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人員構成必然衍生弱勢外交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蔣紹峰

痛批外交系統，官媒高調轉載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官方媒體環球網11月7日發表了署名信力建的文章，談的是“中國外交何以青澀”，實際上卻是痛批中國外交系統的“近親繁殖”。由於這篇文章是在十八大召開的頭一天開始在網上流傳的，因此其中心觀點倍受關注。

文章一開頭便寫道：就歷史而言，因為50年代，我們實行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自絕於國際主流社會；60--70年代的，又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成為世界各國聽而生懼的麻煩製造者……如此這般，使得中國外交一向以強悍暴力和唯我獨尊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其結果當然是人人敬而遠之，外交之乏善可陳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與此相應的，就是中國外交人才嚴重缺乏。中國外交隊伍長期以來被翻譯們壟斷和把持，由於他們外語專業教育和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國外交人事整體面貌嚴重營養不良加之連年近親繁殖，一些外交要員缺乏國家意識、民族自信和氣節，缺少戰略頭腦和實際工作的能力，甚至對國情知之甚少。

這種“翻譯等於外交家”的專業用人模式，直接導致中國外交界嚴重短缺能夠代表國家利益的領軍政治人才，中國的外交人格被“翻譯外交”徹底扭曲了，讓別人不誤判中國意圖就很困難。

信力建是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據筆者了解，這篇文章是信力建撰寫的一篇很長的博客，環球網只是摘選其中一部分：就最近的釣魚島問題而言，據日本傳媒報導，一位中國前國務委員，前外交部長在與到訪的日方人士進餐前透露，“中方領導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示反對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但日本政府不顧勸告，隨後便將釣魚島收歸國有，令中方顏面掃地”。

該文作者質問道：這位前外長是要告訴日本人，中國人的釣魚島之爭只是面子之爭嗎？這樣的中國外交怎麼能不讓“日本政府誤判了中國政府維護主權的決心”。這位日語專業畢業，常年從事對日外交的“日本通”是這樣解讀釣魚島之爭的，“究其源頭，則是日本國內一些人和勢力不願看到中日關係順利發展，企圖利用釣魚島問題挑起兩國民意對立，達到撈取個人政治資本、破壞中日關係目的”。

中國外交部的日本問題權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只不過是“達到撈取個人政治資本”，而幫助日本掩蓋長期以來有目的有步驟地軍國化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實，導致中國外交部嚴重誤判形勢，忽視日本政府購島的惡性意圖還在積極準備慶祝中日建交40週年，給日本發出錯誤信號。

信力建文章最後指出：雙方的誤判，使得在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對中國相當不利時空環境下，中了美國的圈套，釣魚島問題提前引爆。釣魚島問題走到今天中日兩敗俱傷，讓美國人坐山觀虎鬥的局面，是中國外交無戰略無規劃，總是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誤。

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任外交部新任發言人。

中國外交不是變強而是更弱了

無獨有偶。中共十八大前，還有一篇論述“中國需要合理科學的外交”網文也引起官媒的關注。

文章強調，國家全球戰略在戰術層面需要有強大，精悍的外交團隊來實施、支橕。中國外交界急迫需要引入大批有戰略頭腦，知識面廣，來自國民政治經濟重要部門的政治家領軍人物組成多元化外交團隊，構建設計中國未來能夠承擔國際責任同時無負於中國之世界大國地位的外交方略與戰術，經營引導中國在有利於中國的全球化運動中走向成功。

說白了，這篇文章就是委婉表達了對“近親繁殖”的外交系統的不滿，呼籲組建一個真正強大的外交團隊。文章把近幾個月來中菲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惡化，歸罪於中國外交系統的軟弱和無作為：繼菲律賓一再“誤判形勢”在黃岩島海域不斷制造事端以來，日本更是“嚴重誤判”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以為有美國橕腰打氣，可以通過購島的小把戲，變相改變釣魚島的法理地位，中國就只能吞下這只苦果。

文章接著質問：為什麼美日菲等國不斷誤判中國？中國外交到底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什麼樣的中國形象和外交政策，中國駐外使節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以至於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公然拿中國國家利益不當回事，十分輕率地就敢找中國的麻煩，以至嚴重干擾國家經濟建設，這些事件難道還不足以令我們認真反思中國近年的外交方針嗎？

過去10年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伴隨中國國力的提昇而高漲，但是中國外交給人的感覺卻不是變強而是更弱了，不僅面對西方強權中國常受委屈，就連和二三流小國打交道中國外交也往往處於予取予求的弱勢一方。

本來，在國際上中國可以說已經有權有勢，財大氣粗，既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更是名列前茅——但為什麼外交上總是被動挨打，說出話來經常軟弱無力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搞外交的人不給力。

