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8/06/13

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中國煙草的政治版圖》

內容提要:

在中國目前面臨的紛繁複雜的民生問題中，似乎沒有比公共衛生和健康領域的挑戰更棘手的了。而其中極為普遍的吸煙現像已成為最為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產國、最大的捲煙消費國，同時也是吸煙導致死亡最慘痛的受害國。

中國政府在控煙問題上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在於煙草行業在稅收貢獻能力上與房地產業和石油業不相上下。

龐大的中國煙草利益集團構成了控煙運動最主要的體制和政治障礙。

本書通過多方位（政治、經濟、社會、醫保），多層面（最高政治領導層、國家有關部委、省級領導層、煙草公司）的分析，提供了中國反吸煙行動向前推進的戰略路徑。本書基於實證研究，不僅有較強的學術性，而且時政意義深遠。本書也有助於探索中國政治架構和政策變化的動力機制。

【明鏡出版社】(電子書)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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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啟封的“楊尚昆日記”開始在小範圍內流傳

陳亦凡專稿

1978年底，鄧小平復出重新掌握國家大權，“文革”中被捕入獄的楊尚昆才得以重見天日。楊復出後深得鄧信任，1979年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80年代，楊調回北京，先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87年，經鄧小平批准，楊尚昆同父異母的弟弟楊白冰從北京軍區政委直接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六四事件後，楊白冰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主管軍隊日常事務。此時的楊家兄弟成為掌控中國政府和軍隊的實權派人物，人稱“楊家將”。

與其它幾個中共權貴家族相比，楊家成員並不出名。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原中央戲劇學院院長；長子楊紹京已去世，生有兩女；只有次子楊紹明略有名氣，曾擔任過鄧小平的御用攝影師，有一女；女兒楊李比較低調，但其丈夫王小朝在太子黨中有些名氣，目前仍是保利集團黨委副書記。

楊尚昆檔案照。

近年來，海外一些網站上流傳“楊尚昆日記”，但從未得到任何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的證實，相反，不少人力斥其偽。

據傳，1997年11月，楊尚昆曾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我身體極度虛弱，有可能去見馬克思，如何處理有關我的日記資料檔案？”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楊尚昆：“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98年3月2日，在中共第十五屆第三次全會後，楊尚昆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江澤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楊尚昆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面：黨內團結、黨的形象、鄧小平同志功過評價等方面。”楊尚昆逝世後，他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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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住在北京，你會發現呼吸這種人生中最自然、最必要的事變得格外痛苦，天空永遠是灰的，口罩成了必備品，連“新鮮空氣”都可以被裝罐發售；如果你住在上海，你會發現蜿蜒的河流被添加不少“好料”，可能是死豬死鴨在河面漂流，也可能是五彩繽紛的工業廢水點綴其中，從而令每日最基本的飲水不再乾淨無虞；如果你住在山西，一則你會感謝上天賜予這塊土地如此豐富的煤礦產量，二來你也會怨恨，由煤礦拉抬的鋼鐵重工業已犧牲多少美麗風光。“汙染”成為中國公民口中和互聯網上最常被抱怨的熱詞，影響範圍之大在各個層面皆能見到顯著效果。

環境退化成本飆升

《紐約時報》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引用中國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的研究數據指出，2010年，中國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環境受汙染或破壞引發的成本）約為2300億美元，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3.5%，以人民幣計算相當於2004年的三倍，意味著汙染程度隨著經濟起飛為之飆升，正是中國為自己快速工業化付出的代價。

因此，如同美國經濟諮詢公司環球通視（IHS Global Insight）長期關注中國的經濟學家阿利斯泰爾‧桑頓（Alistair Thornton）所說：“過去30年中國走的是爆炸式增長的路線，未來30年他們要向可持續增長看齊，如何達到目標將是領導人面臨的經濟挑戰的核心。”此外，針對中國過去幾年大量的經濟活動，桑頓將過程形容為“先挖個大坑，再把坑填平就會產生GDP增長，但這樣做並不會帶來實際經濟價值。”

全國範圍的環境破壞是許多中國人最關注的議題，黃安偉舉例，2013年1月北京的空氣汙染達到史無前例的創紀錄水平，讓西方環保機構瞠目結舌，也導致民怨沸騰，公眾的憤怒迫使宣傳部門放鬆審查力度，允許官媒更坦率地報導汙染問題。事實上，主張環保的政府官員有意實行緩和汙染的政策，但顯然地很多舉措擋人財路，常受到石油及能源產業的國有企業阻撓。

2006年環境部指出，2004年的環境退化成本超過62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3.05%，2010年環境部再次公布2008年環境退化成本的計算結果，數目為1850億美元，佔GDP的3.9%。然而，一些外國學者卻對官方的統計方法提出批評，稱他們並沒有納入關鍵的環境退化指標，桑頓便提到，上述2300億美元的數字是不全面的，一方面研究人員未能取得完整數據，另一方面要進行這類運算“異常困難”。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近十年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造成巨大環境代價，但無可奈何的是，經濟增長仍為政府首要目標，畢竟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依賴經濟迅速發展，他們將未來幾年的目標設定在7%至8%間。黃安偉引述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於2013年3月釋出的報告稱，當前的增長政策恐怕只會讓環境在未來十年繼續惡化下去，特別考慮到預期的煤炭消耗量，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人買得起汽車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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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讓薄熙來活著出去”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首先介入薄熙來案調查的，不是司法機關，而是中紀委。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詳盡揭露中紀委的黑暗面，該書引述一消息來源稱：“怎樣處理薄熙來案不重要；總之我們不會讓他活著出去。”

2013年4月出版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藉由內部文件、消息人士所透露的訊息，曝光海伍德案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中共的權力運作方式。

