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六點聲明”“包含“士為知己者死”的悲壯心理

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5)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五、1989

  陳:在1989年,從胡耀邦逝世,學生走出校園,遊行和天安門絕食直到戒嚴約一個月中間,趙紫陽智囊們的基本想法和立場什麽?最後又是如何捲入這場歷史大事件中的?
  朱:直到1989519日,“所一會”從來沒有整體性的意見和行動。其間,絕大多數的“三所一會”員是同情學生運動和訴求的,很多年輕研究人員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但是,在道義支持的同時,“三所一會”的一些成員意識到:這場學生和市民運動,有可能導致黨內矛盾激化;如保守派控制局面,趙紫陽就是第二個胡耀邦,那麽,歷史會大倒退。以何維淩為核心,我是參與者,希望說服學生回到校園,再給鄧小平另一種選擇的機會,使得保守派沒有藉口實行軍事戒嚴。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
到了519日,得知宣佈戒嚴在即,趙紫陽已經失去權力,我們在體改所召開了一個討論時局的會議,並最終形成了一個以“三所一會”名義發出的“六點聲明”,主張在憲法基礎上解決危機,而不是軍事戒嚴。“六點聲明”的立意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當然,起草“六點聲明”還包含著中國的“士為知己者死”的一種悲壯心理。我在離開體改所大門時和皮聲浩說,咱們再到這裡來的機會不會有了。
1989年“三所一會”的“六點聲明”。
“六四”之後,我常常懷念不久前過世的何維淩,因為在那個危機時刻,只有他清楚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任其發展下去,一定會發生鎮壓,會有流血死人。我們在他家一次又一次地開會,他奔走和維持與各種政治力量的聯繫,包括他的老朋友鄧樸方。除了他,“三所一會”的大部分成員是讀書人,處於激情和亢奮之中。我那時深深感到的是矛盾和無力。我們的悲劇是被認為有組織,但其實沒有組織,也沒有共識。

  陳:“六四”大大改變了您的人生軌跡。
  朱:豈止是我個人,是一批人,是一代人。就我個人來說,我選擇了自我放逐,流亡海外,如今已經23年了。我沒有後悔,但有遺憾。如果歷史多給我在中國的時間,不論其他,至少有四件當時啟動了沒能做的事是要進一步推進的:第一,將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實體化,建立中國西部開發總公司;第二,建立中緬邊界特區;第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打破按產業部門分工的經濟各所,成立中國社科院經濟科學院;第四,完成中國在海外的能源佈局。
  陳:“六四”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影響有多大?
  朱:因為 “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大分裂和重新組合。在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是趨同的,支持和傾向思想自由化、人道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之間,維繫著交流和溝通的多種渠道。
  “六四”以後,知識分子的主體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有的反叛,有的經商,有的選擇和政權合作。隨著1990年代之後經濟起飛,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和收入得到根本改善,大都成為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開始分裂,而不是趨同。
  即使在我們原來的“三所一會”的朋友中,也是如此。19896月至7月,海外的“三所一會”的朋友在美國丹佛和長島開過兩次正規會議。之後,大家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本人還參與了海外民運,當過“民主中國陣線”的理事長,推動“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聯盟”合併,合併之後又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理事長。
在西單民主牆時代,我雖然同情和支持體制外朋友的努力,有無限的衝動要跟他們在一起,但還是選擇走體制內的道路。沒想到,“六四”之後,我和他們殊途同歸。正因為如此,我理所當然被視為是現政權的對立面,被“三開”,就上了黑名單,從一個自我選擇的流亡者成為了官方確認的流亡者。只是關於民運問題,過於複雜,今天就不多談。我在2009年曾寫過一篇長文,題目是“二十年海外民運的分裂與衰落”。那篇文章的重點是從過來人的角度作自我反省。我希望人們和歷史能夠比較客觀和公正地評價海外民運對當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貢獻。(《中國密報》第4期)

我認為會出現一個強書記,弱常委班子


習近平可能個躍躍欲試要破局人(8)

