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6/23/13

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斯諾登案香港拆彈美侵私隱仍未拆彈

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離港，香港總算初步避過一次政治兩難，拆除了政治炸彈，但對公然侵犯全球私隱的美國而言，斯諾登離港只是連串難題的開始，爆料炸彈勢將陸續有來。

美國施壓要求引渡斯諾登，甚至有官員恫言特區政府若不盡快行動，將損害雙方關係後，特區政府可算陷入困局，只得步步為營。假若斷然拒絕美國的要求，可能會被質疑有違法治精神，拒絕執行兩地的引渡法例，甚至可能影響香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波及社會民生。

只是，全盤跟美國配合，實在有違國際公義。斯諾登不是一般逃犯，即使他真的觸犯美國法律，嚴格而言也是「whistle blowing」（爆料揭發劣行），不惜犯法以揭穿美國侵犯私隱的劣行，稱斯諾登為「良心犯」絕不為過。根據斯諾登揭露的資料，美國連香港的電腦系統也不放過，香港若貿然把斯諾登交予美國，不單有違公義原則，也違反港人的意願（民調顯示54%港人反對引渡）。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莊園會晤，在這氣氛下香港處身夾縫之中，動彈空間有限。事實上，無論港府決定是否引渡斯諾登，都有可能被指受北京控制，政治凌駕法治，為難（或取悅）美國，令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蒙上陰影。如今斯諾登在特區政府採取行動前，離港前赴第三國，不論港府是否刻意放行，拖延引渡程序，結果都是把困擾香港的政治炸彈拆掉了。

斯諾登爆出的，是一個現代「老大哥」的故事，揭穿了美國虛偽與醜陋的一面，打覑反恐之名，肆意侵犯美國國民以至全球民眾的個人私隱，中國大陸及香港也是受害者。如今斯諾登雖已離港，但特區政府應繼續向美方交涉，要求美國就入侵香港電腦一事詳細交代。

香港拆了彈，但美國的難關則陸續有來。斯諾登離港後絕不代表事件已告一段落，美國若只顧追捕斯諾登而不願反省，只會促使斯諾登繼續爆料，甚或促使更多的「斯諾登」出現，冒死揭穿美國的劣行。

香港明報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美國中情局前特工斯諾登昨日自行離開香港前往俄羅斯，令美國企圖從香港引渡他回國受審的計劃落空，對於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而言，這無異於卸掉一個包袱，放下一塊心頭大石。然而，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畏首畏尾，連送上門的美國「叛諜」也不敢收留，難免貽笑大方；而港府沒有遵照美國意願將斯諾登拘捕並遣返，也很難令美方滿意，麻煩也許還在後頭。

面對美國政府的咄咄逼人，港府網開一面，讓斯諾登前往俄羅斯尋求出路，既令美國失去繼續施壓的藉口，也為即將來臨的七一遊行減少火頭，表面上看似一步好棋，實際上香港擅自放走斯諾登，美方不會善罷甘休，如果港府以為送走燙手山芋就一了百了，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窩藏逃犯惹火燒身

斯諾登不請自來，接連踢爆美國以反恐為名，監控民眾電話通訊及全球互聯網，尤其是揭露美國頻密入侵香港及中國的網絡，暴露了美國政府賊喊捉賊的醜行，令其顏面盡失，斯諾登因此成為美國政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美方指控斯諾登三項罪名，要求港府將之拘捕並遣返，華府官員語帶威脅，指港府若不照辦，將令港美關係「複雜化」。在美國淫威之下，港府只有三個選擇，一是根據斯諾登的意願，將之送往第三國；二是利用本港司法程序，將斯諾登暫時留下來；三是立即拘捕斯諾登，並遣送美國。結果港府選擇了將斯諾登送走，可說是三害相權取其輕。

斯諾登曾公開推崇香港是世界上最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港府亦往往以法治自詡，如果將斯諾登拘捕並遣返，勢必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淪為笑柄；而如果利用本港司法程序留下斯諾登，官司隨時拖上三、五年，斯諾登難免爆出更多美國侵犯人權和自由的醜聞，美方隨時遷怒港府甚至中國政府，認定中國政府故意「窩藏」美國逃犯，必然會採取更具侵略性的對華政策。

古今中外，強權即是公理，窩藏強國逃犯從來都是大忌，不僅惹火燒身，招來兵端，甚至有滅國之危。戰國時期，范雎擔任秦國宰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報仇，捉拿曾迫害自己的前上司、魏國大夫魏齊，得知魏齊逃亡到趙國平原君家，秦國立即要求趙國交出魏齊的人頭，否則兵戎相見。趙國既不願交人，又不敢得罪秦國，只好放魏齊再次逃亡，魏齊轉而向魏國的信陵君求救，奈何信陵君也不敢惹火燒身，走投無路的魏齊只好自殺。趙國與魏國不敢收留秦國逃犯，雖有示弱之意，但也使秦國失去大兵壓境的藉口。如今的中國，儼然就是當年的趙國與魏國，而橫行霸道的美國就是秦國，中國不敢與美國對抗，放走斯諾登成為唯一選擇。

事實上，強國要攻打弱國，總會找到理由。當年日本藉口一名士兵失蹤，引發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先打阿富汗後打伊拉克，都是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結果兩個主權國家被打得稀巴爛，人命及財產損失無數，亂象至今尚未平息。

