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6日星期日

孔誥烽:中國重建天朝秩序的願望與現實

中日就釣魚台/尖閣列島主權問題頻頻擦槍,中國官媒和一些軍方強硬派人士,近來偶爾會提出不單釣魚台是中國的,就連日本的沖繩島也是中國的論調。例如《人民日報》便在5月8日發表題為〈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的評論文章,指出「不僅台灣及其附屬諸島(包括釣魚島列嶼)、澎湖列島要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引起日本強烈抗議。

中日對峙下的沖繩400年

沖繩列島在19世紀被日本兼併前,一直以琉球王國的方式存在,向明清時期的中華帝國進貢。若大家接受古代時向中國進貢過便算是中國領土,後果將會十分嚴重,因為在明清時代或更早以前向中國朝貢過的藩屬,還包括韓國(朝鮮)、越南(安南)、泰國(暹羅)等。難道中國又要聲稱這些國家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又要收回去?

當然,沖繩有它自己特有的歷史。在它被併入日本之後,要求擺脫日本而獨立的聲音一直沒有消散。19世紀與20世紀初,東京對新併入的沖繩徵收重稅,又強迫當地住民放棄原來的琉球語和本土風俗,與日本本島同化。太平洋戰爭後期,沖繩曾是美日進行殘酷持久血戰之地。戰後沖繩,歸美軍管治。1972年美國將沖繩交還日本之後,島上仍駐有大批美軍,不時發生美軍騷擾當地居民、強暴婦女的事件。有沖繩人視沖繩為美日雙重殖民地,主張沖繩獨立,不難理解。

但沖繩有人謀求獨立,卻從未見有人要求「回歸中國」。古代的琉球王國,縱使自明代起便朝貢中國,但在1600年左右日本結束戰國時代,統一於德川幕府之後,琉球也同時進貢日本。琉球人一直與中日兩國友好,在兩個強權之間取得平衡,維持獨立。

沖繩的處境雖獨特,卻是幾百年來東亞小國求獨立求生存的寫照。在19世紀之前,中國在東亞獨大,建立起被日本知名漢學家濱下武志稱為朝貢貿易體系的國際秩序。亞洲小國帶貢品進入中國,中國朝廷會以更貴重禮品回贈。而進貢團的隨行商人,亦會開展與中國的貿易圖利。這個體系之中,富裕的中國給進貢國經濟實利,換取進貢國俯首稱臣。這個可說是小國以自主和尊嚴換取物質利益的制度。

在這個朝貢貿易體系之中,中國朝廷常常介入進貢國的內政。例如在1770年代,越南西山阮氏三兄弟發動農民起義,推翻了向清朝進貢的黎氏皇朝,建立新政權,驅趕境內漢族商人、以越南語取代中文成官方語言、分配田地給無地農民,排斥清帝國。乾隆在1780年代遣旗兵攻越,輔助黎氏復位。但在阮氏新王朝的頑強抵抗下,清廷輔助黎朝復位失敗,但連年的軍事壓力,卻迫使阮氏向清朝稱臣。阮王在1790年親自到北京進貢並慶祝乾隆80大壽,乾隆於是冊封阮氏為新安南國王。

中華朝貢貿易體系的起落

16世紀開始,部分東亞小國開始富強,想擺脫中國宰制而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朝貢體系,因此與中國頻生衝突。1590年代,剛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將軍出兵朝鮮,企圖以朝鮮為據點進攻明帝國,建立一個新的東亞帝國。明朝雖已開始衰落,卻仍擊退豐臣秀吉。中日戰爭之後德川家康在1600年代於江戶(今日東京)建立全國政權,並在1630年代開始鎖國。德川幕府鎖國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制止白銀流失到中國,並拒中國製品於門外,使日本手工業得到足夠空間進行進口替代式的發展。日本自江戶時代起不再進貢中國,同時向琉球納貢,建立一個小型朝貢體系。東北亞海域,因此成為中華朝貢體系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日本退出中華朝貢體系後,這個體系也在東南亞開始遇到挑戰。17世紀初,當明朝疲於抵抗滿洲人之時,在東南亞日益強大的越南開始向柬埔寨納貢,像日本向琉球納貢一樣,建立自己的小朝貢體系,跟同樣日益強大的泰國爭奪對柬埔寨的控制。中國面對慢慢不受中國控制的東南亞政局,也只能隻眼開隻眼閉。

19世紀末日本成功完成工業化,正式吞併琉球,改為由東京直接管治的沖繩縣。日本跟覑殖民台灣和朝鮮半島等,建立後來被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取代分崩離析的中華中心朝貢貿易體系。二戰後的美日聯盟,承接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在海洋地區的版圖。區內相繼崛起的經濟體包括南韓(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均在經濟上受日本領導,政治軍事上受美國保護。東亞的冷戰體制,基本上是海洋與大陸的對立。海洋東亞受美日主導,中國的影響力,則被鎖在亞洲內陸。

中國有能力挑戰美日海洋秩序嗎?