如同地下組織般運作

薄熙來案首先由中紀委介入處理，雖然中紀委無法直接判刑，頂多只能雙規、開除受調查者的黨籍，但中紀委的權力確實凌駕在司法機關之上。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對《大事件》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內戰時，面對武器裝備更精良的國民黨，中共的對抗方式就是地下工作與秘密行動。1949年後，中共成了執政黨，還是採用同一種方式來運作，如同一個地下組織一般。

中共所有的重要黨組織，如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聯絡部等部門，其大樓外都沒掛牌子、沒有門牌，公共電話無法打進辦公室，所有重大的決議都是由閉門會議決定的。

英國《金融時報》新聞部副總編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著作《黨：中國共產黨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中也曾提到中組部的神秘，他指出，中組部辦公室外卻沒有任何標誌，也沒有公開的電話號碼。

《黨》一書也披露了象徵著“最高權力”的“紅色機器”。中國50大國營企業的老總桌上都可見到這個“紅色機器”，一旦響起，不可能不接。這些電話機都經過加密處理，避免遭竊聽，每台機器都有一個只有4位數的號碼，並與其他“紅色機器”相連，擁有“紅色機器”的大約是300人，主要為男性，但這300人卻掌控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擁有“紅色機器”不是現代化或新潮的象徵，而是代表掌握權力，這些機子只配給副部長級別以上的官員。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這些部門的高層個人資料，均被視為國家機密，如外界謠傳習近平2012年9月因背傷而消失時，中央委員會仍拒絕透露任何細節。當時，習近平神秘失蹤兩週，《華盛頓郵報》外國事務博主費雪（Max Fisher）發文指稱，習近平在一場由“紅二代”召開的火爆會議中被椅子砸傷，因而兩週未路露面。

不過，明鏡新聞網引述消息人士說，習近平“神隱”期間，其實是在軍中進行佈局。政治觀察家表示，這顯示習近平有力地控制了軍隊，既為十八大“保駕護航”，同時也為準備進行的某些大動作免除隱患。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8月推出。

中國的難題不是光左右之爭這麼簡單

中國研究院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紀要（2）

《調查》記者高伐林錄音整理

習近平接掌中共大權半年多，他極力鼓吹的“中國夢”漸漸露出端倪。正當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莊園會”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國研究院在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舉行第二次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的十餘位學者，再次將習近平及其政策走向，當成“會診”的對象。

鄭國巍（續）：左派有些代表人物不相信共產黨會崩盤。李昌平就說過，左派還是有些信心的，也覺得自己有些辦法，不完全是憑空的。最近我才知道，“包產到戶”搞了幾十年，全國還剩有幾千個大隊、村沒有散夥，據說有相當一部分活得不錯，有的還像華西村那樣兼併周圍的村。這些事，左派右派的媒體，都很少關注。這個體制，究竟還有什麼內生的自我維持的潛力？
有些人認為中國危在旦夕，我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但今天在這裡我是要潑一點冷水。不要出現認知上的偏差，情不自禁地把希望和事實混為一談。

我也去過一些治理得比較好的地方，很多人在位置上吃得很肥，撈得很多，要這些人去改，不大現實。他們考慮得比較多的是怎麼跑，怎麼將財產轉移。在省一級幹部中，這些人很多。習有沒有辦法突破這些人？這是一大考驗。習近平最大的敵人，根本不是普世價值派，而是這些腰纏萬貫的掌權者。我現在看不出來，習近平拿他們有什麼辦法。這是共產黨真正的心腹大患。

也有人認為，“洗洗澡”之類多少能管點用。總的來看，未來兩三年是很關鍵的。（陈小平：如果有了突發事件，事故啊，救災啊，等等，倒給習近平提供了機會——平時拿不下來的那些官員，可以趁此機會拿下來。）

這就回到那個問題，習近平有沒有這個本事？他想改變主流話語被西方壟斷、主導的局面，究竟是勝負手，還是昏招？人們也褒貶不一。我也不敢下結論。習近平不怎麼樣，可他的對手更不怎麼樣。

這一段局勢不是很明朗，如果拉到更長一段時間來看，5年以上，可以看出，這個危機不可能拖那麼長。對現在普遍不滿的中年人，現在的危機給不了他們希望。如果5年之內，能夠把中國的路子劃得比較清晰一些的話，整個變革的速度會大為加快——當然那個時候風險也會變得很大。各種可能性都有。

現在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要清理很多東西，不是光左呀右呀這麼簡單。要考慮得更深層更具體。今後兩三年，關於未來設計，可能成為非常關鍵的問題；當然上層的權力之爭，也很關鍵。這兩者有很重要的關係。有能力、有抱負的政治家，只有在看到有一定可行性、有一定勝算機會的時候，才會出來。而現在，這樣的路子，還沒有人拿出來。整黨的方案，都是官樣文章。“假設反腐是習的突破口”——這個“假設”是不對的。這麼多的“腐”，去動不是自殺嘛。當然問題是大家都能看得見的，大家都不滿。我覺得，他從直覺上看，不會把反腐作為中心。

王軍濤：如果光搞頂層設計，不反腐，就會到處都是王立軍，不止往美國領館跑，還到處地震爆炸。不反腐，搞什麼頂層設計，到底下全都變形了。就算捋個思路出來，誰去做？這麼大的國家，機器爛成這樣了。

鄭國巍：同意你的說法，沒法想象：這麼大系統爛成這樣怎麼不垮；但是也沒法想象，這麼大的國家如果垮了怎麼辦？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一個城市幾天的垃圾運不出去，就是災難。現在就卡在這裡！這是兩個平行的邏輯。

