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利益結合是特區深層次矛盾

香港《明報》

特首選舉連連爆出醜聞，再加上近日曾蔭權的接受富豪款待事件，把特區政府的「陰暗面」集中地呈現在公眾眼前。總而言之，是一片烏煙瘴氣。我們所見到的似乎不是所熟悉的香港。

這一片烏煙瘴氣，其實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近年無論中央領導人也好、本地論者也好，經常談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沒有簡單明確地說明這個詞的意義。

一場特首選舉戰，讓沉渣泛起，把「深層次矛盾」推到台前，讓香港人目睹簡單的道理﹕回歸後香港日走下坡，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相結合，而又缺乏民眾監督這個「深層次矛盾」。無論現在建制派的特首候選人說得天花亂墜，不會改變這個矛盾。直至香港建立全面民主政治，直至香港公民社會有制衡當權者和富豪的力量，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烏煙瘴氣不會消散。

回歸前，富豪和商界在政治上有影響力，但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有一段距離。因為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港英手上，他們以公務員為政治工作的主要骨幹，而社會上的政治活躍分子包括親北京的左派陣營及代表本地公民社會的民主派，他們在經濟領域內都是「弱勢社群」。富豪與商界滿足於港英政府的重商和親商政策，並沒有積極參與政治。

回歸後，多個重要發展令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結合，成為尖銳社會矛盾的重要成因。

首先，回歸後的政治體制確立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制度上的影響力。

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以商界及專業為主體，而在專業界別中，除了教師、社工、醫療及醫護等界別外，其他都與商界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在這些與商界利益密切的專業界別中，只有法律界是比較例外地始終推選民主派的代表，其他的大體上都是支持建制派的代表。

回歸後政治體制

確立既得利益集團影響力

功能組別本來應該是過渡的選舉群組。按照《基本法》，功能組別最早可於2007年取消，但現在不單沒有取消，最少還可延續至2020年，而且還有很多人千方百計把功能組別變成千秋萬代。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一旦佔了政治權力的甜頭，死不情願放棄特權。

回歸後特首選舉機制擴大了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特權。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內，第四界別即政界基本上是由中共及其盟友鄉議局壟斷，而第三界別即基層和社區則除了社工及部分宗教代表外，基本上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社會團體來主導。以今屆特首選舉的1200個選委席位來計算，在第三和第四界別的600席中，中共及其領導社會團體與盟友掌握差不多500票，這是他們的鐵票。

餘下的600個選委議席由代表商界的第一界別和代表專業的第二界別來瓜分。如前所述，專業界別內會有一些分組與經濟既得利益集團關係並不密切，這亦是民主派候選人何俊仁提名票的主要來源，但他在商界內一張提名票也沒有！何俊仁在這600張選委票中，得111個提名。撇除一些沒有提名何俊仁也並非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選委，第一和第二界別內最少有450票、或七至八成選委代表這些集團的利益。

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當中，梁振英塑造自己是挑戰商界利益，而唐英年被視為商界代表。其實他們只不過代表經濟既得利益集團內的不同人士。唐英年和梁振英在選委會第一及第二界別內分別取得205個和120個提名。可以說，前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主流力量，而後者則是想通過這次特首選舉的權力爭逐，改變既得利益集團內的勢力平衡。建制派內訌造成的慘烈戰，正因為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會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再分配！

其次，回歸後中共的重商和親商政策比港英更嚴重，加強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結合，使這個「深層次矛盾」惡化。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共對資本主義不了解，以為資本主義社會就要由資本家階層親自執政，才會出現在制度上維持並擴大富豪和商界政治特權的安排。

回歸後，中國國情本身出現巨大變化，在內地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快速結合。資本家可以入黨，人大政協內有眾多富豪巨賈。中國本身朝這個方向走，香港亦步亦趨。

前文論及，在選舉委員會中，中共能夠直接影響的票大約一半，其餘一半當中，民主派勢力頂多只有15%左右，剩下來的三成半選委是經濟既得利益集團代表。在首三屆特首選舉中，他們都「衷誠」合作，讓中共及其在港支持者逐步增加政治影響力，而他們會對經濟利益集團投桃報李，讓他們享受更大的經濟利益。

這種不健康的發展是今天大量社會民怨的基礎。而曾蔭權以公務員出身的背景，在替代董建華時，社會以為這種政經利益結合的安排有改變的機會。實際情大大走樣，反而因為除了公務員團隊外，曾在社會上本來沒有什麼個人網絡，於是更積極地為有權力野心的中共支持者和有經濟欲求的既得利益者大開方便之門。今日香港政治和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比董建華年代尤甚。

梁振英看準這個民情，以「非主流派」面貌出現，再加上唐英年受個人醜聞所累，現在形成梁的選情看好，有些良好願望的人可能以為曾蔭權年代的一些問題可以解決，這就正如當年董下曾上，有人以為曾蔭權能夠解決董建華年代的問題一樣，都是一廂情願。

既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又怎可能在體制不變、中共重商親商政策不變的情下，矛盾可以解決？善良和善忘的香港市民必須醒覺，要以自己的努力爭取體制的改善，要以公民社會的發展來制衡政治和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專政」！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劉健儀﹕聞唐留英有私生子 范太朝稱「早已認」午改口 唐拒回應

香港《明報》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昨早在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堅拒回應有否私生子，重申不想第三者受他人傷害。不過，與唐英年認識近20年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承認，曾聽過有傳聞指私生子是唐英年年輕時於英國留學期間的事情，又稱若唐英年能將事件和盤托出，相信可避免大家太多猜測。

翻查資料，唐英年十多歲高中時曾到英國短暫留學，然後已轉到美國讀大學。

前日唐英年在電視台訪問中默認有私生子，昨早他在電台回應有關傳聞時說，過去的行為問題，已令他一生悔疚，他感謝太太原諒，現時家庭團結支持他參選特首。他拒絕以「有」或「無」回應主持人「是否有私生子」的提問，強調任何牽涉無辜第三者的事，他不會再作回應，因為不想第三者受他人傷害。

身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劉健儀透露，有人猜測私生子是唐英年在英國留學時的事情，「如果在這方面有更多資料出來……從他細個到年輕感情上的缺失導致到的後果，如果他可和盤托出，我相信大家不用太過猜測，始終這是年輕人時候發生的事。時間已過這麼久，其後他現在的家庭，太太對他這件事已接受了」。

自由黨聲明澄清﹕劉健儀不清楚唐過去

自由黨昨晚發表聲明澄清，強調劉健儀不清楚唐過去的私人生活，她昨早接受訪問時，只是說聽說過傳聞。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晨接受訪問，被問到有關唐英年私生子的報道時說，「其實唐生好早已認，但講得不太具體……過去都認鰦，呢個唔知算唔算認鰦的一部分」。但她其後再澄清，不知道唐英年有否私生子，亦很難估計傳聞會否影響特首選委的投票意向。

多名提名唐英年的選委認為，私生子事件不會影響他們是否支持唐。政協委員容永祺稱，不知道唐英年有否私生子，亦不會作為是否支持他的考慮點，反而是考慮唐英年在僭建問題被質疑誠信，投票當日會作決定。他表示，不排除轉投梁振英。

容永祺﹕考慮僭建問題 不排除轉投梁

對於唐英年未否認有私生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英偉稱不知情，他指特首選舉是一場高層次的選舉，而非泥漿摔角，他不會輕信謠言，又說「不要次次都同誠信（問題）扯上關係」。他稱，外國很多領袖都有私生活問題，公務和私生活應該分開。

力挺唐英年的政協常委陳永棋認為，唐英年已就其感情缺失、私生子問題「講得好清楚」，希望大家給予唐一些空間。他強調，現時3名特首候選人中，「呢個局勢，我們根本無得揀，要選擇就應選唐英年」。

與唐英年相識多年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與唐英年屬多年朋友，但過去10年唐英年加入政府，工作繁忙，故甚少與唐英年吃飯看戲，對唐英年私生子傳聞沒有更多資訊。他又質疑近日傳媒爆出的事發生在多年前，「究竟是最近才知，還是被人收集所有負面消息……市民會質疑為何這麼巧合，現時才揭出事件」。

自焚「爭自由」藏區3天3起 男孩 女孩 年輕媽媽

台灣《蘋果日報》

在中國「兩會」（政協、人大）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邊疆藏區卻連3天傳出3名藏人自焚抗議事件。這些自焚者年齡較輕，且都是平民而非僧尼，其中一名自焚婦女更是4個小孩的母親，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大。總計藏區從去年3月以來，已發生25起自焚抗議事件，愈來愈頻繁的藏人自焚，說明當地日趨嚴峻的局勢。

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天在人大會議上發表「政府工作報告」。而同一天，四川省阿壩州安多鎮一名18歲男孩多吉在眾目睽睽下自焚。
「達賴喇嘛回家」

目擊過程的落桑益西稱：「他全身被火焰包裹，還從橋上走到地方政府辦公室前」。因傷勢過重，多吉當場死亡，但其屍首隨後遭當局帶走。

多吉自焚的前一天，一名擁有4個孩子的32歲母親仁真，也在四川阿壩格爾登寺附近自焚。總部位於倫敦、為藏人爭權益的「自由西藏」說，她在點燃自己身體的同時還高喊：「西藏需要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她最後因傷重不治，遺體則暫時被安置在寺內。

中央反收緊管控

再早一天，也就是「兩會」第一天，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則有年僅19歲的女中學生才讓吉，在一座由漢人管理的菜市場前自焚，當場死亡，屍首也被當局帶走，未歸還家屬。「自由西藏」透露，才讓吉在自焚前曾表示：「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如果不為西藏做些事，我們的生命毫無意義。」去年11月初在四川甘孜道孚也傳出疑似女尼當街自焚的畫面，令人觸目驚心。

連續不斷的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愈來愈頻繁，抗議中「針對政府、漢人」的特性也愈來愈清楚。不過當局的處理方式，非但未如同兩年前發生的「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以快速改善工作環境減輕壓力降低輕生意圖，反而是進一步收緊管控。

禁休「維持穩定」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日前在兩會上強調，「維持穩定是所有官員的核心任務」，並禁止所有官員請假，確保轄內「不出問題」。拉薩當局也要求各地須落實「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的目標。然而面對下周三即將來臨的西藏「拉薩事件」4周年，當局能否平穩「撐過」，也引發外界關注。

美國牛肉還是苦肉？

台灣《蘋果日報》

瘦肉精牛肉爭議沒完沒了，馬政府以拖待變，但越拖問題越多，反對黨、專家學者和社會團體群起反對，執政黨依違兩端，民意莫衷於是。美國反而進一步施壓，長痛不如短痛，馬政府採取折衷辦法，作有條件解禁。

貿易糾紛加外交問題

其實，韓國也面對同樣難題，讓李明博焦頭爛額，但和韓國不同的是，台灣沒有反美情緒，很少人批評美國鴨霸，所有矛頭都指向馬英九，他的無能又多一項鐵證。

馬政府原先希望尊重專業，以科學精神決策，結果專家意見分歧，不但未能凝聚共識，反而凸顯反對聲浪。

馬英九說要傾聽民意，但這事件牽涉許多專業問題。國際標準是什麼？中日韓如何因應？一般人越看越不懂。反對開放成為最保險的選項。

光是食品健康問題已夠嚴重，此事本質上也是貿易糾紛和外交問題，三大問題糾結，早晚必須作一決斷。這不是專家會議所能決定的。

客觀而言，在牛豬分離、強制標示和排除內臟等4條件下開放，並保留未來禁止的權力，這種管控措施有助於消減民眾疑慮，且與南韓作法相互呼應，對民意有所交代。

馬優柔寡斷暴露無遺

馬英九當斷不斷，他的優柔寡斷，似乎在這過程中暴露無遺。不過，也有人覺得這是他的苦肉計，他以民意作後盾，作為對美談判籌碼，他在強大反對壓力下，作出痛苦決定，AIT對他應有正面評價才對。




