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又一份来自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直接见证人的历史呈词。本书的重要性，尽在于此，不言自明。谈话人陈希同，一九八九年时任北京市市长、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一九九二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一般认为，他对一九八九年的事态发展负有相当责任。然而，陈希同的政治命运，在天安门事件仅仅六年之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九九五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位的陈希同，被当局指控犯有贪污受贿及玩忽职守罪，随即被开除中共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并于一九九八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二零一一年， 年届八十一岁的陈希同，在北京昌平小汤山疗养院C301室，自一月份起到二零一二年一月份，先后八次接受了本书作者姚监复先生的访谈。本书即是这些访谈的记录整理稿。
所有这些访谈，内容十分集中。陈希同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陈希同否认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镇压中扮演负责角色，着重澄清他本人从来不知道自己被任命成为北京军事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第二，陈希同否认对他的贪污罪指控，多次辩解、说明了“贪污礼品”和在“豪华别墅”享乐、渎职等罪名的事实真相。同时，这些访谈还涉及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些活动。
总的来看，这些访谈作为陈希同的一家之言，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在政治上，这则构成了一篇巨大的翻案文章：陈希同要同时洗清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中的罪责和后来中国官方所指控他的贪污、渎职等罪名。那么，陈希同所说，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呢？如果他确实透露了某些政治真相，那么，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又具有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将对比研究陈希同访谈与其他相关资料，分两个方面来探讨上述问题。其中，在天安门事件和陈希同腐败案之间，我更为关注的是前者。因此，以下的讨论，集中在有关一九八九年的历史真相及其政治含义上，较少涉及一九九五年陈希同腐败案。
一．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
陈希同在访谈中重点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中的身份和职责问题。他没有正面回忆当年的事情，而是针对《李鹏六四日记》驳论。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这本《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这个指挥部的具体地点，我这个正指挥也不知道”。
此事事关重大。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是六月三日夜间、四日凌晨北京军事镇压的准备和前奏，而这场镇压致使至少数百人丧生；这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李鹏意见分歧的关键，而这种分歧直接导致赵紫阳立即失去所有权力并在此后长达十六年内丧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对此，《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一则记载：“下午三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五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而在同一则日记中，后来增加的那部分文字，却没有提到周依冰，仅说是杨尚昆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这里不厌其烦，再引原文：“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上述两段文字所载，应该就是陈希同在访谈录中所要否认的。
谁是谁非？陈希同表示“有机会时”要当面问李鹏这些问题。中国作为宣称中的法治国家，应该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两位前国家重要领导人就此展开公开的法庭对质。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我愿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就此有所探讨。我将首先引用两份资料：一份就是《李鹏六四日记》——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书未果的过程中，来自北京的官方压力证实了此书确系李鹏所著，虽然其中的历史记载真伪与否有待各方研究；另一份则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辑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一书（以下简称《北京平暴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应属北京市在事件当时所提供的官方资料。同时，我还将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试图多方查证李鹏与陈希同的说法哪一个更为准确。
查《李鹏六四日记》，在“5月18日”之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戒严指挥部，亦有多处将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并提，并多次记载了周依冰在戒严中的一些作为。例如，5月20 日，根据周的请求，李鹏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2000余人到达北京火车站的命令；5月21日，“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进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5月29日，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确定乔石分管戒严指挥部；6月3日，“下午四时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6月3日整个晚上”，“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吴注）等则在人民大会堂”云云。但是，在整部李鹏日记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陈希同的名字，而前引5月18日日记也是唯一一处提到北京市长的地方，此后在涉及戒严指挥部时再也没有提及北京市长，也没有第二处讲到所谓“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就连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这件事，李鹏在日记中也只字未提——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后面将另行专门探讨。
《北京平暴纪事》是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活动为主线之一记载当年官方口径的资料书。但是，其中没有记载北京市长当时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指挥”。查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逐条记载，陈希同名字计出现十五次， “北京市政府”更被多次提及，也有多次北京市政府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并提——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里使用的都是“戒严部队指挥部”，比李鹏所使用的“戒严指挥部”说法多出“部队”二字，明显是专指军队；第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说法首次出现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深夜有关活动的记载中，六月三日之后则密集出现。
