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羊頭賣鼠肉,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在中國竟變成事實。公安部日前公布多宗案件,江蘇有無良商販從山東購入狐狸、水貂、老鼠等未經檢驗檢疫的肉製品,添加明膠、胭脂紅、硝鹽等冒充羊肉銷售至蘇、滬等地農貿市場,案值一千餘萬元。
腥臭的坑渠鼠經過明膠等化學物質處理後,居然神奇地變為羊肉,這則新聞讓很多人對羊肉聞之欲嘔。為了賺黑心錢,這些商販的良心難道都被狗吃了?政府官員和監管部門都幹甚麼去了?到底有多少鼠肉流入市場呢?
中華民族已陷入可怕的慢性自相殘殺,近年中國產生那麼多莫名其妙的怪病,如沙士、陰滋病、禽流感等,誰能保證與食品問題無關呢?再看看遍布神州大地的癌症患者,又有多少是因為吃了化學食物而奄奄一息的呢?國人吃了這些問題食品,身患多種疾病,生不如死,比遇到大地震更痛苦。
中國食品安全早已沒有防線,除了鼠肉冒充羊肉之外,還有神奇牛肉膏。商販先用麥芽酚去掉豬肉腥味,再抹上一層薄薄的牛肉膏把豬肉醃製,像平時煮肉一樣加熱,豬肉就能變身為牛肉。這種帶有濃郁牛肉香味的牛肉膏是化學物質合成,對人體極其有害。
縱容奸商 為禍國人
這還不是最恐怖的,早前江蘇發現的水銀刀魚才是登峰造極之作。作為長江三鮮之一,刀魚極其昂貴,無良商販為牟暴利,竟將水銀注入身價不菲的刀魚體內增加重量,據說還可防腐保鮮,讓死刀魚看起來有「回光返照」效果。
這種經水銀加工過的刀魚,與毒魚無異。水銀含劇毒,對人體傷害極大,少量吸入就可能出現惡心、嘔吐等不良徵狀,嚴重者甚至會導致死亡。吃刀魚本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如今卻要冒着生命危險,說來實在悲哀。中國人食品創新能力如此出神入化,化學成就如此驚世駭俗,按道理說,得個諾貝爾化學獎可謂當之無愧。
有毒食品之所以屢禁不絕,主要是當局心慈手軟。李克強在雅安大地震時說救援災民「一個也不放過」,如今有毒食品大面積殘害國人,對那些無良商販是否也該「一個也不放過」?西方國家長期批評中國沒有人權,其實中國很重視人權,尤其是對那些無良商販更是愛屋及烏,對他們犯下的罪行往往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當局保護這些無良商販的人權,誰來保護百姓的人權呢?
不施霹靂手段,無以顯菩薩心腸,中共不殺壞人,怎麼治國人?治亂世必須用重典,對那些用化學食品殘害國人的無良商販,光靠罰款坐牢,已不足以阻嚇,必須大開殺戒。當局可限定一個時間,比如從六月一日開始,只要被抓到繼續製造有毒食品的,統統殺無赦,看誰還敢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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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日星期五
紅三代躍入政壇 看神州誰與爭鋒
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標誌着紅二代全面接班。與此同時,一些八十後紅三代亦開始躍入政壇,馳騁在官場快速路上,卡位佔位,假以時日,誰與爭鋒?
鄧小平唯一的孫子,鄧小平最小兒子鄧質方的獨生子——二十八歲的鄧卓棣最近被任命為廣西百色市平果縣副縣長。鄧卓棣曾在美國杜克大學攻讀法律,畢業後以David Zhuo的洋名在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幾年後選擇回國。據說他選擇到廣西掛職,是要重走鄧小平當年的道路。鄧小平參加革命後,曾領導軍隊在廣西發動百色起義。
鄧卓棣從政其實是紅三代政治動向的折射,此前,葉劍英的孫子、葉選平之子葉仲豪獲委任廣東雲浮團市委書記。現年二十九歲的葉仲豪從羅定市市長助理起步,先後擔任雲浮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兼市政府投資建設項目代建服務中心主任,去年八月出任雲浮團市委書記,不到三十歲已是正處級,成為廣東乃至全國最年輕的正處級官員。
平步青雲 不解民情
鄧卓棣、葉仲豪等紅三代從政,起點高,跑道短,而且可隨意更換跑道,一起步就是副處級,比普通人要高好幾個台階,如果不是有人刻意安排,僅憑他們自身的能力,根本無法實現。他們的從政歷程,一開始就明顯帶有鍍金色彩。
不過,相比溫家寶的兒子、女婿,鄧、葉兩人已算是慢的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從投資界轉到國企,迅速擔任正廳級的中國衞星集團董事長,而三十八歲的女婿劉春航回國後,擔任中國銀監會的統計部主任,已是省部級的後備人選。
當然,在民智已開的訊息化時代,紅三代要想快速成為政要,難度不小。他們在起步階段雖然下到基層,期望了解國情民情。問題是,他們的每一步都被人計劃好,升遷不費力氣,永遠做太平官,怎可能知道百姓的訴求,又如何知道官場險惡呢?即使今後進入中央,又怎能經得起考驗呢?
日本首相近年變成世襲,中國官方傳媒諷刺「政治家的兒子長大依然是政治家,董事長的兒子依然是董事長,正是伴隨着這種世襲制,錯誤歷史被不斷的重演。」回看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起碼人家基於民主選舉,經受過選民與傳媒的挑剔。
中國官場有很多規定,每晉升一次都有嚴格限制,平民子弟考上公務員都千難萬難,更別說仕途一路晉升。然而對紅色後代來說,以血緣及特權之便一飛沖天,中共官場選拔中的「看資歷又不唯資歷,看台階又不唯台階」奧妙就在這裏。
東方日報
鄧小平唯一的孫子,鄧小平最小兒子鄧質方的獨生子——二十八歲的鄧卓棣最近被任命為廣西百色市平果縣副縣長。鄧卓棣曾在美國杜克大學攻讀法律,畢業後以David Zhuo的洋名在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幾年後選擇回國。據說他選擇到廣西掛職,是要重走鄧小平當年的道路。鄧小平參加革命後,曾領導軍隊在廣西發動百色起義。
鄧卓棣從政其實是紅三代政治動向的折射,此前,葉劍英的孫子、葉選平之子葉仲豪獲委任廣東雲浮團市委書記。現年二十九歲的葉仲豪從羅定市市長助理起步,先後擔任雲浮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兼市政府投資建設項目代建服務中心主任,去年八月出任雲浮團市委書記,不到三十歲已是正處級,成為廣東乃至全國最年輕的正處級官員。
平步青雲 不解民情
鄧卓棣、葉仲豪等紅三代從政,起點高,跑道短,而且可隨意更換跑道,一起步就是副處級,比普通人要高好幾個台階,如果不是有人刻意安排,僅憑他們自身的能力,根本無法實現。他們的從政歷程,一開始就明顯帶有鍍金色彩。
不過,相比溫家寶的兒子、女婿,鄧、葉兩人已算是慢的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從投資界轉到國企,迅速擔任正廳級的中國衞星集團董事長,而三十八歲的女婿劉春航回國後,擔任中國銀監會的統計部主任,已是省部級的後備人選。
當然,在民智已開的訊息化時代,紅三代要想快速成為政要,難度不小。他們在起步階段雖然下到基層,期望了解國情民情。問題是,他們的每一步都被人計劃好,升遷不費力氣,永遠做太平官,怎可能知道百姓的訴求,又如何知道官場險惡呢?即使今後進入中央,又怎能經得起考驗呢?
