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群眾事件應創新社會體制

李凡

　用一種協商和談判的辦法解決政府和基層群眾之間的衝突，而代替用高壓的辦法讓社會強行接受政府的政策，是中國大陸解決日益發展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根本辦法。大陸政府的政策思路必須改變。廣東在解決烏坎的問題上，誠然如其所說，他們沒有創新，只是回歸了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思路。但是實際上廣東的回歸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而是有創新的理念在裡邊的。這裡邊和廣東去年提出的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有關，這個改革將從今年7月1日起具體實行。

　地方政府改變思維

　在各地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政府不敢和社會對話，不願意協商，也根本不想承認自己在處理社會事件中的錯誤，而是一味用打壓的辦法解決問題。就是在這樣社會矛盾衝突不斷加大的背景下，中央出現了進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想法，廣東是最早提出具體創新辦法的地方。按照廣東的做法，所謂的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就是用讓社會組織起來，積極介入各種公共事務，積極參與一些有關的各種活動，開啟一個政府和社會之間用協商、參與、討論、監督等辦法的新的管理體制，代替過去以命令行政手段為主導的管理辦法。其中，如何化解群體性事件，是考驗創新社會管理的關鍵之一。

　廣東的探索是中國各地探索用民主法治的辦法逐步解決社會和政府衝突的思路中的一部分。從對大陸各地的情況瞭解來看，創新的探索是有許多的。浙江地區多為採用改革人大並用人大和公眾進行對話。例如溫嶺的以啟動人大為基礎的公共預算改革、溫州的代表在線和樂清的人大廣場活動，都是以改革基層人大為主來進行的建立社會和國家對話機制的改革。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目前政府和群眾直接面對面是發生在基層，例如農村的縣和鄉、城市的區和街道。他們執行中央和省級政府的政策，但是也往往曲解上級政策為己用，社會公眾要找政府解決問題也是和這些直接管轄他們的政府打交道，這些基層的政府如何對待群眾，他們和社會的關係成了解決中國社會衝突最主要的地方。從現實來看，社會對政府的不滿也基本上都是對這些基層政府的不滿，在他們眼裡一些基層政府貪污、腐敗、欺負老百姓、搶奪老百姓的財產等等，因此才不斷產生群體性事件。

　基層人大應起作用

　中國在基層的許多政治制度結構是國際上所沒有的，例如中國的基層人大是中國的一種特有的基層政治制度。在許多國家，有基層民意代表機構的並不多。因此在推動他們的基層民主的時候，就需要創造一種民意代表。中國的縣鄉兩級都有人民代表大會。但是我們的這些地方人大卻並沒有好好地利用：一是人大代表事實上不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二是中國政府害怕人大監督政府的運作，而讓人大處於「冷凍」狀態，一年開一次會，一次會開半天。這樣的人大結構無法在基層的治理中起到任何作用。

　就人大的民意代表實質來講，是可以在基層的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尤其是在解決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上，在和政府進行溝通、談判、協商、公眾參與以及推動加強法治、政府公開的作用，它要比普通社會組織更具民意。放開基層人大的權力，在基層人大體制上進行創新性的改革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思路。

　（作者為大陸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台灣 中國時報

台灣走在危機與轉機的分水嶺

甫卸任的蕭前副總統在本周一，說了一般政府高官不能說、不願說、更不敢說的話。他除了提出台灣當前面臨的三大關卡，更直指最無謂的內耗正在台灣內部發生，包括政府部門危機意識不足、公平正義迷思重創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以及朝野惡鬥讓台灣陷入空轉的惡性循環，並因而導致台灣無法全力因應經濟挑戰。

　以經貿老兵自期的蕭前副總統，除了對台灣當前所處的困境予以「望、聞、問、切」之外，當然也不忘開出藥方，主張應重新定位台灣為「亞太加值服務中心」，打造生活品質、生態環境、生產同步加值的「三生加值島」。具體的做法上則提出7大主張，呼籲政府加速推動台灣的「轉骨工程」。

　綜觀蕭前副總統這篇有骨有肉的主題演說，的確點出了台灣當前的危機與轉機。而從國內工商界領袖張忠謀、施振榮、許勝雄、張平沼等的回應，不論是指出台灣社會存在「溺水式思維」的偏差，而應易以之築巢引鳳的模式；或者是批評政府的產業創新條例根本沒有執行力；乃至於強調政府應聚焦優勢，轉向研製服務，甚至於建議政府針對FTA談判，應趕快成立一個跨部會專責單位進行處理，其實正是大家心所謂危，不吐不快的心聲共鳴了。

　進一步檢視蕭前副總統所突出強調的台灣三大內耗灶門，其實卑之無甚高論。其中朝野惡鬥最具體的顯現在甫結束的立法院會期，不只在立法表現上近乎一事無成，而且使政策推動近乎癱瘓。而有關政府部門危機意識不足，延誤決策及因應，則確是政府效率不彰的罩門之所在，但在公務部門保守、本位、防弊重於興利的慣性思維下，想要化危機為轉機，看來卻是知易行難。至於公平正義迷思重創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的論述，相較而言，恐怕是三大內耗危機中較有爭議的部分。馬政府必須面對的課題自然是不應讓它惡化對立，而是應該努力尋求維繫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與落實公平正義之間的平衡點。否則將兩者對立起來，似乎意謂著政府若要維持與企業的信賴關係，就無法兼顧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樣的引申，不只無法化解內耗，只怕還會引發對立，反而陷企業於不義，也讓政府部門畏首畏尾，既無力落實公平正義，也不敢建構與企業之間的良性互動信賴關係。

　蕭前副總統在一番「望聞問切」之後，所開出的藥方，無疑是最具有參採價值。其所提的台灣轉骨工程7大主張，第一項即開宗明義強調應開啟朝野對話。這項主張，國人都不會有異見，但現實上朝野關係儼然如寇仇，看來社會大眾如果不能奮起給朝野政黨以壓力，台灣的前途真會葬送在這兩個爛黨手中了。

　其次他主張推動法制與人才等的開放。這項主張的精義其實就是提醒台灣只有以開放的心胸，揚棄鎖國偏安思維，才能在世界的變局中找到續航所需的人才與機遇。這一點同樣也應是多數人的共識，政府其實不應瞻顧猶疑。

　第三他建議應儘速完成ECFA後續談判及其他FTA協商，這同樣也是具有高度社會共識的議題，但有鑑於ECFA後續談判目前已陷入深水區的困境，推動FTA更是部門整合與配套措施兩缺，台灣其實只要照搬南韓的操作模式即可達到雖不中亦不遠的效益了。

　第四、五、六項主張，分別是於3個月內建立台日合作平台，3個月內訂立中長期產業發展計畫，以及半年內訂立人才發展策略。其中的重點自然是在強調時間的急迫性，不容一再的議而不決，決而難行。以老蕭在公部門一輩子的閱歷，訂出這樣的時間表，自然是認為有可實現性，大家也將拭目以觀陳內閣如何以及究竟會交出怎樣的成績單。

　最後一項主張，他建議以半年為期，提出大學教育轉型計畫，一方面是針砭台灣過多的大學反而使大學陷於生存競爭卻迷失了辦學方向，另方面更寄望大學教育的轉型，能夠培養足夠的高素質人才，得以執行落實「三生加值島」的願景。誠不知這會不會是教育部與各大學不能承受之重了。

　蕭前副總統的確畫好了幫台灣經濟轉骨的路線圖，包括政府民間，包括朝野政黨，確應省思正視並做出積極回應。


台灣 中國時報

香港民眾對中國人認同感創新低

香港特派員李春／香港報導

香港回歸中國將近十五年，但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卻創下新低，自稱是「香港人」則創回歸以來新高。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這項民調顯示，香港巿民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大幅下跌至一九九九年有該項調查以來新低。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香港市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評分為八點一一分，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感為六點九九分。

此外，若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二元對立比較，香港巿民中，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要高，大約有廿八至卅八個百分點的差距。

以整體樣本計，巿民自稱為「香港人」或「廣義香港人」（包括「香港人」或「中國的香港人」）的比率，都上升至九七回歸以來的新高。

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表示，卅歲以下受訪者，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評分，過去半年急瀉，需要正視。

他說，綜合各種測試顯示，香港巿民最認同「香港人」的身分，然後是一系列的文化認同，包括「中華民族一分子」、「亞洲人」、「世界公民」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認同程度，就相對低於其他身分認同。



台灣 聯合報

李明博一親信 疑在香港自殺亡

國際新聞組/綜合報導

南韓總統李明博的親信金丙一昨天在香港的公寓內死亡，身上沒有異常外傷，香港警方初步研判為自殺，但仍進一步調查以確定死因。

南韓「中央日報」報導，55歲的金丙一涉嫌在第19屆國會選舉前，在網路上散布新國家黨候選人鄭宇澤的性醜聞消息而受到調查。南韓警方4月間已獲法院核發逮捕令。

他今年3月15日在部落格寫說，鄭宇澤2007年曾在濟州島接受性招待。他接受警方調查後到香港，已在港停留一段時間，近日再度接到傳喚通知，正安排回國事宜，卻傳出死訊。

金丙一在李明博擔任首爾市長期間曾擔任首爾特別市發言人和競爭力強化推進本部的首長，並出任李明博總統交接委員會專門委員，以及民主和平統一咨詢會事務處長等職務。



台灣 聯合報

日本首相求歷史定位 黨分裂

蔡增家／政大國關中心亞太所所長（台北市）

繼馬政府之前以徵收證所稅來追求公平正義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最近也不顧黨內反對，執意以提高消費稅來尋求他個人的歷史定位！

在昨日國會表決大戰中，由於獲得在野自民黨與公民黨的支持，以提高消費稅為主的「社會保障及稅制改革一體法」等八個法案，雖然以三六三票在國會中通過了， 但是在九十六張反對票當中，卻有五十七票是來自於自身民主黨內的小澤派議員。由此可見，消費稅雖過，但代價卻是民主黨的分裂，日本政治將進入另一波的動盪 期。

