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爆炸八歲童喪生，107人受傷

明鏡網報導／美國波士頓15日下午2時50分發生的爆炸案，已導致107人受傷、兩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八歲孩童。警方隨後在兩處找到兩顆未爆炸的炸彈。

警方大規模封鎖15個街區，由於這些區域屬波士頓市中心，令當地交通大受影響。

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終點線附近15日下午發生兩起爆炸案，根據視頻畫面顯示，當跑者奔向終點線時，爆炸聲突然響起，有的跑者被震倒在地，濃煙衝出，現場尖叫聲四起，沒隔幾秒附近響起另一爆炸聲，場面混亂。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東時間下午6時發表講話，表示全美國人都將為波士頓祈禱，並堅定指出會找到主謀者，讓其接受司法制裁。

打亮了神秘的中國政治世界

美國最權威圖書館雜誌推荐：《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所有中國觀察家都該讀

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獲得歐美亞澳多家著名報刊好評之後，再獲美國圖書館權威雜志《圖書館》（Library Journal）的星級書評推荐。

《圖書館》由美國教育家麥威爾˙杜威（Melvil Dewey）創立於1876年，為美國最權威的圖書館專業刊物，而且是發行量第一的圖書館期刊，各地圖書館往往會依據該雜誌的書評來挑選圖書館藏書。

《圖書館》4月15日刊發的星級書評指出，藉由來自中國政府內部高層的信息，何頻與黃文廣描述了海伍德謀殺案背後的整個故事。此書披露，海伍德謀殺案只是事件的一小部分，這背後的故事要複雜得多。當谷開來可能涉嫌謀殺的證據曝光，薄熙來的政治敵手迅速利用這起醜聞，“合理”地將他拉下馬，影響了中共最高層的接班佈局。

    書評指出，整起事件暴露了中共內部的嚴重分裂，作者何頻和黃文廣充分展示了，中國穩定的最大威脅實則來自黨本身。

   “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打亮了神秘的中國政治世界，使它成為特別重要的著作。所有中國觀察家都該讀這本書，那些對現實社會謀殺之謎以及複雜的政治詭計感興趣的人，也會為此書著迷 ”。——喬舒亞˙華萊士（Joshua Wallace），南德州學院圖書館員如此在《圖書館》上說。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紙本書與電子版的Amazon銷售網址：

http://www.amazon.com/Death-Lucky-Holiday-Hotel-Struggle/dp/1610392736/ref=sr_1_1?ie=UTF8&qid=1365524462&sr=8-1&keywords=a+death+in+the+lucky+holiday+hotel

中國新領導層現在需要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

新領導層到了要做決定的時候了（一)

　　《大事件》編譯蕭伃君

　　中國新領導層現在需要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中國是否會開啟另一波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還是會採取更民族主義的政策以平息國內日益增加的政治動盪？一開始的徵兆是令人感到樂觀的。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已經向外界表示他們希望改造中國的經濟、使其轉型為以國內需求為導向的經濟、不再倚賴對外出口以及壟斷市場的國有企業。但是這場經濟改革必定將遭遇到許多挑戰以及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何帶領中國經濟渡過這段陣痛期靠的是領導人們的智慧與實力。

　　經濟改革

　　中國新領導接任後不只在一個場合上強調計劃讓更多農民搬到大城市，畢竟城市是工作和各種機會的所在地；土地改革和給予賣出土地的農民更好的補償以讓他們能更順利地搬進城市。領導們也表示會對進口產品減稅，機器人、鋰電池和原料皆在減稅的範圍內。

　　但是經濟記者阿特·派因(Art Pine)在金融雜誌《基普林格》(Kiplinger)的文章中指出，到目前為止，這些徵兆可以說僅是象徵性的。習近平的南巡被大肆宣傳、被視為是向鄧小平1992年開啟的改革開放致敬，習之後也在許多講話中暗示將採取更多經濟改革政策，但中國觀察家表示不確定中國領導人的下一步到底會走向何方。

 　