中國外交隊伍長期以來被翻譯們壟斷和把持，由於他們外語專業教育和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國外交人事整體面貌嚴重營養不良加之連年近親繁殖，一些外交要員缺乏國家意識、民族自信和氣節，缺少戰略頭腦和實際工作的能力，甚至對國情知之甚少。

文章還強調，這種“翻譯等於外交家”的專業用人模式，直接導致中國外交界嚴重短缺能夠代表國家利益的領軍政治人才，中國的外交人格被“翻譯外交”徹底扭曲了，讓別人不誤判中國意圖就很困難。

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釣魚島。

“翻譯外交”必然衍生弱勢外交

對比國際上外交強國，中國外交界先天不足的人員構成必然衍生弱勢外交。

執掌中國外交的高級“專業人才”，幾乎清一色外語專業畢業，譯而優則仕的翻譯出身。這些外交大員們有相同的知識結構和類似的經歷，從進入外語學院那天起，學習了不少西方文化卻缺少中華文明的認知和自信，能夠嫻熟地和外國人溝通，但是對中國國情卻是門外漢，掌握語言優勢，而沒有專業技能，常和外國打交道，卻不識中國民間煙火，精通外交常識，然而缺乏國際戰略素養，學歷和專業經歷使他們很難有創造性思維和開拓精神。由這樣的外交團隊支橕起來的中國外交，中國國際形像隻能是瘸腿的巨人。

在談到外交人員素質觸目驚心時，上述文章指出，分析一下中國外交人員構成你會吃驚地發現，不知從什麼年代開始，中國外交領域已經被翻譯所壟斷，上到負責國際事務的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副部長，下至各大司司長，駐外使節，基本都是外語專業畢業，翻譯出身，毫不誇張地說外交部就是一個翻譯部。中國外交界人員構成過分單一，缺乏具有戰略思維，國際視野，國內政治經濟國防領域的歷練，瞭解國家社稷民生，真正能代表和維護國家各方面利益的領軍人物。

文章還舉例說，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外交界重量級人物，外語專業畢業，給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譯而優則仕，任過大使，當過外交學院的院長，近年來十分活躍，到處宣揚中國要夾著尾巴做人，韜光養晦還要一百年等等，其中，他最愛炫耀的是他在美期間如何向美國人表白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樣的外交官表面上嚴守外交紀律，不給國家惹麻煩，但是給中國帶來的“外交誤判”，會直接導致國家重大戰略利益的流失。

在談到中國外交部錯誤傳達中國捍衛主權的目的，以及誤判日本長遠戰略意圖這兩個問題時，該文作者指出，外交部的日本問題權威向中央所提供的信息一直似乎是——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只不過是少數人“達到撈取個人政治資本”的機會主義目的。

這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幫助日本掩蓋了其長期以來有目的、有步驟地強軍備戰，準備走向軍國化、試圖謀取亞太主導地位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非常明顯的嚴重戰略現實——從而導致中國外交方面嚴重誤判形勢，竟然完全忽視日本政府購島的惡性意圖，還在積極大張旗鼓地張羅和準備慶祝中日建交40週年，給日本發出完全錯誤的信號。

可見，軟弱的中國外交已將中國置於與周邊國家關系極為緊張境地。而這些，都與中國外交系統的“近親繁殖”，和外交部門的領軍人物軟弱無力，以及多年來形成的封閉外交圈子，都有密切關系。(《中國密報》)

溫家寶的女翻譯在網上走紅。

《習江胡共治中國》

內容提要:

中顧委的形式已不在，但中顧委的決策機制還在。習近平至少還會受到兩個“太上皇”的制約，其中江澤民比胡錦濤的幕後操縱權力更大，基礎更扎實。

江澤民嚐遍了當兒皇帝、真皇帝、太上皇的各種滋味，卻沒有嚐過親手立嗣的滋味。他拼命地想要在挑選胡錦濤的“接班人”上插上一手，使自己的影響力永遠延續下去。

從江澤民給習近平寫信之後的表現看，他的干政方式有了重大調整。這有身體原因，也有受到黨內外壓力的原因，於是從直接插手，轉爲通過多種方式顯示自己的存在，形成一種有威懾力的“氣場”——雖然不對具體問題表態，但是卻不斷提醒在任領導人：我對你們可是時時刻刻抱有殷切期望的。

裸退，不是胡錦濤的本意。即使團派這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並未奪下多席，但是，胡錦濤從1980年代中期就小心翼翼地培養的這個派別，仍是中國共產黨中最大的派系。而這個高度緊密連結的網絡，現在在第五代黨員(1950年代出生)之間和第六代黨員(1960年代出生)之間最為強烈。更重要的是，這個優勢，最遲會在2017年的十九大時顯現。

