破，“赵启正的说法语焉不详，显然是两会期间一种高超的忽悠手法，因为高层并没有拿出政改的目标也没有政改的决心。”

有人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民生”比去年多说了X次，“改革”比上一稿少说了Y次。加藤嘉一给予了高度概括，“我做了，我累了，我走了。”

有人关注广场表演，说，虽然没看到浙江30位女代表的“华装风姿”旗袍秀，却也看到了刘春梅高唱《过河》，“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

有人关注富豪，专盯李小琳的香奈儿穿搭，许家印的爱马仕皮带……

有人关注裸官，埋怨说，“两会在坐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国人的爸妈。”

有人关注官二代。贺捷生说，“唱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舞和力量，现在一些课本删除了《朱德的扁担》等红色经典，这是一种背叛。”朱和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唱红……要向毛委员、朱委员学习，继承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托尔斯泰“三代出贵族”的理论，就政治家族而言，经过一代的专制和二代的愚顽，第三代会产生民主自觉。听毛、朱、贺的言说，你很难再相信“托律”。有好事者将毛新宇与赞同将爷爷的纪念堂更名为自由广场的蒋友柏相比，这不是差了辈的问题，而是不了解红色中国的问题。

延续了11届60多年的政治春晚，舞者与观者都在变化。但中国未来的根本性变化，仍将取决于舞者，而不是观者。观者只能是年年失望年年望。而舞者却在真金白银地分赃，或真刀真枪地分权。他们才是游戏的主角。这些主角们会将中国的政治演绎到怎样一种状态呢？张鸣先生日前有过分析。“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即扩大了的集体领导。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中国向何处去》）诚如张鸣先生所言，这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还需要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怎样转变？国民党在台湾的转型，可资借鉴。

朱小丹说“政府要勇于革自己的命”，汪洋说“改革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黄奇帆说“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薄熙来说“公平分配与高速发展要兼得”。无论是做蛋糕派，还是分蛋糕派，两会上的话，你都只能姑且听之，认真不得。在一元制架构下，议谁的大政？商谁的国是？

“两会”是中国权贵民主化蛹成蝶的一张温床。能成蝶，床还有点价值；蛹死茧中，则床必塌。

作者：犀利公，原载: 共识网

马国川：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不该走？

　　“两会”正在召开，中国官方口径非常统一，社会思潮却非常混乱。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同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为中国的未来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不过，今天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也许并不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而是“中国不向何处去”。换句话说，中国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只有排除了错误道路，中国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曾经付出惨重代价的覆辙。

　　那么，今天中国不能走哪些错误道路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不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在新兴经济体却方兴未艾。

　　中国一些人士虽然没有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对其理念其实是颇为赞同的。在他们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惊人成绩，奥秘就在于以市场手段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提升国有经济实力地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然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占据强势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因为有政治权力为背景的国有经济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而且难以避免由于巨大的利益带来的裙带关系和贪污。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对世界贸易提出巨大的挑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可持续，如任其发展，中国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二）中国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都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是执政者权贵的家族、密友，只要找得到作为执政者权贵的“关系”，就会迅速形成又粗、又重、又黑的腐败链，滋生出对国家、社会、人民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马科斯最后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苏哈托黯然下台，亲友相继入狱，都宣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末路。今日中国贪腐蔓延，深入社会肌理，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

　　（三）中国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民粹主义是对横行无忌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惩罚。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由于它把民主理想绝对化，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

　　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因为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而且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这种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损害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为这些政客所操纵。

　　目前中国民众对精英的普遍怀疑和不满，使得民粹主义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可是，拉美的民粹主义试验表明，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既有社会问题，而且野心家会利用“人民主权”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所采取的激进的“仇富”、“亲贫”政策将加剧社会情绪的两极化，当经济增长停滞或下滑时，富人有可能趁机兴风作浪，往往使民粹主义政府终结于军人政变。

　　（四）中国不能走军国主义道路。

　　军国主义是一种黩武主义，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并将保证军事力量视为社会最重要目标，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国民经济运作以军事优先，保证战争所需；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独裁制；对外则穷兵黩武，进行国土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是在这些国家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出现了一场“日本向何处去”的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即“和平崛起”），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即“战争崛起”）。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中以惨败告终。痛定思痛，日本认识到，必须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手段来利用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中国有些人士鼓吹“中国与XX必有一战”，呼吁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支持国家崛起，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五）中国不能走斯大林主义道路。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斯大林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否认民主化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将政权神圣化，直至产生个人崇拜。

　　苏联学者布坚科认为，“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中国改革就是要抛弃斯大林主义。但是正如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中国“略有修改，未脱窠臼”。由于旧有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斯大林主义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在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的今天，仍然有一股想把中国拖回斯大林主义老路的力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讲过：一些人总希望把历史上的经验或者教训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统治者、各国君主等等。但是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从历史上吸取过什么。此话令人气短，不过笔者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哪怕一点点经验。如果中国走向错误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十三亿人的现代化进程被中断，而且对于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危机，甚至灾难。

作者:马国川，来源: FT中文网

木然：是政治雷锋还是道德雷锋？

每到三月，都是学习雷锋的特定日子。近些年来颇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号召学雷锋，一方是质疑学雷锋。在没有互联的时代，质疑学雷锋只能在私下场合进行，有了互联网，质疑学雷锋就成了公众事件。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怀着不同的心理对雷锋进行着解构、解释、解读，一个雷锋变成了千人千面的雷锋。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雷锋是政治雷锋还是道德雷锋，抑或别的雷锋？如果是政治雷锋，学雷锋做好事就背离了主题。如果是政治雷锋，雷锋就成了被权力不断地打扮不断地修剪的雷锋，雷锋也成了历史小姑娘，任人打扮，成了政治符号。如果是政治雷锋，就难以还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如果是道德雷锋，政治雷锋就成为历史，雷锋再也不是原来的雷锋。

　　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政治雷锋，是权力者塑造的雷锋。

　　先看题词：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刘少奇：“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再看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

　　政治雷锋是工具式的雷锋，雷锋精神就是工具精神。这在出版的雷锋日记也得到验证，比如他在日记中说：“能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浑身有了力量”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却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从内心感激党和人民的关怀。”“我今天听一位同志对另一位同志说：”“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 政治雷锋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政治要求，每一个人只有成为雷锋式的工具，才能在那个时代生存，才能在那个时代有群体性的安全，才能在那个时代有意义有价值。听话与服从，作为一个臣民，才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雷锋不是公民。

　　政治的雷锋让人不可理喻，在火车上读报纸、大年初一捡300斤大粪、300张照片有的不符合常识、给困难群众送钱数额巨大，钱的收支有很大出入、做好事爱张扬等。再说，一个军人，军人的本职工作是保卫国家，做好事是辅助性的副职工作，如果把副职工作当成本职工作，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到老百姓那里做好事，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呢？

　　政治雷锋不是真实的雷锋，真实的雷锋是一个人性的雷锋。爱美、爱照相、爱留分头、穿皮夹克、穿皮鞋、戴名表、骑摩托、开汽车、爱生活、谈恋爱、爱慈善、爱工作、爱品味、有情调，在过去就是一个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按着今天的标准，也是时尚的弄潮，人所具有的雷锋也全都具有，人性美好在雷锋如同花一样绽放。这样一个真实的雷锋，在变成政治雷锋之后，没血没肉没情感。

　　如今，人们正在淡化雷锋，把政治雷锋转换成道德雷锋，是否有道德雷锋仍然存疑，就是假设道德雷锋存在，那么在政治雷锋转换成道德雷锋的时候，政治雷锋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学雷锋做好事，还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做的，这就使道德雷锋失去了道德的本色。

　　如果是做好事，中华民族在没有雷锋的时候，在很多人不知道雷锋的时候，也一直在做好事。学雷锋做好事，是在不自觉地割断历史，是道德历史的虚无主义。

　　只要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都会做好事，不需要把雷锋拉进来。专制时代需要的是臣民，民主时代需要的是公民，有人把臣民的素质移到公民的身上来，是不恰当的，把臣民雷锋拉到现代公民当中来，是不合适的。想当年一放牛之人放牛之时一牛不小心要掉下山崖，放牛之人拚老命把牛拉上来。救牛一命，此事被一记者获知，问救牛的精神哪里来，是不是想到了毛泽东思想，放牛人说如果想到了牛就掉下去了。同理，如果做好事，总想着雷锋，那些不学雷锋而做好事的，就没了道德生存空间。如果有人做好事天天想着雷锋，不知这好事能不能做得下去。想上帝难道就做不了好事了？

　　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最主要的群体应该是官员群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雷锋，因为他们手中握有资源，不学雷锋更容易做坏事，学雷锋，还有做好事的可能性。

　　自由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权力不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偶像也不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不自由地去做好事，就是邪恶。提供不自由地做好事的偶像，就是邪魔。提倡不自由地做好事的道理，就是邪教。做好事来自于人的善良本性，一个自由的人更容易做好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是没有尊严的。学雷锋做好事，把学雷锋作为做好事的源头和动力，把学雷锋做好事变成一种逻辑关系、事实关系，这没有道理。

作者:木然，来源: 共识网

张千帆：让“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自由竞争

　　1978年，安徽小岗村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五年之内，在中央大力推广下，小岗村民的包产到户成为风靡全国各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后看来，小岗模式其实是中国的一次地方制度试验。包产到户犹如一颗死而复生的新苗，直接挑战了禁锢数亿农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两种制度对垒的结果高下立见，无论从农民的拥护程度、生产积极性还是社会效益来看，小岗模式都大获全胜；“人民公社”剩下河南南街村等寥寥无几的“遗老遗少”，也只是靠中央输血才得以维持虚假繁荣。小岗村的启示在于，只要维持基本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地方试验往往能产生最好的制度。事实上，各地都可以推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制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制度市场”。譬如重庆可以推出“重庆模式”，广东可以推出“广东模式”，而究竟哪个更好，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全国人民来评价。就和商品市场有能力拣选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制度市场也有大浪淘沙的能力，把坏制度淘汰掉，把好制度留下来。

　　然而，要让制度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国家制度框架本身必须符合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广开言路，并从制度上保证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意味着公正评价，而公正评价首先是建立在基本知情的基础上。如果连地方模式的真实效果都不知道，谈何公正评价？重庆“唱红打黑”以来，重庆市民似乎热情高昂，有的法学家据此评论“人民也会堕落”。作为大街上的普通男女，人民当然可能“堕落”，问题在于人民为什么会堕落？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堕落？在重庆人民穿着专门制作的制服兴高采烈“唱红”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当全国不少人为李庄案“打黑”喝彩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法庭审判背后的“内幕”？如果人民只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他们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判断必然是扭曲的、“堕落”的、“离谱”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不让人民知道真相的制度。因此，要形成地方模式的公平竞争，政府首先不得压制、控制或扭曲言论，就和政府不得通过指令干预市场、保护某些企业、歧视其它企业一样，否则所谓的“市场”必然是变相的国家垄断。