如今美國將中國視為頭號大敵，為了進一步圍堵中國，除了唆使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藉主權爭議纏住中國，而且將七成軍力放在亞洲。恰恰在這個時候，「走佬特工」斯諾登甚麼地方都不去，偏偏選擇香港，箇中內情撲朔迷離，引人遐想。其實，不管斯諾登是真逃亡，還是苦肉計，或者是反間計，只要他繼續留在此地，香港就會繼續承受美國壓力，而且隨時受到報復和制裁，麻煩沒完沒了。美國官員警告香港不遣返斯諾登將影響港美關係，這還算是「客氣話」，美國參議員麥凱恩日前更赤裸裸地叫囂，香港要麼做美國的朋友，要麼做美國的敵人，如果香港庇護斯諾登，就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應派兵佔領香港，捉拿斯諾登。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鷹派政客揚言派兵佔領香港，根本就是在恐嚇中國。

明乎此，就可以理解為甚麼一直強調依法辦事的港府突然改變主意，在收到美國臨時拘捕令後急急將斯諾登送往俄羅斯。事實上，當今世界除了俄羅斯敢於同美國正面對抗，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了。雖然中國號稱大國崛起，而且要與美國建立所謂「新型大國關係」，但從對斯諾登事件的處理手法來看，中國前怕狼後怕虎，距離大國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反美示威佔中預演

當然，港府急急送客，除了害怕招來美國報復，還擔心七一快到，不想節外生枝，成為催人上街的藉口。每年的七一遊行，議題不外乎政改、民生及經濟等，今年多了一個「佔領中環」行動，局面更加嚴峻，斯諾登此時不請自來，為遊行增添「捍衞人權及網絡自由」的議題，可謂火上加油。君不見，近日不少泛民政客紛紛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華府侵犯人權，擺出一副主持正義的姿態，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們無非是在做騷，一來企圖藉此洗刷「洋走狗」的污名，二來正好借題發揮，將「反美示威」當作「佔領中環」的預演。正所謂，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政治是骯髒的，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發生。

總而言之，「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斯諾登衝着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而來，以為此地可以作為安身之所，豈料事與願違，香港並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美好，中國更不是他想像的那麼強大，結果只好再次亡命天涯。對於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來說，斯諾登的離去，也許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問題的開始。

太陽報

申遺成功不足喜唯利是圖禍無窮

新疆天山和雲南紅河哈尼梯田分別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中國大好河山受到世界公認，打響名堂；憂的是各地遊客慕名蜂擁而至，破壞美景，更可能成為各地政府大拆大建的藉口，古蹟文物和自然景觀面對又一場浩劫。

事實上，對於今次申遺成功，官方及民間的態度截然不同。新疆和雲南當局喜不自勝，不諱言申遺成功可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發展，為當地帶來商機，並聲稱當局會「嚴格保護，有序開發」。民間卻大不以為然，更有網民預言，「成功申遺之日，恐怕就是地方遭受蹂躪之時」。

老百姓的擔心並非無的放矢，包括故宮、天壇、頤和園、布達拉宮、麗江古城等世界文化遺產先後被黃牌警告，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以及無序的旅遊開發，對遺產本身及周邊環境造成破壞，就在上個月，故宮翊坤宮便有一座清朝銅鐘被遊客損毀。本年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湖南張家界、江西廬山、黑龍江五大連池景區發出黃牌警告，如果管理水平得不到改善，「世界地質公園」的金漆招牌隨時不保。

中華文明毀於己手

申遺成功本來是好事，在中國往往變成壞事，究其原因，是所謂「申遺搭台，經濟唱戲」遺下禍根。有些地方申報前將「文化」、「奇景」炒得熱火朝天，申報後即拋棄一邊；有的地方以申遺為由大興土木，拆舊建新，毀真造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官老爺和發展商眼裏，所謂文化和自然遺產不過是搖錢樹，申遺既是商機，更是政績，一旦成功，領導升官，商家發財，各得其所。

最經典例子，莫如西安當局以「絲綢之路」申遺為由，對千年古剎興教寺打主意。該寺是唐朝高僧玄奘圓寂後靈骨安葬之所，也是當地著名的歷史文化遺址和人文景觀，當地政府為了申遺，竟然決定拆遷興教寺三分之二的遺址。事件背後涉及當地一間著名企業的商業運作，打造「興教寺佛教文化旅遊景區」項目牟利。湘西鳳凰古城的政府亦被指與發展商勾結，以申遺為由圈地收費，惹出偌大風波。

以保護文化為名，行毀滅遺產之實，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千年古剎遭「申遺性拆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維修性拆除」，蔣介石重慶行營也遭「保護性拆除」，廣州粵劇名伶泰斗薛覺先故居近日也毀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建岳旗下公司的推土機之下。人們擔心新疆天山和雲南紅河哈尼梯田重蹈覆轍，其實不足為奇。

說起來諷刺，中國自詡有五千年文明，教科書也總是控訴八國聯軍如何破壞圓明園，但從十年文革浩劫到如今的大拆大建，中國人自己破壞中華文化不遺餘力，與侵略者不遑多讓。

太陽報

官辦足球中國恥辱

中國男足一比五慘敗於泰國二隊之後的第六天，足協宣布和主教練甘馬曹解約。對球隊失控的主教練被炒魷魚，在世界足壇是普遍現象，甘馬曹指揮下的中國男足創紀錄地輸給一支弱隊，而且是在一號球迷六十大壽的當天，他不首當其衝地被問責下課，還能是誰？