日本首相近年變成世襲,中國官方傳媒諷刺「政治家的兒子長大依然是政治家,董事長的兒子依然是董事長,正是伴隨着這種世襲制,錯誤歷史被不斷的重演。」回看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起碼人家基於民主選舉,經受過選民與傳媒的挑剔。
中國官場有很多規定,每晉升一次都有嚴格限制,平民子弟考上公務員都千難萬難,更別說仕途一路晉升。然而對紅色後代來說,以血緣及特權之便一飛沖天,中共官場選拔中的「看資歷又不唯資歷,看台階又不唯台階」奧妙就在這裏。
東方日報
極權主義以宗教方式進行宣傳
姚監復
元首永遠正確”的宗教崇拜
納粹黨人以超人光環的方式表現希特勒,酷似宗教崇拜。戈林用同教皇絕對正確一樣的宗教語言宣傳“在攸關人民的國家與社會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務上,元首絕對正確。希特勒青年團員宣誓效忠希特勒個人,保證絕對服從,像在上帝、教友面前宣稱其信仰一樣。”納粹宣傳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納粹成員認為“我們的元首是有史以來獨一無二的人物。我毫無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運動。他就是我的宗教。”
高唱讚美詩,用宗教的語言,如救世主、獻身、精神、光明,將希特勒看成基督式人物,一種神聖的與人類的結合體。赫斯宣佈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要將希特勒形象永不磨滅地根植於所有德國人的心中。希特勒的演說成了宗教教義,要求黨員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地學習元首的講話,以全部的真誠和認真來學習每個詞。
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員和全體大陸中國人重複著當年納粹德國的宗教崇拜的思想和儀式,天天讀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還要早請示晚彙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敬祝萬壽無疆;高呼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四個偉大”加上最紅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把毛澤東捧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神壇,簡直是發了瘋的邪教迷信的個人崇拜。
希特勒的演說成了宗教教義。
“黨總是正確的”宗教
皮特沃克認為“如果納粹主義是一個異教,他的創教者仍然身處信徒之中,那麼東德的馬列主義則是一個在結構上更像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擁有確定的神學體系從而合理地建立起來的宗教。教皇身處莫斯科,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魁是一個紅衣主教,他在國土內至高無上,而最終要服從莫斯科。馬恩列斯的權威滲透全黨,他們的語言是神聖的。”學校教室裏有紅彩旗圍繞的斯大林畫像的神龕,孩子們背詩:“十指交叉你的小手,鞠躬低下你的頭,默念五分鐘斯大林。”
更早的版本是同樣的詩句,只是後來的版本中“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對斯大林的崇拜同對希特勒的崇拜不相上下。東德宣傳其領導人是絕對正確的,黨的集體領導能夠科學地做出“準確無誤的決定”。黨的智慧像教皇一樣至高無上,甚至還更高,因為教皇極少以宗教權威之名發言,而黨卻經常這樣做。
崔天凱經手陳光誠赴美案
《中國密報》編譯 楊芬瑩
楊潔篪與崔天凱
62歲的楊潔篪曾經三次派駐美國,在美國前後生活將近十年的時間。2001年2月接替李肇星首次駐美後,在那年4月就發生美國偵察機與中國戰鬥機撞機、美國對台軍售等讓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外交事件,這使他的外交歷練快速增加,並且累積深厚人脈,可算是中國內閣的“美國通”;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前國務卿希拉里訪中期間,也是由他負責接待。
中國內閣的“美國通”楊潔篪。
駐美大使崔天凱現年60歲,留學歸國後於1988年進入外交部國際司,歷任外交部發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亞洲司司長,於2007年接替王毅任駐日大使;2010年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北美事務,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他協助草擬中美聯合聲明,並經手盲人律師陳光誠赴美案。
他舉止儒雅,但在公開場合面對來自國際媒體的各樣挑釁提問,他表現向來不卑不亢。以近期朝鮮問題為例,美日韓雖頻頻喊話、施壓中國配合制裁朝鮮,但崔天凱仍藉機公開澄清說“中美達成共識制裁朝鮮”的說法“不準確”。當日本記者質問:“中國能否發揮更大作用,向朝鮮施壓?”崔天凱卻反問:“中國更大的作用,難道就是向朝鮮施加壓力嗎?在朝核問題上,一個巴掌拍不響,美日兩國也應該想辦法解除朝鮮的安全顧慮,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靠中國一家也做不到,參與六方會談的六國都要努力。如果要施加壓力,我倒覺得應該給日本施加點壓力。”
崔天凱曾經以金庸小說裡的大俠,來比喻中國不願躁進的外交立場。他說:“真正的大俠,從來不會兩句話不合心意,就拔出劍來砍,二三流角色才這樣。”一語雙關地表明,中國反對朝鮮核武試驗的同時,也堅決反對其他國家以此為藉口,加強軍事同盟,甚至做出一些加劇緊張局勢的舉動。
外界傳聞崔天凱與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不和,繪聲繪影稱上次訪美期間,崔天凱全程不願直視坎貝爾,直說不想與之對談,還外傳他參觀坎貝爾的農場時發生不快。崔天凱在3月6日公開澄清,強調傳聞與事實相反,他與坎貝爾關係很好,坎貝爾得知他曾下放到黑龍江,還開過拖拉機,便把農場的老式拖拉機開出來。坎貝爾問他會不會開,崔天凱便開了一圈、割了一圈草,當時賓主盡歡,還跟拖拉機合照。崔天凱再次訪美時,還特地帶了一個“東方紅”拖拉機模型送給坎貝爾。
李鵬與夫人朱琳到底誰拖累了誰的名聲?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 鍾學銓
朱琳出身女工,自幼喪母
朱琳出生於上海市一個女工的家庭,自幼喪母,吃過一些苦。她的生日,恰巧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11月7日,不知是否這個原因,促使她後來考入了哈爾濱外語學院俄語專業,畢業後,就留在東北了,分配在吉林市化工廠做俄文翻譯。
朱琳與李鵬,是在東北時相識而後結婚的。李鵬從1955年從蘇聯留學歸來,分配到東北工作,先後任東北豐滿發電廠副廠長、總工程師,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阜新發電廠廠長。朱琳從1959年6月起,以兩年一個的速度生育,生下長子李小鵬,獨生女兒李小琳,次子李小勇。
李鵬從1966年離開東北,調任北京供電局黨委代理書記、革委會主任,北京電業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文革”後陞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兼華北電業管理局黨組書記,夫貴妻榮,朱琳也擔任了華北電業管理局外事處負責人,後來她又當了大亞灣核電站駐京辦事處主任,後又任國務院特區辦公室研究室主任。
朱琳透露:“李鵬沒有一丁點大男子主義。不管是當普通幹部,還是部長,甚至在當了總理之後,只要有空,他都會幫忙做家務。”但在別人嘴裡,說出來就難聽了:李鵬別看當著最高級的公職,但在家地位卻十分低下,對朱琳俯首帖耳。
朱琳對李家,總的來說,還是感到溫暖的。
在2003年1月17日李鵬的母親趙君陶百年誕辰和同2月23日父親李碩勛百年誕辰前夕,李鵬寫了一篇回憶母親的文章,敘述母親非常疼愛兒媳朱琳,“朱琳自幼喪母,失去了母愛,是她的婆婆趙君陶給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愛”。1959年,朱琳懷上第一個孩子,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她遇到早產和難產,母親終日守護在她的身旁”。婦産科權威林巧稚大夫問李鵬的母親:“你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趙君陶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李鵬寫道:“她的語氣是那樣的堅決,那樣的誠懇,使林大夫深受感動。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療下,朱琳終於順利產出我們的第一個男孩”。
李鵬在文中還回述說,1925年,父母相識於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1926年冬,他們由上海轉戰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李碩勛投筆從戎,在號稱“北伐先鋒鐵軍”的葉挺部隊擔任師政治部主任,而趙君陶則擔任湖北婦女協會宣傳部長,動員婦女支援北伐鐵軍。1927年,李碩勛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趙君陶也緊隨其後。起義失敗後,兩人在南昌分別,不久又在上海會合,此後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碩勛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江南省軍委書記,趙君陶則是中央婦委的秘書。當時中共處於白色恐怖之下,他倆多次遇到險情,但總能沈著應對,配合默契,化險為夷。1931年7月,李碩勛到海南島召開軍事會議,不幸被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於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就義。李碩勛臨刑前寫了致我母親趙君陶的遺書,“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趙君陶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這份遺書。她去世後,李鵬和朱琳才將遺書原件送交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朱琳對婆婆也十分尊重。“文革”中趙君陶被關進化工學院“牛棚”,被批鬥審訊。朱琳衝破重重障礙,終於見到面容憔悴,身體虛弱婆婆趙君陶。李鵬寫道:朱琳心如刀絞,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婆婆對朱琳說了一段被審訊的經過:專案組問她:“你丈夫都犧牲了,你為什麼能活下來?”趙君陶回答:“如果幹革命的都死了,哪裡有今天革命的勝利。”駁得那幫人啞口無言,朱琳深為婆婆的浩然正氣所鼓舞。