与《北京平暴纪事》类似，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一书（以下简称《五十六天》），也没有成立戒严指挥部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任指挥的记载。在5月18日至6月9日的逐日记载中，陈希同的名字出现三次，一次是5月20日签署《北京市政府令》宣布戒严地区，一次是在示威群众的声明中作为反面人物被提及，再一次是6月4日晚上发表广播讲话。 “北京市政府”也多次出现，亦多次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并提。和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书籍一样，这里也有“部队”一词；区别在于，“戒严指挥部”要到6月3日的记载中才首次出现。
目前尚难以论定其资料的权威性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说5月18日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戒严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 这里也没有提到陈希同或北京市长出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
综上所述，李鹏所说北京市长即陈希同担任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一事，迄今只是单一信息来源，得不到其他相关资料的佐证；相反，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其他各类资料，所导向的结论都是支持陈希同对于李鹏的驳斥的。因此，在没有新的可靠资料出现之前，可以认为，陈希同就一九八九年自己不知道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说法是可信的。
反过来看《李鹏六四日记》：此书整理成书应该是在2003年（李鹏为此书所作后记，落款为“2004年1月12日”），那个时候陈希同早就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了。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明显地采取了避开陈的名字的做法，全书完全不提“陈希同”三个字。对比一九八九年当时的官方资料，这说明李鹏日记采取了一种不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在李鹏处处回避陈希同名字的背景下，他为什么偏偏在所谓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问题上要让陈希同隐晦地出现一次？本书访谈者姚监复先生认为，李鹏这样做，是要用北京市长的名头，来掩盖“六四”军事政变的实质。这个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李鹏没有编造任命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那么，在没有进一步的权威信息出现之前，暂时的结论是：第一，即使当年确有任命陈希同担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做此决定者本来就没有对此很当真，因此很可能没有正式通知本人，更没有广为传达，只是决定人把这个决定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了；第二，“戒严指挥部指挥”一职即使曾经存在，也应该属于虚职，北京军事戒严的指挥权实际上属于国务院、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
二．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市“谎报军情”
当然，陈希同没有出任或担负所谓“戒严指挥部指挥”，并不等于说，陈希同对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中共当局最终采取血腥的强硬路线不负有任何责任。正像前文所引的两部中国官方编辑的相关书籍所记载的，天安门运动当时，示威学生和群众就对北京市领导人强烈不满，特别是不满北京市对于当时情况的汇报，一般认为这些汇报促使邓小平在4月25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
对于人们认为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 陈希同在本书的访谈中主要做了两个辩解：第一，他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判断能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希同并借用赵紫阳的话强化这种说法。第二，陈强调，作为市长，自己“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 那么，陈希同所言，是否可信呢？对此我们可以照应上述陈的两个辩解来分析：首先，北京市是否确有“谎报军情”？其次，如果有，那是谁的责任？
从本书的访谈本身看，陈希同并没有直接否认北京市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期间有过“谎报军情”的作为。根据其他相关材料，在一九八九年当时，对于高层情况有一定了解的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市领导人曾经向中央和邓小平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从而导致天安门危机。据北京市方面的官方资料《北京平暴纪事》记载，5月17日，游行群众从台基厂北京市委门前经过时，高喊“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 5月18 日，北京市属新闻单位的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到北京市委“请愿”，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 5月22日，首都知识界上千人到北京市委门前示威，呼喊“李锡铭、陈希同，制造动乱的帮凶”等口号。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普遍认知。其中，北京市属新闻单位从业人员的请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所处位置使他们有可能了解一些实情；他们为什么使用“请战”一词来描述北京市领导人对待当时民众运动的态度？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史实。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陆超祺，在《六四内部日记》中，仅在4月15日到5月15日事态前期发展的一个月内，就不下十次明确纪录了他所知道的北京市领导人对学生采取强硬敌视态度的作为。 他有一处记录，揭载了前述北京市属新闻单位工作人员所散发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请战”真相》的传单内容，其中“揭露（了）北京市领导人在这次学生运动中的不光彩的表演”。根据陆的记载，这份传单提到，北京市领导人对四月份学生运动有分析和汇报材料，并“请战”要求中央授权部署对于学生运动的“反击”；还提到市委、市政府在学潮中制定并实施“不准向学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等。 特别是在“4月27日”一条，陆超祺在写到《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激起学生和民众更大反抗的时候，直接说到，这“是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向中央和邓小平提供不真实情况，导致中央和邓小平决策不当造成的”。