　　中國經濟不能再繼續依賴銷往美國和歐洲的出口。

　　假使新領導人進一步推動改革，派因認為這將對中美經濟關係有幫助，尤其在現在雙方皆因放緩的經濟和國內政治緊張而感到焦頭爛額的時候。

　　經濟轉型將遭到內部反對

　　中國已順利度過了最近的經濟成長減緩，經濟狀況看似開始回升。它的經濟現在正以7.5%的年增率成長。儘管這樣的數字與過去10年來的10%甚至12%比起來遜色了些，但是以多種標準而言這樣的經濟成長率仍然是相當不錯的。儘管經濟預測皆顯示中國的經濟成長在2013年也不會回到從前那樣亮眼的程度，但是中國領導人們已強調他們希望的是穩健的成長，於此同時會推動市場導向的中國經濟轉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國經濟專家尼克·拉迪(Nick Lardy)提及中國的經濟微回升時，這樣說道：“這不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經濟復甦，但是這也不是世界末日。”他並表示，長遠看來，7.5%經濟成長率這個目標比10%到12%的成長率更容易維持。另外，中國新領導人也清楚意識到中國不能再繼續依賴銷往美國和歐洲的出口──這在過去10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主力──以刺激經濟，他們也了解中國需要的是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

　　但是到底習近平和李克強會進行多深層的改革依舊是個未知數。舉例來說，他們還未同意適當地減少公共支出以讓民間私人企業有更多活躍的空間。李克強也承認經濟改革很可能會遇到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強力反對，如中國巨大的國有壟斷企業，這些企業的領導們都相當地有權力和影響力；另外，省級和其它地方政府官員也會有所不滿，他們現在正控制著國家希望有所改革的農業。

　　轉型核心

　　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也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強調中國領導人希望由投資轉向消費的經濟轉型不會是個簡單的工作，這個工作需要反轉過去30年、尤其是過去10年政策造成的後果，即經濟成長讓國家部門得到不合比例的利益、卻犧牲了中國的一般家庭。不意外地，在現有的經濟成長模式下得利的有權有勢的團體和家庭將會對新的經濟改革進行挑戰。

　　中國的銀行體系會是這波經濟改革的中心，在其中有三件事佩蒂斯認為需要持續給予關注、以理解中國的經濟是否可迅速轉型以及轉型中的政治阻力是否真的造成了改革的阻礙。

　　第一，非正式的銀行業、或說影子銀行在過去3年大幅度地成長。以中國銀行行長肖鋼的話來說，非正式銀行業的增加很可能是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註：龐氏騙局指業者誘騙他人向虛設的企業投資，並以後來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者以誘使更多人上當，俗稱“非法集資”或“老鼠會”)。這種成長必須在2013年得到壓制，此產業的隱藏虧損也需要被有效地吸收。

　　第二，假使中國希望減緩或甚至反轉不良信用創造的速度，中國的銀行，尤其是小銀行，必須改進它們分配資金的方式。一直以來，特別是在地方層級，銀行決定對外貸款與否的標準是根據政治考量和權力關係，假使中國要改變這種現象，企業治理這方面需要有所改革。

　　第三，也許也是最重要的，是利率管制放寬的速度。金融抑制讓中國在過去10年有驚人的經濟成長，但是也導致了高度的經濟不平衡。極低的利率鼓勵了對中國國內公共設施以及製造業的投資，但是也導致了兩個長遠看來相當嚴重、已不能繼續拖延的問題。

　　地方政府有約10.7兆元人民幣的負債。

　　低利率的後果

　　第一個問題是，國內投資很大程度上有配置不當的問題。貸款利率相當地低，在過去10年來甚至是負的，此外信貸也過於寬鬆，這些都導致政策制定者和企業老闆每當面對問題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對其投入資金。過去許多年這樣的行為或許沒什麼關係，因為中國在許多領域產業皆須要相當多的投資，即使投資的資金並沒有受到好的管理，但是大部分的投資還是相當具有生產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債務的成長速度比借款服務的成長還要快速。假使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中國將會遇到其它採用投資導向經濟成長模式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長期且痛苦的低成長，因為經濟體中有過多的債務且須重建國家的收支平衡。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低利率不是白吃的午餐。它們得以持續的原因來自一般家庭存款的補貼。低利率也很可能就是為什麼一般家庭沒有從中國的經濟成長中獲利的禍首。薪資成長還不足以補償過低利率變相地對一般家庭存款所課的稅，結果就是，現在中國一般家庭在經濟體中份量過小，不具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未來中國的經濟成長。

