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1989年6月3日23時(續前)
吳向東，21歲，北京一家工廠工人。6月3日晚，他送女友回家。23:00，在木樨地遭軍隊射殺，頸部中彈，死於復興醫院。
吳向東的母親徐玨，四處尋找兒子。她去過數家醫院，看到每家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各約四百多人，大家都簇擁著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
她在復興醫院看到兒子遺體，兒子臉色蒼白、雙眼未閉。她悲痛得轟然倒下不省人事。“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她說，“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
醫生告訴她：“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
在6月7日夜晚，徐玨和她的親人，冒著生命危險，將兒子的遺體悄悄地送到火葬場急速火化。
“在（給兒子）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徐玨說，“子彈進口為一至二厘米，射出口為二至三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徐玨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六四檔案網，1999年1月21日）
屠殺見證人羅白，一個普通學生和記者，他自稱“不是民運英雄”、更不是“那些敢於在數百萬人中振臂一呼的學生領袖以及在那個恐怖的夜晚倒在血泊中的英
雄”，為此他“常常感到自慚形穢”。但他始終不能遺忘那個“充滿了歌聲、子彈的呼嘯、少女的哭泣、瓦斯的黃霧、腥紅的鮮血和血腥味”的時刻，以及在無數個
夜晚“重複”的壓抑、恐怖、可恥、高尚、愛和依稀可辨的、微茫的希望。
為了“告慰那些長眠地下的英靈”，和“那個夜晚死難的同胞和他們的親人”，還有“後來囚禁在監獄或轉徙流放在工廠、礦山、鄉村的成千上萬親愛的同學們”，他鄭重地寫下了天安門屠殺中親歷的一幕。
當軍隊“已經開槍”的消息從長安街上歸校的同學口中傳來時，羅白和他的同學葉傅愣住了。此時，他們正在一起“整理前些日子拍的遊行、絕食、攔截軍車的照片”。
他們問：“真的嗎？是真子彈還是橡皮子彈？”
這個問題，顯然使這個氣喘吁吁地同學不耐煩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羅白和他的同學葉傅認為，他們“不應不在現場”。
“如果真的開槍，我們應在現場。”葉傅說道。
我們倆一拍即合，馬上開始準備，帶上防毒瓦斯的口罩，還有不知哪個醫院捐獻的繃帶，五個黑白膠捲和幾個閃光燈用的電池。然後，小心翼翼地將戒嚴令發佈之後就寫好的遺書，放在床邊書桌中，登上自行車，直奔天安門。
當我們騎過紫竹院、動物園，靠近長安街時，空氣顯得驟然緊張起來。槍聲猶如春節時的爆竹，時起時伏，非常密集。不時有從那裡慌張逃回的人們和拉著中彈傷患的平板車經過。偶爾還有轉瞬即逝尖叫著的救護車。
當我們來到釣魚台時，幾名婦女攔住我們，急切地說道：“他們瘋了，那裡在殺人，你們學生千萬不要去。”我們連連說：“謝謝，謝謝！但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應不在現場。”最後，他們放開了拉著我們自行車後貨架的手，叮囑道：“一定要小心，機靈些，該躲就躲。”
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把事情想得太嚴重，覺得槍主要是對空鳴放的。
當我們來到玉淵潭路與長安街的交匯處——木樨地時，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裡湧出悲憤的淚水。
當我們停放自行車時，不知是誰高喊一聲：“衝啊！”
數千人竟然旋風潮水般，突然湧向長安街。“呼呼……”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
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黏黏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
這時，槍聲停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下來。周圍的人見我們拍照，連忙指給我們其它血跡。我們又拍了幾張，最後無法再拍了。