李鵬回憶說,自己和母親生活在兩地,平常只有書信來往,偶爾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見面敘談的機會。“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報,要我速到青島某療養所去見她。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母親從來沒有要求我專門去看望她、陪伴她”。李鵬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體是否有什麼不測。因朱琳正懷上第二個孩子李小琳,行動不便,李鵬就獨自一人乘火車從吉林市趕赴青島。原來在1959年後黨內反右傾鬥爭中趙君陶受到批評——指責她不支持在化工學院(建國以後,趙在中南和天津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到北京後參加創辦北京化工學院)大辦鋼鐵,搞“興無滅資”和“拔白旗”。運動過去了,她幸而沒受處分。而李鵬也在反右傾鬥爭中受了批判,“也許母親聽到了什麼風聲,才急忙找我來瞭解情況,以她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告誡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批評”。
朱琳隨李鵬到徐州,向酒店工作人員贈書。
“沒有一分錢股票”?
朱琳回顧前塵感到欣慰,自己對得起李家這個烈士後代家族,為培養和安排兩兒一女花費了心血。他們也都翅膀硬了,各有造化。
2001年秋,朱琳罕見地接受《中華英才》採訪,後刊載在該刊2001年11月號上。朱琳在接受採訪時話題十分廣泛,但境外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她否認自己曾經商炒股。
朱琳說自己確實擔任過政府的有關職位,但“從未擔任過任何公司的總經理或者董事長”,“沒有一分錢股票,也沒有一張非法債券”。
在那之前,不少媒體曾先後指稱朱琳以及他的兒子李小鵬,利用關係網等不正當手段經商、炒股謀取暴利。坊間有傳言,早在八十年代擔任廣東核電公司大亞灣核電站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時,因為李鵬主管大亞灣核電站興建事宜,那些來投標的外資就奔走在朱琳門下。還有人爆料:1994年長城科技總裁沈太福因集資詐騙案被槍決,最開始就是因為他認為找到了朱琳這靠山而有恃無恐,“朱琳從中當然也得好處”——一個旁證是:費孝通只是搖搖筆杆吹噓沈太福一番就到手十萬,那麽身為總理夫人的朱琳該值多少呢?
更有文章將朱琳與幾個被處決的貪官扯上關聯:例如,1997年從廣西提拔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貪污案也有朱琳的份:案宗記錄,成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鑽石,有報導刻薄地說,朱琳收了幾個鑽石戒指,但是朱琳不喜歡數學,“所以到底是幾個她也搞不清楚”;另一個被處決的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在李鵬擔任總理時,靠行賄由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調江西省省長助理再陞副省長,但是行賄對象一直沒有公佈,更沒有處理,海外媒體推測也同朱琳有關,還說胡長青被急急槍斃“可能是為了滅口”。
最致命的重磅炮彈,出自中國《證券市場週刊》一篇《“神奇”的華能國際》的長文。這篇長文,我們下面將詳述。
朱琳在接受《中華英才》採訪時沒有具體地一一指出對她的議論哪些是謠言,只是籠統地反駁說,這些指控都是惡語傷人的謠言,她相信正義終究會戰勝邪惡。
朱琳反駁時,是李鵬肯定將下台的中共十六大前的大半年。香港和台灣一些媒體分析,朱琳是迫於壓力,才接受採訪,以為自己辯解、正名。也有人認為,朱琳的做法是為了反擊對李鵬的政治攻擊。香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就說,在2002年兩會召開前,中共內反對李鵬的派系要求李鵬在十六大上辭職,因此發起了強大的“反李攻勢”。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因為中共高層早就安排李鵬在十六大召開時辭職。不過,也有人說,本來李鵬是應該在十六大上辭職,但是因為傳出江澤民苦心佈局、打算再留任,於是李鵬也有翻悔而不辭職之意。朱琳的文章正是為夫婿造勢。
不管怎麽說,李鵬畢竟還是在十六大上和次年的“兩會”上交出了權柄;但是朱琳的文章,相信的人也並不多。(《調查》特刊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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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出身女工,自幼喪母
朱琳出生於上海市一個女工的家庭,自幼喪母,吃過一些苦。她的生日,恰巧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11月7日,不知是否這個原因,促使她後來考入了哈爾濱外語學院俄語專業,畢業後,就留在東北了,分配在吉林市化工廠做俄文翻譯。
朱琳與李鵬,是在東北時相識而後結婚的。李鵬從1955年從蘇聯留學歸來,分配到東北工作,先後任東北豐滿發電廠副廠長、總工程師,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阜新發電廠廠長。朱琳從1959年6月起,以兩年一個的速度生育,生下長子李小鵬,獨生女兒李小琳,次子李小勇。
李鵬從1966年離開東北,調任北京供電局黨委代理書記、革委會主任,北京電業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文革”後陞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兼華北電業管理局黨組書記,夫貴妻榮,朱琳也擔任了華北電業管理局外事處負責人,後來她又當了大亞灣核電站駐京辦事處主任,後又任國務院特區辦公室研究室主任。
朱琳透露:“李鵬沒有一丁點大男子主義。不管是當普通幹部,還是部長,甚至在當了總理之後,只要有空,他都會幫忙做家務。”但在別人嘴裡,說出來就難聽了:李鵬別看當著最高級的公職,但在家地位卻十分低下,對朱琳俯首帖耳。
朱琳對李家,總的來說,還是感到溫暖的。
在2003年1月17日李鵬的母親趙君陶百年誕辰和同2月23日父親李碩勛百年誕辰前夕,李鵬寫了一篇回憶母親的文章,敘述母親非常疼愛兒媳朱琳,“朱琳自幼喪母,失去了母愛,是她的婆婆趙君陶給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愛”。1959年,朱琳懷上第一個孩子,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她遇到早產和難產,母親終日守護在她的身旁”。婦産科權威林巧稚大夫問李鵬的母親:“你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趙君陶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李鵬寫道:“她的語氣是那樣的堅決,那樣的誠懇,使林大夫深受感動。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療下,朱琳終於順利產出我們的第一個男孩”。
李鵬在文中還回述說,1925年,父母相識於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1926年冬,他們由上海轉戰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李碩勛投筆從戎,在號稱“北伐先鋒鐵軍”的葉挺部隊擔任師政治部主任,而趙君陶則擔任湖北婦女協會宣傳部長,動員婦女支援北伐鐵軍。1927年,李碩勛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趙君陶也緊隨其後。起義失敗後,兩人在南昌分別,不久又在上海會合,此後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碩勛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江南省軍委書記,趙君陶則是中央婦委的秘書。當時中共處於白色恐怖之下,他倆多次遇到險情,但總能沈著應對,配合默契,化險為夷。1931年7月,李碩勛到海南島召開軍事會議,不幸被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於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就義。李碩勛臨刑前寫了致我母親趙君陶的遺書,“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趙君陶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這份遺書。她去世後,李鵬和朱琳才將遺書原件送交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朱琳對婆婆也十分尊重。“文革”中趙君陶被關進化工學院“牛棚”,被批鬥審訊。朱琳衝破重重障礙,終於見到面容憔悴,身體虛弱婆婆趙君陶。李鵬寫道:朱琳心如刀絞,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婆婆對朱琳說了一段被審訊的經過:專案組問她:“你丈夫都犧牲了,你為什麼能活下來?”趙君陶回答:“如果幹革命的都死了,哪裡有今天革命的勝利。”駁得那幫人啞口無言,朱琳深為婆婆的浩然正氣所鼓舞。
李鵬回憶說,自己和母親生活在兩地,平常只有書信來往,偶爾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見面敘談的機會。“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報,要我速到青島某療養所去見她。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母親從來沒有要求我專門去看望她、陪伴她”。李鵬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體是否有什麼不測。因朱琳正懷上第二個孩子李小琳,行動不便,李鵬就獨自一人乘火車從吉林市趕赴青島。原來在1959年後黨內反右傾鬥爭中趙君陶受到批評——指責她不支持在化工學院(建國以後,趙在中南和天津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到北京後參加創辦北京化工學院)大辦鋼鐵,搞“興無滅資”和“拔白旗”。運動過去了,她幸而沒受處分。而李鵬也在反右傾鬥爭中受了批判,“也許母親聽到了什麼風聲,才急忙找我來瞭解情況,以她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告誡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批評”。
朱琳隨李鵬到徐州,向酒店工作人員贈書。
“沒有一分錢股票”?