江春男

中大調查：官民貧富矛盾惡化 香港陷空前不和諧時刻

香港《蘋果日報》

特首曾蔭權卸任在即，中大最新調查發現，在他領導下，社會和諧度持續下跌，今年更創新低，少於四分之一港人同意香港是和諧社會；近七成人認同市民與大財團、市民與政府、貧富之間矛盾嚴重惡化，影響社會和諧。今年只有六成人同意爭取社會權益要各讓一步，比上次調查大跌近十個百分點；認同要企硬抗爭的則增至接近三成。

記者：張文傑

面對不和諧社會，學者與立法會議員指，新一任特首要有強大領導能力及協調智慧，才可避免更多激烈抗爭，但小圈子選舉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是先天缺陷，化解三大矛盾極為困難。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月 1日至 10日展開兩年一度的香港和諧社會民意研究計劃調查，以電話訪問 1,002名成年市民，結果顯示，只有 23.8%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是和諧社會，平均值為 2.91分，低於 3分的中間點，比兩年前的 2.98分微跌。受訪者認為最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依次為市民與大財團、貧富之間、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其中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由 08年排第七位、前年排第三位，跳升至今年的首位，首度超越貧富之間矛盾。

調查又發現，達致和諧社會的九項因素中，受訪者認為最重要仍是維持政府廉潔和公正、維護良好法治，其次是促進公平競爭及防上壟斷，推動民主政治雖仍包尾，但同意或非常同意以此推動民主達致和諧社會的市民，由前年的 55.8%大升至 65.5%。


政府應對 九項有五項不及格

對於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九項因素中有五項被受訪者評為不及格，認為維護良好法治不合格的受訪者比前年上升 6.6個百分點，達 19.5%； 57.9%指促進公平競爭及防止壟斷不合格，比前年大升 16.9百分點。

另外， 24.7%受訪者同意只有激烈手法才可令政府回應訴求，與前年差不多；不同意的有 52.9%，比前年下跌 3.1個百分點。爭取社會公眾權益手法方面，三成人認同要堅持原則不退讓，比前年升 6.8個百分點；認同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有六成，比前年大跌 9.7個百分點。今次調查新增對肢體衝撞、「瞓街」阻交通示威手法的意見， 66.8%受訪者不接受這些示威手法。

負責研究的王卓祺表示，部份大地產商壟斷各行業，令市民與大財團矛盾日深，下屆政府如仍被認為有官商勾結，在認同「企硬」抗爭的市民日增下，社會更不和諧。他指新特首要組成強勢政府，推出長遠措施解決住屋及貧富懸殊問題才可減低民怨。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說，小圈子選舉選出的特首必予人傾斜某些利益集團的印象，新特首要決心建立公道體制，才有望紓緩社會矛盾。

投白票真君子

香港《蘋果日報》

鄭耀棠說：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說這句話真是無知到極。

任何一種選舉，甚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投票，都有投白票的，投白票本來就是選舉制度所允許，是一種棄權的表示。投票都是不記名的，目的是讓投票的人可以獲得最高限度的自由，可以傾聽內心的聲音，依照個人（或選民）的意願作出選擇。

如果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那就應該立法，規定任何人不可投白票，否則可依法取消資格──但既然不記名，又如何取消資格呢？因此對任何選舉來說，白票都是無可避免的。投白票可以有兩重含義，一種是對該次選舉的抵制，一種是其中選項沒有一個符合自己的意願。對一次選舉的抵制未必是不負責任，如果他認為這次選舉是不義的、不公正的、不體面的，他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態度，那是一種正當手段，是對個人意志和選舉制度本身的尊重。如果所有選項都不符合自己的心願，為維護個人的選舉權，他放棄自己的選擇，豈不也是對個人意志和選舉制度本身的尊重？

一個負責任的選民應該如何看待他的選票？簡單來說就是不能胡亂投票。就這次小圈子選舉來說，不同的選委來自不同的界別，又都宣稱自己有充份的代表性，那他們應該小心去傾聽選民的聲音，並依照選民的意志去做選擇。假定一個建制派選委本來提名唐英年，但在僭建和婚外情事件後，對他大失所望，而梁振英卻從來都不是他和選民的選擇，如此他的選擇只剩下何俊仁。
照鄭耀棠的說法，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那麼這個可憐的建制派選委，在走投無路之下，說不定只好狠下心來去投何俊仁的票，如此一來，豈不是白白便宜了何俊仁？

一張選票在手，聽誰的旨意填寫，那真是一個問題。如果中央是一個意旨，選民是另一個意旨，聽中央就背叛了選民，聽選民又背叛了中央，那他應該背叛誰更合理呢？假定他的想法和中央一致，那他照中央的意旨去投票，雖然辜負了選民，但選民並不知道他投給誰，因此他可以蒙混過關。但假如他的想法和中央不一致，那他就面臨要不要背叛中央的難題了，中央可不可以背叛呢？背叛了會不會給人發覺呢？發覺以後有甚麼後果呢？

在這種進退維谷之際，投白票是最好的選擇。既然都「選唔落手」，投白票對中央和選民都可以交代，對中央和選民都不存在背叛的問題，他可以心安理得繼續行走江湖，若有人問他投票給誰，他甚至可以很驕傲地說：我投了白票，因為三個人看上去都「不似人君」。

說白了，鄭耀棠那麼痛恨白票，只不過是怕流選，可是他怎麼知道中央就怕流選呢？說不定中央現在希望流選，以擺脫目前的窘境？流選本是選舉的一種可能性，否則制度何必如此設計？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上樑不正下樑歪 官衙皆是大花筒

《太陽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曾蔭權趁任期完結前瘋狂外訪，這場「外訪瘋」已經蔓延港府上下各個部門。

立 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連日審核特首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廉政公署等部門財政開支，揭露各部門的外訪開支連年激增，情況幾乎失控。除了特首辦外，最嚴重的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九至一○年度，該科及旗下六個部門的外訪總開支只有一百五十二萬元，到一○至一一年度，竟急升七成至二百五十多萬元，一一年至 一二年度尚未終結，總開支已達二百六十多萬元，超過去年全年，而來年的預算開支更增至近四百萬元。

庫 務科外訪開支在短短四年內翻升近兩倍，情況非比尋常。事實上，該科旗下部門除了稅務局要與外國政府商討避免雙重徵稅協議外，其他部門根本沒有必要頻頻外 訪。最為人詬病的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不但躋身外訪最多局長之列，而且不遠不去、不貴不去，出訪地點包括紐約、倫敦、愛爾蘭、比利時及捷克等 等，甚至四度出訪俄羅斯，實在令人莫名其妙，難道香港的財經事務與俄羅斯大有關係？他到底去當地商討甚麼事情呢？

廉 政專員湯顯明同樣偏愛周遊列國，上財政年度外訪九次，合共離港超過一個月。究竟這些外訪有沒有必要，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市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有人一語道 破，政府外訪開支急劇增長，正好凸顯曾蔭權已做壞規矩，上樑不正下樑歪，他本人愛當離岸特首，其下屬則成為離岸局長、離岸專員。今次財委會揭露的還只是問 題的冰山一角，市民想問的是，官員外訪開支到底有何標準，立法會有沒有做好監管的職責？

曾蔭權口口聲聲要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事實恰恰相反，他本人在過去五年間外訪數十次，耗費逾千萬元，而且愈是接近下台，愈是頻密外遊。在他的影響下，各部門官員有樣學樣，趁在台上的最後機會亂花公帑，借外訪之名周遊列國，遊山玩水，納稅人的血汗錢就這樣被倒進鹹水海。

一 厘一毫，民之脂膏。難為港府時常把「審慎理財」掛在口邊，每逢市民要求改善安老等社會福利，官員總是面露難色，以「資源有限」為由推搪了事，去年市民要求 財政預算案開倉濟困、還富於民，當局亦是耍手擰頭，非要逼到民眾上街抗議才被動派錢。在對市民斤斤計較的同時，官員們卻大慷納稅人之慨，毫無節制地外訪， 完全是「以民為笨，福為官開」，如此雙重標準，怎可能令人信服！如果此股歪風不止，哪怕港府擁有金山銀山，也經不起這班敗家子揮霍。

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港府施政亂象叢生，民脂民膏被一再濫用，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曾蔭權其身不正。港府蛇鼠一窩，高官一個比一個厚顏，一個比一個浪費，香港好不容易建立的廉政形象，就毀在這群巨蠹身上。

公僕道歉太虛偽 百姓多少辛酸淚

《太陽報》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為去年CPI指數未能控制在百分之四之內，日前向全國人民鄭重道歉，並誓言今年一定會完成物價調控目標。民生幾許艱辛，才換來高官一聲輕飄飄的自我批評。CPI對政府來說只是數字遊戲，對百姓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壓力。

去年內地通脹持續惡化，吃穿住行樣樣漲價，尤其是豬肉售價一度狂漲五成七，老百姓叫苦連天。「蒜你狠、薑你軍、豆你玩」等通脹名詞應運而生。政府年初制訂的百分之四通脹目標徹底泡湯，百姓荷包慘遭打劫。

張平終於道歉了，問題是，這聲對不起能挽回百姓損失嗎？去年當局調控喊得震天價響，結果還是失敗收場，人們憑甚麼相信今年發改委定能成功調控？張平看似道歉，其實是用軟刀子割百姓的肉，政府會不會因調控失敗而補償於民？他沒有說明，好話背後還是空頭許願。這種沒有具體糾錯措施的「有愧」，實在難以讓公眾感受到政府的誠意。

一邊道歉，一邊卸責，一邊施暴，是內地不少官員的工作作風。譬如，雲南省昆明市長張祖林曾經說過，當地有些拆遷是有愧於老百姓的，話說得情真意切，但昆明的拆遷並沒有停止，仍然不斷侵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從斷水斷電、放蛇潑糞，到點火焚燒、毆打拆遷戶，甚麼勾當都做得出來，市長大人一聲對不起，怎麼能讓這些罪過一風吹了。
官員做騷 十足虛偽

由此看來，善良百姓不能因為官員說聲對不起，就歡呼官員「迷途知返」，也不要以為官員表情誠懇，就稱讚其與人民心連心。如果從演技來看，內地官員絕大部分都稱得上影帝，他們說聲對不起，不是真心實意地悔過，而是準備變本加厲地殘民以逞。他們一邊說對不起，一邊舉屠刀對準百姓，十足的虛偽！

按照外國慣例，大凡向民眾道歉，說對不起的官員應該引咎辭職，冰島前總理哈爾德就是一例。在二○○八年金融海嘯期間，冰島國內主要商業銀行紛紛倒閉，貨幣匯率大跌，通貨膨脹率倍升，造成許多冰島人失去工作和住房，在此期間擔任冰島總理的哈爾德曾經多次對國人說對不起，結果照樣被控須為國家銀行業崩潰負責，最終被送上法院審判台。

當今神州，「對不起」在官員口中只是隨便說說，因為他們不用擔心鞠躬下台，有些人反而被媒體視作「敢言」、「親民」而肉麻吹捧。愛道歉的官員成為媒體寵兒，折射出官場的浮誇成風，也是中國政治的悲哀。拒絕做騷、拒絕虛偽，本應成為內地整飭官風的必由之路，只可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高層熱衷於政治表演，基層官員有樣學樣，致使歪風愈演愈烈。做騷就是做騷，騙不過百姓雪亮的眼睛。

唐英年與汪精衞

《東方日報》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提出「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之說，雖然似是閒話一句，但力有千鈞，就是要說給那些輸打贏要、企圖作反的人聽的。