　　提高利率的影響與阻礙

　　大幅提高利率可以改進投資的紀律並增加一般家庭收入。但是這麼做也會對政府帶來一些問題。中國的機構，包括大型製造商和許多地方及省級政府、甚至是中央銀行本身，對低利率都相當的著迷，它們現在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說都是負債累累。大幅提高利率將會導致廣泛的財務危機。

　　但是北京已經幾乎沒有別的選項了。假使政府不提高利率，他們將無法控制投資支出，更無法要求投資有更有效的運用，政府也因此無法在不強迫提高薪資成長的情況下，提高一般家庭的收入。

一個“國際黑社會大佬”就這樣誕生了

僑領胡炜升保衛股權被打成黑幫（一）

張大楚 覃真言 厲無畏

  

 龍舟節的狂歡與淩晨驚夢

  根據2012年6月23日《南方都市報》報導：6月23日上午，廣東省“公安廳直接指揮的一場大圍捕在惠州市惠東縣城收網，約300名武警、特警等各警種包圍該縣富星商貿廣場，抓走包括富星商貿廣場房地產開發（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煒昇在內的40多名犯罪嫌疑人。”6月22日胡煒昇被抓捕後，沒有被立即關進看守所，而是換了三個地點受審，並受到了刑訊逼供，胡煒昇沒有經得住考驗，他們刑訊逼供的目的達到了。胡煒昇按照公安機關的要求全部招供並簽字畫押了，無罪招供為有罪了。

  胡煒昇是黑社會?

  目擊者稱，2012年6月22日上午8點半過後，富星商貿廣場各個出口陸續有犯罪嫌疑人被警員押著出來，約9時，有數十名犯罪嫌疑人被帶上警方車輛。目擊者稱，上午9時剛過，現場指揮的警官通過擴音器宣佈，在廣州、深圳、佛山、惠東同步實施的本次行動，從早上5時開始，抓獲了以胡煒昇為首的40多名犯罪嫌疑人，行動取得成功。一名與胡煒昇有生意來往的市民證實，胡煒昇確實在行動中被帶走，另外一名在該棟大樓上班的市民也證實，他親眼看到胡煒昇被警方押走。

  此案被《人民監督網》記者朱瑞峰宣揚為廣東省“三打兩建”行動在惠州破獲的第一大案件，也被稱作公安部督辦的重大國際涉黑案件。又一起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浮出水面，一時之間，案件迅速被全國關注。在美國的“大洛杉磯地區促進中國統一聯合會”（執行主席就是胡煒昇）好負責人劉健民獲知此訊，立即發佈聲明說：“中國警方打錯了！我敢以項上人頭擔保，胡煒昇不是黑社會，他是集慈善、愛國、促統為一身的合法商人，愛國僑領。這是十年前的誣陷幽靈再現！”

2010年12月29日駐洛杉磯總領事邱紹芳走訪大洛杉磯地區促進中國統一聯合會。

   胡煒昇曾是“上訪”隊伍的一員，他曾親自到國家信訪局排隊、登記，為他被林某等人搶奪的市場討說法。2010年胡煒昇在北京參加政協招待會，有機會和賈慶林握手說話，他不失時機的將隨身攜帶的上訪材料交給了賈慶林。他為他的市場糾紛案件，嚴格走法律程式，在廣東、北京的法院打了十年的官司，這像一個“黑社會”老大的所作所為嗎？

  先不說胡煒昇是不是“黑社會”，就從惠東警方抓捕胡煒昇後在程序上的種種違法行為說起。胡煒昇是2012年6月22日被警方從增城抓捕的，增城離惠東117公里，警方卻把胡煒昇押到他在富星大廈的辦公室，然後又把他押到大廈前的廣場，大喇叭宣佈抓獲了“國際黑社會頭子”，這等同遊街示眾。

  這次的行動出動了600名武警、300名特警，可謂聲勢浩大！可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商人！如果不是為了宣示“政績”，有這樣的必要嗎？而拘留的程序也是漏洞百出，在6月21日出拘留證後，6月22日才抓人，沒有按照法定程式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也沒有辦案人的簽名和寫明日期。

