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進入和平促統階段

博鰲論壇顯示，在經濟加強合作中，北京將目前定為兩岸關係收穫期，由和平反獨進入和平促統階段。美外交大老布熱津斯基撰文推銷「棄台論」，等於為兩岸和平促統的思路拉開序幕。


二零零八年，台灣的馬英九蕭萬長剛剛當選，當時兩岸都殷望能有所突破，於是蕭在就職前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前往海南島出席博鰲論壇，並與胡錦濤會面，奠定了過去四年兩岸互動的基礎。那一次的兩岸接觸因為雙方都有期望，氣氛相當熱烈。

而今四年匆匆過去，馬英九吳敦義當選，吳敦義在就職前也到博鰲出席論壇，並與預定在十月份「十八大」接任北京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會晤。這次的李吳會在氣氛上和四年前的胡蕭會完全不同，吳敦義奉馬英九之命，丟出了「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為先」這新十六字箴言，李克強並未正面回應。這次博鰲論壇的正式會議手冊上也刪除了吳敦義的資歷介紹。更值得注意的是，吳敦義在與李克強會談時提出台灣希望擴大國際空間，但李克強表示「雙方平等協商應可找到辦法」，強調中華民族經濟的互補及共同繁榮，主張「讓兩岸關係站上新起點」。

由李吳會可想到三月底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代表馬英九去會晤胡錦濤。吳伯雄奉命傳話，在「一國兩區」上講了很多話，但胡錦濤對「一國兩區」未作任何回應，大陸媒體對「一國兩區」一個字也未登。李吳會與胡吳會共同的特色都在探索，顯示兩岸關係似乎已脫離了四年前的「熱絡期」，而進入了新的「彼此摸底」。今年初，台灣大選後，幾乎所有台灣主流媒體都一致表示「未來的兩岸關係勢必將面臨嚴峻的考驗」，而台灣媒體會作這樣的判斷自有原因。

在過去四年裏，台灣方面始終以「先經後政」為理由，刻意閃避兩岸間政治問題或有政治意含問題的談判，大的如兩岸和平協議、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談判、海峽中線談判，小的如有政治意含的兩岸文化協議等，雖北京一直在放話催促，但台灣方面始終在閃避拖延。而北京方面早已將目前定位成「兩岸關係的收穫期」，由「和平反獨」進入「和平促統」的階段。當兩岸一遇到這種終極問題，國民黨企圖永遠偏安、和平分裂的本質即告出現。這也就是說到了這時北京才真正體會到兩岸其實並無共識，也缺乏互信。

我們早已指出過，從二零零四到二零零五年起，美國智庫界即已感覺到中美關係無法正常發展，關鍵即卡在台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對台軍售，繼續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獨，則美國將永遠得不到中國大陸的信任與合作，於是如何解決台灣問題遂進入了美國外交智庫界的時間表。

從今年一月起，這個問題終於正式爆發。美國外交大老之一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擔任過美國的國安顧問，在美國外交圈桃李滿天下。他即將出版《戰略願景﹕美國及全球權力之危機》新作，該書最重要的一章被登在一及二月號的《外交事務雙月刊》上。在該文裏他明言美國應停止對台軍售，也明白表示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認為台灣應接受這種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布熱津斯基的這篇長文正式為美的「棄台論」拉開了序幕，也等於美國的「和平促統」已正式出現。這對企圖永遠和平分裂的國民黨政府當然是重大危機的開始，甚至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最大危機。

也正因此，最近兩岸表面無事，其實台灣新一波的防禦戰已經開始。最近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台，台灣官方即警告，他如果招商就要法辦；大陸最近推出平潭案，台灣就極力反對，並再度宣示拒簽兩岸文化協議。除了這些防禦攻勢外，包括吳伯雄和吳敦義的大陸行，也都是防禦戰的一部分。

吳伯雄見胡錦濤，他提「一國兩區」就是要用「一國兩區」來轉移「一國兩制」的焦點及壓力。吳敦義會提出新十六字箴言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是要試試北京在兩岸問題上新的水溫和北京下一任總理的態度。但我們可看出，在這個兩岸對國家統一有不同解讀的時刻，雙方只能在經濟合作問題上探索。

二零零八年和二零一二年，國共雙方的領導人兩次在博鰲論壇上會面，也展示兩岸交流已進入新的階段。展望未來，兩岸須進入一個新共識、新互信的新階段。

美國「棄台論」已起，根據「棄台論」的論說架構，台灣是妨礙中美真正正常化的最大阻力，而中美正常化是亞洲甚至全球穩定的最大屏障，易言之，台灣問題已成了妨礙亞洲及世界穩定的因素。這是台灣擔不起的重。

在美國外交教父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都相信這種觀點的時刻，台灣確已到了結束拖延政策的時候，勇敢地去面對中國和平統一的問題。只有面對問題，坦誠互動，始有可能建立互信，而不會在語言遊戲上虛耗，這乃是兩岸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方向。■



亞洲週刊

昂山素姬 政治灰姑娘民主的華麗轉身

昂山素姬的政治灰姑娘角色，演出了民主的華麗轉身。她的玻璃鞋子閃閃發光，吸引千萬民心。


緬甸是這麼遠，那麼近。這個人口六千萬的國家的一場選舉，卻在中國民間掀起了一陣風潮，從微博到網站，都有停不了的報道與聯想。緬甸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成為不斷被提出來的問題。

這也因為緬甸正從專制走向開放與民主。曾經淪為階下囚的昂山素姬，如今登上了國會的殿堂，接受萬民的歡呼，舉世歡騰。這代表了一個勝利的轉型，一個路徑的突破，一個最新的灰姑娘的故事。

對，已經六十七歲的昂山素姬，卻是殘酷政治叢林中的灰姑娘。她不是被深情的王子所追求，而是被熱情的群眾所擁戴。她在厄運中所遺留下來的玻璃鞋子，就是那雙踩著民主道路的鞋子，千迴百轉，尋尋覓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終於引領全國人民走向理想的國度。

而關鍵是博弈的智慧。昂山素姬在軟禁的歲月中，不改其志，也不放棄與軍頭接觸與和解的機會。她知道民間在壓抑中所積累的巨大能量，如細水長流，如那彎彎的河流，看似已經平靜，卻是暗流洶湧，她只是不斷在築起那感情的堤壩，收放自如，在適當的時機，就可以讓民主的洪流迸發，沖走那些專制的束縛。

緬甸的改革路徑，其實在於和風細雨的探索，而不是零和模式的你死我活。昂山素姬自己受苦多年，但她沒有在歷史轉彎的時刻，蛻變為一位復仇女神，要追償政治的血債。恰恰相反，她呼籲支持者向前看，要為大局著想，不要陷入冤冤相報的深淵中，而是要馳騁在希望的草原上，策馬揚鞭，邁向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雙贏局面。

這也為中國的改革道路樹立了好榜樣，不要陷進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格局中，而是要將路線的矛盾與利益的衝突，放進一個新的制度的建設中，用訴諸公意的方式，凝聚民間的力量，達到社會的和諧與國家的統一。

事實上，中國近年都一直期望用一種「協商的民主」，來代替生硬式的多數決。這也許是儒家式的「圓融」，而不是古希臘式的民主。日本政治所重視的「共識」，也源於此圓融之道，要在內部的協商妥協中，將矛盾化解於無形，而不是各走極端，將彼此的裂痕，變成了難以撫平的傷痕。

因而緬甸的民主進程，就不僅是選舉的勝利，而是政治智慧的勝利。昂山素姬的政治灰姑娘角色，演出了民主的華麗轉身。她的玻璃鞋子，雖然丟在政治的曠野已久，但卻依然閃閃發光，吸引了千萬民心。民主不是神話，而是美麗魅力的較量。進入了老年的昂山素姬，卻開啟了青春的理想之門，也釋放了民主盒子的無數精靈，讓千千萬萬的昂山素姬，擁抱緬甸最新的夢境。

緬甸的今天可以，中國的明天也一定可以。中國千千萬萬的昂山素姬就在微博和互聯網上。現代的通訊工具成為中國夢想的載體，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緬甸的民主勝利，也是中國最新的啟示錄。■

邱立本


亞洲週刊

陸學者：台獨黨綱 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共產黨難交流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5日電）中國大陸涉台學者對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共產黨交流表示，民進黨「台獨黨綱」若不作調整，民共交流就很難有大突破；而兩岸交流也是趨勢，若不去適應，在兩岸政策上就沒有話語權。

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這次台灣總統大選對民進黨衝擊很大，讓民進黨意識到若不能對兩岸關係有「正確認識」，是無法執政的；因此，選後民進黨開始表現理性，不像過去那樣敵視、甚至仇視大陸。

王建民指出，民進黨似乎擔心與大陸交流會失去選票；但若不改變作法，又拿不到中間選票。而實際上，台灣藍綠基本盤十分接近，中間理性選民才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而這群選民是贊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王建民說，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存在，對自身是傷害，若不作調整，民共交流就很難有大突破；若能調整，相信大陸方面應會有積極回應，這就要看民進黨的態度。但他看來，民進黨短期內調整國家定位的可能性，似乎不高。

大陸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鄭振清則向中央社記者表示，兩岸交流及開放是趨勢，民進黨若不去適應，在兩岸政策上就沒有話語權，就會被邊緣化，進而影響政治能量。不過，民進黨目前似乎處於「思想爭鳴」過程，等新任黨主席選出才能看出其兩岸政策的變化。

他指出，外界常提到「民共交流」。但是，中共及台灣政黨對「政黨交流」的看法並不一致，像中共就看得很嚴肅，不會把一起喝茶、喝咖啡也當成政黨交流；不過，民進黨能派員參加日前在雲南舉行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仍可視為雙方相互了解、試探的過程。1010405

陸毛澤東學院 驚現鬥私批修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台北5日電）儘管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人大和政協兩會記者會，高聲警惕文化大革命仍有可能再度發生，但大陸左派勢力活動並未停止，「毛澤東學院」最近開班講課，強調「鬥私批修」。

「鬥私批修」是文革語言，由毛澤東於1967年提出。「鬥私」就是要否定私營經濟，否定私人利益；「批修」即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這是文革基本綱領，也成為鬥人整人借口，極左氣味非常濃厚。

據中紅網報導，「毛澤東學院」第一期馬列毛理論系列講座，3月23日在北京舉行開學典禮。「中國毛澤東研究院院長」馬青柯致詞時表示，要牢牢樹立「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鬥私批修、不計名利、追求真理、獻身理想」的院風。

馬青柯說，「毛澤東學院」第一期開學，「要旗幟鮮明的學習、研究、宣傳、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不可「唯我獨左」，忌偏激蠻幹，遇突發事件時「要警惕壞人渾水摸魚」。

會場上大唱「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紅歌，報導說參加典禮的很多人當場「熱淚盈眶」。

「毛澤東學院」屬於「中國毛澤東研究院」，這個研究院下轄毛澤東學院、毛澤東思想研究院、毛澤東文藝研究院3個分院。

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會上指出，中共雖然在1981年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文革錯誤和封建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政治體制改革不成功，文革歷史悲劇就有可能再來。

為什麼溫家寶講話後，左派人士還在鼓吹「鬥私批修」這類文革思想？前「冰點」雜誌主編李大同一語道破：「不從根本上清算毛澤東，中國前進不了」。

李大同對中央社記者指出，極左人士現在強調「鬥私批修」，這是很「可笑」、「荒謬」的，但卻可以理解。

他分析，大陸現在有很多容易引起社會不滿的現實，像官員腐化、正義流失、貧富不均、地區差距等，即使對年輕人也是「機會在擴大，壓迫也在擴大」。面對這些層出不窮的問題，很多人都在找出路，想辦法，懷舊是其中之一，雖然舊的東西中含有極左的內容。

但問題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另外一套東西替代文革那一套」，當局怕權力流失，不拿出民主等新的東西，不搞一丁點政改，對右派總是「下殺手」，對左派反而「沒有怎麼著」，所以「問題在執政黨」，不能怨民間。