朱琳回顧前塵感到欣慰,自己對得起李家這個烈士後代家族,為培養和安排兩兒一女花費了心血。他們也都翅膀硬了,各有造化。
2001年秋,朱琳罕見地接受《中華英才》採訪,後刊載在該刊2001年11月號上。朱琳在接受採訪時話題十分廣泛,但境外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她否認自己曾經商炒股。
朱琳說自己確實擔任過政府的有關職位,但“從未擔任過任何公司的總經理或者董事長”,“沒有一分錢股票,也沒有一張非法債券”。
在那之前,不少媒體曾先後指稱朱琳以及他的兒子李小鵬,利用關係網等不正當手段經商、炒股謀取暴利。坊間有傳言,早在八十年代擔任廣東核電公司大亞灣核電站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時,因為李鵬主管大亞灣核電站興建事宜,那些來投標的外資就奔走在朱琳門下。還有人爆料:1994年長城科技總裁沈太福因集資詐騙案被槍決,最開始就是因為他認為找到了朱琳這靠山而有恃無恐,“朱琳從中當然也得好處”——一個旁證是:費孝通只是搖搖筆杆吹噓沈太福一番就到手十萬,那麽身為總理夫人的朱琳該值多少呢?
更有文章將朱琳與幾個被處決的貪官扯上關聯:例如,1997年從廣西提拔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貪污案也有朱琳的份:案宗記錄,成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鑽石,有報導刻薄地說,朱琳收了幾個鑽石戒指,但是朱琳不喜歡數學,“所以到底是幾個她也搞不清楚”;另一個被處決的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在李鵬擔任總理時,靠行賄由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調江西省省長助理再陞副省長,但是行賄對象一直沒有公佈,更沒有處理,海外媒體推測也同朱琳有關,還說胡長青被急急槍斃“可能是為了滅口”。
最致命的重磅炮彈,出自中國《證券市場週刊》一篇《“神奇”的華能國際》的長文。這篇長文,我們下面將詳述。
朱琳在接受《中華英才》採訪時沒有具體地一一指出對她的議論哪些是謠言,只是籠統地反駁說,這些指控都是惡語傷人的謠言,她相信正義終究會戰勝邪惡。
朱琳反駁時,是李鵬肯定將下台的中共十六大前的大半年。香港和台灣一些媒體分析,朱琳是迫於壓力,才接受採訪,以為自己辯解、正名。也有人認為,朱琳的做法是為了反擊對李鵬的政治攻擊。香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就說,在2002年兩會召開前,中共內反對李鵬的派系要求李鵬在十六大上辭職,因此發起了強大的“反李攻勢”。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因為中共高層早就安排李鵬在十六大召開時辭職。不過,也有人說,本來李鵬是應該在十六大上辭職,但是因為傳出江澤民苦心佈局、打算再留任,於是李鵬也有翻悔而不辭職之意。朱琳的文章正是為夫婿造勢。
不管怎麽說,李鵬畢竟還是在十六大上和次年的“兩會”上交出了權柄;但是朱琳的文章,相信的人也並不多。(《調查》特刊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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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早看出楊成武的毛病,礙於林彪才沒開口
《新史記》丁凱文
邱會作也按照林彪的意見看望楊成武,順便婉轉地轉達林彪的意思。邱會作回憶說:“我到了楊成武家後,他沒下樓會客,讓我到他臥室陪他坐坐。楊在床上躺著,一 臉病態。我問候寒暄一會兒,看他心情尚好,委婉地說:‘林總有個意思,余立金作空軍的政治工作已經很有經驗了,這事是不是放一放再說……’楊一聽我說這 個,打斷了我的話說:‘我兩三天都沒有睡好覺了,現在很想睡一會兒。’我碰了一鼻子灰,離開了。我真心爲楊成武好,他聽不進。”林彪再通過吳法憲向楊成武 表示:“空軍的事情放一段時間再說,希望楊成武能同意我的意見。”林彪如此遷就一個下級,在歷史上還是沒有的。邱會作說:“這是我認識林彪幾十年來,第一 次見他沒按軍規辦事,忍讓下級。吳向楊轉告了林彪的妥協,但楊却沒退讓,叫吳法憲以後沒事別到他那去了。”(注71)林彪此時只好向毛澤東報告了。
毛 澤東對於楊成武的問題看得很尖銳。邱會作回憶說:“後來葉群說,林彪找毛主席之前有思想顧慮,但沒想到談得很投機。毛主席早看出了楊的毛病,想說,礙於林 對楊鍾愛,一時沒開口。毛主席說楊成武主要問題是輕浮驕傲、不能容人,說楊是解放軍的排頭兵,現在變成了障礙兵,有障礙就搬開。可以讓他離開工作,冷一個 時期,讓他多讀幾本書,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幾次商議並决定:對楊成武的事情結論先不 要做,暫時先停止工作,要調任一個新的總參謀長。”(注72)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一見我就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 的。’說完這些話,就沒有再說了。”(注73)林彪當場建議調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來京出任總參謀長,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晚年楊成武
隨 即周恩來作了詳盡、周密的安排,派邱會作、李作鵬和中央警衛團到楊成武家,把楊帶到人民大會堂。3月23日上午,在楊成武離京之前,林彪執意在人民大會堂 見楊成武一面,林彪除了說了一些“官話”,批評楊成武的“華北山頭”主義問題外,更對楊成武强調:“你到外地去住一個時期好,千萬別胡思亂想。你的待遇不 變,保留著副總參謀長的職務。”楊成武離開時,林彪、周恩來、陳伯達起身送他到門口,與他握手告別,林彪囑咐楊成武要多珍重。江青此時却向林彪提出,要監 禁楊成武,要押回北京公開批鬥。但是林彪堅决拒絕了江青,堅持楊成武不立案,不寫交代,作爲副總參謀長在外地隱居。(注74)楊成武在其自述中說:“在整 個關押期間,始終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一次話,沒有核查過一次問題,也沒有叫我寫過任何材料”(注75)還有資料說:“1月23日,楊成武夫婦和妹妹三人, 被秘密轉移到開封。……楊成武在這裡被監禁整整一年,和在洛陽一樣,每天除了看看《人民日報》,只能在小院裡走走,與外界完全隔絕。奇怪的是,連專案組也 沒有派人找他談過話。‘批陳整風’、‘九一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全然不知。”(注76)事實上,楊成武在外地一直處於隱居狀態,沒有受到任何專案 組的審訊,也從未寫過交代材料,生活也有保障。
對於楊成武的下台,毛澤東發了話,毛說:楊成武是軍隊一個重要人物, 是華北山頭的繼承人。他“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上台,現在下台了,要召開大會,把問題講清楚。並給林彪點了題目,要林發表講話。(注77)3月24日晚,在 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華北地區軍隊幹部大會。林彪在倉促之間作了講話,其中幾句關鍵的話是:“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 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况,這個問題雖然沒有象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 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裡面發生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 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裡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决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 務。……第一,他是不對的;第二,他是少數。而其他的是多數,其他的是對的。所以權衡兩個方面,我們採取不是打倒別人,就把他打倒的作法。”(注78)邱 會作說:“林彪講了一大套‘官話’,只有這幾句道出了楊成武倒台的真正因由。”(注79)
林彪講話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也先後講話。最後,毛澤東突然來到會場,引來了全場的沸騰,歡呼聲四起,毛澤東的現身顯示出拿下楊成武等人是毛澤東的决定,是毛澤東“文革”當中又一次戰略部署。
余 立金夾在楊成武和吳法憲之間的矛盾中,其倒台是必然的。但是對余立金的處理可說是“楊余傅”三人之中最重的。“文革”之中抓叛徒成風,余立金當年在皖南事 變的被俘一事,詳細調查的結果不能證實余立金“叛變”,空軍如實向總政作了匯報,按理說,這件事就應該了結了。但由於余立金捲進楊成武案,因此,毛澤東必 須對此事作個處理。以什麽理由處理余立金呢?當然最好不過的就是所謂“叛徒”一案了。(《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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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触犯中联办梁振英查廉署违规鼠首两端