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在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佈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白色黎明》，羅白，《世界周刊》，1992年6月14日）
你過了今晚再睡覺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一個年輕人闖了進來，叫道：“他們真的開槍了！”
我們馬上就聚精會神聽他說。
“我們都並排著擋軍車，”他接著說道，“我們就這樣手挽著手、肩並著肩。阿平就站在我的旁邊。他在跟我說，他好幾天都沒睡覺了之後，感到多麼累。我看到
了一閃的什麼東西。然後，我聽到士兵那個方向，有一個爆裂聲。接著，阿平就倒下了。我踢了踢他，一邊踢一邊笑。‘別這樣開玩笑’，我說，‘你過了今晚再睡
覺。’他沒有回答我。”
年輕人的嘴張得大大的，他的臉被淚水全部浸濕了。“我彎下身去想把他扶起來，然後——”他用手形成了一個大大的圓形。“他死了。他的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洞。這是他的血衣。”（《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香港田園書屋， 2011年版）
受傷的士兵
屠殺見證人、清華大學學生“清華學子”，決定要去西單看看。他仍不相信軍隊開槍屠殺群眾的事實，雖然槍聲不絕於耳。
我仍有另外更重要的事：我要到北新華街路口取回自行車。這是現在唯一的交通工具了！
此時的長安街上，空蕩無人，路燈依然明亮。而遠處的路口騰起一片火光。
我經過新華門時，見到門外站著一排頭戴鋼盔的士兵，手中橫持著一根金屬的棍棒，排成一道人牆擋在新華門前。
在士兵的面前，有10多個市民群眾，有的扶著受傷的學生，都在憤怒地斥駡那些士兵。士兵們橫握金屬棍一言不發，臉上毫無表情。
此時，一輛板車從西單方向騎來。騎車的是一位市民，車上躺著一位受傷的軍人。那人推著車想把傷患送到新華門內。士兵們即刻大聲喝止。幾個士兵伸手抓住車頭就是不讓進。
那位市民也大聲地喊，說這是受傷的士兵，需要救治！士兵們仍舊不讓進，對車上的傷者也毫不理睬。
我離開新華門繼續往前走。到北新華街路口時，終於看清楚，那一片熊熊火光是怎麼回事了。在電報大樓往西一點的路面上，兩輛公共汽車橫排在長安街上，正在熊熊燃燒，封住了整個機動車道。而傍晚時看見的那輛有武器的被截軍車，此刻也在路面上靜靜地燃燒著。
此時，四周空曠無人。我在路邊找到自行車，騎上去一蹬，車子很好，後胎也不癟。此時的我，忽然想到，是不是該離開廣場，返回學校？
此時的長安街，被路燈和火光照得一片通明。而之外的街道則沉在一片沉沉的黑夜之中。我想，在這漆黑而混亂的深夜中，騎車穿越大半個北京城返回學校，還不
如留在廣場安全！要是在路上迎頭碰上進城的部隊，豈不成了槍靶啦。況且，就算軍隊敢在別的地方開槍殺人，我想他也未必敢在廣場開槍殺人！
（《學運日記：一位清華學子經歷、見聞的八九學運的日日夜夜》，清華學子，六四檔案網，2001年6月29日）
赴死
在西單，屠殺見證人、香港一名赴京聲援的匿名學生寫道：我坐在行人道邊有一人高的欄杆上。
有些學生騎單車經過，喊著某某處告急了，這些單車都是從西邊來的。後來，有一隊學生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方向抄過來，有近百人，大多數有白口罩，但有的沒有。他們手上只拿口罩，並沒有任何武器。我把下午在廣場發的口罩，給了一個走在隊伍後頭的沒有口罩的學生。
我發現這些學生的面部表情非常嚴肅。他們看來只有十幾20歲。
後來，我才恍悟，他們這一去是去赴死的。這些學生是準備去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的。學生隊伍走過之後，有零星的工人模樣的人，三三兩兩手拿木棍、鐵棍，向學生走的方向走去。
我沒有記住他們的面孔。我想，這些人和學生都被當成暴徒殺害了。（“北京紀行之九”）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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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總投資額達5000億元人民幣，無論規模或難度都勝過三峽大壩。
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也是毛澤東第4次接見紅衛兵。林彪、江青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廣場百萬群眾面前握手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