《內幕》記者 陳小平

強書記,弱常委班子
《內幕》:在常委這個層次的,我們今天說習近平比較,別的常委你如何看呢?
李:從常委班子的總體看,我認為,主張改革的力量很弱,是一個相對保守,且能力不太高的班子,色彩偏於平淡與平庸。我也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胡錦濤的這一代也就是如此,但至少可以說沒有實質性的提陞。無論是總體形象,還是個人形象,總體工作執政能力,不見的比前兩屆有明顯提陞。
未來如果習近平比較強勢的話,應該是習近平王岐山俞正聲這個格局。
現在普遍對習近平抱有期待,我也抱有期待。他如能整合出一個比較核心的班底的話,或許能做點事,現在看來能與習近平形同盟軍格局的好像衹有岐山,俞正聲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雖然有些人認為俞正聲代改革力量,但俞正聲在上海根本沒有做什麼改革。在青島雖然他譽為改革之星,但後來,他的為官越來越趨於保守。他在上海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東西。也許,央給他在上海的務就是如同北京一樣,保持穩定為大。因此,我認為這不是28個半的布爾什維克,而是2個半。其它人我都不看好他們的改革勢頭。
劉雲山這些年幹的事讓知識界很不滿,張德江作為滅火隊長能做點事情,例如,他在重慶穩定了局勢,維穩有功,但他能否有點進取精神不知道,張高麗去國務院可以配合李克強,但不會有王岐山那麼強的色彩,這樣一來,新國務院將缺乏跟國際接軌的能力,會變得更加保守。其實,溫家寶跟國際接軌方面做得不錯,說話比較漂亮,各種事情做得還不錯,加上王岐山跟美國對應的外貿談判,做的還不錯。汪洋如果進入國務院,但如果他不是常委,雖然會有點彌補,但總體上,這是一個弱勢國務院,作為不大。
總體上,我認為這是一個在多個婆婆包圍下,難以施展拳腳的常委班子,它衹是代表以往各個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勢力,衹是這些人政治勢力的一個延續,像他們的子弟,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就是是這樣的一個集合體。
《內幕》: 你認為這種常委組合會成為「習李體制」還是「習張李體制」呢?
李:對習近平來說,最後必須形成一個3個人或2個半人的決策層。「習李體制」很難形成。這跟我們當年對「胡溫體制」的估價一樣, 2003年非典前這個階段,似乎有個什麼「胡溫體制」, 後來發現其實這衹是大家的幻覺,而且,他們兩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這兩年,他們明裡暗裡已經鬧翻了,因為溫不停在說政改,而胡作為總書記根本不做回應,等於就是冷淡溫;在內部,對溫也有很多批評和爭執,這些大家都一清二楚。
在所謂的「習李體制」下,一個有趣的現像是,總理與總書記的角色位置與「胡溫體制」比可能會倒過來,在胡溫時期,溫家寶是一個躍躍欲試,要破局的人,而胡錦濤是個維穩派,胡是一把手,現在呢,習近平可能是個躍躍欲試要破局的人,而二把手李克強是一個守成之人,在這種情況下,破局的可能性大。
中共體制的破局可能伴隨臨時性的維權體制的存在,衹有這樣,才可能爆發有上而下的破局局面,在習近平治下,威權程度可能比胡溫體制下要高一些,他自己也在努力營造這個氣氛。加上太子黨系統的支持,他的權威程度強過胡溫這屆。
我認為會出現一個相對強的總書記,相對弱的常委班子。而胡時代,是一個相對弱的總書記,九龍治水的格局,每個人都不聽擺弄,不聽使喚。 借用朋友的話,在九常委體系下,是三個幹的,三個看的,三個搗亂的。如是7人格局,應該形成一個34的格局才能決策,有三個是核心做事,核心決策的,其他幾人就是提提意見幫幫腔,我估計,未來如果習近平比較強勢的話,應該是習近平王岐山俞正聲這個格局,李克強能發揮多大作用基本不太看好,認識他的人說對他很失望,說他這個人的特點是多謀但不斷,所以我不覺得他有破局的勇氣,他可能會成為一個看的或守成的人。(《內幕》第11期)


中共這條大船無法逃過沉沒命運


 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1997《泰坦尼克號》(Titanic美國著名的史詩浪漫災難電影,全球票收入高達18億美元,劇對愛情和人性之描繪令不少人為之動容,尤其沉船之際所展現的慌亂應更是細膩深刻。中國十八大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盛會,領導人試圖在一連串政治風暴下進行權力轉移,然而,政治分析裴敏欣卻將十八大比喻泰坦尼克號上的最後宴會,儘管光彩奪目,卻無法逃過沉沒命運,共產黨統治的盡頭已接近了。
政治分析家裴敏欣卻將十八大比喻成泰坦尼克號上的最後宴會,儘管光彩奪目,卻無法逃過沉沒命運。