最近披露的習近平“新南巡”講話，傳遞了幾個明確的政治信號。觀察家認為，這幾個信號背後代表的政策走向，在可預見的未來，對中國政治進步相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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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欲在思想沙漠培育軟實力

《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新年伊始，因爆發南周事件，有一條新聞較少人注意到。2012年12月31日，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公共外交協會”（CPDA）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旨在提升國家軟實力，外交部長楊潔篪出席會議並致賀辭，指出“公共外交是新形勢下完善中國外交佈局的客觀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重要開拓方向”，會長李肇星則表示，該協會將動員和協調社會資源與民間努力，讓中國的正面影響力得以遍佈全球。

    公共外交協會旨在拓展中國軟實力。

    中共追求軟實力的舉措完全合乎邏輯，畢竟在漢朝、唐朝和宋朝，中國的文化力量是區域中最顯著的特徵，日本、韓國和越南均受益匪淺。最近幾年，隨著經濟實力上升，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來拓展國家軟實力，例如建立全球性的新聞服務（《中國日報》發行非洲版Africa Weekly）、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以及具有努力不懈、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北京共識”之浮現，被視為“華盛頓共識”的強勁對手。

   嚴厲管制互聯網有損軟實力

    然而，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編輯扎凱里‧凱克（Zachary Keck）卻認為中國的軟實力註定要失敗，第一個理由在於政府對互聯網的嚴厲管制。原本在社交媒體揭發一連串官員醜聞和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名字可被搜索之際、鬆綁互聯網看似有望，但沒隔多久當局的審查力度加大，先是通過新法規，要求網絡公司快速刪除含有“負面信息”的帖子，並將證據向上呈報，另外除了實名政策外，公民註冊新浪微博之類的網站也必須使用真實身分，甚至連防火長城都獲得升級，更加聰明地辨識VPN，防止網民利用漏洞造訪被封鎖的網站。

    凱克指出，中國並非唯一害怕互聯網導致政治不穩的國家，2012年12月，中國與89個世界諸國共同支持聯合國新電信條約，儘管有超過20國反對，擔心此舉將打開政府正大光明控制網絡的大門。事實上，中共惡名昭彰打壓言論自由的紀錄或許會贏得其他獨裁政體的讚譽，但全球化時代，信息流通速度達到前所未有之快，出於政治原因限制其傳播，很難讓全球廣大人民對中國軟實力感到喜愛。

    另一方面，網絡管制也是自相矛盾的舉動，對推動軟實力毫無幫助。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的任務之一是增加本國公民與其他國家人民交流，不過諷刺的是，一般中國人根本無法訪問時下流行的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或Youtube，想訪問《紐約時報》網站關心國際時事也不得其門而入，這樣怎麼交流？跟誰交流？同樣地，因為網絡管制背景，外國人前往中國生活或留學的意願必然降低，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阻礙國人與外面世界交流的罪魁禍首，那又如何期待文化的力量能傳遞出去？

　　媒體審查是絆腳石

    第二個原因是媒體頭上的緊箍咒，南周事件便是最大啟示。《南方周末》是一份具備高度改革意識的廣東報紙，每年新年獻辭都嘗試挑戰中共政治紅線，今年乃是模仿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呼籲當局落實憲政、尊重公民權利和促進法治社會，但經廣東宣傳部長庹震修改後，文章完全失去格調，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凱克引用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編輯班志遠（David Bandurski）指出，就算中國審查嚴格，這樣的直接干預並不常見，而且有點極端。

    庹震大概沒料到自己會弄巧成拙，加上《南周》工作人員的微博遭關閉，導致編輯和記者忍無可忍、群起罷工，怒火迅速蔓延全國。《南華早報》也指出，這是20年來新聞從業人員第一次以罷工抗議審查。於此同時，外國記者也免不了遭殃，紐時駐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由於年底簽證未獲延長，不得不在2012年的最後一天，被迫攜妻子和12歲的女兒赴港。

    即使中國政府沒有明說，凱克卻認為，儲百亮簽證問題的合理解釋是北京在報復。2012年10月，《紐時》長篇報導《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顯然挑戰共產黨最忌諱的話題──高層領導人的家族財富，後果是中英文網均被屏蔽，發表相似調查的彭博社也免不了遭受毒手，同時，11月中十八大結束後，兩家記者也未獲邀請，缺席習近平和新常委與中外媒體記者見面會。

  

