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蘭聘請新律師徐曉冰繼續在美國的訴訟

明鏡新聞網記者獨家獲悉，中國前體操運動員桑蘭聘請了新的律師繼續在美國的訴訟，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律師徐曉冰取代了侓師海明。


法律界人士告訴明鏡新聞網，徐曉冰律師將代表桑蘭在2012年1月31日前對初審法官的意見提出反駁。


與此同時，美國法庭沒有採訥海明律師提出的二十三頁針對初審法官的反駁信，因為海明不再是桑蘭的律師，他就失去了代表桑蘭反駁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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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到桑蘭主動放棄辯解 先前指控或將被判濫訴

     新華網紐約１２月９日體育專電（報道員李大玖）紐約時間８日24點是桑蘭跨國天價官司的一個關鍵點。桑蘭應該在這個時間之前提交自己的答辯書。可法庭的記錄顯示，直到9日18時法庭都沒有收到這份答辯書。這等于桑蘭錯過了一次為自己辯解的機會。

    桑蘭案助理法官弗朗西斯11月21日建議主審法官駁回桑蘭的絕大多數指控，認定它們都是“濫訴”。對于剩下的3項指控，弗朗西斯因當時沒有十足的把握斷定它們是不是“濫訴”，故此要求各當事方補充說明自己的理由。在看到新的資料後，他將會提出是駁回，還是立案的建議。他當時設定的答復截止時間就是12月8日。

    今年上半年，桑蘭在紐約狀告30多個被告，索賠21億美元。弗朗西斯法官建議補充說明的那3項指控是：1，劉國生講桑蘭懶惰。2，劉國生、謝曉虹侵犯她的肖像權和姓名權。3，劉國生侵吞桑蘭基金。

    被告律師莫虎按時提交了答辯書。他要求法官將剩下的3項指控也判定為“濫訴”，撤銷桑蘭的一切指控，同時要求法官立刻啟動對桑蘭和她的前任律師海明的懲罰程序。

    關于桑蘭指控劉國生、謝曉虹侵吞桑蘭友好基金１０００萬美元資產的問題，被告劉國生9日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桑蘭基金會獲得的捐款大約有１7萬美元，其中包括劉國生和謝曉虹夫婦所捐的３萬美元（最大一筆）。基金按月支付給桑蘭生活費500美元，２００８年全面移交給她的時候還剩１４萬美元。劉國生說：“侵吞基金1000萬美元之說純屬虛構。如果有這種事，我老劉願承擔刑事罪責。如果沒有這種事，誰誹謗，誰負責。”

    目前暫時還不清楚桑蘭錯過答辯截止時間的具體原因。

小悦悦的悲剧之后：中国关于救人的争论

《华尔街日报》 

核心提示：小悦悦事件引发强烈争论，中国是否需要引入法律规定人们有救助他人的义务？即使没有规定救助义务，立法保护救助者免受敲诈也是有益于当今中国社会的。

原文：After the Foshan Tragedy: China’s Good Samaritan Debate
作者：Stanley Lubman
发表日期：2011年12月9日
译者：阿黑
译者志愿者校对


【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佛山2岁的小悦悦被一辆小货车碾过后的情况，图片来源：美联社】

为什么中国的路人一次次无视事故遇害者？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事故遇害者反倒要求施予救助的人赔偿损失？

一条法令能够改变这种行为吗？

一些中国人开始争论是否应在中国这个变化中的社会提倡“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精神，他们需要直面这些问题。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第一次出现是在《新约全书》中，一个犯罪的受害者躺在路边奄奄一息，之前路过的宗教官员都对他视而不见，但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最后救了他。从那以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被用来指无私的、有时带有英雄色彩的救助他人的人，被救者或者是事故的受害者，或者是罪行的受害者。

上周，对中国未能为“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提供法律保护的争论再度升温，广州一家法律援助团队宣布他们将接手吴俊东的案子，吴俊东是浙江省的一名年轻人， 他发现一对老夫妻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下来，随后将他们送往医院，但后来却被当地法院判决支付7万元人民币作为对这对夫妇的赔偿（详细情况请点击这里）。虽然警方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吴俊东存在过失，但法院显然接受了这对夫妇的家属的说法——如果吴俊东没有过失，那么他就不会将这对夫妇送往医院，因为像他们所说，“好人是不存在的”。

然而， 更具争议性的是10月份发生在南方城市佛山的一起严重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这起事件的过程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一个2岁的孩子在17分钟内被两辆小货车相继碾过，整个过程中有18个路人从旁走过或骑车经过，却没有一个人施予救助。这个名叫王悦的孩子最后被一个回收废品的人救起，但几天后因伤势过重死亡，这起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针对中国当前社会状况的道德讨论。

11月份深圳市政府起草了《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旨在保护施助者免对受助者所受伤害负法律责任，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如果此类保护救助者的法令得以施行，这能够改变中国路人们的行为吗？

一份来自北京的调查报告显示，87% 的受访者认为人们不对摔倒的老人施予援助是因为他们不想招惹麻烦。

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提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其中因素之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Dorothy Solinger在10月份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人最为在乎的是个人人际关系中的相互交往，而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情并不重要。”

不愿介入帮助的一个更确切的原因是，路人担心受助者会向他们索取伤害赔偿。最著名的此类案件发生在2007年的南京，一个叫彭宇的年轻人护送一个摔伤了腿的老年妇女去医院救治，随后却被她起诉。正如发生在吴俊东身上的一样，彭宇被判决分摊老人40%的医疗费用，法院的解释为，“根据常识”，他如果不存在过失就不会把她送到医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在2009年为《人类社会学》 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评论中国时常发生的受助者敲诈施助者事件，他将此类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来考察。他提醒读者“急剧变化的社会”经历着“根本性巨变”。阎云翔强调，中国正面临一个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阴冷向“消费享乐主义”的转变。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同陌生人打交道，而他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阎云翔在文末评论了中国在培养超越人们个人关系网络之外的普遍信任上面临的挑战，这种个人关系网络历来是重要人际关系的基石。同时，阎云翔引用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价值具有连续性，他发现当受助者向施助者进行敲诈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他也觉察到传统价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阎云翔在文中指出，那些施予援助的中国人完完全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类似的事件和相关争论并非只发生在中国， 在西方对此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探讨和辩论。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相关的复杂法律和道德问题，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诉讼和立法的主题，不同的法律体系针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一些欧洲民法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已经有法律创设了要求人们对需要急救的人施予援助的义务。与此相对照，普通法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原则上没有规定人们有义务救助他人，但美国的一些州制定的法规为人们创设了类似的义务，在其他很多州，涉及犯罪受害者时，要求应用此类义务。甚至在普通法国家，如果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法庭也会“发现”这种义务，这些“特殊关系”包括父母-孩子、雇主-雇员等等不一而足。（普通法的相关规则在Melvin A. Eisenberg的《合同法中的救助义务》[The Duty to Rescue in Contract Law]一书中有简明论述。）