1990年代起,中國經濟崛起,要化經濟實力為政治軍事實力、重奪東亞霸主地位的呼聲,也日漸明顯。中共積極追逐艦隊的擴張與升級,焦急地想要打破美日西太平洋島鏈封鎖的企圖心,十分明顯。而中國體制內鷹派的「沖繩屬中論」,加上愈來愈多中國知識分子提出要復興「天下體系」、「中華王道」等傳統國際關係觀,則透視出中國要重建在19世紀徹底崩潰的朝貢貿易體系的欲望。

但是解放軍建軍以來從未打過一場海戰,它在1979年對越戰爭後,便再無實戰經驗(在1989年射殺平民當然不算)。劉少奇之子、解放軍上將劉源近來對鷹派的對日兇狠講話頻頻潑冷水,公開表示軍隊的腐敗問題,已有影響戰力的危機。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大校亦在去年底出版專著,表示「解放軍最大危險和頭號對手是腐敗」。中國是否有足夠軍力衝擊美日主導下的東亞海洋秩序,實在是一個大疑問。

從前的中華朝貢貿易體系,奠基於各國對中國儒家政治觀念與制度的仰慕。現在中國對東亞其他國家欠缺文化領導力。這些國家有拉攏美國抗衡中國的選擇,有的更以自己的民主制度與人權價值傲視專制中國。在軟、硬實力皆欠壓倒優勢的前提下,部分中國精英重建天朝威勢的夢想,恐怕還只能是一場綺夢。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香港    明報


維穩迷信實名制 神州官僚一般蠢

福建廈門巴士爆炸案震驚中外,當局擺出亡羊補牢的姿態,但不是檢討施政,從疏導民怨的根本上消除隱患,而是推出荒謬絕倫的所謂購買「汽油實名制」,將所有老百姓當成懷疑的對象。當局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暴露出來的不僅是內心無比虛怯,更是愚不可及。

福建當局近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加油站安全監管的緊急通知》,新規洋洋灑灑多達十三條,簡而言之,就是個人原則上不得購買罐裝汽油,即使有實際需要,也必須事先得到居委會或村委會蓋章確認,再到屬地派出所或安監站開具購買證明,才可持身份證到指定油站購買。如果汽車拋錨等故障需要在油站購買罐裝汽油的,購買人除需要提供一應證件,而且要與加油站簽訂安全協議。

當局推出實名制的目的,不外乎方便追查,並希望由此可收到阻嚇作用。然而,一個人若處心積慮犯案,何愁沒有作案工具?對那些徹底絕望的人來說,生命都可以捨棄,又怎麼會害怕實名制?就廈門巴士爆炸案而言,嫌犯陳水總的作案動機源於官僚冷漠,連苟且偷生的卑微願望都無法實現,絕望之下化身人肉炸彈,即使不使用汽油縱火,也會想出其他恐怖手段。當局不檢討部門施政過失,不追究官僚失職,不為受冤百姓排難解紛,反而大搞費時失事的實名制,本末倒置,莫此為甚。

本末倒置 自欺欺人

由於害怕網上批評政府,當局就搞出網絡實名制;由於擔心菜刀可以成為作案工具,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就出現購買菜刀實名制;因為民眾戴口罩抗議石化項目污染環境,雲南當局就推出購買口罩實名制、復印實名制。在這種邏輯思維下,廈門發生巴士縱火案,當局推出購買汽油實名制,似乎順理成章。為了維穩,當局肆意侵犯百姓公民權,卻沒有想過,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工具,再多的實名制,也無法令當局感到安心,更阻擋不了民怨「堰塞湖」的決堤。說穿了,名目繁多的實名制只是皇帝新衣,自欺欺人。

周厲王時代,用高壓手段阻止老百姓批評政府,最終不是落得流放外地的下場嗎?秦王朝收繳天下兵器,老百姓還不是揭竿而起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怨恨無法平息,公義不能伸張,再善良的人也會奮起反抗,當一個人連死也不怕,當局就算推出再多的維穩措施和壓制手段,也是無濟於事的。

當今中國貪污腐敗遠超歷朝歷代,這也是民怨沸騰的根源。當局遲遲不推行官員財產實名制,反而對公民權利作出種種限制,這也實名,那也實名,因為個別事件而將天下老百姓都當成賊一樣防範,這只會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加劇官民之間的對抗,最終必然適得其反。

太陽報


強國不應建基於強拆

強人是你,能頂天立地,如敗倒,再掙起,永沒言死……昨日的一年一度父親節,大家是不是經常聽到這首歌頌父親的《強》?聽到之時有沒有產生共鳴?

