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
趙紫陽是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設計者和主持者。從1986年10月開始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方案設計工作開始，到1989年六四之後，因反對對學潮進行武力鎮壓而被黨內保守勢力撤銷職務這一期間，以及在此後被幽禁的長達15年的時間裏，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問題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和政治遺產。這些遺產，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仍然有巨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趙紫陽是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設計者和主持者。
1. 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兩重性
自1986年至1989年，經鄧小平提出，由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推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有許多人認為，這場改革的性質，只不過是對中共專制體制的一次改良。這個說法從總體上說並沒有錯。但是，我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雙重性質。如果僅僅把它歸結為一場體制改良，有些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仔細分析起來，當時有「兩個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對這場改革的主張，與它的實際主持者趙紫陽的主張及其在這場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實際舉措，有著重大差別。看清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性質，我們才能準確地為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定位，理解為什麼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自己親手扼殺了這場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趙紫陽政治遺產。
首先，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在目標上有重大差別。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確是由鄧小平提出並推動的一場帶有行政改革性質的體制改良，他的目的在於興利除弊，試圖在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革除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鄧小平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什麼民主；但是，受命製定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主持這項改革的趙紫陽，其指導思想卻是「發展民主」。趙當時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從實質上說，也是對體制進行改良，但這種改良與鄧小平的目的有重大差別，是以的漸近的方式在中國搞民主政治為目標的。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必須接受和遵從鄧小平的主張，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鄧小平的主張這頂大帽子下，加進了自己的看法。從研討的一開始，他就接受了鮑彤和研討辦公室的提法，同意將「建設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他也贊成鮑彤和中央政改辦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是「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正是由於趙紫陽的支持，這「兩個轉變」基本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共識。
這個時候的趙紫陽，作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他不可能直接挑戰鄧小平的權威，違背鄧為政治體制改革劃出的框框，而衹能在這個大的框架下，儘可能將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引導到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的無限權力，擴大人民參與，為今後走向民主政治創造條件上來。據紫陽的秘書李湘魯回憶，早在30多年前的1980年9月，趙紫陽就有過這種思想基礎，他說：「社會主義還應該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必須十分珍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對社會主義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起點，請注意這一點……」。後來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上，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也總結了他那幾年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並說：「1986-1989那幾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①
其次，趙紫陽在主持實施的改革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鄧小平為改革所劃定的內容，主要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增強活力（特別是領導幹部年輕化）。趙紫陽主持製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地遠期目標是「高度民主」，近期是「制度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個方案雖然目標有限，內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但從總的方向說，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勢，符合中國廣大民眾對實現民主憲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在那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創造了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格局，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削弱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取消黨對文化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協調解決社會矛盾；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通過建立公務員制度來淡化黨管幹部；探索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以及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規則等。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又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廉政建設、在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同時建設民主政治新秩序等問題。因而，從大的方面講，在趙紫陽主政的那幾年，中共的政治專制是逐漸削弱的，它與經濟放開之間的距離開始逐步縮小，因而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而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所做的這一切，六四之後都被鄧小平和黨內的保守勢力作為趙紫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全盤否定。這一點也可以證明，趙紫陽實際操作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能容忍的範圍。
趙紫陽和他的部下。