虽然普通法系国家一直对要不要规定人们有救人义务存在疑虑， 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法令保护施助者，对施助者由于疏忽所造成的伤害免于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此类法律不保护存在“重大疏忽”或“鲁莽”的救助者。

在中国，对于要不要立法强制路人去救助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南华早报》在报道深圳市起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时指出，佛山惨剧的发生“引起了关于政府应不应该立法以确立人们有法律责任去救助他人的激烈争论”。文章引用了一位支持确立这种义务的律师的话：“冷漠已经对社会造成威胁。”

正如阎云翔教授的结论所言，显然“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急速的巨变，但它却没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法律能够提供一些方向，但若法律不健全，则会产生一个迷惑紊乱的新社会秩序。深圳市起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表明，即便没有规定公民有救人的义务，实行一项保护施助者免受敲诈的法律在当今中国也能服务于有益的社会目标。
 
（Stanley Lubman是资深中国法律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学院特聘讲师，著有《笼中之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问号

  【 民主中国 】  作者: 牟传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挺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政治问号。中共“十八大”届时，所有中共党员代表，都不应浪费自然力量赋予的反思大脑和全体纳税人分担的会务开资，而应用分析与批判的理性表达，取代盲从与迷信的歌功颂德。
     
    今年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直言不讳地回应民间诉求，要与人民“互动”，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政改宣言，导致中外媒体的不少猜测。
    
    眼下，中共“十八大”高端权力大洗牌在即，国内"社保派"（保守传统社会主义）、 "社改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和"宪政派"（倡导全方位的宪政化改革）三者，将围绕中共十八大后人事布局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争论迭起。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类似满清末起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的历史叉路口上而牵动人心。2011年11月29日，凤凰网等网站争相转载《浙江在线》体制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猛文：《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该文敦促储君习近平必须大刀阔斧地启动政治改革，再次一石激起千层浪。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国家政治命运由谁主导？ 
    
    当下，有关涉及全体国人政治命运的“改革趋势的论争”，主要就是围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行得通进行的。这种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激烈交锋，一直都在中国意识形态中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然而，这一涉及中华民族全体国人政治命运的表达权，却一向都由中南海高端的极少数人所垄断。 
    
    记得中共建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所谓的“主义”，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当权后，给毛的“社会主义”强加了“特色”的定语。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至今，一直都在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1997年9月12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政治报告，该报告称：“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胡锦涛接掌中共权柄后，便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前，特别发表了“6.25”党校讲话。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他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此可见，胡锦涛的 6.25党校讲话，更加明确地限定了中共“十七大”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主题。为此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李东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党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对党内外、国内外关于我们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然而，当今自我声称已接纳了8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集体聚会全面、深刻、公开反思过，其历届党魁的这种不允许怀疑、不允许分析、不允许批判，一直被视之为必须坚守的“信仰”究竟正确在哪里？难道涉及中华民族全体国人的政治命运就只能由中南海的几个“常委”来决定？ 
    
    列宁塑像为什么倒地——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不可逆转 
     
    当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化圆工具革命，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并向世界扩张时，资本机制创造财富生产方式，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更有效率的进行世界性的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也导致了“等价交换”的市场观念也具有了世界性。因此，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开放国际机制与国内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资产所有者们作为资本自由扩张时代变革的主体承载者与代表，必然要借助于经济优势与“等价交换”的市场观念以及“天赋人权”的文化旗帜，来争取宪政意义上的公平与民主、一人一票的竞争与选举、国家权力的分治与制约以及新闻舆论的开放与自由，来登上政治舞台，使其具有“上帝死了”的现代执政合法性，并由此建设起一种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因而，伴随着资本世界性扩张同时，以民主、人权、法治为普世价值的观念便也自然而然地得以全球传播，从而大大推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 
    
    然而，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决定，当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的资本价值增殖方式，伴随着其原始贪婪性与残酷性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作为资本创造财富方式的反题——反抗剥削的工人运动也就由此登上时代的舞台，成为社会谈判桌上的另一端，必然地发挥着遏制资本扩张的强势与贪婪，和调剂、制约与修正资本世界化发展的速度、节奏与方向。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工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无可争议地表明了在整个资本主义化了的世界生态中，需要的正是独立工会与公民社会有效发展，来构成对资本与权力的贪婪的适度遏制与对治的社会条件，以保持资本扩张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在可容的社会冲突中得以正常、健康、有序地发展。 
    
    马克思正是迎合了这种时代发展的需要，以犹太人特有的激愤，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的基础上，开始以救世主的心态，设计利用“工人运动”来改变资本运动的主观性革命方案。如此革命的实质，就是将既合作又斗争的制约性劳资对立关系，转化成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颠覆性劳资对抗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要激化阶级斗争，踢翻劳资谈判桌，用暴力方法夺取政权，以求改变正处于发展、上升、不可逆转的资本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方式的世界性扩张趋势，而代之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及随后的《华沙条约》。这种意在颠覆资本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凭主观设计方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也霉变出了落后国家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张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受人们主观支配的客观过程。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恰恰正在于它试图凭借暴力来结束资本扩张的自然逻辑，用意志来设计经济运行轨道和政治游戏规则，在“共产”、“计划”等控制下，本能地走向的反自然、逆人性、扼杀竞争，否定自由，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体制与一党专政。这种体制与专政已经成为资本生产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现代化的桎梏。 
    
    至此，资本的现代价值增殖方式，以其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在与主观性计划经济较量的半个多世纪来，轻而易举地在东、西 方分界线上撞到了柏林墙，在苏联红场上推倒了列宁塑像，最终宣告了反资本世界扩张秩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由此可见，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世界扩张的反题，只有处于制衡资本贪婪的地位，争取成为谈判桌上上的另一端，才具有其政治与经济前途，而越出雷池一步，便走向了它的反面。资本的市场资源配置与价值增值全球化扩张趋势，只能由劳资合作与对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得以贯彻，而不能借助劳方消灭资方来主导。谁抗拒这种资本全球化扩张趋势，谁就必然走向死亡。这就是今天全人类集体摒弃“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之所以然。 
    