李大同指出，其實全部的問題「都在毛澤東那兒」，大陸從思維、文化、語言到體制，全都是毛澤東那一套，所以有人說大陸「人人都是小毛澤東」。

至於上述「決議」，李大同認為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現實，並沒有根本解決毛澤東的問題。而溫家寶警惕文革的講話，也只是為了「滅薄」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只是功利性運用一下。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日前刊出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的講話，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事實上這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因為如此一來，將很難容許多元化聲音，很容易重蹈毛澤東時代搞「一言堂」的覆轍。

「毛澤東研究院」的背景並不明朗，但從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全景是顧問、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是名譽院長等觀察，應具有一定的活動力。

由此，顯示了當前中共政局的複雜和困難。1010405

開放西沙群島旅遊？大陸國家旅遊局否認

（中央社台北5日電）針對近日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國家旅遊局透露將開放一般遊客前往西沙群島旅遊，旅遊局方面表示，並無這方面消息。

為強化南海諸島主權，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任鄧小剛近日接受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訪問時稱，正在規劃西沙群島觀光具體方案，希望今年內能開通西沙旅遊。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多家媒體轉載。

不過，香港明報報導，國家旅遊局綜合司新聞處方面表示，鄧小剛半年前已不再擔任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任。

鄧小剛也就此表示：「我的身分去年就變化了，不再是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任；近期沒接受任何媒體採訪談論西沙旅遊問題；不了解西沙旅遊問題，網上報導純屬捏造、誤傳。」

西沙群島（越南稱黃沙群島）是南海海域四大群島之一，台灣及中國大陸、越南都宣稱擁有主權。1010405

中央官到地方 接待規模看權錢

林琮盛

駱家輝又「惹事」了！但他每次惹事，都不斷顛覆大陸民眾對官員的認知。在大陸，中央級官員到地方出差，對地方政府而言，都是頭等大事。不伺候好，等於跟自己地方的「前（錢）途」過不去。

　大陸中央官員到地方出差辦事，手上常掌握著資源，地方對中央官員接待的態度，也常意味著地方對此事的重視與否：若接待不好，接待規格低，透露著地方不重視此事，地方很可能失去相關的資源。

　此外，中央官員到地方出差，也同時擔負著考核地方官員的監督任務，地方的接待是否恰到好處，牽涉到相關人員的「心情」，進而很可能影響到相關的考核和監督的成績。

　正因為種種複雜的因素，《中央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差旅費管理辦法》落實到實處，便有外界看不到的「潛規則」：中央部門官員到地方出差，最後買單的，未必是中央部門，卻是地方政府。

　當然，不同資源和權力的中央部門，也會被地方給予不同的「大小眼」對待。若該中央部門擁有龐大的資源（如發改委），或擁有更多的監督權力，其享受的接待標準也就越高；反觀少錢、少權的中央級官員，想當然爾，其接待標準也就稍微「抱歉」一點。

　這種現象進而衍生另一種連鎖效應：當中央在大砍「三公消費」時，有可能造成下級政府「三公」支出的增加。

　因為下級政府為了爭取上級政府的財政支持，及其他各種政策和資金補助，勢必會採用「小錢換大錢」的辦法，主動替上級買單。上級也樂得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資源，將自己的「三公消費」帳單，變相地轉移到下級去支付，既得清廉之名，又獲實惠之利。


台灣 中國時報

5億美元打包 黎智英出售台灣壹傳媒？

陳文信／台北報導

台灣新聞界近來頻傳人事更迭，《蘋果日報》社長杜念中日前才以身體不適為由辭職，昨天更傳出震撼消息，指壹傳媒集團總裁黎智英已委託投資銀行開出五億美元價碼，打算出脫在台灣的媒體事業。

　昨天出刊的最新一期《新新聞》周刊報導，有頻道業者傳出黎智英要出脫台灣媒體事業的消息；銀行界人士更透露，黎智英已委託投資銀行找買主，開出來的價碼是五億美元，折合台幣約一百五十億元。

　壹傳媒集團旗下有壹電視、《蘋果日報》、《壹週刊》，交易標的究竟只有壹電視，還是連同平面媒體一起賣？報導指出，交易細節眾說紛紜，但有一說指黎原本只想賣電視，但可能的買家不願只收「賠錢貨」，要求「整包買」。

　了解內情人士透露，黎智英最近多次向好友表示，「看起來，我在台灣的電視實驗是失敗了，恐怕必須要作個處理了…」據指出，黎本意當然是希望只出脫嚴重虧損的壹電視，但在向外界探詢有意的買主時，恐怕對方很難不提出包裹《壹週刊》《蘋果日報》一起交易的要求；「畢竟買賣須有強烈誘因，這是個殘酷的現實。」

　壹傳媒是香港上市公司，黎智英二○○一年挾大筆資金進軍台灣媒體，發行《壹週刊》，將港式「狗仔文化」引進台灣，一度引起台灣媒體界震盪。隔年《壹週刊》轉虧為盈，《蘋果日報》便於二○○三年在台發行。

　二○一○年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陸續核發壹傳媒電視執照，黎智英的媒體事業正式從平面推展到電視，卻尚未取得傳統有線電視頻道。

　《新新聞》報導指出，壹傳媒二○一○年轉盈為虧，且根據去年期中財報，壹電視及多媒體事業虧損逾十九億元。壹電視籌設迄今保守估計至少已投入四十億元，目前還在持續虧損中，成為壹傳媒集團最沉重的負擔。

　壹傳媒這次較明確的止血，除二月份停掉壹電視的財經台之外，就是《壹週刊》、《蘋果日報》從去年開始被要求節縮成本來支應電視台虧損。

　例如，《壹週刊》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已經縮減十頁，來節省每個月一百萬的紙張與印刷費用。另《蘋果日報》從今年三月起，也瘦身紙張。聽說一年下來也可以省下千萬。

　與黎智英熟稔的人士說，黎的體力與精力已大不如前，兒女一時之間又很難接手，加上壹電視的財務壓力，才讓他萌生回香港的念頭。

　媒體圈 震撼彈▲媒體報導黎智英因壹電視持續虧損，以5億美元價碼委託投資銀行找買主，將台灣媒體事業全數出售，包括壹電視、《蘋果日報》、連同《壹週刊》（上圖）一同打包交易。（本報資料照片、方濬哲攝）

　媒體圈 震撼彈▲圖為壹傳媒大樓前「NEXT media」標誌。（本報資料照片、方濬哲攝）

台灣 中國時報

金磚五國正在改寫世界歷史

朱雲漢

二○○七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偉伯（Steven Weber）與另外兩位年輕同事在《國家評論》（The Nation）發表了一篇〈沒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的評論。由於這篇文章的標題十分聳動，馬上引發華府智庫圈熱烈的討論。三位作者雖然並不認為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即將走下歷史舞台，不過他們認為西方國家要未雨綢繆，必須認真思索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之後，全球秩序可能發生什麼樣的改變，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可能被迫做出何種調整。

　他們指出有兩種令人憂慮的可能性值得西方國家深思：第一，非西方國家可能對於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機制的正當性提出挑戰，並要求大幅增加非西方國的發言權，以及推動大規模的多邊體制改革；第二、非西方世界可能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另外建構一套國際交往與合作的規則，從根本處繞過西方國家主導的多邊體制。從上星期金磚五國高峰會所達成的成果看來，他們的兩大擔憂，不再是杞人憂天，而是一語成讖。

　剛剛於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的第四次金磚五國高峰會在三月二十九日閉幕。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的首腦共同發表了《德里宣言》。這份宣言勢必成為一份敲動現存世界秩序的重要歷史文件。這份全文共五十條的宣言明確揭示金磚五國高峰會的宗旨已經有所改變，將從經濟性國際組織提升為政治性國際組織。未來金磚五國將代表新興經濟體與開發中國家針對所有重大全球性議題，形成共同主張與政策方案，並與美國所主導的七大工業國高峰會分庭抗禮。

　去年四月在海南三亞的上一屆「金磚五國高峰會」，其實已經為重新塑造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經濟合作體制與金融秩序揭開了序幕。在前次會議上，金磚五國的領袖公開宣示將攜手所有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更公正、更民主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且他們特別將矛頭指向濫用其全球鑄幣權的美國，而提出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並呼籲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等主張。

　此次的《德里宣言》較之《三亞宣言》內容更廣泛、更具體。去年的《三亞宣言》僅僅原則性的陳述，金磚五國應該在多極化的世界中致力於推動多邊外交。這次《德里宣言》則涉及當前國際社會所關注的所有重大全球議題，從全球氣候變遷、多哈回合貿易談判、歐債危機到推動非洲的發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次五國在宣言中對於如何妥善解決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敘利亞政局、伊朗核危機與阿富汗重建這四個問題，提出了明確的主張，意在牽制美國的片面行動。宣言強調放任伊朗核問題僵局升級成衝突，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也強調敘利亞危機只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

　這份宣言對美國而言如芒刺在背，因為五國領導人已經聯手公開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金磚五國對歐巴馬政府眼前最感棘手的敘利亞與伊朗問題，擺明了唱反調的立場，既反對西方國家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或給反對陣營提供武器裝備，也不打算配合美國剛剛宣布的對伊朗石油出口禁運措施。

　更令美國感到不安的是，金磚五國作為世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宣言中強烈主張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大幅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尤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改革的緩慢步伐表示擔憂，認為現在迫切需要執行二○一○年的治理和認股權改革方案，並且強調此一改革「對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性和效率是必須的。」金磚五國也表達了自行設立一個新的開發銀行的意向，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來進行可行性研究，這將對世界銀行的體制改革構成莫大的壓力。

　金磚五國不但擁有全球四三％的人口，七五％以上的外匯儲備，而且在全球經濟復甦遲緩、歐債危機深重難返的背景下，金磚五國作為一個整體依然保持了兩倍於全球的平均成長速度和四倍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成長速度。經濟力量上的此消彼長，意味著西方國家長期把持全球治理體制的時代即將結束，金磚五國已經有能力改變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現存國際秩序。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台灣 中國時報

裝1天 艾未未被迫拆攝影機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近日在家中裝設網路攝影機，透過鏡頭，把生活點滴即時公諸於世，此舉卻觸怒中國，艾未未昨告訴《蘋果》，當局前天下午命令他拆網路攝影機，他堅稱未違法，礙於現仍交保候傳中，只得「奉命」將網頁移除，他不滿地說，中國不是法治社會，官方的話就是法律。

中國惱怒「下旨」

艾未未本周二在家中裝設4個攝影機，拍攝生活點滴上傳網路，藉以嘲諷、抗議中共國安系統在他家門口裝15支監視器，嚴密監控他的電話、網路及行蹤。

艾未未昨受訪指，他前天晚上6時接獲官方命令，要求他拆除網路攝影機，被問及「在自家裝攝影機違法嗎？」、「當局是否說明必須拆除的理由？」艾未未強調自己未違法，至於理由，他苦笑：「應該去問他們（官方）！」

迫於目前仍交保候傳，他只能「奉命」將weiweicam.com網頁移除。他說中國不是法治社會，官方的話就是一切、就是法律，「我沒有無奈，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去年4月3日，艾未未在北京機場被捕，並關押81天後獲釋，他交保候傳將於6月22日結束。


台灣 蘋果日報

前官員相信： 下任領導必平反梁湘

「我們相信，下任（國家）領導人一定會給梁湘平反，特區拓荒牛沉寃得直為時不遠！」近年一直上書為梁湘尋求公道的深圳市委前官員李紅光，昨對《蘋果》記者表示，以前為梁平反不順利，阻力不在深圳、廣東，而在北京，現在梁的遺孀獲善待，說明平反那天將會到來。