從方案設計開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體制改革被鎮壓的槍聲所終止，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在發展民主政治、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確的，態度是堅定的。就在最後的那場如何對待學潮的問題鬥爭中，趙紫陽也從沒有放棄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解決政府和民眾的衝突，從沒有放棄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學潮問題，推動民主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趙紫陽在五四亞行講話中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在執政方式上，要求以民主和法制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全新的政治理念。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
正是由於趙紫陽的這種以民主法制治國為目標的政治改革，與鄧小平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差異，造成了趙與鄧在1989年5月最後攤牌，趙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被迫中止的歷史必然性。我認為，從這一角度說，趙紫陽主導的這場政治改革的性質，是由中共黨內一批有遠見、有民主意識的開明領導人主持進行的使共產黨由革命黨向民主政黨轉變、由一黨獨裁向現代政黨體制轉變的一次償試。
2．1989年政治體制改革的被迫中止，是當時黨內外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
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儘管它是由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變化，打斷了這場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自我完善進程，許多已經開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許多已經在擬議中準備出臺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後的幾年裏，已經實施的許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點，甚至進一步，退兩步。這場政治改革的失敗，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實力對比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黨內保守力量力圖扭轉十三大改革開放方向的結果。
前面講過，趙紫陽主持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有其歷史必然性。這其中，鄧小平與趙紫陽兩種政治體制改革主張之間的重大差別，是鄧小平出手中止這場改革的根本性原因。雖然這場改革是鄧自己提出併發動的，但當他一旦發現它的主持者趙紫陽已經走得太遠，趙主張的民主和法治的目標可能危及到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時候，他衹有將它扼殺掉。
但是，六四鎮壓決策的成因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被扼殺的動因是複雜的。在這其中，除了鄧小平的因素以外，黨內保守勢力的推波助瀾，也是一個極為重要原因。回顧1980年代整個改革歷史，可以看到，作為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鄧小平，與黨內高層中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勢力，在對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上，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在很多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和他們後來在對待六四學潮和扼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站到一個陣營裏。因為，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差別。這種結合，反映了黨內傳統的政治勢力不甘心放棄舊的統治方式，堅持維持集權統治的堅定態度。
政治體制改革阻力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阻撓。
從1986年10月研討和方案製定的時候開始，黨內高層的保守勢力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和破壞就已經開始了。儘管有鄧小平的「尚方寶劍」，方案設計仍然不斷受到黨內強大的保守勢力的干擾和阻撓。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辭職和「反自由化」的風潮，就開始有人往趙紫陽和鮑彤及政改辦身上潑污水，說政改辦是在搞「自由化」；後來又是鄧小平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稿後，說「是不是也搞了點三權分立」；就是到了最後到十三屆七中全會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爭論仍然很大，紫陽不得不放棄了在全會上通過這個設想的想法，最後改為「原則同意」。十三大雖然通過了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後的落實過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別是在黨政分開、建立公務員制度、新聞改革、社會團體獨立化、人大中的黨派活動、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方面，不能不說是步履維艱，有的甚至被篡改或變形。趙紫陽後來回憶說：「我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但是，要真正著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②
具體說來，政治體制改革阻力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一是來自黨內高層保守勢力，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阻撓。比如，在人大中民主黨派可以設立黨團，進行黨派活動這一條，就被鄧小平親自否定③；二是來自黨內相當一部分中高層領導幹部的明拖暗抗，比如中央一層的政法委撤銷後，地方各級遲遲不動；三是來自黨中央各部門的不配合，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中組部在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報告中「將公務員分為政務、業務兩類」的劃分，牢牢抓住主要幹部的任命權不放。黨內的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幾十年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和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觀念，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組黨的各級幹部帶來的好處，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阻力。
特別是黨內保守的老人集團在一線的代理人李鵬、姚依林，在十三大以後，不遺餘力地阻礙、破壞趙紫陽經濟、政治改革方案的實施。當鄧小平提出的「物價闖關」遇阻，趙紫陽被迫承擔責任之後，他們抓住時機開始「倒趙」。1989年4月學潮起來之後，他們站在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主張對立的立場上，推動學潮一波波向極端發展，最後又以趙紫陽「支持動亂」為由，借助鄧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趙，製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終止了趙紫陽主導的這場使中共向民主政黨、現代政黨轉型的償試。
儘管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儘管後來鄧小平有「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改」之說，儘管黨內的許多有識之士，黨外的廣大知識分子、各階層民眾多數支持執政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由於黨內的力量對比、對學潮的武力鎮壓等複雜的政治因素，黨內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與強大的傳統政治勢力的博弈中失敗，於是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
中共十三大。
3．怎麼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問題？
近年來，有人在總結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時說，導致這場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時機並不成熟④。筆者不能籠統地贊同這種觀點。因為，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選擇者和實際主持者，並不是同一個人。失敗了的，不是鄧小平要搞的那個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它的扼殺者，也正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