　　其次，在言论自由和基本知情的基础上，人民应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宪法第34条规定的选举权促使地方模式选择符合地方多数民意。假如“重庆模式”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尤其是财政与司法信息公开，重庆市民在知道自己的付出并做出机会成本判断（譬如制作制服的经费可以用于医疗、社保或义务教育）之后，仍然拥护“唱红打黑”的现有模式，那么这完全是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当然，如果“唱红”费用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某部的转移支付，重庆市民实际上是在不亦乐乎地花全国人民的钱，那么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有必要反思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事实上，由于地方模式首先对地方人民产生后果，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完全可以对当地实行的政策做出明智判断。如果地方选民被赋予自主决定权，那么许多地方农民“被上楼”等变相剥夺农民权利的土地制度“改革”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多数农民的选举权和发言权对当地官员发挥一点作用，就没有人敢公然制定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更不用说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相反，有口皆碑的“成都模式”则不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拥护，而且也会自动得到各地纷纷效仿。

　　最后，地方制度竞争还需要在基本公正与法治的秩序下展开。有些地方改革虽然增进了多数人民的利益，却可能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改革在总体上得大于失，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模式，这样的改革仍然可以推进，但是必须赋予因此而受损的群体适当补救，允许他们通过法律机制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农村城市化必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赋予失地农民公正而充分的补偿，让他们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至少做到任何人的基本生计不会因为“发展”而受到损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全国各地的“血拆”、上访乃至暴力冲突将自动消失，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发展将从此走上理性轨道。

　　只要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良性的地方制度竞争与相互借鉴效仿将自动开展，而不需要中央直接出面推行。可惜的是，由于采取中央集权模式，像小岗村这样成功的制度试验在中国并不常见。当然，中央也清楚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国，不可能所有政令都一律来自中央，否则必然回到计划经济的万马齐喑局面。另外，在实施效果未知的情况下，贸然在全国推行一项政策会产生极大风险，“大跃进”造成的悲剧可谓殷鉴不远。因此，中央在诸多领域推行“试点”，但是这些试点一般局限于技术政策层面，而且中央指导作用过大，地方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一部单一制宪法往往对涉及地方自主决定的事宜规定过多，从而束缚地方创新的手脚。虽然宪法第3条规定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规定适当界定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合理机制，因而在实践过程中“统一领导”往往压倒了地方“主动性、积极性”。譬如在上一届选举中，有些地方尝试乡镇长直选试验，最后被全国人大叫停；去年四川罗江县尝试人大代表工作室，也很快受到上级干预。

　　其实，按照以上三大原则衡量，这些地方试验并无不妥之处，因而上级干预是不必要的。中央需要做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而恰恰是通过法律机制保证地方试验符合自由、民主与法治原则，从而为良性的地方模式竞争创造并维护制度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改革才能续写小岗传奇。

作者:张千帆，来源: 作者博客

裴敏欣：美中为何注定会发生冲突？

尼克松令人惊艳的访华四十年后，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甚至不能被共同的经济利益所掩盖。

　　在20世纪，几乎没什么地缘政治事件能与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访华相比。今天，那“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作为外交革命中一次大胆的赌博为人铭记，它令这位美国总统和美国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不过到了今天更明显的是，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一项进程，它最终结束了中国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孤立状态，为中国重新崛起为强国铺平了道路。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中美战略修好中获得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美国。

　　在安全方面，美国和中国继尼克松访华后建立的半同盟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当时，苏联聚集了30到40个师对付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不久，正在考虑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当然，以中国作为平衡苏联的工具有助于美国发动冷战。但即便中国不出力——实质性帮助不大——在这场竞争中美国最终也会击败苏联。

　　鉴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引发的政治混乱，美中修好还得再等几年才能产生经济红利。直到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及他的改革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才开始重视中美关系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显然，精明的邓小平本能的领会了这种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在1978年12月(偶然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就是在这个月关系正常化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首次海外访问的对象就是美国。他知道，没有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如果美国市场不对中国商品开放，美国公司迫于禁令不得对华投资(在尼克松访华前正是如此)，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模式——高投资、对国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以及权力下放——产生的结果远不会像现在这么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在尼克松访华四十年后，已经有了定论：中国成了当之无愧的赢家。幸运的是，美国也没有输。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罕见的双赢局面。不过，即便在这个双赢局面中，毫无疑问中国得到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对这些相对收益进行清算令人不禁想要知道，为何今天会有这么多中国精英怀有这样的反美情绪。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建立互利关系的潜在原因十分明确。这两个国家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冷战时期是对抗苏联的威胁确保安全，冷战后是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日益庞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说来，恐惧和贪婪足以巩固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还不足以巩固强国之间的。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类似的政治制度的持久战略信任对于确定强国间关系的性质要重要得多。或许有例外，尼克松访华一事就是一例，他访华的时机恰逢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一个非同寻常的安全威胁——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政权的性质并未令同为实用政治的高明实践者的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困扰。迫使这两个国家寻求合作的是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持久的战略互信。

　　不过到了今天，美中关系的结构已变得面目全非。在安全方面，它们已变成半竞争者，而不是半盟友，双方都视对方为潜在威胁并据此筹划自己的国防战略。它们的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形成了继续合作的最坚实基础。但即使如此，紧张关系还是出现了，尤其是以大规模双边贸易赤字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低估货币币值和限制美国公司进入市场造成的。

　　近年来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那些主张与中国接触的人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以下假定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的融合将推动改革，并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自由进化”理论并未成功。

　　因此，在美中关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依然矗立着。在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美中关系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战略竞争极有可能会变成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不难确定潜在的原因。因为在满脑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信任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只会加剧。中国领导人不应为所谓的“信任赤字”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它为何会存在。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必然会相互冲突。因此，甚至连美国和中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都有可能因它们政治制度的冲突而受到侵蚀，这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或许不适合以如此悲观的预测美中关系的未来来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不过，如果大家接受以下前提，即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合作和友善的中美关系面临的根本障碍是中国继续实行一党执政，而不是美国意欲遏制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么承认这一现实并试着改变它将对我们自己大有帮助。（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

作者:裴敏欣，来源: 环球网

叶檀：两会的实话、智话与假话、蠢话

    两会议政不是橡皮图章，才能精英共献良策、共襄国家大计的希望。讲真话、讲智话、讲有人性之话，是议政前提，否则不能方正、不配议政。两会讲真话者越来越多，讲违背常识、违背人性、故意矫情的“雷语”者相对减少，却仍然存在。

刘明康讲智话

    刘明康与李稻葵的两会讲话与访谈说的是真话，他们说的是智话，虽然一些言论会引起争议，却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对完善规则制度十分重要。

    3月4日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刘明康先生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做出较为客观的原因，包括中小企业本身的问题，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在企业成立的前三年或者三年半，小微企业处于“死亡谷”中，风险过大，不可能获得银行商业贷款，此时需要种子基金与天使投资。但资金浮燥，天使投资接近于零，在企业成长期有少量创业投资投入，在成熟期有私募股权投资投入，大部分都用高市盈率投入较为成熟、有希望上市的公司，千军万马摘桃子，没人培育桃树，结果可想而知，竭泽而渔成为必然。

    中小企业没办法得到金融支持，不仅因为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信用不佳，还因为在经济紧缩周期，银行无法从大企业、重要平台收回贷款，只能收回中小企业的到期资金，扰乱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步骤。经济预期不明确、大企业溢价过高，银行偏爱大企业、被大企业捆绑。

    出人意料的是，刘明康先生提及民间借贷官商勾结，一些中小企业家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选择“跳楼”、“跑路”。现实触目惊心，民间借贷官商勾结比比皆是，往往与黑社会连在一起，刘明康先生调研结出的结果与笔者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高利贷借贷者在黑社会秩序下苟活，他们或者还钱或者还胳膊还腿甚至还命，否则高利贷的血腥利益链条就会被打破。

    在分析清楚原因后，答案呼之欲出。打散高利贷的铁板一块的利益结构，一要靠普遍的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与立足于地方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坚决打散官商勾结中的利益输送渠道，三是给予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充分的退出空间，让地方小微金融机构有发展的余地。

    不能否认，刘明康先生说的不是全部实话，如少提或者不提银行的高利润与担保公司的高风险，银行享用资金高额溢价，甚至参与到高利贷之中，这位前银监会主席语焉不详，只以银行风险防控含糊带过。即使有此瑕疵，也算难得的真话。

李稻葵讲真话

    还有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是李稻葵先生。

    农民、股民、网民“三民”让李稻葵先生闹心，农民不懂经济规律，看到肉价下降卖猪崽，看到肉价上升多养猪，每次都踏错节拍，赚不到钱还会赔本；股民让人伤心，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风险意识；网民认李稻葵先生寒心，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知识和事实，把救欧洲与救温州对立起来。

    批评算得上诚挚，没有用“杀戮民众”这样杀气腾腾的字眼，而是立求提供理性、公平的探讨平台。用非理性的办法讨好民众容易，把资产一分了之、把大企业家一关了之即可——谁还能没点原罪——但真正让民众过上安居乐业有尊严的生活却十分困难，需要独立法律的公平救济渠道，需要让民众有创业、乐业的环境，需要有金融、垄断行业有更市场化的公平发展模式。

    我们应该看到李稻葵先生逻辑线索的反面，才能深入思考。很多农民是不懂基本的经济周期，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很多国家在工业化化初期都会陷入相同困境。此时，通过自律、政府补助的农业协会等方式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民国时就有蚕桑等农业学校，日本等国有行之有效的农协，政府必须提供充足的商业信息，可以将补贴的钱交到农民手中让农民选择接受哪家农业学校或者农协科技督导员的辅导——我国已经有年轻农民上网卖白菜，城市化进程过半，有能力在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农民的自律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A股市场投资者有各色人等，监管层无需保障股民赚钱，只要建立公平的基础性规则即可，在这方面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市场建立基本的公平交易规则，推出新股发行改革与退市制度，定价扭曲情况就会有所好转，股民狂炒ST股的现象将有所减少，笔者领教过炒作ST股的投资者，他们甚至为了短期利益反对推出退市机制，而在套牢之后要求政府保护屡见不鲜，监管层不需要对此进行赚钱应答，只要用制度进行公平应答即可。

    至于网民不了解经济学基础知识，只能步步为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CPI、PPI是好事。我国百年现代化，往往讲究从文化革命、从新民开始，而现在开始回到经济基础与人性基础，公民能够公平地保障自身利益、有乐业之所，才是现代市场与公平市场的根基。

雷人雷语的矫情者

    本次两会上，雷人雷语也不少。有人是学习来的，如全国人大代表、世界体操冠军、湖北省体育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杨威坦言，从2008年开始做代表，5年没提交过一次议案。“我这个年龄还是最需要学习，从学习里面成长，为以后的道路做铺垫”，刘翔因为训练无法出席只能遥祝。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跑得快的人议政能力肯定也不错？如此荒唐的逻辑居然比比皆是。而倪萍则因为出言被误解，准备当哑巴，让人感慨善良与头脑两个都不可少。所谓的雷人提案如母乳喂养等都是，这是很重要，但要上两会由政治人物们讨论吗？

    有些语言经过包装，较为客观理智，却有避重就轻之嫌。

    3月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场小组讨论会结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首度正面回应活熊取胆，提出我国名贵的野生中药材效果目前无法人工替代。他表示，在加强对濒危动物保护的同时，将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解决中药材需求问题，同时，科技部门也将加紧研究熊胆等名贵药品的替代品。