每個人也希望自己強起來,連不受歡迎的蟑螂也有外號叫「小強」嘛,所以積弱百年的中國有一個強國夢是不足為奇的。強國必須強軍,所以《解放軍報》鼓吹強軍夢亦是自然而然之事。該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中國夢引領強軍夢,強軍夢支撐中國夢,歷史表明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愈不能打愈可能捱打。

可是有一事不可不注意,自強不等於勉強,更加不應該強人所難。世光痞人我要說的是,若然強國建基於強拆,後果很可能跟小強一樣不受歡迎。

據報道,六月十日晚上出現兩台挖土機,開入廣州市越秀區觀綠路和詩書路交界的金陵台和妙高台,拆毀詩書路六十九號及六十九號之一的兩幢民國時期樓房,現場剩下一片頹垣敗瓦。廣州市規劃局得悉之後,已將事件定性為強拆,表示強烈譴責,並且感到痛心。

強拆事件受到內地傳媒廣泛報道,甚至遠至台灣的媒體亦關注,為甚麼呢?原來一夜之間夷為平地的是粵劇泰斗薛覺先的故居,具有非比尋常的歷史價值。尤其令人咋舌的是,事件涉及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此君旗下的地產公司漠視禁令,把現場弄得滿目瘡痍。

強拆強拆再強拆,由這種抹煞歷史打造出來的強國,只可能是一頭沒有靈魂的龐然怪物。

韓世光

東方日報

美國商會的憂心

台灣的美國商會每年均發表白皮書,評斷台灣的政經境況,近期發表的白皮書直指台灣對外資的吸引力大幅落後亞洲其他經濟體,同時若不堅持建核電廠,台灣的電力供應將面臨很大疑問。

台灣的處境及面臨的問題一籮筐,實讓外商憂心,因之強烈建議馬英九政府,應在跛腳效應出現前,採取決定性行動,以奠定政績。

美國商會以私募基金為例,指出台灣在十七個亞洲國家中,雖然經濟成長率規模為第七名,但吸引私募基金卻名列倒數第二,只贏過巴基斯坦,連斯里蘭卡都不如,因此建議台灣政府建立明確、全面的投資計劃審核標準。

台灣的經濟或建設發展停滯,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切以選票為考量,民意主導政策,讓政府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一切炒短線求勝選,這也是民主體制下的弊病,但台灣表現得十分突出,以致讓政策空轉。而整個政策傾向「消費者民粹主義」,過度保護消費者,對企業過度限制,不但增加企業負擔,最終也損及消費者及企業員工的利益。

美國商會提出的客觀建言,外人的感受最為貼切,也再一次地印證台灣近年來整體經濟情勢,由於不斷的內耗及缺乏決斷,而陷入空轉。

台灣以經貿立國,一向注重外資來台投資,現為打造成為亞洲運籌中心,爭取成為跨國企業進入大陸的區域總部,也號召台商回流,卻仍未現明顯效果。

台灣過於恐中、防中、制中,做出了種種自我設限的制約,被稱為鎖國反應,最終陷入邊緣化的處境,台灣政策瞻前顧後不能鬆綁,實限制了台灣的發展。

台灣外資欠吸引力的根源在於太過民粹及選票至上。沒有長遠的目光,沒有足夠的魄力,就難以走出困局。

江素惠

東方日報

國足慘敗惹騷亂 民怨火山爆不停

中國男足再次讓國人心碎,上周在安徽合肥一場友誼賽中,以一比五大比數慘敗於排名遠低於自己的泰國青年隊腳下,留下了中國足球史上最大比分主場失利的恥辱。賽後,數千名憤怒的球迷堵塞球場通道宣洩不滿,是民怨借機爆發的典型表現。

足球變火球,球賽淪騷亂,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好夢又一次破滅。與球迷一樣心碎的,估計還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眾所周知,這位第五代核心早在少年時代迷上足球,前些年他曾提及有三個夢想:國足入圍世界盃、中國舉辦世界盃賽事、中國足球世界奪冠。日前出訪墨西哥,他還在東道主面前表達對中國足球的殷切期待:「中國足球一直很努力,但是目前只有一次闖進過世界盃比賽……」

話音剛落,這位中國一號球迷及因他這番話而憧憬中國足球春天將至的球迷,多年夙願再度落空。無巧不成書,比賽當天恰逢習近平六十大壽,面對國足慘遭血洗,潰不成軍的「賀禮」,想想上台後施政舉步維艱的困境,肯定會感慨萬千:足球夢已碎,中國夢還能繼續嗎?