在1986年前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迫切需要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央向地方和企業放權，從而也迫切需要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提高效率。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行政改革是必要的。這也正是鄧小平在當時提出和推動者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正如鄧小平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化的成功。因為事情要由人來做，你放權，他收權，你有什麼辦法？所以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同經濟體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是搞不通的。」⑤
趙紫陽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說：「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⑥相信如果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僅限於鄧小平提出的幾方面內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認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他已經掌控了這個黨，這個國家。
但是，問題在於，鄧小平選擇來製定和執行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是趙紫陽。
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是為經濟改革開路。他的「兩個基本點」，在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的主張從來就沒有變過。市場經濟加獨裁政治，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權力腐敗、權貴集團形成和社會分配不公。鄧小平沒有、也不會去想這一點，而他選擇執行他改革主張的趙紫陽卻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趙紫陽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最終是建立市場經濟制度，那麼與之相適應的，就必須在中國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權力不受監督，那麼中國就有發生大面積腐敗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執政的基礎和合法性。
在當時實行的價格雙軌制之下，這種可能已經開始變為現實。當時的趙紫陽雖然還沒有完全跳出共產黨傳統理論和觀念的圈子，沒有明確得出「不限制權力，腐敗就是必然」的結論，但他在1988年初已經看到了發生腐敗的危險性，並且由此提出了「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的口號，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設的問題，後來在他又提出「通過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問題。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取消特供、設立人大廉政委員會等，並把這些，都看做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的措施。
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鄧小平，而主持和實際操作的卻是趙紫陽。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理念上的差異，導致了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和內容上的差異，也導致了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主持和操作下，遠遠超出了鄧小平的設定的目標和內容，向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權、公權，加強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保障民權的方向發展。
根據這一看法，筆者認為，不能籠統地講當時政治體制改革時機選擇成熟或不成熟，這樣講混淆了鄧小平與趙紫陽兩種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差異，抹剎了趙紫陽是在鄧小平的選擇下不得不接受了這項任務的事實。在當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選擇，而不是趙紫陽的選擇。而鄧小平要趙紫陽來主持這場改革，趙沒有選擇，也無可選擇。當趙紫陽倉促上馬，來主持這場改革的研討和實施的時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鄧小平的主張亦步亦趨，那他完全可能順利完成任務，繼續當他的總書記，但那就不是趙紫陽了。也正因為如此，當1989年學潮襲來的時候，鄧小平和黨內的保守勢力一起，扼殺了這場民主運動，也終止了他親自提出和發動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因為，這已經不是他所要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趙紫陽的以民主政治為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趙紫陽的一生，曾經經歷了兩次「大徹大悟」。
4．趙紫陽的政治遺產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經過這場失敗了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5年中對中國政治問題所作的反思，趙紫陽留下的政治遺產的內容是豐富的。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趙紫陽的一生，曾經經歷了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他經過十年文革，對中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進行反思之後，從忠實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轉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為思想特徵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經過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和改革實踐，特別是經過1989年的那場巨變，使他從體制的改良派轉變為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在他的晚年，離開了政治權力核心之後，他對自己的一生，對他所為之奮鬥了幾乎一輩子的這個黨和這個制度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對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結論。他說：「1989 年我下臺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⑦
但是，趙紫陽並不認為中國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而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他認為，「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倒行逆施。」⑧