    活熊取胆的讨论背后是伦理碰撞，是中药的发展路径之争。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厘清名贵中药材背后的利益链条，保健品市场的泛滥程度大致能看清滥用的程度，要真正发展中国的医药事业，有关方面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十几年不审批较为成熟的熊胆替代品，为什么不鼓励进一步研究，这是推广中医药事业的正确态度吗？

    至于委员代表们买不起房，有可能对极少数人是事实。笔者建议最好别再说，富裕人士、有话事权人士大聚会，再说这样矫情的话，让普通公民情何以堪？对准明星委员的镜头，一年就这几天重要的集中议政时间，别玩追星行不行？

作者：叶檀，FT中文网2012-3-6

陈雪丹：民进党将何去何从？

    台湾大选已经结束两个月了。民进党的大选检讨也开展了两个月了。但至今还没有作出个眉目。这不能不令关心台湾前途的人感到忧虑。

    从这60天民进党上层人士的表现来看，重要的是对待检讨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检讨还是虚有其表地应付？是诚心诚意地自责，还是讳疾忌医地推诿？将是民进党今后存亡绝续，兴衰成败的关键。

    回顾民进党的历史，是一个由反戡乱、戒严，反专制、独裁的，要建立民主、自由、公平、合理的现代社会为目标的党派，蜕化为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政党的历程。

    翻开民进党建党以来几个主要文件，就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以上的结论。理由如次：

    一、请看创党之初：1986年11月10日发表的“民主进步党政纲”共5项：甲，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乙、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创新；丙、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丁、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戊、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在这一条下，第三项，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这句话成为后续“台独“发展的滥觞。但它的主要诉求乃是争民主，反独裁。

    二、1999年，民进党八届二次全代会通过的七点行动准则，开始明文宣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

    这说明，从1986年建党到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出笼，其间经过李登辉的废除国会、制宪、废省、选举台湾最高领导人等“台独”步骤，民进党已经丢弃了它创党时期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初衷，而滑到了反对大陆，追求“台独”的分裂主义路线。

    三、2007年8月2日，民进党中常会和中执会，又制定了“正常国家决议文，”提出了正名、制宪，以无限扩大总统权；加入联合国；强化台湾主体性；落实转型正义等五项主张，及十大行动，使台湾在迈向正常国家的目标中有了具体的路径可循。

    为了尊重历史，推崇正义，我们呼吁，对于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建立现代社会的那些仁人志士，为台湾民主而离乡背井，四海漂泊，自焚、坐牢、被杀害的人们，给以民主斗士和烈士的称号，使他们名垂青史；对于那些抱着个人野心，挑起族群争端，以“台独”为专业和饭碗，甚至以“台独”为贪赃枉法的旗号，如李登辉以“综合研究院”的名义转移巨款，陈水扁以“建立台湾国”的名义把巨额款项存在海外，都是如此。对这种人，人民应予以鄙视、唾弃，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再来看看，民进党大选候选人是怎样检讨败选原因的。

    在检讨败选的原因时，蔡英文小姐一再使用的挡箭牌就是：1、长期结构性问题；2、大环境因素；3、三个小猪问题。这些既模糊，又抽象的败选原因，让人一看，就知道她言不由衷；是在以假乱真。因为，结构性问题究竟何所指？结构性问题既是是长期存在，那末，在蔡本人主持党的工作期间，何以未曾解决？大环境因素，又具体存在于何处？这些因素，蔡英文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

    就局外人看来，民进党此次败选的原因有以下诸端：

    1、副手选择，迟迟未能解决，暴露了蔡在处理问题上的优柔寡断，稚嫩无力。先是在五都选举中，与苏贞昌发生龃龉，种下祸根；以后扬言：“副手不一定在民进党内寻找。”但所选择的彭淮南、李远哲皆回避不就；以后，又回到党内找到天王苏贞昌等人，又遭碰壁；最后，确定苏嘉全。但苏连续被发现有丑闻：农舍问题，妻子夜总会交际问题等等，使得苏嘉全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只能紧闭其口，发挥不了副手的作用，空被大众讥笑。

    2.否定”九二共识”，给台湾选民以不安全感。“九二共识”的要害，正如吕秀莲所说是确实发生于、存在于那一时间和地点，两岸曾举行过会谈，是不争的事实，是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识否定的。更重要的是，“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蔡氏若否定它，那么，今后两岸关系将伊于胡底？这在两岸问题尤其是经贸关系正处于关节点上的当儿，是台湾人民安生立命的关键所在，人们是不敢有一丝马虎的。在这个问题上，天天高唱民主的蔡氏，却完全忘记了民为国之主的公立。这样，蔡氏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的抛弃。

    3.过度自信。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赴京赶考时，在他的船帆上大书了四个字：“状元及第”。但他那次，却没有考中。蔡氏也是如此。她一再扬言：“明年总统是个女性。”“明年是穿裙子的检阅三军”。直到选举结束，从她当时的表情看，她似乎还在那个“黄粱梦”中，没有醒来。

     她太不谦逊了。

    4.“为政不难，勿得罪于巨室”。这是两千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孟子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的背景，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巨卿、权臣，如陶朱、范蠡、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为政者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处理好与这些巨卿的关系。

    在现代的台湾，王雪鸿、郭台铭、张荣发、张忠谋—-这些大企业家，都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都雇用了大批的工人、职员，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不可估量。他们公开出来表示不欢迎某党或某候选人的政见。那么,这个政党,这个候选人就应该深刻反省了，而不该硬拗到底。而民进党的忠实党徒，却还要硬拗到选后，扬言要拒买王雪鸿的主要产品,这就更加成为螳臂当车之类的笑料了。

    因此，民进党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弦更张，从切实实施民主开始，不要把民主当作“台独”的工具，也不要把“台独”当作民主的目的。如自以为是“台湾之父”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实行的制宪，不过是扩大他个人的权利借口；陈水扁所实行的民主，也不过是以民选总统的权力，向企业家伸手要钱；又以“台独建国”为名，把搜刮来的钱存在海外。要认识到，民主是全社会的政治，而不是一部分人为达到他们的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民主不等于台独；台独，也不等于民主。抛弃“台独”，走向共和，走向民主，民进党人才能找到与2300万台湾人的融合点，就可能成为台湾的全民党，甚至执政党。

作者：旧金山陈雪丹

有关欧洲金融危机的十大不实之说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简称EMU)成员国似乎选择了通过须经历长痛的缓效药来解决希腊危机，而没有采用“大爆炸式”的速效解决方案，让希腊在短期内以（较为）有序的方式退出欧元区。然而，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某种分裂，具体何时发生只能任人猜测了。

为帮助读者们趟过这片泥潭，笔者将在下文破解有关EMU未来走向的10大认识误区。

1. “希腊是一个小国。”

当然，人人都知道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仅占欧元区GDP的2.5％（并且在不断缩小）。但许多人也会惊讶地发现，希腊的经济规模在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八，约为比利时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卢森堡、马耳他、葡萄牙、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九个EMU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比希腊还要小。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EMU领导人没有选择“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希腊“大到不容倒闭”（至少现在如此）。

2. “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法国大选中为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助阵，因为她认为这将有助于萨科齐赢得大选。”

事实上，这两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默克尔从来就没太喜欢过萨科齐和他的做派，但她知道，无论谁主政巴黎，哪怕是社会主义党人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当政，法国和德国都将达成某种安排。默克尔之所以决定公开干预爱丽舍宫(Elys口e Palace)的政治斗争，主要原因在于她想让德国国内选民知道她是在乎欧洲的。强调德国始终不渝地坚持亲欧洲政策能够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也能让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陷于不利地位。政治家只关心国内政治。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次要的。

3.“如果萨科齐真的破除万难赢得大选，法国和德国最终将在危机应对措施方面携起手来。”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萨科齐取得连任，他或就欧盟财政公约举行全民公投（奥朗德已经宣布，他将以某种有待确定的方式“重新进行谈判”，但这就另当别论了）。在过去60年中，法国始终拒绝将预算事务相关主权让渡给欧洲机构──尤其是那些遵循德国式准则的机构。如果萨科齐破除万难赢得了大选，他会趾高气昂、志得意满。他完全可能会对放弃预算自由的德国式要求予以拒绝。

4. “德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再加上外围国家内部贬值将有助于解决欧洲面临的竞争力问题。”

这种方式在爱尔兰似乎能行得通，爱尔兰央行行长霍诺汉(Patrick Honohan)已经宣布将薪资削减40％，以象征他的同胞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做出的牺牲。然而，欧元区其他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举措。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EMU其他成员国相比虽然在缓慢上升，但短期之内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足以解决南欧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通货膨胀。

5. “如果反对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13年赢得德国大选，该党将推出欧元债券。”

未必。到现在为止，默克尔在欧元区救助问题上能够获得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可以说是她的运气。社会民主党谴责默克尔“做得太少，行动太慢”，并建议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让德国用较低的借款成本降低其他EMU成员国的借款成本。然而，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近期强调称，慷慨的援助必须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会非常繁琐，让参与对象仅限于评级为AAA的EMU成员国，而这其实是有悖于初衷的。离德国大选越近，社会民主党赞成这类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它们会令纳税人的钱面临风险。

6. “延长雅典技术官僚政府的任期或许是那些为欧元区祈祷的人期待的答案。”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建议延长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的任期，让这位和蔼可亲、优柔寡断的总理把工作进行下去，同时先把民主放在一边。然而，这番言论引发了激愤情绪，让朔伊布勒认识到这是行不通的。德国现在是欧洲的民主旗手。上世纪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希腊的经历──让德国懂得，中止民主制是不可能的。

7. “救助协议和债务重组意味着葡萄牙已经出现转机。”

如果你连这都相信的话，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信呢？既然希腊已经成功地让私人债权人降低了贷款中经重组部分的利率，葡萄牙也完全有可能效仿希腊。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葡萄牙国内正进一步向里斯本政府施压，要求其加紧与葡萄牙债权人达成比希腊紧缩计划宽松一些的条款。

8. “通过欧洲央行(ECB)实时结算系统Target-2向遭遇资本外流的EMU成员国提供央行自动注资会令德国纳税人蒙受巨额潜在损失，因此德国可能不太愿意按照希腊的要求向其提供更多资金。”

这句话其实说反了。Target-2发生的损失必须由欧元系统(Eurosystem)央行共同承担，只有在EMU解体的情况下，纳税人才需要为Target-2的余额埋单。因此，德国面临的压力是必须让余额保持增长，以避免出现实际损失，进而导致德国乃至法国和意大利的央行和政府遭受重创。

9.“德国对欧洲外围国家的出口现在必将再度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的有力因素。”

事实上，欧洲外围国家对德国出口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2011年前九个月，德国对希腊的出口额为39亿欧元，对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分别为32亿欧元、54亿欧元和265亿欧元。再看看那些增速最快的德国出口贸易伙伴，你会发现数字要大得多：德国同期对波兰出口额为331亿欧元，对俄罗斯为257亿欧元，对土耳其和中国分别为154亿欧元和478亿欧元。不管EMU发生什么，这一趋势都将延续下去。