“自我毀滅”動力讓獨裁政權垮台
   專家或許會對此論點嗤之以鼻,畢竟過去20年來,中共成功向世人證明它擁有絕佳韌性。1989年“六四事件”一度是嚴重危機,但在鄧小平決的軍事鎮壓下解除,雖然不是很漂亮的做法,至少維繫命脈;1991年蘇聯共產黨垮台,中共更是如履薄冰,積極從他人錯誤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加上中國越來越開放,公民權利也大幅改善,中共真的有可能一夕崩潰嗎?
   裴敏欣的論點在於,從歷史來看,沒有一個獨裁政權不會倒台,中共也不例外。獨裁政權的終點可能由外部因素造成,例如人民革命推翻滿清,或美國發動戰爭終結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的統治,但更重要的是獨裁系統中存在無可迴避的“自我毀滅”動力,已令無數政權走進墳墓。
   自我毀滅的動力之一是,獨裁政權的領導人並非通過廣泛投票產生,缺乏民意基石,競爭性也弱,所以當一代傳過一代後,只會出現越來越弱的領導人,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再者,寡頭政治因權力掌握在一小群特權階級上,阻礙真正有才能的人上升到政府高層,所有位置看起來是一種酬庸,藉以鼓勵對黨忠誠的人,何精明的獨裁統治者都知道,選擇比自己平庸的繼任者至關重要,因為控制這些人相對容易。
   領導人的能力越來越弱,加上執政時間一長,政府變得越來越官僚,在在都催化了自我毀滅的進程。於是,如此體系的下政治家不再對人民有服務熱情,他們將政治鬥爭擺在優先順位,心中只在乎個人晉升機會﹔此外,官場中打滾的人也清楚明白,現越忠心、越低調和越平庸就越能避開風險﹑贏得青睞,這正說明何以中共不再允許澤東或鄧小平之類的政治強人出現。
腐敗多為專制政權垮台主因
    裴敏欣指出,像毛或鄧這類經歷革命的領導人,與後革命世代的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有很大不同。革命者擁有強烈的情感和思想,並懂得為國家社會規劃理想,例如毛的大躍進與鄧的改革開放,儘管當中不免有致命錯誤;但革命者之後的政治精英大多崇尚機會主義,具有憤世嫉俗特質,他們將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投資,且就像所有投資者一樣,一路尋求更好回報。因此,每個專制政權垮台前最明顯的病徵,就是腐敗。
    這將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前任統治者通過貪汙為家族及個人積累非法利益,而接班人上台後,一方面擔心可能沒有什麼好東西剝削,另一方面害怕時間有限,就會變本加厲,今日中國不管在哪一種領導階層,我們都能看見猖獗的貪汙現象,正是如此心態作祟。腐敗為政治家帶來富裕生活和奢侈享受,人人手戴昂貴金錶,坐擁後宮般的情婦,不過這些對政權的負面影響再明顯不過,經濟增長受到抑制,社會緊張局勢日益增溫以及政府公信力喪失,均是加速滅亡的因素。
    還有一個對中共不利的事實是,長期執政的獨裁者,像蘇聯共產黨、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前都被認為無懈可擊,換句話說,政權瓦解可能就在一夕之間。即使很多人相信中共有能力躲開內部的自我毀滅動力和創造持續一黨專政新紀錄,但裴敏欣指出,引用前蘇聯領袖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說法,所有獨裁都曾被視為堅不可摧,直到他們迎接突如其來的毀滅。
中共開放多黨政治可和平轉型   
    中共常常告訴人民,如果哪天他們不執政了,社會將變得混亂不安,這類面對未知的恐懼多少鞏固其權力基礎,讓人們傾向維持現狀。但裴敏欣提醒,自1974年來,世界上已有很多成功不流血的民主過渡,因為正是由領導階層的統治精英發起。以台灣為例,蔣經國是獨裁者之子,他卻願意釋放權力,開放報禁、黨禁和解嚴,即使這意味著終有一天國民黨會失去政權(事後證明的確失去了),他還是大方擁抱民主自由的價值,其他地區如墨西哥、巴西和西班牙也是。是故,中國的政權更替不見得一定會帶來災難,端看領導人心中怎麼想,中共只要敞開心胸,開放多黨政治,與其他政黨一同角逐執政權,那必能經歷和平轉型。
    悲觀點想,就算中共倒台帶來社會失控,造成創傷和秩序混亂,但影響不可能長久,畢竟新興的政治家會致力於創造平衡的新系統,擺脫過去改革停滯、鎮壓當道和腐敗猖獗的舊體制。裴敏欣說,印尼的民主看起來不太完美,但他們依然努力改善﹔同樣地,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下的俄羅斯儘管民主與獨裁揉合,還是比以前蘇聯好得多。因此,我們能從過去半世紀不同國家民主轉型中學到的是,當公民反對獨裁時,獨裁者就會漸漸改變,他們會盡最大努力調整系統,確保國家在正軌上,而這也是未來中共勢必面臨的。
中國與毛澤東漸行漸遠
    中國的確是個很特別的國家,她像是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社會主義的名號卻做資本主義的事,有一些民主,卻又異常獨裁﹔很自信,同時很自卑。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發表於博客“亞洲社會”(Asia Society)之文,整理出當代中國流行過的三大意識形態:毛主義、開明專制和民族主義,或許從這3點來看,能稍加理解領導人嘴邊最愛談的“中國特色”。
    首先,再風行的東西都會衰敗,現在中國幾乎不會有人擁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或集體動員式的計劃經濟,儘管某些反對腐敗的示威遊行稍微能嗅到一點“紅衛兵”味道,但中國人從文革中學到的教訓已經夠多了。傅高義指出,毗鄰天安門廣場的故宮博物院,是找不到大躍進和文革足跡的。
    但這不意味中國人完全遺忘毛澤東,許多過去是工人,後來成了大老闆的企業家無不感慨,現今工人和農民的地位遠遠不如毛的時代,商人和官員輕易謀取大量不義之財,這根本不符社會主義精神。也正是腐敗問題威脅黨國生存之際,人們開始對毛主義產生懷舊的浪漫想像,質疑整個社會是否變得太自私,太汲汲營營於追求財富,而忘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
    諷刺的是,毛澤東時代的腐敗並不見得比較輕微,而且大多數人絕不願回到過去。30年改革開放後,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再擔心下一餐沒飯吃,或害怕隨時降臨的無情批鬥。人們希望中國持續進步,收入提高,生命財產獲得保障,毛澤東於是變成一種商業記憶,徘徊在廣泛販售的紀念品裡。
    公開主張毛澤東思想並不會為政治家贏得公眾喜愛,且中共正詳加考慮如何將毛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傅高義說,如同毛澤東的死對頭蔣介石生前希望其骨灰能安葬在家鄉浙江,一些高層官員討論著是否將毛的遺體運回湖南與祖先團聚,藉此讓他遠離北京,這理由合情合理,甚至連毛派份子都能接受。總而言之,毛的偉大已成遙遠回憶,對未來中國而言,最能緬懷毛澤東的東西是歌曲和紀念品,絕不會是政治政策。