單以稅制概念來看，消費稅牽涉的程度與困難度，似乎遠高於證所稅，因為您在一生當中也許可以不買股票，但是卻不可能不消費，只要您有任何一次的消費，都會被徵收一定的消費稅。

跟台灣的證所稅一樣，從二千年之後，日本國內建議以提高消費稅填補財政赤字的呼聲，就沒有平息過。而從二千年至今，歷經七位首相，卻沒有一位執政者真正敢 做。只有憨直的野田，甘冒政黨分裂的危機，以其政治生命為賭注，來換取消費稅的通過，因為現在如果不做，已經債台高築的日本，有可能會變成下一個希臘。

日本財政赤字到底有多嚴重？隨著日本高齡化社會來臨，導致社會福利支出不斷提高，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後期，為了刺激經濟景氣，不斷地擴大政府公共支出，使得財政赤字急遽增加。

到今年底，日本財政赤字總額將相當於國內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二四○，是所有先進工業國家最高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似乎只能被動地以發行國債及追加預算，來支撐國家財政困境。

野田認為，日本財政赤字不斷飆升的主因，在於稅收來源不足，因此，他希望以提高消費稅，來彌補財政赤字的巨大缺口。根據民主黨所提「社會保障及稅制改革一 體法」內容，為了避免衝擊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國民消費信心，提出了兩階段增稅構想，第一期預計在二○一四年四月開始，將現行百分之五的消費稅提高到百分之 八，到二○一五年十月再提高到百分之十。

但是，提高消費稅是否就能夠挽救日本的經濟沉痾？根據日本經濟學者的統計，這次提高消費稅所增加的收入，與龐大的財政赤字相比，似乎只是杯水車薪。另外， 根據一九八八及一九九七年兩次提高消費稅的經驗看來，似乎是短多長空。因為每次增稅後，都造成國內消費意願的極度低迷，反而讓稅收減少。這和台灣的證所 稅，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見，消費稅的提高，只是延緩日本財政赤字累積的速度，但卻無法根治日本經濟的重症。可是這帖藥的政治後座力卻相當大，因為只要小澤一郎帶著反對消費稅的五十七位議員退黨，執政的民主黨就將淪為少數黨。

野田尋求歷史定位，付出的政治代價真不小。

台灣 聯合報

雲南近萬緬甸克欽難民亟待援助

（中央社記者林憬屏曼谷26日專電）「人權觀察」今天發布一份報告指出，緬甸克欽邦內戰未歇，不但造成大批境內難民，逃到鄰國中國雲南省的難民至少有7000到1萬人，面臨缺乏援助與受虐的處境。

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 在曼谷外籍記者俱樂部發布長達68頁的「孤立無援：緬甸克欽難民在中國雲南省」報告，訪問超過100名逃離內戰躲到雲南的克欽難民、境內難民、受虐被害者及救援人員等。

報告指出，在雲南的克欽難民缺乏庇護所、食物、飲水、衛生設備與基本的醫療照顧，多數兒童無法上學，成人受到當地雇主剝削，有些人還被迫任意進行毒品檢測，或遭中國政府恣意且拖長的拘禁，沒有適當的司法審理程序。

人權觀察中國區主任李察遜（Sophie Richardson）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大體上容忍克欽難民留在雲南，但現在他們必須符合國際法律義務，確保難民不會被遣返且基本需求能獲得滿足。

李察遜表示，中國沒有正當理由把難民遣送回緬甸，或放任他們沒有食物與庇護所。

中國政府以克欽人是到雲南探親為由，拒絕認定逃到雲南避難克欽人的難民身分，人權觀察亞洲區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 在記者會上指出，每個難民都說想回家，但迫於形勢只能暫待雲南，中國政府不承認難民身分，只是藉口不想提供援助。

羅伯森表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向中國政府要求前往協助難民，但至今未得到批准，一些當地非政府組織或教堂提供難民的援助幾乎已耗盡，難民們面臨人道危機，而外界卻鮮少知道他們的處境。

由於缺乏援助，衛生欠佳、沒錢看醫生，羅伯森指出，有難民向人權觀察表示，只要一個孩子生病，其他孩子也就跟著生病，中國應提供難民基本援助，並讓救援組織能前往協助難民。

羅伯森表示，只有等到克欽邦局勢安全，讓難民得以返家，否則中國政府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安全與健康。1010626

陳維明：平反六四說法不正確

明鏡記者柯宇倩／隨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旅居美國的中國雕塑家陳維明確實感覺到，在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時，阻力也越來越強，但他對《明鏡》表示，如今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連官員都寧可背負叛國投敵的罪名，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在這樣一個變革的前夕推動民主女神像，是很好的時機。

來自中國杭州的雕塑家陳維明，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6月中，《明鏡》記者趁著陳維明到紐約參與“六四”紀念活動之際，專訪到這位長年推動中國民主的藝術家。

陳維明對《明鏡》坦言，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前一段時間確實讓他有種推動紀念“六四”運動和民主化越來越困難的感覺。“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快速發展，好像讓世界感到意外，但現在給世界的更大意外，是中共高官也要投奔西方，像王立軍一樣。”

陳維明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成一個火藥筒，中共官員完全知道這個政權的恐怖，他們知道如何把人“被失蹤”、“被自殺”，相對來說，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中，因此甘冒背負叛國投敵如此大罪名的風險，也要逃到美國總領事館中。

“六四”23週年之際，曾傳出中共或有意平反“六四”的消息，陳維明對《明鏡》表示，其實“平反”的說法不正確，因為中共執政沒有法理依據，一個合法的政權應該是人民選出來的，所以它的平反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劊子手怎麼可以給受害者平反？他們是罪人，沒有資格為六四平反，只有劊子手被送上法庭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伸張的時候。”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陳維明（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強迫墮胎事件 陜西處分多名官員

陜西省安康市昨日通報對鎮坪縣懷孕7個月的孕婦馮建梅強迫墮胎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副縣長被記大過，縣人口計生局局長和鎮長被撤職。

新華社引述安康市政府調查稱，鎮坪縣曾家鎮政府的做法違反了國家及陜西省相關規定，違背當事人意願，工作方法粗暴，充分暴露了一些基層幹部依法行政觀念不強，執行政策水準低，影響惡劣，教訓深刻。

當局決定對鎮坪縣政府分管計生工作的副縣長于延媚行政記大過；撤銷鎮坪縣人口計生局局長江能海職務；撤銷曾家鎮黨委副書記、鎮長陳抨印職務；對鎮人 大主席袁昌勤、鎮紀委書記龍春來黨內嚴重警告；對鎮幹部張學松和縣醫院院長潘益山行政記大過；責成鎮坪縣政府按照相關政策規定給予馮建梅生活補助，協助其 解決家庭困難。

香港 明報

中方吁日本莫在釣島製造新事端

據中新社報道，6月26日，東京都政府兩名工作人員前往沖繩縣石垣市就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的購買釣魚島一事進行協商。這是自4月石原發表購島狂言後的首次具體行動。

　據悉，這兩名工作人員為東京都政府釣魚島調整擔當部長阪卷政一郎一行。6月26日，阪卷一行與石垣市政府人員就購島一事進行了協商，並就東京都政府何時登島調查交換了意見。

　6月12日，石原慎太郎曾表示，近日打算由東京親自派船前往釣魚島調查，並表示登島調查是購島的前提。26日，阪卷一行在沖繩透露，東京都計劃將於8月進行登島調查。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當天對記者表示，若登島調查得到批准則希望與東京都政府同行。

　此外，東京都議會的8名議員也參與了本次沖繩考察，並於6月25日同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進行了會談。25日當晚，7名議員以調查的名義乘坐漁船出港，於26日考察了釣魚島附近海域，並以海底攝影的方式進行了所謂漁業調查和島嶼狀況的考察。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日本東京都議員赴釣魚島海域進行所謂「考察」一事表示，中 方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製造新的事端。洪磊對此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方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日本對 釣魚島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非法和無效的。洪磊強調，中方要求日方停止製造新的事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大局。

香港 文匯報

中方否认设三沙市是中国重大军事战略转折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否认设立三沙市管辖西沙、中沙和南沙，是中国重大军事战略转折。同时他也强调，设不设立三沙市，中国军队都有权利保卫领土主权，设了当然更好。

　　中国民政部宣布设立三沙市统一管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及周边海域，以回应越南、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这被外界视为中国重大军事战略转折。分析称，一旦外国侵入或占领三沙市所属的领空、领海或岛屿，也就意味着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军方将有充分理由作出反击，对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作出回应。

　　马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不是军事上的战略调整，这是民事调整，这是国家行政机关设立的。

　　记者：入侵到这个三沙市的话，那么中国军方是不是会出动，然后来行使保卫国家主权这样的举动呢？

　　马晓天：中国的领土设不设三沙市，中国的军队都有职责保卫，设了当然更好。

　　目前，三沙市永兴岛上有中国驻军，而设立三沙市，也被视作扼住美日韩海路咽喉。因为美国一向倚重的南海航运生命线，大部分在三沙市可触及范围内。但马晓天说，到访的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并没有谈南海问题，不过双方讨论了航行自由的概念。

　　马晓天：我们今天没有谈这个问题，因为南海问题是中国和周边声索国我们双边之间的问题，我们没有跟美国人谈这个问题。

　　记者：那他们在会上当中有提出南海航行自由权这个问题吗？

　　马晓天：自由权的概念，我们讨论了。

　　凤凰卫视 胡玲 钟明亮 北京报道


大公報

一台湾人通过大陆居民搜集机密文件等被监视居住

新华网北京6月26日电　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获悉，2012年6月18日，江西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台湾居民钟鼎邦进行口头传唤，要求其配合相关案件调查工作。当晚，因案件侦办需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钟鼎邦宣布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国家安全机关于6月19日上午将对钟鼎邦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情况通知其在大陆亲属，并于下午安排该亲属与钟会面。国家安全机关同时请该亲属通知钟鼎邦在台配偶，告知钟本人正在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开展调查。