   中共對“文化大使”容忍度低

    最後一點造成中國軟實力註定失敗的原因是中共對“文化大使”的容忍度低，更遑論培養。軟實力領域裡，藝人、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無不是重要資產，以韓國說唱歌手PSY為例，名作《江南style》火遍全球，雅加達、曼谷、悉尼、達卡、孟買、迪拜、台北和香港都能見到足跡，極大程度仰賴Youtube傳播，甚至在Youtube被禁的中國也刮起一股旋風。無庸置疑，按照中國疆域之大，絕對有許多潛在名人和創意，但誠如《中國日報》評論指出，中國仍無法製造出如《江南style》一樣的風潮，雖然每年大量出口文化產品，卻鮮少引發國外流行。

    韓國唱跳歌手PSY為國家打開知名度。

    該篇評論的作者彭侃說，無法成功的關鍵是因為中國“在加強文化產品輸出、提升文化軟實力方面，還是主要依靠傳統通道，比如官方主辦的活動、官方主辦和扶持的機構”，因此“對外傳播通道單向化”並具有“說教性的刻板形象”，凱克也同意，官方介入過深的環境下不可能產出幽默的諷刺作品，而沒有娛樂價值的文化產品很少能流行於海外市場。

    有趣的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非官方人物通常是中共厭惡之人，民主倡導者劉曉波就是絕佳例子。2009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監11年，但如此重刑非但沒有讓他的影響力消失，反而增加其國際地位。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政府怒不可抑，一方面譴責挪威政府別有用心，另一方面軟禁他的妻子劉霞，至今未解。縱使身陷囹圄，沒有自由也無法公開講話，劉曉波仍為中共帶來不少麻煩，去年底134位諾貝爾得主聯合發表公開信，要求習近平釋放這位政治犯。

    劉曉波被中共討厭，但在海外廣受支持。

    凱克說，中共不是唯一以打壓政治異議人士聞名世界的政權，這個問題普遍存在於獨裁國家（看似民主的俄羅斯同樣被普京操縱著），不過人們傾向同情“弱者”，尤其是勇於對抗強權的鬥士。“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在哪裡？就在突尼斯街頭小販的自焚抗議後，觸發大規模街頭示威及爭取民主運動；矮小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同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典籍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

    如此看來，無論是在海外廣受尊敬的劉曉波，或大膽直言的藝術家艾未未，皆是中國軟實力的代表人物，而且人們會受到他們的自信吸引。凱克認為，儘管中國過去30年取得非凡經濟成就，但北京企圖壓制和迫害異議人士的舉動，意味著上位者內心深處的恐懼和偏執，而如此恐懼和偏執正是阻擋軟實力擴張的絆腳石。的確，中國古代朝代的軟實力十分強大，且當前國內臥虎藏龍，但無法改變荒謬的政治體制的話，軟實力將永遠被侷限。

   投資人力資本是關鍵

    中國重視軟實力的另一個表現是：投資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力資本”。近年來，政府對人才發展的關注程度提高，希望通過培育優秀下一代來維持經濟增長。評論員王輝耀認為，未來10年國家的發展藍圖是訓練高知識、高熟練的勞動者，把中國從製造業中心改造成研發創新的領導者，第一個方法是增加人數，目前的高階工人約有1.14億人，預計2020年將達1.8億人；第二個方法是普及高等教育，2020年的目標是讓20%工人上過大學，意即1.95億人。

    工人向來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力量。自改革開放以來，超過2億農民工每日辛勤工作，使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未來。王輝耀指出，若到了2020年國家可以擁有近2億的大學畢業生，這群人勢必改變中國和世界，而且是正面變化。舉例來說，教育投資將擴張中產階級，從而帶動強勁的消費力和進出口貿易，對美國、歐洲和日本都有幫助。

    再者，過去30年裡，中國約有250萬名海外留學生，近三分之二選擇在這些發達國家貢獻一己之力，但也有不少人學成歸國，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經濟和文化交流，此現象顯示出中國人才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

    總體而言，中國的技術水平仍算不上頂尖，產業也需要轉型，可是教育投資不可或缺，唯有教育才能讓社會充滿活力和持續進步，且中國也應注重環境，公共衛生和人文議題，推動良好的均衡發展。

    王輝耀保持樂觀態度，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可就不這麼想。他指出，中國不斷擴大教育資源，是否有機會在全球競爭中打敗美國、歐洲或日本呢？如果缺乏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答案是“不太可能”。