官逼民反 借球生事

中國足球一蹶不振,既有體制和管理方面的缺陷,也有教練水平和球員個人技術等諸多問題,更是中國官場腐敗的縮影。球迷情緒失控,與其說是不滿國足表現差勁,不如說是發洩久積心中的怨氣。事實上,球迷騷亂日趨頻密,表現愈來愈激,無論國際還是國內賽事,隨時一觸即發,情況令人關注。這些只是內地群體事件遍地開花的冰山一角。

近年來,一些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治安案件、甚至輕微口角,最終演化成群體性事件屢見不鮮。上周廣西南寧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車輛被指掛軍車牌,點燃老百姓對軍車牌橫行霸道的不滿,演變成騷亂事件。河南濟源一名女子日前違規將車駛上行人路,撞倒一名女童後不但不道歉,反而辱罵毆打女童母親,更口出狂言「我後台硬着呢」!數百名憤怒的民眾將肇事車輛砸毀推翻。

至於因環境污染以及開發商強拆引發居民堵路攔車、包圍工地、集體暴力抗爭等事件,更是無日無之。最不幸的是,有弱者為討回公道,不惜採取極端手段報復社會,最終自我毀滅殃及無辜,日前廈門發生公共巴士縱火慘劇,震驚全球。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當下中國,權力凌駕法律,金錢操縱司法,權貴橫行霸道,弱者任人魚肉。仇富仇官已成為社會主流心態,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這次國足失利引發騷亂,不啻是民怨火山大爆發的又一次預警。

東方日報


大部制改革:又一次驚天動地大忽悠

《內幕》特約記者 葉橋
   

“塊移動”權力挪窩忽悠

   西方“大部制”國其核心“小政府”,而國政府機構改革搞了30年、好幾輪,“小政府”呼籲了少年,可至今還是“小部制”、“大政府”。從以往機構改革過程來看,所謂“大部制”大多隻是面文章,即政府職能重新歸堆,組“大部”,實質不過是權力挪窩,某些職能不過是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塊移動”,管理內容和方式並沒有改變,其意義很小。

   有評論指出,大部制改革不是組合出名字更長的部門那麼簡單,它實際撬動的是政府職能從管治型向服務型轉變這樣一盤大棋。然而真正影響這種轉變的關鍵機制,進展要慢得多。例如,西方“大部制”的人員管理都是僱傭制而非命制,所以,那些“僱員”都得好好幹活,得老老實實地給納稅人老闆當“僕人”,服好務。而中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官員級別分明,不論是下級還是納稅人,對“官員”都沒有決定權和制約力。“小部”都不好好服務,“大部”就能好好幹活了嗎?

   此外,即使實行“大部制”,但卻沒有上、下兩方面的權力制約,而使“大部”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相當於用沒有約束的大巴掌去管更大一片地方,那很可能比“小部”更可怕。過去幾個部門分立,雖然辦事效率低下,但部門之間為了私利,可能互相制約,現在把這些部門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超級部門,原來部門之間的分權就沒有了,權力更加集中。

   因此,中國式大部制,多半是橘北枳,多半屬於大忽悠。

   對於政府機構改來改去,騙來騙去,忽悠來忽悠去,民間順口溜予以辛辣諷刺:“七姑八姨,裙帶繫栓。親朋故舊,血肉相連。領導親信,不能怠慢。張有人,李四有錢。看看名單,都不簡單。裁員裁員,裁誰都難。”

   
   網上漫畫:大部制。
   

   六次機構改革,哪次不是驚天動地?