天價合同缺陷致命

甘馬曹是中國男足簽下的第一個世界級名帥，其年薪高達兩百八十萬歐元，整個教練組團隊更高達四百三十萬歐元。甘馬曹當初與足協簽下的是三年合約，此番他提前被炒，足協必定要支付違約金。雖然雙方都未透露金額，並稱正在進一步協商中，但按慣例違約金必然相當可觀。有人算了一筆帳，甘馬曹從上任至今一共帶領國足出戰了二十場比賽，按他的年薪平均計算，他指揮每一場比賽的薪水達到四十一點二五萬歐元（折合人民幣約三百三十萬元），而當今世界最頂級的主教練場均薪水不過才二十二萬歐元。在已知數據，甘馬曹的場均薪水堪稱世界第一。

所謂花錢買罪受，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若中國足協只認自己是老二，就定然沒人敢認是老大。認錯人請錯教練，不獨中國足協一家，全世界都有，這不足為奇。奇怪的是中國足協當初和甘馬曹簽下的合約，卻沒有成績指標、限制條款，有的只是人家的權利、條件。中國足協唯一可以拿來向甘馬曹說事的條款，居然是「兩年時間內為中國隊在整體上帶來明顯而積極的變化」。只要智商正常，誰都知道這一條款壓根兒就沒有任何約束力。所以，此番炒掉甘馬曹要付多少違約金，只能指望他良心發現。

由此，人們就不得不問，中國足協為何當年會和甘馬曹簽下如此一紙「喪權辱國」的合同？中國有很多事情匪夷所思，但如果說足協和甘馬曹簽約，負責談判和起草合同文本的卻是別人，而足協只須到時簽字蓋章履行個過場程序，很多人一定不會相信如此奇事會發生。

逆來順受自我療傷

事實偏偏就是這樣。當年大連房地產老闆王健林自覺球迷習近平快要登位掌權，於是投其所好，攜巨資前來贊助中國足球。王老闆提出的條件之一，是中國足協必須立即炒掉國家隊土教練改聘洋帥。其時，高洪波帶領中國男足已兩年，整支隊伍經過磨合，正處於上升期。迫於輿論壓力，以及為中國男足發展考慮，中國足協並不願就範。王老闆以金主自居當然更不買足協的帳，於是狀告當時分管文體的國務委員劉延東處。

最終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健林的房地產資本裹挾着長官意志，勢不可擋地摧毀了中國足協的抵抗：高洪波在球迷的支持挽留聲中無奈下課，足協被迫簽下了「喪權辱國」的合約，請來洋神甘馬曹。而本身即是官身的中國足協官員，還附帶着自擺了一次烏龍，在甘馬曹團隊天價年薪徵稅問題上，足協天真地以為是百分之五稅率，於是沒和王老闆較真，就自行承擔了。沒想到，經過稅務部門核算，甘馬曹團隊每年應納稅竟為三千萬元人民幣。足協頓時傻眼，因為它每年的經費才不過億元。

所以，甘馬曹並非中國足球的洋神而是地地道道的洋鬼。但這事怪不了甘馬曹，要怪就怪中國人自己請錯對象。從本質上說中國足球的恥辱，來源於長官意志和商業資本的一次合夥輪姦，而中國足協的官身決定了它不僅會對輪姦逆來順受，它還會自掏腰包醫治輪姦帶給自己的創傷，然後還會對外說自己挺好。

尤可夫

東方日報

美國的普世價值

在中美交手的過程中，美國屢批評中國大陸的人權落後，如今斯諾登的事件發生，尤其當事者到了香港，引起了國際和香港的關注，並檢視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

斯諾登在美國中情局職位不高，卻能了解美國情報資訊搜集的方式。更令人關注的是美國九大跨國網絡公司，總部均在美國境內，美國政府依據國內法「海外情報監查法」可以喝令網絡公司披露個人資料，而這些公司也必須配合。據英國傳媒披露，英國「政府通訊總部」也參與了這個秘密計劃，難怪斯諾登在港爆料後，英國首先發動反擊，不准斯諾登入境，箇中因由不難理解。

美國以反恐為由，透過九大跨國網絡公司「合法」地秘密偵監全球網絡，竊取他國機密，奧巴馬認為美國這種行為是為了保護其知識產權與國家安全，有別於他國黑客利用網絡竊取美國國家機密。當初美國指摘大陸的黑客，現強詞奪理而理屈。

大眾關切的是斯諾登會否遣返美國，因美國會在外交層面交涉，若當地不配合美國也無計可施，如英國曾拒絕引渡一位美國指認的伊朗軍火商；○七年另一伊朗人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被捕，美國提出引渡要求，結果也未能如願。特區政府認為此案涉及外交層面，超出香港涉外關係所能處理。

斯諾登必在周密斟酌後才來港，認為「一國兩制」的香港有自由及法治的基礎，必須經司法程序解決，而司法程序費時耗日，而且香港根據與美國九六年簽訂的引渡罪犯協議，必須在港也構成刑事案件，才可引渡，且中國的態度最為關鍵，北京必堅持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可能以外交層面問題處理之，北京《環球時報》也拋風向球，稱應尊重香港的民意，不趨向引渡。

江素惠

東方日報

黑心火鍋掃不盡直把潲水當美食

內地無良奸商為牟取暴利無所不用其極，黑心食品只有想不出，沒有做不出。繼「罌粟火鍋」、「化學火鍋」後，近日又爆出用廚餘炮製的「口水火鍋」。以中國之大，哪裏才有安心食品、安心火鍋呢？央視記者暗訪上海一家火鍋店，赫然發現店員把客人吃剩的鍋底收集到大桶內，經簡單過濾加工後，重新供消費者「享用」。該店廚師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振振有詞稱「這樣的油愈吃愈有味道」。或許傳統上有火鍋湯底「愈吃愈有味道」的說法，然而重複使用的鍋底發生化學變異，有害人體健康，早已被科學證實。更何況鍋底中或許含有傳染病菌，店方的「解釋」不過是狡辯。