一九八九年时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对此也有多处类似记载，并提供了一些宝贵、翔实的资料。根据他的记载，4月2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首都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由于有‘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整个活动出现了升温转向的趋向”。张万舒用将近两页的篇幅，直接征引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文件，文件中判定学生“反动言论公开化”，“行动有纲领，活动有组织”，并决定“采取戒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在“4月25日”一节，张万舒记载，上午十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各部部主任会议，传达了当日上午八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对于头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的传达。根据这份记载，4月24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由李鹏主持，首先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的汇报。李铁映汇报了近几天全国学潮的情况。“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作了主体汇报”。作为资深记者的张万舒，还记下了所传达的陈希同汇报的具体内容，其中讲到学潮“是党内外、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并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表面上是对准李鹏总理的，实质上是对准小平同志的”。陈希同还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议，要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在“4月29日”一节，张万舒还纪录了新华社社长穆青把郭超人和张本人找到办公室来，传达了胡启立的一段“份量很重”的话，而他们三位新华社领导人当时议论了这段话，认为“很大可能”是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给中央某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那里”提供了片面的信息。张万舒特别指出，这些信息和哪怕是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们所掌握的情况也有不同，而后者比较注意“客观全面”。
不必引用更多的史料了，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学生运动初起的阶段，北京市很可能上报了与新闻单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的资讯，认定这次学潮的矛头是针对邓小平的。这样的资讯是否会影响邓小平决策，我们后面讨论。
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别是张万舒4月25日的记载，我们看到，陈希同曾经“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学潮情况作了“主体汇报”，而根据张的记载，汇报的调子与代表了邓小平看法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一致的。反过来，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却说：“北京市领导参加中央会议，我是市长，一般不会由我先讲。关于学生运动情况，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或者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汪家璆汇报，而不是由我汇报。《六四真相》讲的我汇报情况，不真实。” 对比前引张万舒，陈希同的说明比较无力。总的来说，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同意陈希同所说的李锡铭在所谓“谎报军情”问题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陈希同的责任；迄今，除了陈本人的访谈，其他相关记载，都指向陈希同在当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过程中扮演了活跃的、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个结论。
三．关于当时的决策体系和信息传递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作为市长，陈希同同时也是中共北京市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而根据中共所谓集体领导的原则，中共北京市委在那个阶段的所有重要决定，陈希同应该都有参与并负相当责任。这也是我们难以得出陈希同在“谎报军情”问题上没有多少责任这样的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了解，所谓“集体领导”，常常不过是个说法，而中共各级党组织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书记一人凌驾于同级党委会之上。在北京市上报学运情况这个问题上，究竟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同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尚有待更多的历史资料方能揭晓。如果情况属于后者，即书记一人专断，余人无权置喙，则不仅陈希同的责任将得到重新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根据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规则，这也将支持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有关政治改革的诉求。为什么这个党的公开说辞与实际运作相互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别？作为执政党，用这样虚伪的公开说辞来掩饰其实际的权力垄断，是不是蓄意欺骗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欺骗人民的执政党和这样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人民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就像一九八九年北京示威学生和民众所要求的那样，岂不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宪？
这种违章（即违反中国共产党章程）、违宪（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策体系，也出现在中央层面。陈希同在访谈中强调，是邓小平对于当时形势的独立判断，而不是北京市的情况报告，导致了对于群众示威的“动乱”定性。陈希同还说，邓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这里，关于陈希同所述邓小平的角色，可以有很多疑问。首先，如果邓小平不是从北京市委、市政府获取关于北京情况的权威资讯，那么，在北京市，是不是还存在一套乃至多套其他的资讯系统？鉴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并不掌握同样的资讯，那么，难道上述资讯系统单独对邓一人负责？如果是这样，则这些资讯系统，在什么程度上是合法的，又在什么程度上是非法的？我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共政治实际上究竟怎样运作，是很重要的；对于确定一九八九年事变的性质，也是十分重要的。其次，陈希同在访谈中暗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对于学生运动的定性，应该是邓小平判断其性质在先，而北京市上报相应的情况报告在后。换句话说，下面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是对于实际情况的反映，而是体会邓小平的“上意”所割裂、扭曲、乃至捏造的信息，用来迎合并支持邓小平的政治判断。 那么，邓小平主观地做出“学生运动是动乱”这一判断的背后，究竟是何政治意图？这种判断，又是通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怎样传递到包括陈希同在内的北京市领导人和其他那些或者合法或者非法的资讯搜集系统的？鉴于邓小平当时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不担任党和国家其他行政职务，尤其是并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什么包括陈希同在内的这些高级领导人要接受邓的或明或暗的示意，并不惜扭曲现实而迎合邓？解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共政治和一九八九年的历史事件，也是极为重要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重点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信息传播问题。我们看到，编造情况、编造新闻，作为中共的一个传统，这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期间非常集中地表现了出来。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三个编造新闻的案例。第一个例子：4月19日，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说学生“冲击中南海”，要新华社作公开报道。