图为香港特首梁振英12月10日在立法会回答议员质询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前香港廉政公署最高领导汤显明被揭发在任内多次违规款待及宴请并非是对口单位的中联办官员,同时又超支送礼给大陆官员,在社会及舆论的压力之下,特首梁振英终于在2日宣布成立「廉政公署公务酬酢、馈赠及外访规管制度和程序独立检讨委员会」(下简称「检讨委员会」),但却拒绝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香港舆论普遍相信,梁振英取“检讨”而舍“调查”,是避免在调查过程中,顺藤摸瓜揪出中联办,担心让这个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颜面全无。
梁振英宣布任命贪污问题谘询委员会主席周松岗、防止贪污谘询委员会主席区啸翔、社区关系市民谘询委员会主席梁智仁及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主席梁智鸿4名建制派人物,组成这个「检讨委员会」。
梁振英被记者多次追问,为何不以独立调查委员会模式,委任退休法官来主持委员会,但梁却没有正面回应,只说委员会成员熟悉廉署运作,又指廉署及立会亦有相关调查,梁更不肯讲明会否传召汤显明作供,只说日后委员会传召什么人,会酌情来处理。
对于梁振英这个取态,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就予以质疑,又不排除北京及中联办事前向梁振英施压,反对用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汤显明,“令梁振英明白不可以踩界(线),踩到中联办”,利用没有传召证人和证供等法定权力的「检讨委员会」蒙混过关,对汤显明及中联办网开一面。郭荣铿又表示,他将联同工党何秀兰在立法会内会提出使用特权法调查事件。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解释,「检讨委员会」没有传召权,若汤显明及其他被调查者不配合,根本无法查出真相,而且汤已经退休,没有责任要解释以及澄清这些问题。他还说,政府成立这个所谓「检讨委员会」,是企图鱼目混珠,让外界以为政府在调查他们。
早前香港传媒引用消息报道,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前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在2010年任内期间曾经超过20次动用公款宴请中联办官员,其中至少10次宴请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黄兰发等中国驻港官员,另外接近10次宴请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谢小青。宴会的支出,均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但每次都得到汤显明的特准。
香港记者较早前曾经就此事向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查询,张说“这是很正常的”。不过郭荣铿议员却反驳张是“一派胡言”。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也担心,中港官员交流时可能会沾染官场腐败风气。她促请张晓明收回有关言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仍沿用苏联标准测试瓶装水部分水质差过自来水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自从中国「农夫山泉」瓶装水的品质受到大陆传媒广泛质疑以来,中国瓶装水的质量标准到底是否过于宽松,国家的标准是否达到国际认可水平,已成为消费者及舆论的焦点。据内地传媒报道,有测试证明,有打着天然山泉水招牌的瓶装饮用水,其水质甚至比不上自来水。新京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至今仍然采用苏联的标准测试瓶装水。
据报道,记者采访了国内十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并收集了饮用水行业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共几十份卫生标准,进行了一一比对。其背后,呈现出中国瓶装水行业标准乱象。
报道指,瓶装饮用水的国标中,水质指标仅有20项,相比之下,自来水的标准中水质指标有106项;而一些病菌和微生物指标,也被认为瓶装水的标准宽松于自来水。
每瓶饮用水的水瓶上,理应公开告诉消费者的企业标准,但却成为“商业机密”,新京报记者向雀巢、可口可乐、康师傅和统一等多家知名企业发函要求查看其企业标准,均遭拒绝。
中疾控环境所的专家告诉该报记者:“以前检测菌群是按照旧式的苏联标准,取1L水检测,不得超过3个菌,而后世界卫生组织改进了检测方法,取100ML水,当中不得验出。”该专家说,世卫组织更新了检测方法之后,自来水的标准随即更新,而瓶装水标准未更新。换言之,中国仍沿用苏联时代的标准来测试国内的瓶装水品质。
报道又引述浙江大学食品与营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兴干此前在一篇论文中研究认为,国家瓶装水标准对微生物的要求相对较低,甚至低于自来水国标。
至于「农夫山泉」的水质到底是否达标,根据京华时报报道,「农夫山泉」一直号称自己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销售的是健康的“天然水”,制水过程“选取天然的优质水源,仅对原水做最小限度的、必要的处理”,并拒绝使用城市自来水。
但报道指,「农夫山泉」方面一直回避外界质疑其标准低的问题,只在官方微博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国国家测试实验室164项全套”检测报告。但京华时报以地沟油为例指出,仅凭一些检测数据,很难判断市场上出售的油是否为地沟油,因为有不少经过提炼加工的地沟油,质量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那么,农夫山泉出具几份成品水检测报告,又如何能让消费者放心其水源水能否达到自来水标准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自从中国「农夫山泉」瓶装水的品质受到大陆传媒广泛质疑以来,中国瓶装水的质量标准到底是否过于宽松,国家的标准是否达到国际认可水平,已成为消费者及舆论的焦点。据内地传媒报道,有测试证明,有打着天然山泉水招牌的瓶装饮用水,其水质甚至比不上自来水。新京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至今仍然采用苏联的标准测试瓶装水。
据报道,记者采访了国内十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并收集了饮用水行业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共几十份卫生标准,进行了一一比对。其背后,呈现出中国瓶装水行业标准乱象。
报道指,瓶装饮用水的国标中,水质指标仅有20项,相比之下,自来水的标准中水质指标有106项;而一些病菌和微生物指标,也被认为瓶装水的标准宽松于自来水。
每瓶饮用水的水瓶上,理应公开告诉消费者的企业标准,但却成为“商业机密”,新京报记者向雀巢、可口可乐、康师傅和统一等多家知名企业发函要求查看其企业标准,均遭拒绝。
中疾控环境所的专家告诉该报记者:“以前检测菌群是按照旧式的苏联标准,取1L水检测,不得超过3个菌,而后世界卫生组织改进了检测方法,取100ML水,当中不得验出。”该专家说,世卫组织更新了检测方法之后,自来水的标准随即更新,而瓶装水标准未更新。换言之,中国仍沿用苏联时代的标准来测试国内的瓶装水品质。
报道又引述浙江大学食品与营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兴干此前在一篇论文中研究认为,国家瓶装水标准对微生物的要求相对较低,甚至低于自来水国标。
至于「农夫山泉」的水质到底是否达标,根据京华时报报道,「农夫山泉」一直号称自己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销售的是健康的“天然水”,制水过程“选取天然的优质水源,仅对原水做最小限度的、必要的处理”,并拒绝使用城市自来水。
但报道指,「农夫山泉」方面一直回避外界质疑其标准低的问题,只在官方微博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国国家测试实验室164项全套”检测报告。但京华时报以地沟油为例指出,仅凭一些检测数据,很难判断市场上出售的油是否为地沟油,因为有不少经过提炼加工的地沟油,质量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那么,农夫山泉出具几份成品水检测报告,又如何能让消费者放心其水源水能否达到自来水标准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47香港71大陆179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香港回归以后新闻自由程度逐步倒退,根据美国智库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年度新闻自由度的调查报道,香港新闻自由下跌1位至71,与东帝汶及南非同级,比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和迦纳以及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还不如。