10. “希腊现在快拿到钱了，局面将平静下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老话所说，德国和其他债权国赢得了时间。现已卸任的欧洲央行前理事会成员斯塔克(J口rgen Stark ) 2011年10月份曾说，“希腊人认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能拿到钱”，这种说法现在不一定成立了。向雅典提供资金的国家已经比从前强硬多了。新救助方案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不会给希腊，而是直接发放给私人部门债权人。此外，希腊很可能无法履行EMU成员国政府提出的一大堆要求和条件。僵持的时间越长，债权人为潜在违约和希腊退出EMU做准备的时间就越充分。人人都在与时间较量。在EMU的长篇传奇中，仍有许多惊险刺激的章节有待展开。

（本文作者David Marsh是官方货币与金融机构论坛(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的联席主席。）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华尔街日报

茉莉：苏珊·桑塔格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中国正在兴起一股“苏珊·桑塔格热”。这位被布罗茨基视为是“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在前不久去世之后，更为世人所怀念与欣赏。虽然不赞同桑塔格的一些政治观点，但笔者对这位博学多才的作家、充满个性的“好战的唯美主义者”、高挑身材头发黑白相间而又举止激烈的女性，有一种爱之入骨的感觉。

    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 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样。’”

    凡是了解《1984》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为什么年轻而狂热的左派桑塔格在听到这个书名时，胸口会突然疼痛起来。《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拟的一个故事，它描写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人们的悲惨命运。

    与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女翻译的邂逅，是桑塔格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一个开始，也是她后来激烈谴责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因。已故的桑塔格有一本来不及完成的书，题目叫《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对西方旅行者前去社会主义国家易受欺骗的问题。她认为，共产党政府一度吸取了非常好的理想主义资源，例如三十年代的欧洲，一些优秀的人们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但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

    从中国之行中清醒过来，桑塔格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天真浪漫幻想，她在反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更提高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声调，并经常谴责共产主义钳制知识分子。1982年，在抗议波兰镇压团结工会时，桑塔格发表了一个激怒西方左派战友的惊人论断：“共产主义是带着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

    自此，西方左派和右派一样被她惹恼。她毫不留情的批评西方左派，指责左派拒绝认真对待斯大林恐怖下的流亡者、异议人士和被谋杀的牺牲者，也批评前苏联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知识分子随大流。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她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缺乏道德承担。

    2002 年8月，中国诗人贝岭入狱，桑塔格为之奔走呼号，从北京狱中将贝岭营救出来。当时，桑塔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传送思想的罪行》，鲜明地表达其人道立场。她说：“如果对贝岭沉默，对他而言只剩下恐怖－－也包括对其他中国人（两天前他在北京的兄弟也被捕了），那就意味着给中国政府开绿灯：它可以肆无忌惮地这么干；而且，它可以扩大它的迫害范围，恐吓独立思考的人。如果大家都沉默，给中国政府的信息就难以更清楚。”

    这也是桑塔格不再去中国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因言论和写作入狱的知识分子，桑塔格无能一一援救，因此，在贝岭的采访中，她诚恳地说：“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才去，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凡事要问一个是否“道德”的问题，这是自称为“执着的道德家”的美国左派桑塔格，和那些对大批政治犯入狱状况视而不见的中国新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从桑塔格几十年的人生之路来看，她并非要坚持“左”或者“右”的政治立场，而是要坚守关注弱者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不媚俗，不讨好，毫不客气地对一切权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权力——进行审视和批判。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遁入道德虚无主义之境时，她回归启蒙主义的理想。

    被人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对于离经叛道的桑塔格，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严肃荣誉。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已经离世的她，将在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长存的同时，也将作为这个时代濒临绝迹的的知识分子道德家，长存于我们心中。

林彪稱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做出了劃時代的發展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革命的對象主要是誰。馬克思、列寧看到了主要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曾經說，如果公社的組織在全國範圍裏牢固建立起來，它還可能要經受災難，就是奴隸主們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暴動。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權建立起來之後，還要遭受這種反動派的反擊。列寧看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但是，他主要的是以為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他認為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發展起來，會使資本主義復辟。他主要從這一方面來看的，看到復辟的這一方面的力量。當然，他也說到國外的帝國主義的這種干涉。但列寧他沒有把黨內的走資派，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物作為這個成為資產階級復辟的這種主要的對象。斯大林他在實際上是解決了一批鑽進黨內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等等等。但是，他後期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他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看成是外來的武裝干涉。而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裏面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的物件是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說，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蘇聯也就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於是乎全國變色。其他的一些國家也是中央出修正主義全國變色的。所以這一點毛主席同馬克思、同列寧、同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重點顯然是不同的。蘇聯在1936年以後，他們是不抓階級鬥爭，就是搞物質建設，物質刺激，這個是迷失了方向的。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這同他們的作法不同。我們一方面固然抓緊生產，但是我們必須搞思想上的革命。過去是搞了奪取政權和經濟上的革命，但是今後帶頭來還是思想革命來帶頭，來領導生產和領導政權建設。毛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下怎麼繼續革命有許多的貢獻，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這個辦法，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奪權。蘇聯過去他們曾經反對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但是只限於中央的內部，限於組織上來進行處理，就是罷官為止，沒有發動群眾從思想上、理論上來批判。因而他們這個問題僅僅是簡單的處理了，沒有看到非發動群眾不能解決問題。他們的做法是簡單化，而我們的做法同他們相反。毛主席說向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派奪權，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必須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來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把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拿到群眾中間去，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掌握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解決他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不僅僅從組織上奪權，而且從思想上、理論上來奪他的權。當然，也要從組織上來奪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怎麼革命的一種創舉。

此外，直接依靠廣大的革命群眾來建立三結合的新型的政權機構，把革命的領導班子的建設放在首要地位，這也是一種新的做法。馬克思、恩格斯也有一些這一方面的思想。但是，只是一種萌芽的思想，不是一種很肯定的、很發展起來的思想。列寧是注意到發動廣大群眾來管理國家，不斷地揭露、清除政權機關中間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斯大林同國內外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忽略了政權機關本身的改革。他只看到外部來的干涉，沒有看到內部會出大問題。果然，他死了以後，就出了赫魯曉夫，把他的事業，把列寧所創造起來的事業推翻了。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經驗，徹底地在理論上實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群眾來建立三結合的革命政權。這是對於政權的一種新的做法。決定政權的本質的不是它的形式，剛才已經說過了。蘇維埃也可以被少數派利用，也可以被赫魯曉夫利用，實際上他們可以改變無產階級的路線、無產階級的政策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由真正可靠的這種革命分子和能夠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這種革命分子，能夠實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這種分子，組成革命領導班子，才能夠保證這個政權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政權。毛主席所提出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對無產階級政權建設，是一個根本的方針，是我們可以永世傳下去的一種方針。

此外，工人階級登上鬥、批、改的政治舞臺，這也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一個偉大的創舉。馬克思、列寧他們也觸及到這些問題，但是沒有像毛主席那樣具體地在實踐中，在理論認識上那樣明確化和現實化。毛主席強調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中包括文化領域的專政，並親自倡導派出了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進駐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領導上層建築的這種鬥、批、改。這是解決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一個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如《人民日報》上說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偉大事件。毛主席思想是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一個不斷革命的進程，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不能夠放鬆警惕。這裏毛主席是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反面的經驗、正面的經驗，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這都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

毛主席對馬列主義這種劃時代的發展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有他的主觀的條件和客觀的條件，就是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實踐，就是在帝國主義處於一種新的階段，社會主義革命處於一種新的階段的反映。同時是他個人的天才，他個人的經驗所產生的。所以，能夠把馬列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不是停滯，也不是倒退，而是大大地前進了，把馬克思主義登到了一個新的在現代的時代條件下的最高峰。所以，我們儘管毛主席自己是謙虛的，不要提這樣子這種階段。但是實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看到，中國的人民都看到，它的確是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只有這樣地認識毛澤東思想，才能知道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不然就認為“山中”沒有馬克思主義，只有城市裏面，從蘇聯回來的人他們才有馬克思主義。過去教條主義就是這樣看的。其實，不但有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復活了，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發展了，提得更高了。所以，他們這些人有意地貶低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進程中間的地位。他們是違反客觀的實際的。而實際上毛主席思想是的的確確的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裏面進程中間一個嶄新的階段，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的貢獻。（《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陈有西：如何制约刑讯逼供？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特派记者陆晨阳发自北京记者冯志刚杭州报道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在３月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作为一部规范刑事诉讼中职权机关行为、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备受关注。人们期待它能够在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完善强制措施、保障辩护权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有效惩治犯罪同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答记者问时称，修正案草案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一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是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昨日，都市快报记者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并邀请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法学教授、一级律师陈有西重磅解读草案。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诉讼活动可以具体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部分。其中，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量的广泛使用，是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刑事诉讼从案件调查、诉讼准备，到提起诉讼，再到裁决和执行，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包括对人的强制（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对物的强制（扣押、搜查、强制性检查等）。

　　但是，法律虽然赋予执法和司法机关为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所必需的权力，同时也必须对执法、司法机关权力行使的限度加以确定，否则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并损害诉讼中的个体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诉讼的公正性。

　　因此，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落实公民宪法性权利的具体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刑诉法是宪法以下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法律界人士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刑诉法像一把双刃剑，这边锋利一点就偏向保障人权，那边锋利一点就偏重于控制犯罪。

　　现行的刑诉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第一次修正。由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从2002年开始，有关方面就着手准备刑诉法的第二次修订，并在次年就将其列入立法计划。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说，对于刑诉法怎么修正意见过于分歧，因而上一届人大没有完成立法计划，延续到了本届人大。如果本届人大还不能通过，“客观上有点说不过去”。过去1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快速进步，对刑诉法修改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高，而过去的法律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做得很不够，进一步凸现法律的滞后性。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国家司法权力和公民诉讼权利的平衡，公检法之间诉讼职权的有效平衡，这三种矛盾的同时存在，让刑诉法的修改很艰难。”洪道德说，这三种矛盾现在依然是刑诉法修改难以解决的重点问题，像律师权利保护、证人出庭、刑讯逼供等具体问题无不反映这三种矛盾的平衡与相互制约。刑诉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独修改某一处实际是无法做到的。“立法部门本来也打算小改，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后来发现小改矛盾很多，根本做不到。”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之后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一个月，共收到8万多条意见和建议。

　　
草案增加60条修订99条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最大亮点

　　陈有西对刑事诉讼法15年后迎来大修改，有感慨，有欣慰，他更觉得是一种进步。

　　他认为，“刑事诉讼法与赋予和规制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权力、追诉犯罪、保障公民权利密切相关。”

　　综合两次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陈有西给予了积极肯定。

　　综合详细对比修改后的法律条款，陈有西称修正案草案的最大亮点，体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且已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

　　“意义重大。”他称这既有利于更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原则。

　　陈有西认为，草案从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以及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等方面，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做了大量修改完善。

　　“增加60条，修订99条。”他认为，这些对被告权利和律师权利都有比较完备的保护。

　　草案新增许多亮点

　　昨日，杭州小雨。陈有西在办公室有些忙碌，他手头拿着一本草案二审审议稿。

　　“这是刚拿到的，和递交审议的草案内容区别不大。”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专家，陈有西一直在研究草案新增和修改内容，并熟记于心。