何頻：蘇聯垮台時，莫斯科的垃圾怎麼處理的？

鄭國巍：這你可別說，中國社會與倒台時的蘇聯，應該做些對比研究。蘇聯垮台的時候，社會和心理與中國很不一樣：他們開放得不夠，人很單純，沒有像中國這樣分成兩層公民。我們城市裡這一類工作，都是靠外鄉人來做，（王軍濤：美國也一樣啊，你看紐約的這些工作，都是……）農民工是可以走人的，聽說廣州的垃圾工人春節罷工，市裡面只好組織幹部來清垃圾。這是個要害問題，習近平從哪裡找到一批人，給他幹活？

習近平從哪裡找到一批人，給他幹活？

推動中國變革的力量在哪裡？

馮勝平：問題是習近平要幹什麼活？如果他仍舊遵循運動治國的思路，以既得利益集團為目標，對他們搞清算，煽動一幫人“打土豪”，那他無疑會失敗。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早已成為中共的重要權力基礎。如果習近平換一個思路，以憲政為目標，就有可能給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同時也給共產黨找到一條退路。

如果不搞反腐、整黨、照鏡子、陽光法案這些折騰的事，而是走憲政的路，既得利益集團就會變成一種“正能量”。在今天的中國，這個集團擁有一切，唯獨不擁有未來。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會被“雙規”、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無疑會被暴民清算。前有暴君，後有暴民，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習近平高調整黨肅貪，搞得官不聊生。胡平寫文章，提出現在就要開始記賬，準備日後清算。所以對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憲政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搞憲政，他們會比誰都積極。還是我以前舉過的四百年前英國的例子，貴族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光榮革命，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與人身的安全。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在這個坎兒上，極度缺乏安全感，自我利益決定了他們是憲政改革的最大動力。

總而言之，不能搞“延安整風”之類的運動，對既得利益集團實行清算——別說魚死網破造成多大破壞，就是搞贏了又怎麼樣？毛澤東不就搞贏了嗎？結果是更大的災難！

憲政就是兩個基礎：“82憲法”和“07物權法”，前者保護人權，後者保護產權。貫徹執行這兩個法，就有可能走向未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鄭國巍：你是從概念到概念。現實的問題就是沒有這個力量。

馮：我說的就是力量問題。力量在哪裡？就在手邊。既得利益集團是很大的力量。搞憲政、搞政改，他們是動力；搞革命、搞清算，他們是阻力。好友朱嘉明在《中國改革的歧路》中說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希望想辦法把這個集團給滅了。怎麼滅？早就到了滅不了的地步了！

王軍濤：既得利益集團，是個虛假概念。企業家，有房地產的，搞IT的，他們就很不一樣。

馮勝平：但是他們都希望憲政。

鄭國巍：現在還會有誰希望革命嗎？

王軍濤：革命不是誰希望就能爆發的，都是話趕話，矛盾在互動中越來越激化。

鄭國巍：徹底的官僚化之後，派去一個人，什麼都不敢動……

馮勝平：中南海說什麼，做什麼，我們管不了。但我們說什麼他們也管不了，這就是海外獨立知識分子的優勢。我們替代不了他們，他們也代替不了我們。像王滬寧，那麽聰明的人，肯定對中國的未來有很多想法，懂得很多道理，但是就算清楚我們今天講的這些道理，他也不能講！華爾街有華爾街的法則，中南海有中南海的規矩。作為化外之民，我們能夠看到他們看不到的角度，講他們不能講的話。我們不需要保持“政治正確”，也沒有飯碗可丟。

鄭國巍：選官用官，是最基本的問題。搞革命還是搞改革，都得有一批隊伍。辛亥革命為什麼比較順，就是因為各省諮議局，湧現出來了一批人。現在中國就沒有這麼樣的一批角色。現在的局面是，你中央說什麼，這些地方官也跟著你說什麼，但就是不真幹。中央拿他們沒轍。（《調查》第1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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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寶屹立50年不倒，有他的秘訣

《新史記》特約記者皮智敏

一張偽造的《世代》雜誌封面，折射出太多圍繞著吳仁寶與華西模式的不實甚至虛假的光環。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最出名的“農民”是陳永貴，那麽，鄧小平時代最出名的“農民”，就是吳仁寶。

但是這個典型，其實也是在毛澤東時代孕育和成長的。

在官方媒體中，吳仁寶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當代農村幹部的傑出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探索者、開拓者和卓越的帶頭人”。然而爭議卻從未停止過。

吳仁寶是優秀黨員，還是暴君？是政治上的變色龍，還是探索者？華西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共同富裕？還是烏托邦，掛羊頭賣狗肉？華西模式是個騙局嗎？能否持續？……這一切都有爭論。焦點集中在：吳仁寶究竟是將華西村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是他獨裁下的“獨立王國”？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吳仁寶幾乎都是典型：從幹互助組、人民公社，到辦鄉鎮企業，直到成為“中國最有名的農民”，進北京城、進大會堂，同領袖握手、與領袖交談，從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直到今天，他是“代代紅”，是“不倒翁”，更在共和國歷史上成為一個時代的典型：吳仁寶退休前，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吳仁寶當即組織創作出三個劇本，歌頌“三個代表”。

華聲在線發表《“天下第一村”的傳奇還能持續多久》的文章，揭示“多面吳仁寶”，指出：吳仁寶治下的華西村一直飽受爭議。他被認為是這個“獨立王國”的“國君”。自 1961年建村以來，這個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連吃飽飯都困難的村莊，蛻變為2010年銷售收入512億元、人均純收入8.5萬元的超級企業集團，村民都變身為股份持有者。吳仁寶是這一切的締造者，他本人，也在汗牛充棟的報道中扮演著各種角色，與華西村一起，成為普通人口中的傳奇。正是因為這些標籤背後的故事，吳仁寶才在越來越多的揭秘後更似一個近乎破滅的神話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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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有名的農民”吳仁寶。