開明與專制分寸難拿捏
    第二是以維繫統治為前提的自由開放。18世紀,歐陸諸國封建制度日漸衰敗,各國君主為鞏固專制統治,接受法國啟蒙學者的改革要求,宣稱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開明專制”蔚為流行,變成當時歐洲各國特徵,尤以東歐的普魯士和俄羅斯為典範,而中共似乎也走在同一條路上。事實上,中共雖是老牌獨裁政黨,當中卻不乏具自由思想的改革派政治家。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設計政治改革方案,打擊貪汙腐敗﹑深化改革開放,胡耀邦也受到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稱讚,汪洋和李源潮則是近期代表人物,且隨著越來越多海外留學的精英歸國,他們將施予壓力,呼籲政府減少審查,讓人民享有表達自由。
    許多中國公民,特別是學習法律的人,都相信領導人同一般人必須受到法律規範,“法治”是中國邁向健康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唯一途徑,唯有獨立司法系統方能實現真正社會平等。就拿反腐來說,以法治為基礎的反腐才具備真正的嚇阻和刑罰效用,否則外人看起來仍像個權鬥工具。
    法治和言論自由逐步實現,使中共越來越難欲蓋彌彰,這也說明社會壓力升高情況下,為維護統治必然得作出犧牲,但領導人還是會劃下一道清楚紅線,就算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對互聯網越來越熟悉,懂得如何迴避審查和屏蔽,去說他們想說的話,尋找想要的信息,還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處罰。“開明”與“專制”雙軌並行,將是未來施政主軸,但中間分寸並不好拿捏,開明太多或專制太多都可能招致政權顛覆。
揚眉吐氣的民族主義
    第三個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隨著中國日漸強大和習近平上台,膨脹的民族主義是可預見之事。習近平曾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振奮多少人心,畢竟中國人一直難以對外國侵略和剝削釋懷,屠殺和屈辱已成長久的集體創傷。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將在未來幾年超過美國,擁有比任何國家還多的外匯,更是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長期渴求的諾貝爾獎也得到滿足,種種事實無不讓中國人感到自豪,認為這個歷史悠久和偉大文明的國家終於站了起來。
    正因如此,傅高義指出,中國人希望通過積極方法展現國家成就,他們舉辦壯觀華麗的奧運會﹑樹立無數現代摩天大樓﹑建設世界上最龐大的高速鐵路網絡﹑發射通信衛星﹑孔子學院遍布全球﹑每年有數不清的國際會議和論壇與中國相關。中國人已準備好,大聲向世界宣布他們的崛起。
 遍佈全球的孔子學院是中國軟實力象徵。
    民族主義是一體兩面的東西,有光明面,自然也有黑暗面。有些中國人認為,國家應主動維護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建立足以跟美國匹配的現代化軍隊,這些自信,或說過度自信的行為包含強力反對美國對台軍售、於東海和南海領土爭議上持異常強硬的態度,絕不妥協、譴責美國為自身利益而出兵他國和組織強大的海軍。誠然,中國依據實力有權這麼做,但引發的鄰國不安和形塑的惡霸形象,恐怕為其聲稱的“和平崛起”蒙上一層陰影。
    3種意識形態──特別是後面兩種交織下,傅高義預測接下來幾年,中國的新領導團隊會盡量避免與其他大國發生武裝衝突,但擴大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性;他們將繼續進行改革,幫助窮者富起來;加強社會福利制度和打擊腐敗同是重要事項,雖然反腐之路一定會顛簸難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在所難免。
    如果領導人具備開明意識,中國網民將有更多的言論自由,批評較高層級的官員,儘管他們不會讓公眾批評蔓延至領導最高層,封鎖《紐約時報》對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就是一個明確證據;政府將鼓勵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也將開發再生能源和注重環保議題,為永續的經濟發展奠基。
中國年度風雲人物:薄熙來
    不管中共會不會毀滅,或被什麼意識形態主宰,關鍵其實都在人身上。如果將2012年的中共政局比喻成一場球賽,那“最有價值球員”(MVP)不是善於協調﹑遊走各派的新領導人習近平,也不是以裸退博取歷史定位的胡錦濤,更非插手常委人事安排的江澤民,這個人乃是薄熙來。如果少了這位最佳男主角,我們將不會看到中共如此風起雲湧又驚滔駭浪的一年。
    《亞洲時報》(Asia Times)同樣認可薄熙來是中國的年度風雲人物。該報提醒,薄倒台的原因不是腐敗,假如每個貪官都要被撤職,那中國的行政體系幾乎崩潰,畢竟在這大染缸裡,乾淨的公職人員如同鳳毛麟角,薄的貪汙反而遵守黨內遊戲規則,他也不是由於妻子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而失勢。薄真正的罪行是,他是一個愛出風頭﹑衝撞體制的人,而從他的例子也不難發現,一黨統治能犯下多誇張的錯誤。
    薄熙來身處保守又傳統的中國共產黨,卻不對上級低聲下氣,也不保持低調呆板的個性(這點胡錦濤顯然是箇中好手),均使得胡溫兩人都對他戒心重重。他是革命英雄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跟鄧小平相提並論的中共八老之一,通過父親這張王牌,薄熙來可說是橫行無阻,因此,《亞洲時報》指出,當黨內越來越多人感到薄是一個巨大威脅時,胡錦濤便把薄發派邊疆至重慶。但胡可能萬萬沒預料到,薄在當了3年商務部長後,在重慶依然作威作福﹑倒行逆施,甚至成為王立軍口中“黑幫中的黑幫”。
    一般人很容易觀察到,薄熙來和習近平有多麼相似,卻又有多麼不同。他們都是太子黨,父親在仕途上同樣扮演重要角色,薄熙來倒台前也是預選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物之一。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分析師馬暘(Damien Ma)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文章指出,2012年中國最顯著的政治亮點莫過於一個太子黨的升起(習近平)和一個太子黨的殞落(薄熙來),天壤之別令人嘆為觀止。