　　陈有西认为草案还有多个亮点：

　　首先，本次修改巩固了《律师法》修订的成果。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其中，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内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其次，本次修订关注了当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摩擦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作了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制侦查和控诉滥权、保障律师权利、防止错案发生的修法倾向。

　　第三，引进了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一些基本条款的原则，同世界人权保护趋势趋同。

　　第四，总结了近年发生的典型案件教训，进行了针对性的防范规定。

　　第五，同死刑权上收相一致，更加关注死刑核准程序的完善。规定法官要讯问被告，听取律师和控方的意见。

　　他说，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

　　为遏制刑讯逼供等提供保护

　　纵观草案，陈有西明显的感受是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修正案在规范职权机关的权力、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如进一步从程序角度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等。

　　同时，他对其中部分修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就是那些引起较大争议的内容。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是否矛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是否变限制人身自由为剥夺人身自由，“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是否涉嫌变相容忍甚至支持长时间审讯、侦查权进一步扩张等内容，他觉得有待改进。

　　“不过，总的来说，修改的法案是进步。”他说，这部法律至少要管10年，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需要一种宏观思维，先将重大的基本问题厘清，再回到具体条文的设计，才能够制定出一个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又适应国际人权保护发展趋势的好的刑事程序法。（下转Ｂ０５版）

　　重磅解读
　
　　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但被告人仍有义务讲清真相

　　都市快报：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介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七个方面，你怎么理解？

　　陈有西：我比较认同这几个方面：证据制度中，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制措施中，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特别程序中，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

　　都市快报：在证据制度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你如何理解？

　　陈有西：有了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制度，可以防止屈打成招、刑讯逼供，让司法更加理性、科学，引导侦查机关到客观办案思路上去。

　　国家公权力有义务，用证据去证明一个人是否犯了罪，不能寄望于被告自己承认有罪。口供定罪容易滋生刑讯逼供，这也是对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中协定条款的遵守。

　　如很多被告到案后，公安机关会问“你知道犯了什么罪，你没有问题，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的话。涉案嫌疑人往往茫然无措，就猜测交待自己哪些地方所谓有罪。这就是典型的强迫被告自证其罪。此前，公安机关、反贪局只要得到被告的有罪口供，有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法院照样会按照口供定案。

　　比如重庆打黑李庄案中，李庄一度没认罪。二审期间，有关侦查人员用尽各种方法劝说李庄认罪。当地司法机关拿到李庄认罪书，尽管明知李庄根本不可能构成犯罪，只要有了一个认罪表示，最后，法院对其进行了有罪判决。

　　但不能模糊理解为当事人可选择沉默。草案新规出台后，被告人仍然有义务讲清事实真相，但没义务一定说自己构成犯罪。有罪无罪最后应由法院审判去认定。

　　缩小“秘密逮捕”范围
　　绝大多数情况要及时通知嫌犯家属

　　都市快报：完善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这跟以前比有什么新变化？

　　陈有西：这一条，我曾经极力呼吁。“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入法，不符合中国加强人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这次人大正式上会，能够作出重大修改，是一个重大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规定嫌疑人到案后24小时，应当通知他的家属或单位。所以，通知也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这次修改，曾把一些职务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贩毒犯罪，流窜犯罪等，都规定为“无法通知的情形”，可以不通知家属，意味着仍存在秘密逮捕。

　　去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民征求意见，这一方案受到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

　　现在正式上会的草案，采纳了很多民众意见。对绝大多数不通知的例外现象作了修改，缩小了范围，只保留了像国家秘密等情形的极少数。

　　这应该是立法听取人民呼声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进步。

　　举例说明不通知家属带来的问题。有些部门对当事人进行限制自由后，几个月都不告知家属。家属发现自家人“失踪了”，也不知道人是被绑架了，还是跟人私奔了。只有通过关系去打听，寻找家人在哪里。这严重违反国家依法治国原则，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前不久，我们辩护的一桩黑社会犯罪案。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后，对他进行威胁和刑讯逼供，将他转移关押了3个看守所，其间不通知家属，不让律师会见，从没告知家属疑犯关在哪里。疑犯在关押期间，姓名竟用了五个化名，有一个叫“倪必史”（“你必死”谐音），导致家属送衣物、生活用品都找不到人。

　　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介入
　　有利于及早防止冤假错案

　　都市快报：草案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你怎么看？

　　陈有西：扩大和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侦查阶段介入权。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

　　之前，一个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内容模糊。很多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审判阶段，律师才可以担任辩护人。让律师很被动。也让律师的调查权流失，同公安、检察机关沟通提出辩护意见，都受到很大影响。

　　这次修改，将辩护权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嫌疑人失去自由的第一天开始，律师就以辩护人的角色，介入到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可以主动同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及早发现和防止冤假错案，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去年12月，我访问日本，日本起诉后的刑事案子，法院的有罪判决率，几乎是100％。原因是大量有失误案件，在警视厅，检察官、审查阶段，听取了律师的意见，就做了撤销和不起诉处理。

　　如我知道的一个案子，当地公安机关隔离律师会见，嫌疑人半年见不到律师。有关部门也不听取律师意见，在侦查环节，就对公司财产进行违法处理，导致资产出现亏损大洞，不得不重判当事人。

　　反过来说，有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能主动听取律师意见，认真审查无罪的事实和证据，直接撤销立案，或者不予起诉。我们律师事务所每年能遇到10多起这样的案子。

　　都市快报：在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你如何理解？

　　陈有西：草案比较严密地规定了侦查程序。比如，草案第83条，规定“拘留后24小时必须送到看守所羁押，除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很少几种情形外，必须24小时内通知家属；24小时内必须询问，发现不当拘留必须立即释放”等，都对侦查权进行了规范化规定，加强了人权保障。

　　明确二审的案件范围
　　有力保障二审的审判质量

　　都市快报：在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个条款怎么解释？

　　陈有西：法院案件多，法官少，忙不过来，过去，很多二审刑事案件，都进行书面审查，作出判决，严重损害了审判质量，剥夺了被告和律师的辩护权。

　　律师往往只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有时又得不到重视，出现了很多本可避免的冤假错案。把两审终审制变相地变成一审终审。这次修改，明确规定了二审的案件范围。可以有力地保障二审的审判质量，把好最后一道关。

　　加强公开审判的规定，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更加细化的具体规定。

　　死刑方面，这次修改总体上步子不大。没有实现死刑三审和公开化。

　　都市快报：在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这意味着什么？

　　陈有西：增加社区矫正实际上是增加了缓刑、管制刑的适用，主要体现为社会犯罪的分流治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社会的帮教措施，不再用单一的判刑关押的方法来治理社会秩序。

　　这样也为法院宽严相济处理刑事案件提供了方便，有些不会危害社会的被告人，就可以早日回归社会，进行改造。

　　这是一个人性化司法，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一个进步。针对的是少年犯，轻微的违法犯罪，家庭内部纠纷的犯罪，可以进行社区矫正，从宽处理。

　　具体的例如轻微的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法律上更明确。

　　封存犯罪记录是保护被告声誉
　　排除暴力威胁取得的证据

　　都市快报：特别程序中，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怎么理解？

　　陈有西：这也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我们国家的检察院起诉权有个变化过程。1997年的刑诉法，有一个“免予起诉”的规定，给了检察院一个定罪权和不起诉权。

　　1997年，两法修改，确立了“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的原则，取消了检察院的定罪权，所以免予起诉取消，只有不予起诉，不予起诉意味着无罪。后来检察院自己发明了“相对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被他们理解为“有罪不起诉”，又回到了检察院定罪的老路上去。

　　这次修改中，又改为“附条件不起诉”，等于给了检察院一些不起诉时对被告的限制性条件，给他们恢复了一些权力。

　　草案第271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起诉期间，被告人要遵纪守法，考验期在6到12个月之间。等于是以公诉权的方式，变相地给了检察院惩罚与否的定罪权。这种做法，有待观察。

　　对封存档案，主要是对被告声誉的一些保护，有利于社会矫正。

　　都市快报：关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有哪些新的修改？

　　陈有西：这次修改对非法证据排除，增加了很多新内容。草案第54条，明确规定了暴力威胁，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取到的证据，应予补正和合理解释，不能补正的予以排除。

　　规定检察院对违法证据的举报，可以调查。检察院还可以建议更换办案人，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当中，可以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对违法证据直接予以排除。侦查人员有义务出庭说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指通常所说的警察出庭作证，证明证据取证的合法性），将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现象。

　　■建言

　　期待《刑诉法》修正得更完美

　　对于草案，陈有西律师还有一些改进建议，如在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合法化”等问题上，他说，如果这些解决了，“草案”会更加完美：

　　一、秘密逮捕条款，并没有完全取消。草案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有关“秘密拘留”的规定。尽管修改后缩小了“不通知家属”的范围，但仍为犯罪嫌疑人的神秘失踪及对家属知情权的剥夺留下滥用空间。

　　二、律师伪证罪没有松动迹象。

　　三、不应将秘密侦查合法化。加强技术侦查证据的法定效力，初衷是好的。可以防止对言辞证据过度依赖，防止刑讯逼供，但这可能导致在刑事侦查中，将窃听、监视、偷拍、秘密搜查法定化、普遍化，将会导致对公民自由权利、隐私权利的严重侵犯。

　　最近网上的“高速公路摸胸门”违章拍摄照片，就体现了权力边际一旦突破，会造成严重后果。中国社会缺乏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百姓的自我尊严意识还没有觉醒。

　　四、批准逮捕权、关押权没有大修改。

　　五、建议死刑案件进行三审，死刑程序的审判化改革。

　　死刑案收归中央司法后，最高法院作了极大努力，死刑案件质量大幅提高，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错杀，贯彻了少杀慎杀方针，这是中国近年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成就，证明了全国人大这一决议的正确性。

　　这次修法，在死刑核准程序规定上，应当有更大的步伐，给最高法院一个更加可行的操作程序法。

　　陈有西建议引进死刑复核审的听证程序，就该不该核准，再搞个公开聆讯听证，听取被告的最后辩解，当面让检方、律师进行焦点辩论，即把核批制改进为审理制，对新证据和新观点进行最后一次面审。

　　这次的草案，已经规定了最高法院的提审权。实际上就是三审制的突破。中国人口多，犯罪基数大，所有刑案搞三审司法，人力、物力、社会效果上都不合适。死刑每年数量较少，死刑案件进行三审是可行的。

来源: 都市快报

资中筠：我们都是看客

　　大约上世纪70年代，有一位比利时的汉学家写过一篇文章称，每当有重要活动，长安街会出现一道景观：中间是要人们的车队驶向人民大会堂，两旁人则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伸长了脖子，盯着那窗帘遮盖的车窗，努力猜测里面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是什么样的。由于中国人文娱活动贫乏，围观这种车队也是一种消遣。（此为大意，原词记不准确）。我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按照当时的标准，此话可称“不友好”，但内心佩服此公笔法尖刻而观察敏锐。我因在“对外友协”做接待外宾的工作，曾借洋人之光，陪同外宾乘车往人大会堂参加国宴，有坐在“被看”的汽车里经历。从窗帘缝隙往外看，果然车子的两旁第一道是警卫线，而警卫线后面就挤满了努力靠近的人，而且都是“伸长脖子”看汽车。若不是亲身经历，现在读此文可能会不相信。因为现在如果有“重大活动”，早已“交通管制”，附近怎么可能允许人群聚集，更何况“伸长脖子”“盯着看”！即使没有“重大活动”，长安街两旁忽然出现这样的人群，能不引起恐慌而被驱散吗？这么说，那个动乱年代的“维稳”神经还没有绷得那么紧？