無獨有偶，上海市日前公布首份食品安全黑名單，上榜的兩家火鍋店均涉及將回收加工火鍋底料再次供應給消費者，可見這種無良手法已成為行內的「潛規則」。事實上，「黑心火鍋」在內地早已不是甚麼新聞，廣州曾有知名火鍋店廚師踢爆，不少川式火鍋湯底都回收使用，裏面連牙籤、煙灰甚至痰涎都有；南京市幾年前曾發現湯底以飄香劑、辣椒精和火鍋紅等添加劑調製而成的「化學火鍋」；而在湯底加入罌粟殼，或將之磨成粉末當調味料，讓食客上癮的「罌粟火鍋」，更多次在不同地方被揭發。
嚴懲奸商追究貪官

國務院食安辦幾年前已發出通知，嚴禁在火鍋湯底加嗎啡、罌粟鹼等令人成癮的成分。然而，江蘇省疾控中心實驗室日前披露，抽驗檢查的火鍋底料中，驗出含罌粟成分的達百分之十。紅頭文件形同虛設，監管漏洞百出，「食以安為先」早已淪為空談。

內地食安規管措施不可謂不多，不可謂不嚴，但官商勾結之下，任何規管措施總是成為一紙空文。當年多個省市相繼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當局煞有介事對行業進行整肅，前國家領導人甚至在國際場合鄭重承諾，一至兩年內解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結果如何，有目共睹。國務院日前又提出，「要像管藥品一樣管嬰兒奶粉」，會試行藥店專櫃銷售，但最終能否落到實處，仍是疑問。

當下中國，食物沒有最毒，只有更毒；商家沒有最奸，只有更奸；官員沒有最無能，只有更無能；消費者沒有最無辜，只有更無辜。「民以食為天」變成民以食為憂，中華民族正面臨斷子絕孫、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如果當局不從嚴、從重、從快處罰無良奸商，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無論再制訂多少「新國標」，推出多少「鐵腕措施」，都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

東方日報

習近平為什麼不改革？權力來源鏈式鎖定

儲成仿專稿

　　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文的時候可能已經註意到了我在上文提到，我在《這裡“換屆”靜悄悄——寫在十八大召開前》這篇拙作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十八大過後面對（政治體制）改革退場、缺位我將對之作系統的分析和論述。現在已是2013年6月份了，十八大過去已經半年多了，政改之門也已經宣告關閉了，這道自己給自己佈置的作業題也該完成了，這就是我為什麼現在要寫這篇選題為《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不開反閉》文章的原因或理由。

　　是的，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不開反閉，這已成為不爭事實。那麼，對此有人肯定會問，為什麼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不開反閉呢？是呀，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呀，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謂是一問中的、直擊要害。對於這樣一個要害問題，就我來說，不能迴避，只能面對。回讀上文，各位可以看出我在“政改之門不開反閉早在意料之中”部分中對此問題已經有所涉及，例如我對“紅二代”的兩個特點、黨族式接班人方式以及官僚制的分析，就是對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為什麼不開反閉原因的初步探尋，但這些探尋是零散的、不成系統的。為了能夠比較系統、比較集中地回答這個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選擇幾個在我看來比較重要之點，嘗試對這個問題做一個盡可能深入的、有說服力的探討：

　　其一，新的執政團隊的權力來源的鏈式鎖定

　　對於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為什麼不開反閉這個問題，我選擇從新的執政團隊權力來源的因素切入分析，那麼，新的執政團隊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我想，在著手回答新的執政團隊權力來源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前任黨魁毛澤東個人及其後繼者們權力來源的歷史事實，這樣做也許對我們理解新的執政團隊的權力來源因素是如何像一條鎖鏈一樣制約了他們即使在執掌大權過後也不能開啟政改之門的事實會有一些幫助。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毛澤東先生的個人權力是怎麼來的？或者這樣提出問題：毛澤東先生的個人權力是從票箱子裡面出來的還是從槍桿子裡面出來的？眾所周知，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先生自己早就做了明確回答：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非是票箱子裡面出政權！對於毛澤東的這個表述，我以為他只說出了問題的一個部分而非問題的全部。就毛澤東先生的個人權力而言，顯然，一方面，是他用槍桿子從蔣介石國民黨那裡搶過來的；另一方面，是他通過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從他的“同志”們手裡奪過來的。所謂延安整風運動就是毛澤東與王明爭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最後一戰。以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為標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職權地位開始進入了一個獨斷專行、稱孤道寡的狀態。

毛澤東先生的個人權力是怎麼來的？

　　毛澤東在奪取和鞏固了黨政軍的最高職權、地位之後，他將考慮採取什麼方式實現他之後的權位更迭或權位移交呢？或者這樣問，他是採用黨內公開公平競爭競選的所謂“黨內民主”的方式移交權位，還是採用所謂的選擇和培養接班人的方式移交權位呢？顯然，毛澤東從未考慮過採用黨內競爭性的選舉的方式移交權位，而是採用依據他的個人意志自己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方式來移交黨軍國最高權位。從1945年中共七大“黃袍加身”、“面南稱孤”開始到1976年撒手西去為止，毛澤東以前無古人也可以說後無來者的“千古一帝”的心機手腕，在延安古城中以及北京紅牆內導演了一幕幕廢立“東宮太子”的鬧劇和悲劇。

