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共18大即將在2012年召開，外界均睜大眼睛觀察各地諸侯如何吸引輿論、創造進入領導核心的最佳機會。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指出，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一方面配合了實際政策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權力上的爭鬥，尤其重慶模式是權宜之計，如果提高此模式的地位，會阻礙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國家分裂與民族問題關係更大
左派網烏有之鄉對提倡法治、自由的廣東有另一番看法。在2011年9月發表的《世界危機下的重慶模式與中國未來——烏有之鄉第三次重慶模式研討會紀要》中，與會學者官員認為如果重慶模式被利益集團阻礙不能獲得成功，那麼中國很可能會面臨一場混亂、動盪、革命。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指出，今天中國走到亡黨亡國、矛盾大爆發的邊緣，就是廣東模式發展的結果。如果在全國推廣廣東模式，中國必然淪為一個徹底的出口導向型的殖民地國家，中國必然因此而崩潰、分裂。
但谷雁翔認為重慶、廣東模式和國家分裂的直接關係並不大。“國家分裂與民族的歷史問題較有明顯關連，例如新疆和漢族人在歷史上的仇恨，從乾隆大規模殺新疆人，到新疆納入中國版圖，建國之後王震鎮壓新疆，加上新疆的政治家在背後挑撥民族仇恨，這樣的力量比經濟力量大得多。”
谷雁翔進一步對《內幕》解釋，儘管新疆得到的經濟利益或許相當大，但民族情緒會使老百姓忽略經濟利益，有時老百姓也不瞭解分裂出去後自己的日子可能過得更不好。而西藏傳統上便是相當獨立的地區，歷史上西藏強大時甚至有能力進攻中原；清朝初年西藏才真正納入中國版圖。毛澤東時代由於中央政府和西藏貴族之間的嚴重矛盾，中國軍隊進入西藏、14世達賴喇嘛出走，班禪則被拘留在北京，直到文革後才允許其回西藏，因此儘管過去西藏從中央政府獲得巨大的好處，但歷史上的民族矛盾，加上宗教信仰對西藏的影響深遠，藏人或許不在乎物質上的利益。
蒙古同樣也是民族矛盾地區。谷雁翔指出，毛澤東時代曾對蒙古進行過嚴厲的鎮壓，因此也有民族仇恨情緒在，而宗教力量和歷史上民族間的仇恨容易被獨立勢力的政治家所利用，加上毛澤東時代為了鞏固權力，不允許中國民族間的自由流動，否則民族問題可得到緩解。
“如果少數民族的年輕人到北京、上海，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民族情緒也可能不那麼明顯，所以關鍵是讓少數民族覺得自己受到平等的待遇、事業和生活越來越好，並且多到內陸工作生活，才能減緩分裂的壓力。”谷雁翔對《內幕》說。
谷雁翔表示，在中國現在法治不健全、市場體系不夠發達的情況下，發現了問題，如果靠制度本身來解決，很多時候解決得比較慢，因此通過權力來解決也是好事，然而重慶模式的一個挑戰是，由於依賴“好官”來解決問題、維持體制，如果官員不明智、犯了巨大錯誤，則代價也會非常大，這點在毛澤東時代已有了證明。
谷雁翔對《內幕》說 ，由於依賴明智官員是件危險的事，因此全世界基本放棄專制體制、實行民主法治，但相對來說，廣東模式也有自身的挑戰：如果完全依靠法律和市場機制，當出現體制本身無法解決的重大問題時，也可能造成極大損害，如同西方的經濟危機，這時就需要政府的控制。
谷雁翔認為重慶、廣東模式和國家分裂的直接關係並不大。圖為新疆七五騷亂。（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