本欄不斷強調，搞民主選舉，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原因是成功不只在於制度，而在人心；就算有制度，不服的仍然可以亂搞，最終制度規條都變成廢紙。

民主的大前提是願選服輸，反對派固然要服輸，服輸之餘仍然要做監察；監察要有道理可依，不能東又反、西又反的搗亂，反完仍要求共識、求合作，否則就流於劣質民主。至於同黨派的，就更加要衷誠合作，最佳例子就是奧巴馬和希拉妮，預選時可以打生打死，但勝負一分就一定要歸隊，你贏我支持你，我贏你支持我；做官的可以做官，不做官也要支持，就算不支持也不能搞鬼拖後腿！

不過，現時唐營支持者的態度，就是非要唐英年贏不可，唐不贏也不支持梁振英，甚至要搞流選。須知挺唐打梁，只是選舉立場不同，但搞流選，就不只是衝着梁振英而來，而是要拆北京、拆中央政府的台。習近平負責港澳事務，那就等於拆他的台，因此，他不能不出聲提醒唐營，這是兄弟之爭，不能越軌出格。

搞流選固然是跟中央作對，而唐英年一再吹捧何俊仁，說有票要投給他，又說他怎樣值得尊敬，那不但是打梁，而且是尊何，寧願支持反對派也不支持建制派的自己人，情況就等於汪精衞輸給蔣介石而不甘心，最終要投靠日本一樣。習近平說「兄弟同心」是厚道正面的講法，不客氣的講法就是叫你們不要做叛徒！


張志剛

香港特首推選 流選不是壞事

《東方日報》

小圈子遊戲，只能選出小圈子的代表，香港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正是源於這種畸形的選舉制度。君不見，煲呔曾深陷貪腐醜聞，依然拒絕認錯，拒絕下台，而唐英年被踢爆僭建地下王宮，並且謊話連篇，照樣繼續參選特首。他們一個比一個厚顏，一個比一個無恥，皆因小圈子包庇他們，保護他們，令他們有恃無恐，而港人卻無可奈何，只能被迫觀看連場鬧劇，只能被迫忍受烏煙瘴氣。

不少人擔心三月二十五日的特首選舉會「流選」，其實如果真的流選，也未必是壞事，這正好讓港人以及北大人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應該結束這種荒謬的小圈子遊戲了。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雖然未必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港人起碼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必任人擺布，不必看權貴的醜惡嘴臉。那班尊貴的選委口口聲聲代表港人，實際上他們在乎的只是小圈子利益，何曾關心過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民主不是萬能，但沒有民主萬萬不能。如果港人有權選特首，煲呔曾絕對不敢「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如果港人有權選特首，誠信破產的唐英年也絕對不敢繼續參選。人們倒想見識一下，唐英年最後到底能獲得多少選委的支持──最好他能獲選，這樣港人才有理由上街。


陳競立

唐唐「感情缺失」 桃色炸彈未爆先驚

《東方日報》

特首選舉進入倒數階段之際，唐英年再為其桃色醜聞消毒，在電子傳媒鏡頭前默認私生子傳聞，試圖在這個最大計時炸彈爆炸前，預先鋪墊救生墊，以免私秘一旦引爆，又陷入不認不認終須認的「謊唐」窘境，墮入萬劫不復之地。

唐唐有「感情缺失」，已街知巷聞，為了競奪特首寶座，他亦不得不把家醜外揚，但對私生子問題卻是一直諱莫如深，為何突然忍痛拆彈？一則，當然因為隨着投票日子逼近，醜聞炸彈被引爆的危機愈來愈大，但更令唐唐惴惴不安的，應該是一度沉寂下來的傳聞近日又開始在政圈零星散播，一場更大政治危機已呈山雨欲來之勢。

有政界人士指，唐唐搞男女私情課外活動，對其選情固然打擊極深，但最致命之處是傳聞中的女子極可能是一名外籍人士，這一點令北京更感尷尬。事實上，據外間流傳的版本，唐唐除了有「英製」女兒外，還有一個中法混血兒子，正在美國著名大學讀書。換言之，至少有一名「唐女郎」非華裔血統。

中國官場搞外遇的人比比皆是，但絕少涉及外籍女子，大家都知這是中國官場的禁諱，因為容易捲入諜報疑雲，誰說得準拈上身的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臥底？若然唐唐的「感情缺失」涉及外籍人士，當然未必會有「諜戰風雲」的曲折情節，但問題會變得更複雜，北京會處理更謹慎，這是毋容置疑的。

據悉，唐唐早在去年十月，已親自向北京交代一切情債內容，並承諾「會自己搞掂佢」，然而，陰霾始終揮之不去。一名政圈人士說，唐唐已變相公開默認有私生子，當然想為緋聞消毒，但風險亦不少，如果在投票前夕，其「私生子」的新聞突然爆發，無論真假，他也百詞莫辯，拆彈工程難上加難。所以，唐唐行這一着，也是險棋，只是形勢比人強，他不能不兵行險着而已。

王俞

兩會只聞權貴言 何曾聽過弱者鳴

《東方日報》

全國兩會變成富豪俱樂部，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顯示，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股市市值計算，兩會代表、委員當中，上市公司老總個人持股市值總額達到四百一十三億元。其中，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有五十九名上市公司一把手持股，總額為一百五十五億元；在全國政協委員中，有十五名上市公司負責人持股，總額為二百五十八億元。

這個統計數據雖然令人震驚，但遠不夠完整，如果加上在香港或美國上市的企業一把手，兩會中的富豪遠遠超過一百人，再加上隱性的官商人士，全國兩會幾乎找不到弱勢群體的代表。

眾所周知，中國官員最高月入不過萬元，貪污受賄卻以億萬元計，以被查處的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前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和前中山市長李啟紅為例，他們的家族財產據說都超過十億元，比上市公司董事長還要富有。至於仍在官場潛伏的大小貪官，擁有十億、百億元財富恐怕也視若等閒，一旦被踢爆案發，個個富可敵國。
弱者無聲 何來和諧

在過往的官方輿論中，美國國會才是億萬富豪的會所。現在看來，中國的議事堂也已為富豪權貴所壟斷。財富是通往人大的通行證，權勢是進入政協的敲門磚。誰的企業大，誰賺的錢多，誰就有資格當代表、委員；誰的財富多、誰的家業大，誰就可以坐在議事堂上招搖。

兩會雖然只是橡皮圖章，但權貴們卻可通過這一舞台影響當局的決策，從而將政策導向有利於權貴的方向。以房地產宏觀調控為例，弱勢群體希望房價下降，眾多地產界代表、委員卻在今次兩會上提案，要求當局放開限購，銀行放鬆房貸。

人民代表席位被權貴所霸佔，一方面造成有錢人的聲音被放大，左右當局的決策與施政，使得各項政策偏向既得利益階層；另一方面，弱勢群體無法對執政者進行有效監督和施壓，只能走向街頭對抗。長此以往，中國社會將處於極不穩定狀況，貧者怨恨，富者不安。

全國兩會本應是社會各階層利益博弈和關係調整的平台，不僅應該有富豪權貴的代表，更應該有佔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代表，允許各方在兩會上以平等身份參政、議政，各抒己見，各維其權。可惜的是，如今兩會只聽權貴言，未聞弱者鳴，淪為權貴們的獨角戲，而百姓的怨氣與不滿卻無處發洩，這個社會怎能有和諧可言？

陳水扁戒護外醫 步履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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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陳水扁獲准戒護外醫，並在7日清晨6時25分抵達衛生署桃園醫院檢查。（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邱俊欽桃園縣7日電）前總統陳水扁獲准戒護外醫，並在今天清晨6時25分抵達衛生署桃園醫院檢查。步履蹣跚的陳水扁在兒子陳致中陪同下進入醫療診間，全程未戴戒具。

扁因感覺到身體不適，發現排便習慣改變等狀況，經扁與家人向台北監獄反應，申請戒護外醫。北監經聽取專科醫師建議後，呈報法務部並准予扁戒護外醫。

扁上午6時25分在北監人員戒護下抵達桃園醫院，並在陳致中陪同下從醫療大樓進入署桃。

扁戴著口罩，步履蹣跚，顯得有些疲憊；對於媒體發問，沒有任何回應

香港暗箱操作的选举丑闻不断

核心提示：香港即将迎来新一届特首选举。但两位候选人的特殊情况，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纷纷扰扰令北京中央政府左右为难。

原文： Hong Kong politics: The rigging unravels
来源：经济学人 发自香港
发表：2012年3月3日
本文由译言网网友Shamman翻译，译者的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曾荫权定了调】

看起来像是选举，名字也叫作选举，现在也和"选举"这词一样臭不可闻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原本应该谦谦有礼且又有点民主色彩的香港特首选举，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两位领先者：唐英年和梁振英，正身处漩涡中央。唐英年被人大曝丑闻，因为惧怕梁振英会对房地产开发商采取不友好的政策，所以选举委员会的那些本土精英并不怎么欢迎梁振英（从700万香港人中只挑出1200人组成了选举委员会）。原本很多人期望奇迹能在最后一刻发生，但随着候选人提名最后截止日期2月29日的到来，所有这些希望也都化作泡影。

一直以来被认为最有希望胜出的唐英年也已经闻到了情况不妙的气息。在其被曝通奸之后，拉出夫人力挺自己一事本已够糟糕。更麻烦的是，他被曝在已拥多处房产且没有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建了2250平方英尺的豪宅，在这件事上又拉出太太做挡箭牌，说擅建豪宅是太太的意思。对于戏称自己住在鞋盒之中的香港人来说，或许可以对唐玩弄女性视而不见，但违反房产法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梁振英也曝出在利益申报的时候有所隐瞒。梁振英对此表示否认，此事也没有对梁振英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在最近一项针对全港700万民众，而非1200位选举委员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自从唐英年的豪宅事件被曝光以来，梁振英的支持度从之前的30%上升到49% 两者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到，在所有香港民众中54%的人支持梁振英，只有17%的人支持唐英年。

在同一时刻，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现任特首曾荫权身上、他被称为道德模范、曾就任于港英政府、在2003年的街头示威行动导致其前任（董建华）自行下台而自动接任了特首职务。尽管曾之前拥有良好的声誉，但他目前却被各种丑闻所包围。他试图躲避被人拍到受邀与商界大亨同游澳门赌场，就像他否认在富商游艇度夜与商业交易有关，以及在深圳租住豪华公寓时享受优惠。尽管曾荫权否认他做错了任何事情，但香港廉政公署仍然要对曾荫权进行调查。虽然除了香港政府跟香港商界精英沆瀣一气令公众作呕，以及使得唐英年更不受欢迎意外，曾荫权的麻烦其实跟当前的特首选举并无多大关联。

因为唐英年目前仍然拥有一些香港顶级地产商——诸如李嘉诚的支持，所以他仍然有希望在3月25日的大选日赢得特首宝座。北京中央政府也必须要批准获胜者担任特首，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选择梁振英，会得罪香港的商界精英。如果选择唐英年，恐怕会像2003年那样，再次令香港民众走上街头。 

李鹏之女提议建“道德档案”，法律学者反驳

政协委员、前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约束大家”，法律学者认为，恰恰相反，公民该对官员进行道德评判。


据凤凰网报道，中国政协委员李小琳提议给每位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这样可以达到让每个人“知耻”。

有网友质疑，道德档案谁来执行，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一个国家需要用强制的方法强化道德时，就会侵犯到公民的自由和隐私。也有网友认为与其提议建道德档案，不如完善中国法制。

李小琳是前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女、现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年仅23岁的李小琳就任职能源部国际司经贸处副处长。李小琳与其兄长、前华能电力经理李小鹏，被称为掌管中国电力命脉的人。