纵观全球排名,挪威和瑞典两北欧国家高踞榜首,亚洲区则以日本和台湾排名最高,名次分别为40及47;中国则与刚果及冈比亚并列第179位,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北韩就和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同属包尾。
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在海峡两岸三地被评为最高地区,台湾媒体环境更被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地区之一,媒体可充分报导国家政策和政府施政。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1日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维持香港新闻自由状况为“局部自由”,得分由去年33分增至35分,分数愈高代表新闻自由度愈差。该组织关注特区政府对新闻资讯的控制,以及中央就香港事务对媒体施加影响,都令本港新闻自由度下跌。
中国大陆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9,依然是对媒体管制最严密的“不自由国家”。 报告说,中国大陆拥有最为复杂的审查机制,透过中宣部和其相应下属机构直接控制媒体报导。
报告又批评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遭遇挫折,加强网管和监控;此外,中国大陆新当选的领导人中,大多数都依靠走强硬路线建立其政治生涯,实施政治改革的期望受到打击,中国大陆政府在过去两个月来已加强了网路的审查和监控。
报告在涉及亚洲的部分指出,亚洲地区包括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北韩、和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中国大陆。但过去一年,缅甸采取大幅度的媒体开放举措,在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方面的进步超过中国大陆。
这份报告同时评出全球47个最不自由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两个最差的地区,一是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另一是摩洛哥控制的西沙哈拉。
报告说,西藏地区一再受到通讯屏蔽,经常性的限制中国大陆公民传播有关腐败、警察暴行和公共健康威胁的有关信息。十八大前,数十名异议者、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被骚扰、拘捕、判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香港回归以后新闻自由程度逐步倒退,根据美国智库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年度新闻自由度的调查报道,香港新闻自由下跌1位至71,与东帝汶及南非同级,比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和迦纳以及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还不如。
纵观全球排名,挪威和瑞典两北欧国家高踞榜首,亚洲区则以日本和台湾排名最高,名次分别为40及47;中国则与刚果及冈比亚并列第179位,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北韩就和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同属包尾。
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在海峡两岸三地被评为最高地区,台湾媒体环境更被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地区之一,媒体可充分报导国家政策和政府施政。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1日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维持香港新闻自由状况为“局部自由”,得分由去年33分增至35分,分数愈高代表新闻自由度愈差。该组织关注特区政府对新闻资讯的控制,以及中央就香港事务对媒体施加影响,都令本港新闻自由度下跌。
中国大陆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9,依然是对媒体管制最严密的“不自由国家”。 报告说,中国大陆拥有最为复杂的审查机制,透过中宣部和其相应下属机构直接控制媒体报导。
报告又批评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遭遇挫折,加强网管和监控;此外,中国大陆新当选的领导人中,大多数都依靠走强硬路线建立其政治生涯,实施政治改革的期望受到打击,中国大陆政府在过去两个月来已加强了网路的审查和监控。
报告在涉及亚洲的部分指出,亚洲地区包括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北韩、和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中国大陆。但过去一年,缅甸采取大幅度的媒体开放举措,在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方面的进步超过中国大陆。
这份报告同时评出全球47个最不自由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两个最差的地区,一是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另一是摩洛哥控制的西沙哈拉。
报告说,西藏地区一再受到通讯屏蔽,经常性的限制中国大陆公民传播有关腐败、警察暴行和公共健康威胁的有关信息。十八大前,数十名异议者、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被骚扰、拘捕、判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人权组织关切中国精神卫生法
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批评中国新生效的精神卫生法,说这部法律并不能结束中国非自愿监禁的制度。
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监禁,远远达不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中国2008年批准了这项公约。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德森说,新法没有堵上允许政府当局和家人违反当事人的意愿,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下,把他们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漏洞。
人权观察举出当事人遭毒打,强迫服药,以及休克疗法的案例,并表示,精神病机构经常被用来囚禁政治异议人士,活动人士和上访人员。
这个人权组织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在精神病设施的政治犯。
美国之音中文网
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监禁,远远达不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中国2008年批准了这项公约。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德森说,新法没有堵上允许政府当局和家人违反当事人的意愿,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下,把他们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漏洞。
人权观察举出当事人遭毒打,强迫服药,以及休克疗法的案例,并表示,精神病机构经常被用来囚禁政治异议人士,活动人士和上访人员。
这个人权组织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在精神病设施的政治犯。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宇航局前中國雇員被勒令離境
曾被錯誤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宇航局前研究人員姜波承認違反宇航局電腦使用規定的輕罪後被勒令在48小時內離開美國。
美國聯邦檢察官此前表示,當局沒有在姜波的手提電腦內發現任何機密情報。