習近平短期內應展現改革成果
    薄熙來事件之初,很多人預料中共將歷經大規模鬥爭和不穩定,但事後顯示,如同“六四事件”,這個老政黨又再一次度過危機,並順利完成領導過渡。然而,馬暘認為還是對政權造成深刻傷害,人們紛紛懷疑,政府還值得信任嗎?還有統治的合法性嗎?是否中共已迷失在權力的深淵中?
    儘管這些政治問題由失敗者薄熙來而起,但卻是勝利者習近平理當一肩擔起。事實上,習近平談中國夢、談復興,雷厲風行打擊腐敗和官僚主義,正是他意識到黨已面臨存亡危機,他企圖改變﹑重建形象,讓自己看起來是個“賢君”,然而,馬暘警告,政治語言容易提高人民期待,一旦習短期內未能展現成果,所遭受的反彈將極其強烈。2008年奧巴馬也為美國人帶來樂觀和幻想,但最後只剩下失望和挫折,習近平必須引以為戒。(《中國密報》第5期)






庹震上任大半年 打壓加碼終爆煲




【明報專訊】53歲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原籍河南方城,曾任北京《經濟日報》總編輯、新華社副社長等職,去年5月空降廣東。與此同時,曾在新華社任職的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出任南方集團黨委書記。此後,南方報業集團旗下傳媒(即「南方系」)空間受壓,今次「獻詞」事件實際上點燃了積壓已久的怒火。

由於熟稔傳媒運作,庹震除事先傳達各種禁令外,還經常直接插手編務,「手伸得很長」。有內地傳媒人稱,官員臨時起意,要求刊登或不登某篇報道的情很常見,這時編採人員的選擇有服從、「講價」或「抗旨」,由於「抗旨」多會導致失去飯碗,所以「講價」交涉或以曲筆表達真意的做法十分常見。這名傳媒人認為,庹震此舉是為向中央顯示他有能力管好南方報業,但令他在社會輿論大大失分。

去年京雨災8專版被撤

庹震、楊健上任後,南方集團擴大內部「審讀」制度,至北京「7·21」雨災後,《南方周末》8個專版被撤換,審讀員刪掉平民遇難者的故事,只保留殉職官員的報道。有分析稱,南方報業集團的社委派往子報做總編,代替了原本相對獨立運作的各子報負責人,相當於宣傳部能夠直接掌控各子報,敢於「踩界」的前線編輯記者也失去了「保護層」。

昨日在微博上,「庹」字禁止搜尋,有網友以「一坨」「尺度君」代替。有網友找出庹震在1980年代做記者時的舊作,他當時寫的負面報道尚可上頭版,但今日他卻刪除別人寫的負面報道。

明報記者

《南周》聲明轟新聞審查 粵宣傳部長竄改標題內文




【明報專訊】一向敢言的內地周報《南方周末》(以下簡稱「南周」)昨日出版2013年「新年特刊」,受到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音「托」)震的直接干涉,細至特刊標題、版面設計、內文的選稿及修改,更強行在編輯簽定版面後再作改動,被指打壓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權。事件引爆南周編採人員憤怒,拒絕在版面署名,並發聲明要求徹底調查,事件引發內地傳媒同行聲援。明報記者

「新年獻詞」是南周每年「開年」重頭戲,多表達關懷社會、維護公義之意,其中1999年〈陽光打在你的臉上〉,由前任新聞部主任、現時身在德國的長平執筆,呼籲尋求「正義、愛心、良知」,有內地記者稱,是受這篇獻詞的激勵而入行,「獻詞」地位可見一斑。

本報獲悉,該期特刊在策劃之初,總編黃燦多次轉述「上面的意見」,實為來自庹震的直接指示,「新年獻詞」最初版本為〈中國夢,憲政夢〉,至少被修改過5次,最後一稿原題〈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其中呼籲憲政、民主科學、平等自由之語被刪除,被要求將標題改成〈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受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但因太長,最終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

