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寫書其中一個原因：紀念父親
1988年父親去世時，黃文廣剛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研究所。開學前，父親已臥病在床，黃文廣原想留在家中，但父親要黃文廣去求學。“你的未來更重要。”黃志有說：“你的成功將為我們家帶來財富。”
但高學歷沒教黃文廣如何在喪禮上緬懷父親。那天，葬禮來了200多人，父親公司的領導講完話後，輪到身為長子的黃文廣表達思念之情，但黃文廣讓台下的400多隻眼睛失望了，曾幫同學寫過懺悔詞、曾替他人執筆重要演講稿的黃文廣，那一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一方面因為過度悲痛，一方面也覺得沒什麼可說的，從小的教育就沒有教導我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我當時竟想不出一句想講的話，只好行三個禮就下去。”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家屬發表講話是葬禮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家都很吃驚，黃文廣的家人更覺得相當丟人。
多年後母親與兄弟姊妹都不肯饒恕黃文廣。“後來母親經常會說她參加某人的葬禮，誰根本沒上過大學，但說起話來都把人講得哭了，後來母親經常會說她參加某人的葬禮，誰根本沒上過大學，但說起話來都把人講得哭了，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有種內疚，覺得虧欠我父親，在近幾年的尋根過程中，我越來越能體會到父親對祖母的孝道，還有對我年輕時的教誨。”
黃文廣將葬禮時沒說出口的話，寫進了書裡，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除了為父親正名外，也是對父親的一份報答。“寫書是一個很好的心裡追尋過程，在整理書、整理記憶時，能把我跟父親、父親跟母親、母親跟祖母之間的關係慢慢理順。過去我不能理解父親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安排祖母的喪事，現在可以理解了。”
黃文廣1982年進入復旦大學後，1984年前往倫敦學習，在還沒有太多留學生的時代裡，黃文廣的海外經歷對家人來說是件相當令人驕傲的事。1986年，黃文廣自復旦英語系畢業，原有機會成為一名重要黨領導的外國事務助理，但在父親的堅持下，黃文廣並未踏進政治圈，而是回到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英語和英國文學，同時兼差英語家教工作，隨後，黃文廣又回到復旦，修讀新聞研究所課程。
1988年，黃文廣在上海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訪問教授克勞利（Robert Crowley），1989年底，黃文廣在克勞利的協助下，取得美國伊利諾州桑格蒙州立大學（Sangamon State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現為伊利諾大學春田分校）研究所的入學許可，1990年2月，黃文廣前往美國。
到美國後的黃文廣得以完全用自己想要的方式過生活。黃文廣到美國的頭五年，一心想進入主流社會，與中國文化幾乎完全隔絕，黃文避開了他最愛的豆腐和麵條，學著喜愛意大利麺，他模仿國家公共廣播播音員的聲調，好擺脫中國人說英語的腔調，黃文廣也儘量不到中國城、儘量不與其中國移民在一起，他的夢境甚至變成英語情境。1995年黃文廣被《紐約時報》派駐回中國時，中文已講得吃力。“我像所有新移民一樣，當時就想成為一個美國人。我還被朋友笑話，說英文講得比中文好。”黃文廣對《新史記》說。
取得公共事務新聞學碩士後，黃文廣在伊利諾州議會擔任記者，之後轉任企業公關，接著進入《紐約時報》，1990年代中曾被報社派往北京。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小時候不覺得祖母的棺材和故事對自己的影響如此深，當自己年歲越來越大，才越漸發現過去這段經歷在人生中所佔的份量。
隨著黃文廣年齡的增長，他發覺過去的經歷就像自己的中文口音一樣難以拋棄，一位俄國教授對黃文廣說，他年輕時幾乎已擺脫俄文口音，但當他年歲漸增，口音又漸漸回來了。對黃文廣來說，記憶的回放比口音的恢復更明顯，小時候的回憶經常一幕幕在黃文廣的腦中播放，清晰到他必須停下手邊的工作，讓回憶盡情湧現。