今年3月20日,身為中國公民的姜波在華盛頓國際機場即將登上一架飛往中國的客機前遭到逮捕,他被控向聯邦調查人員作出不實陳述。
4月30日,姜波在維吉尼亞州聯邦法院被控違反美宇航局電腦使用規定的輕罪。
指控
星期四(5月2日),姜波在這家法院承認在其攜帶的宇航局手提電腦中存有非法下載的電影和性愛色情片。
法院文件說,「2013年3月16日,姜波試圖帶往中國的電腦媒體裏沒有機密情報、出口管控資料或屬於美國宇航局的資料。」
作為與法庭達成的相關協議的組成部分,美國聯邦檢察官撤回了對姜波的指控,姜波被勒令在48小時內離開美國。
彭博社引述姜波的律師格羅埃內說,姜博士感到欣慰的是,一切都已過去。
這位律師表示,在走完正當程序之後,姜波已洗清了指稱他是間諜的所有有關指控,儘管公眾輿論和國會並非這樣看。
調查
美國聯邦調查局證詞說,姜波在今年3月被捕時,聯邦當局曾應宇航局的請求對姜可能串謀違反武器出口管制法的指控展開刑事調查。
檢控官在4月25日的法庭文件中說,他們試圖鑒定姜波是否已打算將「機密或絕密資料」帶回中國,但搜查並沒有發現類似證據。
姜波去年底從中國旅行一個月回到美國後被禁止進入宇航局設施,並在今年1月11日被宇航局的合約商國家太空研究所解雇。
美國宇航局負責人3月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宇航局內來自其它國家的281名外籍雇員被視為安全威脅,其中包括現年31歲的姜波。
法庭文件顯示,姜波於2007年抵達美國,他在2010年獲得維吉尼亞州奧多明尼奧大學博士學位,後來在宇航局研發的圖像增強項目中參與研究工作。
姜波的律師說,由於學生簽證到期,姜沒有工作機會,因此決定返回中國。
BBC中文網
波士頓爆炸案兄弟曾計劃國慶襲擊
特薩爾納伊夫兄弟原本計劃在美國國慶日發動爆炸襲擊
美國媒體引不具名的官員透露,製造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特薩爾納伊夫兄弟原本打算在7月4日美國國慶日發動襲擊。
《紐約時報》引這位官員透露,焦哈爾·特薩爾納伊夫對調查人員說,因為炸彈提前完工,所以才會選擇在波士頓馬拉松發動襲擊。
作為美國獨立戰爭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城市,波士頓每年都會在國慶日舉行大規模的慶祝活動。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焦哈爾說他們原本計劃發動自殺襲擊,但最終選擇用壓力鍋炸彈。
焦哈爾和哥哥塔梅蘭製造的炸彈造成三人死亡,264人受傷。
報道稱,19歲的焦哈爾對調查人員說他和哥哥曾在互聯網上聽過被美國認為是基地組織成員的激進穆斯林教士安瓦爾·奧拉基的布道。
奧拉基是美國出生的也門人,出身也門高官家庭,曾在美國上大學,自稱與9·11事件劫機犯有聯繫,在2011年於也門被美國用無人駕駛飛機擊斃。
另據馬薩諸塞州警方證實,塔梅蘭的遺體已經被其家人雇佣的殯儀館運走。
26歲的塔梅蘭與警方進行激烈槍戰後身亡,警方稱是焦哈爾在逃跑時不慎開車將塔梅蘭軋死。
BBC中文網
科学家证实:中国主要河流都受到杀菌剂污染
上海居民因金山区一条河流受化学物品污染而在消防水泵旁排队领水。
中国科学家最近发表论文透露,杀菌剂成为目前污染中国河流的新型污染物。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近日在水资源刊物《水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使用药物与个人护理品,使其中添加的活性杀菌剂随生活污水的排放进入自然环境,对水生生物及饮用水源安全造成威胁。三氯生(TCS)和三氯卡班(TCC)是目前在中国使用最广的两种杀菌剂,也是目前被广泛关注的新型污染物。
中国环保网报道说,特别是三氯生,近年来有报道说它具有内分泌干扰效应,与自来水中余氯反应可生成致癌的氯仿,因此三氯生在个人护理品的使用上备受争议。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流域水平对中国的珠江、长江、黄河、海河和辽河的多个断面水体和沉积物中三氯生和三氯卡班进行了系统监测。
检测结果表明,两种污染物在中国河流的水体和沉积物中都具有较高的检出率,水体中最大浓度达数百纳克/升,沉积物中最大浓度达数千纳克/升。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是三氯生和三氯卡班的主要来源,监测结果与多介质模型模拟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另据中国的环保网4月27日的报道说,中国水污染主要有三大元凶:一是工业污染;二是农村污染,指生活和生产污染,污染物通过地表流入或渗透等方式进入河流湖泊。过量使用化肥问题严重,土壤中的化肥大部分会渗透到地下,或流入河流、池塘,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已经成为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三是城市生活污水。很多城市没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河流、湖泊中去。旅美生态学博士武业钢对此表示同意:
“中国河流最大的污染源有三个。一是农业污染,农业的不合理施肥、不科学施肥,造成大量的肥料一到雨季,顺着排水流入江河湖泊中去;第二个污染源就是城市面流,即,城市下雨以后,把城市街道的所有污水都排泄到江河湖海里去。这造成的污染也是巨大的。这是因为城市周围没有湿地、没有植被的过滤、没有一个自然净化的过程所造成的;第三个污染源就是工厂。现在工厂污水所造成的污染是巨大的,这些包括来自化工厂、肥料厂、还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等。”
据中国国家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在对全中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中,发现有近40%的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国家环保部门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在被统计的中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旅美生态学专家武业钢就此表示:
“工厂污染源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污水没有处理就直接地排泄到河流和湖泊中去。有些更恶劣的,还把污染直接排泄到地下水中去。第二,工厂对突发事件,比如说爆炸、污染泄漏等情况,没有缓冲和应急措施。一旦有事故,污染都直接泄如湖、河里去,从而造成大面积和严重的。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中国这30年的开发使湿地大面积消失,大面积的植被受到破坏,使各个流域都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这也加剧了河流湖泊的污染。”
环保网的报道还说,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指出,全中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中国每年大约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中国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因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也就是牙齿发育时期摄入氟量过高所引起的特殊型牙齿釉质发育不全;以及氟骨症,是一种因为长期摄入过量氟化物引起氟中毒,并累及骨组织的慢性侵袭性全身性骨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林致遠:寵辱不驚的上海主教金魯賢
長期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的上海教區助理主教金魯賢,本名金魯意、聖名:Aloysius。於四月廿七日下午二時四十六分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九十七歲
通曉五國語言的耶穌會上海主教金魯賢逝世,享年九十七歲。他曾被中共關押二十七年,一九八二年回復自由後重振上海教區。他主張教廷與中共打交道,因此而被部分教徒對他產生成見;但梵蒂岡最終亦認可其主教身份。
上海金魯賢主教去世,享年九十七歲,是近代中國天主教會飽受爭議、影響深遠的人物。他生長在傳統教會,在歐洲留學,通曉五國語言,有精深的神學素養,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度過長達二十七年的監禁生活。一九八二年復出後,振興上海教會。他的辭世標誌著一個新舊交接時代的結束,但未來中國天主教會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金魯賢一九一六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雙亡,他進入徐匯公學,發願當神父,隨即進入修道院學習。就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金魯賢與幾位修生赴河北獻縣耶穌會辦的哲學院學習哲學,親身體驗華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人民流離失所,對中國修女任勞任怨的奉獻,充滿敬佩。一九四四年回到上海,次年祝聖為神父。