  拘留胡煒昇後，惠東警方並沒有將胡煒昇送往看守所，而是把他押到一個叫“辦案中心”的會議室，直到11天後才送到看守所。

  一個“國際黑社會大佬”就這樣誕生了！

纽约时报披露温家宝家族财富报道获普利策奖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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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04.15.2013

《纽约时报》有关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家人聚敛财富的深入报道星期一（4月15日）获得2013年度普利策奖的国际报道奖。

2012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驻上海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的长篇调查报道。这篇报道说，温家宝家族在20年时间里积累了27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报道没有明言温家宝本人违法，但描绘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利用特殊关系和渠道大发其财的现象。

中国政府称这篇报道是“抹黑”和 “别有用心”，并封锁了《纽约时报》的网站。

《中國總理家族財富》

多重問題糾纏中國城鎮化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許多人將城鎮化視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但也有分析家不抱樂觀。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金融學副教授蔣曉泉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仍看好城鎮化帶來的成果，但他也認為配套措施若不先行，也可能造成兩極分化擴大的反效果。

 

 

配套措施要先行

 

中國若要進行“新型城鎮化”，兩極分化、農民工、勞動力人口、土地等問題都無法置之不理。蔣曉泉認為，城鎮化第一步應該從政府規劃開始。比如土地問題，如何界定符合地方政府的權限？房屋擁有者對土地擁有的權限又應如何？因此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必須跟上，配套措施要先行。“這是系統工程，跟早期摸著石頭過河不一樣。”

 

城鎮化許多問題與農民工相關。根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和亞太研究院教授孟昕的統計，在城市的農民工人數在1997年是3千9百萬，2005年為1億3千萬，2009年為1億5千萬，95%的農民工從事沒太多技術含量的低端工作，農民工在城裡待的時間平均為6年，如果能夠平均多待一年，城裡的農民工就會增加2千5百萬，制度和政策的改變能延長農民工待在城裡的時間。

 

孟昕指出，按照經濟學上講的最優的城市規模，中國的城市規模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現在至少還有40至50%的人還在農業上工作。

 

勞動力人口減少的問題，同樣影響著城鎮化。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15至60歲人群佔總人口比例在2012年首次下跌，滑落了0.6％至69.2％，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的經濟學家姚偉認為，雖然部分人認為城市化能抵消高速的人口老年化趨勢，這種被李克強稱為“新型城市化”的想法，也已經激起了另一輪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建設的希望。但從城鎮人口增速大幅下滑的情況來看的情況來看，中國勞動力人口已經觸頂，城鎮化的進程被錯誤解讀。

 

根據聯合國的估計，中國的勞動力從2015年到2020年時，將會縮減，結果是中國資本存量的減緩成長，這一部份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佔了GDP的40到50％。

 

姚偉指出，首先，勞動力的減緩成長，讓中國從沒有如此接近過“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上，原本的農業多餘勞動力已完全被吸收到現代產業中，農民工工資在2003年至2008年間，從每年10％的速度，成長到2010和2011年的將近20％。當工資持續上漲時，貿易性商品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經濟結構也可能會更多地傾向服務業。

 

第二，勞動力人口的降緩也讓儲蓄率降低、資本開銷增加，這會導致投資股本的降低，以及／或經常帳剩餘的減少。

 

《金融時報》的博文指出，勞動力人口減少的一個明顯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但即使立即終止這項政策，勞動人口也無法馬上增長，實際上，許多中國家庭擁有一名以上的孩子，而且在今日的社會中，許多家庭只想要一名孩子。

 

文章稱，雖然中國政府可能在未來幾年放鬆一胎化政策，但最好的方法還是鼓勵人們進城、從事更具生產力的工作，這也似乎是李克強一直想做的事。問題就在於如何鼓勵。

 

姚偉認為，中國還應該改革社會安全系統，移除妨礙勞動力流動的帳礙、幫助創造城市工作，例如改革戶口制度。目前，三名城市居民中，只有一人有戶口，農民工幾乎無法取得城市戶口，無法享受福利，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居民子女沒有同等上公立學校的機會，農民工也必須接受更低的工資，這進一步導致沿海城市的勞力短缺。

 

姚偉說，農村居民如何流動到城市，也有賴政府出台良好的政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的報告，將一名農民安置到城市的財政開支約是100元人民幣，估算到沒有戶口的農民工人數，政府可能需要在城市化上花費40萬億元人民幣。

