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12/31/12

2012年12月31日星期一

《內幕》(第12期): 重慶模式是法西斯模式

《內幕》(第12期) （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7949?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內容提要：

新一代領導人的最大不同是靈活性

"習派"開始成形

習近平只需不做兩件事 80名家促小習頂層設計

黨內外又到輿情活躍期 2013年8個難題

溫家與平安玩權貴遊戲?

溫家寶行為藝術說清白王岐山當查溫家貪腐疑雲

重慶模式是法西斯模式

太子黨幫助張大衛? 密會劉源倒溫倒習?

陰謀論包圍紐約時報

劉霞很虛弱走路像老太婆

【明報專訊】「看到她，感覺她很虛弱，走路就像是一個老太婆，眼睛裏全都是絕望和恐懼。」胡佳表示，他看到的劉霞是那麼無助，「一個女人長期要面對這些兇惡的保安，每次出門去錦州監獄看望丈夫、去探望父母，都要坐國保的車子才能出行。把一個中國女性公民逼害成這樣子，他們這是要承擔歷史和道義的責任的」。

胡佳說，行動前已預計到會有衝突，「我們去，就是為了闖關」，「我身經百戰了，幾個保安的暴力實在是小菜」。胡佳還表示，內地關心劉霞的人，相對於關心陳光誠的少，當年不少網友不遠千里到山東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引起世界關注，可是劉霞身在大城市的北京，前來探望只有區區幾個人，他希望更多人以實際行動對劉霞表示支持。

參與者翌日遭國保調查

胡佳說，他在這次事件後沒有遇到什麼麻煩。另一參與者劉荻稱，翌日有國保人員上門調查，要求她把去劉霞家的情說一遍。郝建則表示，探望劉霞沒有任何違法的理由，當局現在要做的就是恢復劉霞的自由。他認為，目前對劉霞的監控沒有放鬆，「現在的情形和我過去探劉霞一樣，沒有任何的象顯示劉霞會獲得自由」。

明報記者

陳良宇江澤民合照罕登官網

【明報專訊】兩大官方網站新華網、人民網前日發布江澤民、李鵬與朱鎔基的退休生活圖輯，其中人民網刊登了已落馬的上海前市委書記陳良宇陪同江澤民視察的照片，這一罕見做法引起外界猜疑。

新華網與人民網圖輯配文均取自2006年5月在《南方周末》刊登的「老常委的卸任生活」，原文講述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與李嵐清的退休生活，但兩官網只刊登江澤民、李鵬與朱鎔基的圖片，重點在江、李，每人至少有10張照片，但人民網只有1張朱鎔基的照片，新華網也只有3張。

不過，人民網圖輯中多了陳良宇在2006年4月，即他被撤職前5個月陪同江澤民到江的母校上海交大視察的照片。時事評論員潘洪其在微博轉發這張照片，指出「陳在十七大前倒台，現在其照片被人民網刊出，什麼意思？」

陳良宇在2006年9月涉嫌違紀被撤職，2008年因受賄濫權罪名判囚18年。

《紐約時報》揭戴相龍家人靠股票發財

更新時間 2012年12月3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7:45

戴相龍從1995年6月到2002年底前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曾撰文揭露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聚斂巨額財富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又在該報發表文章，指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家人通過購買一家曾瀕臨倒閉的保險公司股票而獲得巨大收益。

這篇12月30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報道說，2002年戴相龍任中國央行行長並負責監管保險業，當年，戴相龍親戚控制的一家公司購買了平安保險公司的巨額股份，後來這些股票價值數十億美元。

一樁官司扯出愛國“裸商”俏江南張蘭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林幽牧

從打黑工的小人物華麗轉身為成功人士並榮升為政協委員的張蘭，終於因一起合同糾紛案被曝註銷戶口、已加入外國國籍而被輿論熱議。

　　一場官司扯出愛國“裸商”