"公众应该对公权力人员进行道德评判"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透过李小琳的提案，应该反思公权力的边界："公权力能做的事就是健全法制，并且针对行为立法，关键是立法之后能够执行，尤其是公权力能在立法的框架内得到约束，得到真正的限制，而不是强调公民道德，尤其是公民权利有太多的限制。"

江天勇指在当前的中国，公权力人员道德沦丧，包括李鹏家族，如果以公众道德标尺来要求，他们更应该反思自己。他认为就李小琳的提议延伸，真正应该建立道德档案的是官员："官员想要给民众建立道德档案很荒谬，如果真从道德方面要求的话，应该对政府公务人员、公权力人员从道德层面来要求，我们看到在真正的法制国家，对普通民众只要不违法就不会有追究，而对公职人员，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可以紧盯。而不是他们的眼睛只盯着民众，又是实名制，又是道德档案，他们不知道想把民众束缚到什么地步。"

两会代表"惊人"提案

德国之声在早前采访中国知名律师刘晓原时，他认为中国两会代表不是由直选产生，很多代表对和公众利益相关的议题并不熟悉，所以在每年的两会上都很多雷人提案产生。除李小琳提出建立"公民道德档案"引网友吁声一片外，德国之声盘点了其他"惊人"提案。

从未投过反对票，55年连任11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提案是："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

政协委员倪萍早前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够有名了，不再接受采访，昨日她否认自已"当哑巴"的消息，公开自己的提案之一是"儿童不能留守"，解决方案"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对此，中国媒体人北风评语为：能长发谁愿做秃子，脑残提案。

政协委员左宗申建议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节目中，增加钓鱼岛。另一位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表示赞同。

江苏籍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陈光标建议"在人民币和商品上印孔子、老子的名言，印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鲍盛刚：中国崛起可能是一种错觉

　　为何用工荒，中国人还要到国外打工，因为可以赚到高工资。为何国外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因为中国工资低，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为何中国有钱人要移民国外，因为国外环境好，生活质量高，福利好，对小孩教育有利。等等问题反映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以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和中国崛起的悲伤，中国真的崛起了吗？


　　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增加利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无疑，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问题，成就巨大，但是代价也巨大。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通过自身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市场，那么中国的制造会是怎样的状况呢？事实上中国制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属于廉价的代工和加工生产基地，这种依附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乏自身独立性与对外部影响的抵抗力。其次，中国制造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汗水基础上的，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其三，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目前中国商品贸易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85％由外资完成，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制造的目的只是代为加工，然后出口。其五，中国制造导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因为跨国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再销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国家。总的来讲，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制造基本上基于外需而不是内需，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其状况是，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崛起的表象之后是GDP在中国，利润在国外，在欧美跨国公司。

　　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大国争相崛起与兴衰的历史，有的国家昙花一现，有的国家持久100年，而今轮到中国成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大国，以往我们总是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而今世界关注的是中国模式。大国崛起须具备四大前提条件，一是资本原始积累，二是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三是科技创新，四是制度改革。与此对照，中国崛起显然不具备这四大条件，或者讲是不完善的，那么中国崛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包括中国奇迹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讲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推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受。这正好与欧美国家相反，他们是提前享受，以牺牲未来和下一代的利益，显然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依然处于世界100位左右，这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巨大，代价和成本也巨大，两者相抵，中国人也就不富裕了，这也就是中国崛起的悲伤原因所在。那么什么样的增长才能推动繁荣呢？答案是增长必须建立在高科技和高利润的产业基础上，这样增长才能推动繁荣。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做什么”比“怎么做”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其经济活动总是与知识，创新，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由此能够持续创造财富，进而降低成本，拉动工资提升，政府税基的扩大，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否则只能使经济走向恶性循环和不可持续。

作者:鲍盛刚，来源: 共识网

学雷锋，讲诚信，哪壶不开提哪壶

雷锋被中国人学了五十年，几乎每年的3月5日前后，雷锋的名字总会被提起，五十年来，学雷锋总是学校品德教育课的内容，雷锋差不多成了“思想道德”品质的代名词，但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未从年复一年的学习中收到什么成效，以至于连总理温家宝都出面谈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了，而普通中国人也更是从生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当又一轮“学习雷锋”的宣传浪潮卷来，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雒树刚在“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有助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激扬人们心中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时候，我哑然失笑，感觉他简直是在说反话，不去和郭德纲搭档着实可惜了人才。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全社会还因信息封锁而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近二十年网络信息的传播，作为道德楷模的“雷锋”早已成为民间笑谈，此时以雷锋的招牌作为号召来推动社会的道德建设，只能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将雷锋树为道德楷模的政治体系，而“学雷锋”运动恰恰是这个政治体系的虚伪性的集中体现，所以，只要这个政治体系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社会的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就会继续下去。

　　也许，历史上很多道德楷模都掺杂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共同塑造的因素，但很少有哪一个“道德楷模”从开始就是政治操纵的傀儡。我无从判断雷锋的品质好坏，但我肯定他是一个因政治操纵而充满虚伪和病态表现欲的人。雷锋生前虽然不是全国性的道德楷模，但从战争年代其就特别懂得以“树典型”的宣传方式鼓舞士气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大小小的“模范”人物的挖掘和鼓吹，雷锋有幸被选作了典型。雷锋入伍前就曾因为响应号召捐款而被选为当时极为诱人的拖拉机手，并于1958年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的文章，后来，无论当工人、还是入伍，他的生活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关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有写文章的爱好并多次发表、屡屡并被公开报道。我并不假定雷锋是一个特别善于钻营的人，也不排除他性格中有较为朴实和善良一面的可能，但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结合雷锋的人生经历，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而又喜欢张扬自己的年轻人，主动配合形象“拔高”的需要，宣传档次一级级被提升，变得越来越虚伪，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好工具，恰恰是一个极不诚实的典型。

　　由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宣传存在很强的“粗放性”，今天的人们，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已经可以很容易看穿“雷锋”这一形象的虚假。我们会注意到，作为一个爱做无名英雄的普通士兵，雷锋不管在哪里，总是会有摄影师在场，并为他拍下大量照片：满大街捡粪的时候，算是摄影师碰巧路过吧，晚上都熄灯了，打个手电筒学毛著，还是躲不开摄影师。那个年代的记者远没有今天多，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相机是稀罕之物，可雷锋仿佛早有他的专职摄影师了。雷锋的表演当然不止于此，更有趣的是《雷锋日记》，这本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日记，哪里有一点日记的样子，要说这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志还差不多，而且，如果日记尚不够及时，雷锋还可以通过《入党转正申请书》这样的材料向领导汇报自己所做的好事，比如给灾区捐款。总之，“无名英雄”自我曝光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关于雷锋故事的作假问题，加拿大的穆正新先生多有挖掘，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也有不少针对雷锋的质疑和揭露，从常识、逻辑上都比官方版本的雷锋故事可信何止千万倍，就连曾经包装过雷锋的官方宣传人员也公开承认雷锋“事迹”存在根据政治需要的改写和拔高。这些都很值得一读，此不一一赘述。

　　在宣传、组织的需要和帮助下，雷锋最终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的虚伪者，他的虚伪和不诚信不只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否则，你无法理解他给灾区捐款200元，却不在日记里谈及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及“灾害”的成因——从雷锋日记中，甚至完全看不到那场大饥荒的痕迹。

　　这种彻头彻尾、全心全意的虚伪，是在政治恐惧和宣传吹嘘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胆敢说真话（哪怕是在日记里），会象林昭那样丢掉一切；配合政治的需要进行表演，则有望成为政治先进分子。雷锋不是生活在荒岛上的个人，而是一个听话并善于表现的社会人，他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时代的畸形产物不止雷锋一个。

　　但即使这样一个雷锋，似乎还达不到全国道德楷模的标准，于是，宣传干部、记者亲自上阵对雷锋进行道德包装，他的日记被修改，他的照片被技术处理，虚假之上有更多的虚假，最终才成就了一个让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

　　所以，当我们说到雷锋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是在说那个原名叫雷正兴的人，而是谈论一个被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从生前到死后，“雷锋”都是被包装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假货，而虚假的政治则用这个假货欺骗和愚弄民众，把根据政治需要塑造的形象里加入一些道德的因素，让人们在接受这一形象的同时，接受政治体系所需要的纪律、温顺和残酷，最终象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还有将雷锋树为全国典型的林彪所加的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才是重点。

　　雷锋入伍前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性“灾荒”，几千万人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命，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对这些，胆小而虚伪的雷锋都看不见，他看到的只有光明，由于“光明”的需要，雷锋声称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个人主义”被扫除后，中国走向了“集体主义”的癫狂，演绎出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对待敌人的残酷无情不久将出现在两个党的最高领袖之间，一个领袖让另一个领袖悲惨地病死在开封的地下室里。如果雷锋活下来并出现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我怀疑他将以这样的“残酷无情”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所有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解放军，哪一个没有被党驯化为雷锋式的工具呢！

　　所以，以雷锋的名义召唤道德和诚信是可耻和可笑的。考察中国百年历史，对道德和诚信破坏最大的就是站在“雷锋”背后的政治体系，而“雷锋”则是其虚伪、愚民的主要商标符号之一，这是今天谈论“雷锋”的价值所在。开始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在“雷锋”身上看到的不是雒树刚口中吐出的那些美丽辞藻，而是相反的内容，今天人们在网上谈论雷锋，大多使用插科打诨和讽刺挖苦的不屑语气，却没有对这个“道德楷模”表现出原有的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雒树刚、薄熙来这种号召学雷锋的高官，他们给了人们一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很好的话题。

　　也许，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离不开“道德楷模”，但虚伪的政治之下，活着的楷模是危险的，比如公安部一级英模王立军一转眼就跑进了美国领馆，一个个“廉政楷模”稍不留神就变成贪官锒铛入狱，在法治不彰道德缺失的年代，还是死了的“道德楷模”相对安全些，所以雷锋总被一次次祭出。遗憾的是，死去的楷模有其无法抹去历史痕迹，雷锋的“光辉”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折光，作为被证伪的道德楷模，“雷锋”只是对虚伪无信至今的中共权力体系的辛辣讽刺。

作者：杨建利，原载: 作者博客

雷锋“失效”的根本原因

　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此次学雷锋，各地搞了一点新花样。如，长沙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学雷锋活动指导处”，拨经费对“学雷锋先进人士”，提供招考招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特殊照顾。重庆将开放雷锋公园。北京组织雷锋班长到各校演讲。河北开通“河北好人网”。央视播出“放歌雷锋城”专题报导……
    对此，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说：“执政党在雷锋牺牲50周年之际提出推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不仅是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回应，或许也是出于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夯实执政根基的考虑。”
    人们不禁要问：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学雷锋”的有效期大约持续了将近20个年头，起于1963，终于1982。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求真务实风气席卷中国的时候，“假大空”的学雷锋活动就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高大全”的雷锋形象也随之崩塌，手表、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雪花膏等诸多雷氏奢侈品，渐渐浮出水面。
    尽管在1990-1993年间，执政党又刻意推动过一次高潮，但最终还是因曲高寡和而黯然谢幕。原因何在？一个“假”字。
    造假，其实在雷锋生前就已经开始。专职为雷锋拍照片的宣传干事张峻回忆说，沈阳军区为了塑造这个典型，专门为雷锋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两年多时间里，拍摄照片300多张，平均每三天一张。这就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留照片和日记”的真实内情。而真相被大量揭穿，却是民众在最近几年获得有限的网络自由之后。