    中国特色的“北京模式”——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
    
    中国在如此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搞“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半个世纪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中，以“公有”的名义侵占一切私有财产，为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其精神依托据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道路，并被武断为“中国人民的必选择”，竟然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宪法。结果这种道路被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死后，面对资本扩张这种现代价值增殖创造财富方式的全球化不可逆转势头，该党也想起了要参与全球化淘金，于是便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再把资本家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从此，中国共产党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被美誉成了“北京模式”。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北京模式”，其实就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走向了一条少数人集权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畸形发展道路。 
    
    至此，中共执政者以暴力夺权，没收私产的方式完成了权贵加资本的身份转变，并借助于“改革开放”，在立场上也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演变，从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极端，转向了否定、压制一切工人运动的极端，甚至1982 年通过的新宪法，竟然明目张胆地取消了“罢工自由”。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竟然不允许任何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曾有一位独居慧眼的英国记者在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挖掘了中共在外资企业中的态度称：“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还在的资本家”。以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贪婪，失去必须与其相伴发展的独立工会与罢工运动的制衡力量。当今中共领袖集团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摆平社会公平。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无法颠覆、普世公认的真理。由于权力自身就具有无限膨胀的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权力那只垄断资源（既自行分配又优先选择）的手，会摆平社会公平；正如不要指望资本自身的贪婪性，会自发满足劳资双方的利益均沾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就错在，只要资本扩张的发展，不要资本扩张的制衡；只给资本家戴花，不给独立工会挂牌；只要有限的市场经济，不要全面的民主政治。 
    
    中国跌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它们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在被扭曲的市场条件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走向了一条权贵私有化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资本加特权的双重贪婪，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已经全面渗透了国家机体的骨髓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细胞。 
    
    这些年来，“北京模式”推行“带血GDP主义”，已经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国资流失、土地掠夺、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贫富悬殊，官民对抗，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整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恶性公共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局面。这难道就是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吗？这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官方当权派“两个决不”“五个不搞”和“绝不易帜”的理由吗？ 
    
    社会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设计”“引航” 
    
    今天，北京当政者们由于其推行“带血JDP主义”而拒绝世界民主化潮流，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危机冲击，其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盘，政治正当性资源流失殆尽。正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畸形发展，统治集团日趋蜕变的现实之下，社会主义信仰在中国大地上土崩瓦解，共产主义“幽灵”，早已被3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僵死在历史的陈列馆了。 
    
    当此严峻现实下，官方及其御用文人们，在理论上早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修复其丧失了的合法性，只能返身向左。2011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基固本，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南海这种再次强调“核心价值”的政治玄机，不过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八大”的“旗帜”交接提供“软实力”支撑。中南海的这种专横、武断的价值观盖帽，不仅是对全体民众涉及国家政治前途任何讨论的封口，更是预先屏蔽所有党员可能发生在代表大会上有关“旗帜”与“道路”问题的反思。 
    
    其实，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普世价值从不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由主观性的舵手引航和领袖设计；而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一直都在向人民灌输“革命导师”、“改革总设计”、“三个代表”的现代政治迷信。而今，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又提出所谓“改革顶层设计”的荒唐主张。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就提出“再造政治”观点。他指出，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其实，当今中国的政治变革需要的不是中南海自我授权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而是社会各阶层，全体民众，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博弈、对治、平衡中的共同参与，需要包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内的“一人一票”的公民选择。其实，主观设计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力挽地走向衰败的事实，已经无可置疑地验证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科技发展及其资本世界扩张生产方式的宪政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财富生产工具，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客观规律与世界发展大势和资讯与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党文化之外的智力支持下。正是在如此情势下，当今中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多个角度，多条阵线上，已经共同吹响了宪政大变革的时代集结号。当此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挺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悬在中共“十八大”上空的政治问号。中共“十八大”届时，所有中共党员代表，都不应浪费自然力量赋予的反思大脑和全体纳税人分担的会务开资，而应用分析与批判的理性表达，取代盲从与迷信的歌功颂德。

乌坎村成检验汪洋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作者：刘逸明 文章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11月21日，广东陆丰乌坎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抗议非法征地示威，出乎人意料的是，此次游行示威活动并未遭遇官方的镇压。结合11月18日广州花都民工示威时警察为其鸣锣开道的事件，外界普遍给予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汪洋在释放政治改革信号。
    
    时隔不到一个月，乌坎村再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舆论之所以再度聚焦乌坎村，不是因为乌坎村民再度群体示威，而是因为村民薛锦波在被羁押过程中猝死。跟薛锦波一道被刑事拘留的还有村民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四人，他们的涉嫌罪名为“毁坏财物罪”。
    
    薛锦波在被刑事拘留三天后，也就是12月11日突然死亡。该消息通过互联网不胫而走，陆丰市新闻办在次日向媒体发表通告称，薛锦波之死属于“心源性猝死”，并已初步排除其它死因。当地官方的结论显然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该消息一出，网上顿时舆论哗然，公众纷纷质疑官方的这种结论。
    
    从官方的通告看，5位村民被刑事拘留的时间应该是12月9日，被拘的原因便是他们曾参与陆丰“9.21”案件。“9.21”是怎样一个事件？据悉，在9月21日，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出让及村民选举等问题，集体到汕尾市政府门前上访。
    
    依照中国的现行《宪法》，集体上访和游行示威显然都无可厚非，在乌坎村村民11月21日的游行示威活动顺利进行并得到部分媒体的较为客观的报道后，很多人都不曾想到官方会秋后算账，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警方要抓捕维权村民用不着等这么久。
    
    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曾在11月22日报道了乌坎村村民9月21日和11月21的维权活动，虽然报道没有回避这两次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但是，在报道的言辞上并不客观、公正，虽然描述了村民的不满，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村民得寸进尺，而对官方的描述则是完全正面的，让人感觉到当地政府的办事作风似乎可以跟民主国家的政府相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提到了汕尾、陆丰两级工作组在部署工作时决定，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违纪的人和事”这一细节。这其实已经明确告诉公众，在那之后，是会对一部分维权代表秋后算账的。果不其然，虽然抓捕姗姗来迟，但最终还是来了。
    
    古往今来，中国民间都流传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熟语，乌坎村的村民之所以集体上访和游行示威，显然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主动去破坏公共财物，因为谁都清楚，这种做法对维权会极为不利。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警方对村民有过激举动，导致村民反抗，在混乱中不小心损坏了公共财物。
    