學者指出，吳仁寶之所以能在華西屹立50年不倒，關鍵在於“兩頭保持一致”：對底下，一定滿足他們（的需求），不斷地滿足他們，總是比外面超前；對上面，他有著高度的政治敏感，永遠跟得緊緊，走在時代前列。

搜狐推出的特稿，名為《吳仁寶：最會把握政治脈搏的村支書》，可謂一針見血。編輯在網面中還插入類似《華西村吳仁寶真實內幕》等網帖鏈接，並翻出早年專題《華西村模式不是新農村建設出路所在》，這家門戶更想說的是《吳仁寶的中國夢是孤本》、《“強人治村”模式不可複製》。

臉譜在《中國第一代農村改革者謝幕》中說：吳仁寶的逝世宣告著華西村將告別吳仁寶時代，進入吳協恩時代。……在幾位倒下的“前輩”面前，人們更關心的是華西村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失去靈魂人物吳仁寶之後最終將夢歸何處？

就如一隻密封的罐子，外人只能看到表面的華麗包裝，而罐子裡面的真實世界是怎麼樣的罕有知曉。因為這份好奇，有人試圖揭開這隻密罐，它果然沒有讓外界“失望”。2011年，某雜誌一篇《雙面華西村》的報道詳盡講述了華西村內部存在的種種矛盾：烏托邦理想與貧富差距的現實、大土和大洋的畸形產業、天下大同的形象與家族控制的真實面孔……

溫鐵軍發表了《吳仁寶是華西村的探索鼓舞改革者》說，他的課題組把華西村的經驗歸納成“一二三四”。其中“四”是打了四張彩色的牌——四個基本特徵：

【一是打紅色的社會主義牌，獲取長期穩定的政治保護和因此不可能被減少的經濟資源；二是打白色的資本擴張牌，成為天下第一社區資本總量村；三是打灰色的村莊黨委公司化的治理方式牌，取代城市政府治理，以及私營經濟開發區等多樣化牌弱化產業資本擴張中的各種張力；四是打綠色的生態旅遊牌，保持多元文化及多樣化經濟結構（包括糧食農業維持村民生計），實現可持續發展。】

其中，“打紅色的社會主義牌”最為重要，一語道破其成功秘訣。對吳仁寶個人，溫鐵軍的評價是：“我與吳老有幾十年的交往。他是一個具有中國農民典型特點的人，外圓內方，實事求是，他最擅長的就是用農民的思考和表達，把旁人看來對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都理順了，並以此為指導在實踐中贏得成功。”

溫鐵軍稱：“華西村不僅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探索，也是一次對集體主義優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詮釋。”但他又不無矛盾地承認：“對華西模式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也許華西村的成功在一定意義上有其不可複製性。”

《南都週刊》評論說，華西村是個怪胎。它看似堅持“公有制”，沒有被瓜分，實則是整個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縮影，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特權利益集團是吳氏家族。

聖勞倫斯大學(St. Lawrence University)的侯小碩在2月出版了《中國的社區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和集體主義》(Community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Collectivism)，這本168頁的新書發現了大量模棱兩可的概念。為了寫作這本書，侯小碩走訪了富裕的華西村、堅持毛澤東主義的南街村，以及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附近的上院村。侯小碩認為，這些村子實踐著她所說的“社區資本主義”。

侯小碩在回答《華爾街日報》的提問“社區資本主義是什麼？”時，指出：“它是另一種形式的典型資本主義，與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不同。社區資本主義可能聽起來很矛盾。但是我認為，它可能避免公有制的悲劇，即所有人擁有的資產沒人珍惜，所以人人享有的資產相當於誰的資產都不是。我認為社區資本主義可行，是因為社區內的成員得到了照顧，他們成為這些集體所有企業的股東，就像是華西村那樣。”

他還說，“這其中存在高壓政治。它完全不是民主制度。許多決定不會諮詢村民的意見。但是人們共同分享經濟利益。這種做法通過一種激勵機制而制度化。這種激勵機制結合了集體與個人利益，並且使脫離集體代價巨大。村民離開社區的代價非常高昂——就像是他們與集體結了婚，你要分手，就需要支付分手費。”

華聲在線的文章指出，嚴格說來，華西並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有嚴苛的村規民約；它與純市場經濟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無法抽回，如果離開，一切浮華轉瞬成空。因此，華西村注定是一個無法複製的成功。（《新史記》第1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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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出入境条例外籍人士入境更难

从今年9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将正式生效启用。新条例将现有的签证类别从8个增至12个，在申请、延长、换发签证的手续上也有所改变。原本可以比较容易拿到中国签证的欧洲商务人士，现在就已经感到手续的繁琐和其他麻烦。

对于德国、法国等欧盟公民来说，目前香港是其进入中国大陆一个比较方便的中转站，因为欧盟公民无需签证可以在香港逗留90天，到了香港之后也可以简单办理过境手续再前往在中国大陆的目的地。截至目前，欧盟公民、特别是商务人士，可以通过经由香港进入中国大陆的方式，获得6个月甚至1年整的中国居留许可。

不过，随着今年9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生效启用，外籍人士想走香港这一签证"捷径"恐怕会变得更为困难。

新条例新在何处？

根据中国网、腾讯新闻等媒体援引中国政府网上公布的新条例，今后外籍人士申请中国签证的类别由现有的8个增至12个，这有可能增加签证申请的批办时间。此外引入人体生物识别签证制度，也就是采集存储出入境人员的指纹、面相等生物信息，出入境管理机构将甄别核对签证持有者的身份。此类操作在美、英和其他欧洲几国都已经在实践。同时，新条例强调了邀请函制度和签证面谈制度等对于签证审核把关的重要性。条例对外国人入境后签证延期、换发、补发等也作了明确规范。