   中共建政60多年來,政府機構改革一直是一項備受關注的議題,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六次機構改革,每一次都搞得驚天動地,讓北京那些吃“皇糧”的大小官吏人心惶惶。

   回顧歷史,中國國務院分別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進行了六次規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

   第一次改革是在1982年,是中共建政以來規模較大、目的性較強的一次建設完善行政體制的努力。改革目標是提政府工作效率,實行幹部年輕化。這次改革歷時三年之久,國務院部門數100遽速減至61,人員編制也由5.1萬人減至3萬人。

   第二次改革發生在1988年,國務院在調整和減少工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方面取得了進展。撤消了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等四個部門。部委由原有的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從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從75個減到44個。機構改革後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改革是在1993年,這次改革實行了中紀委機關和監察部合署辦公,進一步理順了紀檢檢查與行政監察的關系。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加上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共59個,比原有的86個減少27個,人員減少20%。

   第四次改革是在1998年,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H7N9病毒出現巧遇北京政權交替

 
《外參》編譯袁來富


  2002年11月16日,當感染SARS的第一名病患病急就醫那天,北京政府才剛開完“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會”。那中國首次和平接班的經驗,從十六大到隔年3月兩會前,對江澤民與其上海幫黨羽來說,“國政權穩定”是中國最利益,

  中國政府最初固執己見,官員的怠惰與傲慢,讓無知、無辜的民眾,在當年節假期毫無防備地走進春節運輸的擁擠人潮,讓SARS冠狀病毒有機會傳遍全國31個省市,更讓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孫逸仙紀念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將所感染的SARS病毒帶去香港。2003年2月22日劉劍倫因體不適就診前,他已經在下榻的香港京華國際酒店,將致命病毒傳染給其他七名入住旅客。

解放軍退休軍醫蔣彥永勇敢揭露中國SARS疫情,卻從此無法出國探望兒。

  自此之後,SARS病毒在山西、北京、湖南等城市兇猛爆發開來的同時,這個危險病毒,也從香港這個亞洲最重要的航空轉運站,傳到越南河內、新加坡、加拿大倫多、台灣台北與高雄,終至世界各地。

    在國際間批評紛至沓來的壓力下,中國政府才誠實面對SARS的氾濫疫疾、以及隱蔽消息造的嚴重後

  當時71歲的北京301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告訴記者,他認為政府若未能公開正確訊息,恐怕將導致更嚴重傷亡,他並表示當年稍早參加兩會期間,與會人大代表便都清楚“非典”的危險性,但中央仍做出對外保持緘默的決定。衛生部長張文康的不實說法,更讓前線醫護人員怒不可抑。

  隨後於4月20日,中共中央免除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職務,並由時衛生部副部長高強,首度公開非典確診病例,接下來兩個月時間,央視天天公布最新疫情。當時新官上任把火的胡溫政府,後續也明快處分各地失職(瞞報)官員。

  溫家寶2013年2月1日在中共機關雜誌《求是》發表的十年執政回顧,提起當年的抗疫工作時表示:“2003年抗擊非典,暴露出我國應急管理體係比較薄弱”,新華網近期發布的非典十年回顧,則稱當時政府的轉變是“流言倒逼信息公開”。

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是中共的既定方針


《調查》記者 柯宇倩






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會走向何方,至今仍讓人霧裡看花。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發起成立的“中國研究院”,2013年4月13日於紐約舉辦首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一起探討“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問題與前景。



陳小平:有請韓連潮。

韓連潮:輪到我了?回到馮勝平給習近平的信,我認為習時代,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是中共的既定方針,有其連續性。這是中共黨內政策研究人員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考量後,提交中共權力核心反覆權衡做出的決策,是一項已經明確確定下來的政策。

我的理由是,2009年9月18號,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中共建政60週年前夕所做的,是一個所謂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實際上是為今後若干年提出的指導方針。這是在習近平一手主持下進行的。

《決定》的中心內容就是黨內民主先行,有限地、逐漸地讓權放權,擴大黨員的權利,如讓黨員選舉基層領導。《決定》也提出來包括黨的常委會機制的設立、黨內民主議事決策、篩選選舉人才等一整套與之匹配的規定和做法。中共之所以要政改,是因為它意識到有可能失去其執政地位,並且它執政的合法性已經受到來自社會各個層面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種危機感使得共產黨感到需要有新思路,新路徑來保證其長期執政。

原本以為十八大之前應該落實這些政改方針,但該決定並沒有真正地得到實施和執行。這大概也是溫家寶為什麼後來敢於違背中共黨內紀律公開談論政改,與此有關係。

這個建黨的重大決議反映了既定政策,雖然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的改革而未突出政改,我認為習近平下一步一定會朝這個方向走,但是否能走到我們希冀的憲政民主,或者實現中共所聲稱的從黨內民主向人民民主的過渡?我覺得不太可能,即使有黨內民主的話,也基本只是是七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民主,因為這一政改模式未對中共最高權力核心進行任何實質性的限制,也沒有放棄所謂的黨內民主集中制。