    纵观近年来的群体事件，很多时候，因为民众是和平请愿，警方没有理由动手抓人，于是，官员便让部分恶警前往现场打骂民众，让民众反击，然后就以“冲击政府”、“袭警”、“寻衅滋事”、“毁损公共财物”等理由对民众实施抓捕。
    
    常言道：枪打出头鸟，乌坎村村民太多，要全部抓捕显然不现实，所以，警方只能抓领头的。薛锦波作为维权代表之一，于是便成为他们抓捕的一个对象。从乌坎村村民数度集体请愿的情况看，该村跟当年的东洲村一样，是一个觉醒的村庄，这里的村民有着一般地方村民不具备的公民精神。
    
    在这个高喊“依法治国”的国度，法治水平正日益下降，人权状况也因此而每况愈下，从躲猫猫死开始，各种离奇死亡案例便层出不穷。只要不是弱智者，都能想得到在这些离奇死亡背后所发生的故事。薛锦波在被羁押三天便一命归西，显然不是“心源性猝死”所能解释得通的，薛锦波之死显然跟酷刑逼供有直接的关系。
    
    据维权网的报道称，因为村民们经常性的大规模集体抗议，导致200余人的官方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进行挨家挨户劝说，要求村民保持稳定，但长期被欺骗的村民并没有积极配合。而官方所说的“村民的合理诉求全部得到了落实”也是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很多村民是拒绝与官方见面协商的，因为大家不敢再信任政府。
    
    多数村民表示，为了自己的切身权益，一定会坚持抗争，不会妥协。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该村的村民应该不会轻易向官方妥协，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当地官员和警方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村民们的合理诉求。这样下去，乌坎村很可能会成为当年的东洲村。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常给外界以开明的印象，乌坎村可以说是对他是否是真正的改革派官员的试金石，如果他是，就应该悬崖勒马，从现在开始，释放被抓捕的村民维权代表，并且重新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对该村的情况进行调查，归还村民土地或合理补偿村民，并且督促警方彻查薛锦波猝死案。
    
    2011年12月12日

中国黑客团队被指大量窃取美国机密情报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的网络安全分析人士和专家指责说，中国有12个黑客团队借助于网络攻击大量窃取美国的机密情报；他们的活动受中国政府支持或指使。

图片：黑客进行网络攻击（昵图网）

西方媒体将通过网络攻击窃取美国情报的黑客称为网络间谍。最近10至15年来，中国的网络间谍所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的国防工业部门，以及能源、金融等要害部门。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国与国之间，包括盟国之间，相互刺探盗窃对方情报的情况自古有之，仅不过在中国，黑客团体更可能为“国家机器所垄断” 。

 “在国际社会里面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不管是民主国家也好，不民主国家也好相互窃取情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不要说敌对国家之间，包括盟国之间也不一定，这是公开的秘密。这没什么奇怪。中国的问题，政府对这方面垄断比较多，因为它确实是政府垄断着一切舆论，国家机器都是由政府来操作。说也说不清楚，它说我没干你也说不了，因为整个事情都是黑箱作业，没有透明程度，不像美国人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一些。你去问五角大楼去、你去问联邦调查局去、你去问中央情报局去，是不是？中国整个一个全民社会就要执行这个问题。如果民间的话，它也有可能民间出头，其实政府在后面，如果政府说我没在后面，你也说不清楚。”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对于有关中国黑客刺探、盗窃美国情报的指责丝毫不感到惊讶。冉教授对网络间谍行为表示无奈：

 “这是全世界各国都知道的问题。全世界各国都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各国都在做。中国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是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吧。双方互相指责，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目的表示双方对对方间谍活动的一种高度的忧虑。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根本没办法。在国际上特别是敌对这些国家无可避免的一种国际行为。因为对方可能是敌人或者是假想敌人。当然一定尽可能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方法有的是国际上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这不但是中外皆然，可以说自古皆然， 你自己有能力尽可能刺探对方的情报用各种方式。各国控制自己的机密 ，尽量设法控制不让对方知道。但是控制不严的话，对方就可能得到情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美国屡次公开批评中国公开刺探美国的机密，等于是政治表态，抗议或公开批评都没有实际的效用。” 

美国威克森林大学李伟钦教授表示，对于网络间谍活动最好的防范，是加强自己的网络安全防卫措施：

 “我的意思，即使中国做的话，俄罗斯也可以做啊，美国我猜也有人在做啊。”

记者：“他要没有证据他怎么说骇客的政治基地在中国呢？它肯定有些证据我想。”

李伟钦教授：“搞不好它有前科，有一些纪录在哪里。他们追踪原来的信号。”

记者：“我有个根本的问题，这个事情怎么应对美国政府。”　

李伟钦教授：“好像没有完整的办法，谍对碟，你最好做好你防范措施。你谁政府不应当做这些事情。其实有法律规范的话，有些事也不完全排除有政府会进去看一看。到时他只要否认所有的参与不就了了嘛。”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官员能够坐下来，就攸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的网络安全问题展开磋商：

 “整个问题第一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第二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包括住旅馆这种事情。老百姓的利益。我觉得两国政府应该合作，这样对两国的政府有利；对两国的人民也有利。至于他们为什么公开这样的说，为什么指责政府这些东西？我们一点儿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评论这些东西。你可以扩充我这句话，我这句话说得非常明确了，有些东西它是经济问题，它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的话，那么两国政府有责任一块儿合作起来做这些事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日前表示，中国是境外“黑客”攻击的重点受害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和严禁任何网络“黑客”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乌坎死者家属抗议尸检报告 广州网民上街声援村民

广州民众上街声援陆丰乌坎村民，遭到警方抢夺标语。在村民连日来持续抗议下，当局决定暂停丰田畜产公司与碧桂园项目合作事宜，但村民否认当地村官被双规的说法。死者薛锦波家属向本台抗议当局“猝死”的尸表检查结果，要求将尸体运回下葬以入土为安。

图片：周四下午村民的游行 (村民提供）

视频转载：12月12日陆丰乌坎村民大会（村民提供）

广东陆丰乌坎村民抗暴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刚上任的汕尾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紫骊称陆丰市纪委星期三批准对乌坎村涉及违纪的个别中共党员干部采取“双规”措施，加大对违纪干部的查处力度。同时，对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用地问题，当局已经决定暂时冻结其与碧桂园项目合作事宜，此后将由政府主导进行规划，在征求大多数村民同意后再调整其农用地性质进行开发，并将所得利益依法依规处理。