   高等教育質量未獲提升

    首要問題在於，政府資助高等教育擴張從來不等於提高高等教育質量。20世紀90年代後期提出此一策略時，當局的目的是提升國內需求，緩解財政壓力，延遲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的時間，換言之，他們可以先讀書再工作，與改善勞動力品質並無直接相關。後來，擴展變成一個由政府主辦的“教育競賽”，追求新穎設備和執著於入學人數，而學科方面，也僅有便宜的應用社會科學和管理學獲得加強。更糟的是，大多為低層級的大學進行擴張，像北京、清華和復旦等精英學校幾乎沒有從中受益，因此，勞動者從相對較差的大學畢業，工資通常跟未受教育的農民工相仿，甚至更低。

    除此之外，鄭永年提到，中國擴張高等教育對於提高國家技術能力沒有幫助。在青年學子眼中，理想職業往往是公務員，但要參加國考，必先擁有大學學歷，導致技工教育地位低落，技工學校一直處於高等教育最底層，且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最優秀的技工學校正在退步，因為大學搶走了資源，全國性的技術工人短缺和生產瓶頸很可能就此發生。儘管中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善於孕育工程師和科學家勝過社會科學家，但他們改變不了整體勞動人口技術基礎薄弱的事實。

    不同學者對教育有各自的正面和反面意見，但教育本是百年大計，短時間內無法下定論，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中國年輕人正逐步改變社會。記者基思‧布拉德什（Keith Bradsher）於《紐約時報》博客寫道，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自由市場盛行，人民汲汲營營追求富裕，彷彿大家達成共識，經濟政策放在最前頭，其餘避而不談，掩飾了黨內和社會的分歧。然而，最近共識已開始崩裂，下場可能是好的──威權倒台，讓中國人享有真正的言論和政治開放，但也可能導致悲劇性的社會動盪，為國家經濟發展甚至世界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

   “言論自由”重要性與日俱增

    共識瓦解之跡象能從幾方面來看，第一是過去一年半期間，共12個中國主要城市發生大規模環保抗議活動，以大連和天津為例，成千上萬的居民走上街頭，成功阻止化工廠、冶煉廠和電廠建設，由此可見，雖然工業發展保證就業機會，但人民對汙染的恐懼更勝於錢，同時意味著，中共以經濟增長創造的統治基石，已經出現裂痕。

    第二個例子是2012年9月的反日示威。當北京與東京關係因釣魚島陷入緊張之際，為數眾多的示威者群聚起來，表達對日本的厭惡和不滿，當中有些人還帶著毛澤東肖像。布拉德什認為，毛澤東傳遞了對政府的隱性批評，當今領導人及其家人明顯已背離毛澤東理想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既向資本主義靠攏又貪得無厭，喪失共產黨員的基本精神。

    “很清楚地，經濟增長如同一塊遮羞布，把所有不好的、難堪的都藏在下面，但現在這招恐怕慢慢不管用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表示。已退休的廣州中山大學史學家袁偉時則說：“人們（在南周事件中）高聲呼喊新聞自由，但未遭警方制止，顯示公安在處理社會衝突時也願意尊重言論自由，這是一種新進化，讓公民覺得自己本該享有如此權利”，袁教授是中國南方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之一。

    無須感到驚訝，中國憲法確實保障言論自由，即使中共自1949年建國以來一直限制人民說話空間，更不用說在之前的帝制王朝，講錯話可是要被砍頭的。不過，現在越來越多人體會“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特別是年輕人強力呼籲當局，讓百姓能在互聯網上隨心所欲進行討論，這便是中國社會根本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布拉德什指出，中國的年輕人不只要求話語權，他們也意識到自己有責任為社會問題發聲。

   南周事件刺激中國民主萌芽

    文安立曾在六四事件前後時期居住在中國一陣子，他認為年輕人直言不諱，公開發表針對社會弊病的大膽看法於1980年代初期十分盛行，他們將這種行為視為個人責任，但血腥鎮壓過後，“快速致富”的心態當道，聲音也一天比一天薄弱。然而，觀察南周事件卻能發現，漸漸地如此精神回來了，舊有“經濟至上”的共識消逝後，中國多元化社會將產生新共識，甚至樂觀點想，初步的民主轉變慢慢在萌芽。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能成功，關鍵在於革命不由特定人士領導，當局難以斬首，但同樣也很難引導、控制或預測會發生什麼事，“南周”事件便有一點這樣的味道。布拉德什說，抗議活動中可以看見兩派人士對峙，一方是揉合獨裁主義、反西方式民族主義和經濟孤立主義的示威者，稱作“新左派”，他們抨擊報社記者不夠愛國，譴責美國政府策劃陰謀來引發動亂；另一方是言論自由支持者，大部分為當地年輕人，被他們影響之下，許多人不管通過什麼方式紛紛勇於表達自身觀點。對悲觀者而言，“南周”事件或許是社會分裂的早期預警。