 

 

 許多人將城鎮化視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

封閉的解放軍是貪腐“高危”人群

《明鏡月刊》編譯 巫古森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反腐成為中國國內官方和民間的主要關注事項。一連串的官員落馬似乎也顯示著新領導團隊的打腐決心。但是這項反腐任務是否有可能打進政治局？近日中國媒體與網絡盛傳政治局委員李建國已受到調查，但事實如何卻有待觀察。不只是官場，解放軍和國有企業的貪腐程度皆相當嚴重，其中國有企業的腐敗更是攸關人命的問題。

　　剔除不合格的黨員

　　習近平表示，有些黨員“腐化墮落”，而這會影響其他黨員的“生機活力”，共產黨將對其組織的規模加以控制，去除“不合格的黨員”。到2012年為止共產黨擁有8200萬名黨員。
　　為了重新擦亮共產黨的招牌，習近平上任後要求黨員減少宴會和奢華行為等，列出“習八條”規範黨內浪費和形式主義。
　　新華社在1月24日的一篇評論中表示：“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政治紀律。在政治方向、立場、行為方面沒有規矩、不守紀律的政黨，只能是烏合之眾。”新華社也在29日報導廣東省在2012年底決定在珠海橫琴新區、廣州南沙新區和韶關市始興縣，對官員家庭財產公開制度進行試點。但是廣東省韶關市市委書記鄭振濤對新華社表示，雖然納入財產公示的試點包括了526名副科級至處級官員，公示的內容包括工資獎金、房地產、投資等6個部分，“但先只在內網公開，也只有公務員才能查詢，市民暫時還看不到。”

　　政治局委員李建國落馬？

　　一隻大老虎落網的傳聞似乎也印證了習近平表示要積極反貪腐的說法。即使是對已經看過太多負面消息的中國網民而言，最近有關李建國的新聞也算是一件大事。網絡上傳言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李建國正因貪腐被調查中。而他被調查的原因被指是幫助外甥升遷。

　　李建國才剛晉身政治局25委員之一，有報導稱他很在壓力過大的情況下入住一間北京軍方醫院。英國廣播公司(BBC)認為假使中國的調查人員真的查到李建國身上，那李很有理由感到焦急憂慮。這顯示習近平表示要積極打腐的言論正在實踐當中。

　　近日習近平也表示反腐工作要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意指不論級別，所有的官員皆必須受到審視。
　　具有影響力的公民記者李新德是首位訪問實名舉報李建國的韓寵光的人，他認為中國政府對李建國採取行動這件事顯示了改變正在發生。

　　但BBC記者杉麗雅(Celia Hatton)指出，這個新希望很可能也只是希望。中國政府不會一夜之間變得廉潔。習近平正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民眾要求他嚴格打擊貪腐，假使習近平做不到，他很可能會快速地失去人們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假使習近平過度或過於迅速地打壓黨內的官員，他也很可能會失去那些使他成為最高領導人的黨員的忠誠。

　　另一個失望的點在於，習近平其實與李建國來自相同的腐敗系統，根據彭博社2012年的調查報導，習近平的家族也以習近平的關係累積了大量的財產，總額達到3.76億美金，儘管報導也表示沒有資產可追蹤至習近平、他的妻子或他的女兒，也沒有證據指向習近平有非法行為或有幫助他親戚累積財產。

　　李新德也承認，中國的草根反腐運動者如他自己和他的許多同僚仍然在一個法律的灰色地帶中運作；他表示當他揭發地方官員時，他必須“在刀鋒上跳舞”，因為他的打腐動作很有可能讓自己陷入險境。

　　或許更重要的是，李建國到底有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相關單位的調查，依然是個謎。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並沒有向外證實關於李建國已被調查的傳聞。BBC中文網1月30日的最新報導更指新華網報導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要求落實習近平指示”的相關新聞。BBC表示新華社的這個舉動意在闢謠，試圖反駁網絡上謠傳李建國因被調查壓力過大而進入醫院的謠言。

　　解放軍的貪腐問題也不小。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隊，在透明國際組織新推出的“全球國防清廉指數”中，被評為“高危”國家。