編採人員擬總辭抗爭

此前,原定安排刊載的北京去年「7.21」大雨災區回訪報道亦被刪除。編採人員一度以「集體辭職」抗爭交涉,拒絕了部分的刪改要求,但版面仍遭刪改,而且未經編輯或校對過目就付印。編採人員認為難以接受,在微博上披露事件,並要求刪去編輯署名。

「特刊」後來加上的「按語」提到「2000年前大禹治水的故事,寓寄了中華民族眾志成誠、百折不撓追尋的一種大治之夢、富強之夢、幸福之夢」。但「大禹治水」起碼是在4000年前,而「誠」字亦為「城」字之誤。有南周校對在微博上抗議,稱應該就事實錯誤、文字錯誤及「重大流程錯誤」刊發更正聲明。

眾記者微博無法使用

南周編輯部昨晚發表聲明,形容事件為「嚴重違反新聞出版流程並造成嚴重事實錯誤的重大出版事故」,指「特刊」原在1月2日簽版定樣,在一線編輯記者在家休假、完全不知情的情下,「廣東省委宣傳部有關人士」指示在頭版新增一段150字的「按語」,改變特刊總標題、版面設計、改動「新年獻詞」標題及刪改內文,並刪除了特刊中關於反日遊行中的理性愛國者的報道。

至昨晚,10多名《南周》新老記者的微博無法使用。南周編輯部在聲明中要求對此次「出版事故」徹底調查,並恢復微博發言權。

《習近平的難題》


內容提要:

進入21世紀後,從來沒有一年像2012帶給中共這麼多事件,這當中有太多難以解釋又光怪陸離的現象,一場致命的法拉利車禍中何以會有裸女?接班人習近平是否因被飛在空中的椅子砸中而神隱?一向大打親民牌,苦民所苦的“溫爺爺”,其家族竟在神不知鬼不覺中累積高達27億美元的資產?薄熙來身為重慶市委書記,是怎樣的魅力讓他享有媲美古代後宮的情婦群?凡夫俗子很難知道答案,而中國不透明的政治天性更讓這些事件看起來匪夷所思。

2013年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我們不知道中共未來會怎麼發展,但變化肯定是有的,利明彰就為關注中國情勢的讀者整理出2013年的8大難題(展望)

習近平是個有改革傾向的民族主義者,他精力充沛,風格踏實,講求效率,致力打擊腐敗,且決心重振經濟改革,這些作為至少能為政府爭取更多時間來解決中國社會面對的巨大挑戰。

期待習近平任內讓百姓說話,不要拿監獄對付共和國復興脊樑,都不是要求習近平主動去做什麼,而是要求習近平無為。這兩項無為期待並不像出席“改革共識論壇”的意見領袖們提出的諸多對習近平的希望那般高深艱難,但只要做任何其中一項,就能證明習近平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如果習近平能做到這兩點,中華民族的復興就能因此根植無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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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第12期): 溫家與平安玩權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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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新一代領導人的最大不同是靈活性
"習派"開始成形
習近平只需不做兩件事  80名家促小習頂層設計
黨內外又到輿情活躍期  20138個難題
溫家與平安玩權貴遊戲?
溫家寶行為藝術說清白  王岐山當查溫家貪腐疑雲
重慶模式是法西斯模式
太子黨幫助張大衛?  密會劉源倒溫倒習?
陰謀論包圍紐約時報

中國經濟將硬著陸?

《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國2012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降至7.6%,為三年來的最低點,中國總理溫家寶7月時已兩度對經濟前景發出警告,表示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機構和個人預測中國經濟可能會硬著陸,出現明顯的經濟衰退,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表示,中國在2012年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但應該注意食品價格上漲和房價上漲的情況,只要政府一放鬆管制,房價就可能上漲,而食品價格即使政府小心翼翼,還是可能出問題。
 
谷雁翔為《美國企業評論》編輯委員,曾獲紐約州立大學學術傑出與創意活動校長獎、聯合學術卓越研究獎等多項獎項,2005年至2006年以美國富布萊特學者身份訪問20逾所中國頂尖大學,研究領域為不動產市場、宏觀經濟、外匯市場等,其論文可見於《金融研究期刊》、《經濟與金融季度評論》等眾多期刊。
 
中國經濟將硬著陸?
 
中國2012713日公布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在內外需均疲弱的情況下,滑落至7.6%,上半年全國GDP增速為7.8%,使得經濟“硬著陸”的說法再度流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16日表示,全球經濟復甦進一步減緩,2012年世界的經濟增長速度為3.5%,低於預期,經濟大風險仍存在,特別是在歐洲和美國,該組織也把對中國的年度經濟增長預測從8.2%調降為8%,並警告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美國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之一嘉信理財也在720日指出,中國經濟已出現硬著陸的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速如美國一樣,正徘徊在失去動力的邊緣。
 
中國領導層也意識到經濟上的壓力,頻頻對經濟工作提出指示。溫家寶7月時兩度表示,當前經濟還沒有形成穩定回升態勢,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731號,兩家官媒——新華網和人民日報,分別報導國家主席胡錦濤所主持的兩項以經濟為議題的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731日召開會議,研究上半年的經濟形勢與下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仍然嚴峻,影響中國經濟平穩運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較多,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未來應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人民日報則在同天報導了726日中共中央所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胡錦濤在會上表示,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的任務艱巨,期望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準確把握中央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穩增長的決策部署。
 