　　牽連出張蘭國籍已變更一事之案的原告馬義是 俏江南的前高管。據媒體報導，作為與張蘭一起創辦俏江南的功臣之一，馬義因身體原因在2004年向張蘭提出離職。馬義訴稱，自己與張蘭及俏江南簽訂了兩份《離職補償協議》。其中第一份離職補償協議經法院確認已在履行中，引發這場官司的是第二份協議。雙方在第二份協議中約定，張蘭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東，承諾以個人名義另外再給予馬義適當補償。在多項補償中，有一項是約定張蘭將其名下位於朝陽區藍籌名座的房屋一套轉讓給馬義，房屋貸款由張蘭負擔。但張蘭至今未將房屋過戶到馬義名下，馬義遂將張蘭訴至法院，要求她兌現承諾，協助自己辦理過戶手續。

　　該案於2012年9月立案至今，朝陽區法院始終聯繫不上張蘭。法院發出的傳票、起訴書均被退回，法官進一步向張蘭戶籍地派出所核實後得知，張蘭已於今年9月17日註銷了戶口，現身份情況不明。俏江南相關負責人則透露，張蘭的國籍確實已經改變，但並不清楚加入了哪國國籍。

張蘭和她的俏江南（圖片來源：YOKA社區）

　　據媒體報導資料顯示，俏江南公司的企業類型是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與境內合資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負責人是張蘭。該企業2008年12月19日前為內資企業，於2008年12月19日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由於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因此有分析稱，俏江南“變身”外企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合理避稅。不過，張蘭選擇移民的原因或許根本沒這麼簡單。而俏江南某負責人所述移民是張蘭本人對俏江南公司將來能夠立足於世界，成為一個國際化品牌而做的長遠考慮之說辭也不足為信。

餐飲業的“大姐大”——俏江南張蘭

　　坊間流傳一個段子：CCTV記者在採訪路人甲時，問道：“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最想為祖國做些什麼。”路人甲回答：“移民，不給祖國添亂。”記者又問：“你認為愛國的最好方式是什麼？”路人甲：“移民，去給萬惡的帝國主義添亂！”近日，俏江南餐飲集團創始人張蘭改國籍一事甚囂塵上，引發多方關注與爭議。

　　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掀起出國熱的時候，出生於1958年的張蘭雖已結婚生子，但不甘平庸的她於1989年底以探親為名來到加拿大，與彼時才8歲的兒子分隔兩地，開始了長達2年“打黑工”的異國生活。張蘭稱在加拿大的生活為“就是掙錢”，第一份打黑工的工作是洗盤子，一小時3.5美元，她一天干4家餐館，連續幹16個小時。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描述：“當時我賺錢心切、不擇手段，目標特別明確，就是打工賺夠2萬美元就回家。我在湖北的時候一路打籃球打排球打到省隊。我是一路打籃球，有這個體力和精力。一份工不過癮，掙的太少，最高的時候一天打6份工。在餐廳洗盤、擦桌子、扛豬肉，在美髮店幫人洗頭。”

　　1991年，張蘭在賺了2萬美元後毅然回國創業。她先在北京開了家名為“阿蘭酒家”的川菜館，從一個人的辛苦經營到漸漸走上正軌；當2000年她積累了600萬元的資金後，不滿足於現狀的她賣掉“阿蘭酒家”又創建了定位於高端商務人群市場的俏江南餐飲公司，欲打造一個國際的中餐品牌。至今俏江南已在全國各地擁有幾十家連鎖店。

　　2009年，首次登上胡潤百富榜的張蘭在“2009胡潤餐飲百富榜”中以25億元人民幣排名第二，在“2011年胡潤餐飲百富榜”中以31億元人民幣排名第三，成為餐飲業的“大姐大”。成功後的張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稱“慈禧後人”、“我就是個貴族”，而在線民的爆料中卻稱張蘭的父母系普通人。對此，有觀察者指出：“商業品牌背後往往都有個美麗傳說，張蘭的家世背景也猶如羅生門，裝飾過去行銷未來，只能說張蘭深諳此道。”對於張蘭一直宣稱的當年放棄了已握在手的移民證，公眾也頗存疑，認為加拿大政府不會輕易准予只在加拿大生活了兩年的打黑工者之移民申請。