    例如，雷锋学毛选。此类照片过去一直占据雷锋事迹展的主要版面。有：一个人学、两个人学、全班学、在屋里学、在车内学、白天学、晚上学……。纰漏出在“熄灯后在被子里刻苦学毛选”这张名照。照片上有许多物件的影子——分明是摆拍的。
    再如，雷锋艰苦朴素。一张照片显示，雷在补一双补丁摞补丁的烂袜子。但人们却发现他的腕上赫然戴着一块“英纳格”牌名表。与当时的收入相比，这相当于今天人们买一辆家庭轿车。铁证之下，雷锋纪念馆只好将封存于库房的这件遗物拿出来展示。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迹，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抚顺大街上捡大粪，一天捡六百多斤。当时的抚顺还是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市，春节期间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如此“粪量”，每天该有多少人不畏严寒到大街上“配合”雷同志？
    维持假形象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就是永远阻绝真相的披露。雷锋倒掉的不幸，就在于真相已经被部分揭示。毛的形象同样如此，在延安整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诸多运动的真相被揭示之前，伟大，绝对伟大！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满篇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满篇都写满了“虚假”二字。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总结中国文化——代表专制、代表腐败、代表虚伪。我以为，首恶是虚伪。其实，就我对雷锋经历的解读，我认为，雷锋有与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是一个比较正常、相当正面的小伙子。问题出在上头想造神。极权主义对正常人的异化，是可怕的。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要想真正扭转社会道德滑坡、凝聚民间道德共识，不妨再回到邓-胡当年曾经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路子上，“雷人”的事不提也罢。

    作者：犀利公，原载: 爱思想

为什么中国会走向民主

在过去十年里，西方学者常用“韧性威权主义”、“非自由主义调适”等词汇描述中国的政治，对中国政治发展持悲观态度。但是，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持乐观态度——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民主。我们这一乐观的结论来自于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趋势的观察。   　　经济发展趋势   　 　现代化假设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并将继续保持下去。经验证明，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极易受到民主制度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将 是例外，但作此结论为时过早。韩国与台湾在1988年开始实行民主政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时两地的人均GDP分别为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当 于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7544.6美元。预计到2017年，中国这一数 字才将达到12000美元，并在2020年达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购买力水平计算)。到那时，我们才能判断中国是否是个例外。   　 　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也在影响其民主前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2010年达到0.48，成为全球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断拉大的贫 富差距尚未给执政党带来政治压力，因为城乡二元化掩盖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移民进入城市，贫富差距开始浮出水面，并成为一个 政治问题。人民对社会不公的怨气逐渐显现，普遍出现了“仇富”、“仇官”等情绪。迅速恶化的不公平现象使得无论是中产阶级、城乡劳动者还是民营企业家都被 政治边缘化——新兴中产阶级中出现了“蚁族”、2010年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民营企业面临“国进民退”。   　　总之，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正在侵蚀各主要阶层的政治利益，从而为政治动员积累了力量。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成为民主改革的推动力。   　　变迁中的政治文化   　　许多人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使民主进程十分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中国文化中确实缺乏民主意识，但我们仍然相信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会改变中国的文化取向。   　　有许多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信任度。有人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示威活动并未真正危及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因为示威者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那么是这一政治文化制约了中国民主发展吗?   　 　事实上，中国的示威者对政治环境有非常快速的适应能力。例如，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发布激发了民众以“知情权”为由要求公开政府信息。这说 明，是制度而非文化取向决定了示威者的话语框架。此外，比起文化取向，政治教育在塑造中国人保守的政治观点上起到了更大作用。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 中国人的民主观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虽然有着各种政治宣传，但在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抱自由主义观点。诺丁汉大学学者王正 绪还注意到，人们的政治观点随年龄的不同而变化，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明显偏低。   　　数据还显示，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正在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我们还可以从政府不断增加的维稳费用中看出中国社会正在增长的活跃性。在2009年，全国维稳费用为5140亿人民币，已经与当年军费不相上下。   　 　当下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民主倾向也说明中国文化并非是民主的障碍。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由派意见领袖，影响了越来越多有文化的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这些 都给执政党形成了困扰。传统媒体的转变在促进民主化进程。上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是自由派媒体的代表。但今天，它只是众多自由派媒体中的一个了。   　　然而，最具革命性的变革来自互联网。互联网已成为传播政治信息和组织政治行动的平台;互联网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其政治影响不会立即显现，但从长期看来可以培育民主文化。   　　领导层的更迭及其影响   　　任何对中国未来民主化进程的讨论都离不开一点，即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理解和实施民主;他们接受或实施民主制度的动力是什么?政治领袖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会影响他们政治动机和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民众对“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日渐不满，并要求更多的社会公平公正。近年来共产党对民主话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6年，温家宝对来访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这被视为政府态度转变的标志。而且，在党内外都出现了一些声音，呼吁更快更深入 的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在党内引起热烈讨论。   　　这些关于民主的讨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是，仅仅因为领导层提及民主就对民主进程报以厚望是不现实的，因为党内仍有许多担心民主化会带来动乱的声音。   　 　虽然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尚未出现，但一些积极的进展已经显现，党内民主就是一例。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党内选举制度，“公推直选”开始在一些 地区实施，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虽然在短期内还不会实行对中央高层领导的直选，但地方的“公推直选”说明共产党的确在向这个目标前进。   　 　在中国，如今已不再是强人政治的时代，十八大后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不会再享有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有学者指出，政治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争论对民 主化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两方无法在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保守的政治精英会形成派系争夺权力，而自由派则会寻求公民社会的支持，推行 自由主义政策，以抗衡保守派。虽然双方的最终目的都未必是实行民主制度，但这一过程却会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外，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一届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一届领导人会提出什么口号呢?除了政改还是政改。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成长所带来的改革压力日渐增强，民主改革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精英最终的理性选择。   　　国际环境的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已是主流。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已完成了其民主化进程。有人认为民主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印度近年来经济腾飞的现实削弱了这一 观点的说服力。学术研究显示，邻国的民主化进程会促进一国的民主改革。虽然中国还没有追随亚洲其他国家的步伐，但发生在这些亚洲国家的改革会增强中国实行 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因为这些亚洲国家有着与中国相近的文化基础，而且民主改革并没有阻碍他们的经济发展。   　 　全球化也在加速民主理念的扩散。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的政策更加透明、自由。国际组织也在许多国家协助了民主化进程。虽然国际力量不可 能在中国发起民主改革，但国际社会交往是改变中国行为的有力机制。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使许多国家对华持负面评价，中国的领导人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 象，因此需要努力改变国际社会的看法。   　　和平稳定的地区形势同样有利于民主化进 程。在和平的环境下，外界会与中国进行更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交流，从而使民主理念传播得更广泛。民主化还会给中国带来众多好处。有研究显示民主化 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贸易与金融自由，因此中国国内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群体将有更大动力推进民主。中国的统一事业同样会受民主改革的影响，台湾“总统”马 英九就曾在2010年表示有关两岸统一的对话应建立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上。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百年后，中国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上，新的“变革”将再次发生。虽然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正指向民主改革，但这并非绝对， 只是很有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左右中国的民主发展。中国的民主之路并非坦途，既得利益集团将竭力阻止之，突发事件也可能会推迟甚至扭转改革进程。但 是，中国的民主改革势头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勃发。   　　(本文根据刘瑜、陈定定的“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一文编译)

作者：刘瑜 陈定定 译者： 王原，原载: 《华盛顿季刊》

政协委员分组会上当面向李克强呼吁政改遭官媒删除

胡锦涛在中国全国政协会议上

路透社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4号下午在政协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上，当着李克强副总理的面，作了五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发言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当晚，该消息便在微博上引起了关注。

网友罗昌平以“政协委员即兴发言呼吁政改”为题发微博说，今天下午，李克强出席全国政协分组会议，15位政协委员发言。最后是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即席举手要求五分钟发言，呼吁推进政改，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博得热烈掌声。央视新闻联播专门报道了这个会场，但却删掉了此段，罗昌平最后呼吁，应该让他的声音传递出来！
据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的报道，当晚11点，杨海坤在接受该网的采访时表示，我只是说了一些大实话和常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解决好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杨海坤说，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现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也碰到很多难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深入不下去。有些问题呢，我看就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杨海坤又说，改革稳定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个连接点呢，就是法治，没有法制来规范是不行的。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人民中间。凡是人民拥护的，我们都应该去做，去探索，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群策群力。每个人都是主人翁，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激发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人人都发动起来，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就有更好的前途。
在被问到，这个发言您是有备而来的吗？杨海坤说，没有准备，就是即兴发言。当时有人提到了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还不错吧，视野要高一点。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以前写过提案，这次没有。当采访记者告诉他，您的发言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时，杨海坤说，真理是朴素的，也是不胫而走的。另据海外中文媒体的综合报道，不仅央视，就连新华社等官媒在报道中，也都将杨海坤的这段讲话删掉了，因此，它也被戏称为是“两会第一删”。据悉，这也是普通政协委员第一次在两会上，当面向现任政治局常委呼吁政改，所以，也有网友将其称之为有关中国政改的“经典五分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溫家寶籲政經改革的背景與懸疑

中國人大政協兩會，先後在北京開幕。溫家寶在5日向人大提交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引起會場內外熱烈議論，也令改革在中國能否再度雄起和取得突破，受到相當的關注。

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的內容，也實在可圈可點。首先，其表述方式有新意，那就是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置於一體，還要求「繼續全面推進」。溫家寶之前的報告及中共中央相關文件，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要分類表述，是「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次這一變，且變成「全面推進」，背後當有文章。

還值得留意的，是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次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將之列為今年排定的九大任務之一，雖然在九大任務中序位稍靠後排在第八，但已泛泛的談，列為要著手去做，這有相當大的不同。

值得參考的，是溫家寶為改革戴了頂帽子，留了個活口。帽子是稱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選擇」，以之去堵反改革派的口；活口是改革要「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大膽探索」，這就要重民意，什麼都可以試。

溫家寶這番大談改革，當然有深重的背景。須知這份政府工作報告，起草階段就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反覆圈閱，定稿由政治局正式會蓋章，既是執政黨大政方針的腳本，又是政府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一個字都可議三天。

那麼這個背景是什麼呢，又有多深重？首先，這次人大會議，是本屆人大的最後一次大會，也是本屆政府最後一次提交工作報告，這兩個最後一次，直指再一個最後一次，那就是中共18大還有數月就要召開，本屆中共中央領導層，最後一次在這裡議大事、定方向。

與之同時，另一個更廣闊的背景，是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變革轉捩的關頭。由於中國市場化的深化，由於伴隨著市場化而來的社會多元化甚至公民社會的冒頭，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提出更深層的要求。

但與之同時，中共黨內和社會上的特殊利益集團，又已形成龐大而堅固的網絡，反政改聲音已直達最高層，吳邦國去年的不許搞三權分立等「五個不搞」，是集中體現。特殊利益集團不僅阻礙改革還反改革，改革已出現倒退，如大國企的大壟斷和大腐敗。而在社會複雜因素下，極左派已糾合成極左勢力，且公開地對改革反攻倒算。中共體制內的改革派、以知識份子和中產為中堅的自由派等，則開始公開地批判執政黨的各種錯失，開始形成改革的熱烈輿論和巨大壓力。

正是由於這多種因素的影響、拉動和引導，以鄧小平南巡20周年和本次人大會議召開兩個因素下，中共領導層已開始痛定思痛。近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數篇評論員文章，被認為是傳遞中共領導層改革的聲音，其中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寧要微詞，不要危機」，說通俗點是不改革不行了。

據可信訊息，這些評論員文章，多出自頂層智囊機構之手，且全部透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上達，反映的不是某個人的意見，而是集體的意見。說更直白點，那就是改革要動起來，已成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共識。這與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改革呼籲，是相互呼應的。

中共最高領導層決定改革要動起來，當然有強烈的時間壓迫，因為中共18大迫近，再不動只能留給後人動。這對主要領導人或整個最高領導層，相當的不利。換個角度看，由執政黨和政府的腐敗，由社會上官民的強烈對立，由經濟觸高牆和社會發展面臨陷阱看，危機就近在眼前，不知何時爆發，不能不以改革來拆彈。