　　据江西国家安全机关掌握及钟鼎邦供述，2003年以来，钟通过大陆居民搜集若干份机密文件，向大陆邮寄广播电视插播器材并唆使大陆居民从事破坏广电设施的活动，伙同他人多次利用专业设备攻击干扰转播大陆电视节目的卫星信号，其行为触犯刑法相关规定，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江西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钟案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保障了钟本人各项合法权益。目前，该案正在侦办过程中。


大公報

川童搶芒果遭毆 廣東暴動 外地民工示威 4人被警打死

昨晚軍警在示威者聚集的寶株路清場。《蘋果》記者




昨日凌晨，當地的四川人將警車和公安人員重重包圍。互聯網




有示威民眾在衝突中被打倒在地。互聯網




昨日下午，中山沙溪鎮街道仍滿佈大批防暴警，防止騷亂再起。《蘋果》記者攝




大批防暴警昨駐守鎮政府外，防止民眾鬧事。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廣東省前天再傳外地民工集體暴動抗爭事件！起因為一名四川男孩疑因摘芒果糾紛與當地男孩互毆，維安人員到場後，竟將四川男孩綑綁、痛打致重傷。事件點燃上千名外地民工怒火，聚集當地政府嗆聲，並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至少2輛警車被砸，數十人受傷，傳4名抗議民工遭警方打死。部分民工昨仍持續示威，當局已加派大批警力戒備。

中國茉莉花革命網站，昨披露這起抗爭事件。主因為一名11歲四川男孩，前天下午5時許疑因摘路邊芒果而與當地14歲男孩互毆。當地治安員（協助民警公安維護治安的人員）到場後，竟將四川男孩反綁後以麻袋套頭痛毆，男孩被打得不省人事送醫。

治安員亂打人

家屬隨後與大批四川同鄉至當地村委會（類似里長辦公室）理論，要求將打人的治安員交出，但未獲滿意答覆，眾多外地民工遂包圍村委會，並與現場公安爆發衝突。當局隨後加派大批防暴警察鎮壓，抗議民工扔磚頭等物表達不滿，多輛警車被砸或掀翻。抗議人潮直至昨凌晨3時許才逐步散去。

外調武警戒備

昨上午抗議活動雖稍緩，但入夜後大批外地民工再度包圍鎮政府與戒備的軍警，氣氛緊張，當局緊急調派大量外地武警增援，目前未傳出嚴重衝突。當局對外宣布事件已平息，相關訊息遭嚴密封鎖，除部分網友傳遞抗議情勢外，各媒體對此事皆隻字未提。


外地人遭欺壓引發暴動案例

2011/06/10
廣東廣州新塘鎮治安人員因暴力驅趕四川籍小販夫妻，點燃當地四川民工長期遭欺壓的怒火，數千民工連3天上街頭與警方激烈衝突

2011/06/07
廣東潮州古巷鎮四川民工熊漢江因討薪被挑斷手腳筋，引爆當地上千名四川人抗議，燒砸公安車輛

2008/06/26
廣東韶關的玩具廠因謠傳維族工人強姦女工，引發維漢械鬥，致2名維人死亡、逾百人傷，隨後引發震驚中外的烏魯木齊75動亂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台灣 蘋果日報

僭建、說謊 不是誠信問題？

陸續有梁營中人及支持者為梁振英的僭建醜聞解釋開脫。民建聯中人前天已開腔表示不贊成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到昨天，全力支持梁振英成為特首的工聯會也降低批評的火力，強調他是無心之失，並非有甚麼違法行為，只須好好吸取教訓就完事。將會成為梁班子主要官員的高永文護主情切，只輕輕說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有疏忽，但不涉及誠信。他更抱怨現時香港的形勢越來越政治化，會令有心服務的人裹足不前。

高永文顯然是過慮了。梁振英的僭建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人人痛批，梁班子包括高先生自己可沒有任何裹足不前的迹象，也沒有像一般市民那樣提出種種質疑，他們依然在磨拳擦掌準備接受任命大幹一番，依然在憧憬着成為手執大權的高官。至於他及鄭耀棠說僭建醜聞只是一時疏忽，不涉及誠信則是不顧事實的無稽之談，是為了護主而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梁振英大宅的僭建醜聞絕不是一時疏忽或無心之失，而是多年來不斷隱瞞、不斷經營的結果。首先，梁振英在九九年買入物業時顯然已知道大宅有僭建物。要不是這樣，梁振英根本不會在買賣合約中跟賣方訂立罕有條款，放棄追究僭建物的權利。此外，有一些僭建物是在梁振英入住大宅後才建成的，有部份附在僭建物的設施如冷氣系統更是在近幾年才安裝的。這種種事實說明，梁振英老早知道大宅有多項僭建物，只是他一直竭力隱瞞不讓醜聞曝光而已。像他這樣十多年來一直睜眼說謊的做法怎可能是無心之失呢？

更重要的是，梁振英不管從專業上、政治上都沒有理由犯上僭建這樣的「無心之失」。梁振英說自己只是產業測量師，並非建築測量師，對僭建及建築物安全不熟悉。但這樣的解釋已被業內人士徹底推翻，因為產業測量師也有一些基本訓練，對建築物圖則，對何謂僭建有基本了解，不像一般市民那樣全不知情。而從政治上來看，家居有僭建早在去年已成為政治上的燙手山芋，備受公眾關注及抨擊；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特首候選人的梁振英完全知道僭建問題的嚴重性及殺傷力。為了自保，為了免除後患，梁振英沒有理由不找專業人士及時檢查大宅，清除所有可能出事的僭建物，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可是，梁振英居然甚麼也沒有做，直到被傳媒揭發後才推說不知情，才開始處理問題。像這樣的做法絕不是疏忽，而是蓄意蔑視法例，而是對市民的強烈反應視若無睹，聽而不聞。

另一方面，梁振英在醜聞曝光後的解說同樣前後矛盾，吞吞吐吐，令人難以接受及信服。就以曾否找專業人士檢查大宅為例，梁振英表示曾委託兩名律師及一名建築師做檢查，但他既沒有清楚交代檢查結果，又不肯公開幾位專業人士的身份，令市民及傳媒無從判斷事情的真相，也不知道他是否信口開河。至於他起先說自己是二手業主後來又承認大宅是直接向發展商買入的矛盾說法更令人感到梁振英是在砌詞狡辯，意圖推卸責任。

顯而易見，梁振英的僭建醜聞不是無心之失或一時疏忽，而是蓄意隱瞞真相，肆意欺騙市民。即使在醜聞曝光後他仍然試圖掩飾推搪，不肯開誠佈公交代事實。像這樣的人實在誠信破產，實在是個「大話精」。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對殺人者反撲有三問

陝西安康鎮坪縣的引產醜聞，在相關責任人被初步問責處理後，近日再起風波。據網友微博爆料稱，因孕婦馮建梅夫家的人接受了境外媒體的採訪，便有相當一批人雲集到鄧家門口，掛出「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的橫幅標語，對孕婦親屬鄧吉彩進行人身攻擊，甚至威脅要把他們全家驅逐出鎮。

這批鬧事的人來自何方，是個不用問即有答案的問題。馮建梅懷有七個月大的胎兒，竟被粗暴引產，負責引產的計生官員其實就是「殺人者」。三個官員因此被停職調查，但他們無論如何嚥不下這口氣：堂堂一縣計生局長，堂堂一鎮之長，堂堂鎮政府計生辦主任，怎麼可以被一個農婦絆倒？怎麼可以由着一個農婦和家人破壞鎮坪一地的聲譽？於是，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下手反撲，也一直在周密布置，防止調查再深入，防止被問責擴大化。

本來，鄧家以為全國媒體都報道了，當事人都被停職了，分管計生工作的安康副市長也道歉了，黨和政府定會快刀斬亂麻，迅速徹底處理這事。馮建梅的老公也一再表明自己相信黨和政府會秉公處理，並因此拒絕外媒採訪。但鄧家的人想錯了，當地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仍在強力阻止此事的深入調查，鄧家隨後就陷入被封口、被軟禁的境地。

萬般無奈下，鄧家接受了德國媒體的採訪。這一下，令反撲勢力頓時找到了救命稻草，於是，他們組織發動各色人等，打着愛國和驅逐賣國賊的旗號，圍攻鄧家。

「愛國」從來都是冠冕堂皇的標籤，只要打上了這樣的旗號，行為也就似乎可以合法化，何況反撲勢力還要因此「驅逐賣國賊」？但是，鄧家就是平民百姓，其所能擁有的和所能賣的國，又有幾何？最多也就是個國家的面子，但是這個面子究竟又是誰丟的？到底是誰，將人家懷了七個月的孩子生生弄死引產？

面對洶湧撲向鄧家的人流，不能不慨嘆：第一，此國邪氣如此猖狂，殺人者竟能戴着正義凜然的帽子，要去徹底壓垮遇害一方，試問公理何在？正義何在？第二，此國地方勢力如此猖狂，竟可視上一級政府決定如無物，公然挑釁權威底線，試問政令威嚴何在？第三，地方如此默許邪惡肆虐，又要製造再一起陳光誠事件，試問這是不是中央政府縱容的結果？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軍演一波接一波 美國舞劍意在華

美日韓聯合軍演剛結束，以美國為首的二十二個國家又將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環太平洋聯合軍演。這些軍演無一例外矛頭都是針對中國，為圍堵中國海軍作準備，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做到有備無患呢？