欧盟公民到香港免签，可逗留90天

新条例虽然还没有启用，对于规范的具体细节也还没有明确地公布。不过已有一些在香港的德国商务人士反映，以前简单迅速的所谓"加急签证"已经取消，现在等待签证签发的时间更长，签证有效期更短。德国《焦点》杂志（Focus）在线版8月5日报道说，一位计划前往上海参加展会的德国商人反映说，原计划在中国逗留10天，按照以往的签证手续，经香港再转到上海至多一天，现在他在香港等了6天签证，10天的中国商务行最终只剩下3天，耽误了一些原计划安排的行程。同一篇报道中还援引另一位德国机械制造技工说，他被派到德国某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分厂工作，原本签证应该半年有效，结果突然被告知，签证有效期60天。这位技工说，不知道中国对外国人的出入境管理进行了修改，也从办理签证的机构得知，进入中国的商务签证目前比较麻烦。

德国黑森州商会向德国之声中文网介绍说，他们由于与中国有长期的合作项目，经常派德方人员前往中国。由于得知签证规定将有些改变，又不了解具体细节，所以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没有按照以往的做法在中国当地申请延长签证有效期，而是先回到德国，在德国重新办理签证手续，再返回中国。这样的结果是在时间和费用上都增加不少。

审批更严格等待时间或更长

常设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认为，中国将启用的新的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法律规定变动突然的例子，而直接后果就是给外国在华人士带来不便。德国商会驻上海分会负责人克里斯多夫·安格鲍尔（Christoph Angerbauer）向德广联（ARD）证实说，今后的中国签证签发审批会更严格，手续时间也许会更长，3个月的短期商务签证可能不能再像目前这样，直接在中国本地申请延签。

不过欧盟对于中国新的签证规定的不满也许不会特别"高调"提出，毕竟比起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公民申请中国签证来，中国公民要到这些国家的签证手续更复杂，要提交的材料更多，等待的时间更长。

作者：ARD/谢菲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中文网

李建军爆内幕指宋林背后有贺国强温家宝夫人和吴仪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

最早在大陆以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购买山西煤矿涉及贪渎的山西记者李建军，5日带同两份准备好的材料分别到香港廉政公署和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指控在香港上市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贪污。他在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时，更爆出惊人内幕，指“宋林背后，有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前总理温家宝夫人，还有前副总理吴仪”。他同时指出，贺国强曾两次将举报宋林的材料压下来。

但在访问之中，对有关温家宝夫人以及吴仪在宋林一案的涉案程度，李建军并没有加以详细的说明，只说现在他的目标是宋林一个人，“其他人还不是时候”。

宋林被指涉贪，先有李建军实名举报，之后又有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他们指华润电力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收购一家不久前才被估值为50亿元的山西煤矿，而且部分采矿权已经逾时作废。中纪委和国资委后来对宋林立案调查，但华润内部致给员工的一份声明，却声称针对华润的举报是一起由幕后人指使、通过重金收买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的抹黑行动，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华润电力收购山西金业煤矿资源的交易取消，以实现幕后指使人的经济利益诉求。

李建军接受访问时说，早于2010年，中国审计署已收到报告，指华润进入山西煤矿市场“有黑幕”。至去年初一个神秘人举报，才真正动摇了这个背景深厚的华润董事长。

李形容这个神秘举报人“是一个极高级别、极高级别的人”，直接举报到温家宝那里。他说，温家宝以及时任中纪委的两位副书记何勇和马馼下令审计署对宋林一事彻查，在中央直接批示下，审计署3个月就完成调查报告，提出收购的多项疑点，末段更建议“监察部深入调查”。

李指，当时宋林已通过某渠道得悉有事，“他（宋林）当时也急了，马上叫人去把报告‘偷’回来，又做大量公关工作，要求审计署人员手下留情”。但由于是高层指示，审计署不敢隐瞒，将报告交予中央。

李建军说，这时宋林的靠山、时任中纪委书记的贺国强终出手，“他两次把报告压下来！”李举起两根手指说。但神秘的举报人仍不死心，在去年9月时放料予传媒，“当时举报人，已明白此路不通，便把资料透过邮件发给我，我看完也不敢发，因涉及央企高层，我也无从证实”。但后来在李建军要求下，举报人派小职员与他会面，核实资料；李亦在“华润内部朋友”帮忙下，证实了所获得的资料非虚，便于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前，在微博引爆。

虽然当时在社会上未能造成大回响，但李建军说，消息已令中共政治局波涛暗涌。李引述消息指，在十八大人事任命会议上，贺国强提名宋林做中央委员，遭马馼和何勇坚决反对，贺国强于是退一步提名宋林进入中纪委，也遭到何、马二人联手反对。最后，宋林在去年十八大未能如愿成为中央委员。

李建军5日上午于香港高等法院旁听华润小股东对华润集团提出的诉讼之后，下午带同文件到廉署举报。逗留两小时后，投诉获受理，李便再到警察商罪科提交资料，“要是宋林被香港警方通缉，全球多个国家也会通缉他，我要他跑不了”。李说︰“是次我只举报宋林一个人，其他涉案的人还不是时候。”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国际关注中资掌控科伦坡集装箱码头

作者尼古拉

根据法新社发自科伦坡的消息，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8月5号周一为由中国出资、造价高达五亿美元（即三亿七千六百四十万欧元）的科伦坡南国际集装箱码头的正式启用进行了剪彩。电视媒体现场直播了斯里兰卡总统在剪彩仪式中，象征性地把第一个集装箱送上一艘货轮（M.V.CMA CGM Pegasus）的画面。就此，国际舆论不仅都注意到了这一报道，而且还纷纷对此展开分析和评论。有报道指出，这一让中国耗资五亿美元的集装箱码头也是斯里兰卡迄今为止，最大的外资项目。