如此背景下，中國的改革仍存懸疑。有了啟動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但以何為改革的突破口，還有舉棋不定之態。決定改革突破口，其實最是困難，但只要找到突破口就有上路希望，中國的經改政改應已初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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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官方对王立军事件的公开表态

　　【《财经》综合报道】 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3月5日在接受采访时称，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全面深入调查后，中央将会严格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打黑取得的成绩，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和政法系统各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王立军一事，绝不否定全市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更不会影响重庆改革发展的大局。

该新闻发言人对有关黄奇帆市长带了70辆警车去成都的传言回应称，“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只有黄奇帆、陈存根、徐敬业三位重庆市领导和市政府秘书长受市委、市政府委派一起去的，根本不存在70辆警车一说。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造谣。同时，我也看到了网上一张装甲车的照片，经有关技术部门鉴定，是属于PS的。对网民和媒体对王立军一事的关注我们表示理解，但我们希望网民和媒体能够更客观、理性地发声。”

同时他表示，有关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黄奇帆市长和重庆方面的人要将王立军带回重庆的消息纯属造谣。王立军一事的处理，重庆至始至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地开展工作。事发后，市委庚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坚决配合中央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同时维护好重庆发展稳定大局，全力配合调查取证工作。

3月5日当天，针对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一事，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全国两会间隙表示，他是来出席安排的会议的，后来他是自行离开。有记者询问王立军是被赶出的去吗，骆家辉强调，不是如此，王立军是自行离开的。

这是重庆官方第二次就王立军事件表态。

第一次是2月8日，当天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但13时许，该官方微博又删除了此信息。至删除时，该信息已被转发数万次。10余分钟后，该微博又称是工作人员误操作，又重新发布了该信息。之后，新华网也正式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新闻。

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同一天，也就是华盛顿时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王立军是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与美方会面。该发言人称，这次会面是提前预约好的；但她没有透露会面的细节。该发言人还强调，会面结束之后，王立军是自己离开领事馆的，“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接受路透社记者关于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表示，“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他表示，据其所知，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他指出，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由于资料并不全面，缺的地方就靠想象绘制了，因此这些“拼图”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荒唐的。

事件背景：

2月2日，重庆市官方宣布：王立军副市长的分工变更，不担任公安局长，分管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

2月5日，副市长王立军到重庆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

2月6日，王立军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2月8日，官方宣布，“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王珉：原铁岭公安局局长谷凤杰落马与王立军无关

据新快报报道，3月5日，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组开放，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表示，原铁岭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谷凤杰落马一事“绝对与王立军无关”。

　　王珉称：“谷凤杰于去年5月被依法双规，从目前审查情况来看是个人违法违纪，主要问题是买官卖官、贪污受贿。”

　　王珉透露，目前谷凤杰的审查工作已经移交检察院，并接近尾声，他多次向记者强调，谷凤杰落马事件“纯属孤立事件，绝对与王立军无任何关系”。

黃奇帆更讓事件陷入撲朔迷離

（中央社台北6日電）大陸重慶市長黃奇帆日前接受大陸媒體採訪首度揭開重慶大案「王立軍事件」神秘面紗一角。他強調，整個過程「很平和」，全是媒體八卦。

自重慶副市長王立軍2月7日走出美國成都領事館後，迄今大陸官方一直沒有對事件發表詳情。

但黃奇帆日前接受鳳凰網採訪時，否認有關他在王立軍進領事館後，帶了70輛警車去成都包圍的報導。他說，這些警車都是四川警方的，和重慶無關，都是「子虛烏有、胡說八道」。

黃奇帆並稱，事件發生後他是帶著一個秘書長乘坐一輛車去的；總領事並在門口迎接他。

黃奇帆表示，當他進了成都領事館後，並與王立軍有進行2、3小時「很具體」的討論，並說服王立軍與他們一起出來（出領事館）。

黃奇帆強調，整起事件已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出來以後，國安系統要去做一些調查研究也是「理所當然」的。整個是一個「很平和」的過程。

黃奇帆還說，如果（王立軍）長期待在裏面不出來的話，這不僅是一個一般思想矛盾的問題，而是一種政治問題，甚至是國際政治問題，會形成外交危機的問題。

他說，「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發生有人到領事館去，要防止各種不安全狀況的發生。有警力包圍是國家行為，理所當然。」

採訪曝光後，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質疑，黃奇帆說辭與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黃奇帆、陳存根、徐敬業三位重慶市領導和市政府秘書長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一起前往領事館」的說法不符。

鳳凰網這段採訪文字日前已被刪除，只剩下影音平台YouTube還存有當時採訪片段；而重慶日報刊登這篇專訪文章時，通篇更找不到任何有關王立軍的資訊。

有網友表示，黃奇帆此段言論不僅沒有還原事實，更讓事件陷入撲朔迷離。

王立軍日前被媒體披露進入美國成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不但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仕途造成威脅，並讓中共領導層換代之際增添不確定因素。

薄熙来仕途：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重庆否认派警车越界缉拿王立军

VOA记者: 萧洵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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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Reuters

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

重庆市长黄奇帆首次解释自己在前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重庆当局的发言人也对地方网络媒体就黄奇帆前往美领馆作出说明。

黄奇帆在接受香港凤凰网专访时透露了他上个月如何前往成都美领馆处理王立军一事。

这段视频已在凤凰网上“消失”，不过在youtube网站仍可看到这段采访录像。

*渝市长：70警车入川是八卦新闻*

这位重庆市长在采访中说，有关他带70辆警车的传闻是“八卦消息”，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

黄奇帆说，他发现副市长到了美国领事馆去，“理所当然地作为市长，可以召见总领事。可以跟总领事碰头。”他还说，自己也有权利通过总领事跟王立军沟通。

黄奇帆说，他是坐一辆车，带着一个秘书长去的；去了以后，美国总领事在门口接了他，然后他们沟通。他说，沟通了以后，他和王立军就有很具体的讨论，持续了两三个小时。

这位市长说，他劝王立军跟自己出去；经过沟通以后，说服了他；整个过程很平和。

*黄奇帆称王立军被说服走出领馆*

黄奇帆说，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出来以后，由国安系统的人带走做一些调查研究，也理所当然，并称自己去美领馆见王立军也是“义不容辞”。他说：“因为他（王立军）如果待在里面不出来的话，这不仅是一个一般的思想矛盾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甚至是国际政治问题，会形成外交危机的问题。”

*陈子明：王立军事件官方不说不行*

北京的政治学者、曾在六四后被关押过的知名异议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说，黄奇帆之所以出来说话，并非主动，而是因为“逃不掉”公众的质疑。

他说：“这么多的中外媒体、记者都盯着这个事情来，他不说也不行。所以他只好说一点，透露一点。但是你说他又把那个东西删掉了，那可能他说的话有人不满意，大概说的多了一点。”

*渝政府：装甲警车照片系PS*

无独有偶，重庆市政府一名发言人在接受“千龙网”采访时，也就黄奇帆前往成都美领馆一事“辟谣”。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左一）在人大主席台就座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说，网上流传的一张装甲车的照片“经有关技术部门鉴定，是属于PS（经电脑软件Photoshop处理过）的。

黄奇帆等此番表述没有提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态度，而薄熙来本人一直没有对他的部下王立军接受调查公开发表任何言论。

*官方驳斥“拼图式”报道*

此前中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被问及王立军事件是否影响中央对薄熙来的信心，是否会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换届布局。赵启正则指一些媒体对于王立军事件的报道是“拼图式的”，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荒唐的。

但是官方之前并没有为驳斥 “拼图式”的报道而提供更多事件细节和调查进展。

*薄熙来仕途：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王立军事件发酵后，分析普遍认为薄熙来无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同的判断则在于薄熙来的命运是会“硬着陆”或“软着陆”。

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对美国之音说，薄熙来“出事”，或是“软着陆”的可能性都存在。

他说：“你说他出事也未必。因为他在官场上这么多年，加上他家族这个历史，如果中央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得太大，可能就会软着陆。”

刘达文说，至于薄熙来是否会被“双规”，那得要看十八大权力斗争的局势发展。

中国能源企业终于立足北美

傅成玉第一次尝试收购美国石油工业的一小块资产时曾引发轩然大波，行动以失败告终。七年后，这位中国国企老总斥资数十亿美元进军美国能源业，但这一次却没有引来哪怕是丝毫麻烦。


傅成玉这次成功的秘诀是：收购少数股权，扮演被动角色，尊重美国监管机构的意见，让中方人员同美国先进技术保持必要距离。

数据提供商Dealogic透露，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石油与天然气交易上投入了170多亿美元，这让渴求能源的中国在一个因创新性钻探技术而闻名的地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北美已经成为中国达成石油和天然气交易最多的地区。而引领这一趋势的正是傅成玉：他曾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简称：中海油)董事长，现在则是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China Petrochemical Corp., 简称：中石化集团)的董事长。

中国最近在北美的这些交易和傅成玉2005年大胆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却惨遭失败的那一次完全不同：这些交易通常涉及一家中资企业预支一笔款项收购一处油田或气田的股份，同时这家企业还同意负担部分钻探成本。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Corp.)的首席执行长麦克伦登(Aubrey McClendon)说，中海油高管认为，成立此类合资企业或许能让该公司以不带威胁的方式重新进入美国市场。麦克伦登在2010年和时任中海油董事长的傅成玉达成一笔交易，正是这一交易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热潮的开始。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燃起了中国在美国投资能源的热情。图为傅成玉去年在北京发言。
这些交易满足了中美双方的迫切需要：美国企业已经开发出革命性的新方法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但他们需要大量资本来实现目标；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一直在全球搜寻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便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动力。同时中国也需要相关技术来开发国内难以开采的油气资源。

在投资资金从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流向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潮中，投资北美能源业是其中的一股潮流。中国投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能源、矿业和其它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些交易让中国买家得以立足新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也让他们接触到可以在中国使用的美国技术和管理方法。

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中国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想要买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需求要靠进口石油来满足，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来自伊朗和苏丹这些可能发生麻烦的国家。《BP统计评论》(BP Statistical Review)说，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几乎翻了一番。

中国投资美国能源企业的新做法表明，中国已经吸取了教训，知道如何让美国能源业和政界人士更加友善地看待中国资本。曾任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高管的孙嗣敏说，(这一新做法就是)收购一家企业的部分股权，与这家企业一起合作，让这家企业成为你在美国最坚实的盟友。孙嗣敏曾经担任中石化集团的顾问，现在则向几家推广清洁能源的组织提供顾问。

中石化的傅成玉一直是这一新的投资方式在中国国内最突出的支持者。他拒绝为本文置评。今年60岁的傅成玉出生在中国北方偏远的黑龙江省，他1986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获得石油工程学硕士学位，现在他是该校的董事会成员。像中国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一样，傅成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资深成员。

了解傅成玉的人说，他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技术和经营知识相当深厚。上世纪80年代曾教过傅成玉的南加州大学石油工程学教授厄瑞莎亥（Iraj Ershaghi）说，他在工程学方面构建了自己的根基。

1982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建立时，傅成玉加入了这家国有企业，并在该公司与壳牌（Shell）和菲利普斯石油（Phillips Petroleum）等外国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现在是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的一部分。

到2005年时，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大幅增长，各式各样的中国企业纷纷开始到海外寻找大型收购项目。

时任中海油董事长的傅成玉与当时任Unocal首席执行长的威廉森（Charles Williamson）开始就斥资185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的事宜展开了直接谈判。有关中海油出价收购Unocal的消息引来了美国议员们的批评，这些人声称，这桩交易将把美国重要的能源资源交到中国人手里。美国议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布什政府审查Unocal与中海油达成的任何协议。