進入六月後，列強在中國大門口的軍演連續不斷，從日印軍演到美日韓聯合軍演，再到美韓軍演，以及即將展開的環太平洋聯合軍演，一場緊接着一場，其密度之高，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環太平洋軍演，二十二個國家、四十二艘艦艇、六艘潛艇、二百架戰機和兩萬五千兵員，聲勢浩大地展開反航母演練。最不可思議的是，在眾多太平洋大國中，惟有中國未被邀請參加，甚至連當觀察員的資格都沒有。這次軍演的假想敵是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為了圍堵中國，美國在中國周邊部署了兩條封鎖島鏈，軍演多圍繞島鏈展開。譬如美日韓聯合軍演的區域距離山東半島不過一百多公里，美國航母的作戰半徑包含京津，既可封鎖解放軍北海艦隊南下，又可阻截東海艦隊北上增援。而環太平洋軍演則在第二島鏈之外的夏威夷海域舉行，其戰略意圖是與突破第二島鏈的中國海軍，在太平洋展開決戰。
心存幻想 和平麻痹

對於美國在家門口不斷軍演，不少中國人掉以輕心，認為美國只是嚇唬中國，這種論調顯然低估了美國的野心。美國通過聯合軍演，將日韓菲印等國綁在同一架戰車上，既是為傾銷美國軍火尋找市場，更重要的是為即將到來的中美軍事衝突做預案。一旦中國出現內亂，美國便可以與其同盟國趁虛而入，落井下石，瓜分中國。

目前，中國的軍力較過去有相當的成長，第三代戰機、中華神盾艦以及新型核潛艇已相繼服役，如果中美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美國雖然能打敗中國，但自己難免身受重傷，屆時最大的受益者是俄羅斯、日本與歐洲。這種結果並不是華府所樂見，美國希望中國先自亂陣腳，內部亂成一盤散沙，先進武器變成擺設，美國才會動手。在此之前，美國則通過軍演對中國施加壓力，也藉機檢驗自身備戰能力。

遺憾的是，北京高層至今對中美關係仍心存幻想，熱衷於兩國軍事交流，以為到過五角大樓、參訪過美國軍事基地，中美兩國便能化干戈為玉帛。這種和平麻痹的心態正中美國下懷，上了華府不戰而屈華之兵的當。當然，很多中國高官早已將財產子女轉移至美歐等國，他們的內心深處已視美國為祖國，這就像美國為中國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網，只要將網收緊，中國就會向美國輸血，毫無反抗之力。


太陽報

水門事件的教訓與梁振英僭建

水門事件是當代美國政壇最為震撼的政治醜聞之一，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國共和黨尼克遜競選班子有五個工作人員闖入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在進行竊聽活動時當場被捕。事後於十一月大選獲得連任的尼克遜總統，多方設法掩蓋事件，極力為部下開脫，最終東窗事發，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辭職的總統。

水門事件發酵之初，尼克遜曾「義正辭嚴」的聲稱：「令人痛心的不在於發生了這類事，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具諷刺意義的是，尼克遜恰恰就栽在「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水門事件的教訓值得每一個從政者記取。

最近，候任特首梁振英山頂住宅被媒體揭發有僭建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疏忽。一來梁本身是測量師出身，對有否僭建的專業判斷應叻過一般市民；二來特首選戰對手唐英年很大程度上「衰僭建」，梁理應對此有高度政治警覺性和敏感度，有足夠時間勘查自己宅內可能的僭建。可惜梁只顧落區「全民寫政綱」，忽略了「清理門戶」，可謂百密一疏，十清一濁！俗語「有錯就認，打要企定」。為今之計，梁振英應將僭建前因後果「有碗數碗，有碟數碟」，實事求是地向公眾作一徹底交代，求得市民諒解，切勿重蹈尼克遜在水門事件的覆轍。

劉夢熊

東方日報

巨龍興風布雨 洪水倒灌華夏

本欄早就預測，龍年的中國勢必水為患。果不其然，進入六月以來，華南多個省市連降暴雨，變成一片澤國，百姓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隨着降雨帶北移，長江、淮河也將面臨嚴重洪澇。今年這條水龍來勢洶洶，非同尋常，當局未雨綢繆了嗎？

據國家水利部網站披露，今年以來暴雨洪災共造成二十二個省市一千八百多萬人受災，因災死亡一百四十多人，農作物受災一千六百多萬公頃，倒塌房屋近七萬間，直接經濟損失三百多億元。廣西蒙江、桂江、賀江、北流河、南流江，福建閩江上游幹流及多條支流，浙江錢塘江中游幹流，廣東北江中下游幹流等五十條河流先後發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另據國家防汛總指揮部預測，今年長江暴發特大洪水的機率愈來愈大。今年以來的雨情、水情，與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九八年極其相似。這兩個年份長江流域都暴發過特大洪水，一九五四年水災死亡三萬三千人，京廣鐵路不能正常通車達一百天。一九九八年，長江出現八次洪峰，一度起用荊州分洪區，九江大堤決口造成江西損失慘重。

天災人禍 內憂外患

研究表明，天氣反常與厄爾尼諾現象有關，該現象的特徵是太平洋沿岸海面水溫異常升高，海水水位上漲，形成一股暖流向南流動，使原屬冷水域的太平洋東部變成暖水域，引起海嘯和暴風驟雨，造成一些地區乾旱，另一些地區降雨過多。導致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的氣候異常因素之一，就是一九九七年發生了二十世紀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去年以來，厄爾尼諾又開始影響中國，眼下神州大地出現「南澇北旱」的現象便是拜其所賜。

按照中國風水學的解釋，今年是水龍之年，巨龍翻身，五海不靖，興風布雨，洪水滔天，但凡與水沾邊的事物，都不得安寧。從去年開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不靖，列強搞風搞雨，而國家中樞的中南海，各山頭派系卻忙於權力鬥爭，高官們面和心不和，政局動盪不安，如同煮開的沸水。

在中國傳統語境中，民為水，政府為火，今年以來華夏大地各類群體性事件接二連三，民眾抗議無日無之，上訪者連綿不絕，就連在中國打工的非洲裔人士也反客為主，在廣州街頭發動大規模騷亂，包圍派出所。俗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民怨滔天的背景下，執政當局能否安然度過這個龍年，還要拭目以待。

天災人禍相聚，內憂外患齊來，這個龍年對中國來說，過得相當艱難。如果當局能未雨綢繆，上下一心，團結一致，便能化難呈祥，逢凶化吉，否則恐怕只能聽天由命。




東方日報

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

《大事件》記者 柯宇倩

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死亡，割肉當證據？


根據坊間流傳的版本，王立軍奉命前往南山麗景渡假酒店處理海伍德命案，在調閱監視器時，發現谷開來最後一個離開海伍德房間，留了點心機的王立軍，刻意讓法醫切下一小片海伍德的皮肉化驗，此物或許成為後來谷開來認罪的證據。


高光俊對此提出質疑：要保存取下的肉，是否需要特殊容器？保存地點為何？而且，王立軍有很多其他取證選擇，如海伍德的指甲、頭髮、血液，甚是排泄物都比一塊肉好保存。因此高光俊認為這項傳聞不太可靠。


因為兩億英鎊殺人？


海伍德究竟是為了什麼遭到殺害，也一直未有定論，新華社稱，谷開來及薄瓜瓜與海伍德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許多坊間版本也都指向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的金錢糾紛，有稱谷開來不願意支付海伍德約兩億英鎊的佣金，因此，海伍德開始蒐集薄家海外洗錢的證據，從此種下殺機。


“我不大相信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妻子會只因為兩億英鎊殺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谷開來與薄熙來可能牽涉的海外資產就是幾十億人民幣，比較有可能的是海伍德拿不到錢，準備公布對薄熙來不利的消息，才引發谷開來的殺意，但高光俊指出，中國有句話：凡是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的謀殺有關，一定有比錢更重要的動機。


高光俊表示，做刑事偵察的人都知道，殺人案最好破，因為動機明確，很容易找出兇手，如果谷開來殺害海伍德，第一個可能的動機是情殺，但傳谷開來的情人眾多，因此，情殺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的動機就是源自海伍德的間諜背景，這對整個薄家都是非常要命的，高光俊相信海伍德的死與第二個因素有關。


把谷開來稱為薄谷開來？


新華社在宣布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新華社指出：“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許多分析都認為新華社此作法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身份，第二種原因是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之間的關連性，兩種都有可能。“這種官方發出的稿子是審查又審查的，不可能是打字錯誤，應該是有意的。”


谷開來可能的判刑


按照中共規定，如果涉案者是黨員，則由中紀委來處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由司法部門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後者依照案件的發生地點，來判定哪個單位對此案有管轄權，因此，谷開來和張曉軍案應該由重慶市公安局處理，但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自己都有案在身，因此案件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直接處理。此外，谷開來也牽涉到發生在其他省份的案件，因此，必須由公安部來協調處理。


至於谷開來可能的刑期，高光俊認為可能輕判。高光俊說，按照中共法律規定，有時殺一個人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谷開來牽涉好幾條人命，照理是判死刑，但中共的“刑不上大夫”觀念仍很濃重，因此，司法部門還可能找其他理由對谷開來寬大處理，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大事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大事件》)

《大事件》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5?apKey=fedd22f528

海伍德的真實身份 英國政府反應很奇怪

《大事件》記者 柯宇倩

海伍德的真實身份

海伍德已被證實，曾為位在英國倫敦的企業情報諮詢公司哈克路特（Hakluyt & Company）工作，哈克路特是由前英國軍情六處（MI6）特工與他人創辦，僱用許多前軍情六處情報員，也與軍情六處保持密切關係。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在中國待的時間超過10年，但從沒有一個固定發給薪水的單位，海伍德有妻子，有兩名孩子，又經常來往世界各地，開銷不小，他的資金來源為何？

“如果海伍德有間諜背景，他在中國這麼長的時間、與政治局委員及其家屬的關係如此密切，中國的安全部門不會一點風聲都沒有接收到。”高光俊解釋，中國安全部門的一個任務是，部長級官員接觸的外國人，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更別說是政治局委員接觸的外國人。