法新社指出，由中国资本建造和控股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南国际集装箱码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历史上，这里就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如今，则正处于东西方商路的中途。据介绍，科伦坡港位于印度洋航道，途经这里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和欧洲的运输量占全球海上航运的一半。科伦坡南国际集装箱码头的启用，将使中国获得重要的海上运输中转站，并为海上补给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运输效率。就此，有香港学者指出，未来这一码头还可成为避开海盗的重要一站。对于想要避开海盗前往亚丁湾的船只来说，科伦坡港的战略位置无疑将使得科伦坡成为国际航运经停的重要一站。

东方早报 8月5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和斯里兰卡近年来深化和扩大了双边合作。今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访华期间曾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签署联合公报，中斯两国宣布把双方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承诺会继续推动对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港口、航空、能源和高速公路等方面。中国将在斯里兰卡南海岸开发公路、飞机场和另一个港口汉班托塔(Hambantota)。

据介绍，负责科伦坡南国际集装箱码头建设项目的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高达85%。如今，这一可停靠处理世界上最大的、运载18000个标准集装箱的超级货柜轮码头，其设施配备可与属于全球航运枢纽的新加坡和迪拜相提并论。到2020年，这一集装箱码头的吞吐量将有望达到一千万个集装箱。照此推算，届时的收益或将高达十亿美元。

根据中国招商局公司方面的介绍，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CICT)是一家由香港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斯里兰卡公司（Aitke Spence），以及斯里兰卡公营机构-斯里兰卡港务局（SLPA）组成的合资公司。按照合约，这一首期工程必须在2014年中旬完成并投入使用的集装箱码头将在35年合同期满后，交还给斯里兰卡政府。

周一，在码头启动剪彩之际，许多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到，印度早在科伦坡南国际集装箱码头建设之初，就已开始分析推测中国这一举动的战略目的。新德里认为，北京企图通过援建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来增加在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印度把中国在今年年初接手巴基斯坦西部瓜达尔港的运营权，以及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下，斯里兰卡在南部修建汉班托塔深水港等，都视为属于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日本广岛受原子弹轰炸68年纪念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祈祷2013年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作者法广

今天8月6日是日本广岛受原子弹轰炸68年纪念日。法新社从广岛报道，今天早上当地有几万人参加纪念活动，其中有幸存者，受难者家属，政府官员和外国代表团。安倍首相说：“我们日本人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世界的无核化”。

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5分，美军飞机在日本西部城市广岛上空投掷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原子弹作为战争武器，14万广岛人死亡。8月9日，美军又在日本西南部城市长崎市上空投下另一颗原子弹，造成7万人丧生，也促使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宣布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纪念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他在向受难者致哀的同时，控诉“原子弹是终极非人道武器，是‘绝对的恶’”，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国际废除核武器合作，尽一切努力实现一个和平世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纪念仪式并发表了讲话。安倍说，“我们日本人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世界的无核化”，他提到有关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认定延迟的问题，表示“将会尽最大努力，早日认定”。

据报道，截止到纪念日当天，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接近79岁。遗属代表和松井市长将这一年中死亡的5859名受害者的名单收录进了原子弹死难者慰灵碑。

巧合的是，就在广岛举行纪念原子弹爆炸祈愿和平纪念仪式时，被称为是日本战后最大的军事装备---日本最新型的直升机航母首舰的下水命名仪式也在今天举行。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新西蘭官員進駐恆天然以保信息公開

新西蘭政府批評恆天然污染事件嚴重損害新西蘭形像

新西蘭當局星期二（8月6日）派政府官員進駐該國乳業巨頭恆天然，以確保肉毒桿菌污染事件信息公開。

新西蘭經濟發展部長喬伊斯表示，新西蘭政府官員已經進駐恆天然在新西蘭以及澳大利亞的辦公地點。

他表示，此舉旨在保證恆天然就肉毒桿菌污染事件提供確切的信息。

新西蘭政府的做法意味著政府將在此次肉毒桿菌污染危機中扮演主導角色，喬伊斯表示恆天然對此並不反對。

他承認政府對非國企採取此類行動很不尋常，但新西蘭政府有責任保護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對新西蘭乳業的信心。

乳製品是新西蘭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佔新西蘭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

召回

喬伊斯星期二說，目前恆天然所生產的可能遭到肉毒桿菌的濃縮乳清蛋白粉產品中90%都已經被找到，新西蘭初級產業部正在使用恆天然的產品追蹤記錄尋找餘下的產品，希望能在星期三下午之間完成這一任務。

肉毒桿菌污染事件曝光數日後，在新西蘭和中國有越來越多的產品被召回。

中國娃哈哈、可口可樂以及多美滋均宣佈召回使用了可能遭肉毒桿菌污染的產品。

美國雅培有兩個批次奶粉則因使用了恆天然的生產線進行包裝也在中國宣佈召回。

與此同時，新西蘭和中國均發佈消費者警示，稱不能排除達能集團紐迪希亞公司生產的「可瑞康1段嬰兒配方奶粉」和「可瑞康2段延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可能受到肉毒桿菌污染的可能性，建議不要給嬰兒餵食。

紐迪希亞在新西蘭已經宣佈全線召回這兩個產品，但該公司中國分公司則對BBC中文網記者表示有關產品並不含遭肉毒桿菌污染的蛋白粉，因此目前沒有召回行動。

（編譯/責編：伊人）

BBC中文網

放棄大學改讀中職不失為明智選擇

劉健中國網友

平心而論，絕非歧視，「三本」對於眾多家庭而言如同「雞肋」。筆者親見許多「三本」錄取生頂著烈日、四處求人蓋章，以申請杯水車薪的助學金。和最近的一則「大學生辦助學貸款蓋26個公章，稱不如打工掙學費」的新聞背景極為相似。每年萬餘元的學費和「文憑歧視」現狀，加重了「投入產出比」嚴重失衡，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如今，一些學生汲取學長們的經驗教訓，選擇更節約時間經濟成本且有助於就業的職業院校，不失為明智選擇。