傅成玉大胆出言为这桩交易辩护，对于一位国有控股企业的负责人来说这是不同寻常之举。在发表于《华尔街日报》那篇题为《美国为何感到担心？》（Why is America Worried?）的文章中，傅成玉说，Unocal的大多数资源储量都在美国以外，中海油将保住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成为开放和负责任的参与者”。

但据听取过美国由财政部牵头的跨部门机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情况通报的人士说，该机构当时表示它将建议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阻止这项交易。美国财政部未对此事发表评论，它说自己不会公开谈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评估过的个案。

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将会推迟中海油与Unocal这项交易的法案后，傅成玉撤回了收购提议。中海油将交易失败归咎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反对声音”。Unocal随后被雪佛龙公司（Chevron）出资173亿美元收购。

傅成玉2006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中海油了解到，在处理如此大一笔交易时，我们需要在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方面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他说，我们现在对美国政治更加了解了。

这桩交易失败后，中国能源企业纷纷避免涉足北美。国有石油公司开始在尼日利亚和也门等世界其他地区达成能源交易，这些国家允许中国染指其重要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北美则在开发出能从地层深处的页岩构造、加拿大的焦油砂以及墨西哥湾的深海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新技术。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们纷纷购买美国页岩气田的开采权。

与开采常规油气田相比，开采这类资源的成本要大得多。美国公司说，一口页岩气井的开采成本就能超快900万美元。但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压缩流向这些昂贵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能源企业开始寻找新的融资来源。

200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斥资约19亿美元从一家加拿大运营商手中买下了两个油砂项目60％的股权。次年，中石化斥资46.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的Syncrude油砂项目9％的股权，该项目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去年夏季，中海油同意斥资21亿美元收购石油生产商OPTI Canada Inc.，后者拥有一个大型油砂项目的少数股权。这些交易在加拿大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政治上的阻力。

2009年，中海油凭藉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 ASA)签订的一项交易悄然重返美国。根据双方的协议，中海油向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提供油气开发资金，并取得后者在墨西哥湾部分租赁勘探区块的少数股权。

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切萨皮克能源公司首席执行长麦克伦登说，该公司开始转向亚洲寻找资本来源。2010年，该公司向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Ltd.)的一个子公司和以中国为投资重心的私募股权公司厚朴投资管理公司(Hopu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出售了优先股。其他与韩国和中国的政府有联系的投资者也紧随其后在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进行了类似的投资。

麦克伦登说，这些交易使该公司在亚洲获得了好管家的标签。该公司受到鼓舞，开始接触中国的石油公司，而麦克伦登则与傅成玉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说傅成玉与美国人打交道得心应手。麦克伦登说，中海油的高管公开说，自2005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在美国投资的战略，我们认为现在是投资美国的时候了。

2010年，中海油同意斥资10.8亿美元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手中买下得克萨斯州南部鹰滩页岩油气项目(Eagle Ford Shale)三分之一的股权，并另外投资10.8亿美元用于油气开采。该项目面积60万英亩（约合2,428平方公里），所在区块石油含量丰富。双方的高管就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油田的股权签订了一项规模近13亿美元的类似协议。

麦克伦登和傅成玉决心避免五年前中海油在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时遭到的政治反对，当时的竞购以失败告终。现在的这些交易构建的方式使中海油并不持有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本身的股权，并且不控制生产。

麦克伦登说，他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收购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买下公司没有运营权的少数股权，而不是为了把油气带回家。

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交易还包括一项有关“人员借调”的不同寻常的条款。“人员借调”指的是将一家公司的员工临时派往另外一家公司，这种做法在石油行业很常见。在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园区，那里有挪威和法国的石油工人。这是该公司与法国的道达尔(Total SA)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结果。

如果中海油员工运行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设施，可能会遭到政治上的反对。麦克伦登说，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双方的高管同意与中国的交易不允许任何“人员借调”。

不过，据参与交易的人士说，中国公司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新的合作伙伴的决策过程，比如在哪里钻井，如何在油井周围建立基础设施。

傅成玉去年离开中海油，成为中石化的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企经常会出现高管人事变动，傅成玉从中海油到中石油的转身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最大国有控股公司之一，中石化的主要业务是石油冶炼，但这个生意在中国并不好做，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压低消费燃油的价格，从而使炼油业的利润率承压。

在傅成玉的领导下，中石化今年1月同意向美国戴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支付25亿美元，购买后者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地约130万英亩(约合52.7万公顷)钻探区的三分之一股权。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和中海油签订的协议一样，戴文能源公司与中石化的这项协议也允许前者保留全部运营控制权以及对油气出售的控制权。

戴文能源公司负责油气开采和生产业务的海格(David Hager)说，他希望能与中石化在其它领域展开合作。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会让我们与其一道参与在中国的业务。

中海油旗下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长钟华接受采访时说，在美国获得资产会提升公司的专业技术知识。他说，有了在美国的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短时间内研发并使用自有技术。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估计，中国页岩气可采储量为1,2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35.7万亿立方米)，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可采储量之和。而在开发页岩能源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得到美国公司的一些帮助。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 Inc.)前不久说，去年晚些时候该公司曾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油页岩水平井的钻探工作。

据知情人士说，中国公司目前正努力与美国页岩气服务公司FTS International谈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事宜。该公司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Fort Worth)，主要研究从页岩中开采能源所需的水力压裂法，它被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和一个亚洲投资者财团共同拥有。这位知情者说，FTS会利用从交易中获得的收入进行国际扩张。FTS首席执行长罗兰(Marc Rowland)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正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但具体进展情况目前无可奉告。

傅成玉本人似乎十分希望中石化加大对中国页岩气的开采力度。去年7月，厄瑞莎亥应傅成玉的邀请访问了北京，并为中石化管理层和工程技术人员做了一场关于页岩气开采的讲座。

厄瑞莎亥说，傅成玉的确跟我提起过，他有意在中国提高人们对页岩气的认识，他认为这将是中国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并将解决中国的能源需求。

今年1月，傅成玉向中石化员工发表新年致辞时曾暗示，他希望继续推进海外交易。

傅成玉说，全球经济放缓给我们带来了新机遇，我们可以走出去，扩大海外并购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RYAN DEZEMBER发自俄克拉荷马城 / JAMES T. AREDDY发自上海

华尔街日报

你们贩卖黑奴时普世价值在哪里？——思想录（四）

有人如此质问西方：你们口口声声普世价值，可是当初你们贩卖黑奴的时候普世价值在哪里？殊不知，普世价值并不是自古就全部自我显明于世的，而是被逐步发现、标举和推崇的。贩卖黑奴偏离了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不普世，不等于普世价值不存在；在普世价值上曾经有欠缺，不等于今天就没有呼吁普世价值的资格，更不等于中国可以肆意践踏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提炼物，不是天然物。随着人类精神领域的进化，普世价值不断被提纯，就像从金矿里不断熬炼金子，而不是一镢头挖出一个普世价值，就像挖出一块天然宝石。那些质问西方买卖黑奴、枪杀印第安人时你们怎么不讲普世价值的人，不是装昏，便是真昏。

2006年10月我去美国领一个奖，住在一位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正在读神学，他的家暂且安在神学院的宿舍里。我住他家时，其妻女刚从中国过去陪读。女儿读小学二年级，一到那里就入了学，而且一到那里就收到地方警察局寄给她的礼物。这是警察局的惯例，辖区内一有新移民儿童，就派送一份礼物表示欢迎。多么人性化啊！这样的软实力，中国能比吗？美国人对刚到他们国家的孩子就给同等国民待遇，中国人的孩子换个区入学就叫你脱层皮。这样的教育体制，真该立即死掉。

利比亚新任总理吉布，当年是利比亚的政治流亡者，任教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领导人也大多居美或流（亡）美多年，美国成为中东新生国家领导人的孵化器。什么是软实力？这才是软实力。美国接纳了世界各国无数流亡者。中国境内有一个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吗？中国是一个制造流亡者的国家，中国把朝鲜逃亡者送给朝鲜当局由他们肆意屠杀。中国，欲提高国家软实力，先想想如何面对流亡者。

2011年圣诞节期间读到一篇英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报道，说中国周日上教堂的人数比整个欧洲的都多。许多人都说基督教在西方没落了，依据是欧洲人周日很少人上教堂。我不认为这是基督教在西方没落，而宁愿相信这是上帝在西方动工的形式变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私德和公德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他们信仰上帝的方式或外在特征（亦即上帝护理西方、在西方动工的手段）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元月三日CCTV新闻，奥巴马从夏威夷度假回华盛顿，温家宝元旦期间湖南视察。美国领导人是节日放假真休息，中国领导人是节日放假真演戏。合法性不足，就演勤政戏。与其这样以损天伦之乐、反家庭伦理的行为企图补足合法性，何如从人民的选票中谋取合法性？节日视察，是反家庭伦理的做法，应该坚决杜绝。

逻辑学上有归谬法之说。什么是归谬法？把谬误推到极致是也。网上这个段子是归谬法的最佳运用范例：如果海湾战争是为了石油，那么越战肯定是为了香蕉，韩战肯定是为了泡菜，封锁古巴为了雪茄，出兵阿富汗为了山羊，出兵塞尔维亚为了李子酒，打德国为啤酒和猪手，打日本是为生鱼片和AV女优，如果美国有一天出兵中国，不是为了入党，就是为了地沟油。

所谓中国模式，实乃从毛左集权模式向西方民主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镜头或一幅截图。它只是截图，是半吊子状态，不是模式。当今中国是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阶段性结果，不是终极结果，终极结果即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绝不可能例外。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学西方，中国开公司做生意学西方，中国学生学的数理化天地生全是西方的，主谓宾定状补这些语文术语也全是西方的，所谓加入WTO本质上是削尖脑袋钻西方裤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是西方，中国现在除了一张黄脸、裙带关系和专制主义之外，哪还有半点儿中国的东西？

作者：焦国标，《纵览中国》

林彪說：“二月逆流”害得毛主席文革不能見眉目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 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6日  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續）

主席原定在1967年3、4月見眉目的這種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這一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的干擾。主席在2月18日召見，對於“二月逆流”，提出了批評。中央碰頭會也多次地批判了“二月逆流”。全國革命群眾都聲討這個“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產是毛主席思想的勝利，是文化革命的勝利。

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又嚴肅地清算了、批判了“二月逆流”，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麼這個文化革命會要流產的。但是參加“二月逆流”的幾個老同志，除譚××以外，他們同彭××、賀×那還有點區別。他們犯了錯誤，但是，毛主席寬大為懷，是允許他們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意見是，對他們一方面要嚴肅地批，但是，還要保，並且希望選他們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們應該更加警惕，不要以為保，就輕鬆起來，就把尾巴翹起來，而堅持錯誤不改。今天會議中，還有幾個職位較高的老同志，一貫有右傾的錯誤。他們也應該接受教訓。同時，主席也希望能選他們為九大的代表。這些犯錯誤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時候，他們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就不積極了，就消極了，以至於轉到了反對了。過去這種民主革命對他們是有利的，而社會主義革命對他們說來，在某些方面是沒有民主革命那麼樣的舒服。因此，對於他們的利益，他覺得是受了損失。因此，就從革命的老戰士、老戰友而變成了反對革命繼續前進、反對不斷革命的角色了。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很好地作為教訓的。

“二月逆流”是對於文化革命一個很大的衝擊。他們是右的方面的代表。但是，他們這個右，必然在走到過份的時候，就走向引起了極“左”，就會導致極“左”的這種抬頭。王、關、戚就是這一種極“左”的反黨、反毛主席路線抬頭的代表。他們用極“左”的這種思潮，大搞形“左”實右的做法。他們是打擊一大片，打倒一切。……他們的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委會，同時挑動群眾鬥群眾。中央發出“擁軍愛民”的號召和九五命令和江青同志發表的講話，特別是主席親自視察各個地區以後發表的指示，王、關、戚是破壞主席這種偉大的戰略部署的。最終，他們是遭受到了粉碎。