　　2010年，當張蘭的獨生子汪小菲與台灣當紅藝人大S徐熙媛登記結婚後，張蘭作為明星的豪門婆婆也更加受到媒體關注，她的俏江南自然也有更多機會出現在媒體的字眼裡了。無怪乎當2011年底，張蘭當選為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後曾對媒體解釋，成為政協委員主要是因為俏江南的影響力，並非因為兒媳是大S。

　　張蘭曾榮獲2006年中國十大財智人物、中國餐飲十大影響力人物、全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CEO、2007年度時尚女性、東方企業家30年傑出人物貢獻獎、LADY雜誌2008年度影響中國女性生活精英人物、創業邦雜誌2008年企業家創業女性成就獎、TARGET雜誌生活品鑒家、2008中國職場女性榜樣、2009北京晚報中國餐飲財智人物等稱號。如今在中國已逐步完成財富夢想、從打黑工的小人物華麗轉身為成功人士並榮升為政協委員的張蘭，終於因一起合同糾紛案被曝註銷戶口、已加入外國國籍而被推上風口浪尖。

曾斥移民者，大秀愛國牌

　　張蘭為人所詬病的是言行不一，為了利益作秀過度。

　　2007年，張蘭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上，曾動情地說：“當我把手放在胸口上時，當要我宣誓永遠忠誠於加拿大的時候，我發現我做不到，我只能效忠於自己的國家，因為我是中國人。”並斥責移民海外的人不愛國，說自己拒絕了多國的移民邀請，當時她所表現出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贏得場下觀眾的熱烈掌聲。然而，如今這位大談放棄移民，永遠忠實於祖國的“愛國人士”也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了外國國籍。

　　有評論人士指出：“愛國自在人心，那些生長在骨血裡的民族主義並不是要做給別人看的，若心有祖國，天涯海角便皆可走得瀟灑自如。何況改國籍是公民的個人自由，但作為名人，敢改國籍就要敢認，不要諸多藉口，不要造假作秀，只要本人一句‘現已移民’的事實陳述就足矣，這是起碼離開的光明磊落。另外，有關的身份證明必須變更，必須讓債權人知道，免得出了什麼事情找不到人。”

政協委員身份遭質疑

　　張蘭名列“政協北京市朝陽區委員會”網站的“委員名錄”中，屬於經濟科技委員會，界別為“台胞台屬”，委員號為143。

　　據媒體報導，針對張蘭登出中國戶籍一事，朝陽區政協相關負責人表示，朝陽區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制訂了一份委員管理的暫行意見，其中規定，如果不具有中國國籍，應不再擔任政協委員一職。

　　2012年11月27日中午，朝陽區官方微博“北京朝陽”發佈微博，稱關於俏江南集團董事長張蘭作為朝陽區政協委員變更國籍一事，經朝陽區政協核實，確認張蘭已於2012年9月17日註銷了中國戶籍。朝陽區政協與張蘭本人取得聯繫，並於11月26日收到張蘭因國籍變更願意退出朝陽區政協的文字申請。目前，區政協正在依照相關程式做好工作。

　　有論者認為：“張蘭如果只是一名企業家，改變國籍當然無可非議。但張蘭如果是外國籍人士了，那就必須不能擔任政協委員，作為政協委員，改變國籍必須滿足公眾知情權。因為政協委員的國籍轉換，不單單是其個人的隱私，更涉及政治倫理、國家尊嚴。”

　　11月28日，Twitter上自稱樵夫的推友曾向博訊網爆料稱，中紀委的一份調查顯示：按照2011年2月的資料推算，目前政協代表76.77%有外國護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國護照。在北京召開的“兩會”，基本上可以說是外國公民代表中國國民的“兩會”!