 
韓連潮

共產黨最擔心的是什麼?就是黨內最高層的分裂,如果黨內不分裂,中共認為其完全有能力維穩。這是習近平一再要表白的自己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原因。中國的現實是,雖然官民矛盾激化,人民怨聲載道,但社會矛盾沒有達到臨界點,也沒有統一的議題引發全民抗爭。在當前沒有任何政治空間的情況下,支持黨內民主先行,也不失為一個策略,當然目的不是讓黨內民主來鞏固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只是利用其破局,打開更大的缺口,實行中國的民主轉型。

我另外想談談習近平的中國夢與辛亥革命時一些先賢們的思考。我們現在討論的很多議題,都是在重複100多年前的辯論。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紀澤和何啟的一場論戰。曾紀澤也是太子黨,完全靠父輩的蔭庇當官,在外交上有諸多成就。他在洋務運動20年後,對“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提出了自己的主張。1887年1月時,他寫了一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指出中國已醒來,必須優先發展軍事,堅船利炮,才能實現強國夢。對西方有深入瞭解的香港人何啟則認為曾紀澤的整個思維邏輯都是錯誤的,中國的君主專制統治才是中國貧弱衰敗的根源;他認為強國之道在於改革政治體制,內治修好,以民政為本,軍政為末,取信於民,消除腐敗、風俗頹靡以及司法不公的情況,才能使中國文明富強,否則強國夢將仍舊是“睡中之夢,夢中之夢也”。

反觀今日習近平,他尋求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時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即在本世紀中期,要成為經濟上、政治上的世界超級強國,甚至超過美國。這個戰略目標很早以前中共就已經明確訂立。跟曾紀澤一樣,習近平主張先強國再富民,認為而只有國家富強了,人民才會好起來。他將這個關係本末倒置了,沒有看到一黨專制才是問題的根源。以這種思維為前提,最終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大帝國,與清朝末年爭論的情況一樣,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這樣發展下去的中國夢,最後可能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高伐林: 請教一句:2009年9月18號的決定,為什麼後來沒實行?

韓連潮:我覺得是怕一動就亂,其中有吳邦國這些保守派,當初可能提出不同意見,因為這個變動比較大,包括精簡中層機構,變成省、縣、政三級機構,中間相當一部份的幹部就會失去權力。

王軍濤:胡錦濤時期,一共制定兩個加強黨建的文件。2005年還有一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議》,這兩個文件的要害都不是改革,而重建黨對社會的絕對領導。這個決議有兩個部分,第一,關於黨內建設的部分是老生常談,所有共產黨中央文件,都要加強什麼、改善什麼,最關鍵還是第二點,就是黨和國家及社會的外部關係,要害是擴展黨權到社會的所有細胞中,所以我說這是非常反動的文件,之所以後來跟民間社會有很多衝突,都在於此。

關於大規模運動的空間問題,首先,現在的民間空間絕對比80年代大,第二,在大規模運動前,你只能知道人民準備好、處在人心思變的時候,如果一個事件出來,幾天之內各個單位就一起上街,這就是時間或偶然事件是什麼的問題,不是能事先算出來的,問題是人民是否準備好。

在海外,在於如果國內出現這種事,我們怎麼能切入,迅速把它推成一個運動,並且如何在這中間讓講理的勝出,這是重要的。我們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第一現場,只要不是烏合之眾的騷亂,只要是啟動國家政權持續轉型的革命,就一定會有各種力量都介入的機會和空間。

韓連潮:我回應你說的第一點,中共改革的前題,是為了長期執政,改善黨領導是為了加強黨領導,如何在保證長期執政下,做一下表面文章、走新加坡模式,但在具體方面,說它是為了增權而非減權,就不是特別正確。

我最近碰到深圳一個國營企業的副總裁,同時兼任公司的黨委書記,不是黨來領導整個企業了,工廠也是由廠長來治理工廠,國內很多機制已經發生變化,這也讓我很驚訝。

胡平:可能不能一概而論。

韓連潮:確實,“可能不能一概而論”,但已經出現這種情況。

王軍濤:80年代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政企分開,共產黨從很多領域中退出去,80年代新成立的和獨立的民間機構沒有黨組織,但05和09年,是要求他們進入,進入的方式,也許是透過一個不重要的職務,這各種民間組織、企業中間,黨進去後怎樣管理、承擔什麼職務,我沒有研究,不過文件的中心想法就是黨回到社會的重要細胞中去。黨要在政治上控制和統合這些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制度和新組織。