根据当时的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记载，新华社在现场的记者根据目击认为没有发生学生冲击中南海这样的事情，认为“这样违背事实的稿子不能写，新华社更不能发”。当时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编辑一致反对发这样的稿子。但是，《北京日报》刊发了这样的稿子，新华社后来予以转发。 第二个例子：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眼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约10万人左右，从纪念碑到大会堂之间坐得满满的”。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广场上只有万余学生。作为资深新闻工作者的陆超祺的感想是：“真是瞪着眼睛瞎说”。 第三个例子：新华社4月26日播发京沪综合各界对“四二六”社论反应的新闻各一则，当时负责《人民日报》日常编务的陆超祺判断，这两则都“是按照领导意图编造的新闻”。 这三件事情，发生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以此推想，在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镇压这长达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有多少对事件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报道，其实根本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和编造！
不仅新闻报道，当时还有很多文件、讲话、社论等，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往往是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巨大悲剧。然而，根据目前还很有限度的信息，已经知道，不少这样的文件和文章出处暧昧。比如说，新华社4月20日评论员文章《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发表之后连当时党的高级官员都感觉“杀气腾腾”，惹得“各方反应都很强烈”， 可以说是舆论激化矛盾的第一炮。然而，据张万舒记载，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组长、兼任新华社副社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徽组织人撰写的，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事先不知道，以至穆青震怒：“以新华社名义发表评论员文章，为什么不让我看？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这篇文章，“虽然以新华社的名义发出，但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一致不承认是新华社的，甚至说是‘新华社被强奸的产物’。” 无独有偶，一周之后，同样的情节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演，《人民日报》员工群情汹涌，要求公开澄清《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社写的，不代表报社的意见。
另一个重量级的例子，是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所提供的。我们知道，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被广泛认为是北京镇压的执行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以国务委员、北京市长的身份，“受国务院委托”，于6月30日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然而，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称，“那是人家写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 “这些报告（包括向市民的广播讲话——吴注）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讲话，用北京市长名义。向人大作报告，不好用北京市长名义，就用国务委员名义。我是照本宣科”。 这样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府的国务院，面对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所递交的关于这样一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正式报告，其实是相当儿戏的。很多冠冕堂皇的报告人，根本上就是“要我读，我就念”的傀儡。 “人家写好了的材料”，这个“人家”究竟是谁？查《李鹏六四日记》，竟然只字未提这个报告。既然是“受国务院委托”，为什么国务院总理的相关日记对此讳莫如深？包括这样一个最高级别的政府报告，不仅也没有采用所谓“实名制”，而且同样也是出处隐晦，来历暧昧，那么，为什么中国公民偏偏需要认真对待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可以认为，或者陈希同或者李鹏，至少其中一人，也许两人同时，在国务院提交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的报告一事上，涉嫌犯有“渎职罪”。甚或认为，至少在那一阶段，有人非法劫持了中共党政系统，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虚与委蛇加以搪塞——这也正是姚监复先生所说的“军事政变”的表征之一。
四．中共政治的扭曲与荒谬：讨论与总结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结构和运作处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首先，名义与职责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拥有绝对权力；重要职位（比如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新华社社长等）则可以虚有其名，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仅可能没有权力决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晓。其次，信息（即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认知）与判断（即相关的政治决定）之间的关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决定，而是有了决定之后臆造现实。这样的决定，因此往往形同儿戏，因为它没有现实根据，而是出于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决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务于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力考量。再次，由于上述扭曲，则在重大公众事务与个人随心所欲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上文清楚显示，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些决定者本人却视之如儿戏，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这种态度和行为，轻说也属于严重渎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这里，作为曾经接受过新闻学教育并具有新闻从业经历的政治学者，我要特别提出政治运作的信息流通问题来加以讨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信息流通好似机体的神经，对于这个机体的正常、健康运作起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运作中，信息流通被高度扭曲。除了前面已经谈及的一些相关例子比如邓小平如何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之外，本书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例子。一个是，陈希同讲到，“有次在主席台上，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决定戒严”。 那么，究竟陈希同该不该知道这个决定？如果不该知道，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要在北京戒严，居然连北京市长都不应该知道；如果应该知道，难道这样非正式地“透露”一下就具有合法效力了？那也一样很荒谬。