1967年1月到4月，六個省市的革委會成立了。從4月到9月，由於“二月逆流”造成的惡果和極“左”的思潮的這種干擾，就使預定可以成立的革委會都把時間推遲下去了。這段時間出現了比較亂的現象。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好處，就是暴露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在9月以後，主席的指示，又把形勢迅速地好轉過來了。去年9月到今年4月期間成立了18個省的革委會。……

在進入鬥、批、改的這個新階段，又出現了“多中心”論的這種思潮和做法。多中心實際上是無中心，多中心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多中心實際上是以自己為中心，多中心實際上是搞獨立王國，是搞山頭主義，搞分裂主義。我們要反對這種多中心，要緊緊地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要繼續批判“多中心”論，這是我們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之一。我們應該認識，只有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才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惟一領導中心。反正，在這場革命中間，一下子出現這種干擾，一下子出現那種干擾，他們都是反對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依靠群眾的路線，打擊走資派的路線。這些干擾，都經毛主席很快地識破了，中央文革很努力地事事執行了毛主席的措施，使這種“左”的、右的統統遭受失敗，而且保證毛主席的這個路線的勝利。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問題、政策問題，那就可以概括為剛才這一些，就是民主，大民主，同時要保證專政，同時，要反對這種“左”面來的或者右面來的，而根本上最主要從右面來的這種干擾，才能夠保證這個路線貫徹下去。
中國革命和中國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新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中國的對外政策，這一切都離不開毛主席的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指導的。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說是馬列主義發展中間一個新的、嶄新階段，我比一比就知道它是一個新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當時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鬥爭的舞臺，但是力量還是很薄弱的。列寧主義是產生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無產階級開始奪取政權，是在這一時代下產生列寧主義。我們毛主席的思想，是在帝國主義全面崩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這種時代，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全世界範圍裏面進行大的搏鬥的時代產生的。所以，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時代的條件不同，他們各代表當時時代的特點。但是，他們共同點呢，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科學，是都有世界性的這種意義，而不是某一國或者譬如是中國的，或者是俄國的，德國的這種局限性的，而是有世界性的影響的，是反映了世界的當時的實際的。
毛主席是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不僅僅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而在鞏固政權、防止復辟的問題上，是提出了很重要的、決定成敗命運的這種思想，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整個，毛主席這幾十年來的革命的科學，特別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文化革命所表現的這種思想，都表明毛主席的思想，是馬列主義沒有死，而把他復活起來，而向前發展起來，而不是停頓，也不是守舊。

毛主席正確地解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沒有矛盾。而這個問題，列寧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對抗，對抗將消失，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並沒有發揮起來。斯大林是馬列主義者，但是後期的思想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是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完全適合。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著矛盾，而且搞得不好，還要變成對抗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對立統一的規律，是永遠的普遍的存在，必須用這一個規律來觀察社會現象，觀察社會主義社會，而不能拋開這個規律，作為社會主義是一個例外的東西，那就不對了。毛主席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間，充滿著矛盾和鬥爭。這些矛盾和鬥爭，這些矛盾一方面是壞事，但他主要的能夠推動我們社會向前發展。沒有鬥爭，就沒有發展。鬥爭是萬物之母。這是最古典的希臘的赫拉克裏特說的話。只有正確地處理社會主義下面的矛盾，而把這種矛盾分成兩類的矛盾，這是很必要的，而不要把一切矛盾都說成是內部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說成是敵我矛盾，把一切矛盾說成是對抗性矛盾，或者把一切矛盾說成是非對抗性的矛盾。這樣子說是不行，是不對的。只有毛主席正確地提出一個新的思想，一個嶄新的思想，就是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一方面承認有矛盾，同時不把矛盾混為一談，而區分為敵我矛盾和內部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是要繼續革命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原則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些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把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的階段，消滅一切舊的社會關係，改變一切舊的觀念，以達到根本消滅階級的差別。由於實踐的限制，他們只指出了一個模模糊糊的方向，但沒有進一步地闡述，沒有進一步地肯定。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尖銳，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指出被打敗的資產階級甚至於比無產階級還強大，時刻企圖復辟。小生產者不斷地生長成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為了防止復辟，必須在長時間裏面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強調無產階級不僅要戰勝資本家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戰勝它們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同它們進行思想鬥爭。但是，列寧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一共只活了54歲。他是1870年生的，到了1924年就死了。他沒有來得及來解決這些問題。斯大林是跟隨列寧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他在前一階段是有功績的。但是，他過早地宣佈蘇聯已經不存在彼此對抗的階級。他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而毛主席就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系統地全面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學說，肯定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不是沒有階級，而是還有階級的；不是沒有階級鬥爭，而是還有階級鬥爭的；不是說可以一勞永逸，永遠太平下去的，而是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毛主席認為：“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毛主席指出，為了防止復辟，“單有在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的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階級鬥爭到底主要的問題是什麼，這個是前人所沒有明確地規定的。列寧只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他面對資產階級的強烈的反抗和復辟活動，強調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但他沒有來得及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建立以後，沒有階級衝突了，所以他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比列寧的思想是大大地倒退了。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集中在什麼問題上？還是一個政權問題上，就是無產階級需要鞏固無產階級政權，而資產階級需要推翻這個政權。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政權問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仍然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那么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要有效应付外部外交环境的挑战，首先就要改革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决策者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认知、外交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

　　外交是国家间的事情，但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每一个国家的认知是不同的。不同的认知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最令人遗憾的是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认知不足。在外交认知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总体上来说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中国尽管是个文明古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外交的历史并不长。在清朝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今天“外交部”那样的机构。传统上，中国人把自己视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只是中国的延伸。中国在和其所知的外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朝贡体系”，朝廷也设置了机构来接待“朝贡”来使，但这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列强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精英才开始发展出国际观来。中国传统形式的国家，无法应对自西欧产生的近代形式的国家，中国的精英才开始学习西方，包括外交。清朝设立近代形式的“外交部”，算是中国制度近代化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外交也并没有赋予足够的重要性。大概外交是个比较麻烦的领域，统治者中没有人才想去碰它，甚至可以回避，总是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来掌握外交。等到外交方面出了像鸦片战争那样的大事情，皇帝才会派一个“王爷”之类的人去处理。

　　更为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外交”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顾名思义，“外交”就是要“走出去”和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大清帝国的“外交”是在自己的国土内部进行的，主要是抵御或者减缓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大外交”。作为外交家，李鸿章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敬佩。没有他的“大外交能力”（即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周旋），中国有可能早就成为西方或者日本的殖民地，而非后来毛泽东所定义的“半殖民地”了。不过，“弱国无外交”，李鸿章的“外交”天赋并没有能够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李鸿章自己也感叹，当时的清朝已经是一间“破屋子”，他仅只是一个“裱糊匠”而已，无力回天。


　　“大国小外交”的格局

　　清朝解体之后，中国走上了重建国家政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各派政治力量都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和日本）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间，国民党政权也曾经有过可歌可泣的外交历史。但总体上，因为国家力量的弱小，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外交”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工具”而被给予了一些外交空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不过，当时外交的主要目标也并非是“走出去”，而是求生存，即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求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由周恩来亲自来掌握外交，足以说明外交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树立了“外交无小事”的外交意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的外交领域的突破，无论好坏，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亲自抓的情况下发生的。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今天的中国外交环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所可利用的各方面的外交资源已经今非昔比。在李鸿章时代，“弱国无外交”，但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很多人说是“大国小外交”，就是说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外交格局则越来越小。

　　本栏前面几篇也系统讨论了今天中国外交局面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外交格局过小，首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给予外交足够的政治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外交思维，还仍然停留在李鸿章时代的“抵御性”外交和毛泽东时代的“求生存”外交。从前中国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主要原因在于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经济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的半壁江山也与世界经济高度互相依赖，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其它方面，包括军事、战略、文化等等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所有这些并没有反映在政治上。


　　大外交需要体制的支撑

　　外交的政治重要性并非抽象。尽管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反映在机制上。本栏之前论述过中国缺失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机制。尽管外交利益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决策角色多元化，但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筹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除了总统（总统制）和首相（内阁制），外长和财长最为重要。美国的国务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实际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国的外长不知道出于第几位？但很显然，外长只不过是众多外交角色中的一个，并且其行政级别并没有较其它角色高。外长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不够，权力不够，其他国家就会对其不那么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和外国打交道过程中，很多本来应当抓住的机会往往流失掉。

　　要实现“大国大外交”，中国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大外交的制度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小外交的局面还是继续。如何改革体制？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类似于俄罗斯或者法国半总统制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之间的分工，类似于这些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国家主席和总统都是掌握外交权的。当然，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这一事实。如果意识到体制的这个特点，中国至少有两种相关的制度选择。一是改革目前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得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尽管由国家主席（总书记）担任，但因为这个组织是个虚体，难以拥有重大的外交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设想在1990年代末有过，也进行过一些论证，但至今没有落实。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并且外交至于中国内政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结构势在必行。

　　如果这一设置还有有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常委，来专门负责外交，并且辅助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中国，一个领域的政治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该领域处理事务的领导的政治级别。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国在1989年后在那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很快改变了外交环境，这是当时领导层亲自抓外交的结果，而当时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现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级别上。中国的大外交需要一个大结构来支撑。

　　再者，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也要求中国吸收消化一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这里主要指的是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制度。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越来越制度化。这些制度变革应当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们从制度上保证了个人专断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但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这些制度创新也带来了一些“缺陷”，就是如何确立政治责任。


　　区分外交专业与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领导人物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再者，外交需要经验的积累，“资深”对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家都是“资深”人物，也就是一辈子在外交领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国，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使得“资深”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终身制的时代。不过，这些“缺陷”并非不可能克服。从各国经验看，中国要把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统确立职业外交家（公务员）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离。政治任命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进行的，并且需要从属于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但职业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响。这种分离即可以保证外交领域政策，在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职业外交家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李鸿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不过，现实地说，要中国出现类似的外交战略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可以培养出类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那样的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有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利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国家利益”及其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家必须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决策上扮演重大作用。这样，就可以进而实现决策（政治家和战略家）和政策执行（职业外交家）之间的分离。

　　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中国的情况是，主要政治人物对外交缺失兴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少和实际政治和政策的关联，职业外交人员只聚焦于具体事务的执行。这里，只有微观，没有宏观，更没有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大的外交观念，大的外交格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或者“科幻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就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中国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着国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会环境中，民意也正在变得不可忽视。外在世界把此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愤怒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民意无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都在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尽管还没有类似于民主国家的表达机制，中国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领域民意的愤怒与其说是对外国的愤怒，倒不如说对本国外交的不满。实际上，自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确切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大多是表达对政府外交行为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民意，经常促使中国的外交面临困境。

　　因为外交方面的欠缺，导致社会的不满意；社会的不满意，导致政府官员必须照顾民意；而照顾民意，进而很难保证外交政策的理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民意不可避免，但对民意还是要采用毛泽东的态度，即“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民意和专业外交必须区隔开来。现在，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但对公共外交要有正确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外交的大众化。社会当然可以在外交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一旦公共进入传统外交领域，一个国家就无外交可言。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问题在于，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好外交的前提条件。尽管各种非政府力量在崛起，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身作为外交主体的能力，而非被非政府力量拖着走。

　　中国的内部外交环境正在变化，对外交事务的挑战正在迅速增加。很显然，这些内部环境变化既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加以改革的。如果不能根据新的内部环境来改革外交的思维、政策和执行结构，不仅很难追求“大国大外交”的理性局面，而且不同形式的外交悲剧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 作者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