張艾枚:習近平前幾年曾強調,支部要建在連上,這最早是毛澤東提出,說明有的黨組織在軍隊中可能有弱化的傾向。

關於黨內民主,應該是2008年俞可平提出的,他先提的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然後提黨內民主,在轉化為社會民主,但這兩年沒再提這個概念。

王軍濤:我覺得沒有超過胡耀邦80年代搞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那個準則引進許多現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從處理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開始,中紀委開始直接處理案件,把準則給破壞了。

張博樹:86年趙紫陽提的改革方案,一直到87年,這個方案基本強調黨政分開,89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從那之後,黨國的全部重心就是如何強化權力。

王軍濤:紫陽87年的方案,有點像黨主立憲,黨從社團退出去,社團是各個利益群體的代表,黨在上面協調。

張博樹:趙紫陽有個說法: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堅持黨的領導地位,改變黨的執政方式,固然有迎合老鄧的一面,但他可能也覺得這個作法比較現實。

以後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中國國內民間因素的增長,這種增長如果能促成體制內的分化,就有可能造成四方博奕的理想格局。

但黨國內部還是一直保守力量佔上風,所以03到08年,打壓的趨勢加劇,所以民間和打壓的力量都同時增長,08年後,變本加厲,包括《零八憲章》、劉曉波獲獎、茉莉花運動。

馮勝平:要講一下蘆笛的想法,他的“蘆白尼”學說,是指民主在一定限度下,不是爭來的,中國世世代代的人,都相信鬥爭哲學,所以當方勵之在80年代提出民主不是賜與的後,更被視為圭臬。

但我們看一下歷史,很多的權力,在毛澤東走了以後,上大學的權力、出國的權力,我們有誰爭過?

王軍濤:這不一樣。這些是專制善政,不是憲政民主。不需要爭取,專制者會給。不給的專制者是野蠻愚蠢的專制。

張艾枚:像包產到戶,沒有民間的壓力不會搞的。

阮銘:我補充一點。剛韓連潮講到的黨內民主,前年俞可平和余克禮帶了一批人到台灣開會,專門討論黨內民主。黨內民主就像你說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馮勝平說,黨內民主可以變成憲政民主,但如果有你這樣的出發點,永遠不會變。

我剛提到蔣經國的壓力,這是蔣經國被動的一面,但蔣經國也有主動的一面,蔣經國除了說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也說台灣政權最終要還給台灣人民,後來他會見財經人士,說他在台灣住了將近40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

蔣經國的政權原本要傳子,江南事件後,蔣經國才不傳子,也不傳軍人。我認識蔣經國最後五年的秘書焦仁和,他說蔣經國早年很荒唐,晚年變了,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些事來改變自己,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看習近平有沒有這種覺悟的可能性。(《調查》特刊 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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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後于右任令將一尺多厚日記全部燒掉



《新史記》韓三洲 專稿




丁中江回憶于右任二三事

由於丁中江的父親丁石僧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丁中江與于右任也多有接觸。于老說,民國元年,他任交通部次長,丁石僧在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長,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長主持同盟會工作,我們三人最親近。宋教仁被刺後,是于右任將其送到醫院並最後聽見宋教仁臨死前所講述三個遺囑。宋教仁的墓座,刻有于右任的墓誌銘,原稿交由丁石 僧保管,並問丁中江看到過沒有?說著,于老大聲背誦著銘文,並叫丁中江筆錄:“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 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銘 文慘烈沈痛,念到末句,于右任聲帶嗚咽地說:“我一直想為遯初(宋教仁字)寫一本傳,這個願望終未實現,如今已過了五十年,你父親也過世多年,我現在身體 又這麼衰老,看來這個願望是不能實現了。”直到今天,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眾多史書,眾說紛紜,至少到現在為止,不得不遺憾地說,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仍舊是 一個謎,于右任先生在銘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

于右任自1931年出任國民政府監察院 長,一直到去世,任內34年。丁中江說,好多人對做了30多年監察院長的于右任由燦爛歸於平淡,平時只是吟詩寫字的現象感到奇怪。其實,這都是表象,因為 許多大事無法對人說。如在抗戰期間,他老人家每天都記日記,這些日記積有一尺多厚,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于老看也不看,卻叫人把日記全部燒掉。當時丁中江 也在場,覺得這些史料和墨寶被燒掉十分可惜,便央求留下,但于右任卻說“快點燒,快點燒,這些都是是非,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好惡,在歷史上留下是非。”再從 重慶回南京的飛機上,于右任追憶數十年的宦海往事,百感交集,不禁吟誦:“一拳打碎黃鶴樓,二水中分白鷺洲,八年苦戰今難受。望園陵,人白首,舊江山渾是 新愁。念不盡神明大咒,說不清乾坤自由,聽不完楚漢春秋。”