　　往事悠悠，猶如昨日：在延安，毛澤東以劉少奇力反王明擁立其為“主公”之殊功初立劉為“東宮太子”即所謂他的“接班人”。到了進入紅牆之後，毛澤東漸起廢黜“太子”知心，並以“太子”之位為誘餌利用高崗欲廢劉少奇“太子”之位，不料事敗，高崗自殺，毛澤東遂暫停廢黜“太子”之舉。數年後，毛澤東決志再行廢黜劉少奇“東宮太子”之事，則又以“東宮太子”之位為誘餌利用林彪廢黜劉少奇，林彪上鉤，劉少奇被廢，林彪則“名義上”填補“太子”之位。

數年後，毛澤東又起再廢“太子”之心，決意廢黜林彪“東宮太子”之位，林彪不敵毛澤東，終被廢，林之後，“太子”之位暫缺。其間，傳毛澤東欲立王洪文為“太子”，但王洪文南柯一夢，不久就被毛拋棄。此時，毛澤東已是風燭殘年、強弩之末。林彪死後，毛澤東設想以鄧小平為“軍師”輔佐江青、令其與江青合作共扶毛氏江山，並設想在其死後江青倣傚“呂后”當政，日後以江青為“二傳手”最終把權位歸還毛氏正宗傳人毛遠新（見辛子陵《毛澤東以秦皇自許要從黨天下向家天下過渡》——《毛澤東的皇權專制主義》序言），從而實現毛澤東謀劃已久的真正的傳位目的。

但鄧小平不甘“軍師”之位、輔臣之職，加上江青既無君王之能、又無呂（後）武（後）之術，鄧很快便與江鬧翻而被毛加以“右傾翻案風”之罪名再次罷官貶棄。此時之毛已是奄奄一息、油盡燈枯，無奈之下只好托付華國鋒代管權力，毛澤東駕鶴西去過後，江青隨即要從華國鋒手裡索回權力，此時的華國鋒已無毛活著時候的直接馭使、操控、鉗制，便不聽從江青的穎指氣使，為求自保遂與元老派聯手以用非常手段即所謂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被毀滅標誌著毛澤東生前所設定的傳位大夢徹底破滅。從這場始謀劃於延安後操作於紅牆的由毛澤東一手導演、上演的廢立“太子”的鬧劇和悲劇看，毛澤東如此行事的目的大致可能有三：其一，自己要終身為君不願意“太子”在他活著的時候提前“接班”而使其提前“退休”、“退位”而成為李淵式的太上皇；其二，不僅要終身為君而且要終身做實君，即：拒絕充當虛君充當花瓶而大權旁落；其三，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以降的這些“東宮太子”或“接班人”都是“二傳手”，他的真正目的就是通過這些“二傳手”把大位最終傳給自己的毛氏家人，以徹底避免斯大林式的死後“掘墓鞭屍”式的悲劇的發生，因為他相信，只有自己的子孫才不會背叛他自己。毛澤東的這一想法與據傳是陳雲後來說的主張要“太子黨”接班掌權的道理同出一轍。

　　繼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倣傚“太祖”毛澤東，故事重演，先是通過黨內鬥爭斗倒華國鋒而自己執掌黨軍最高實權，然後使用手中掌控的黨軍大權正式廢黜新君華國鋒，然後立自己以及元老們選中的胡耀邦為代君。然而，胡耀邦不甘作代君、兒皇帝，欲做實君，我行我欲，此舉隨即違逆上意，鄧小平等元老借整治“學運”、反自由化之機將其廢黜，隨後繼立趙紫陽為代君；無獨有偶，趙紫陽亦不願做代君、兒皇帝，步胡耀邦後塵欲做實君，此舉又違上意，遂又被元老們籍鎮壓“學運”之機被廢黜。出於偶然，趙被廢後，據傳在某元老的力薦之下再立江澤民為代君。立江澤民為代君之後，鄧小平不禁倣傚當年的毛澤東且發展了毛澤東，在感自己生命幾盡、來日無多之時，據傳隔代指立“太子”，以胡錦濤為“儲君”，以防止和避免在他死後江氏繼而仿己效毛，戀位弄權、故事重演。

陳良宇案爆料，江欲立陳十八大出任總書記。

鄧小平過世之後，據傳，江澤民確實欲倣傚“太祖”毛澤東、“太爺”鄧小平（儘管“89事件”中有人把鄧比作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但鄧是“男兒”，稱其為“太后”儘管是比喻仍覺得不妥，稱其為“太爺”可能比較妥當），據說欲廢胡立曾，但未得逞；後又據陳良宇案爆料，江欲立陳十八大出任總書記。但天有不測風雲，陳性驕縱，言行輕狂，觸怒至尊，東窗事發，獲罪入獄，江的這一“立儲”謀劃隨即告吹。

阅读更多博文 »

要營造一種制度有缺陷，修憲有必要的輿論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主管曹思源

　　還有一次是袁木批評我。袁木是國務院辦公廳主管我們的領導。有一次，他對我說：“小曹啊，你要注意一點。”那個時候，我寫了一本書，《談談企業破產法》，寄給了人大常委委員每人一本。袁木說：“你這個行為就是企圖影響立法。這企圖影響立法，在國外都是犯法的行為。”如果我是老實人，我當時會說：“哦，那我是不對的”。但我對袁木說：“你這個理解是不對的。影響立法要看怎麼影響。如果你寫一封信，裡面裝一顆子彈。如不同意破產法，子彈相見，那就是暴力威脅，是違法的，可是我這個信封裡裝的是一本書，是我的學習體會。而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的，是我的代表者，我把我的學習體會、想法告訴我的代表，這不是很正常嗎？這怎麼違法了？”袁木說：“哦。是這樣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這個人是不能被欺負的。