隨著高等學府不斷擴容擴招，「百萬大軍擠獨木橋」已經變成寬進松出的「學歷批發市場」。目睹每年數百萬大學生湧入各大就業招聘現場、乃至擠垮電梯的景象後，便不難理解社會上對「最難就業季」的焦慮，為此人社部與教育部最近還打了場「口水仗」。與此同時，本應走在就業前沿的職業教育，仍舊是不受待見的「冷餑餑」。大學擴招的浮躁，加劇著「就業率造假」和「畢業即失業」的現實衝突。而耗費四年青春、又不得不「與農民工搶飯碗」的現實窘境，讓「讀書無用論」頗有市場。這絕對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

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而就業則如同一枚「試金石」，直接檢驗著教育成果的好壞。面對有逐年遞增趨勢的「棄考」大軍，面對週期率般的企業「招工難」現狀，面對有關人才的「錢學森之問」，就業路徑的自檢和教育理念的自贖，再也不能分道揚鑣。

在教育與就業問題上，我們理應向德國看齊。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德國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比例大約是20%，而80%的高中學生則選擇接受各類職業教育。僅這一項數據就足以說明，德國工業的地位有賴於教育的價值選擇，其中也包括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價值認同感。應該說，「棄本回爐」讀中職正釋放一種信號——且不論「下位回爐」的科學性和職業選擇的理性態度如何——職業教育深入人心並逐漸引起重視的「裂變」效應值得期待。

回顧我國的職業教育，從歷年政府工作報告可見，近十年尤其在「十一五」期間，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斷加大並漸成體系。歸根結底，是工業現代化的「人才焦渴」愈加凸顯，而職業教育的「人才速成」優勢也越發誘人。教育部《2010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情況》顯示，職業教育畢業生96%的就業率明顯優於高等院校（含掛靠人才中心待業），而70%左右的專業對口率則更勝一籌。可以斷言，一套良好的職業教育體系，是人力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的重要前提。既避免畢業生擇業上的「飢不擇食」和「相互傾軋（高學歷與低學歷競爭的人才『下流』現狀）」，也有利於減緩尖端領域的人才稀缺症狀。

政府以及各類職業院校，應該從畢業生「棄本回爐」讀中職中看到機遇和動力：職業教育越來越成為學子們的「就業夢工廠」，而被更多人理性地選取；同時，職業教育也將成為中國教育的中流砥柱並備受關注。當然，這種值得期待的潛能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去激活，也有賴於就業指導部門和教育機構的聯袂合作。

有更多的期待，也意味著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針對我國職業教育水平和體系化建設，明顯落後於德國等發達國家的現實，唯有在繼續擴大職業教育影響力的同時，積極借鑒先進經驗及模式，循序漸進地完善政府扶持、市場導向、校企對接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使職業教育成為聚集科技人才、壯大工人隊伍、實現工業強國的核心。方為長久之計。

BBC中文網

从曾成杰被杀看中共匪性难除

刘青

身家数十亿的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中共秘密处决后家属才辗转得知消息，曾成杰的女儿曾珊在网上喊冤时说，曾成杰上午被杀家属没有获得官方通知。对于网络上掀起的强烈关注和激烈讨论，中共长沙中级法院官方声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必须和亲人见面。但是网友有人立即指出，中共刑诉法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死刑犯有权会见亲属及亲属有权要求会见，在网友的愤怒声讨中该法院不到半小时即删除了官文。其实长沙中院不会不知道死刑犯基本权利，但是对于杀人掠财的湖南官方来说，所要的不过是如何忽悠蒙骗一下舆论，这种心态难免不自作聪明却出乖露丑。

曾成杰被杀案违法冤屈之处远不止这些，他是在当地官府支持鼓励下集资扩大营运的，但是官府头目调换并下令参与集资的官吏退出后，却以私自集资罪将曾成杰抓捕关押并进而杀害。曾成杰被关押三个月后当地法院尚未立案，但是当地官府已经将曾成杰的三馆公司资产拍卖。曾成杰包括在遗书等处一再表示，他的三馆公司是是优良资产，有能力双倍偿还融资债务。可是当地官府共根本不容曾成杰偿还融资款，将远高于融资款的价值数十亿元的三馆公司，仨瓜俩枣的拍卖给当地官府本身，从而使融资的民营企业家和投入血汗钱的普通百姓，无法偿还和收回本息而双双血本无归。

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得知曾成杰被杀后，发表紧急声明一针见血指出这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其实只要看一看曾成杰被杀的诸多现象，便可以知道曾成杰之所以死于非命就是他钱太多了，数十亿的身家被视为养肥了可以宰的肥猪了。所以根本不顾官府怂恿集资的事实、以及曾成杰没有诈骗动机和按时给付本息等，而是抓人之后迫不及待抢劫他的资财。中共官吏抢劫富人资财最有名的算薄熙来，从掌权辽宁抢劫当时的大陆首富仰融，到掌权重庆以打黑为名抢劫大量亿万富翁。而这些富翁中除了仰融李俊等几个富翁，深知这等抢劫还会危及性命而出逃外，许多富翁不仅被洗劫一空还被杀人灭口，少数侥幸没有被杀的也难逃牢狱之灾。而以打黑为名抢劫多达万亿以上钱财，只有不足十亿元上缴中共的财政部门，可见中共官吏在这类抢劫杀人中，填满他们贪婪的血盆巨口的动力有多大。