有分析認為,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經濟正面臨巨大挑戰,甚至可能出現經濟危機。不過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對中國經濟前景抱持較樂觀的態度。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中國20126月份的進出口量與5月份相比,均有所減少,出口少了0.5%,進口更是少了8.9%,總值則低了4.5%,但谷雁翔認為只要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不垮,中國就不會有大問題。
 
谷雁翔對《內幕》分析,中國2012年不會出現經濟危機的原因,第一是美國經濟正在緩慢復甦,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尤其是出口,是中國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這個支柱如果不垮,中國經濟不容易出現問題。
 
第二,目前中國內需的水平相當低,谷雁翔認為,只要中國政府向老百姓讓利,增加內需,中國經濟也不會出現衰退。
 
 
 
 谷雁翔
 

港人追求民主法治使「黨人治港」難實現


2013年的第一天,香港出現「倒梁」和「挺梁」的遊行拚場,「倒梁」遊行號稱有13萬人參加。遊行中有一批市民手持港英時代的龍獅旗,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爭取全民普選,恢復殖民時期的法治。看來新的一年,香港梁振英政府的管治會非常艱難,挑戰重重。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7年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曾對香港作出預言:「我感到擔憂的,並非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種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的手裡。」現在看來這會是理性的依據。

其 時西方部份傳媒流行一種說法,就是由於北京的干預,「香港已死」,彭定康卻提出相反的論調,就是北京不會處死香港,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但他的擔 憂,卻是部份香港人,會將香港賣給北京。到時香港會面臨末日抑或有幸再生呢?看來在一國兩制號召下的台灣同胞,很值得深思與反思。

根據基 本法,共產黨在五十年內不會統治香港,但由一位疑似共產黨員統治香港,又會不會執行共產黨的政策呢?這是香港人最切身的問題?如是自梁振英出任特首以來, 非但示威遊行的次數倍增,連到示威遊行的人數亦倍增,目標差不多是單一性的,就是要求梁振英下台,香港豈非取代了南韓,超越了台灣,成為示威遊行之都。香 港本來是亞洲動力城市,如今這種動力,竟然轉移到示威遊行方面。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不方便出聲,竟然有香港人自動代為發聲,而發聲的人, 竟然是有國際知名度的影星成龍。早於2009年,他已於一論壇上指出,香港和台灣,因「太自由而很亂」,因此認為「中國人是要管的,否則便會為所欲為」, 去年八月,他更歌頌祖國,「中國正在最好的時代,現今是五千年來最好幾年」。

最近,他接受一家雜誌訪問,竟然把最好的中國轉移到最壞的香 港:「現在香港變成遊行之都……罵中國,罵領導人,甚麼都罵,甚麼都遊行。應該規定甚麼可以遊行,甚麼不能遊行」。假若有這種「規定」,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豈非變成了大陸?還有,「要用一種暴力的手法,去對付一些暴力、不守規矩的人」。這和梁振英早前在行政會議提出過,要出動防暴車,投放催淚彈去對付示 威遊行,又有何分別?
成龍讀書不多,因此會自動表態,但另一位香港人,身為浸會大學一個研究所所長的薛鳳旋,雖然讀書稍多,竟然肯自願獻 身?早年他以退休之年,改任所長,有人懷疑這是政治任命,為了知恩圖報,他由發聲變成撰文,主編為國民教育而寫的《中國模式》,將美式民主醜化為動亂根 源,又將大陸的專政美化為穩定力量,最近出版的《中國藍皮書》,又指控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是受美國資助,有外國影響,又攻擊香港的民主政黨、人權組織、民 間團體,以至獨立傳媒,因而遭到解僱。

有香港「左王」之稱的邵善波,不能打亦不能寫,竟然被梁振英委任為素稱政府智庫與顧問的中央政策組 主管,他甫一上任,便自發出聲,企圖將這政策組轉化為政府的政治打手,甚至插手各諮詢委員會的委任,如是香港政府豈非出現大陸中宣部的翻版,完成了梁振英 黨人治港的野心,因而大受香港傳媒的反擊。

種種的反擊與反抗,就源於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存在,永遠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使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預言不會兌現。

世界新聞網社論

“特赦貪官促政改”能行得通嗎?


 《明鏡月刊》冼岩





面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方案之大意為:政改之難,難在阻力巨大;中國是一個由官方主導的社會,由於改革對主導中國的這群人失大於得(開放政治參與後,可能導致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會比原來多,只會少),所以他們不願改革,致使政改被擱在沙灘上;衹有以赦免貪官為懸賞,免除後顧之憂,讓其獲得所希望的“安全感”這一額外收益,他們才會支持改革,從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

  應該說,吳先生的方案體現了對人心、人性的精準把握,循此而進,確有可能解決一直困擾中國改革的動力不足問題,使政改得以啟動。那麼,他又為什麼會遭到那麼多的反對與指責?難道指責者都是有著道德潔癖的理想主義者?