于右任喜讀書,在他於1964年11月辭世後,家人從他 的遺物中找到晚年的片段日記,與讀書相關的記述很多。如他常常因為忙、因為病不能讀書而自嘆自責;甚至有時因為一天只看了一種書,或者看的不多、不夠仔細 而認為“實不應該”,比如在日記中寫著“今日未看書,歉甚!”“今天看陽明論學書真是博大。數日內未看他書,實在不應該。”“數日因事多未看經書,心中不 安。”他甚至還在日記中記下讀書的警言:“在北投看通鑒,甚模糊。少年不看書,老年欲看而不能,實可哀也!不看書者,真為愚人,並為文明時代之愚人,可 恥!”這些話,今天看了,也猶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陸鏗入獄于右任痛哭

1949 年春,名記者陸鏗(字大聲,1919—2008)與報人丁中江、沈宗琳(後任中央社總編輯)、漆敬堯等人在廣州創辦《天地新聞日報》。由於這張報紙的言論 非常犀利,反惡化反腐化,還準確預測出解放軍渡江地點,被國府當局以“通匪”之嫌,將社長陸鏗和總編輯董品禎扣押入監獄,報紙也被查封。當時,于右任是這 家報社的名譽董事長,1948年,于右任競選國民政府副總統時,陸鏗還當過他的競選發言人。此時,他老人家已隨南京政府遷來廣州,聽到這消息,大為震怒, 一邊用手擊桌,一邊並連聲說:“胡鬧,真是胡鬧!”後來還是他與閻錫山同時出面,兩個月後,陸鏗與董品禎才得以保釋,陸鏗還當上了閻錫山內閣的新聞發言 人。出獄之日,于右任要親自去監牢接他,眾人勸阻也不行,後來幸而于老的坐車壞了,才告作罷。當晚于右任邀請這家報社上一家小館,乘坐報社董事長丁中江的 一輛破車,遇到下雨,車內也漏雨,陸鏗就與于老的隨從松子才一塊下來推車,車內的雨點一滴滴地滴在老人家的頭上和鬍子上。到了小館,于老興致勃勃,為陸鏗 一行講述他當年在上海辦《民籲報》而坐牢的經過。


晚年陸鏗。(高伐林攝)

這 兩個月的監獄生活使得陸鏗有了“坐過國民黨的牢”的資歷。半年後的1949年12月,正值盧漢在昆明宣佈起義之際(12月9日),陸鏗卻飛抵昆明,理由是 來接自己的漂亮老婆楊惜珍。在這種情況下,以陸鏗與閻錫山內閣的密切關係,當然使新政權疑竇重重,就以“代表閻錫山接管雲南”的名義,將陸鏗逮捕。此後, 陸鏗在共產黨牢房中共計渡過了22年的光陰,直到1975年中共全部釋放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在押人員,陸鏗才再獲自由。1985年5月,陸鏗來到大陸,以 香港《百姓》雜誌記者身份訪問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並隨後發表《胡耀邦採訪記》,終於引發中共政壇的強烈地震,導致胡耀邦下台。

1951 年春,丁中江到台北青田街于的寓所探視于右任,此時陸鏗已經在雲南深陷中共監牢。老人一見丁中江,未及握手,就以袖掩面,放聲大哭,口中喃喃說:“大聲, 大聲,我想念他啊!”因為多年來,都是陸鏗與丁中江一起去謁見于老,此時卻剩下丁一人來看老人了。兩人相見,不覺相對而泣。于老在書桌上翻了半天,找出一 份1949年陸鏗被查封那一天的《天地新聞日報》,攤開了在報紙的邊角寫道:“廿四斤行李中留此寶物,以贈中江,念大聲不已。”當寫到最末一句,禁不住又 擲筆大哭起來!

陸鏗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報人。1979年,當美國的牛仔影星韋恩去世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大幅標題是“永別了,牛仔!”嘆息不會再有第二個像韋恩這樣飾演的角色了。隨著陸鏗辭世,“報人”一詞,在中國也幾成絕響了。(《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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