與許多華人接觸後，黃文廣發覺中國的印記在自己身上越漸彰顯，發覺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一輩子的。黃文廣對《新史記》說，他開始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移民，“不應該是一下子就忘掉自己的文化、拋棄自己的根。”
現在的黃文廣，既對美國文化相當瞭解，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中國文化的根基，黃文廣目前在各大主流媒體都能非常愉快地講述華人的歷史，他說，當他自豪於擁有中國文化的同時，思想也很美國化，因此他比一般美國人有豐富的精神生活。
5、6年前開始，黃文廣上班時接觸的是美國的文化與政治事務，下了班後，黃文廣對中國的食品、文化、政治越來越感興趣，同時也逐漸關心起自己的家庭。帶著尋根的想法，黃文廣開始創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並藉創作重新審視家庭成員的關係以及中國根源和家人對自己的價值和影響。
最痛苦的不是創作過程
2008年，黃文廣的公司關閉，失業的他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有9個月的空檔，他利用這段時間醞釀寫書，在此期間專門回西安兩趟，黃文廣認為，西安之旅也是尋根的一個過程，他也回到祖母的祖籍地河南，瞭解過去大家族的歷史，找到過去的親戚，例如小時候被人販子騙走、後來嫁給煤礦工人的姨媽。
從姨媽的經歷裡，黃文廣瞭解到祖母堅持和祖父葬在一起的原因。共產黨執政後，被誘拐的婦女都可回到自己的家庭，黃文廣的姨媽確實回到家了，但卻發覺那裡已經不是自己的家，她決定返回礦工家，那個有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家。
黃文廣認為，姨媽所遭遇的最大悲劇不是被誘拐和虐待，而是失去她的母親。“就像我的母親，你的祖母不希望再獨自一人了。”姨媽說。
在進行尋根之旅時，黃文廣也獲知了一些從前不知道的故事，包括父親11歲時曾與一名16歲姑娘成婚的事，黃文廣的父親從未提過這件事。
黃文廣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完《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接著以一個半月的時間修改作品，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其實最痛苦的不是創作過程，而是醞釀的過程，他曾有兩個多禮拜幾乎夜夜失眠，許多往事歷歷在目，各種情緒不斷湧出，有的是內疚，有的是氣憤。
此書最後一部分描述的是黃文廣母親王桂英的晚年生活，屬於“虎媽”一型的王桂英，對黃文廣的管教相當嚴格。對於黃文廣祖母的土葬要求，王桂英總站在反對立場，在講求政治背景和出身的時代，王桂英總替家人的前途著想。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自己小時候不是母親，而是祖母帶大的，因此與母親的關係一直較緊張，在寫作過程中，他也慢慢能理解到母親的想法，以及為何母親與自己是這樣的關係。
從小與朱秀英相依為命的黃至有，對母親的重視程度顯然易見。黃文廣在書中寫道：如果把“妻子和母親同時掉到水裡，你會先救哪一個”的問題丟給父親，黃文廣相信父親的答案一定是先救母親。黃文廣的父親從沒帶妻子去看電影、去吃頓飯，或僅是散散步。
黃文廣認為，父親與祖母的關係就像英文小說《兒子與情人》所描述的故事一樣，書中的母親出身自一個有教養的家庭，之後嫁給一名礦工，在礦工變成酗酒狂後，母親也對丈夫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將所有的愛集中到兩個兒子身上，但大兒子不幸死亡，因此母親只好將所有的愛集中到小兒子身上，小兒子與母親關係太密切，沒法繼續愛其他人。
“祖母對父親的影響如此大，兩人一直住在一起，我覺得父親可能一輩子沒愛過母親。”黃文廣對《新史記》說。但即使父母親經過激烈的爭執，誰也沒說過要離婚。
黃文廣的母親在黃至有去世一年後，與馬先生開始交往，“沒有人像他那樣對我這麼溫柔體貼。”王桂英說。兩人最終克服了所有的流言斐語，舉行了婚禮。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母親每次講起與馬先生的事眼睛就發光：“我想那是她真正的愛。”只是沒想到九個月後，母親又是獨自一人了。
黃文廣認為，《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最悲劇的其實是母親。“因為祖母等同於我的代母親，所以我和母親實際上沒有正常的母子關係，丈夫和兒子對我母親的愛都被剝奪了。”
透過撰寫故事的過程，黃文廣過去對家人的不理解，都得到重新的解釋，過去感情上的糾結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