但是薄熙来并非中共中绝无仅有的杀人掠财者，甚至很可能也不是利用抢掠所获最多的。曾成杰以及众多的公开的未公开的被抢掠者，在网络上在社会流传中早已是铺天盖地。而中共杀人掠财则是与生俱来源远流长，国民党当初之所以清党捉拿中共成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唆使农民抢掠富人，搞得国民政府的地方鸡飞狗跳人人自危。遭国民党清党后的中共四处暴乱，更是高喊打土豪分田地公然抢劫杀人掠财，现在仍有中共当年指导部属如何绑架勒赎的手册为证。为中共说好话的美国记者斯诺也看出了其中蹊跷，当面问毛泽东数百万人的共军基地，是何如做到供给数十万士兵的军队的。中共借抗日国难之机膨大并打败国民党后，更是杀光抢尽大陆富有甚至略有资产的人，而今又盯紧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人，可见九十多年来中共的匪性始终如一。

不过变化也有而唯一的变化就是：从前抢劫杀人所得为匪帮团伙所有，也就是中共权势集团所共有，现在抢劫杀人所得归匪徒私人所有，也就是有权势的匪徒谁抢到归谁。例如薄熙来团伙在重庆的杀人掠财，上缴中共财政的不过是九牛之一毛，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进了永难说清的官吏私囊。欲壑难填的中共官吏目前的聚敛手段，除了瓜分公有资产和利用权势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外，对新富起来的富翁尤其是亿万富翁，花样翻新的杀人抢掠已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过匪性难除的中共走到今天这一步，相互倾轧和权势团伙间公开火拼厮杀也就不远了，那必然有助于大陆民众铲除中共这个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治匪帮。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评《环球时报》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评（上）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胡平

8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言词含混，态度暧昧的社评，题目是“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潮”。

一方面，社评承认，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自由主义向中国社会的草根渗透已经成为可能，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中国拒绝自由主义已无可能。

另一方面，这篇社评又宣称，自由主义在其蔓延最广的中产阶层那里更多的只是生活观念和社会改革愿望，他们对政治上改天换地的鼓吹怀有警惕，只有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才主张把它变成一种政治选择，而他们的这种主张由于不接地气，因此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被改造。

社评最后发出警告：“我们切不可以为发展已经够了，今后需要动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余下的问题。那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空转的路上，我们将在所谓‘世界大潮’中随波逐流。”

《环球时报》社评竭力把自由主义非政治化。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说。道理很简单，既然自由主义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个人自由，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政府；其他方面对个人自由也可能造成威胁，例如强势的舆论和传统的习俗，但是它们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力度远远不能和政府相比。

自由主义并不否定政府的存在，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深知，如果没有政府，就无法防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与相互伤害。人们成立政府，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这个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由于它垄断了合法的暴力，反过来又可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自由主义主张，在政府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即个人的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严复把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的名著《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就点出了自由主义的精髓。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政府可以管应该管必须管；在界线的那一边，政府不必管不应该管不可以管。

美国政治学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说得好：这并不是一条在历史上永久的或不能变更的界线。重要的不是在何处划分这一界线，而是划分界线本身，而且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得忽视或者遗忘这一点。

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里反复论证从而指出，言论自由应该是底线。无论你把政府权力的领域划多大，也无论你把个人自由的领域划多小，你总不能把言论划出个人自由之外而划到政府权力之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政府不得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在言论这一领域，政府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管不可以管的。

《环球时报》社评说，自由主义的兴起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不仅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我以为这话正好说反了。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原因。此其一。

其次，《环球时报》社评还说，改革开放孕育并兼容了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也必将在中国被改造，甚至从长远看它未必就永远是“思想舶来品”，它将逐渐获得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色。我以为这话也说的不对。因为这话的言外之意是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还是“思想舶来品”，还缺少“土生土长”的中国性。

以上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准备在下一讲再谈谈我的看法。

（未完待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英媒：華潤分公司遭指控竊盜

（中央社台北6日電）中國大陸華潤集團一個分公司盛世公司被指控盜竊和非法資產轉讓，中共紀檢部門已進行調查。不過，華潤集團拒絕對此做出任何評論。

金融時報中文網今天報導，上述消息是在香港法庭昨天審理6名香港小股東提告華潤電力董事一案透露出來。這些小股東指公司在2010年以過高價格收購華北的幾個煤礦。

報導說，盛世有限公司（BLOOM WORLD）2006年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盛世與英國地產商達比的公司成立合資公司，計劃在大陸海南島開發豪華度假地。

華潤公司以土地入股合資公司，而達比的公司利用英國投資者的資金提供初始投資人民幣1.25億元的大部分，擁有合資公司97%的股份，達比擔任董事長。

報導說，英國投資者錯過了一次付款後，海南度假地建設中斷。2009年盛世公司在中國申請仲裁。

在司法程序完成前，盛世公司兩名管理人員於2011年3月被指盜走公司印章，把合資公司的土地轉給華潤公司另一個分公司。儘管海南房地產價格飆漲，但轉讓土地價格只有2006年最初估價的1/7。

達比公司在法庭訴訟中做出上述指控，並向警方報案。達比2012年在海南省開始法律訴訟，但盛世公司拒絕回應。接受土地轉讓的另一個華潤分公司對法庭說，他們對有關案件毫不知情，拒絕作任何回應。

報導說，法庭似乎接受華潤分公司說法，達比對警方和共產黨官員的投訴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達比認為，自己遭到人身威脅，更擔心他妻子兒女的安全。

報導說，達比與盛世、華潤集團歷時2年的司法糾紛沒有任何結果。今年當另外一位債主因欠款提告達比的公司時，海南法官判決禁止達比離境。

達比已把這場訴訟提請英國政府官員注意，他目前得到在大陸的英國領事的支持和建議。102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