年年上書要求為梁平反

李紅光 80年代曾在深圳市委辦公廳任秘書，目睹梁湘為特區建設操勞。梁去世及胡錦濤上台後，她與一眾退休的深圳前官員，為梁案奔走呼號，年年聯署上書要求中共為梁平反，雖未獲正面回應，但她認為近年媒體可公開宣傳報道梁，顯示禁區已破。據悉，深圳民政局曾花六萬元人民幣為梁湘製造一尊花崗岩雕像，原擬 2011年特區成立 30周年時竪立，不料被北京喝停，雕像現荒置於福田一亂石場，「我們準備以民間名義接手，把雕像移到烈士陵園安放。可是，民政局竟要我們付九萬元雕像費用。」

李紅光表示，烈士陵園對他們的安放要求也借口推辭，「更氣憤的是，陵園裏葬有深圳大貪官許宗衡的一個姪子，卻不讓我們安放梁湘的雕像」。曾任深圳市長的許因貪污受賄，去年 5月已被判終身監禁。

《蘋果》記者

香港 蘋果日報

反六四鎮壓遭清算 梁湘遺孀官升四級

中共早前突然下文給深圳，宣佈深圳前市長梁湘的夫人鄺輝軍「晉級」，享受正部級待遇。梁於八九學運時任海南省長，他因支持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清算，被以涉經濟罪名撤職查處。梁與妻子都是中共延安時代老幹部，六四後，梁出事致妻精神失常。消息指梁的遺孀這次獲善待，與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有關。事件引深圳官場揣測，認為與中南海擬重新評價六四有關。

深圳消息人士對本報透露，中共中央組織部是去年底突然給深圳市發文的，通告對梁湘遺孀鄺輝軍提級，由原來正處級提升至正部級，連跳四級。消息指，年已近百的鄺因患精神失常及老年癡呆，現長期留醫，北京對她「加官」決定的意義，主要是改善她的生活和醫療待遇。根據中共官場規矩，省部級待遇不但可享受專車和專職秘書服務，在醫療上亦可享受更多特權及豁免。

梁湘和鄺輝軍都是中共延安時期的「老革命」，兩人共育有三個兒子，六四梁湘出事後家人受株連，兒子一事無成，三子現已六、七十歲，其中小兒子已出國定居，另兩子在深圳生活窘困。近年梁的家人曾多次上書中共，要求為梁平反，但均不獲答覆。鄺雖屬中共高幹，但 1998年梁湘去世時，北京指令廣東對後事要「低調從簡」，令她的精神大受打擊，終日喃喃呼喚夫君的名字，近年她被安排入住專治精神病的深圳康寧醫院。

消息指，北京突善待梁湘遺孀，疑與中共王儲習近平有關。習的父親、中共前副總理習仲勛堪稱是梁的伯樂，他於上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主政廣東，一手提拔梁任深圳市長、書記；晚年他曾公開稱「沒有梁湘，就不會有深圳的今天」，為梁鳴寃之意甚顯。習的母親齊心，更與鄺輝軍是延安時期中共抗日軍政大學閨密好友。習仲勛夫婦晚年長住深圳，曾多次託人問候鄺。

被李鵬點名清算

梁湘與鄺輝軍都是廣東開平人，兩人是上世紀 30年代在中共聖地延安相識結婚。 1949年中共建政後，梁從東北調返廣東任職，曾任廣州副市長、市委第二書記等職， 1981年深圳創市，他出任首任市長、書記，成為特區拓荒牛，為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立下功勞， 1988年又奉調去新成立的海南省，出任省長。

八九學運時，海南通電北京支持趙紫陽，反對出兵鎮壓學生。六四大屠殺後，梁被時任總理李鵬點名清算，當局以經濟罪名將梁撤職查處， 1998年 12月病逝於廣州。

《蘋果》記者


梁湘小檔案（ 1919年─ 1998年）

原籍
•廣東開平
學歷
•北京師範大學
家庭
•與夫人鄺輝軍育有三子，分別居深圳和國外
經歷
•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副主任；瀋陽市區委書記；廣州市副市長；韶關地委副書記；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海南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1989年六四因支持趙紫陽反對出兵鎮壓學運，被撤職審查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香港 蘋果日報

梁湘因八九學運期間支持趙紫陽反對北京鎮壓學生，而遭清算。

80年代初，梁湘（左）陪同時任總理的趙紫陽視察深圳大學。

1984年 1月，鄧小平（右）到深圳視察時與梁湘握手。

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每年都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資料圖片

梁振英民望之謎

有分析認為，梁振英民望大幅拋離唐英年，是他被胡錦濤為首的北京當權派相中的主因。但筆者始終認為，以民望決勝負只是藉口，背後應有江澤民與胡錦濤的鬥爭，還有中共拋棄「港人治港」、改成「黨人治港」等因素。

當然，梁振英能夠入主禮賓府，除了得到「中聯辦」（北京代表）的祝福，令土共等左派不得不傾力支持，他也確實得到不少港人支持。小圈子選舉前後，梁振英支持率都維持四成左右。相對曾蔭權及大部份司局長，如此民望實屬偏低，但相對半年前的梁振英，這已是天壤之別了。梁的民望為何短期內急升逾倍？在背後默默支持他的（不僅是劉夢熊等公開站台者）又是甚麼人呢？
筆者以為，梁振英的支持者除了部份土共，主要來自兩大陣營：其一，基層市民，特別是低收入及年輕人；其二，專業人士及中產。（當然，這兩大族群之外也有人支持他）

草根一族對地產霸權可謂深痛惡絕。過去十多年，地產商的壟斷變本加厲，不僅導致樓價不斷攀升，很多市民望樓興嘆，在此情況下，地產商還極力阻撓復建居屋，極度渴望安居樂業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怎不對「地產黨」恨之入骨。他們渴望一個能幹、敢於向地產商說不的人上台，改變畸型的地產霸權狀況。

至於中產精英及專業人士，他們不僅對地產霸權的現狀有諸多不滿，更對這種獨沽一味地產坐大、大財團壟斷的經濟結構深以為憂，擔心長此下去香港被邊緣化的速度加劇，甚至會步向死亡。於是，他們也希望有所改變。這些求變的中堅，正是梁振英在專業界別選委中橫掃唐英年的原因。

過去，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必須依靠大財團、地產商提供生意才能生存，輕易不敢得罪這些大老闆。但今次他們勇於向地產商說不，在李嘉誠投票前公開力挺唐英年之下，專業界別選委仍不為所動票投梁振英，除了北京發功，也因為近年大量的大陸民企、國企及內地資金湧到本港，為工程、會計等行業創造大量商機，這樣他們的底氣足了，才有本錢擺脫大財團的控制。

也就是說，基層市民基於過去的經歷而求變，專業精英則是對香港前景充滿憂慮而想變。兩大陣營求變心切之下，即使地下黨上台也在所不惜了。更何況還沒證據證明梁振英的地下黨身份，也沒直接證據能證明梁有多可怕，於是懷着「姑且讓他一試」的心態支持「能幹」的梁振英。由是觀之，今次「地產黨」敗於共產黨，是他們多年來壟斷經濟、掏空港人錢包，以至眾叛親離，此乃咎由自取！


張華

香港 蘋果日報

從劉曉波身上學到︰「就是要說真話」

異見作家余杰出走美國　完成《劉曉波傳》

【本報訊】為了劉曉波，余杰非走不可。內地異見作家余杰被中共長期監控，被迫與妻兒分離，曾遭酷刑毒打險喪命。今年 1月，他要出走美國，一家三口始能重聚；人到中年，要背棄祖國，才尋回自由，再次提筆續寫中共禁忌《劉曉波傳》，稍後會在香港出版。這名流亡作家寄望能重返中國之時，會是劉曉波獲釋的一天。記者：王家文

余杰今年 1月 11日偕妻兒離開北京，飛抵美國華盛頓，由極權國家投奔自由國度。他在當地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時說，離開是艱難，但得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節目編導廖慧玲說，鏡頭背後，余杰陪伴兒子盪鞦韆，孩子邊走邊跳，做父親的他緊隨其後。她看見了余杰的幸福，「一家人嘅感覺喺番度」。

才動筆即被軟禁

中國良心知識分子的下場，大多是妻離子散，余杰也沒例外。他有份起草《零八憲章》，在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遭軟禁。他在訪問中透露，近年經常「被外遊」，妻子留在北京，兒子由四川的父母照顧。惟有離開，才能盡到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余杰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要撰寫劉曉波傳記。國家安全保衞局多次威脅，若要出版這書，他必定入獄。

「他（劉曉波）差不多是這十幾年諾獎得主中，我覺得被國人和被全世界的人了解最少的一位。」余杰與劉曉波亦師亦友，同樣靠一支筆，揭露一黨專政的陰暗，從他身上學到最寶貴的，「就是要說真話」。

劉曉波 09年 12月被判囚 11年，余杰開始動筆，但被當局軟禁和監控，原定訪問 40多人也沒法完成；近年在海外發表文章也遭恐嚇。

「我覺得一個作家，全部寫作自由也喪失，等於他的生命也沒了一樣。」余杰說， 89民運後劉曉波一直被嚴密監控，其經歷、作品以至思想觀念也被冰凍起來。他的離開就是要解封這些自由民主的價值，「對未來中國社會轉型意義非常重大」。

期待有天能回國

初到美國，余杰一家暫居友人家中，他已把北京房子賣掉，將在當地置業。《劉曉波傳》於本月底至 5月初在香港出版，他正撰寫《河蟹大帝胡錦濤：他讓中國失去了十年》，也計劃六四前出版。他坦言，至少要五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回國，但很期待這一天到來，象徵中國真正政制改革，劉曉波真正重獲自由。

訪問在 2月初進行，有口吃的余杰在鏡頭前說話頗流暢，也發胖不少。廖慧玲說，最記得在湖邊拍攝一幕，余杰在草地踱步，藍天白雲，「感覺係一個自由空間，出來幅圖畫好靚」。她認為余杰刻下是幸福無悔，「只要有支筆喺手，佢可以繼續寫佢嘅嘢」。

余杰（左）在美國首次參與抗議中國政府的示威活動，體驗示威自由的可貴。
港台提供圖片

劉曉波與余杰亦師亦友。

香港 蘋果日報

內地政治文化影響 「港人治港」偏離正軌

「港人治港」之所以會偏離正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到內地政治文化影響，即當權者在人選及提拔人才方面，重視關係、背景、政治手腕遠多於個人水平、能力和成績，大家只要看看兩個中央祝福的特首候選人，就可以清楚知道。

當然，任何人打工、參政、做人，都需要關係和手段，全世界都一樣，但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智慧、學識、能力，以及做出成績。這些應該是先決條件，也是最應該被當權者看重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得到中央支持、重用的人物，特別是今天港人治港的所謂中方紅人，是怎樣上位的呢？可以說，大多數都是搞關係、耍手段的能人，他們努力的方向在北京，而不是港人；他們用手段對付自己人遠多過對付敵人，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個圈子裏，阻擋自己向上爬的都是自己人，而這樣做也才符合內地的政治文化。這種情況在兩會期間最容易看到，這樣的畫面，給香港人一個很清楚的提示：更要支持反對派。

出現今天的情況，中央政府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事實上，我完全不怪這些愛國愛港紅人走這條路，因為這個世界大多數人都是跟着這條路走，只有極少數人會走另一條路。但長此以往，愛國愛港陣營會充斥着怎樣的人？港人治港這一治港方針最終會有好結果嗎？


朱幼麟 前人大代表

太陽報

藏人持續自焚背後 北京盡快與達賴恢復接觸

在金磚國家會議期間，印度總理辛格對胡錦濤重申，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允許藏人在印從事反華活動。然而，早前發生了流亡藏人江白益西自焚事件，顯示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緊張關係達到新頂點。筆者認為，北京有必要盡快與達賴代表恢復接觸。

早前在新德里點火自焚的江白益西，其後在醫院不治，上月底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火化。江白益西○四年為了見到達賴喇嘛，越境試圖流亡到印度，但被拘捕，○六年再次越境成功到印度。筆者兩年前到達蘭薩拉訪問達賴，也訪問過許多藏人。現在，流亡印度的藏人有十多萬，全球約有十五萬。一九五九年，跟隨達賴出走的藏人約五、六萬，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繁衍以及不斷有新的藏人越境，流亡藏人愈來愈多。