　　2012年中國“兩會”期間，中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就網上流傳的“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已加入外國籍”的說法正式回應——“經過查實，傳聞有誤。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如果有外國國籍就自動放棄中國國籍，政協委員，外籍是不行的。”然而這些說辭並不能打消公眾的疑慮，在中國信息不公開化、不透明化的困境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國籍身份也只能暫且存個未解之謎了。

　　用腳投票的中國富豪“選民”

　　有媒體報導說，每到週末中國珠三角地區各大酒店中，移民推介會場場爆滿，移民市場生意火爆，國內移民仲介數量大增，據統計，僅廣州一個城市辦理移民業務的仲介機構就超過600家。招商銀行與貝恩顧問公司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大陸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還有47%正在考慮移民。這些富人選擇移民的原因：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為未來養老做準備，排在了前三位，而這因此也催生出了一個群體——“裸商”。

　　張蘭加入外國籍，成了又一個“裸商”。然而，張蘭不是第一個“裸商”，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裸商”。

　　有媒體這樣解釋“裸商”的行為，把家人送走，是為了後代有更好的教育以及財富安全，自己不走，是因為國外很難找到每年15%的利潤的生意，但是在中國能。

　　中國社科院發佈《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稱，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目前約有4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

　　有統計數據說：“自1978年以來，中國有107萬海外留學生，而只有27.5萬人回國，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移民既可以說是理性選擇，也可以說是用腳投票。網易也曾做了一項相關調查：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當中共有10234人次參與了調查，其中有64%的人表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富人紛紛移民，政府應該反思。”

　　張蘭可以說是做出了跟絕大部分中國富豪相同的選擇，富豪大量移民的背後折射出中國政治、經濟以及教育體制的弊端日益凸顯，缺乏安全感，人人自危，商人很多時候需要賄賂官員、勾結官員才能生存，各種問題已相當嚴重。

　　BBC記者在一篇題為《中國富豪為何大量移民海外》的特寫中稱：“無論是用心創業，靠關係還是單純的貪污，他們積聚財富的手段何如並不重要，不過種種跡象證明，這些中國超級富豪都在想方設法逃出去。中國呆板而又欠缺透明度的政治體系也許是‘財富外流’的其中一個原因，尤其是在中共高層換班臨近之際。” 其中的受訪者則表示，讓他們思考走出中國尋找新生的主因，是缺乏安全感。他們許多人都在想，我現在這麼有錢了，但是也許有一天政府改變政策，把我的一切都收回去。而且在中國目前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光景下，一種誘惑變得越來越強烈。那就是把自己的錢——還有自己——藏到更安全的地方。”

　　BBC在另一篇《中國富豪“為安全”希望移民國外》的報導中引述美聯社的採訪說，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房地產開發商在北京建造摩天大樓，然而他卻和許多新富起來的中國人擁有一樣的願望，即期盼有朝一日能夠離開中國。另一名受訪的中國富翁表示，在中國，沒有任何的東西屬於個人，買一套房子，房子在70年之後，將屬於國家。他表示，在國外，如果一個人買了房子，那麼這套房子將永遠屬於這個人。他說，中國的商人和政府官員都在擔心自己的資產安全。這名中國地產商要求採訪他的美聯社記者在刊文時，不得使用其真實姓名，擔心會受到政府報復，影響他在中國的生意。

胡潤富豪榜的創始人胡潤對媒體說，中國富豪們認為，獲得外國護照就像是上了保險一樣。畢竟中國是一個大國，有些事情可能會出問題。一旦中國發生政治動盪或者突然的一些變革的時候，這些人依然能夠通過外國護照避難海外，這是一種額外的安全保證。

　　有線民認為：“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富二代，官二代的任何問題都會被無限制的放大，多少人還停留在打土豪分田的思維裡，怎麼敢留在中國？自古貧賤不能移，有錢人也害怕不知道哪天被人民革了命。”

　　“食品有毒化，教育洗腦化，空氣污濁化，河流小魚小蝦絕種化，媒體被黨化，思想大眾化，辦事關係化，政治黑箱化，官員土匪化，你身處一黑邦國，你能無動於衷嗎？”

　　觀察人士分析：“對於一些企業家已經移民或者說要移民，我們未必給出正面評價，說這樣做得對做得好，但是直接給出負面的評價或者說批評，似乎也沒有道理，這是人家的自由，至於有些人把一些企業家移民就給上升到不愛國等等，那這更是有點過了，因為由於各種因素，比如私人財富是否有安全感，孩子的教育、護照更好使、消磨了鬥志想去國外養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享受某種稅，經營方面的因素，你都無法譴責人家。所以既不能正面表揚人家，恐怕也無法負面批評人家，這是人家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恐怕要坦誠，沒必要在公眾面前的時候強調一種形象，但是背地裡又把另外的事情做了。國家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不應該譴責這些人。我們應該關注如何改變環境來留住甚至吸引精英。如果這些東西不能做到的話，那移民是很正常的。”