事實上，當時不少人大常委委員給我回信說：“現在正在審議破產法，我苦於找不到有關參考資料，你這本《談談企業破產法》來得正是時候，很有說服力。已經把我說服了，上次開會我是反對破產法的，下次開會我就要投贊成票了。”一票一票就這樣爭取過來了。

袁木：企圖影響立法，在國外都是犯法的行為。

　　《中國密報》：這兩個人在共產黨裡面已經算精英了。居然還這樣。再回頭了看，老曹，這些只是你鼓動制訂破產法的經歷，現在你鼓動的是修憲呀。

　　曹：是的，這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修憲的成功例子，我也給你舉出了。這說明也有成功希望，有可行性。

　　國家制度是有缺陷所以要改制

　　《中國密報》：在修憲中，更難的是涉及國家制度這塊。如果這部分修正了，修憲就變成了有乾貨的修憲，這樣就會起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作用。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意識到，我會不會被關進去。

　　曹：我是希望大家都來說話，都來寫文章，要造成一個我們的國家制度是有缺陷的，是要改革的輿論環境。我們的國家制度，對於我們走過的道路的曲折性和災難性是要承擔責任的。為什麼中國會發生空前浩劫呢？一個先進的制度應該能及時糾正錯誤，可是為什麼能文革搞10年呢？毛澤東如果不是76年死，而是拖到78年，文化大革命可能要搞12年，這不就反映了制度的缺陷嗎？因此，我們要營造一種制度有缺陷，修憲有必要這種輿論，形成輿論，形成常識，形成一個如果固化就會誤國的共識，因此，改制也是可以討論的。馬克思主義最重視制度問題，所以，他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為什麼到了社會主義制度時，就變成了那麼僵化呢？

　　曹思源在演講資料照片。

阅读更多博文 »

許多好萊塢電影為中國市場願意配合審查

《內幕》編譯蕭憲聰

中國電影題材因審查而受限

塔特羅指出，中國電影面臨的嚴格審查淺顯易見，越來越多導演在公開場合表達無奈，但他們能反抗的並不多。換句話說，儘管莫言將審查視為如機場安檢般必要，中國電影題材卻常常因此遭到限制，因為極其敏感的緣故，導演無法探索當代議題，尤其在中國社會日益緊張與不安的情況下，政府不希望有太多民間討論，更遑論像文革或大躍進之類的創傷，相反地，製片人選擇最安全的歷史或朝代交替故事。

對掌管中國所有影視娛樂內容的廣電部而言，使用審查手段是為了營造一個和諧、有道德的社會環境，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剔除所謂的負面與不利信息。《洛杉磯時報》指出，過去中國人均能收看奧斯卡典禮直播，直到1993年主持人理查‧基爾（Richard Gere）無預警地呼籲鄧小平從西藏撤軍，讓當時即時翻譯的人員不知所措，只好故意忽略，自此之後，中共開始害怕奧斯卡。上海影評人吳人初說，中國有很多電影迷，包含學生和白領族群，無法跟全球同步收視奧斯卡令人深感遺憾。

中共不喜歡奧斯卡還有一個理由：他們無法掌握之。從以前到現在，沒有一部中國電影得獎，甚至史上獲最佳外語片的唯一華語電影也僅有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但李安來自台灣，且在美國接受電影教育，說他讓中國揚眉吐氣未免言過其實。

《臥虎藏龍》是史上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唯一華語電影。

好萊塢帶來文化霸權隱憂

中國對好萊塢的矛盾心理使事情變得更糟。好萊塢出產的電影無疑在全世界廣受歡迎，但也引起“文化霸權”的擔憂，美國由於已佔據全球文化輸出的高地，其價值觀可以輕易通過好萊塢、肥皂劇及娛樂節目快速傳播，因此偏見和歧視可能於無形中被觀眾內化、吸收，舉例來說，電影中的東方人似乎都會點功夫便是一種迷思。諸如此類的觀點一直是社會學研究領域，最著名莫過於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因為東西方權力不均衡，使東方成為西方的“他者”，即東方變成西方的一面鏡子，西方在這面鏡子裡看見的只有自戀形象，兼投射我對異己的恐懼、厭憎和焦慮等，東方因而常被附屬化或妖魔化。

中國深深明白“霸權”對自己的傷害，無論是“軍事霸權”或“文化霸權”，且為了防止國產電影被排擠，政府每年設下嚴格的配額限制，大概只有數十部外國電影能登陸。《洛杉磯時報》提到，2012年8月時，中國讓兩部好萊塢強片《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和《超凡蜘蛛俠》（The Amazing Spider-Man）同天上映、彼此競爭，便是當局玩弄的手段。此外，在打入中國龐大市場的前提下，許多好萊塢電影願意自廢武功配合審查，包括調整故事情節、改變影片場景以及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在中國引起爭議的細節，從而挑起藝術堅持與商機孰輕孰重的激烈辯論。

當大多數好萊塢電影通過層層關卡進入中國戲院時，很多中國人也許早就購買盜版DVD先行觀賞，因而造成電影公司嚴重損失，例如2011年由法國導演邁克爾‧哈扎納維希烏斯執導的《藝術家》（The Artist），擁有201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桂冠，但10個月後它才出現在中國，任何對此片有興趣的人，利用網絡就能最快且最完整地收看。而談到電影的“完整性”，《洛杉磯時報》指出，儘管科幻史詩片《雲圖》（Cloud Atlas）受到中國方面1000萬美元的投資，正式放映時仍被縮減40分鐘，幾乎是整部電影四分之一。