事實上，流亡藏人在印度只能保持難民的身份。在印度，宗教很多，雖然達賴在國際社會有很大的名氣，但藏傳佛教只能是小宗教。此外，他們的生活習俗與印度主流社會有很大差距。流亡藏人不能和當地人通婚，也就不能融入主流社會，只能在藏人流亡社區的小圈子裏生活。筆者接觸的流亡藏人，實際都承認不如在家鄉生活好，即使在流亡政府裏工作，每月的薪金也不過二百美元。因此，思鄉是他們不可壓抑的情緒。

江白益西的火化儀式，首先由西藏青年大會秘書長丹增曲吉宣讀江白益西的五項遺言，隨後藏青會副會長敦珠拉達發言，讚揚江白益西。這令人想到藏青會在這件自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指出，○九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名藏人點火自焚。他說，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也曾呼籲不要再發生這種極端的行為。到底藏人自焚是否受人唆使，不得而知，但洛桑桑蓋等沒有極力反對應是事實。在儀式上，洛桑桑蓋也是讚揚，沒有表示不妥。最後，議長邊巴次仁表示，在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回應前，西藏局勢很難得以平息。

促使北京恢復談判

可以相信，自焚已成為流亡藏人新的抗爭手段。那麼，邊巴次仁要求北京回應，是指甚麼？在三月十日的集會上，邊巴次仁表示，為了緩解當前緊張局勢，希望中國領導人拿出勇氣和決心，盡快恢復與西藏代表的談判。筆者相信，自焚的一個目的，就是促使北京和他們恢復談判。因此，北京和達賴代表恢復接觸總好過不接觸。


古呂

太陽報

重慶萬枚炮彈運吉林

正當薄熙來及王立軍被免職等重慶高層人事變動，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之際，湖北警方日前截獲一輛從重慶開出貨車，車上繳獲萬多發有大殺傷力的爆破彈和穿甲彈。貨車司機供稱是受由一間重慶公司委託，目的地是吉林。由於路線需經京津地區，引起網民揣測及討論。

路線經京津 引網民揣測

湖北《恩施晚報》昨報道，滬渝（上海至重慶）高速交警利川大隊警方，周日（一日）傍晚在滬渝高速利川境內白羊塘服務區執勤時，發現一輛載有密封集裝箱的紅色貨車，車身貼有標示危險化學品運輸的專用反光貼紙。但因該路段禁止載危化品車輛通行，交警起疑下檢查貨車，發現該批炮彈。

利川警方指，車上共載二百三十六箱、一萬二千多發炮彈，合計十多噸。據貨車司機表示，受一間重慶公司委託將貨物由重慶運到吉林，不知道是運載軍火。報道指，利川市公安局已介入調查，將貨車查扣。

報道雖未提及炮彈型號，但爆破彈和穿甲彈均具極大殺傷力，穿甲彈可打穿裝甲車和坦克車的防護鋼板；爆破彈則可用火箭炮發射，甚至配備在坦克車作大範圍攻擊。

利川公安稱屬正常軍品運輸

內地新聞網轉載有關報道不久後即將報道刪除，另因貨車運輸路線需經京津地區引起猜測，有網民指軍方正常運送軍用物資，應使用軍車或司機持有特種免檢通行證。至昨晚官方恩施日報社屬下的恩施新聞網報道，經利川市公安機關查證，事件屬正常軍品運輸，貨車已在周一上午放行。


東方日報

擁護黨中央不提胡錦濤？

周永康王樂泉講話不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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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薄熙來免職以來，關於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各種傳聞和說法不斷，不過傳聞隨著周永康露面而澄清。三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全國省市縣三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參加全國政法委書記集中培訓計劃的首期培訓班。周永康在開班式並發表講話稱「黨委政法委書記姓黨」、「捍衛人民民主專政政權」，要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過在培訓班結束時，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講話卻是：「確保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雖然都是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但王樂泉講話突出「大是大非」「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特別有針對性。這種差異性顯示，至少在政法領域中南海高層仍在爭奪話語主導權。■

亞洲週刊

薄瓜瓜面對被報復及監聽

軍情六局海伍德遇害前有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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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國軍情六局背景的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右圖)，去年十一月在重慶神秘死亡，引發全球媒體深入調查，咸信與薄熙來夫婦有關，並懷疑是被毒死，而不是官方所說的「飲酒過量」而死。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海伍德在死前數月，已向友人透露，由於他和薄熙來夫人谷開來鬧翻，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憂慮。而友人嘆息，沒想到他最後還是難逃死劫。 情報界人士相信，在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就讀、二十五歲的薄瓜瓜現在肯定成為全天候監聽的對象。他的電郵與手機通話都會被徹查，更不要說Facebook與MSN等情資。由於海伍德與薄瓜瓜關係密切，他進英國哈羅公學就是靠這位哈羅校友介紹，也可能對父母和海伍德的恩怨情仇有所了解。 薄瓜瓜會不會成為軍情六局報復對象？也受各方關注。由於薄熙來夫婦現在已分別被「控制」調查，薄瓜瓜不會貿然回國以免被捕。他在美國也肯定不斷受英美情報當局「關注」。西方媒體相信，薄瓜瓜是了解海伍德之死的一條重要線索。 亞洲週刊

台灣力拒政治談判 全力防守

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場合，除了國共論壇獨領風騷外，博鰲論壇也是重要平台。兩岸何去何從，聽言談觀風向，春江水暖鴨先知。

吳敦義與李克強在博鰲會面，對深化兩岸經貿合作達成具體共識後，大陸進一步表態雙方須深化政治互信。

兩岸以「九二共識」為基石開拓了經貿互動交流的榮景，經貿可以深化，互動可以更頻繁，但是不可能觸及政治議題。吳敦義拋出了「十六字箴言」，兩岸交流似乎以十六字箴言為圭臬，每一次兩岸聚會，總是十六字箴言不離口，在與時俱進中，內容可以不同，但原則沒有多大改變，需要時間及耐心化解。

吳敦義新的十六字箴言︰「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為先。」這十六字箴言經千錘百煉，是銅牆鐵壁，阻隔大陸的政治攻勢，由其「兩岸和平」及「民生為先」給大陸碰了一個軟釘子。國民黨政府追求的是「兩岸和平」而非「和平統一」，北京不可心存幻想，否則將脫離現實。

大陸要發展民主，要縮小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在民主化道路上並肩而行，往後才有政治談判的基礎。現階段就專心做生意，發展經濟心無旁騖，才能深化經濟交流。但北京或許不同意此說法，國台辦主任王毅在歡迎吳敦義的酒會上表示，「兩岸應進一步鞏固並不斷深化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此被詮釋為催促兩岸政治對話。

兩岸交流四年來，在經濟與政治間飄盪，談政治台灣定全力防守，吳敦義並搬出民進黨有六百萬的支持者，如何化解反對黨的疑慮，兩岸要有同理心。民進黨終被擺上台，在兩岸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顯示民共對話有其重要性。


江素惠

東方日報

黎智英打包壹傳媒 開價五億美元？

新新聞 2012/04/05 

黎智英體力與精力大不如前，加上壹電視的持續虧損，讓他萌生回香港的念頭。立場向來「反共」的黎智英若果真完全退出台灣媒體，是否也意味著台灣媒體環境已起了些「質變」？ 


【文／林豐榮】 

壹電視拖累平面媒體 從賺錢搞到賠錢 


春暖花開的季節，卻是台灣新聞界動盪的時節，人事更迭。中時媒體集團人事地震過後，聯合報系成立影音新聞部、自由時報將更換總編輯、蘋果日報社長以身體不適辭去職務 ......。最令人震撼的是，媒體大亨黎智英開出五億美元價碼，要出脫在台灣的媒體事業。 

「黎智英要賣壹傳媒在台灣的媒體，應該是個謠傳吧！」擔任壹傳媒董事會主席的黎智英要出脫台灣媒體事業的消息，先是在頻道業者間傳開來，但大家對這項訊息不是半信半疑，就是認定是個謠傳。不過，據銀行界入士透露，黎智英委託投資銀行找買主，開出來的價碼是五億美元(約一百五十億台幣)。 

不過，交易標的究竟是壹電視？還是連同蘋果日報、壹週刊一起賣，眾說紛紜。一說是黎智英原本祇想賣電視，但可能的買家則不願祇收賠錢貨，要求整包買。 

一顆蘋果 從香港紅到台灣 


壹傳媒是香港上市公司，旗下擁有香港壹週刊、忽然一周、香港蘋果日報等；黎智英持股占七四％，擔任董事會主席。他在香港被稱為「肥佬黎」，也被喻為「傳媒大亨」。走進香港蘋果日報，一樓大廳上的條幅寫著：「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令人印象深刻。黎智英在二○○一年陳水扁執政時期進軍台灣媒體市場，台灣媒體界人心惶惶，憂心肥佬黎會打掛此間媒體，當時，商業周刊榮譽發行人金惟純曾說：「眼看江湖上就要掀起腥風血雨了，問題祇在於這些名門正派平日沒把工夫練扎實」。 

二○○一年，黎智英挾大筆資金，天天在電子媒體狂打廣告，未演先轟動地創辦了台灣壹週刊，香港「狗仔文化」長驅直入台灣。台灣壹週刊在二○○二年即轉虧為盈。二○○三年又開辦蘋果日報，照常是先撒廣告費，把蘋果印象深植台灣人心底，三年後也開始有盈餘，員工第一次分獎金平均就有二萬元，但分紅獎金逐年下降，今年是否會分紅至目前仍無任何訊息。 

隨著紙本媒體的逐漸式微，敢於撒錢的黎智英並不以在台灣擁有雜誌與報紙為滿，一心想開辦電視台，先是透過蘋果日報的資源在網路上製作「動新聞」，繼而著手規畫成立「壹電視」。最讓人驚嘆的是在二○○九年二月，黎智英邀請馬英九的摯友兼核心幕僚金溥聰擔任壹傳媒台灣電視事業總裁，黎智英還盛讚金的才幹和操守。 

但僅僅三個月，從黎、金兩人合作，金溥聰聲稱兩人政治價值相互符合，期望可以做到叫好又叫座；最後卻因動畫處理社會新聞的理念不合而分道揚鑣，金溥聰五月底提出辭呈，六月底就離職了。 

電視錢坑 估計逾四十億元 


就在金溥聰離職後二個月，黎智英二○○九年八月正式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一口氣遞出新聞台、資訊綜合台、電影台、體育台和娛樂台執照申請案。新聞台遭ＮＣＣ四度否決後，終在二○一一年七月於拿到執照，黎智英也正式將媒體事業從平面推展到電視。 

這一大步，卻也讓壹傳媒從二○一○年由盈轉虧二千萬港幣，是年六月，壹電視人事凍結，黎智英與壹電視的主管會議上，直指已經投入三十億台幣。 

根據壹傳媒二○一一年四月到九月的期中財報顯示，這半年間，壹電視及多媒體業務虧損高達四億九千五百八十萬港元(約十九億餘台幣)，去年同期則虧損一億四千一百六十萬港元(約五億五千萬台幣)。保守估計壹電視從籌設到目前至少投入四十億元以上，至今還在虧損中，壹電視不若黎智英的預期，已經成為壹傳媒集團最沉重的負擔。 

黎智英現年六十四歲，他來台發展後，看好兩岸三通，持續投資玉山金控，傳聞個人持股就占一五％，是最大個人股東。二○一一年，歐債風暴席捲全球，黎智英認為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遂於七月以盤後交易方式，以每股約十九元價格出脫近三十萬張的玉山金控持股，估算變現近五十七億元。 


狗仔文化 讓企業不敢出手 

據銀行界人士說，黎智英傳出「手頭很緊」，應該與銀行貸款有關，不過從財報來看，壹傳媒跟銀行借款額度為台幣約六十億元，祇動用三十七億元，約六成借款；黎智英委託投資銀行處理壹傳媒在台灣的媒體事業，開出價碼是五億美元。 

