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記者 陳小平
《中國密報》:你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文學類1998年“十大好書”之一;還研究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稱你為文化學者,但自2000年北大中文系畢業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幹了一天就被失業後,你的文章好像就不那麼文學和文化了。你最近這些年的作品,如《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劉曉波傳》,你能說這種變化如何發生的?是不是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如果沒有被失業事件,你今天在哪裡?現在在做什麼?你會寫這些傳記嗎?
余:這些年來,我日漸遠離了狹義的“文學”領域。其實,我的寫作始終有三只筆:第一,是抒情的、柔和的散文和小說,如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香草山》;第二,是嚴謹的、冷靜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如研究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變遷的學術論文集《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第三,是銳利的、激情的政治評論,如你提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和《河蟹大帝胡錦濤》等直接點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名字的文集。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是多面手,有不可歸類的豐富性。在寫作中,我願意嘗試不同的文體、不同的領域,接受各式各樣的挑戰。
余傑長篇小說《香草山》
最近這幾年來,政論變成我寫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我的八成以上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寫作政論。這是我個人的生存處境和中國的大環境的雙重影響。
從個人的境遇而言,2000年,我碩士一畢業就失業,當時是中宣部長丁關根直接打電話給我要去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命令他們單方面撕毀跟我簽訂的工作合同。我還沒有去報到,他們就告訴我說,你不要來了。當時,對我形成了相當的壓力和衝擊。後來,我逐漸適應了當一名自食其力的“不自由撰稿人”,完全靠自己的寫作來維持生活。2005年左右,當我在國內的發表和出版空間被完全剝奪之後,又轉戰海外媒體,文章大部分在港台和北美的報刊和網站發表。
10多年之後,回頭想想,正因為我身處體制之外,才與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力聯接上,才不受名利、職稱的束縛,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如果當時我真的進了現代文學館,儘管不會從根本上轉變立場,但單位會給我安排一些無關痛癢的、也許我並不喜歡的研究項目,將我拖累和限制在官方的學術體系之中,慢慢消磨我的鬥志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我未必不會像如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體制內學者那樣,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拿一些不痛不癢的學問來敷衍塞責,漠視民間疾苦,迴避社會公義。如果這樣看的話,那次由於強權的干預而失去工作,堪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曾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與丁關根相遇,我會主動跟他打招呼,“感謝”他打出的那個電話。不過,2012年丁關根死掉了,我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表達“謝意”了。
其次,從中國的社會背景來看,這幾年來大環境越來越惡劣,法治倒退、腐敗橫行、道德墮落,身邊朋友一個個因言獲罪進監獄,在這種外部環境下,我能安靜平和地研究歷史或寫作純文學嗎?當你身邊的朋友受到暴政的戕害的時候,你能保持沉默嗎?我只能不斷地發出聲音來。
為了發出聲音來,我就必須對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也作了很大的調整。這些年來,我才發現中文系的教育存在嚴重的問題,即便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唸書念到碩士、博士了,卻還不具備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方面的常識,北大中文系是左派的搖籃,新左派、老左派、毛派,無奇不有,甚至還有孔慶東這樣的“三媽教授”。博士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常識,只能說明教育的失敗。於是,我這些年來天天都在“惡補”,比如,我閱讀的書籍,純文學的著作少了,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多了。我離開文學越來越遠,越來越不關心被閹割的中國當代文學了,也很少寫純文學性的作品了。我的寫作更多的是魯迅所說的“匕首”、“投槍”式的作品。
我也開始直接點名批評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從毛、鄧、江、胡以下,個個都不放過。這也讓我在國內的生存處境愈發惡化,警察的騷擾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德國的那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他人的生活》中作為主人公的作家的生活那樣。在官方眼中,我與他們的對立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雖然我不把他們當敵人,但他們不由分說地將我當敵人。他們擁有數百萬軍警憲特,還怕什麼呢?我只是手無寸鐵的書生罷了。他們容不下像我和劉曉波這樣的拿筆的人,到頭來跟他們對壘的就會是那些拿刀的人了。(《中國密報》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