如果中國安全部門對海伍德的身份有所懷疑，如果海伍德並非只是個英國商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背後的故事將更多。

英國政府反應遲緩？

海伍德早在2011年11月15日便死亡，但英國方面直到2012年3月才開始重視，引來英國政府是否因為海伍德的特殊身份而刻意淡化處理的猜測。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英國公民在海外死亡，英國領事館有義務掌握訊息，美國也是如此，如有美國公民在海外死亡，必須24小時內通知美國政府。

“英國政府和海伍德的家屬對於海伍德的死亡，都沒有任何反應，直到四、五個月後，王立軍事件發生，英國外交部才要求中國政府調查，這點很奇怪。”高光俊說。(《大事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1979年，高光俊進入西南政法學院時，正逢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招收刑事偵察專業學生，因此許多人在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前，不知道有此專業。

“我們原先都是報法律專業，進去後，約100個人被選入刑事偵察專業。”校方給與學生一個月的選擇期，有人回到法律專業就讀，有人則留在刑事偵察專業裡，高光俊和現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何挺都屬於後者，也有人從法律專業轉到刑事偵察專業，現任的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就是從法律轉刑事偵察。

刑事偵察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由公安部統一分配在全國公安系統工作，高光俊1983年畢業後，公安部從97名畢業生中挑選11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是其中一人，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學院（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公安二室（現偵察系），教授刑事偵察。期間高光俊曾參加中國公安統編教材委員會的系統教材編寫，且有近一年的時間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1989年的64天安門事件中，高光俊因為策劃北京警察上街遊行，於1991年被逮捕，之後成功逃脫，1993年抵達美國，繼續攻讀法學碩士，之後，考取紐約執業律師執照，從事法律工作至今。

由於西南政法學院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服務於中國的重要機關，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大事件》)

《大事件》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5?apKey=fedd22f528

中国和日本：彼此厌恶有几多？

从贸易政策到领土争端，中国和日本之间似乎总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分歧。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说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对彼此的厌恶了。

日本智库Genron NPO和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周三公布的一项年度双边调查显示，84%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有负面印象，这一比例较上年增长了六个百分点，也是2005年开始进行这项调查以来最高的一次。同时，64.5%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有负面印象，不过这个数字较上一年略微有所改善。

双方给出的理由倒不见得有什么新意。实际上，大多数理由都来自于两国数十年以来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都没有采取重大措施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在双方间或做出的简短否认和仓促决定之后变得愈加严重。

对于日本来说，受访者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获取能源和资源方面自私自利的做法，这个原因获得了54.4%的受访者的支持。而中国最近限制稀土资源出口的举措很可能让这一想法更加深入人心。

不过，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的理由是两国针对尖阁列岛(Senkaku islands, 中国称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尖阁列岛目前由日本控制，但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自2010年的撞船事件引发激烈争议后，两国解决这一领土争端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79%的中国受访者说，他们对日本有负面印象来自于战争时期日军的暴行给中国留下的创伤。这些创伤有多深，从两国受访者对对方历史的回忆中就能看出来。当被问到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事件时，日本受访者给出最多的答案是与日本无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84%的人提到了北京奥运会，排在第一位。排名第二的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排在第三位的是香港回归。而接受调查的中国人给出的最普遍的答案都选择了与日本直接相关的事件，如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调查显示，双方对彼此的评价也并不客气。受访者可以从10个形容词中选择一些来描述对方。大约一半的日本受访者将中国人形容为“勤奋但顽固、自私自利、缺乏合作精神、喜欢模仿他人和不可信”。中国受访者则认为日本人“勤奋、善于创新，但是好战、不可信”。

就两国的未来而言，双方都认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土争端如何解决。将近70%的日本受访者表示，争议岛屿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略微超过一半的中国受访者持同样观点。

这项调查是在4月份和5月份进行的。约1,000名日本受访者和1,627名中国受访者参与了调查。

Yoree Koh

华尔街日报

武汉秦永敏夫妇被休养“失而复还”

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武汉居民秦永敏和与其志同道合的山西女子王喜凤

美国之音申华

 

中国知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和新婚妻子王喜凤，被武汉警方失踪多日后回到家中。失踪期间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法制教育”。秦永敏受限不能发言，王喜凤说，她以合法公民的身份体验了失去自由的味道。

*秦永敏夫妇新婚被休养*

失踪近一个月的中国异议人士秦永敏和新婚妻子王喜凤，星期二（6月26号）下午终于回到武汉的家中。警方不许秦永敏对外发表谈话，他的妻子王喜凤对美国之 音说：“我们今天下午三点钟回来的。从六月一号号早上，到今天下午三点，期间去了距离武汉一百五十公里一个旅游度假区的岛上。我们两人被带到那里，同外界 隔绝了联系。”

王喜凤说，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在被失踪的近一个月期间全部被收缴，因此同外界联系中断。秦永敏亲属以及友人一度以秦永敏夫妇失踪向当局报案查找。警方最初称不知下落，但最后承认，“人在我们手里”。

*秦永敏和王喜风*

秦永敏是中国老资格异议人士，现年59岁，原为武汉钢铁工人。上世纪70年代末起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而后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为此被判刑和劳教20多年。他的新婚妻子王喜凤，山西人，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二人5月中旬结婚。

*王喜风：亲尝软禁滋味*

王喜凤说，她在随同秦永敏失踪期间，亲身体验了遭到软禁的滋味：“可以这么说，我作为一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即所谓合法的中国公民，最大的感受是失去自由实在太可怕了！没自由，被剥夺许许多多方面的自由，感触颇深。”

软禁期间，除了看管他们的国保人员，岛上没有别的什么人。当局对他们软禁的名义是进行所谓“法制教育”，其实学习内容空泛，唯一针对性理由，是秦永敏夫妇没有获得结婚证就“非法同居”。

*当局允许结婚但不给办结婚证？*

至于结婚证问题，王喜凤再次强调，不是他们不希望按规定领取结婚证，而是种种外界障碍使得不能按时领取。例如，秦永敏剥权期不得离开武汉，因此不能陪同王喜凤前往山西办证。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希望。王喜凤说：“当局他们有人也说，在这方面想办法，尽量帮我们拿到。但是对于他们将想什么办法，什么时候拿到结婚证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友人看秦永敏夫妇失踪事件*

秦永敏夫妇六四前失踪，后被证实当局将他们软禁。人回武汉后，他们的友人纷纷传递这一最新消息。曾经参加秦永敏婚礼的武昌异议人士石玉林说，他专门建立了秦永敏老师的“婚礼群”，其中都是跟秦永敏老师认识的人，秦永敏夫妇回家消息发出后，大家都很高兴。

谈到当局可能协助他们尽快拿到结婚证，避免以后继续被发难时，石玉林说: “这个不好说，依据我这些年的接触，警方人员说话不一定算数，有些人可能就是故意的。要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办起这件事来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吧。”

谈到秦永敏夫妇的所谓“非法同居”，当局因此为他们举办“法制学习班”，石玉林认为，“非法同居”罪名在中国早已不成立。别说这种做法民间日渐普遍，那些包二奶政府官员们的生活就是绝好的讽刺和写照，当局屡屡对秦永敏和王喜凤发难乃醉翁之意不在酒。

武汉青山区派出所以及相关国保人员不接受媒体有关秦永敏问题的任何查询。

陕西镇坪被强制引产受害者竟被打成“卖国贼”

图片资料：冯建梅

DR.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子，强制引产其肚中胎儿，此事的照片在网上披露后，引发了中国近年来罕见的 对强制暴力计划生育的声讨浪潮。6月24日，邓吉元、冯建梅夫妇不再拒绝外国媒体采访，却导致了不明人士聚集医院楼下谩骂，还在邓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此事更是引起了网友的愤怒。

由于官方的处理方案一直没有出来，邓吉元一直计划进京要说法，当然，这也一直受到当地官方的劝阻，安康市副市长杜寿平一度前往劝说。
6月22日下午，当着镇坪县一群官员的面，一名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了对邓吉元，当地政府矢口否认是官方人士所为，但冲突之后，邓吉元身边便常有四五个人跟随，防止他进京。到6月24日晚，邓吉元与家人和外界失去联系。

在邓吉元的妹妹邓吉彩看来，邓吉元可能已经“逃走了”。但据杨支柱和张凯推测，不排除他已被当地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能。
6月22日，邓吉元、冯建梅夫妇接受了德国《亮点》周刊记者的采访，此前，此前，淳朴保守的邓家人出于种种顾虑一直不愿意外媒的采访，并婉拒了北京律师张凯和学者杨支柱走法律程序的建议。

在当地采访的中国记者透露，为了防止“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接受采访之时，邓吉元夫妇就做了一些准备。例如，拒绝了“更为敏感”的日本记者采访；德国记者采访的现场，有一位中国记者同时在场；对于自身情况之外的其它问题，坚决拒绝回答等。
冯建梅回忆说，“我们告诉他们，中国还是很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员把事情弄坏了。我们只说了自己家的事，他们问当地三胎、四胎的是不是非常多，我们都没回答。更别说全国了。”话虽如此，邓家却仍被不明身份的当地人士打成“卖国贼”。

6月24日，当邓吉彩、冯建梅等人决定离开镇坪县医院时，当地政府又来进行规劝——此时，这次出现了一群陌生人。他们打着条幅，来到医院前面聚集，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公道自在人心”等。
邓吉彩回忆说，“我们出去时，他们就开始骂。骂我们是‘卖国贼’。当时县政府的人就给拦开了，说让我们别理他们，上楼商量怎么解决。当时周县长就在楼上。”她出去拍照的堂弟邓杰，则与示威者发生了轻微冲突，在留下了照片为证的同时，也受了一些皮外伤。