“太政治化”加上“太具爭議”是《中國日報》專欄作家周黎明（Raymond Zhou）認為《獵殺本拉登》和《逃離德黑蘭》無法在中國播映的主因，但他對《悲慘世界》得以闖關成功感到驚訝，畢竟故事以法國革命動亂為背景，不免讓人聯想起1989年“六四”事件。“我想也許這是一部歌劇片，所以他們覺得可以接受。”周黎明補充說。（《內幕》第15期）

重大新聞：周永康親信郭永祥被雙規

明鏡新聞網

北京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秘書、周長期倚重的親信郭永祥已被官方宣佈被雙規，這對周永康是新的重大打擊。

周永康在四川另一個副手李春城已在十八大之後不久即被雙規。

周永康被認為是胡溫時期中共黨內最大的惡棍，有關對他追查的傳聞一直不斷。

即將出版的《中國密報》，對此將有詳細報導。

郭永祥，男，漢族，1949年2月生，山東臨邑人，1971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12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班經濟管理專業畢業，高級政工師。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省文聯主席。2013.6.23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1972.12-1973.08　勝利油田孤島指揮部作業27隊工人。

1973.08-1974.10 勝利油田孤島指揮部宣傳部宣傳幹事。

1974.10-1984.12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秘書、副科長。

1984.12-1990.08勝利油田黨委調研室副主任、主任（其間：1984.04-1986.10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黨政幹部基礎專業學習）。

1990.08-1992.11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處長。

1992.1l-1998.07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研究室副局級研究員、副主任（其間：1992.08-1994.12　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本科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1998.07-2000.0l　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

2000.01-2000.10 四川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其間：1997.09-2000.07中央黨校研究生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2000.10-2002.05 四川省委副秘書長、辦公廳副主任、常委辦主任（正廳級）。

2002.05-2002.12 四川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常委辦主任。

2002.12-2003.8 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常委辦主任。

2003.9-2005.3 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2005.3-2006.1 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

2006.1-2007.5.16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2007.5.17-2008.01.26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2008.01.27-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09.2.26- 四川省文聯第六屆全委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為郭永祥為四川省文聯主席。

2008.02 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2013.6.23 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毛澤東將當年對付王明的手段拿來對付靠邊站的將帥

軍委辦事組——大動亂中的解放軍統帥部（15）

《新史記》丁凱文

1968年11月12日，毛澤東批示：此兩件（指張春橋《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和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召開北京市黨員幹部大會的請示報告）似可轉發各地參考。

當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向全國轉發了張春橋和北京市革委會的兩個報告。中央在轉發的批語中說：中央同意這兩個報告所提意見，請你們參照執行。

總的看來，八届十二中全會是爲了中共九大作準備。然而，中央對“二月逆流”中下台的軍隊的老幹部們並未做過任何組織結論，他們是被毛澤東一頓狠批後不明不白地離開了工作崗位，此後中央和軍委對此也未做任何交代，也從未正式免去他們的各項職務。因此，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大一定要對此作一個結論，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高調批判了“二月逆流”，就使這些老幹部們翻身無望，即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仍能“當選”爲九大代表或中央委員，但是已然失去了他們原有的權力，從而成爲政治上的附庸，再也無法形成抵制中央文革的力量，與其抗衡。毛澤東仍要求選他們作爲九大代表或中央委員，僅僅是一個順水人情。其實，這也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時對付王明的手段，此時再拿來對付這些靠邊站的軍中老幹部們而已。

自“文革”開始以來，江青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發號施令，幾乎是無往而不利，黨內、政府內一大批官員倒台，中央領導權力的機構變成中央文革碰頭會，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的職能被文革碰頭會所取代，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實際主持人，周恩來則成了爲其跑腿辦事的部屬。江青獨攬中央的權力實現了一大半，惟此時軍隊的權力並不在江青的手中，所以江青一直想將軍隊“文革”事宜抓在自己手裡，從而實現自己對軍隊的控制。然而，江青的這一企圖却遭到了林彪的堅决抵制。

江青爲了實現自己對軍權的控制，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手段：（1）在軍隊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凡是形成對江青奪取軍權構成障礙和阻力的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被迫離職、靠邊站，前者如劉志堅、蕭華，後者如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2）直接將文革小組的人安插進軍隊，特別是要控制解放軍總政治部這個管理軍隊幹部的關鍵機構，其他還有安排文革小組的人任一些大軍區的政委，以待將來進一步升職、提拔，如張春橋在1967年5月出任南京軍區政委，毛遠新在1974年2月被任命爲瀋陽軍區政委。（3）江青系統的“大將”直接擔任中央軍委更高職務，以便控制軍權，如張春橋在1971年10月成爲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2月成爲中央軍委常委，並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成爲黨中央副主席，兼任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5年 2月又成爲中央軍委常委。這期間，毛澤東爲了提拔“文革”極左派掌握軍權，也頗費了一番功力，“文革”後期“文革”派大將們在掌控軍隊一事上頗有斬獲，但這已是林彪死後之事了。