更有甚者，李鹏对于赵紫阳的指控之一，就是说赵向鲍彤透露了戒严的决定； 而鲍彤当年与陈希同一样是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那么，为什么李先念这样告诉陈希同（这已经得到陈的证实）就不是泄密，而赵紫阳把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戒严决定一事告诉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这还仅仅是指控），就要被控“泄密”呢？ 再一个例子是，在访谈中，陈希同不断并多次强调：“我不知道”。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分歧，他说“我不知道”；对于某领导人当时的作用，他说“我不清楚”；“上面有两个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为什么转眼成为阶下之囚，他也说“我不知道”。在当时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层中，作为国务委员，陈希同排名大约在第二十几位， 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长。我们可以问：如果这样一个人物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也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么，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究竟广大人民还能知道什么呢？又怎么能够“当家作主”呢？在中共政治运作中，究竟什么人可以知道什么信息，试问有没有章法？
谣言满天，据说是当时政治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明显也是政治信息的流通出现问题的表现。如前所述，政府利用官方媒体直接编造谎言，这在当时例证极多。那么，这是否属于造谣、传谣？事实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陈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层政治的情况）、媒体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政治谣言一般出于四个来源，即民众传说政治情况、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开制造谎言、当局暗地散播谣言；而就内容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这些谣言又可以分为四类，即：述说未经权威证实的真相（其中也许有细节出入）、在信息来源受限的情况下了解到了片面的或经过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编造不是真相的谎言。其中，就来源看，来自当局和与当局相联系的谣言源头，占了四个之中的三个；就内容看，至少前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种，都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民众缺乏知情权的产物。而中国社会信息不公开的病根，今天来看，既不是因为信息技术落后，也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低下，而症结在于专制政治制度。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当局及其内部的不同人物、派别和组织，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散播流言，或虽然掌控媒体但却以“不作为”、不报道来面对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从而纵容谣言滋生与传播，然后又借口制止谣言来变本加厉地实行媒体与网络控制，大肆剥夺民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与发言权，更是一种恶劣做法。从最近的、仍在发展之中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不难看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许多开始时候的小道消息，后来往往得到证实，这说明民众探求真相的愿望与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不去顺势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已属违章违宪；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许多确属谣诼的流言，很难想象是那些没有接近高层政治之便利的平头百姓所为，更多的倒像是当局之人趁机把水搅浑，误导舆论，愚弄民众，有所企图。一个掌握乃至垄断了媒体的政府，却常常要靠造谣来运作，何其荒唐乃尔之甚也！
的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荒唐、荒谬的政治画图。本书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市长，因为据他自述他在市长任内不了解本市上报中央政府的信息简报，甚至作为市长而签署本市历史上唯一的军事戒严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行动；他也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作为全国排名二十几位的实权人物而完全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在如何运作，甚至作为中央政府委托的报告人，在向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报告重大事务时，根本事先没有参与这个报告的讨论和形成；然后他又成为一个荒谬的犯人， 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从中共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跌落为这个党的阶下之囚，也不承认那些对他的犯罪指控有任何事实与法律根据，结果成了一个据说“一分钱也没有贪污”的贪污犯。甚至于，对他的审判也是一场荒谬的游戏：法官不允许他讲话，宣判时不让辩护人出席 ——而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荒谬还没有到此结束：入狱时，陈希同指控中国法庭是“法西斯法庭”，中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度”； 而在“以罪犯的名义放出来”之后， 继续“接受监狱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时， 他却不能不讴歌当今的“德政”、“仁政”。
还有太多的荒谬，并不止在陈希同身上。比如说，根据陈希同的说法，赵紫阳“不是正式囚犯，也没有正式判刑”，但根据本书作者姚监复的观察（姚先生在赵紫阳晚年曾经数次探望幽囚中的这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比赵“更自由”——囚犯还有“正式”不“正式”之说？判刑还有“非正式”判刑？这显然也是“法治中国”的天下奇闻；不是囚犯的，比囚犯还不自由，这是不是也很荒谬？太多这样的荒谬，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去逐一指出了。归根到底，陈希同访谈录处处都在显示中共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谬和荒唐。
最后，我想说，本书具有一定价值，但要以此直面历史则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些欲言又止之处，我在前面的探讨中没有机会一一深究。比如说，陈希同谈到：“学生（经过）劝说后回去了，怎么后来又回广场了？” 我相信这对分析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是一个重要关节，也相信陈希同了解更多的真相，只不过他目前选择不做进一步披露。又比如说，陈希同透露，“邓小平作出戒严、清场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希同又怎么知道邓的这种“不容易”？总的来说，和读者一道，我愿意感谢姚监复先生的努力，也欣赏陈希同先生的合作，他们因此给人们呈现了这份别人的叙说所难以替代的历史资料。但是，如果本书多有让读者失望之处，那也是不奇怪的。访谈确实已经记下了陈希同对自己被定罪和被判刑的控诉，但并没有记下他对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系统回顾和历史反思。但愿陈先生在历尽沧桑之后，能够继续接受采访，或者自己拿起笔来，详陈真相，真正做到“历史无欺”。
2012年5月3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吴国光，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