微博上也有支持当地官方的声音，比如在陕西的药家鑫案件中大出风头的毛派学者“西安张显”，他在微博上说，“我本能地从某案充分地看到法律党的无耻及猖狂，一些律师整天在国内转来逛去寻找腥味，利用个案说三道四，丑化国家形象，表现出一副崇洋媚外的德行，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看到镇平（应为镇坪）居民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打出横幅的镇平民众了不起。”

对此，邓吉元的妹妹邓吉彩在微博上描述说，“他们来了很多人，围着我们骂我们卖国贼，还打着横幅，如果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能明白卖国的含义，是谁在给国家抹黑？国到底是谁的家？”
对这些所谓反“卖国贼”示威者的身份，一般认为是当地官方雇佣的人员，邓吉彩说，这些人之前都没见过，“绝对不是我们村的人”。邓吉彩又说，“只因 为我们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他们就来了那么多人，骂我们卖国贼，我们是卑微的小民不懂大道理，可我们都有良心吧，，你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是谁养活的你们？”

越南抗议中海油合作勘探计划

中海油计划在南海地区对外开放九个海上区块，进行合作勘探开发。

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南海合作勘探开发的计划，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梁清议周二（6月26日）称，此举严重侵犯越南主权。

中海油计划在南海地区对外开放九个海上区块，供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开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二表示，这是“正常的企业行为”，“符合有关的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

洪磊说，对于妥善处理中越之间的海上争议，“希望越方遵守共识，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梁清议（Luong Thanh Nghi）则回应说：“中方的行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越南要求中国尊重越南主权，对维护东海（即中国所称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做出实质努力。”

中海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天然气公司，此次计划在南海地区对外开放九个海上区块是该公司20年来首次在有争议海域再次对外合作开发油田。

领海争端

中越领土和领海争端近来尖锐化。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中方称，这一法案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越南的主权和管辖范围内。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当天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提出严正交涉。

BBC

文革对薄熙来那代人的影响

　　薄熙来被停职调查后，有人指责这名文革时期的少年曾同造反派勾结。45年前，黑压压的人群集会前，薄熙来遭到批斗，造反派说他藐视毛泽东发起的革命运动。


　　中学生薄熙来文革遭批斗

　　薄熙来仕途中的大起大落，再次引发文革对他以及那一代人产生怎样影响的辩论。恰恰是这代人，今年晚些时候将掌管中共的领导权。

　　文革开始时，薄熙来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的一名中学生。1967年的一天，薄熙来同他的两个弟弟一道遭到校内红卫兵的批斗，说他们反对文化革命。他们的父亲、时任中国副总理的薄一波同一批老干部一样，已被打倒，罪名是背叛他们的伟大领袖。

　　批判他们的人将他们的胳膊反绑在身后，把他们的头一直按到接近地面，时不时抓住他们的头发，将他们的面孔呈现于批斗群众面前。去年，当时就读四中的名叫段若石的男子公开了他的文革回忆录，以上文字便是这个作品中的内容。段若石写道，“虽然叫骂的喊声从各处传来，薄一波的儿子们却表示出蔑视。”

　　现在，人们提出了疑问：文革对薄熙来以及那代人究竟有什么影响？

　　今年3月，原本看好荣升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却遭到罢官的命运，他被免去了重庆市市委书记一职。薄熙来的批评者，其中包括总理温家宝，暗指他文革期间同造反派 勾结，而今年即将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指挥棒的接班人中，就有当年的红卫兵。1966年夏季，红卫兵占领了许多学校，而原来的管理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疏 散，公检法也被砸烂。据1980年出版的一个文献，仅在那年的8、9两月，北京市就有1800多人死于红卫兵的造反。


　　先是参与者，后是牺牲品

　　路透社对10名前四中学生做了问讯调查，并综合了新近公开的文革回忆录后总结道，薄熙来和他的兄弟们以及许多所谓的太子党们，在文革中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当年四中同学、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说，“他们既攻击别人，也被别人攻击，继而进行反击。他们的角色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倒置。”


　　北 京四中和其他高干学校是响应毛泽东文革指示并组织红卫兵的最早的核心地点。四中学生曾在操场游斗老师，他们自建关押室，用鲜血在墙上书写“红色恐怖万岁！”紧接着文革进入下一阶段，这些革命小将的父母受到冲击，此时，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的母亲不堪造反派的折磨而自杀。薄熙来和兄弟被关押数年之久。

　　一些人认为，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年在四中的做法，同他在重庆极富争议的唱红打黑异曲同工。批评者说，重庆的做法让文革的幽灵重现，它们取消了法律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认为，薄熙来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的例子。杨帆本人也曾就读四中，并认识薄家的孩子们。他说，“他显示了文革经验的负面东西。”


　　他们更具多元化，更少同一特征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四中的许多“太子党”们，目前均在官场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中国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等便是其中的例子。

　　四中文革的那代人，同前代比较，更具多元化的色彩，更少同一化的特征。尽管薄熙来毫不掩饰的野心在中国政界并不多见，但他对命运的认识和务实作风，被一些人看作是太子党共具的特征。

　　前四中学生、北京大学研究文革的历史学者尹弘飚说，“总体而言，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在思想上更具独立性，对中央政府持有更少的信任。”“在他们理应学习的阶段，他们被卷入政治漩涡。”

　　朱景文教授说，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放弃了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李鱼 编译，路透社

十八大10月召開 常委9變7未有定案

過了「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內地政治日曆的最大日子就是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了。京城消息透露，雖然有薄熙來事件衝擊，但十八大籌備工作未受太大影響，在籌備小組組長習近平的領導下，會議籌備、修改黨章和政治報告起草等小組工作均按進度進行，確定今年10月中下旬召開十八大，不會推遲。 常委9變7未有定案 北京消息稱，目前唯一未確定的就是人事問題。之前有報道指出，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數將由十七屆的9人縮減為7人，消息稱雖有此議，但並未最後定案。過去數月，中央雖然在不同範圍內作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的人選摸底測試，但最後的摸底投票要待各地的十八大代表全部選出後才會舉行。 人事問題也要中央高層在北戴河碰頭開會後才有定案。 消息透露，由於今年「七一」是中共建黨91周年，並非逢五逢十的大慶，加上總書記胡錦濤將南下香港出席祝賀回歸15周年及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等連串活動，所以北京不會有大規模的建黨紀念活動，因此胡總也不會對十八大政治報告有特別的指標性公開講話，大會報告將按照胡總2008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大會和去年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上兩篇講話為基調，重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改革開放和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三不主義」，至於黨章修改，則將加入「科學發展觀」的胡氏理論。 張德江李源潮勢任常委 關於十八大人事的備選名單，有多個不同的版本，除常委人數有9人和7人版本外，政治局入局者也有各種傳聞，如有說個別「60後」省部級幹部入局，亦有說今次「60後」一概不入局，以解決一批「50後」官員的升遷。至於常委人選，與習近平、李克強一樣，現任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兩人，都被認為是較確定的人選。 至於現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員劉延東，有消息稱，她即使不能更上層樓，升任常委，也將留任現職，而且很大機會在明年十二屆人大會議上當選副總理。明报鍾仕

本土化的台灣如何認同中國？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熱鬧的台灣大選落幕，馬英九將繼續執政4年，台灣民眾既不需擔心政黨輪替期間可能產生的動盪，也不需憂慮蔡英文上台後台海關係可能倒退，但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未來4年兩岸關係恐怕也不如外界所想的“會越來越好”，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尾聲時已逐漸出現瓶頸，要突破瓶頸，就得談政治問題，但在台灣經過本土化教育後，對馬英九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不太能理解，因此如何定位台灣，會是馬英九的重要課題。

本土化的台灣如何認同中國？

本次的立委選舉，國民黨在立法院丟了17席，范世平認為席次的增長由很多因素造成，例如選舉的操作，但國民黨的席次還是過半，不致於影響大局。

相對來說，馬英九未來要面對的難題，是在“台灣共識”下發展兩岸關係。范世平認為，對於“九二共識”，是“共產黨不說清楚，國民黨說不清楚，民進黨清楚不說”的情況，反而成了一個“最沒有共識的共識”，民進黨不能承認“九二共識”，是因為認為中國是另一個國家，不想去影響它，也不想跟它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但大趨勢下，未來繼續採行不理會的策略是不可能的，就看民進黨要不要修正。

國民黨也不能再繼續模糊下去。“馬英九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華民國就代表中國，但今天去告訴台灣的年輕人說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他們會說中國跟我們是不同國家，為什麼我們不代表美國？這是長期本土化教育的結果，所以該怎樣把他們拉回來，讓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需要思考的。”范世平對《大事件》說。

范世平認為，在這場選舉中，台灣人其實已經凝聚出一個“台灣共識”，這樣的共識有4個特點，第一，在國家認同上認同中華民國。民進黨過去不認同中華民國，但現在它必須往這邊靠攏。第二，在族群、民族的認同上，台灣人不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因此馬英九不說自己是中國人。第三，在兩岸關係上，台灣民眾多數仍支持兩岸經貿交流，亦即民進黨過去對兩岸經貿交流會造成負面影響的恐嚇，實際上不存在。第四，在兩岸政治交流上，台灣民眾仍顯露出擔憂之情。

在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共識下，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馬英九若說今天開始，大家去唸大陸的歷史，去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都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這也是大陸對馬英九不滿的地方，北京認為，馬英九當選4年，並沒有從教育去改變台灣人的民族認同，也有人認為馬英九等於對民進黨屈服，但范世平分析，不是馬英九不願意做，而是這是主流民意，要改變可以，只是成本會很高。

范世平表示，台灣從1949年到1980年代，經歷了蔣介石、蔣經國約40年的大中國化教育，之後擺盪回純本土化的發展，一直到現在約20年，在這個擺盪當中，台灣未來可能要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台灣人，台灣又要在這之中扮演什麼角色。

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台灣民眾對兩岸的政治談判很警覺，例如馬英九在選舉中一提出和平協議，立即招到強烈的反彈，因此馬兩岸的政治談判一時之間難以進行。