    南周抗議事件中出現左右兩派對峙。

    值得注意的是，分裂的社會不見得不好，因為背後象徵著每個人都有權大鳴大放；和諧社會也不一定就是好，很多時候和諧只是假象，只是打壓異議和迫害反對者所建構的海市蜃樓。中國培植軟實力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講話的自由、交流的自由，但如果中共繼續執政，夢想恐怕難以實現。（《中国密报》第6期）

張高麗當年主政深圳，對習仲勳照顧有加

七巨頭終亮相，明鏡獨領風騷(5)

《外參》特約記者　程恭羲

“明镜真厲害！全部都中了！”

    七常委遲到的公開亮相後，新華社發佈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稱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批准了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

一、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習近平、馬凱、王岐山、王滬寧、劉雲山、劉延東（女）、劉奇葆、許其亮、孫春蘭（女）、孫政才、李克強、李建國、李源潮、汪洋、張春賢、張高麗、張德江、范長龍、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俞正聲、栗戰書、郭金龍、韓正

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

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習近平

四、中央書記處書記

劉雲山、劉奇葆、趙樂際、栗戰書、杜青林、趙洪祝、楊晶（蒙古族）

五、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

主　席　習近平

副主席　范長龍、許其亮

委　員　常萬全、房峰輝、張陽、趙克石、張又俠、吳勝利、馬曉天、魏鳳和

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副書記、常務委員會委員

書　記　王岐山

副書記　趙洪祝、黃樹賢、李玉賦、杜金才、吳玉良、張軍、陳文清、王偉

常務委員會委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偉、王岐山、劉濱、江必新、杜金才、李玉賦、吳玉良、邱學強、張軍、張紀南、陳文清、周福啟、趙洪祝、侯凱、俞貴麟、姚增科、黃樹賢、黃曉薇（女）、崔少鵬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公報所公佈的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和中紀委的最終名單，與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各大期刊所刊登的獨家分析和預報，以及明鏡出版社早前出版的《政治局常委之爭》和《政治局》所披露的獨家內幕，全部完全吻合。

換句話說，何頻領導的明鏡集團對中共十八大的獨家預報，已百分之百獲得驗證！這也是何頻所領導的媒體在成功預測了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常委名單後，再一次獨領中共高層政治的風騷。用明鏡網友的留言說，“何頻最牛，連中三元！”“明镜真厲害！全部都中了！”

胡錦濤正式交棒習近平。

張德江曾排在李克強之前

儘管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對七常委的預報，已被全部印證，但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局常委之爭》和《政治局》兩書中，對七常委的排序出現過疑問，也在書中給出了解釋。

在10月16日《政治局黨委之爭》書稿完成後，何頻曾與筆者和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一起討論了李克強與張德江的排名順序。何頻當時指出，張德江和李克強，誰排第二，還有疑問。傳統上，張德江應該排在第二，但由於李克強比張德江早一屆入常，李有理由排在張之前。

兩本書對張德江的排名為什麽一下子靠前給出這樣的解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提高，是從李鵬擔任人大委員長開始的，而下一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想改變這個既成事實的順序，恐怕也不太容易。但把張德江排在第二位，排在李克強之前，並不能說明張的實權增加了，也不意味著“習李體制”變成了“習張體制”，或“習張李體制”。

何況，早前並不被黨內外人士看好的張德江，之所以最終能夠晉升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正如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所給出的結論：他是薄熙來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我們曾在薄熙來落馬後就强調說，被視為江派人馬的張德江，要是當上人大委員長，對張而言則是一次很大的躍進，因為這樣的人事佈局，在中共政壇上並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曾經主管工業的副總理吳邦國，就當上了人大委員長。若是參照吳邦國的模式，那麽，張德江當人大委員長的可能還是比較高的。

儘管2011年發生的溫州動車追尾事故，讓張德江焦頭爛額，名聲掃地，仕途也不被外界看好，但後來隨著動車追尾事故主要責任人被抓或被問責，减輕了張德江的壓力。在薄熙來出事和重慶事件發生後，壓根不被看好的張德江却被調往重慶收拾亂局，一下子被推上最敏感的政治前綫，令其仕途一片光明，令外界更加看好，他能在十八大更上一層樓，升任人大委員長。

此外，張德江已經擔任兩届政治局委員，既有老資格，又有政治影響力，提升爲常委的機會很大。張德江是徹底的江系人馬，飛黃騰達於江時代。張德江深得江澤民喜歡，被江從吉林、浙江、廣東一路護送到十六大政治局委員的職位，十七大更是擔任副總理之職。張德江是江澤民佈局後江時代的重要棋子，所以，江定會力促他升上常委之位。