《人民日報》建議學美國對付“裸商”

　　2012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中國富豪移民太輕鬆不妨加道門檻》的文章裡針對時下倍受關注的俏江南張蘭註銷戶口、變更國籍一事提出：“根據美國稅法規定，美國公民即使放棄美國國籍，美國政府也可追溯5年，要求其補齊放棄美國國籍前5年擁有的海外資產隱匿不報而逃避的稅收和罰金。如果沒有依法納稅，按照新的主動申報方案當中的規定，這些人得補交8年的稅款和利息，外加一筆罰金，罰金數額為受罰人過去8年當中最高帳戶餘額的25%。此外，美國法律規定，放棄美國國籍的特定人群需為超過60萬美元的未實現資產收益繳稅，即‘退出稅’（Exit Tax）。例如，Facebook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移民時為其持有的Facebook股權收益所需繳納的稅金約為3.65億美元，這筆巨額款項可以一直推遲到他出售Facebook股權時才繳納。但如果選擇推遲繳納，薩維林需要向美國政府付上每年3.28%的利息。相比之下，中國富人想要棄籍就輕鬆得多。一些歐美國家應對富豪棄籍採取的措施，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借鑒。”

　　不過，《人民日報》有沒有想過，光借鑒稅法是不夠的。被視為不適合中國的邪路、死路的西方民主模式是不是更該被借鑒？中國的政治體制若不徹底改革，裸官、裸商也好屁民、五毛也罷，國民人人都將想法設法逃生異國他鄉。

總理和一群不到30歲的人討論中國經濟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2）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二、1980年代

　　陳：您為何選擇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業經濟研究所？

　　朱：回憶起來有兩個主要因素：其一，經歷了文革10年，對於中國社會有了非常實際的瞭解。我是個注重實踐的人，相信中國需要現代化，而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工業經濟與工業化關係緊密。其二，工業經濟研究所成立於1978年4月，生機勃勃。例如，所長馬洪曾經是高崗反黨集團五虎上將之一，此人的能量很大，他是1920年前後出生，當時也不過60歲左右。副所長蔣一葦、黨組書記陸斐文都是有資歷的傳奇人物。朱鎔基也是工經所的。他們都參加過1950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對中國的工業和國民經濟有豐富經驗和實感。

從左至右：1984年1月下旬黃江南、朱嘉明、王岐山在杭州。

陳：有您在內的“改革四君子”上書，是否是您直接參與改革的契機？

　　朱：我參與經濟改革首先是因為馬洪。1979年，國務院組織了四個小組，著手經濟改革的研究和設計，其中的一個小組是“經濟結構組”，我參加了。由此，我開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見。

　　至1980年，中國長期積累的各類國民經濟問題全面顯現。人們在如何面對“改革”和“調整”的關係上頗有分歧。這年秋冬，我試著用當時所學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在“經濟結構組”領悟的結構分析方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語言去分析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形成了一篇很長的東西。在寫作過程中，與同班的黃江南多次討論。黃江南在經濟問題上有很多創見，他是中國第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提出了實際上和科爾奈(János Kornai)相同的短缺經濟學。而我們那篇東西的本質，就是建立在短缺經濟學理論上。但是，黃江南的弱點是動筆不勤快，不能將自己的想法變成最終產品。又因為這篇大文章涉及中國的農業問題，黃江南建議找翁永曦。

　　1970年代末，翁永曦回到北京，先在《農民報》，後遇到中國農業經濟改革的重要人物杜潤生這個伯樂，被調進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翁永曦除了熟悉農業、農村和農民之外，還有歷史大視野，曾經提出過“中國百年復興”設想，很為胡耀邦賞識。有了翁永曦的加入，這篇文章進一步充實。之後，因為林春或者李銀河的建議，又結識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民國研究室工作的王岐山。此時，我們四人的領域包括了工業、農業、歷史和國際關係。“改革四君子”的組合就是這樣。最後定稿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調整的若干看法”。