雖然國民黨勝選，但國民黨對“九二共識”實質內涵並未說清，本次選舉中，“九二共識”的議題便爭論多時。范世平認為，國民黨應該從歷史考證面、政治現實面、社會認同面、對岸態度面、國際觀感面，討論出“九二共識”的實質內涵，才能真正終止“九二共識”的爭議，減少不必要的內耗。

在台灣內部形成對“九二共識”的共識後，台灣政府就能在民意基礎下與北京協商，讓“九二共識”不只為台灣帶來經濟利益，也帶來和平紅利，但現階段在台灣定位尚不清楚的情況下，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未來的兩岸關係很難越來越好。

“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尾聲時，已逐漸出現瓶頸，這就是政治問題了。ECFA的後續協商，兩岸的投資保障協議，都沒辦法簽署，因為都牽涉到政治問題，比如在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中，台商算大陸人嗎？還是算外國人？大陸不可能承認他們是外國人，但台商又不希望跟大陸人一樣的待遇。”范世平表示，政治問題牽涉到如何定位台灣，是一個現階段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因此范世平認為馬英九的未來4年會很艱苦。“大陸認為已經給台灣這麼多好處，現在應該換台灣給大陸一些回饋。”范世平對《大事件》說，大陸希望展開政治談判，但他認為馬英九考慮到各種因素下，不可能進行政治談判，這樣的衝撞會在往後出現。

政治議題外，范世平指出，台灣本身的經濟低迷，以及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經濟獲利上的無感，都是馬英九未來的挑戰。

台灣大選的另一個意義，范世平認為，就是作為中國民主化的一個指標。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台灣經過本土化發展與教育後，一談到中國，就覺得那是對岸的事。多數人覺得，只要台灣好就好了，台灣人沒有滿人一樣的壯志，要入主中原。

“今天馬英九到大陸去，可能會萬人空巷，我常覺得大陸人比台灣人還喜歡馬英九。如果台灣人有戰略高度，就應該做為影響中國民主化的一個燈塔，應該主導中國的民主化，台灣有這樣的條件。”范世平說。

此外，范世平也認為台灣大選結果對胡錦濤來說非常重要。“有一方認為，台灣大選結果關係著胡錦濤10年的政績，特別在胡錦濤沒什麼明顯政績的情況下。”范世平解釋，兩岸關係可能是胡錦濤在18大時唯一能作為政績的一項，如果馬英九沒當選，可能影響到胡錦濤在18大的影響力，台灣大選對胡錦濤的重要性，可從後來台商紛紛出面支持馬英九，以及約20萬台商回台投票看出。“據我瞭解，國台辦下達指示，要台商一定要回台灣投票。”范世平說。

范世平認為台灣大選結果對胡錦濤來說非常重要

小胡錯判內蒙形勢，老胡急調重兵護犢

    由於胡春華誤判形勢，將原本屬於經濟糾紛的事件，看成為“蒙獨”性質，施行鐵腕鎮壓，結果招致蒙民反彈，局勢差點失控，迫使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急調四個師震懾，才使局勢穩定下來。


《明鏡月刊》古民

2011年5月曾一度引起中外關注的內蒙古騷亂，近日又傳出爆炸性內幕：由於胡春華誤判形勢，將原本屬於經濟糾紛的事件，看成為“蒙獨”性質，施行鐵腕鎮壓，結果招致蒙民反彈，局勢差點失控，迫使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急調四個師震懾，才使局勢穩定下來。
國務院某知情人士近日透露，5月份的內蒙騷亂，原本是一起極其簡單的民事糾紛。5月11日，錫林郭勒盟一位牧民企圖阻攔運煤貨車開入草原時被撞至身亡，引發民眾長期以來對官商勾結，開發與運輸缺乏規範，嚴重破壞草原生態的不滿情緒，衹要加以有效疏導，及時懲凶除弊，就可以化解。


小胡錯判內蒙形勢。

但由於胡春華長期待在西藏，思維受到民族矛盾及“藏獨”的慣性影響，過於偏執於事件背後所謂的“蒙獨”因素，佈局時陷入舉輕若重、本末倒置的境地；同時，胡春華多年來一直以胡錦濤為榜樣，遇此事件，也想傚法當年胡錦濤在西藏的鐵腕鎮壓手法，一方面向胡討好，另一方面樹立封疆大吏的形象，於是小病大醫，施以高壓政策，致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幾近無法收拾的惡劣地步。
抗議半月餘後，事態愈演愈烈，國際社會強烈關注，蒙古民眾愈加心齊，反倒逼“蒙獨”情緒，迫使胡錦濤急調四個師的兵力入蒙，力行彈壓，才將事態控制住。

知情人稱，胡春華錯判形勢，幾可用“誤國”評之。所謂“蒙獨”，原本衹是幾個不成氣候的人在海外鬧騰，本無多大影響，更無多少民意基礎。中共對蒙古族，也一向十分寬仁，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蒙獨”都沒“藏獨”、“疆獨”那樣深刻的民族矛盾做基礎。
但思想僵化又急於表現的胡春華，錯出棋招，反而擴大“蒙獨”因子。現在事態雖然控制，但蒙古族人情緒並未穩定。北面的蒙古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已經發生數起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可以說胡春華一招夾雜著私心的錯棋，已經種下中國北疆不穩的禍根。

知情人稱，聯想到胡春華在河北處理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遲鈍、無能，胡春華的非同一般的平庸能力已經顯現。三鹿毒奶粉本是一件地方性事件，衹要胡春華本著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主動承擔河北省的管理責任，及時處理受害兒童的安撫和賠償問題，三鹿事件就不會演化為國家事件，害累中央背上巨大包袱，同時也為全國其它地方種下穩定隱患。現在全國的受害兒童家屬，都在各地維權。本來應該集中在河北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全中國的問題。全因為胡春華只考慮一己官位之私利，胡錦濤護犢心切，不惜由中央扛下包袱所致。
這樣的人，據傳還要調任北京市委書記，到時若再出個“非典”之類的突發事件，以如此執政能力，不知還將出什麼“笑話”，惹下什麼禍事。（《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29期)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4

趁胡锦涛访问，各路团体移师香港“上访”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6月29日至7月1日期间莅临香港出席回归15周年庆典以及为梁振英新政府监誓，但不少人却趁此机会到香港“上访”，包括为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一案申冤，另有团体宣称要揭发胡锦涛主管西藏时残暴镇压藏胞的内幕，也有在大陆投资被贪官吞产导致家庭破碎的港商群体。此外，过去曾参加7.1大游行抗议大陆地方政府强占民间土地的受害人，亦陆续透过多个管道到达香港，组织示威行动，尽管大陆边防当局已限制7.1前后内地人民访港。

据东方日报报道，警方正考虑设立一个「递信区」，让各示威团体可以派代表入内与领导人有较近距离接触，避免出现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期间的“生人勿近”尴尬场面。但有关的计划仍在筹划之中，目前暂未有定案，料日内有最终决定。

近日网上流传一张「6.30追击胡锦涛」海报，内容披露胡锦涛1989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为镇压藏人要求藏独的游行，出动武警及解放军铁腕镇压。苹果日报报道，海报引述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事件中有约60到80名藏人被枪杀，但真正死伤数字一直被封锁。

苹果日报又指，一群在大陆投资却惨被贪官吞占资产的港商，亦将准备向胡锦涛“拦路申冤”，特别是他们指责的其中一个贪官，就是胡锦涛亲信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报道指，年届七旬的港商王文金，在山西以1200万元港币投资一个铜矿，2000年被另一矿场以私有化为由侵吞。他去年在上访期间却被十多个大汉绑架，并以诈骗罪名刑事拘留，至今未见家人一面。报道指，王的妻子指控，幕后黑手正是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仗着弟弟令计划是胡锦涛大秘书而作威作福。

事实上，趁着7.1即将来临，多个港商25日一起到香港立法会大吐冤屈，声称他们在大陆投资，却被地方官府欺压和侵占财物，致使他们血本无归。王文金一家6年来不断上访，却被香港驻京办推卸不在职责范围之内。王文金的儿子王冰池表示，内地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他父亲杀死，一分钱都不用赔。王冰池怒斥山西省官商勾结之余，还将连同一班家园被强行拆迁、工厂被一夜抄家等的港商，争取向胡锦涛呼寃。

过去香港7.1大游行申诉的议题，大多与香港政治民生有关，但近年来大陆社会及维权事件，亦受到港人关注，游行的议题因此而“大陆化”，包括刘晓波、艾未未以及最近的李旺阳等事件的诉求，亦见诸游行行列。

胡锦涛访港期间，全程有中南海保镖及本港警方的要员保护组（俗称G4）近距离保护；场地内、外的保安则由警方逾4000人的三层保安梯队布防，包括每队170人、共6个大队的机动部队及逾百人的快速应变部队；连同重点及搜查组、爆炸品处理组及把守本港各重点位置如领事馆的反恐特勤队及戒备人手，料警力达6000人。

廖亦武：老基督徒張應榮無所顧忌講經歷

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明鏡月刊》廖亦武


前奏

2005 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 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 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 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 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 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 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 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裏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老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90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 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3 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 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穀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幹彝、黎族、 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3個年頭。
老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 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50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 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 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裏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10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 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 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裏就被劃為地主。
老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5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裏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未完待续。《明鏡月刊》）

陕西遭引产孕妇家庭被骚扰丈夫失踪

镇坪县打出了标语横幅指责被引产孕妇一家卖国贼

陕西镇坪县怀孕七月孕妇遭引产的消息曝光后，孕妇冯建梅和丈夫邓吉元受到当地政府的骚扰。

各种报道称，邓吉元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在邓吉元日前接受德国《亮点》周刊（Stern)的采访后，对这一家庭的骚扰更加公开。
在冯建梅所在的医院外，有人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而邓吉元在失踪之前与县政府官员谈话时被人殴打，官方称打人者为“酒疯子”。
署名邓吉元妹妹邓吉彩的微博写道：只因为我们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他们就来了那么多人，骂我们卖国贼，我们是卑微的小民不懂大道理，可我们都有良心吧，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有家庭，也有孩子，可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是谁养活的你们？