对此，当地一位维权代表李先生星期四向本台表示：“没有，哪里有？说都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也没有拿到什么证实，官方也没有明确的说有村官被双规，如果有村官被双规，那他们家人也住在村里，那就一定会有消息透露出来，而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接收到政府下达的公文，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被双规是因为什么事情，是贪污或者什么，这样说被双规，叫我们村民怎么信服。”

记者：中新网还说政府要暂时冻结丰田畜产和碧桂园合作的项目。
李先生：那也只是暂时，暂时而已。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陆丰市政府办公室，但一直都无人接听。

乌坎村在今年9月和11月都爆发了大型的维权活动，事件起因于当地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土地遭到当地政府的变卖，据传有数亿元资金遭到官员的贪污，村民多次上访无果，激发了游行。当局指事件是“境外反动势力操控”，而后一位被抓走的村民代表薛锦波在看守所内死亡，引发民愤，有数千村民的抗议，村民表示薛锦波被当地公安逮捕三天后遭到严刑拷打，身体多处受伤，其他被捕的村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严刑拷打。当局对于村民的维权则出动了大批军警，并使用武力驱赶，警方目前已将乌坎村封锁。

当地一位村民刘女士向本台表示：“我们的请求就是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我们农民就是以耕地为生的，我们一共被抓走了五个兄弟，其中一个被打死了，进去三天就死了，我们还去请求他们把我们兄弟放回来，其他的也都被打了。”

广东省汕尾市政府发表陆丰市“921事件”犯罪嫌疑人薛锦波羁押期间猝死的尸表检查结果，称由第三方权威鉴定机构公布的尸表检查显示没有发现有外力致死迹象，具体死亡原因待进一步调查。

对此，死者薛锦波的儿子告诉本台记者：“对于这种结果我们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见过尸体的人一致认为尸体是有受到严重的外力，就是绝对有被打过，而且尸体的伤痕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是多处伤痕，而且是很多，可以说是遍体鳞伤。”

记者：不接受的话，你们提什么要求吗？
薛锦波儿子：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父亲的尸体运回来，让他入土为安，这是目前最重要的要求，其他的暂时是没有考虑，还是想让我的父亲入土为安，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星期四下午乌坎村民再度发起游行，游行队伍整齐有序的向村口进发，村民打出横幅如“政府说假话”、“诉求竟然是非法集会”等标语，村民下午3点聚集在村中一个大堂处，摆放被殴打致死的薛锦波的遗照，现场也有几家外国媒体，G+网民leeluo说，“乌坎村民为公民社会树立了榜样”。夜色降临后，村口依旧有数百防爆警察戒备。

星期三晚间7点左右，广州数十市民自发来到天河区万菱汇商场前集会，声援乌坎村民，有民众手举着“声援乌坎人民维权，惩治腐败，追求民主”等标语，但随即就被巡逻的警方及便衣发现，将这些宣传标语夺走，又告知“不允许搞政治活动”。随即有其他网友赶来声援，双方发生争吵，但很快就被当局平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走进天津（3）：医保改革与“看病难”

BBC中文网记者 李文 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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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大港油田附近的大港医院。

位于中国渤海湾的天津，是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一个依托港口的工商业重镇。随着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环渤海经济，天津也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此，BBC中文网特别走访了天津，实地了解当地的一些最新发展，并推出“走进天津”报道系列。在第三辑中，我们将探讨天津近年来推行的医保改革及成效。

2009年底，天津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率先出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把以往不受城乡职工医保制度保障的社会人群，包括城市无业居民、学龄前儿童、农村人口等，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使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都享有同样的医疗保障。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瑞均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天津能够在城乡统筹医保改革上走在全国的前列，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就开始就此进行研究，而且很快就把“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管理从卫生部门转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城乡医保的统筹管理奠定了基础，随后再经过一年整合有关的财政资源后，很快就推出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于瑞均还透露，目前天津城乡基本医保制度覆盖人口约为960万人，占全市约1000万居民人口的95%左右。他还表示，中共十七大曾经提出在2020年前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而天津市则希望在2015年，提前5年达到这一目标。

天津人事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瑞均接受采访。

仍然有人“看病难”

虽然天津的医保覆盖范围很大，但是仍有不少天津市民包括许多城市白领抱怨“看病难”或者“看不起病”。对此，于瑞均也承认，有关问题的确存在，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他认为，造成有关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两大方面。首先，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仍然有待改善，而随着医疗成本的提高，患者看病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其次，医疗机构及药品供应商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收费超出了医保范围。还有就是患者“不合理就医”的现象严重，以及医疗机构用药不合理等问题。他也强调如何控制医疗收费水平的合理增长的确是当务之急，但他表示，订定医疗收费价格并非社保部门的职能管理范围，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整个社会联手来共同解决。

当被问到这是否也反映了政府目前提供的医保服务及药品范围不能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时，于瑞均表示，目前中国提供的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本着“保基本”的原则，一些太昂贵的药物和治疗手段没有包括在医保范围之内，这也是为了医保制度可以有持续性的发展。他还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限度地提供医疗保障。

在此次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在市政府官员的安排下参观了天津大港医院，据该医院的阎林熠院长介绍说，大港医院属于一家二级医院，而服务的对象就是大港区当地的居民，包括10万名农民。记者一早抵达大港医院时看到在门诊部外有一百多人在排队挂号，不过，到了我们参观结束后离开医院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不见了。阎院长也表示，目前医院主要以治疗常见病及多发病为主，而负荷能力也还能应付附近居民的需求。他还透露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像大港医院这样的二级医院比其它医院更受惠于城乡居民医保改革，因为由于农民也有医保了，大港医院因此多了不少农民病人来看病。

低收入医保补贴

天津人事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瑞均还透露说，天津市政府对于困难人群也特别提供特别医保补贴，这意味着困难人群除了可以获得医疗保障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外，原本需要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也将由政府买单。

于先生的妹妹（左）和他的太太吴女士（右）讲述他们的情况。

在天津市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记者也到访了大港区中塘镇黄房子村一户三口人的家庭。据女户主吴女士向记者透露，她的丈夫于先生今年40多岁，本来帮一个个体户开车做司机，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但不幸患了晚期癌症，立即使家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于先生此前并没有任何医保，因此无法承担庞大医药费。于先生的妹妹也告诉记者，大港区政府以及村政府提供了各项医保补贴，帮他哥哥一家人渡过了难关。