　　陳：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什麽？為經濟決策的領導人接受嗎？

　　朱：這篇文章的思想其實很簡單：1980年前後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實體經濟和經濟制度的雙重問題。我們用“結構性經濟危機”概括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認為這是長期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進而分析了“結構性經濟危機”的機制，得出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問題是社會總需求全面超過總供給，能源供給不足和財政收入低下是那時國民經濟最突出的薄弱環節。因此，需要通過政府干預，刺激短線部門發展，實行有限的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避免蕭條，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貨膨脹，調整人民幣匯率以擴大出口。

　　這篇文章得到了姚依林、陳雲和趙紫陽的支持。趙在中南海接見我們時，開門見山地說：作為共和國總理，和不到30歲的年輕人討論國民經濟，這是第一次。陳雲在不久後的中央一次會議上，也公開肯定了我們的對策思路。此外，王岐山向他岳父姚依林做了匯報，姚也當面仔細聽取了我們的說明。

　　我們四人是盡可能的低姿態，但是，因為文章在《紅旗》雜誌內部文稿和其他內參的發表，在北京的影響很快擴散。不知是誰開始稱我們“改革四君子”，當然，還有人稱我們是“工業黨”，以區別陳一諮發起的“農村發展組”的“農民黨”。

　　王：當時陳雲、鄧小平和趙紫陽，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一致嗎？

　　朱：在1980年代後期，陳雲和姚依林在改革問題是跟不上歷史的，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比較，趨於保守甚至僵化。但1980年代初期，在“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上，陳雲、姚依林、鄧小平和趙紫陽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分歧。那時，就對國民經濟的熟悉程度來說，幾乎沒人超過陳雲和姚依林；鄧力群也是為經濟改革搖旗吶喊的，而且全力支持陳一諮的“農村發展組”。

至於趙紫陽，是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特例，他有過廣東、內蒙和四川的諸侯或者封疆大吏的經歷，不僅懂得農業、工業、對外經濟，而且有改革意識。趙到了四川之後，除了農業，就是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我們對趙紫陽的最大印象，包括他超常的記憶、理解和學習能力。

　　趙紫陽在中南海接見我們的時候，才入主國務院不久。我記得，就在我們和趙紫陽見面不久，趙就帶著翁永曦視察山東。後來，趙還帶過其他年輕人陪他視察，似乎王小強次數多一些，還有華生、周其仁。

　　在這裡，我不得不提到趙紫陽的兩個秘書，一個是人們熟知的鮑彤，還有一個是李湘魯。李湘魯是我們同代人。鮑彤和李湘魯都是才思敏捷，他們不斷地幫助趙紫陽發現新思想和新人才。

　　錢永祥(以下簡稱“錢”)：是否可以說，在1980年代，你們這批年輕人在那麽短的時間內脫穎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於趙紫陽，以及像鮑彤這樣在趙紫陽身邊的“近臣”？

　　朱：我同意這個判斷。趙紫陽和青年人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獨特現象，很可能是絕響。其次，還需要注意到歷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開始，人才短缺，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有著強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識。他們身體力行地破除血統論的影響，不再以家庭出身作為提拔標準。而我們這些學經濟的青年人，確實得到了更多機會和更大舞台。

　　1984年9月，青年一代的經濟學者在浙江省召開了對中國改革歷史有深遠影響的莫幹山會議，對經濟改革和開放中的基本問題不僅做了戰略思考，而且系統提出政策性建議，標誌著我們這代青年人整體正式走上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舞台。後來，以青年人為主體，建立了“三所一會”，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三所一會”的主要成員來自中國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農家子弟。

　　陳：您為何會去河南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

　　朱：那是陰差陽錯。1984年前後，我因為關心中國能源問題，多次到河南瞭解中原油田問題。由此結識了在河南省委書記處工作的王忠林。在王的引見下，我得以向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劉傑報告我對中原油田和河南經濟發展的看法。劉傑又安排我見了省長何竹康。