　　中國軍隊正面對嚴重的貪腐問題。

　　“中國軍方承認腐敗問題的存在，並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透明國際組織國防安全項目主任派曼（Mark Pyman）如是說。

　　但是，派曼表示，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令人懷疑，因為軍方並不允許因反腐而引發對軍方的質疑。“國防領域的監督力度很弱，而且沒有有效的檢舉機制。”

　　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成為黨的總書記以來，將打擊腐敗列為最重要任務之一。

　　透明國際台灣分部主任凱文·葉（Kevin Yeh）指出，問題在於，中國軍方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兼任台北世新大學商業管理教授的凱文·葉表示：“軍方和黨比政府執行部門的權力更大。更糟的是，中國並沒有一個機構，能夠有效地監督反腐。目前的機制下，反腐衹是內部的自我控制，軍隊十分不透明，容易滋生腐敗。”

　　透明國際的報告指出，中國軍隊沒有私人的承包商，缺乏競爭，也容易滋生腐敗。

　　派曼表示，成千上萬與軍方有密切聯繫的企業從事營利性活動，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軍方所面臨的腐敗問題。

　　派曼指出，積極的方面是，軍方正在十分嚴肅地對待腐敗。“比如，他們正大舉關閉企業，或轉讓這些企業的所有權。”

　　該組織的報告中也指出，中國軍隊的中央集權結構，也更容易產生腐敗的風險。

　　新的“全球國防清廉指數”共對82個國家進行評分。澳大利亞和德國位居榜首，榜尾主要是非洲國家，包括安哥拉、喀麥隆和埃及。

　　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有230萬人。官方公佈的國防開支2012年增加11.2%，達到6700億元人民幣。（DW）

　　關注受貪腐之害的受害者

　　2012年11月某個寒冷的星期一，中國貴州省響水礦場的礦井發現最後一名礦工的屍體。救援人員在地底的煤礦和瓦斯爆炸後，已在當地搜尋了2天；這場爆炸當場就炸死了28名礦工中的18名。最終的死亡人數是23名。中國當地的報紙沒有刊出死者的名字。

　　《商業週刊》記者拉爾森(Christina Larson)表示，中國的礦場工作被廣泛視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在2012年的前9個半月中就有1146位礦工死於工作相關的意外，這代表在中國每天約有4名礦工死亡──儘管此數字已經相當驚人，但多數分析家皆認為官方數字有嚴重低估的傾向。（以美國為例作為比較，根據美國勞工部，有17名礦工於2011年死於與工作相關的意外。）

　　但是，不是所有的中國礦場都同等危險。就在響水煤礦場爆炸事故發生後，貴州副省長孫國強以令人意外的坦白程度對當地的記者說，國有的礦場比私有礦場更加危險──因為國有事業可以倚賴關係和官員的照顧以避開安全規管。他表示情況非常嚴重。孫在災難現場批評：“有的國有大型煤企把自己當成了四處收礦的融資公司，忘了安全生產當頭。”

　　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專業教授羅雲在2011年11月向財新《新世紀》雜誌表示一些國有大型煤礦經常以“運動式、突擊式、躍進式、口號式的生產管理”回應安全議題，意指他們只在乎表面的口號但是卻不對深層問題進行具體的行動；羅雲並認為這些做法完全“違背了科學有效的生產要求。”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雷·菲斯曼(Ray Fisman)和南加州大學金融系教授王永祥希望找到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它員工死亡率之間的關係。王永祥說：“我們看到在中國有那麼多關於貪腐和惡劣工作環境的新聞報導，但是我們希望有系統地對它展開研究調查。為什麼有些企業會有較高的工人死亡率？它們是否因為有高層的保護所以可以逃開法律制裁？”

　　菲斯曼與王永祥的直覺是，較具有“關係”的主管可能也更能夠讓企業得以運用私人關係或是公然賄賂來降低政府對其企業的衛生和安全的標準。與人合著於2010年出版、比較全球貪腐狀況的《經濟流氓》(Economic Gangsters)一書的菲斯曼說：“當你開始著手進行一項研究時，你當然預期你會得到大於零的結果，但是老實說，我們得到的相關性的數字之大，讓我們有點驚嚇。”