　　另一方面，现在的北京市民大约也没有兴趣围观要人车队。首先，各级名人要人天天在电视出现，已成审美疲劳，躲都躲不开；再说，天下熙熙，人人忙于稻粱谋，没有那个闲工夫，文化生活虽不算很丰富，但还不至于要以看汽车为娱乐。从这点上说，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我们已经摆脱了“看客”的角色吗？

　　就以最近那桩令“友邦惊诧”的惊天大案来说，从案发到现在二十天内海内外沸沸扬扬，各种“最新消息”在网上满天飞，真假难辨；分析家、政论家、知情人，纷纷出台，有预测、有追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视作是局外人的猜测。官方给出的唯一信息，只是证实了确有其事。从此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装聋作哑，一语不发了。我想，如果不是这位仁兄制造了国际事件，令当局遮掩不过去，也许还可能永远成为“最高机密”了。借用一句那位比利时汉学家的说法：对于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什么样人，人们只能伸长脖子好奇地猜测。

　　一开始，我收到各种纷至沓来的信息，也未能免俗好奇地围观、猜测、判断真伪。继而一想，猜测有用吗？猜对了如何，猜错了又如何？至今，号称“当家作主”的中国老百姓，对于操有对他们生杀予夺之权的“仆人”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上我下，是亲热抱团，还是你死我活，都只有旁观瞎猜的份儿。那么，这一所谓“惊天大案”要它大就大，要它小，自有办法做小。结果很可能如法国谚语云：“大山里钻出个小老鼠”。我们大家归根结底都是看客，而“伸长了脖子”看戏台，人家大幕就是迟迟不开。后台重地，闲人免进，你能冲进去看个究竟？不禁又想起明朝夺了侄子位的永乐帝朱棣对方孝孺说的那句话：“此朕家事”。外人就不必自作多情了。当然，如果闲着没事，作为一种文娱活动，猜猜也无妨。反正本人已经兴趣索然。至于这出戏的结局是否会对国运民瘼起决定性作用，那倒未必，毕竟，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恐怕不能是哪些人家的“家事”了！

作者:资中筠，来源: 共识网

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又對自己搞戰備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3日凌晨開始的）四川廳政治局會議，第二個問題：關於發表聲明與戰備問題。

周總理講完話之後，工作人員就進來送中午飯了。
在吃午飯之後，葉劍英向周總理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林彪不會去蒙古，有可能到蘇聯去了。我們要發表一個聲明，在軍事上後發制人，但在政治上要先發制人，我們的公開聲明，主要是給蘇聯人看的。”對葉的提議，周總理表示同意。

周總理說：“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只有幾句話就行了。”葉劍英、黃永勝等都同意總理提的原則。葉劍英當時很積極，他一邊說政治局作記錄的秘書一邊記，聲明很快就寫好了，稿子很短，只有百把十個字，周總理認真看後，派人去打電話，問毛主席睡了沒有？很快得到報告說，主席沒有睡覺。

聲明稿送到主席那裏不久，周總理就去接主席的電話去了，他回來後傳達說：“主席指示，聲明現在不要發，看看情況再說，林彪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主席說，即便到蘇聯去了，他就能當他們的國防部長？就有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家聽了之後，沒有一個說話的。

接著會上就談到防止蘇聯乘機從空中和地面突然進攻的問題。這個問題別人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主要是黃永勝講的。他講了三點：

一、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進入戰備狀態。三北的國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

二、各戰略方向的二梯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統帥部的總預備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三北的空軍部隊的戰備請總理親自部署。

三，北京要對空進行戰備。

黃永勝說完，總理要黃永勝趕緊搞一個全軍的應急作戰部署。緊急戰備文件就是我們搞的，這真是可笑，我們搞“政變”，我們又對我們自己搞戰備。

第三個問題：中央領導人的防空問題。

總理要求中央所有領導人都要住在有防空設施的地方，以防蘇修用原子彈突然襲擊，周總理規定如下：

一、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吳法憲等人住人民大會堂，這裏亦為中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指揮所，閻仲川為戰備值班室的總負責人。

二、李先念、李作鵬、邱會作、華國鋒、余秋里住京西賓館。

三、紀登奎住北京軍區機關。

四、李德生住空軍機關。

五、康生仍住玉泉山，暫時不要回釣魚台。

最後，周總理還說，毛主席的防空問題，由他向主席請示後再定。

防空問題，包含著總理的智慧和複雜的政治問題，一是把對軍隊有指揮權的黃永勝、吳法憲（包括閻仲川）都控制起來了。二是向江青一夥示好。因為江、張、姚同周總理一起，住在人民大會堂是毫無必要的。三是把華國鋒、余秋里提到了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樣的待遇。總之，中央的政治情況開始改變了。

第四個問題：對山海關未能走成的人的審查問題。

凡是到了山海關沒有走的人，集中管理，這批人一律由海軍李作鵬負責組織專門人進行審查，然後再處理。

第五個問題：撤消三中全會的工作班子問題。

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處理。一、通知王良恩全會推遲進行，把工作班子一律撤消。二、把京西賓館通往空軍辦公大樓地下室的防護門打開。一旦需要時，住京西賓館的人可以進入地下室，經過空軍地下室向外疏散。三、通知鐵道兵在空軍地下室通往地下鐵的出口處停一列火車。

周總理對大小問題都做了具體的佈置。

周總理把所有緊急的問題都處理完了，最後鄭重宣佈：“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來了，並巳進住中南海。”但總理並未宣佈毛主席什麼時候進住中南海的。

江青無頭無腦地說：“昨天下午，我巳經到中南海把主席臥室的窗戶打開了，換了空氣。室內也做了衛生消毒處理。”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她也根本不會知道毛主席的行蹤，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價。

周總理用帶有調整的語調說：“啊！我是主席回到豐台以後，才知道這一情況的。”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之後，不僅不臉紅，而且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13日凌晨3時，到下午5時半，歷時15個小時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此結束。（《新史記》第4期）

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国贸易法案

核心提示：当地时间3月6日，继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旨在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此法案或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国际在线报道：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6号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旨在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此前一天，相似的法案已获得美国参议院的一致通过。有分析认为，如果此法案生效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相关情况，本网来连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驻美国记者吕晓红：

主持人：晓红，你好！我们知道这项关税法案已经获得美国众参两院的通过，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首先请你介绍一下？

记者：美国众议院6号以370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同意授权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而就在一天前，法案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全票通过。之后，法案将送至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他签署生效。

这项法案所涉及的商品有20多种，范围涵盖了从中国进口的钢、铝、纸、化工原料以及从越南进口的塑料购物袋等。

美国商务部自2006年开始对这些商品实施高达50亿美元惩罚关税。但去年12月美国一所联邦法院作出一项裁决，认为依照美国关税法，美国商务部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因此，为了弥补这一法律漏洞，美国参、众两院迅速行动，于上个月拿出了各自的法案，并分别通过了这项关税法案。

主持人：目前美国国内的舆论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记者：美国的媒体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只是以商业为主的媒体如道·琼斯、纳斯达克和彭博社等做了报道，一些相关的行业性协会则发表了书面的声明，或支持或反对这一法案。

美国制造业协会称，如果取消惩罚性关税，成百上千的美国制造企业，包括他们的供应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立刻面临着失业风险的工人们。支持继续实行惩罚关税的议员们表示，由于采取了惩罚性关税，至少保护了8万美国人的工作。

但是，惩罚性关税法案也遭到了一些组织的反对，支持自由贸易的增长俱乐部以及FreedomWorks等组织均在其声明中表示，这一法案会损害美国商业以及美中贸易关系，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的美国消费者。

彭博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去年曾裁定美国商务部用来判定关税差距的方法违反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承诺。

主持人：实际上，近年来美国频频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这次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这样一项关税法案，这是否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

记者：如果单从经济数据角度来看，目前这20多种商品已经被征收了惩罚性关税，所以这一法案的通过只是延续了这种惩罚性关税，并使之合法化。当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会触发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从而引发贸易战。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客在大选年的高调反华言论。自去年以来，美国的政客们不断地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指责中国操纵货币等等，这些言行无疑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政客会认真地告诉美国人民，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4千亿美元，中美的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所以，一味地打击中国其实最终伤害到的还是美国自己。而且，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两国还肩负着稳定全球经济的重任，因此，通过贸易战来解决贸易争端的话，其代价不仅是美中两国，也是全球经济所无法承受的。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主持人：根据美国的法律，参众两院通过这项关税法案，基本上可以说法案生效只剩下时间问题。

主持人：另外，我们手上现在有这样一份数据，过去5年多来，美方曾向中国发起了30多项反补贴调查。

汪洋：广东争取中央放权改革

核心提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

广东争取“放权”试点

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成为“放权”的试点，然后用成功经验推动相关法律修改。

转变经济发展还要党委政府科学政绩观的支撑。如果没有科学政绩观，地方官员都不愿意去做转型的基础性工作，一味追求在任时的经济增速、在全国的排名等，转型就很难实现。——汪洋

我们改革决心很大

鉴于全球性结构调整的需要，深化改革将重点领域锁定在金融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改革等，以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等，其中任何一项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都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这说明，我们改革的决心很大。

要改革就要创新，中国改革的特点在于特区“实验”，通过特区的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经过验证和积累，形成改革模式。——万钢

来源：新京报作者：沈玮青

谁吹出了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评《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胡锦涛时代是中国人的智力和道德全面衰退的时代。胡锦涛本人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象征：除了中国以外，你不可能想像有其他第二个大国，会由这样一个极度平庸、极度冷酷、极度无趣的人出任国家元首。倘若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这样一个僵尸式的人物，恐怕连一票也得不到。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像稻草人的家伙，居然整整统治了中国十年之久，并让中国错过了政治改革和制度转型的最后时机。而胡锦涛时代涌现出来的御用吹鼓手，与主人的水准也差不多在同一个层面上。因为弱智的主人，不可能挑选出绝顶聪明的奴仆。看一看当下浮在台面上的那些御用文人们的嘴脸，就可以为这个时代“立此存照”。

那么，不遗余力地吹捧这个时代是“太平盛世”的是哪些人呢？翻开《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一书便可一目了然。这本书是在北大召开的一次同题的研讨会的四十多名学者的论文及发言的汇编。该书有两名主编，一名是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另一名为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这两人都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与会者中最有名的人有：甘阳、房宁、李强、康晓光、司马南、王绍光、黄平、汪晖等。这个名单与其说大名鼎鼎，不如说臭名昭著。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惟一的可能就是吹出一长串色彩斑斓的肥皂泡来。