領導中國的新七巨頭。

王岐山排名的變化

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局常委之爭》和《政治局》兩書中，王岐山的排名都處於最後一位，但十八屆一中全會後，新常委亮相時，這位被寄予厚望的“救火隊長”卻走在了張高麗的前面。

在十八大常委候選人中，王岐山的能力是受質疑最少的一位，其工作能力一直得到公認。但王並沒有因此就顯示出强勢的一面，在溫家寶的政府內閣班子中，王一直刻意低調，不僅很好地配合和維護了溫家寶的形象和權威，還特別注意維護李克强的形象，顯示出非常成熟的政治家風格。

《政治局常委之爭》一書指出，關於王岐山的未來安排，還有一種值得重視的說法，那就是讓他扮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角色，這比安排他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更有資格進入新一届常委，而且，還有可能地位劇升爲“三甲”之一。

隨後又傳出王岐山將擔任政協主席，將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至少提高一到二位。然而排名是提高了，但實際權力卻減弱了，用北京政治觀察家的話說，“滿身武功的王岐山，到了政協就等於廢了自己武功，即使他再有能力，武功再高強，最後還是落個無用武之地。”

這就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真實寫照。如果王岐山當初學會夾著尾巴作人，那麽，在最能發揮他個人能力和才華的國務院這個大舞台，肯定能有更大的一番作為。然而，性格決定了命運，而命運卻經常會捉弄像王岐山這樣的人。

直到《政治局常委之爭》書稿截稿時，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旗下的《中國密報》獨家披露了王岐山入常後的新職務——主掌中紀委。此外，王岐山在十八大常委中的排名，也由早前的第五位排在了張高麗的後面，位居最後。據《中國密報》報導，早前被認為不當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就有望出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或者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王岐山，將成為下屆中紀委書記，這一變化令外界感到意外。

雖然在七常委中王岐山名列最後，但由他主掌中紀委，卻使這個平淡的中共第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甚至還讓人有些許的政治期待。

因為由於王岐山變化無常，作風強硬，由他擔任中紀委書記比擔任政協主席還要有戲。雖然中紀委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位，但實際上，中紀委書記的權力要排在第三位，總書記是管人的，總理是管錢的，中紀委書記是專門給別人摘帽子的。

但由王岐山來給那些違法亂紀的高官們摘帽子，肯定要比早前被看好的將主掌中紀委的李源潮更有好戲可看。

張高麗與王岐山交換“位置”

王岐山的人脉關係，也决定著他的政治未來。在十八大常委中，還沒有一個人像王岐山這樣，與中共幕僚智庫、中國精英知識分子、中國財經界的頂尖專家、掌管國企的老總們，都保持長期的密切的個人關係，如果再加上他的張揚的個性，可以預期，當上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或是未來收拾中國亂局和殘局的重要候選人之一。

但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一些市場參與者可能就會失望。儘管這會讓他承擔帶頭打擊黨內腐敗的任務，但這些市場參與者希望他負責新一屆政府的金融體制改革。

有評論稱，外界沒預料到王岐山會失意於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一職，轉到反腐敗的黨務工作。有此巨變，主要是各方面鬥爭的結果。王岐山的工作作風與朱鎔基相似，雷厲風行，咄咄逼人，如果出任分管財經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勢必對李克強形成巨大的掣肘，甚至會架空對方。

眾所周知，朱鎔基擔任總理之後，培養了大批財經界人才。《東方日報》解讀說，作為心腹親信的王岐山，接受了朱鎔基的原套人馬，現任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以及四大國有銀行的主管，絕大部分由他一手提拔重用，其他人根本無法插手。如果王岐山出任常務副總理，相當於把持了半個國務院，李克強這個總理將徒有虛名。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極有機會出任常務副總理一職。張高麗係福建晉江人，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擔任過茂名石化總經理以及廣東省計委主任一職，之後，長期從事黨務工作與封疆大吏，與財經界交集不多。他的勝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是江派人馬，是江澤民一手提拔起來的；二是他與習近平關係密切。

張高麗當年主政深圳，對在當地休養的習仲勳一家照顧有加，深受習家感激，而且，張高麗與習近平都與福建有淵源，有不少共同語言，習近平私下還尊稱他為大哥。張高麗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相當於替習近平看住了國務院，進一步增強了習近平的掌控力。

正因為上述因素，王岐山才不得不轉換政治跑道，幹起反腐倡廉工作，中國財經界也因此將大換血。原來朱鎔基時代留下的人馬，以及王岐山重用的金融人才，都將面臨退轉留換的問題。

事實上，金融界對此次換血早就有預聞，中國股市在十八大期間跌跌不休，起伏不定，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財經界人事更迭的不安。

(《外參》)