趙紫陽這種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徵。這一點，在他當年主持改革研討時，態度就十分明確。研究當年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七次會議記錄，特別是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的討論記錄，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們在政治改革討論中經常提到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黨派政治等問題，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研討過程中都討論到了。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在納入方案時，就要有取有捨。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的研究人員們在這個時候，對於鄧小平要的效率，與黨內外對發展民主的要求這個矛盾，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中，政改方案的研討者們不得不首先選擇服從於鄧小平這個「中國最大的實際」。當時的想法就是，這次改革，是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離開了鄧小平的支持，這次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連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因此，這個方案首先必須考慮到黨內高層的承受能力，特別是鄧小平等老人的意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來，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會、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首先就需要鄧小平通過。鄧那裏通過了，這個方案就能得到多數老人、多數中委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會，就可能被黨代會、被全黨所接受。對於鄧小平們不能接受的東西，就不要提，否則方案就通不過、搞不成。這個方案就會胎死腹中，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成為一個泡影。
在這種情況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或許衹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衹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一小步就可能會成為中國向民主社會轉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造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十三大這個方案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隨著改革實踐的發展不斷有新的內容推出，不斷發展變化的。如果我們把現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來，鄧小平們現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將來才有條件要做的先不去講，可能留到十年後再講再做，十年後和現在的政治環境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自然規律是任何人都難以抗拒的。黨內的這些老人們，總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臺。飯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現在走出這第一步，幾年後下次黨代會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會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再說，鄧小平們這一代有著絕對政治權威的黨內元老退出政治舞臺以後，中國的權威政治必然會呈現遞減趨勢，逐步走向常人政治。為了維持黨的執政地位、黨的穩定、國家的穩定，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許就會成為黨的新一代領導者們無論主動或被動，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想問題，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讓鄧小平和當時中央的這些老人們，讓黨內的高層幹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會，在黨代會上通過不了，那就等於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流產，想再發動第二次是極其困難的。應該說，對這種逐步漸進式的改革方式，趙紫陽、鮑彤和政改辦的大部分同事們在當時都是明確的。
關於如何實現向議會民主制度過渡的問題，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有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信念，然後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執政黨的自覺，必須有社會輿論各方面的推動；也不能一切都不動，完全等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備了條件，在哪一天來宣佈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一種漸進的逐步發展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不斷改良、改進，使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究竟如何過渡，我在前面講的改進共產黨執政方式所列舉的那些內容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階段。」⑨這就是說，他認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總體設想」在過渡的初期仍然是適用的。
當年趙紫陽和鮑彤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時期，就曾經設想過，經過三至四屆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和整個國家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變。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談的想法和他在當年主持政治體制改革時的主張，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如果對趙紫陽的政治遺產的主要內容進行一個概括，可不可以這樣說：就是以民本主義、民主主義為基本政治理念，通過和平轉型和逐步過渡的方式，完成中國從極權政治向憲政民主的轉變，從一黨獨裁向現代政黨政治的轉變。
5．趙紫陽的政治遺產與當今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路徑選擇
從1980年代的這場政治體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經過去了，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向極端化發展，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絕對控制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雖然在發展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經濟上的市場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化，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出現了體制性的腐敗，導致了權力的市場化、資本化和私有化，導致了權貴利益集團的形成。於是，貧富鴻溝擴大，權貴貪婪掠奪，官員腐化墮落，大量社會問題產生，社會矛盾加劇。儘管中共在許多場合，多次宣稱，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幾乎未見任何動作。隨著權貴利益集團的產生，權力腐敗加速，也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進入21世紀以後，為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中國開始進入「維穩壓倒一切」的「准緊急狀態」。與此相適應，黨和國家領導體制迅速向「黨國一體化」的「維穩體制」演變，集權程度更加趨向極端。這些情況，趙紫陽都看到了，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宗鳳鳴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⑩杜導正的《趙紫陽還說過什麼？》11也都有記錄。
趙紫陽認為，這種情況表明，「經濟上放活，政治上收緊」在客觀上造成的結果衹能是，在執政黨政策的保護下，資本與權力相互勾結，合理合法地侵吞國有資產，攫取國民財富，盤剝公眾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中形成了一種權力和財富生產和再生產的腐敗機製。這種機製，是以權力為本位，以財富為目的。它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官場的墮落，最後導致的將是全社會的墮落。現階段執政黨所堅持的「經濟上放活，政治上收緊」，以經濟發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完全是一條死路。通過政治改革，實現中國社會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轉型，是唯一的出路。趙紫陽的這些看法，不能不說是誅心之論。