　　陳：這段時期，您在學術上有哪些進展？

　　朱：1980年代，是我學術上有很大收獲的時期。我的寫作處於巔峰狀態，幾乎每週都能完成有一定質量的文章。自1984年至1988年，還出版了《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現實與選擇》和《論非均衡增長》等著作。其中，《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是：國民經濟不僅僅是一個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所說的“比例”和“速度”的問題，而是存在著其物質構造(或結構)問題；因此，只有研究國民經濟構造本身，才可能較為深化地研究經濟制度和機制，及其運動和發展。錢學森很肯定這本書的學術方法，為此專門寫信給我。（《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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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的孩子命更無價值？

明鏡新聞網編譯巫古森

　　中國媒體大幅報道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學的槍擊案、卻“冷處理”同一天發生在中國河南光山縣的校園砍傷案，中國民眾，尤其是中國網民，對此感到相當不滿。

官媒冷處理河南校園攻擊

　　根據《南華早報》，中國中央電視台12月15日《新聞聯播》的頭條新聞是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的校園槍擊案，在此事件中有20名孩童與6名成人遭槍擊死亡，兇手最後也開槍自殺。這是26年來中央電視台第一次以外國新聞為頭條，上一次以外國新聞為頭條是1986年的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災難。

　　於此同時，廣東的《南方都市報》12月15日只用了報紙內頁的1/4篇幅報道發生在河南光山縣23名小學生遭持刀歹徒砍傷的事件，16日卻以頭條新聞以及整整4頁篇幅報道美國的小學槍擊案。

　　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認為媒體對河南攻擊事件的冷處理是來自中央的指示，他也說大幅報導美國的槍擊案是根據習近平日前政治局會議所給出的規定，即改進新聞報道、以新聞價值高低決定報道與否的指令。“很明顯地，官媒有從中宣部接到禁令，要求他們不要把焦點放在河南校園攻擊案上，”李大同說。

　　雖然光山縣政府在14日校園砍傷案發當天的中午就在其政府網站上釋出此新聞，但是它選擇將此新聞低調化，取消了記者會並要求內部官員不要有任何相關的發言。

河南光山縣23名小學生遭持刀歹徒砍傷（圖片：《京華時報》）

對比中美兩國的慘案

　　《茶葉之國》網站的創辦人之一的大衛‧渥太(David Wertime)指出在中國的新浪微博上兩件悲劇的新聞同時引起軒然大波。當時這個令人難過的巧合是此社群網站上網民討論的第三大主題。標題為“救救孩子”的討論串在短短時間內就湧入640萬條留言。

　　中國與美國兩大國同天發生校園攻擊事件，這樣的巧合必定會引來各界的比較。不少知名的美國記者認為美國的事件比較起來是更為嚴重的。最近出版新書《中國航空》(China Airborne)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表示，對比兩件悲劇後，任何人都會發現“槍枝得以讓一個精神病患者更容易在更短的時間內造成傷亡和災難。”

　　渥太認為，雖然中國網絡上的發言一向充滿政治不正確和極端民族主義的論調，但這次對美國校園槍擊案卻意外地少有幸災樂禍的言論，甚至還有不少帶有好意的批評。但是對美國社會或槍枝管制的評論並不算多，只有看見少數微博使用者表示槍枝管制有其重要性，或是慶幸中國禁止一般民眾擁有槍枝，“否則中國可能會比美國危險的多！”

　　對中國網民而言，對兩件攻擊案的關注點在於中國政府對河南案件的新聞管制。他們困惑於中國主流媒體在強調美國槍擊案的同時卻低調處理河南校園的攻擊事件。除了中央電視台打破“國內新聞在前、國際新聞在後”的傳統播報順序，在中國的“百度”新聞搜尋引擎上，搜尋光山傷害案只會得到400件結果，這與搜尋紐敦槍擊案可得到的2020條結果有極大的對比。

光山官員第一時間的反應

　　甚至新華社也因光山官員的不合作感到挫折，光山官員很明顯地是接到了禁聲的指令。更令渥太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河南光山校園傷害事件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許多天，中國的記者仍然不知道被攻擊的學生們的姓名。