“文革”開始後江青通過全軍文革小組搞亂軍隊，揪出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綫代理人，整了一大批軍隊幹部，林彪對此極爲不滿，不僅曾當面訓斥過江青，而且非常警惕和防範江青插手軍隊事宜。有關遏制軍內造反派勢力和讓全軍文革小組無疾而終，都是林彪採取對付江青的政策。林彪對付江青的對策是，不讓軍內存在江青的代理人，哪怕犧牲個別人也在所不惜，如蕭華、楊成武、溫玉成等；不准江青“文革”極左派派人打入軍隊，尤其不能讓他們控制解放軍總政治部這個要害部門。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時，林彪就親口交代說：“要防止某些人向軍隊插手，要像防賊一樣。只要文革小組那些人管了軍隊的事，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注117）可見林彪對此事重視的程度。

http://img9.ph.126.net/B-3PYic0dgZoJLWY_8nU-Q==/6597158827097866329.jpg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關鋒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筆杆子之一，也是江青著意打入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人。據關鋒自己回憶，是林彪提議關鋒出任解放軍總政副主任：“66年12月27日我驟然發高燒，住進301醫院，67年1月10日稍後病愈出院。在此期間發生了事先沒有預計（當然也沒有毛主席的指示）的兩件大事：一是張春橋在上海奪權；一是打倒了陶鑄、打倒了劉志堅──總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幾位，劉是身强力壯做實際工作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出了醫院之後就有人給我傳達：林彪向毛主席提議要關鋒作總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並說‘不要《紅旗》，也得要軍隊’（這個說法實在令我吃驚！）”（注118）劉志堅在回憶錄中提到：“1966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曾多次說過：‘關鋒、戚本禹爲什麽不可以當總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關押以後，中央和軍委並未經過討論下達命令，江青個人告訴林彪一聲，就宣佈關鋒爲總政副主任。”（注119）王力對此的回憶是：“林彪原來要關鋒當總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陳伯達說紅旗雜誌離不開。主席批了：‘要解放軍，不要紅旗。’”（《新史記》第12期）　　
-----------------------------------------------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史諾登離港前往第三地，對香港及北京當局有利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23日電）有香港政治分析家指出，香港當局在處理美國國安局（NSA）承包公司的前雇員史諾登逃港一事上，手法穩妥，總體是可以的。

熟悉大陸及香港政情的分析家劉斯路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史諾登逃港的消息曝光後，當局在處理上一直低調穩妥，總體是可以的。

他指出，史諾登案是香港歷來首次出現並涉及大國之間的重大事件，非常棘手，但當局最終維護了法制，又保障了人權，沒有失分。

他又說，史諾登離港前往第三地，對香港及北京當局有利。

據分析，理論上，史諾登前往俄羅斯，不透過北京方面協助是不可能的，但也有可能是史諾登本人找到俄羅斯方面協助。

劉斯路認為，無論如何，史諾登轉往俄羅斯是幫了北京和香港的忙，因為北京方面也不想得罪美國，但如果把人送回美國，又會被民眾批評不敢得罪美國。

香港當局證實，史諾登已離港前往第三國，而據報導，史諾登是於今早搭乘民航班機前往俄羅斯，再轉赴其他國家。

谷開來殺人案案發地點根本不存在?

王錚絕食並致歉重慶朋友

6月14日，本人按計劃親赴重慶面訪巡視組，但並未受到巡視組事前（5月31日）電話裡所說的接待，卻得到了重慶朋友熱情的款待。隨後，在等待巡視組約見的幾天裡，我一直用十分理性的方式，帶著重慶朋友們一起有理有節地依法為薄熙來的權利奔走於各個地方，收穫漸漸超出了大家的想像。

6月22日早晨7:30，北京警察突然敲開我酒店的房門要立即帶我回京（並暗示了他們可能採取的強制措施）。為了不給重慶朋友帶來更多的麻煩，在警方答應不難為重慶朋友的前提下我同意了立即起身。大批重慶朋友趕到酒店時我已被重慶警方送至機場。

因不能確認我的安全，重慶朋友強烈要求見我一面才肯散去，我也理性地請求北京和重慶兩方警察允許我們見一面，以免事情擴大化，但最終被拒絕，於是衝突發生。韓軍等9人被抓，現韓軍被定拘留20天，餘堯10天，萬秋雲下落不明……

我現被軟禁在北京郊區的一家酒店，沒有別的方式挽回我對重慶朋友的連累和歉疚，現決定從即日起絕食，直到他們被放出來為止，以此表達對重慶朋友的歉意，他們完全是因為我而與警方起衝突！但真正的起因完全在於警方連累重慶朋友的最主要原因，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6月21日，我請重慶朋友餘堯、萬秋雲等，帶我去薄谷開來殺人案案發地——重慶南山麗景度假酒店，本意是為找到案發現場“16棟1605室”的樓層，以確認普通人從窗台進入酒店房間的可能性。但絕沒有想到找遍該酒店，根本不存在16棟樓（只有6-15棟）。經與酒店工作人員反复核實，並與穀開來判決書中所述案發地點仔細核對，最終確認：確實不存在這個案發地點！

即官方和判決書上所說的薄谷開來殺人案案發地點根本不存在！但判決書中有10個證人證明“被害人入住南山酒店16棟1605室”！大家一時被這一發現驚得無所適從。之後的第一反應都認為應盡快告知谷開來的家人。我於是電話聯繫了谷開來的親姐姐，儘管我們想盡量避開警察的跟踪，但根本就沒有可能。

於是，第二天早上，上面敘述的那一幕就上演了。我被重慶警方驅趕，北京警察連夜趕往重慶（因已無航班，改乘至成都，重慶警方凌晨將其一行接至重慶）。

重慶市公安局領導：我在重慶一周的所作所為，雖然沒有違法，但可能事事都戳到了重慶的痛楚，對此我很抱歉，但我必須繼續去做！你們重慶市公安局領導：我在重慶一周的所作所為，雖然沒有違法，但可能事事都戳到了重慶的痛楚，對此我很抱歉，但我必須繼續去做！你們可以不歡迎我，但請不要傷害我的朋友！從北京警察的敘述中發現，你們對我的這些朋友抱有極大的偏見，其實他們是最熱愛重慶的好市民！他們的衝動是因為你們違法在先！我知道你們不會在乎我是否為這件事絕食，我只是想告訴你們：我一旦行動自由一定會立即重返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