于先生一家人在众多低保户中可能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据记者了解，大港区共有大约10万名农民人口，低保人口约为4000多户，而每年大港区政府从市政府获得的低保补贴拨款约为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户每年可以获得2000多元人民币。但大港区政府官员也透露说，由于拨款金额是按照上一年度呈报的低保户人数制定的，所以有时候下一年度如果低保人数增加了的话，平均每人获得的低保补贴也就相应摊薄了。

对此，天津人事和社保局副局长于瑞均表示，这的确反映了医保管理上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解释说，因为低保补贴预算往往是根据以往前三年的历史数据制定的，因此有时候会出现情况变化很大，而导致拨款不足的现象。虽然政府也及时调整，但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位。于瑞均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周转金”制度，使有关方面能够应付不时之需。

医保预算有待增加

据记者了解，天津市政府全年财政支出为1450亿人民币，其中在医保方面的开支为80多亿人民币，占5%左右。这个数字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属于偏低水平。

大港医院的阎林熠院长也表示，医保制度是否能够成功，最重要还是要取决于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

而记者在天津接触的一些工薪白领则抱怨说，政府在医保方面把太多的资源投入在低收入及困难群体上，使工薪白领享受的医保待遇受到影响，因此也要求政府加大在医保方面的投入。

对此，天津人事和社保局副局长于瑞均回应说，政府财政管理应该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医保开支的增长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他举例说，自从天津推出城乡医保制度以来，在医保基金结构中，私人负担占大约30%，而政府投入占70%，但从明年起，政府投入比例将提高至80%，而个人负担则减少至20%。他还表示，医保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断完善有关制度。

走进天津（2）：从“金融中心”到“改革基地”

BBC中文网记者 李文 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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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兴建中的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

位于中国渤海湾的天津，是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一个依托港口的工商业重镇。随着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环渤海经济，天津也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此，BBC中文网特别走访了天津，实地了解当地的一些最新情况，并推出“走进天津”报道系列。在第二辑中，我们将探讨天津未来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定位。

一说起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相信不少人马上想到的是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这四个城市。事实上，英国金融城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名列前30名的中国城市也恰恰是分别排列第3位的香港、第5位的上海、第19名的北京以及第25名的深圳。

不过，曾经提出规划要发展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国城市多达30多个，其中也包括天津。在2003年1月召开的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时身为天津市代市长的戴相龙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当然天津在100多年前也的确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而且一度还和当时南方的金融中心上海鼎足而立。因此，希望借发展环渤海经济的东风，重新建立以往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就成为不少天津人的梦想。

不过，8年后的今天，天津似乎已经不愿再提“北方金融中心”这个说法了。主管金融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表示，天津金融发展目前的定位是“建设与北方金融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崔副市长还特别强调说，天津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中心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也有很大空间，我们应当在金融改革创新上多下功夫。

这一切似乎反映出，经过数年来的实践体会后，天津开始意识到要一下子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并非容易，因此转而制定更加务实的发展目标。

于家堡金融区建成后的模型。

于家堡金融区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核心地带的于家堡金融区，形状上看起来很像香港的九龙半岛，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天津大力发展金融业雄心壮志的一个地标。当记者日前来到于家堡实地采访的时候，到处仍然是兴建中的工地。

据于家堡金融区的工作人员向BBC中文网记者介绍说，整个金融区占地3.86平方公里，总投资约2000亿元，而天津的雄心就是要用10年时间把于家堡打造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中央商务区，为滨海新区、天津市乃至全国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服务。

崔津渡副市长还表示，于家堡金融区的定位是市场会展、传统金融、现代金融、教育培训和商业商务，建成全国领先、世界一流、功能完善、服务健全的金融区。于家堡金融区的设计规划采用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就是地上与地下分拆经营，地下空间共约30万平米，建有地下交通网络包括地铁等，并由一家新组建的新金融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政府持有土地所有权，只出售地上部分用于建设金融写字楼。

他还透露说，目前于家堡已经吸引到了洛克菲勒基金，铁狮门等国际机构的投资，因此他对金融区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天津渤海银行副行长孙利国。

挑战和压力

不过，崔副市长同时也承认，发展于家堡金融区主要面对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吸引投资和人才，二是如何应付短期资金压力。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董事长阎东升也表示，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存在困难。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同生辉院长也认为，建立全国领先，国际前沿的金融市场，就要有相应的人才配备，这些都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需要时间，“这一方面，关键要大胆引进，为了吸引到高级人才的加入，就要主动投入，充分信任”。

一些专家担心，鉴于天然地理位置，天津与北京的人才竞争无可回避，京津城际火车的开通对天津有利有弊。虽然缩短了北京到天津的距离，却降低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落户天津的积极性。

崔副市长则透露说，天津也会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吸引金融机构的中高级主管在天津落户，其中包括在于家堡金融区开业的大型金融机构将获配住房给其中高层主管居住，而高管人员更有可能获配住别墅等。

在谈到短期资金压力问题时，崔副市长说，从今年年初至2013年中，是于家堡金融区发展资金上最艰难的时期，因为银行贷款需要偿还，而同时不会以卖地的办法回笼资金，因此难免出现资金上的短期缺口。但他表示，天津会坚持发展地产金融，不会为了短期利益出售土地所有权，而是采用私募基金集资并持有资产的长线投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与此同时，与上海等其它城市相比，天津金融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也明显不足。天津的渤海银行虽然在2006年创办时就引进渣打银行作为战略股东，而且创办初期也有不少渣打高管人员参与日常业务管理，但渤海银行副行长孙利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参与渤海银行业务管理的渣打人员已大为减少。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董事长阎东升也表示，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推动市场国际化，其中包括引进海外股东，以改变目前交易所股东完全是国内投资者的情况。此外，还要推行管理国际化，吸引更多外籍员工加入交易所。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是中国重要的金融区之一。

与港京沪深互补

谈到天津金融发展的未来方向，崔副市长认为，天津未来主要还是发展新金融业务，因此与其它省市不存在竞争，而且与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更多的应该是合作互补关系，比如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证券市场的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师沈明高颇为认同天津的金融定位。他认为，天津应该着眼于华北地区，结合北方的产业发展做好金融市场，而不是与上海或深圳去争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地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同院长也认为，天津市的金融定位是很合理的，而且发展前景乐观，但要达到成熟稳定的市场状态和被投资者完全认可，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走进天津（1）：“新金融”发展的探索