　　菲斯曼和王永祥自2008年至2011年間研究了276家在煤礦、冶煉、建築工程、化學處理等危險產業的中國企業。他們檢視企業的高層主管的履歷，試圖找出有哪些管理者之前曾擔任過政府高職──他們把那些企業定義為擁有政治“關係”。

　　2008年12月上海證卷交易所和深圳證卷交易所要求──有史以來第一次──某些上市企業自2008財政年起每年提交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這項新設的規定使得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更容易有進展。許多其他公司之後也開始自發性地在它們的年度報告中提供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資訊。兩位研究者也從新聞報導和政府網站上找到額外的資料。

　　菲斯曼和王永祥兩人發現企業擁有的政治“關係”和員工死亡率的連結是高度相關的：有關係的中國企業的員工死亡率比同業但無關係的企業平均要高出5倍。另外，一位有關係的高層主管的就任和離職與隔年的員工死亡率高度相關，以每萬名員工的死亡率來說，有關係主管就任的隔年平均會增加10、他的離職的隔年會減少6.4。

　　兩位研究者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2013年1月/2月一期的研究大綱將這種現象稱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不安全面向”。菲斯曼表示：“我個人覺得5倍的差距很驚人，我之前預期的是10%的小差距，而不是500%──在這樣的案例中，相關性的高度比相關性存在本身令人驚訝。”
　　習近平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形容中國貪腐的嚴重性，並誓言將反腐作為他的首要任務。中國觀察家對於習是否真的打算或是是否有能力遏止廣泛的貪腐行為意見不一，他們也在猜測習近平的說辭是否只是一場秀。

　　與此同時，微博上的中國網民忙著轉發揭露低薪官員享受奢華生活方式的照片和貪腐證據──從擁有多塊名錶的錶哥、擁有22筆房產的房叔到包養18位情婦的官員。菲斯曼說他和王永祥的研究為這些貪腐的揭發運動作了補充，因為他們的研究“不只是聚焦於貪腐官員大量的不法利益，更讓一般大眾得以知曉那些遭受貪腐之害的受害者的存在。”

　　近年來關於貪腐的學術研究爆增，經濟學家也正在設計新的測量非法交易和運作的方法。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本杰明·奧肯(Benjamin A Olken)說：“真正的挑戰在於你想要研究的對象是非法的，所以你不能直接跑去問某個人說：‘嗨!你有多貪腐？’許多研究工作其實都是專注於發展出更細膩複雜的方法”以追蹤和量化非法行為。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們在沒有關於賄賂和企業省略安檢的文件記錄下，發現了企業管理和員工死亡率的相關性。

　　自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結果出爐後中國也有不少改進：在那些將任內安全記錄作為官員升遷評量的省份，如擁有大量煤礦的山西省，工人的工作環境有明顯的進步。王永祥說：“官員們現在比較不會對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是有關係的公司也一樣。比起金錢，中國官員更在乎他們的政治前途，升遷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明鏡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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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獨立學者怎樣取得被保釋的陳希同的信任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在中國，什麽都是政治

姚監復本人大學畢業後，到了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這樣一個機構，本來與政治離得甚遠，但在當年的中國，又有什麽不與政治扯上瓜葛呢！研究院安排他搞鑄造工 藝、農業機械化的情報，後來安排他到秘書科當副科長，又要他搞農機化的技術經濟研究，從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觀察農業機械化。這本來都不是 政治任務，但農業機械化最後也成了毛澤東與劉少奇路線之爭的一個焦點。

姚監復在《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 治武器》一文中，回溯了1966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家村”揭開“文革”序幕以後，又怎樣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 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姚監復認爲，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形成“文革”又一啟動工序。關於這兩封信， 《新史記》雜誌第8期已經做過詳細介紹。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說，1966年2月爆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 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20 年還是25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1966年2月毛澤東向 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開火，也是8月“炮打司令部”另一場預演，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安排。

姚監復說，直到“文革”過後，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以後，人們才接受了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

姚監復對《新史記》記者強調：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機械化只能是“選擇性”的，選擇的主體，只能是農民自身：“最終要由他們來决定，究竟要不要機械化？什麽時候要機械化？”