台灣許多財團對插足媒體很感興趣，像是富邦和國泰集團。據透露，受黎智英委託的投資銀行找上對經營媒體有強烈企圖心的富邦集團，接觸過程中，投資銀行開出的價碼從高過五億美元，一路下殺到黎智英的五億美元，但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拒絕了這椿交易。 

該人士說，蘋果日報與壹週刊，長期以來的「狗仔文化」，對企業界的緋聞等多有報導，對政府的批判也很強烈，誰買下後維持既有的風格就得罪人，搞得很多企業界都不敢買，富邦會拒絕，多少也與此有關。有企業就認為，如果買下這些媒體而去改變風格，那就失去買的意義。據悉，受託的投資銀行目前還在獵尋新的可能目標。 

市場盛傳，潤泰集團尹衍樑、中時集團蔡衍明、正崴集團郭台強都是傳說中的可能買主。 

黎智英要賣掉台灣的媒體事業，據與黎智英熟稔的人士說，其實黎智英體力與精力已經大不如前，他的兒女一時之間很難接上他的事業，加上壹電視的財務壓力，讓他萌生回香港的念頭。除了壹電視的虧損，立場向來「反共」的黎智英若果真完全退出台灣媒體，是否也意味著台灣媒體環境已起了些「質變」？ 

台灣媒體的動盪，黎智英想回香港而欲出脫在台灣的媒體事業，最叫人驚嘆。對於一生不服輸的黎智英，這場電視黃粱一夢，似乎已經敗在最後一哩路。 

王立军案是怎么回事？薄熙来究竟什么事？人民一点不知道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来自: 红色中国网 
作者：重庆党校苏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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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这篇揭露和抗议，汉奸总理温家宝，说的是对王立军入领馆“孤立事件”（这事件越来越显示出极可能是个预设的阴谋）的“反思”，实际，却是对薄熙来在重庆的全部工作和使重庆人民得到利益而支持的“重庆经验”的全面否定和反攻倒算。这本身就是见不得人的，说不出口的，拿不出手的阴谋。所以到今天，一个半月了，究竟王立军案是怎么回事？薄熙来究竟什么事？人民一点不知道，却先放手将对“重庆经验”的彻底翻案和反攻倒算做成既成事实，任凭谣言泛滥（恐怕就是温家宝汉奸集团自己放出的谣言。还要“追查谣言”？），秘密拘押王薄，整肃一切不愿随声附和的有良心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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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普通共产党员，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同大多数群众一样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解、困惑和问题。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就重庆事件引发的我们的一些疑惑和不解问题特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教。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因为大家知道，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个党中央所在地。不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最终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而且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糖衣炮弹。并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思想。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主席一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党中央领导到西柏坡去，实际上是告诉全党，新的党中央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要真正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是这次西柏坡之行，一下子提高了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温家宝总理在十六大后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片面的“效率公平观”，特别强调“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思想也受到思想理论界的肯定。那时候，党中央的威信非常之高，希望党中央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以往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新的三座大山等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又深入阐发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特别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如果我们这十年来，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指导改革，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怨恨的许多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等现象一定能够得到较大的改变。 

但是从近十年的社会发展状况看，十年前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这十年，正是物价飞涨的十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十年，官员腐败更加严重的十年，少数人暴富更快的十年，私有化改革进一步加速的十年，汉奸卖国行为进一步严重的十年，道德行为进一步滑坡堕落的十年，国民素质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下降的十年，各种错误思潮更加泛滥的十年，非毛反毛言论行为愈发放肆的十年，官匪勾结黑社会更加猖狂的十年，老百姓更加怨声载道的十年，对外交往愈加软弱的十年，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的十年。一些老百姓把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为共产党干的，私下里咒骂共产党的言论非常之多。我们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受过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正面教育。我深知，这绝不是共产党干的，而是各种剥削阶级思潮腐蚀影响党内权力者的结果，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内的官僚阶层、腐败分子与社会中的暴富集团相互勾结，大肆瓜分国有资产、大肆侵吞人民财富等各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反复多次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如果我们的社会状况有所好转，我们的思想工作就容易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导致我们的工作难上加难。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欣喜地看到，西南大地的重庆焕发出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色的曙光。薄熙来同志倡导下的唱红、打黑、民生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回来了，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回来了，党中央在西柏坡重申的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思想回来了。同时，重庆的发展之路实际上正是遵循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结果。薄熙来同志多次强调这一点。例如，近些年来，关于做蛋糕与分蛋糕之争，实际反映了两种发展理念。片面强调做蛋糕第一，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不考虑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来享受。这是完全背离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思想的。 

而薄熙来同志辩证地解释了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强调没有公平地分好蛋糕，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积极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做大蛋糕，人民群众也不可能享受到做蛋糕的成果。这不正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阐释和落实吗？重庆正是遵循这一发展思路，不仅做到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黑恶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于其他地区。我们中的许多同志去过重庆，接触过重庆的许多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出租汽车司机，无不赞扬重庆的社会环境。当然客观地说，重庆也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不能苛求薄熙来同志，他能够做到这一步非常不简单了。我们就经常以重庆为例说明真正共产党还是为人民利益的。社会那些腐败、丑恶现象是共产党内的败类假共产党干的，应该把他们与共产党严格区别开来。也正是由于这活生生的实例，使我们周围的一些普通群众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同时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实际上，伴随这几年重庆的巨大变化。对重庆模式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也有相当多的人反对之，说什么重庆的唱红就是 搞文革的那一套、打黑是黑打、共同富裕是剥夺富人的财产、薄熙来有个人野心等等。其实任何人做工作，就一定会有反对声音，这也很正常。薄熙来坚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不遭到既得利益集团、黑社会势力和思想方法片面的人的反对。但绝大多数重庆百姓和绝大多数国人都拥护重庆。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中的6位同志先后视察过重庆，高度赞扬了重庆的发展道路。今年1月，人民日报头版也发文，高度肯定并赞扬重庆共同富裕的探索精神。也就在这种重庆既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中央部分领导肯定的情况下，今年2月，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王立军事件”，由此不仅牵动了重庆人民的心，也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打黑英雄倒下。但“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社会上各种猜测、议论纷纷，谣言也通过网络到处传播。新华社2月8日的通讯稿中指出这一事件是“个案”事件，也就是说，它与薄熙来的工作和整个重庆的发展之路没有必然联系。直至今年两会开幕之前，两会发言人赵启正同志也说这一事件是“孤立”事件。两会期间，周永康同志还探望了重庆代表团，充分肯定了重庆的经验。重庆代表团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薄熙来同志就重庆经验回答了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急转之下，由此引发了全国人民的质疑声，也由此导致了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系列的不解和困惑问题。 


第一，“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整个事件的起因是“王立军事件”，但该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2月8日新华社的通讯稿说在调查中。至两会开幕，也始终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3月14日温总理讲话中说：“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但却要求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但这个事件的经过和性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只知道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又自己离开。王立军为什么要私自去美国领事馆？有传他揭发了上层某人物及其家人的腐败行为，而遭到追杀。这个人物究竟是谁？谁在追杀王立军？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难道不知道私自去领事馆的严重后果吗？也有说他去那里揭发薄熙来同志的腐败行为，那他为什么不去北京揭发，而到领事馆揭发呢？如果他是政治避难，他难道不知道其能否达到目的吗？难道不知道这一举动将自毁自己整个一生吗？离两会闭幕也已半月有余，中央仍然没有正式公开公布事件真相。那么要求重庆领导究竟反思什么？薄熙来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自己都一团雾水，搞不清楚。但是事件真相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却以此为理由，免去薄熙来同志的职务。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党中央的做法？难道要求重庆和全党全国人民去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社会的愚民吗? 

第二，中央究竟是就“王立军事件”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还是就重庆的发展之路追究其责任？ 

从温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回答中直接的含义是指重庆的领导要为王立军事件负责。所谓反思，也是指这这一事件的发生。中央公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原因也只是王立军事件的严重影响。但明眼人一看，以王事件免掉薄的职务只是借口，从根本上否定重庆发展道路经验和薄的功绩是实质。温总理讲话中谈到重庆的成绩时，说是历届重庆政府领导的结果，现重庆领导主要是反思王事件的发生。这是实事求是吗？重庆人民知道，全国人民也知道，正是薄前任领导的那段期间，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社会治安严重混乱。也正是薄到了重庆打黑之后，重庆的社会治安得到根本扭转，群众安全感逐步增强。温总理讲话却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重庆的成果归结为前任领导，把错误归结为薄熙来。这岂不是不干事的有功，干事的有错吗？这种现象在基层领导行为中太多太多了，往往由此给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在领导职位上混天混地混差事的领导干部相当之多。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这种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的逻辑也发生在中央领导层。胡锦涛同志多年前阐发过八荣八耻思想，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要用 “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那么中央要处分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薄熙来同志，为不作为的重庆前任领导摆功。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荣辱观吗？这就是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的是非善恶美丑观的榜样吗？张德江同志到重庆之后的所作所为再此证实了中央实质是根本否定重庆的发展之路。既然党中央认为重庆发展之路不符合中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指出？或者已经指出，薄熙来同志仍然一意孤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以薄背离中央路线为由免去薄的职务呢？却要把偶然发生的所谓“孤立”的王立军事件作为借口免掉薄的职务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政治家为了排斥异己，公开的理由拿不出来，于是就制造或利用种种可以作为借口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玩弄权术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中央的这次撤薄行为，与历史现象何其相似？但愿我们的这种联想是错误的。 


第三，重庆的发展之路究竟错在哪里？ 

重庆的发展之路究竟错在哪里？这是由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我们一系列疑惑问题中的最大疑惑。前边已经指出，重庆发展之路是对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实践的最好诠释，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中央否定的是重庆的发展之路，但中央否定的事实和根据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明确的回答。但从网上各种言论特别是张德江同志到重庆后清除薄熙来在重庆留下的一切痕迹和折腾做法，如重庆规划和打黑展览撤销，原打黑办案人员受到调查，为打黑对象翻案，取消唱红有关活动，重庆卫视决定恢复广告播出，原路面各种宣传牌一律摘除，黄赌毒现象开始复苏等等。可以得出结论：中央否定的恰恰就是重庆经验的最大特色即唱红、打黑和共同富裕，也就是薄熙来被撤职之前的对重庆模式的反对声的基本理由。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困惑？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国旗、军旗是红颜色的。“红”绝对不是光学意义上的一种特殊光波，而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极其丰富内涵的一种符号。在我们看来，“红”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红”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红”就是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精神，“红”就是指引和带领全国人民奔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旗帜，“红”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这一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它一成立，就始终高举“红”旗，才有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没有“红”，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重庆的第一张也是最重要的名片就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精神。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共产党人不唱红，难道唱黑？唱白？唱黄？正是重庆人的“唱红”活动唱出了理想、信念、精神、正气，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有了重庆今日的巨大成就。“唱红”活动何有之错？何有之罪？“黑”也不是纯粹光学意义上的光波。“黑”在中国文字解读中，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邪恶、丑恶、腐败、残暴的现象和势力，意味着对历史进步的反动，意味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残害和剥夺。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意味着与“黑”势不两立。共产党人“两个决裂”思想就意味着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铲除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头上的黑恶势力，翻身求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黑恶势力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才有了全国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有新中国六十年的极其巨大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近三十年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已经灭绝的许多黑恶现象、黑恶势力从开始抬头发展到目前的极其猖狂，已经发展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打黑”，再次给予重庆的黑恶势力以沉重打击，由此维护了社会正义，也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根本保证。“打黑”何错？“打黑”何罪？黑恶势力否定“打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一些号称共产党的共产党人也否定“打黑”，实际就表明这些人的屁股已经彻底坐在黑恶势力一边，彻底暴露了他们假共产党的面目。关于污蔑重庆的注重民生的“共同富裕”之路的错误言论，更是无稽之谈。固然，任何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重庆的“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的工作也会存在许许多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和纠正。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看问题的基本方法究竟是看整体、本质、主流，还是看局部、现象、枝节，一叶障木？那种借口重庆发展之路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王立军事件”而根本否定重庆发展之路的人轻说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重说就是别有用心。不知道我们的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如果说是错误的，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 