BBC中文网记者 李文 丹薇

更新时间 2011年12月1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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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为了发展“新金融”在2009年底创办的渤海商品交易所。

位于中国渤海湾的天津，是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一个依托港口的工商业重镇。随着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环渤海经济，天津也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此，BBC中文网特别走访了天津，实地了解当地的一些最新情况，并推出“走进天津”报道系列。在第一辑中，我们将探讨天津近年来在发展新金融方面的历程。

历史上，天津曾经是和上海鼎足而立的中国两大工商业和金融业重镇，甚至有“南上海，北天津”的说法。不过，在过去几十年里，天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失去了它的光环，和上海之间的距离也逐步扩大了。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战略，全国人大把“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写入了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天津再次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核心城市之一，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近几个月来，有关天津发展“新金融”的报道和评论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上。为此，BBC中文网记者也特别专访了有关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负责人、天津市主管金融财经事务的副市长崔津渡。

负责金融事务的天津副市长崔津渡接受记者采访。

“新金融”概念

崔副市长表示，天津市按照国务院要求，在2006年制定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稍后制定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这两个方案先后得到国务院批准实施，其中提出了“新金融”概念。主要专注于六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健全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实施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和推进产业金融发展，开展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发展资本市场，健全金融发展环境。其中的“新金融”概念，是相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的。有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欧美早已发展成熟，而在中国刚刚起步；有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即使在欧美市场也是新生事物，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新生事物了；再有，我国已有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有迫切的改革要求。总起来说，新金融包括现代金融和改革创新的两方面含义。

崔副市长在采访中也坦承，天津决定发展“新金融”，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因为天津在重新发展金融业方面的起步条件与北京、上海和深圳相比有很多差距，而这些城市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所以天津能做的就是要“填补空白”，在金融创新上下功夫，除了发展传统金融外，还要大胆尝试现代金融，以此来提高本身金融业的竞争力。而且在宏观角度上，天津也就扮演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创新基地的角色。

毫无疑问，过去几年来，天津在新金融领域做出了不少突破和尝试。例如在2006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后来又推出了中国第一支船舶产业投资基金—船舶产业投资基金，2006年2月还创办了首家以天津为总部的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此外，天津几年来还成立了13个商品交易所，包括渤海商品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等。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董事长阎东升。

现货商品交易
渤海商品交易所是在2009年12月18日开业运营的，和其它商品交易所不同的是，渤海商品交易所没有期货商品交易，只有现货交易，而且还是中国第一家现货商品交易所。该交易所的董事长阎东升对我们表示，渤海商品交易所之所以决定只做现货交易，是为了弥补中国没有现货交易市场的空白，与现有的期货商品交易所匹配，形成为期货交易服务的现货交易基础，建立与期货交易价格相呼应的鲜活建议价格。

据阎董事长透露，渤海商品交易所有17个交易品种，包括原油、煤炭和焦炭等能源产品，热轧卷板、螺纹钢等冶金产品，聚乙烯、聚丙烯、PTA等石化产品，以及白砂糖、绵白糖和棉花等农产品。现货交易所的真正价值是，追求现货贸易，争取达到一定的交割率，把交易所变成卖方的产品销售平台。渤海商品交易所有的产品没有交割，如石油；一般产品有10%左右的交割率，如热轧卷板、螺纹钢、聚乙烯和聚丙烯；少量产品有20%至45%的交割率，如白砂糖和绵白糖。渤海商品交易所开业第一年的交易额为3000亿元，第二年有望达到一万亿元，其中80％是散户交易，占总交易额的20％。

过去几年来，天津在新金融领域做出了不少尝试。

不过，据了解，渤海商品交易所的交易规模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上海、大连、郑州等期货商品交易所全年累计交易额达到30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光是上海期货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额就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与此相比，渤海商品交易所目前不到万亿的交易额显得有些单薄。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同生辉院长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表示：“渤海商品交易所理论上发展前途没有问题，也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如何做大做强，只能是通过边发展边摸索的办法来解决。” 他认为关键在于要依据规范、稳健、有效的原则去逐步实施。他指出：“在渤海商品交易所成为全国性的优质品牌之前，很难做得很大”。

同院长还补充说，“已经有媒体报道，天津部分交易所在交易模式、股东和治理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海外衍生品专家、监管层在内的金融业内人士对此已经有了质疑的声音”。

风险管理机制

同生辉院长认为，天津的新金融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新金融的定位也非常具有前瞻性。但是，他也表示“在天津的多家交易所中，我认为也应该有侧重点，有先后，是不是一起上，值得考虑。如果要发展，还要引入竞争机制，这样才能出效率。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监管措施，一定要及时到位，这样会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做到防患于未然。”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接受BBC采访时也提到，天津在私募基金这个行业开了个好头，贡献很大。他认为天津的金融改革勇气可嘉，但是在中国做创新，一定要规避风险。

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则表示，天津在规避风险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在推出每项新金融产品前都会成立专门小组就产品风险等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则来管理有关运作。不过，他同时也承认，有些特别新的金融产品例如碳排放权交易，他们实在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所以只有自行摸索研究。

探索仍需时间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感叹说，“中国的金融创新还是太少”。他同时也表示，“创新和控制风险都需要人才，天津在这方面的人才还不是太多，但是人才的积累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政策，这也就制约了创新的速度”。

崔副市长在采访中也承认，天津新金融的发展还面对不少挑战，因此也特别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他说，虽然天津申办的场外交易市场（OTC）和港股指通车项目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搁置，但是天津今后仍会争取做类似金融创新的尝试。

正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同生辉院长所言，天津的新金融定位和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人才问题，市场成熟度问题以及天津如何配合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来发展，“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需要时间”。

北京聞風﹕微博實名制 京滬穗試行

【明報專訊】消息人士透露，流傳多時的微博實名制將正式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試行，內地有關部門已要求相關網站對新註冊的微博作者必須實名制登記，並將對此前註冊的微博作者逐步改為實名註冊。

據新浪網負責人透露，目前新浪微博用戶在申請加V認證時，所提交的姓名、身分證號碼、手機號碼等資料，都會透過後台與全國公民身分信息系統對比，作防盜號及風險規則處理後，才獲加V標誌。

專家：助政府判斷國民傾向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一直在討論實名制，但無下文。在內地，目前各類網絡輿論風波中，網民透過微博發聲、展示民意，匯集成的意見流對解決一些社會事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於匿名註冊，一些惡意人身攻擊也屢見不鮮，網絡謠言不斷，因此權力機關和部分網民開始呼籲實名制認證。