姚 監復關於“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肯定實現不了，也根本不應這麽提”、“要由農民來選擇要不要機械化”的觀點，讓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聽 到了。杜潤生把“知天命”之年的姚監復，調到了自己手下。後來，他又將姚監復關於應該由農民自主選擇是否機械化這一思想，寫進了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號 文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一次談科技的場合也闡述了這個意見。姚監復說，“本來農業部等部門是不接受這一思想的，慢慢也改變態度了”。


見陳希同緣於表姐送書

姚 監復與陳希同，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這樣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一位聲譽鵲起的自由派意見領袖，怎麼會與在“六四”之後一度被某些異議人士提起來就咬牙 切齒、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又是個“貪污犯”的陳希同扯到一起，幫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出了那本《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以下 簡稱《親述》）？

姚監復對我細述原委：認識陳希同，與自己的表姐鍾鴻有關。

鍾 鴻也是個名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來出版過詩集《夢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尋美、尋樂、尋情》，尤其在戲曲方面著力甚多，創作並上演 了舞臺京劇《雪映古城》《玉碎名園》《站上風雲》《黛玉葬花》《鐵杵磨針》等；她還主辦了大型刊物《中國電視戲曲》，組建了北京市的京劇昆曲振興協會和電 視戲曲協會……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電視戲曲劇《曹雪芹》,獲得了1991年度的“飛天獎”。

“我這個表姐寫了一本自傳，題為《風雨半枝蓮》，其中回憶到陳希同。”——《風雨半枝蓮》這本書於2007年出版，兩位著名作家王蒙與叢維熙寫序，當時頗有影響。

原 來，陳希同1948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唸過書，1952年從基層調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後，與也在那裏工作、文化背景相似的鍾鴻認識。鍾鴻後來被打成“右 派”之後，陳希同對她表示同情。她寫《曹雪芹》的電視戲曲劇本時，遇到很多困難，手中掌管越來越大的權力的陳希同支持她寫，資助她，這部作品終於獲得了成 功。“她在自傳中就寫了這一段經過，對於幫助自己的人，她銘感於心，儘管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陳希同已經鋃鐺入獄了。後來，她聽說陳希同保外就醫，就想送一 本給陳希同。”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受表姐之託，姚監復設法打聽到了陳希同住在小湯山療養院，2011年元月，居然聯繫上了。姚監復告訴陳希同，表姐鍾鴻要送書給他，問能不能登門拜訪。陳同意了。

姚監復告訴《新史記》記者，一見陳希同，陳就開門見山地強調，自己不是貪污犯。說他貪污、判他的刑，完全是個冤案。“所謂貪污50萬元的禮品，是準備捐獻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發展基金會的”，“我打的借條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據為己有。

陳希同對姚監復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緣起，其實是江澤民的指示：江澤民由李錫銘陪同視察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知道人藝經濟上有困難，就通過中央宣傳部門、北京市委宣傳部，給陳希同捎來口信：希望陳希同市長抓一下文藝工作，幫助人藝解決困難。

陳 希同安排讓市委宣傳部長兩次去人藝調查研究了一個月，認為必須改革，打破大鍋飯制度，改變待遇太低局面。陳希同兩次批示撥給幾十萬元，來解決設備老化，老 演員宿舍問題等。又正式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討論同意，創建了一個藝術發展基金會。陳希同向董建華募來100萬美金，約折合800萬元人民幣；向李嘉誠募 來1300萬元人民幣；動員市內捐獻，北京市旅遊局捐了50萬元……“我動員別人捐獻，自己怎麼辦？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國內外友人捐送的禮品，按規定可以上 交，也可以捐贈，作為善舉，財政上是允許的合法的。”
判決陳希同貪汙罪行時所列出的主要罪證是：陳希同將禮品據為己有，計畫貪汙50萬元至100萬元，實際上已貪汙十幾萬元。陳希同申辯說，將禮品登記入賬後，擬湊夠50萬或100萬元，再捐給這個基金會。

借 條又是怎麼回事呢？《親述》中說：“我要秘書收集一下，從外事辦借來禮品，打了借條，估估價。……這些禮品，在市外辦有借條。市外辦主任來看我時講，這些 借條都在外事辦保存著。我請西單商場經理、建外友誼商店經理商量過，估價值多少錢，如何出售這些禮品，以便轉變成捐贈給人藝基金會的現金，他們都回去向黨 委傳達過，這些人證俱在。”（《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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