　　試圖到當地發掘新信息的新華社記者在採訪上受阻。中國法律學者徐昕在微博上說:“昨晚，CCTV新闻联播头条：国家主席就美国校园枪击案致电美国总统表示慰问。今天，@新华广东快讯说：14日官方光山网发出校园惨案消息，此后当地撤去消息，取消原定15日的发布会，2天内集体失声！15日记者辗转找到县办，一工作人员借故离开一去不返，留记者在这个贫困县‘气派’办公楼，空等近2小时。”

　　新華社也在其微博(@新华视点)上發文：“记者到县里采访，村干部因为私事不在家，教育局的人在办公室玩游戏。记者核实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消息是否准确，县委有关领导却说，讨论这有啥意义？”

網民的批評浪潮

　　中國媒體對兩件校園攻擊案的大小眼引發了中國網民一片倒的批評浪潮。擁有450萬“粉絲”的網絡評論家“作業本”12月15日下午在微博發文說：“整個下午央視都在對美國槍擊案進行大幅分析報導：整理槍擊案數量，深挖槍擊根源，提出整改建議，估計槍支數量，預估潛在風險，譴責美國總統奧巴馬……你們這麼專業這麼負責這麼認真那怎麼就對河南一男子砍傷22名學生視而不報呢？”這個發文被轉載了15萬次、有4萬條留言。

　　軍事作家趙楚認為中國政府對河南事件的處理不可原諒，他在微博上表示：“當你們連篇累牘報道美國校園槍擊案，為什麼不更密切地關注同胞的慘劇？難道在你們眼中，我們中國的孩子命更無價值？你們還有人味嗎？”

曾因直言不諱的言論被迫停發微博的經濟學家韓志國寫道：“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28人遇难，这一消息一瞬间覆盖了中国媒体，大部分是头条新闻；同一天，河南光山县发生校园伤害案，22名学生被砍伤，7名学生因伤势严重而转院，主流媒体似乎都在装聋作哑，只在微博上才能看见。主流媒体如此迥异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儿童的生命不值钱吗？”韓志國的不滿很快地在微博上被轉發，成為討論最為熱烈的帖子之一，有將近14萬人轉發此文、2萬條留言。

　　許多微博使用者同意韓志國的說法，並強烈拒絕主流媒體對兩件案件對比的詮釋。許多人認為中國媒體對比兩件校園傷害案的手法是官媒一向的報道模式：避開國內的醜聞，盡全力放大國外的醜事。

　　知名作家慕容雪村批評：“中国和美国同时发生校园惨案，有关部门下达禁令，禁止报道自己家的丑事，于是各报纸，各电视开始大张旗鼓地报道美国惨案，他们做回顾，做总结，做分析，然后异口同声地大叫：看这万恶的资本主义！”

　　渥太表示微博使用者之後便開始提供各式各樣的理由試圖解釋中國官員對河南事件悶不吭聲的原因。許多人都得出一種結論，即官員低調處理河南事件是因為他們想要保住自己的飯碗，這些官員因此對真實不屑一顧。微博使用者(@路过月亮的石头)寫道：“米国的官员只有面对才能继续当官，鸡国的领导只有逃避才能保住乌纱帽! ”

變革推動者：微博

　　在線評論和批評似乎有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渥太表示至少到12月17日為止，在百度搜尋有關光山攻擊案的結果可以得到200多件新聞，而紐敦悲劇的新聞自16日則是逐漸減少。本已從主要新聞網站如新浪、網易和鳳凰等頭版消失的河南光山校園傷害案，也再度出現在這些網站的頭版頁面。

　　雖然無法確定中國媒體對河南事件重新關注的真正原因為何，渥太認為微博的批評浪潮無疑地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在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經常遭受質疑，而微博在此情況下就漸漸成為更具公信力的信息來源。如此次的校園砍傷事件，因缺乏公家機關的官方聲明，許多主流的報道反而引用微博的發文，幾乎已將微博視為可靠的新聞來源。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107243/chinese-media-plays-us-massacre-henan-attack-barely-reported

2.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2/china-told-the-press-to-cover-newtown-instead-of-its-own-school-violence/26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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