大眾對微博採取實名制褒貶不一。有專家認為，微博實名制可以幫助政府監視評論和流量，判斷國民傾向。新浪CEO曹國偉在談及微博實名加V時也表示：「微博也需要信用體系的存在，這樣可以讓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得以傳播，讓那些造謠者和經常傳謠的人受到懲罰，在信用體系裏得不到大家的認可，從而減少或徹底打掉他們的影響力。」


網民憂影響話語權保障


但有網民擔心實名制會令個人資料外泄。網友「蒼谷流雲」表示：「估計我的資訊對新浪來說不是什秘密，可是一旦我看到需要填寫這個表格，我立馬離新浪微博遠遠的。」對此，北京市網絡媒體協會負責人表示，個人真實身分資訊自願註冊後，將進入資料庫，用戶的個人身分會得到相應保護。


微博令普通百姓從資訊的接受者變為傳播者，令他們有了話語權並得到保證。因此，反對實名制的人士擔心政府加網絡管制會影響民的話語權，因匿名性也是網絡民意表達的一種保障。


近年來微博在內地網民的生活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以新浪微博為例，其微博的註冊用戶已超過1億，力量不容小覷。而截至2010年11月底，內地網民總數已達到4.5億。


鍾鳴九

中国间谍正在追赶上来

《纽约时报》

核心提示：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大国，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W-88小型核弹头技术被中国间谍窃取就是一个例子， 
原文：China’s Spies Are Catching Up 作者：大卫・怀斯（DAVID WISE ）
发表日期：2011年12月10日
译者：MZ老道
译者志愿者校对

 

一艘携带有弹道导弹的美国三叉戟核动力潜艇，在太平洋的海面航行。

1995年，一名中年华人男子走进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东南亚的办事处，提供了一些珍贵的中国机密档案。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三叉戟潜艇装载的美国W-88型核弹头的设计资料。

他描述的事情在CIA看来荒唐到了不太像是编造出来的程度。他说他在一个中国的核项目中工作，能接触到那里存储的各种保密档案。一天晚上，他在下班后又回到那里，将几百份档案放到一个旅行包里， 然后他把这个包从二楼扔下来以避开门卫。不幸的是这个包摔破了，文件也随之撒了一地。

出了大楼，他捡起这些文件把它们又塞进已经破了的包里。尽管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情报内容，不过最让美国情报人员震撼的还是这份关于W-88的的文件，因为它含有这种最先进核弹头的高度机密设计资料。

美国的小型核弹头已经投产几十年了，中国也迫切想知道怎么样生产小型的核弹头。中国军方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想追上美国的脚步。

中国成功的获得W-88的设计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美国情报部门迟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力量，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跟CIA相比也旗鼓相当。

在冷战时期，在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和CIA内部，有几十名反间谍特工追捕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间谍。KGB（苏联的间谍机构“克格勃”）被看作敌人，中国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工专注于中国的间谍案件，他们的工作也不会对他们的前途发展有任何裨益。华盛顿在对中国间谍案件一直都没有重视起来，这使得中国在对美间谍活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中国的对外情报部门和军方情报机构积极刺探美国的国防产业，我们的核武器实验室，硅谷，我们的情报机构以及其他的敏感目标。

今年元月份，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中国时，北京方面对外界揭开了隐形战斗机J-20的面纱。这次披露显示了中国已经具备了隐形的能力，可以让他们在雷达面前隐藏飞机，舰艇和导弹——美国类似的科技是中国多年来暗中觊觎的目标。

当月下旬，一位曾供职于诺斯罗普・格鲁门B2轰炸机的工程师因为向中国泄露国防机密而被判32年徒刑。为了十多万美元，他帮助中国的巡航导弹设计了隐形排气系统，从而让其难以被（雷达）探测并摧毁。

今年八月，引用美国情报官员发言的一些报道断言，巴基斯坦已允许中国专家检测美国在五月刺杀本拉登行动中坠毁的隐形直升飞机的残骸。尽管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否认了这些传言，但中国肯定会很有兴趣研究这架黑鹰直升机的尾翼部分——这一部分没有被海豹突击队破坏掉——期望从中学习更多的美国隐形科技的机密。

与此同时，W88的弹头设计泄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核科学家李文和泄露了W88，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这么做了。他被单独监禁了9个月,最后只承认了一项处理机密信息不当的罪名, 最终他赢得了主持这个案件的联邦法官向他发出的郑重道歉。

受能源部的误导，FBI花了三年时间却追错了对象。最终，在1999年，时任副局长的罗伯特・布莱恩招募一名资深的情报特工史蒂芬・迪拉德领导调查该起案件，要查明中国到底是怎么获得W88的设计资料的。

这项调查由FBI牵头，专案组由300名来自11个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国防部，CIA，国家安全局和国防家情报局等。2011年9月11日，美国航空的77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向五角大楼，多名调查人员因此遇难。

但是调查还在继续。淡出公众视线的迪拉德专案组，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核武器实验室、政府机构和加利福尼亚的国防承包商以及其他几个参与生产过弹头部件的州。FBI也约谈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不速之客，他后来一直住在美国，但他并不知道那些机密文件当初的来源是哪里.

最终，在四年之后，这项调查也无疾而终，美国情报部门到底也没有弄明白中国是怎么得到这个核弹头的设计机密的。答案依然被牢牢的锁在北京。

十几年后，中国的间谍仍然持续不断的刺探美国的军事目标。去年，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被判监禁，他是被FBI监禁的10人里的最后一名，他们都和一个分布于美国东西海岸的松散的中国间谍网络有关，这个间谍网络由位于北京的Lin Hong主管。被他们送往中国的数据涉及使潜艇更难被探测到的海军静电驱动技术、B1轰炸机以及美国对台军售计划等等。

中国甚至渗入到FBI内部。2003年，一名为FBI工作二十多年的线人陈文英（Katrina Leung）被发现同时是一名为北京工作的双面间谍。令人吃惊的是，FBI驻在加利福尼亚办事处的两名负责中国情报工作的高管同时和该女子有染，其中一人甚至自己把保密文件带到她的家里，让她有机会得手。

中国在窃取美国机密方面的成功将对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带来持续的挑战。华盛顿的各情报机构已经习惯于应对冷战和基地组织的情报战的处理方式，现在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处置优先级，把他们关注的焦点，资源和精力转向东方，盯住中国的间谍们。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于W88核弹头这样的机密跑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