钱多者，话语权就大吗？

这本书的一个主线是：既然中国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那么中国就要在国际上推广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被抛在脑后，既然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为什么不可以有“中美共治世界”的雄心壮志呢？胡锦涛的头脑发热了，底下的人们自然也就跟着鼓噪起来。

于是，新老左派一起上阵，御用学者合奏中国进行曲。《人民共和国与中国模式》一书便是一本“中国就是好”的宣言。该书认为，普世价值不能囊括中国独特的发展之路，反之，中国的发展道路让普世价值相形见绌。该书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这种“有钱就是老大”的心态，倒是符合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教导。

该书继而指出：“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那么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该扩大。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被这些学者煮成一锅粥。其实，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相似之处是政治上一党独裁一以贯之，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最大差异是计划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差异。毛时代搜刮农民家中最后的一粒粮食，最大限度地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力，民众的生活水准还不如三十年代，哪里有什么进步？这些学者年龄大都在五十岁上下，都是曾经过了“苦日子”的“苦孩子”，难道这么快就忘记童年时代饿肚子的经历？而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无非是政府少干些坏事，让老百姓有了一点发财致富的自由而已，根本不值得夸耀。

如今，通过卖地和高税收，中国政府确实很有钱。但是，钱多者，话语权就大吗？如果这些钱上都沾满了鲜血呢？富士康跳楼员工的血，西藏喇嘛自焚的血，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血，被有毒奶粉害得死去活来的婴孩的血，可曾入这些“食有鱼，出有车”的精英学者的法眼？对于他们来说，总得有人作出牺牲，即便是死亡，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他们本人是不会被牺牲掉的，他们要搭乘着一日千里的高铁列车驶向未来。

真正的话语权，也就是软实力，不是靠有钱，而是靠价值的力量。腰包鼓鼓的中共当局，究竟拿得出什么样的价值来跟世界分享呢？
中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日薄西山。这些精英学者当然不会寄希望于僵尸还魂。于是，他们选择了历代中国士大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托古改制”。也就是说，向孔夫子和儒家学说求智慧。

胡锦涛自以为一大发明创造的“和谐社会”便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一度走在民主运动前列的学者甘阳，因为在美国一直拿不到博士学位，而弃自由主义而重新返回专制主义的怀抱。甘阳在最资本主义的香港拿着香港大学的高薪，却拼命鼓吹中共的统治如何“和谐”，他指出：“中国官方三十年来提出的最成功的一个概念，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目标。它比较符合中国本来的文明取向，也比较符合中国现代的想法。”

学富五车的学者变成睁眼瞎，普通网友倒是火眼金睛。网友们将“和谐”置换成“河蟹”，这一形象的说法，倒也符合胡锦涛和中共的样子——他们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看看他们如何对待盲人陈光诚，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多么和谐了。一个说了一些真话的盲人，却被判处徒刑，刑满释放回家后，还被继续软禁在家，而且不能与任何外人见面。所有前去探访的客人，无论是公司老板、大学教授、律师、作家，甚至是好莱坞巨星“蝙蝠侠”贝尔，全都被“军大衣”打将出去。有网友说，当年国土沦陷于日本统治之下，也没有今日之黑暗。一个连盲人和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亲都没有存身之地的社会，究竟有多么“和谐”呢？

陈光诚的遭遇，似乎引不起这本书的作者们丝毫的同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的一段话堪称石破天惊：“美国的人权这么好，但是美国妇女不可以堕胎；中国妇女可以堕胎，我们对堕胎这个问题和美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对美国妇女来说，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享受中国妇女这么多的人权。”在他看来，中国妇女的人权和自由比美国多，是因为中国妇女可以随意选择堕胎，可以左右自己的身体。

这位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如今是香港大学校董的学者，居然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他的言论简直是天方夜谭。你可以不把母亲腹中的胎儿当作生命，你也可以支持堕胎权，但是，中国成千上万的被强迫堕胎的妇女呢？那些陈光诚的调查报告中被强迫做绝育手术的妇女呢？她们的基本人权在哪里？

邵善波不是一个例外。近年来，有一群像邵善波这样的海外学者，拥有西方名校的学位，拥有在西方著名学术机构和智库中任职的经历，衣着光鲜，英文流畅，表面上看与世界接轨，其实还是假洋鬼子，骨子里向往专制独裁的那一套。他们用学识和才智为中共辩护，以换取中共许诺的名利，比起内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御用文人，他们的迷惑性和危害性都更大。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哪里？

这本书的最核心部分，是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和提供支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清高调宣称：“当西方人攻击诟病中国一党专政的时候，我们显得无所适从，我们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事实上，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目前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毫无问题的。”此人可以升任外交部发言人。一个没有经过民选的政权，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既然民调对中共如此有利，那么中共为什么不敢开放选举呢？近年来当局对基层人大的独立候选人重拳打压，就是党内民主也停滞不前，这种一党专制的统治模式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

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得益于有一个中性政府。之所以能保持中性，跟我们二十世纪不断的革命是有关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结构。”他好像生活在外星球上一样。如今，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名列全球前茅，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发表的调查报道也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如果不遏制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吴大书记却信口雌黄地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

有些外来者，为了与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争宠，而不惜递交更大的投名状。台湾人中便有不少这样的败类，李敖、林毅夫、阮次山，一个比一个坏。这本文集中也收入了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的一篇高论。朱教授指出：“中国体制的正当性，在亚洲来讲，是相当高的。原因在于，它跟西方移植体制的最大差别是，它的正当性基础是为民，就是在为民或民享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民治，就是人民参与治理的基础上。”连胡锦涛自己都不好意思继续提及他上台之初宣扬的“执政为民”之理念，隔海的朱云汉却为其脸上贴金。没有民治，何来民享？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学理念，身为政治学教授的朱云汉难道是在故意装傻吗？也许，扮猪真的可以吃老虎，朱教授真该改名叫“猪教授”算了。

肥皂泡的色彩再斑斓，也还是一戳就破。这群吹肥皂泡的小人，真的认为这串肥皂泡就可以拯救中国的危机吗？真的认为胡锦涛就可以把这串肥皂泡当作枕头安睡吗？他们还能够胡言乱语到几时呢？

作者：余杰，《纵览中国》

2012年3月6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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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6日《歷史日報》

龔小夏：中國舉行中央級選舉不比地方選舉困難

龔小夏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碩士， 1987年赴美深造，取得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長期在美國從事教學、研究、媒體工作，熟悉美國政府各個部門以及民間機構的運作，現為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2001年龔小夏成為美國公民，2009年以共和黨候選人參份競選維吉尼亞州眾議員，將競選手記集結成《親歷民主》一書，2011年11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亞裔對地方選舉關注度低

自從成為美國公民之後，龔小夏對美國政治從關注逐漸變成了參與，“既然民主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參與也就是每個公民的義務”。每當有總統和國會選舉，龔小夏總主動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發傳單、打電話、撰文宣傳，但由於擔心移民英語口音得不到選民的信任，龔小夏並未認真考慮自己參選。2008年，美國第一次選出了黑人總統，路易斯安那州選出了帶著越南口音的眾議員，見到美國社會組成發生變化，加上發覺亞裔在政府中沒有自己的代表，因此龔小夏利用2009年維吉尼亞州將選舉州長、副州長、司法部長、以及一百位州議員的機會，決定參選46選區的州眾議員一職。

支持婦女墮胎權，也支持同性戀平權的龔小夏會認同共和黨的理念，是認為政府權力不應該無限制地擴大，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布什和奧巴馬兩屆政府在擴大聯邦政府權力的問題上，都做得有點過份，我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相信美國社會的活力在民間，也相信自由市場、私人企業，覺得政治權力應該更多地歸於地方，而不是政府，因此加入共和黨。”

當年11月3日為維吉尼亞州的選舉日，將近一年的時間，龔小夏一邊選舉、一邊記錄細節，最終將該年參選的過程，包括基層黨組織如何運作、如何選前教育候選人、籌款方式、動員選民到投票日當天的情況，集結在《親歷民主》一書中。

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每當談起民主，好像就是一人一票這樣簡單的事，實際上做起來非常不容易。“我經常在想，如果中國今天民主了，要怎麼選？很多人心裡沒數。在西方生活的華人，雖然會去投票，但對於細緻的民主操作並不了解，也沒什麼經驗，所以我這趟競選花了很多力氣，把細節記下來，與中國讀者分享；中國如果實行民主選舉，應該怎麼做，也是我的書想回答的問題。”

龔小夏決定參選的當時，亞裔在參與政治的方面要落後其他少數族裔不少，投票率普遍低於其他族裔，但亞裔在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方面卻高於其他族裔，一些亞裔在自己的居住集中地往往沒有自己的候選人。

如今，亞裔對政治的關心程度仍然不高。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少數族裔的參政度一向不如白人，並非因為人數少，而是長期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此情況在地方選舉尤為明顯。適逢選總統、聯邦級議員時，亞裔會出來投票或參選，但對於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夠瞭解，也不太會去投票。

龔小夏分析，原因除了語言隔閡外，也因為亞裔不清楚州、縣、市議會的功能是什麼。政府官員外，亞裔對於校董也不太關心。“其實地方上的職位特別重要，亞裔家長都知道為孩子找好的學區，但不會想參與校董會的競選、主動打造一個更好的學區。”龔小夏說，學區其實是由民眾選的校董會所管理，校董會能決定學校的設置、校科書的選擇。校董會有花納稅人錢的權利，有些地方，校董會有收費權，但亞裔想法較被動，較不會主動參與校董會事宜。

雖然目前工作忙碌的龔小夏不太有時間再出馬競選一次，但在推動亞裔參政度上，龔小夏仍會持續努力。

龔小夏。（龔小夏提供）

中国两会一场盛大Party

德国之声中文网

导语：两会报道占尽媒体版面，但公众并不抱太大期望，两会代表依然是举手或鼓掌，这种状态也令公众不满。 “两会”俨然成为了强势群体的一场盛大Party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已于3月3日在北京开幕，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本届两会，媒体目光渐从温家宝报告、王立军事件及薄熙来在两会上的表现转移至两会代表身上，盘点代表一举一动、代表提案，更可审视两会之价值。

两会成"官商大会"

中国表面上是多党合作，实际上却是一党专政，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其实都是政治花瓶。在官方的语境当中，党其实特指共产党，而非其它党，正因为如此，媒体在报道有关共产党的新闻时，往往不需要说出全称，中共党员在说话和撰文的时候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表明，当局已经变相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党。

政协按说应该发挥政治协商和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的功能，然而，中国的政治协商是假，统一战线是真。人大最大的功能就是立法和对一些议案的表决，不过，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并非独立机构，必须受制于党和政府，所以，它早已经沦为橡皮图章。

除了体制外的各类敏感人士，只要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几乎都会被政协或人大网罗。不少私营企业主在飞黄腾达之后，都会跻身政协或人大，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各种社会名流纷纷跻身人大、政协，并非为了参政议政，而是为了和党靠近，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据一些官方内部透出来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余才是根据需要选出来的象征性民众代表。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应该与时俱进的改为"全国官商代表大会"

两会代表不代表人民

由于不是通过直选产生，靠经营和任命所得来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显然不具备应有的功能，在每年的"两会"上，具有真知灼见的提案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是些溜须拍马或者不痛不痒的提案。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必然成为政治道具，而政协就注定成为政治花瓶，人大就注定成为橡皮图章。