第四，最需要反思的究竟是谁？ 

共产党人做任何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指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要重庆领导反思王立军事件。应该说也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交方面出现了比王立军事件严重十倍、百倍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事故，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人物、现象，怎么就从来没有见到过国务院领导对各省市、各部委提出的严厉批评和反思的要求？共产党人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只是对别人的，也首先要对自己。前边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近十年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作为国家的总管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有多大的责任？该不该首先向人民反思？天天把“改革”挂在嘴边，却对自己的所谓“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甚至严重的后果始终一字不提。天天喊要人民监督政府，现在人民就要求国务院就十年的工作认真全面地做一次彻底的反思！不知道我们普通共产党员是否有权利提出这些要求？这些要求是否合理呢？ 

第五，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什么？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和阐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全党开展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如前所述，重庆所走的道路恰恰就是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的楷模，由此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真正的改革开放的实惠，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就是这样一位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好干部，有些人总是说三道四，为薄熙来同志泼污泥浊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责薄熙来同志动机不纯，他搞重庆模式是为自己进政治局常委捞政治资本，是个人野心家。我们不排除薄熙来同志有到更高级领导岗位发挥自己作用的动机。那么有向上走的愿望就一定错吗？现有官场中，有哪一位干部不希望自己继续高升呢？拿破仑说过，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领导干部希望自己的官职进一步提升本身没有错误。关键在于他为什么希望自己提升？究竟靠什么提升？如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希望自己能够在更高级的领导岗位上发挥作用。这种愿望没有任何错误。同时升迁的主要方式也是依靠自己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干实事。这就更没有错误。另外一种希望升迁的动机主要是希望获取更大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同时也主要是依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虚假政绩的方式。这种升迁动机、行为绝对是错误的。但从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巨大的成绩看，他是从重庆三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实实在在为重庆人民干了那么多的事情。目前中国所有的省部级干部中，有谁能够有薄熙来同志那样高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养和水平？有谁能有薄熙来同志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有谁能够与薄熙来同志的政绩相比？有谁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如此之高的威望？重庆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够到更高级的中央领导岗位为十三亿人民做出更大贡献，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攻击薄熙来动机不纯、有个人野心的人完全是小人度君子之腹，别有用心。另外，中央这次对薄的免职行为究竟目的是什么？当然，中央公开的说法也是从国内外局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但我们这些最基层的普通党员和群众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怎么总觉得其中夹杂个人的不纯正的动机呢？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网友用司马迁写史记的手法写的一篇《新史记·薄公熙来传》，用几百字的文言文把重庆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联系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其中谈到薄熙来被撤职的原因时说：“近则忧其笼络人心而功高盖主，远则忧其独树一帜生登基之变。”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官场权力之争的大量事实中，这种分析和推测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党中央的主要领导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岂不是小鸡肚肠、嫉贤妒能的心理状态在作怪？岂不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吗？这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这是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吗？我们真不希望中央领导撤薄的行为动机是这样。可是不做这种解释，又做何种解释呢？政治生活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了。 


第六，要不要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当前形势及重庆事件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是，自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过程中曾经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他们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党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也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坚持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包括重庆事件这种“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去发现规律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始终不死。原苏联解体的外部主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同理，今天西方国家也在继续延续他们的政策，采用更加多样的手段试图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所有制基本都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经济关系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 

但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中，私有企业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公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中仍然是企业主依靠资本雇佣劳动者，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按照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阶级集团。这种利益集团为了在经济上维护既得利益并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的种种要求，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利益代理人。国内外的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种斗争必然更加尖锐、激烈。尤其是重庆发展之路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西方反动势力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各种腐朽势力的竭力反对。他们必然联起手来，采用各种直接间接、公开隐蔽等下流卑鄙手段诋毁、攻击薄熙来同志及重庆模式，同时也会腐蚀、拉拢、欺骗、威胁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挑拨我们队伍同志之间的关系，并想方设法力图阻止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近些天网上流传的维基解密惊爆美国智库对白宫建议关于薄熙来部分的内容不就证实了这种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绝对排除王立军事件中美国操作、制造和利用的可能性吗？3·15之后，从国内外媒体的反映看，几乎所有西方媒体和国内极右势力、自由化分子、暴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欢呼叫好，而国内基层普通百姓大多数不解、困惑、惊愕、反对、愤怒。还看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根本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站在对立的阶级立场上，对同一问题必然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来。我们的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呢？ 

第七，中国改革之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用普世价值理论取而代之？ 

党章和宪法上都规定，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政治报告在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第一条就再次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在思想战线上要做到“四个划清”，特别强调要划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界限。我们坚决拥护这一思想。因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确实存在着一股反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话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泛滥给予严厉的批评。近些年来，这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仅没有消弱，反而更加猖狂起来，同时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和侵蚀到某些领导人身上。当前这股思想的重要表现就是鼓吹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当今的变种—普世价值理论。这种理论竭力宣扬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鼓吹私有制度的永恒性、人本性自私论、三权分立论、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思想理论界，这种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揭露和批判的阻力重重。去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在闭幕会上强调五个不搞，就是对这股思潮的有力回击。可是我们看到，中央领导层中的调子并不完全相同。个别领导人在公开的各种讲话和发言中，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来没有参观过各种红色遗址，却大讲特讲中国古代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绝不是反对引用古代人和西方思想家的合理思想。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从不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只讲西方思想家和古人思想，能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吗？我们把某领导人和薄熙来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对照一下，看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谁是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且从近期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文件、政策，基本上就是加速私有化的进程。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吗？ 

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后，从互联网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中，某领导人的威望急剧下降，相当多的人认为其对薄的批评实际是借王事件排斥异己，从根本上否定薄熙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目前网上疯传该领导人家族已经成为中国首富，被其家族聚敛的财富已经超过100亿人民币。其子、妻、弟也都各有数十亿的家产。另外其家族的上代一人是日伪时期伪天津市市长，曾勾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决。上述材料不知确实与否？希望中央领导认真调查核实。如果基本事实属实，那么其一些讲话、做法的目的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但愿我们的分析都是主观主义的。


2002年，新一届党中央成立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寄予多么大希望呀！特别是西柏坡之行，不仅赢得了掌声，也极大地增强了大多数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但十年来，社会生活中的多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好转，而且在继续恶化。我们也深知党中央这副担子非常沉重，不能苛求其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这届党中央在十八大之前能够顺利交班，把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人交给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强、人民群众更加信赖的领导者。从我们接触的相当多的人民群众的反映看，确实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够到中央领导层工作。但绝没有想到发生最近的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由此也使更多的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更加担心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难道毛主席曾经预言并力图防止的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也要变质变色？也要做李自成？也要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梦想竟然在中国也要变成事实？由此使更多的老百姓也更加怀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群众在毛主席诞辰和去世纪念日自发组织的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集会越来越多的事实不就是这种感情和不满现状情绪的反映吗？胡锦涛同志去年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包括中央部分领导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不知中央领导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毛主席领导和建立的千百万革命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政权在这一代领导人身上断送掉。否则的话，这代领导人将是中国共产党的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全中国人民的罪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罪人。但愿我们是杞人忧天。 


不多说了，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相信，上述问题绝不是我们周围的这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和基层群众的疑问，全国大多数的还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都有上述问题。中央领导与我们之间的地位极其悬殊，但追求和探索真理的权利是平等的。我们有权利将自己的各种困惑、疑难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各位网友、周围的同志也包括中央领导诉说和倾诉，也有权利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希望各位网友、周围的同志也包括中央领导，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我们上述问题以科学的回答，澄清有关事实，并指出和反驳我们的错误所在。我们是党和国家的主人，我们不愿意做稀里糊涂、麻木不仁的盲从者。如果能够真正解开我们上述的疑惑问题，在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观点之后，我们一定与党中央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的一切指挥。

薄熙来事件已成胡锦涛的个人政治危机！

樵夫
    据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对于薄熙来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感到担心！因为事件已经演化成为胡锦涛本人的政治危机。
    
     在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一是挺薄，其代表就是周永康等人和少数太子党。他们认为，王立军是被中央里一些试图搞垮薄熙来的敌对势力，诱骗到美领馆去的，倒薄完全就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所以非但不应该处理薄，而且还应该将他调任西藏第一把手，来解决西藏当前的危机。

    
    第二种是倒薄。他们认为薄熙来一贯独断专行，个人野心极大，想做第二个毛泽东，唱红打黑就是他个人野心的大爆露，而王立军事件更是说明必须立即对他进行处理。因此应该彻底废掉他，以绝后患。
    
    第三种是则是就事论事派，他们认为王立军逃叛是一件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情，对共产党的形象打击非常巨大。因此主张立即查清，严肃处理，免得造成更不好的影响，给共产党统治造成更大的危机。据说一位大佬甚至放话，要胡锦涛必须在五一节前给出结论。至于薄熙来应该怎样，要看清查结果，该怎样就怎样。
    
    不过上述三种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快刀乱麻，尽快解决问题。
    
    然而胡锦涛是一个政治庸才，他的政治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根本没有任何其它的远大政治抱负。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后，他认为这是他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他可以借对薄熙来的处理而巩固在十八大之后的地位，因此他实际上一直在与倒薄派讨价还价，要他们支持他在十八大之后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一职，并确定其亲信令计划的政治局常委地位。但是，进行这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政治过程，因此迄今为止，胡锦涛只是就王立军事件表态，声称是严重的逃叛事件，对薄熙来本人的处理，胡锦涛的最后态度还是没有明确。显然，他这样做是要为自己留下政治旋环的空间，为自己争取政治主动。
    
    不过，现在中共内部各派对于胡锦涛的这种做法都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其实事件是非常简单的，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就调查清楚的。所以他们认为胡锦涛是在故意拖延，而这种拖延只是为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考虑。因此各个派别都在采用各种方式，对胡锦涛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最近，甚至于一向表现为党的喉舌、与中央一直非常一直的《环球时报》，也急不可耐地公开发表文章，要求胡锦涛尽快处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刘淇属下的《北京日报》更是对胡锦涛的自私自利不耐烦到极点，赤裸裸地声称“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共产党之上”。一些大佬更提出，习近平应该提前接胡锦涛的班。
    
    所以，薄熙来事件已经逐步地演化成为胡锦涛个人的政治危机。如果他不能在短期内就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各个政治派别，乃至于很多地方诸侯都会做出很多反应，这对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将是极大的挑战。他已经无法再走钢丝。胡锦涛对此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他要求军方表态支持、他的亲信令计划安排全部政治局常委公开作秀，显示团结的主要原因。 [博讯]

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

童之伟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

在3月14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就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呢？

“唱红”

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2.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去年3月某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被统一置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去年3月某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高唱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外围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和反思的地方很多。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 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而论，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 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地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

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打黑”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黑势力和黑恶行为就应该依法打击，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没有人反对打黑，但重庆应该正视“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

1.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犯罪嫌疑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作为特征的运动式打黑，几乎必然发生严重“黑打”。几十年来历次的运动式“严打”的后果已表明，成百数千地大规模集中抓捕并在临时场所集中关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对被抓者犯罪事实基本不清楚、对犯罪证据基本没掌握就抓人、抓了人后再根据口供取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办案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破案压力，以及从而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诱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线可轻易被突破。

2.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剥夺，律师的相应执业权利也被剥夺——这就是“黑打”的重要表现。重庆有个临时关押、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好像名叫“铁山坪”，但迄今为止从来没听说有任何律师被允许进入那里，更没有听说那里的犯罪嫌疑人得到过律师的帮助。