  根本原因在於,政治改革不同於其他改革,它要解決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它同時又是一個重建合法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如果以“赦免貪官”這樣一種違背大多數人道德觀的交易作為起點,這個政權還可能被視為是正當的嗎?如果不能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僅僅是自說自話地對民眾“給個交代”,這樣的政權能夠在民選制度下擁有合法性嗎?


腐敗成了不治絕症

  在此過程中,吳先生以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過河拆橋等問題,也必然會出現:政改的根本目標是實現主權在民,在政改以前,“民眾如何權衡交易”不重要,因為不須說服,只須交代;但在政改之後,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開放後民意普遍反對赦免、要求清算(反正當初作出赦免承諾的不是他們,他們甚至沒有被問及過),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諾的政權之合法性又已過時,那麼,它要如何來保證承諾的繼續生效,並且還具有可以高於現在主權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呢?

  唯一辦法是,其實並不真正地開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就保證少數人(原官方特權人士)的支配權力,使多數人的聲音無濟於事。這或許就是吳先生強調,中國政改將由官方主導的原因。這樣一種“政改”,人們並不陌生。在東南亞、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不乏這種由少數人掌控的“民主”例子——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當然也就有能力繼續掌控政治、經濟等利益資源的分配。於是,相對於改革前,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統治國家的,還是那些人,他們依然是權力足以壓倒社會的龐然大物;唯一有所改變的,只不過是內部的遊戲規則,以及讓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夠有機會躋身於統治者的行列而已。

  從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實踐看,即使沒有特赦貪官的承諾,大多數轉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個保護既得利益的承諾,為了保障這種承諾的有效性,扭曲更成為必然——不知道這種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東西?至少,它與改革者此前向人們描述、許諾的,有著天壤之別。(《明鏡月刊》34期)(《明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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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與周恩來,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


《新史記》司馬清揚



三,林彪與周恩來的同與異

1,林彪與周恩來對毛的路線、政策有不同的認識

林 彪在私下從不讚揚文革,卻以“文化大要命”稱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鬥,充份體現了林彪對文革的真正看法。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裡指責毛澤東 發動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而反修鬥爭則是“罵絕了,做絕了,絕則錯。”彭德懷被打倒之後,林彪說“誰 說老實話誰就完蛋”,可是這話後來被謝靜宜在以“梁效”名義編的林彪材料裡篡改成“誰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

劉 少奇倒台之時,林彪在私下裡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對“文革”中的動亂、發槍、支左等多個方面,林彪都和毛有過不同 意見。更為深刻的是林彪對社會的看法和毛澤東根本不同。林彪認為:“人一切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關改善生活的行動才能動員大眾,人的需要什麼就(是)什 麼。”林彪還認為:人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他東西。不可忽視人民的生活,而無目的去幹別的。林彪 在建國之初主政中南時關於土改等政策都是相當右的。

1970年12月,林彪拒絕了毛要其見斯諾的要求,並私下對家人 發洩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麼路 線,就是毛線。”“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筆者註)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周恩來在私下又表示過什麼呢?文革發動之初,周恩來的侄子周爾輝曾經向周恩來訴苦,周恩來的回答則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共產黨員要能經風雨。見世面。”無獨有偶的是,周恩來亦曾經如此訓示過其侄女周秉德——周恩來指責周秉德是為當時被批判的省委說話。

林彪這種私下的不滿最終演化成了廬山會議之鬥爭。


 
《穿過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2,“文革”之前對毛澤東的吹捧都不遺餘力

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與林彪都要負重大的責任。周恩來在50年代末之前走在林彪前面,後來卻是林彪比周恩來走得更遠。由於“文革”的發動極大地得力於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因此,在這點上林彪比周恩來負有更多的責任。

3,周恩來與林彪都是毛澤東建國以後所依賴的力量

“文 革”發動,周恩來一身兼了毛澤東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的角色,而林彪指揮軍隊為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保駕護航。林彪的作用還主要是局限在軍隊內 部,可周恩來的作用不僅涉及全國各行各業,對軍隊同樣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責任比林彪要大,特別在迫害老幹部和普通老百姓方面,周恩來 更是犯下了嚴重罪行。

4,與毛澤東都是君臣般的關係

周恩來與林彪都不可能有推翻毛澤東的意圖,更不可能改變“文革”的大方向,他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些小小的調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質上殊無二致。

但 在如何執行上,相差甚遠。林彪大部份時候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助手之一,積 極參與和配合了“文革”的各項方針的落實,沒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堅決推動,毛澤東的瘋狂設想很難如此順利實現,“文革”狂潮也就不會一次次推向高潮。

整 體來看,“文革”初期這段時間,周恩來心懷戒懼,誠惶誠恐,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體事務,是毛澤東、江青推動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體執行人。林彪則專 注於其軍隊系統,堅決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試圖插手軍權的企圖,維護了整個軍隊的穩定,但是也由此形成了自己在軍隊的班底,被後人詬病。

5,周、林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較為一致

例 如解放老幹部。1971年趙紫陽就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的支持下得到解放的。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與此同時,經過黃永勝等人的 艱苦努力,還有一批軍隊幹部如楊勇、張宗遜、梁必業、張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被相繼解放。當然周恩來有時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王諍的復出,雖然邱會作提出王 諍可以搞其電子本行,由於周恩來沒有表態就沒有下文了。(《新史記》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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