現在的國內外政治和社會環境，比起20多年前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一是國際上的民主化浪潮此起彼伏；二是國內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各種社會事件層出不窮；三是民眾的維權意識、公民意識、民主意識更加強烈，互聯網等新傳播手段越來越被民眾所廣泛利用，形成越來越巨大的輿論場；四是國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完全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並且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當局的經濟和政治決策；五是當局中的一部分高層領導已經不再有原來老一代領導人曾經有過的那種改革的願望和激情，甚至喪失了一切信仰和責任感，為了「維穩」而寧願「擊鼓傳花」。當局拒絕改革而實行的「維穩」政策，加劇了公權力與民眾的矛盾，這種矛盾在許多地方開始走向對抗。如果繼續拒絕進行政治改革，黨的執政基礎將進一步流失，各種社會衝突將更加嚴重，一點點火星都可能引起一場大的社會動亂，甚至引發社會革命。
向民主化社會轉型，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這條路怎麼走，還要看形勢的發展和各派政治勢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識。我的看法是，為了減少國家、民族、民眾在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動亂造成的痛苦和損失，避免由此產生的經濟上的滑坡和國力上的倒退，應該承認，趙紫陽所主張的由體制內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治改良，是實現向民主化轉型的一條社會成本最小的道路。
趙紫陽認為，能否實現向民主化的和平轉型，關鍵在執政黨。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經驗表明，由執政者主動進行政治改革，果斷放棄集權體制，是有可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灣、韓國等向民主社會成功轉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陸1980年代那場由趙紫陽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證明了這一點，並且，也為執政黨主動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當然，頑固堅持極權統治，拒不進行民主改革的當政者也有許多，但其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民眾和歷史所拋棄，這種結局，也是有目共睹。
要不要通過對執政黨的壓力和改造，選擇一條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之路，和能不能實現這一選擇，前者是可能性問題，後者是現實性問題。目前，關於政治改革目標和路徑選擇問題，在國內的學者中間在總體上分成左右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中，除去主張革命的極端民粹派和主張全面倒退回到毛時代的極左派之外，進行漸進性的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當然，在具體的改革路徑上，各派有不同的主張和激烈的爭論。特別在能不能指望執政黨在社會壓力下主動走上民主改革之路這個問題上，分歧很大。
我認為，路徑的選擇與執政黨的態度和決心直接相關。現在在國內學者中流傳一句話，叫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這就是說，歷史留給這個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執政黨不能在十年，也就是兩屆黨代會期間內起步，堅決、認真而不是敷衍地推進政治改革，向民主政治轉型，那麼，在中國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極大。
當下，和80年代趙紫陽主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那個時候相比，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執政黨和政府和公信力嚴重喪失，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改革。在這種形勢下，趙紫陽當年主持製定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當然不可能完全適用。即便當政者在形勢的壓力下有改的願望，改革的方案也需要在執政當局、社會各階層，左中右各派政治勢力取得基本共識的基礎上，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調整和修正。但方向必須明確，這就是「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12。
目前執政黨內的政治形勢，與20多年前趙紫陽主持那場政治體制改革時相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最主要的表現，一是黨內傳統的保守力量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明顯減弱。雖然仍然有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的影響，但相比鄧小平時代的強人政治，老人對執政一線的領導人影響力已經減弱；二是黨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現代意識的新生代力量即將進入高層領導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瞭解中國社會底層狀況、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中青年幹部已經進入黨的各級領導層。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可能會具有改革意識的所謂「太子黨」13。以上情況，為重新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了一種可能性。不久後即將召開的中共的十八大，將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次會議，能不能改變十多年來的「胡不為、溫呑水」的政治局面，能不能重啟政治改革，甚至能不能避免社會革命和重蹈蘇共的結局，就看這次一批新的領導人能不能有所作為了。
當然，這還衹是具備了自上而下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既取決於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矛盾尖銳化對當政者的壓力，也取決於中國新生代領導人有沒有對這個國家負責、對這個國家的十幾億民眾負責、對這個黨負責的魄力和責任心。時間和機會都已經不多。可以說，現在，中共政權已經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如果執政黨的領導人還想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點事情，如果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葬送在這一代人手裏，如果不希望這個國家重新陷於動亂之中，那麼，就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拿出實際行動，主動順應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回應人民的、歷史的要求，對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進行民主化改革。衹要是真改，而不是假改，那麼，無論是有人對執政黨，對這個政權有多少不滿、怨氣，甚至是仇恨，也仍然會獲得中國絕大多數社會階層、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否則，等待全體中國人的，也許衹有社會革命一途。
①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頁。
②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81、277頁。
③參見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5頁。
④ 參見米鶴都：《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28－31頁。
⑤《鄧小平理論全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1頁。
⑥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1頁。
⑦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297頁。
⑧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頁。
⑨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299頁。
⑩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11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1月出版。
12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9頁。
13對這部分人的分析，可參見榮劍：《「紅後」的憂患意識與路徑依賴》，載「共識網」。
（本文為作者在於2012年10月6日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