3.重庆打黑，律师仅深度介入个别案例，但就是这个别的案例，其中已经显露了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情况，它们是打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黑打”情况的有力证据。就以法律、法学界众所周知的龚刚模案中被告的遭际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形：龚刚模受专案组人员刑讯的事实相当明显，尽管他先前向其辩护律师详细陈述被刑讯情况，后来为求得从轻治罪，又配合涉嫌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掩盖罪嫌的需要而否定受到刑讯。

4.打黑案审理过程中，控方有义务促使证人出庭但却基本不安排证人出庭，甚至还出现了控方疑似伪造被告犯罪的证据而且被法院采信等情况。很多关注打黑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人们十分关注的那个打黑大案中，还出现了一份被一些律师称为“天大笑话”的龚刚模证词，我亲眼在视频上看到了这份由检方举示、法院采信的书面证言的电子扫描本，这个电子扫描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龚刚模答：2006年底的一个晚上，龚刚模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龚刚模开他的白色宝马车送我回家，路上他向我提及了万贯公司的执行案件，希望我给予帮助，两次送张弢共计折合人民币402340元。”

5.重庆在打黑中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件，其中如李庄案，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沿用了法治未立时代常用的、很不得人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违反法律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的基本路径是：第一步，瞄准一个打击对象（这些打击对象有的确实有罪，有的不一定有罪但主事者有强烈意愿将其定罪），初步确定欲对其进行打击的程度；第二步，将他/她抓起来，让其失去人身自由和辩解条件，同时违法剥夺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步，按照预定的对其进行打击或处罚的程度，开动宣传机器、调动舆论手段对其进行道德摧毁或政治抹黑，争取做到“人人皆曰可杀”，实现舆论上的未审先判；第四步，来个“大三长”或什么“领导小组”定案，将舆论上的未审先判转化为司法上的未审先判；第五步，控方和法院协调配合走司法过场，具体落实“大三长”或“领导小组”的既定决策。

公检法三方一体化办案或“大三长”变相合署办公，未审先判之类做法，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性破坏，其性质和危害比“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没有什么不同。公共机关职权关系混乱，一定是宪法和法律被违反的结果。

重庆“黑打”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反思呢？

我们不妨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甚至站在重庆官方的立场，来提出几个重庆打黑领导层应该反思的问题：

1.打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就是维护城市治安？自2009年以来，重庆官方对待外界“黑打”批评的制式反应或习惯性反应，几乎一律是立即强调打黑必要、打黑有成绩。这种反应属于无的放矢、答非所问，无法消除国人心中的怀疑或建立确信。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活动压制下去。

2.虽然声称要依法办案，但何以有那么多人批评和谴责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甚至指责他们制造冤案？从部分著名案件已经披露的案情看，那里的违法司法现象确实激起了许多知情者的义愤。

3.重庆打黑过程办案的透明度低，仅仅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但就是这点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方面的质疑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但却招聘外地律师违反职业伦理协助追诉犯罪嫌疑人；为不正当不合法目的搞选择性办案；普遍违背程序正义；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玩忽职守纵容职务犯罪；利用职权枉法追诉；利用制度性漏洞强行管辖案件；等等。

尤其是，在死刑的运用方面，“黑打”的做法让国家法制失去了道义高度，丧失了正气和权威。有的一个死刑判决下来，司法机关如此这般地受到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受刑罪犯获得如此真切的同情，是古今中外极其罕见的现象。

4.重庆的事态表明，公门中的法律人如果没有法治信念和良知，又缺乏监督和制约，其手中的权力极可能腐化变质为危害公民权利或现存法律秩序的利器。重庆领导层似乎需要对这种情况有所留意。从重庆公门流播向中国社会的不少言论让人感到恐怖。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双起”，而是指诸如“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之类说法。这是近乎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它不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语言。如果公门中的法律人都是这样“胡闹”，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制就都成了笑柄。但遗憾的是，常常招致滥用的公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断制造着新的“法棍”。

5.在刑讯逼供、违法办案乃至制造冤假错案方面，重庆如果时下都不能对民众有所交代，那恐怕就很难谈得上对历史负责。我以为，最好有所交代，尤其要及时纠正冤案，其中首先是李庄前案。重庆方面曾一再强调重庆办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能依法办事，做到不枉不纵，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很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自己对自己办的事能有信心当然是好事，但不可自信到背离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程度、不可违反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例如，根据什么说“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是否铁案是需要时间检验的，铁案不是办案者自己夸成的。检验是否铁案的“时间”首先是当时、现在。如果某种行为“当时”、“现在”就显然是违宪违法的做法，将来能变得合宪合法吗？

6.黑恶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较之公权力机构“黑打”对法律秩序的危害，到底哪一个更大？这一点值得重庆领导层及其治下的人民理性思考和比较。黑社会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实质上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犯罪，其规模和社会危害程度，无论如何不能与由国家机器参与或纵容的“黑打”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最大的危害从来都是 来自公权力机构。公权力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公权力机构持久和大规模地破坏法律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显著例证。中国任何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不应该诱使深受公权力专制统治之害的中国人民忘记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的巨大惨痛。

如果官方机构仅是一直片面宣传打黑对于维护法律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巨大意义，完全回避“黑打”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欺欺人。客观地说，重庆从普通百姓、新闻媒体到学者专家，对“黑打”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各种情况均不敢公开表达任何异议，其本身已经证明在重庆那块土地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事实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和现实威胁。

打黑要看街头治安，但决不能仅仅看街头治安。打黑与“黑打”关乎的事态，其重要性比街头治安大千百倍。确实，重庆的做法或许是一个试验、试探或某种前奏曲，确实，这里“肯定又触及到什么人的利益了”——毋庸讳言，这里触及了包括作者本人、本文所有读者、全部重庆人和全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重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利益。对这些基本权利和利益，他们不可能不有所捍卫。

——转自腾讯评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5期  2012年4月5日） 

薄熙来下台强化中共“维稳”决心

——党喉舌重燃“与敌对思潮斗争”狼烟

牟传珩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闭幕答中外记者问时，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重庆领导“唱红”亮剑，给足了人们猜测中共高层纷争的动力与想象空间，以至于不少海外媒体舆论得出中南海内斗会鱼死网破的判断。

然而，本作者早在王立军“闯入美馆”初发时就撰文《薄熙来命运与“十八大”政局——判研“王立军事件”走向之谜》（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文中立论：“当下中国民间与海外舆论在‘王立军事件’上，低估了当政者们在关键时刻让共同利益压倒纷争的政治算计。接下来人们不难看到，‘王立军事件’将不仅会刺激党内派系、路线纷争的加深，同时更会激活各利益集团共同防御红墙倒塌的政治决心。他们决不会允许王立军在重庆翻船，将北京整个执政团队共同拖下水的结局发生。”我的这一判断不幸被当下中共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有效地验证了——抵制社会变革的特权利益集团，为了其同存共亡的“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正在以“维持稳定”为名，强调“保持一致”，开始群起反攻，将党内斗争的矛头转向与“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交锋。

党喉舌重燃“与敌对思潮斗争”狼烟

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对抵制改革的党内腐败利益集团代言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的专访：《中高级干部必须与敌对思潮斗争》。李慎明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的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已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但也要充分认识到，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图谋，加上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国思想领域不时出现各种噪音杂音。如有人公开鼓吹“全盘西化”，主张搞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在价值观上推崇极端个人主义，宣扬“普世价值”；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对这些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进攻和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李慎明是在旗帜鲜明地与温家宝倡导普世价值的言论唱反调。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最近《解放军报》也刊发《党和国家有大事，敌对势力总兴风作浪》的文章，声称“社会上噪音杂音明显增多”；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日前，国防部网站披露，解放军总参谋部不久前还在北京召开了“从严治军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积极预防和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安全问题发生。军队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已成为中国政坛的“流行语”。

“左势力”并未退出中国权力中心

薄熙来因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并不标志着“左势力”就此会退出中国权力中心或社会舞台。红色文化在中国社会仍有以“阶级斗争”挑动和制造贫富对立的极大欺骗性。“毛左”在中国更有相当的历史渊源、权力基因与社会基础，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左势力”与红色意识形态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中共坚持以红色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左势力”就很难遏制。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内幕一直被封在黑箱里。不管海外舆论如何，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薄熙来被解职一事一直都保持低调。这一事实表明，中共内部始终是以保持政治稳定为其共同捍卫的最高利益与原则的。尽管温家宝已明确表达了“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的意见，但代表党中央前去重庆发表讲话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却依然肯定了现任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这与温家宝的否定性表态并不同调。李源潮更为强调的是“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的维稳方针。而接掌重庆大权的张德江，则只是重复胡锦涛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老套路，丝毫也不提及温家宝刻意要求重庆“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尽管调整了薄熙来一些老班底，但维护红色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依旧。

火炉重庆“红魂”依旧在荡漾

据重庆3月29日电讯，重庆高调报道政法讲坛仪式暨政法干警红色“核心价值观专题报告”会在市委小礼堂举行的消息。该报道称，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何挺，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以及市委政法委、市级政法部门班子成员、主城九区区委政法委书记，以及600余名政法干警聆听了“红岩魂——信仰的力量”专题讲座。这向社会发出了重庆追求红色精神依旧的政治信息。红岩精神是薄熙来在重庆一再倡导的提振“精气神”的主题。

该报道称，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该市政法系统正在开展政法干警的红色“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第一阶段主题为“学红岩精神、做忠诚卫士”。根据活动要求，重庆市委政法委决定举办重庆政法讲坛，不定期邀请专家或领导举办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坚定性。首场讲座由重庆市文广局党委委员、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厉华作“红岩魂——信仰的力量”专题讲座。该讲座高调渲染何功伟等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感人故事，再现了革命先烈们为了理想信念顽强斗争的“红色精神”。

重庆官方媒体报道称：“一位聆听讲座的政法干警表示，革命先烈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忠诚，可歌可泣。如今，广大党员尤其是政法干警，更需要学习和传承红岩精神，需要进一步端正执法理念，坚定正确的政法方向，确保政治忠诚。”同一天晚，前北京著名律师李庄在网站上披露，其助理马晓军起诉重庆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诉讼案，在重庆江北法院拖了二个月后，被告知不予受理。

新一轮封网打异在行动

官方为打压因掩盖薄熙来下台真相导致的民间舆论高潮，3月26日《环球时报》发表《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短评《编造传播谣言须依法惩处》。官方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周五深夜表示，一批传播谣言的网站被依法查处。该发言人声称，一些不法分子在网路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少数网站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疏于管理，致使网上传播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依相关法律规定，已责成地方严肃查处，电信管理部门依法对梅州视窗网、兴宁528论坛、东阳热线、E京网等16家造谣、传谣，疏于管理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站予以关闭”。新浪微博、腾讯博客网站集中出现谣言，北京市和广东省互联网资讯管理部门已对两个网站相应惩处。中国官方“真理部”与“克格勃”紧密配合的一系列动作，再次发出了要严厉打击民间异见的政治讯息。这是对温家宝今年人大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倡导“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表态的有力回击。

《法新社》报道说，借这场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之名，大陆当局已对相关3117个网站的负责人发出警告。当局还逮捕了6名所谓“散布网络谣言者”和1065名“网络犯罪”嫌犯，关闭了16家网站，并删除网上超过二十万零八千则留言。31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了受命上层维稳论调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要“不为困难风险所惧，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2012年4月1日，新华社再次发表网评《毫不动摇地铲除网络谣言这颗“毒瘤”》；同一日，人民网刊发《对造谣传谣者就该勇敢亮剑》的评论。官方调动喉舌如此动作频频，群起上阵，是“王立军事件”以来所没有过的。这些文章的共同点，都在回避官方隐藏真相才导致民间传闻四起的责任的前提，旨在借机打击民间异见，压缩舆论空间。