以前的两会应该说给民众带来了很多期望，然而两会年年开，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日益严重。声势浩大的两会越来越像是一块大画饼，让民众的期望一次次变成失望。如今，这块画饼已经不再激发民众的食欲，民众对它只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是看戏的态度。

两会之所以无所作为，原因有几个，一是因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不具有民意基础，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替民众代言；二是因为各种提案都会经过几道关审核，真正有价值的提案未必能提交上去；三是因为即使有有良知的敢言者提出顺应民意的提案，也得不到肯定，即使得到肯定了，低效率的行政机关也难以不折不扣地执行。

在2010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倪萍曾说，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不给国家添乱"的考虑，她表决时"从不反对或弃权"。在今年的"两会"上，连续作了 55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表示，她在自己的人大代表生涯中从未投过反对票；而人大代表杨威则坦承，他当了5年人大代表却没有提过一次提案，理由是"年纪还小，更需要学习"；政协委员刘翔则是再度缺席。可见，很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对于自己的不作为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反以为荣。另外，从政协委员许家印的天价腰带到浙江女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旗袍，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媒体和民众也开始把两会当作笑料。

两会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懒政正说明了他们身份的不合法，倘若他们真是民意推举出来的，绝不敢无所事事或者奴性十足。一边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不作为，一边却是敏感人士不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观点，反而遭受高压控制。最近几天，从维权网等人权机构所发布的信息看，因为"两会"而被禁足或关押的各类敏感人士不在少数，北京尤甚。

在今年两会前夕，政治改革的呼声异常激烈，不管是官方学者还是民间学者，不管是海外媒体还是官方媒体，都认为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然而，从两会期间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表现看，政治改革依然遥遥无期，因为对待敏感人士的态度是政治风向标，只有解除对敏感人士的控制才能显示出当局政治改革的诚意。

在2月7日到29日，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就 "2012年两会十大热点话题"开展调查。调查涉及20个热点问题，包括房价调控、社会保障、医疗改革、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调查结果显示，网民投票选出的前十位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管理、教育公平、三农问题、反腐倡廉、物价问题、食品安全、房价调控。

上述调查表明，中国的社会问题多如牛毛，而政治体制的落后正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两会已经召开了这么多年，但中国的社会问题依然不一而足，很多问题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仅从群体事件的数量逐年大幅上升来看，两会绝非解决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只有政治改革才是缓解社矛盾和实现社会长足发展的不二法门。如果当局愿意推行政治改革，就应该让民意来决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去留，让一些不懂政治，不作为或者奴颜婢膝的人跻身两会，只会让两会成为一年一度，毫无议政可能的盛大Party。

作者：刘逸明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刘逸明,198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担任过《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网络特邀编辑。2011年1月被评为凤凰网2010年度十大写手之一

民众日益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媒认为，中国民众日益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只要经济发展减弱，党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同时进行彻底改革，党内爆发路线斗争。

《南德意志报》3月5日认为，"中国很不平静。在四川，自2011年3月以来藏人月复一月自焚。士兵现在身背灭火器巡逻，将寺院大面积封锁。在中国西部穆斯林的新疆，一再发生流血暴动，上周在喀什的叶城，20人在与警察冲突中死亡。

"中共将动乱说成是必须镇压的分裂分子攻击，然而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早就无处不在，每年18万起未登记抗议，即每天将近500起。抗议的原因很多，有环境污染、拖欠工资、警察暴力或征用土地。"

评论说："中国民众日益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华盛顿的经济学家提交了一份中国经济分析报告，其基调是：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达到，中国必须改造经济，必须更自由、更绿色、更有创造性，必须抑制腐败，需要更自由的媒体报道干部的肮脏交易。

"主意并不缺乏，党在现行五年计划中规定了广泛的改革方案，还没有系统地开始。对北京的执政者而言，稳定和增长最为重要。经济发展减弱，党就会面临合法性问题。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依靠老办法。"

党内的路线斗争

评论写道："党内爆发了一场路线斗争。党内的人都知道，其统治的合法性大部分归功于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怎样能成功地保持经济飞速发展并且顺带进行彻底改革，并不一致。目前，中国在讨论两个对立的模式，英国《经济学家》用简练的标题将这个讨论总结为：重庆对广东。

"富裕的南方广东省党魁汪洋和他重庆的同僚薄熙来，在为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做广告。薄熙来依靠宣传，他赞颂党，让他的中南大都市红旗招展，重庆人必须合唱毛的颂歌'东方红'之类老歌。

"对手汪洋却表示，中国的改革必须向社会扩展。他主张政府精简。1978年邓小平开放中国经济，先行者就是这个与香港相邻的广东省。这个地区从此就总是稍微超前于中国其它地区。全国最自由的报纸是在广东出版，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广东很长时间是中国的经济实验室，改革先在这里开始试验，然后才在其它省份展开。"

"10月份，胡锦涛在掌权10年后交出党的领袖位置，副主席习近平接替，他必须迅速推行被胡锦涛拖延多年的改革。要是不以广东为榜样，继续指望民族主义的情绪以及高唱国歌的方式，中国就会进入大的动荡。"

幕后权争激烈

《法兰克福评论报》3月5日认为，"温家宝的2小时报告几乎没有新意，同过去相比至多是细微差别。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和贫穷的农村居民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别加以平衡，是北京的最重要任务。

该报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北京已经被视作板上钉钉。"特别是9人常委会这个权力核心的其他人选，还将在幕后进行激烈争夺。人事更动在内部会议上是首要议题，对外则不会有丝毫透露。"

《世界报》3月5日指出，"温总理2011年在多次大会讲话或国外访问中都表示要勇于进行进一步结构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人大会议上却主要强调稳定。"

"这位总理只在一个'政治改革问题上'表态坚决，即主张保护农民的权利。"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假设民主在中国有所突破......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作者索菲

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普遍关注昨天在北京开幕的中国人大全体会议：法国十字架报就北京希望改善民工命运撰文，十字架报引述一位中国政治学家的话说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问题；就此，法国回声报的文章强调，面对社会不满，北京准备做出让步；中国政府确定今年百分之七点五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八年以来最低目标，费加罗经济副刊的文章强调指出，北京对2012年的经济增长满足于7，5%；法国世界报发自北京的文章聚焦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避免涉及政治改革；法国回声报发表以“假设民主在中国有所突破......”为题的评论文章。

从乌坎村选举说起

回声报署名专栏作家让马克维托利的“假设民主在中国有所突破......”为题的评论文章从上周末距离北京一千五百公里，有一万两千村民的中国南方村庄乌坎得以选举说起：乌坎的选举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举行了投票选举，但是历史揭示了中国的专政制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人民中国的人民并不选举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写入中国宪法，司法也要服从命令，言论不自由，有神秘失踪的男男女女，然而民主的萌芽破中共土壤而出却成为不可忽视的大事件。

事实上，在中国转向民主的小小突破根本不令经济学家震惊，经济学家很长时间以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辩论得很激烈。回声报文章引述世界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的理论指出，关系并不是既机械又逻辑的。当一个社会变得复杂起来，当工业家必须不仅要仿制而且还要革新的时候，由上边决定一切就变得困难重重了。

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

回声报继续引述了两位法国年轻的研究员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七十几个国家的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熊彼特的有关理论。从人均收入到小学教育的发展走向民主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而并不是相反。然而在中国确实有了更多的教育和非常之多的金钱，三十年内，中国人均收入翻了十三番。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研究所主任拉里迪雅蒙重申明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超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向民主过渡时期的韩国人均收入。亨利罗文认为，到2025年，中国将超过今天马来西亚的水平，超过阿根廷2007年的水平。

中国将可能发明协商民主？

当然，富裕并非注定要导致政治开放，但是才宣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却会逼迫中共政权政治开放。回声报文章认为，世界银行以“2030年的中国”为题的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向个人给予某些权利鼓励大家一起共同参与和向整个社会过渡某些功能并非偶然。总而言之，封锁所说的一个社会已经难上加难，总之，五万网络警察很难管理会用暗语传递信息的五亿网民。

回声报专栏作家的文章回顾了中国乌坎，温州动车追尾惨案以及中国在本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即将通过户口改革等情况后强调指出，中国将可能发明一种协商民主形式，但很显然这不是西方有代表性的民主，但是西方民主已经老化。其实，西方民主唯一害怕的就是公民表决式的民众发言，民主作决定时有困难，也许有一天西方的民主将反而会要到中国去上课呢！

萨科齐在竞选中的定位进一步“向右舷”

此外，法国右翼总统萨科齐在谋求连选总统运动中的定位进一步“向右舷”占据今天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世界报说萨科齐先生在更向右激进化的同时打全能牌；法国当政党人民共和联盟的总统候选人萨科齐把移民问题摆在竞选总统运动的中央位置，法国右翼保守传统报纸费加罗也分析指出，萨科齐重返2007年令其获胜的根本之路；法国左翼大报解放报再谈萨科奇与富人的关系，并且推出一个证明在萨科齐五年总统任期期间的既得利益阶层——法国企业和富人的调查报告；法共人道报引述代表法国左派阵线的总统候选人梅朗顺的话说，法国可以成为世界上环保第一大国，人道报把梅朗顺誉为是“又绿又红”的人物。

政协委员分组会上当面向李克强呼吁政改遭官媒删除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作者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4号下午在政协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上，当着李克强副总理的面，作了五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发言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当晚，该消息便在微博上引起了关注。

网友罗昌平以“政协委员即兴发言呼吁政改”为题发微博说，今天下午，李克强出席全国政协分组会议，15位政协委员发言。最后是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即席举手要求五分钟发言，呼吁推进政改，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博得热烈掌声。央视新闻联播专门报道了这个会场，但却删掉了此段，罗昌平最后呼吁，应该让他的声音传递出来！

据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的报道，当晚11点，杨海坤在接受该网的采访时表示，我只是说了一些大实话和常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解决好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杨海坤说，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现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也碰到很多难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深入不下去。有些问题呢，我看就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杨海坤又说，改革稳定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个连接点呢，就是法治，没有法制来规范是不行的。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人民中间。凡是人民拥护的，我们都应该去做，去探索，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群策群力。每个人都是主人翁，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激发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人人都发动起来，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更好的前途。

在被问到，这个发言您是有备而来的吗？杨海坤说，没有准备，就是即兴发言。当时有人提到了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还不错吧，视野要高一点。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以前写过提案，这次没有。当采访记者告诉他，您的发言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时，杨海坤说，真理是朴素的，也是不胫而走的。另据海外中文媒体的综合报道，不仅央视，就连新华社等官媒在报道中，也都将杨海坤的这段讲话删掉了，因此，它也被戏称为是“两会第一删”。据悉，这也是普通政协委员第一次在两会上，当面向现任政治局常委呼吁政改，所以，也有网友将其称之为有关中国政改的“经典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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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香港《蘋果日報》

香港《蘋果日報》

唐梁小圈子選舉，酷似一套豪門恩怨「師奶劇集」，兩邊從扭打撕咬到淬毒暗器，鬧成「歹戲拖棚」之局，真是香港之恥！

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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