警察派出所設在寺院內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的禍首？（11）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當局關閉藏區

 　　西藏流亡政府行政中央總理洛桑森格表示，自從2008年西藏騷亂發生後，中國境內藏人的處境日益惡化，士兵、間諜和檢查站遍佈藏區，使得藏區與世隔絕。

 　　2011年11月，美國《時代週刊》女記者Hannah Beech到第三個自焚者次旺諾布自焚地點，即四川甘孜州道孚縣道孚鎮的自焚地點採訪發現：“這個鎮實際上處於對外封鎖狀態。新裝在燈柱上的安全攝像頭，錄下所有活動。半個街區外，幾個中國警察擺弄著機關鎗。每隔幾分鐘，不停地巡邏著的警車帶紅色的車燈燈光，照亮了這個殉難的地點。”“我參觀過的寺院中充斥著便衣警察。從他們那警覺的眼神和低聲話語中很容易認出來。”

西藏成了警戒區。（圖片：唯色博客）

 　　Hannah Beech說，自從三年前種族衝突後爆發的廣泛的抗議，中國的保安人員已經將包括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四個省份部分地區在內的藏區，變成了一個鋒利網刺圍起來的警戒區。數千個西藏人被投入監獄，寺廟人員被強迫公開詆毀達賴喇嘛。當地的官員被成批地送去上宣傳課。西藏高原部分地區已經間歇性地被禁止對外國人開放。

 　　英國《天空》新聞的駐中國特派員，在2011年10月25日發出報導中說，他們一到西藏就被攔下，當地警方完全不准媒體記者與當地人民接觸，更不准採訪寺院或是和西藏僧人說話。一名年輕西藏僧人為安全蒙著臉接受英國《天空新聞》訪問時表示，“中國在憲法上說有宗教自由但這不是真實的情況，我們沒有自由可言，現在警察在我們的寺院裡駐紮。”

     2012年2月藏曆新年到來之際，美聯社記者韓村樂（Charles Hutzler）的報導說，在阿壩地區的尕米寺，警察的派出所乾脆就設在寺院內。

      2012年2月13日，英國《衛報》刊登該報記者華茲所拍攝到藏區被隔絕的視頻。視頻中，《衛報》記者全身捲曲在車的後座避過崗哨安全檢查進入四川阿壩。在接近格爾登寺的路上，可看到徒步膜拜前進虔誠信仰的藏人，但是道路兩旁更多的是一輛輛的軍車，和市區滿佈的鎮暴武裝警察。在視頻中還看到一個普通商店前穿著防彈盔甲的武警，道路旁架設著鐵網以及擺放滅火器。

 　　2012年2月23日，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人權組織“無國界記者”發佈新聞稿說，他們對中國政府切斷西藏和四川、青海藏區與外界的聯繫的做法感到震驚。所有的媒體報導被禁止。中國政府不僅禁止外國媒體的報導，還通過官方媒體發佈藏區的虛假信息。該組織還說，即使是朝鮮都有外國媒體的存在，而拉薩則沒有。

 　　每當有自焚事件發生時，地方當局的第一反應是切斷當地的手機和網絡，防止自焚的消息外傳。2012年5月27日，托傑才旦與達吉在拉薩大昭寺自焚之後，中共當局對拉薩實行高度戒備，讓三千多警察和武裝軍人部署全城，將600多名外地藏人抓捕並遣返回鄉。

 　　目擊者證實，軍警在拉薩市對所有車輛和行人進行搜查，在24小時之內，有11，731輛車輛和28，046人被搜查。有157名來自西藏之外的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的藏族人被詳細盤查，其中35人因為沒有進藏許可文件而被遣返原籍。同時，有13名來自西藏之外地區的藏人僧侶和尼姑也被遣返。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組織發表報告指出，自從2012年5月27日後，中國公安已對拉薩和拉薩四週地區採行強制的限制行動，包括驅逐藏人、禁止超過3人以上集會等。

 　　對於外國記者與人權組織要求到藏人自焚地區進行採訪調查的要求，中共當局不僅暗地裡進行阻止，而且還公開表示不歡迎。2012年11月9日，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向巴平措於在北京參加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對於國際觀察人士要求在藏區展開調查的問題上表示不歡迎。

 　　向巴平措說：“我們對有些方面，確認不大受歡迎，認為西藏有什麼問題，人權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這個，盛氣凌人，要搞調查，要要要要要……等等等等……，以這樣一種形式提出來進西藏，恐怕我們覺得不合適。”

 　　對於中國當局關閉西藏，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表示，向世界關閉西藏，並通過鎮壓扼殺藏人的聲音是不會結束在西藏的危機。（《中國密報》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