与此同时，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31日在京结束。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在结业式上刻意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各级政法机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好政治方向，坚持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确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由此可见，由薄熙来被免职引发的政治冲击波，正在强化中共的“维稳”决心，导致官方一系列反制措施变本加厉，充分显示了社会稳定不仅是中共确保其“绝对领导权”的最高利益、首要原则与硬性目标，更是党内各意识形态派别与利益集团博弈共生共存的政治基础——稳定为他们共同的特权利益提供着制度保障与秩序支持。因此，中南海不会任由“王立军事件”继续发酵成无控制的连环爆炸。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5期  2012年4月5日）

薄熙来倒台给新老左派造成巨大震撼

左派也要革命了

胡平

薄熙来倒台给新老左派造成巨大震撼。

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电视上将薄熙来被免职一事称作“反革命政变”；一位名叫黎阳的评论家发表文章“丢掉幻想，准备革命”；在海内外几家左派网站上，呼唤革命的帖子不少，支持的跟帖更多——此前，早有一些右派鼓吹革命，如今，左派也要革命了。

阅读左派鼓吹革命的文章，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一次，左派没有再说“再来一次文革”了。看来，左派终于意识到，所谓文革，尽管号称是为了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但其实，除非中央没出修正主义，除非中央牢牢地掌握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否则文革根本就搞不起来。以前左派们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实际上是希望薄熙来一类人物荣登大位，然后领导人民再来一次文革；现在薄熙来倒台了，文革梦也就破碎了。

现在，左派号召革命，是号召人民“自己救自己”，“从头革命”，“逼上梁山”（重上井冈山）。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看不出有多少可行性和真要干的样子。左派革命家也是口头革命派。

阅读左派鼓吹革命的文章，我们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主张革命的右派，不论他们彼此之间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少分歧，在革命的目标上则是高度一致的。右派认为，革命的目的是结束一党专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主张革命的左派则不然。左派革命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说不清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说不清他们打算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不少鼓吹革命的左派毫不讳言他们对毛时代的向往，渴望恢复毛时代。然而从毛时代到今天，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基本没变。事实上，左派革命家并没有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愿望，他们只是想改变人，改变掌权者，让薄熙来这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取代如今在台上的那些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重新恢复革命路线。但问题是，伟大领袖如毛泽东，尚且没有办法让他的革命路线在他之后继续下去，人一死，天就变；那么，就算现在把薄熙来送上权力宝座，接下来又怎样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呢？于是，有些左派把目光转向北朝鲜，干脆说，像金氏那样让最高权力世袭或许是唯一的办法。不过，肯附和这种主张的人太少了。可以想象的是，在薄熙来事件的冲击下，左派陷入空前的迷茫，在思想上已经破产。

这就触及到这一类中国左派的最大问题。他们自称代表工农大众，可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瞧不起工农大众。因为他们狂热地反对自由民主，敌视普适价值，硬说自由民主这套普适价值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上层精英，而绝对地不利于工农大众。在他们看来，工农大众根本不配享有自由民主，工农大众命中注定只能“被代表”，被伟大领袖代表。如果中国实行了自由民主，工农大众也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一人一票，那么，工农大众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被上层精英牵着鼻子走，被资产阶级被上层精英所支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永世不得翻身（？！）－－这些左派的思维逻辑实在是荒谬得不可理喻，愚不可及。

上面我谈到了中国的左派。严格说来，这种称呼并不准确。中国的所谓左派，如同中国的所谓右派，原本就不是一个整体。粗略地讲，左派有专制左派与自由左派之分，右派也有专制右派与自由右派之分。专制左派既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也反对政治自由主义；自由左派，如杨帆言，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但不反对（或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专制右派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但反对政治自由主义，自由右派既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又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显而易见，我上面批评的只是专制左派，也就是通常说的毛派。

五年前，我曾经撰文论述毛派的尴尬。我在文章里提出，“毛派的前景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它继续反自由反民主，这样，它在政治上的地位只会日趋边缘化；要么，它转而支持自由民主，这便意味着毛派将不再是毛派而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派或民主社会主义派。一直有人断言，在今后的中国，毛派将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依我看，这一断言是没有根据的”。我以为，薄熙来倒台对毛派的沉重打击以及由此引出的大分化，已经证明了我的上述判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5期  2012年4月5日） 

薄熙来的性格与命运

未普

薄熙来的命运及其转折，远远超过陈希同和陈良宇这两个政治局委员的跌宕故事。很多人把王立军闯馆引发的政治地震，比作林彪“九一三”事件，就震撼性而言，这个类比很贴切。

发人深思的是，民间对薄熙来倒台的反应却很复杂。对唱红打黑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人士，固然不会怜悯“唱红运动”的破灭，但不少人却出声维护薄派的话语权，希望走出党内斗争的老一套循环，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从法制上解决问题；对薄熙来表示同情甚至支持的不单是毛派和极左势力，也有不少来自民间的声音；就算多数人对薄熙来不表同情，对胡温当局的讥讽却大于对薄熙来倒台的幸灾乐祸。特别是随著前几日中共严厉打击网络言论和关闭一批网站，民间对胡温的批评声音更加升高。这表明，广大民众对胡温当局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应该说，王立军和薄熙来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在中国政坛四平八稳、毫无棱角的木偶群像中，显得另类而且鲜明。林彪是仓惶出逃，而且失败得折戟沉沙，但胆大心细的王立军却是果断沉著，甚至很有智谋。他先玩障眼法，和英国驻成都领事馆联系，得到英方同意之后，虚晃一枪跑入美国领事馆，交出一批极为敏感的中共机密之后，可能还安排了后路，不但把薄熙来拉下马，还使得中央对他最后定案时留下顾忌。

而薄熙来更是锋芒毕露。据报道，就在三月八号中央已经和他进行过组织谈话之后，三月九号他在两会上还两次用“一派胡言”的激烈词语来反击胡温，导致胡温加快处理进度，在两会结束前夕撤掉了他的职务。现在看来，薄熙来已经没有什么翻身机会了，甚至调任闲职的可能性都很小。至于他是否和王立军一样被褫夺“同志”的称呼，在禁闭中度过余生，看来并非没有可能，因为胡温对他这种性格和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能量的人，决不会掉以轻心，特别是发现他被撤职后，民间还有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就更不能放虎归山了。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果薄熙来一帆风顺地在十八大上入常，手握更大权力，他还会继续唱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吗？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个人崇拜的林彪，他若真的上台，非常有可能不会继续毛泽东那条路线。从披露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林彪及其核心班底对老毛那一套极为反感，他将否定文革，著力从事发展国民经济，这并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来自《五七一工程纪要》白纸黑字的记录。

把中国改变成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国家，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魄力。薄熙来倒是有这种魄力，他会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封闭循环的历史进程。不过，他像林彪一样，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重庆模式”作为一种探索，也可能从此寿终正寝。自从辛亥革命100年以来，中国有过几次经过“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契机，却都被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历史惯性所摧毁。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一度重新燃起“地方自治”的希望，不管这两个模式有多少水分，但它们之间确实有区别。由中央集权铲平一种模式，把另一种模式纳入所谓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如同把中国塞入不死不活，封闭循环的历史故辙，这将又一次断送中国由“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可能。

另一个悲剧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生态造就了政客的病态人格。胡锦涛平庸无能，温家宝惯常做秀，其他常委一个比一个刻板。反观薄熙来，性格鲜明而又骄横跋扈，行事没有底线，他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和其他高官没有本质区别，但他对权位的渴求和贪婪，却比其他政客直截了当，丝毫不加掩饰。他为入常而和时间赛跑，到重庆用霹雳手段唱红打黑，肆无忌惮破坏已经徒有其表的法制。

薄熙来的这种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不成功便成仁。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内敛和四平八稳，虽然保佑了他们平稳的政治前途，但胡锦涛给中国带来的，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而习近平也可能会步胡锦涛的后尘。（rfa）

民众清明悼赵紫阳 吁平反昭雪

VOA记者: 叶兵、丁力 | 华盛顿、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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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博讯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左二)4月4日与到赵家祭拜赵紫阳的访民合影

中国一些民众清明节以多种形式纪念去世7年多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赵紫阳1989年因坚持反对武力镇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学生而被长期隔离，郁郁而终。对于民间自发纪念这位前中共总书记的活动，当局的限制最近似乎较以往略有松动，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高层是否有意重新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猜测。

*各地纪念赵紫阳*

清明节当天和前夕，北京、山东和香港等地一些活动人士、上访者和普通民众不顾当局一贯采取的限制措施，纷纷在公共场所或互联网上向赵紫阳表达敬意和怀念。

在北京赵紫阳故居，民众的悼念环境似乎比往年宽松。过去，每逢清明时节，警察在赵家门外或明或暗地严加把守，特别是对敏感人士围追堵截，不让进去。而今，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说，清明节那天上午就有大约200人到家里悼念，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有些敏感人士也去了。

*数百人上门追思*

据王雁南的丈夫王志华介绍，这几天到北京富强胡同向赵紫阳遗像献花致敬的人多达数以百计，其中许多人跟赵紫阳素不相识。

清明节下午，一些访民在赵紫阳遗像前跪拜痛哭，王雁南询问了他们的冤情，并与他们合影。

Canyu.com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中)和朋友们在公园拉开横幅悼念赵紫阳

*当年反对64镇压 维权者拉横幅悼念*

在山东济南，退休教授孙文广和8位朋友，包括两位大学生，不顾当局警告，在清明节前夕到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和赵紫阳。他们在公园入口处拉出 “悼念赵紫阳”的横幅标语，怀念这位在1989年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和平示威，为此不惜放弃高官职位和自由的改革先驱。

2009年，孙文广去济南的英雄山祭奠赵紫阳，却挨了打。他说，国保人员打断了他的4根肋骨，并把他推下山坡。

孙文广对美国之音说，“看起来他们感到有些压力，舆论的压力，另外，王立军和薄熙来，王立军被抓起来了，薄熙来下台了，他们都是搞暴力的”。

今年清明节，四川的持不同政见者陈云飞也到赵家祭拜。陈云飞曾在成都报纸上刊登广告，向“天安门母亲”致敬，结果竟然登出。这是因为审查广告的人不了解六四事件，而以为这是普通广告。他们的这种无知又源于当局对新闻和言论禁区的控制。陈云飞还曾为了防止警察打人而穿上一件套头衫，上面印着“温馨小提示：公仆请您不要对主人动粗”。

*赵家亲友：拨乱反正 有利无害*

3月中旬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之后，受中国官方控制的搜索网站百度网上一度可以找到赵紫阳和64天安门事件的相关敏感纪念文章和平民中弹倒地的图片，网民在网上悼念赵紫阳的视频一度也可以看到。甚至有传闻说北京领导层可能在考虑重新评价赵紫阳的历史地位以及对64事件的官方结论作出变动。

对于上述传闻，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和家人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渠道的证实或通知，也没有感觉到官方的态度有明显变化。不过，他表示，如果官方能对赵紫阳和64事件作出公正评价，将对中国和世界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解决会获得国际、国内老百姓、包括国际社会的肯定。解决这个问题会带来不稳定吗？我不知道。我感觉不会。就像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革命，搞了拨乱反正，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整个全民的那种士气，现在都可以回忆得到的。”

*平反将导致中国变革？*

多年来时常在网上发表纪念赵紫阳文章的维权活动人士俞梅荪曾与赵紫阳生前的一些老友和故旧一道，多次呼吁当局恢复这位前领导人的名誉。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平反64和正确评价赵紫阳即使对中共政权来说，也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说：“(对当权者)当然是有利的。赵紫阳自己也说过，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谁如果弄这个事情，谁就会得好啊。这对共产党是好事，是得民心的事啊。谁做谁得好处，谁做谁落好啊。”

不过，俞梅荪也指出，64事件和赵紫阳问题的翻案是复杂的事情，正如赵紫阳女儿王雁南所说，平反这样的敏感历史问题牵扯到各个利益集团，很难解决，但是迟早都要翻过来的。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八九学运领袖”徐志强的话说，自从薄熙来倒台后，北京民间政治气氛活跃，各种圈子交流频密，“当局放松对纪念赵紫阳的管制，是一个重要的讯号，预示着中国将会再有一次大的变革，民主进程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