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一腔愛國之心,金魯賢在回憶錄中,每提日本,必稱「日寇」。他對外國傳教士的感情很複雜,回到上海後,雖然有耶穌會上級欲送他到羅馬深造,遭到當時在上海的法國耶穌會士拍桌子反對,說中國人去了歐洲回來就會不服從、不尊敬外國傳教士,又說中國人沒有資格當神學教授,並指出上海一百年來,震旦大學、天文台、神學院從來沒有中國人進去工作過。金魯賢看在眼裏,對這些有優越感傳教士做出的言行,內心不是滋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教會由人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總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態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難越過。」但是他對幾位授業師的栽培引導感戴終身。在獄中時天天心中唱的是「耶穌會我的母親」。
後來,金終於成行,在歐洲學習三年,獲得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一九五一年回到國內,遇上反帝愛國運動,宗教必須脫離帝國主義的控制,教會要「自治、自養、自傳」所謂的「三自革新」。當時上海區主教龔品梅嚴格執行梵蒂岡反共指令,與政府對抗,終於導致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神父、修士及教區中重要人士,金魯賢開始了十八年牢獄以及九年勞改的日子。
因坐牢而逃過文革批鬥
也就因為在牢獄之中,金魯賢逃過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對所有宗教工作者的狠批武鬥。但是那時日夜背誦毛語錄,早上一醒來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覺前要檢討自己,向毛請罪,很像宗教儀式,但是這種人造宗教是用暴力強加的。他曾對宗教前途很悲觀,認為在高壓統治下,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金魯賢被分配的勞教工作是翻譯,輾轉旅順、北京秦城、河南新鄉數地之後,來到河北保定第一監獄擔任法文德文小組組長,這個小小的負責人的職務要和公安打交道,卻成為後來耶穌會認為他已「變節」的證據。在這段時間,公安部門耐心勸金魯賢回上海,回復教堂,重辦修院,培養神職人員的接班人,終於他接受了,這時他已六十六歲。回上海後,先任佘山修遠院長,在一九八五年祝聖為上海區輔理主教,後升為正權主教,為愛國會所承認,但沒有得到教宗的任命和批准。在二零零九年的回憶錄上卷《絕處逢生》中,他寫道:「生命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做為耶穌會士,我的標準是『愈顯主榮』,只要為天主有更大光榮的事,我就去做。」他選擇與政府當局合作,是為了教會的發展,然而耶穌會認定他是叛徒,金數次到國外訪問,被拒之耶穌會門外,使他受到無比的創傷,直到一九九三年情況才有改變。
就算最嚴厲批評金魯賢的人,也承認他的「精明」。在他的帶領下,滿目瘡痍的上海教區公開教會迅速回復發展,爭取收回教產,教會財政獨立,同時借重他國外的關係,帶來資源,建立了一百多座教堂、出版社,教友人數超過十五萬,佘山修道院成為全國最優秀的修道院。同時,金魯賢推動當局容許信?恢復在彌撒中為教宗祈禱,使上海成為大陸最早推動中文彌撒的教區。
但是圍繞著金魯賢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有些上海老教友認為在五十年代他與當時龔品梅主教持不同看法,等於是出賣了龔。金魯賢在回憶錄中說到他剛從歐洲回國,目擊當時東歐已經紅色,西歐知識分子和工人嚮往共產主義,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冀望國民政府反攻大陸並不現實。他當時建議邀請中國各地主教來上海開個會,商討應變,為中國教會找出一條應變的路線。從未出過國門的龔主教倉促受命,對於當時極端複雜的情況處理上過於依賴傳教士「劃清界線」的立場,缺乏為廣大教友設身處地著想。比起新教與政府當局打交道的靈活性,他認為天主教會牧者思維顯然過於僵化。
中國的天主教會存在分裂的狀態,任何與愛國會有關聯的神職人員都要面臨「正統性」的質問。官方媒體發表金魯賢做為政協委員的言論,加深了部分外界認為他過於向官方勢力低頭的成見。金魯賢與梵蒂岡經過漫長的接觸,達成和解。他於二零零五年以正權主教身份祝聖梵蒂岡同意的輔理主教刑文之,等於向外界宣示梵蒂岡已經認可他的主教身份。次年,受教宗本篤十六世之邀,與另外三位大陸主教出席世界主教會議,但因官方阻撓,未能成行。金魯賢去世後,梵蒂岡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會總主教表示希望參加他的葬禮。官方訃聞將告別式訂於五月二日。
金魯賢晚年一直受接班人安排的困擾。他曾公開譴責教會的功利和世俗化,認為改革開放後的年輕修士和神父,缺乏當年受迫害時那種激情。二零零五年他祝聖了四十二歲的輔理主教邢文之,他是愛國會與梵蒂岡都承認的候選人,這次典禮意義非凡,被視為是結束地上地下教會分裂狀態的一個開端。很可惜的是這位年輕的主教後來因為個人原因離開教會。二零一二年七月祝聖的馬達欽輔理主教在典禮上,宣布不再擔任愛國會任何職務,隨即由主教團撤銷任命,此後一直處於被軟禁狀態,亦未能參加金魯賢追思彌撒。
金魯賢有超人的記憶力,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捕時,所有的日記、信件、個人用品全部被沒收,他在《絕處逢生》的回憶錄中,對人名、地名、事件的細節都記得很清楚。他很敬重梵蒂岡首任駐華代表剛恒毅,推崇他在中國天主教會本土化上的貢獻,此外,他對吳經熊用文言文翻譯聖經新約和以離騷體翻譯聖詠很佩服。當年他在歐洲留學時的同學中,有不少後來成為世界知名的學者和有影響力的樞機主教。例如著名神學家漢斯.孔,因為質疑「教宗不會犯錯」這個教條,被視為離經叛道,曾被若望保祿二世禁止在大學任教神學,金認為他把聖經內古老的?示用現代語言來闡述,不失原意,很了不起。
金魯賢近年來臥病在床,日常事務由今年一月成立的教區內工作小組負責,對於「後金魯賢」時代的發展,一般的猜測是幾年之內上海區不會有新主教。金魯賢在世時,與上海地下教會范忠良主教商討如何促進和解,如今年事已高的范忠良沒有了對話的人,和解的前景更不明朗。
金魯賢二零零七年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說:「梵蒂岡認為我為教廷所做的不?,中方卻認為我為梵蒂岡做得太多,真的很難滿足雙方。」這總結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亞洲週刊
《鄧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內容提要:
有人說,如果沒有1989年的“六四”,鄧小平將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領袖形象留名青史;如果沒有1992年的“南巡”,鄧小平將以堅持專制、冷酷血腥的屠夫形象遺臭萬年。
人們曾經以爲,鄧小平在世間的形象,在1997年2月19日他辭世之日就此定格:以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一黨專政的“兩手硬”形象,被蓋棺論定。
16年時光如流水沖刷,鄧小平的衆多光環次第脫落。如今對鄧小平的評價不僅沒有塵埃落定,反而愈形兩極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推出其巨著《鄧小平時代》,堅持認爲,鄧小平的貢獻和地位被嚴重低估;然而圍繞他的這部傳記,衆多知情人講述內幕,衆多學者深入剖析,卻對傅高義的說法不以爲然,認爲過去以爲安在鄧小平頭上的那些傳奇,原來並不是那麽值得讚頌;而過去以爲鄧小平當之無愧的那些功勞,其實要麽是“張冠李戴”,要麽是言過其實——連鄧小平主導中共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届三中全會這一說法,也被譏為“神話”。
鄧小平曾經强力主導了對毛澤東的官方定論,現在,他自己的歷史地位,也受到來自左的和右的兩方面的强力衝擊。
明鏡出版社 (電子書)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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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參》(第36期):習近平的"政治華爾茲"
內容提要:
跳"政治華爾茲",穿著什麼鞋?
習近平進退有術
彭麗媛難說的家事 中國第一夫人也敏感
七常委分工有變 王毅受命危難
江澤民強力提拔楊雄 張學兵卻遭免職
北京傳出正視中華民國聲音
港人要民主 北京不想給
警察機關維穩為名向國家要錢
劉雲山辦私貨清除"三反人員"
內部聲音:黨不管黨 政府不治國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兩條路
要麼改革 要麼文革
什麼東西在中國高於一切?
中國咄咄逼人 俄羅斯得意
拉美成中國"第二個非洲"
《外參》(第36期) (電子版)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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