引产

此前，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妇女冯建梅被强制引产。
当时，腹内胎儿已经7个多月，近乎完全发育。6月11日，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网民愤怒、舆论大哗。
事件曝光后， 陕西安康市政府决定对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江能海、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镇长陈抨印、镇坪县曾家镇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龙春来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报道说，安康市政府还许诺要第一时间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但中国媒体跟踪报道称，至今邓吉元冯建梅没有等到任何处理结果。
邓吉元曾计划前往北京，但是遭到当地官员的阻拦，并曾被人踢打。
据邓吉彩介绍，此后邓吉元身边便常有四五个人跟随，防止他进京。到6月24日晚，邓吉元与家人和外界失去联系。

涉泄中朝导弹车交易日本官员自杀

BBC中文网日本特约记者童倩

日本据称掌握了中国向朝鲜出口导弹车的证据

日本多个主要传媒周一（6月25日）晚上起陆续报道，外务省一名官员被怀疑向传媒透露中国对朝鲜出口导弹发射台车的消息后，上周三在东京郊外的千叶县茂原市家中被发现死亡。

警方调查后认为案件不存在凶杀可能性，认为可能是上吊自杀。

这名47岁的官员是外务省第二国际情报官室的企画官，今年4月刚从海上保安厅调到外务省工作，千叶县警方周一透露消息时没说其姓名。
不过消息披露后，马上有网民在外务省网络上查看名单，初期看到第二国际情报管室企画官“河野优”的姓名，但很快就被外务省删除。

追踪泄密途径

本月中旬日本主流传媒纷纷引述政府内透露的消息说，日本政府获得了中国向朝鲜出口导弹发射台车的记录。
外务省在调查内部可能泄漏这一机密情报的消息源时，该名官员作为几名被怀疑泄密的对象之一，准备接受调查。
当时日本报道的消息称，日本海上保安厅去年在大阪港口检查一艘柬埔寨船籍的货轮时，发现了中国企业向朝鲜出口特殊车辆的清单记录等。
日本方面将有关证据转交美国，指证中国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对朝鲜出口导弹相关物资的决议。

再与中国有关

报道引发了日本内外关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次日证实美国获得相关消息，已要求中国说明。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中国企业向朝鲜出口导弹相关物资，说明出口的只是民用车辆。
当事件在国际上正趋不了了之时，日本政府内部追究泄密的行动则是外弛内张。
前年9月中日东海撞船后，日本政府追查网络上流传的撞船录像时，一名海保厅官员承认泄密后遭解雇处分，政府同时也加强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处规定。
外务省04年也发生过驻上海领事馆一名46岁的电讯官涉嫌中美人计、泄密自杀的案件。

人权组织要求中国保护缅甸难民

人权组织要求中国向缅甸卡钦族难民提供保护。从去年6月以来，为躲避缅甸政府军追捕而进入中国云南藏身的卡钦族人可能已达1万名。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周二（6月26日）发表一份报告，呼吁北京政府对这些缅甸少数族群难民暂时提供保护，并保障救援组织不受阻碍，向难民提供帮助。

该组织在报告中指出，难民生活在恐惧中，担心随时会被遣送回缅甸冲突地区。

报告称，难民们抱怨既无足够的住宿可能，又没有足够的饮用水、厕所或医疗保障。一些难民甚至被逮捕并遭审讯。卡钦族是主要居住在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

多年来，卡钦族武装组织同政府军之间一再发生战斗。

德国之声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决為遏阻各州移民苛法打開大門

美國最高法院25日的裁決，不僅否決了亞利桑納州移民法的關鍵條款，還為聯邦法院推翻其他州移民法的類似條款打開了大門。

但支持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的人士表示，該裁決允許州政府在執行聯邦移民法中扮演重要角色，允許地方政府核查非法移民嫌疑人的身分。

高院否決了亞州移民法的下述條款：所有移民必須獲得或隨身攜帶身分證件，非法移民尋找或繼續工作屬於犯罪，警方可不經法官批准，逮捕非法移民嫌疑者。

阿拉巴馬、喬治亞、南卡、印第安納和猶他州的移民法，至少一部分內容跟亞州2010年通過的移民法相同。高院的裁決將使針對這些州移民法的訴訟得以繼續進行。

這些州移民法的部分條款已被聯邦法官暫停實施。許多聯邦法官一直在等待高院的裁決，以便做出最後裁決。他們相信高院裁決會提供一個重要的司法先例。

阿拉巴馬州移民法為全美苛峻之最，它不僅包括亞州移民法的大部分內容，還要求公立學校核查新學生的身分，允許警員在交通攔檢或其他執法過程中「合理地」確定非法移民嫌疑者的身分。

高院的裁決為第11聯邦上訴法院裁決這些條款是否有效鋪平道路。該上訴法院也在研議喬治亞州移民法，該州法允許警員檢查民眾的移民身分。

該裁決還可能使聯邦法院對印第安納州移民法一個條款發出的禁止令變成永久決定。該條款允許警員逮捕被聯邦政府下令拘捕或遣返的任何人，即使他們並未涉嫌犯下其他罪。

猶他州律師沙特勒夫(Mark Shurtleff)表示，猶他州移民法要求重罪嫌犯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該條款引起的訴訟正在等待聯邦法院的裁決，高院裁決意味著原告將會獲勝。

高院沒有觸動若干訴訟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州移民法鼓勵警員搞種族偵防(racial profiling)。這就使下級法院可以以此為由，推翻各州移民法的部分條款。

高院裁決還將嚇阻其他州考慮類似移民立法，或至少使他們在立法時排除已被高院否決的條款。

世界新聞網，美聯社阿拉巴馬州伯明翰25日電

重慶警官：王立軍驕橫跋扈 目空一切

重慶一名中層警官撰寫13萬字的「見證王立軍」長文，經內地著名律師陳有西推薦，25日在網上曝光。文章大爆王立軍執掌重慶公安後種種醜行，刻劃了一個「變態、殘暴、無情、專橫」的中國高級警官形象，讀之觸目驚心。

文中提到，一次王立軍去解放軍醫院看病，醫生指他有心理疾病，表現為性格缺陷，他大怒要刑拘軍醫，但被軍方阻止。王聲稱出訪過400多個國家，秘書寫材料時不知如何下筆，他大罵「你懷疑我嗎？混蛋，我槍斃你！」秘書被嚇得抑鬱成疾。

文中稱，在2009年初，王立軍在公安大學進修時的班長對到北京辦事的重慶朋友說，「用八個字可以概括王立軍的全部：變態、殘暴、無情、專橫」。不久，從遼寧鐵嶺方面又傳來對王立軍的評價，結果如出一轍。

後來，從王立軍在重慶的一言一行看，這八個字全面、準確，毫不誇張，毫不冤枉，的確高度概括了王立軍驕橫跋扈、目空一切的全部人生。一位資深老公安在提前退休之前說，「現在重慶市公安局就像一個火藥桶，隨時都有可能爆炸，只缺一個點火之人了。」

重慶緝槍大行動，王先花錢雇線人去遊說那些已金盆洗手的造槍前科人員，誘騙他們到重慶秀山重操舊業，然後王率部行動「圍捕」，因繳槍不夠多，又從公安收繳倉庫中運出大批充數，供領導和民眾「參觀戰果」。

王立軍初到重慶時妻子同行，他下班後無聊，下令要手下跟他「加班」；王妻肖淑莉調去後，他任命妻子為某部負責人，只領薪水不上班；王立軍的父母在老家保母開支、女兒在北京讀書開支等全由重慶公安局支出。王立軍的警衛按中南海一級標準，他的貼身保鑣多達25人，外出就餐時，餐館要清場戒備。

世界新聞網香港新聞組香港25日電

開槍還是不開槍：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

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

文/Mark R. Thompson

中國、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運動有著相似的開端，都是以群眾為基礎、非暴力的抗議來反對持強硬路線之政權。然而在十年多之後，中國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和東歐的成功革命卻變得似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些國家之後的發展可謂「天差地別」。

在下令軍隊向和平抗議者開槍之後，中國共產黨統治者處決或囚禁了數以百計的民主活動人士，同時還逼迫其它民運人士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卻從未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火，且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隨後都垮台了。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兩國均已不復存在，但包括近期選舉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彼此繼承者，都已變得民主化。

正如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對其所作的形容，東歐的民主化往往被視為「一個單一的雪球」（one single snowball）。 波蘭、匈牙利的協議式轉型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轉型兩者之間的差異一直都被人們淡忘，而後兩個國家在當時遭受血腥鎮壓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們忽視了。

相反，東歐的民主被視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集團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結果。 因為中國的鄧小平並非是與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動者，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鎮壓也就被視為向著非民主方向發展會出現的理所當然之事。然而持強硬路線的共黨領導層並非僅中國一家，儘管戈爾巴喬夫暗示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應該進行改革，兩國當時的領導人也同樣頑固不化。

人們很容易忘記當時兩國均瀰漫著一種恐懼：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議者將會遭受與中國學生示威者同樣的命運。東德政權故意製造了這類焦慮，該政權在當時選擇僅對中國政府擊敗「反革命」的作為大加讚揚。反對派領導人和普通示威者則以嚴肅態度看待這種赤裸裸的威脅。

1989年10月9日——發生在萊比錫的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天——成千上萬民眾正準備和平反對東德政權的和示威，而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卻在歡迎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東柏林並讚許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採取的鎮壓抗議的行為。另一位東德政治局成員則警告兩位新教領袖說，北京「只是在地理上」遠離柏林，言下之意很明顯是在說東德政權不排除武力鎮壓抗議者這一選項。

對萊比錫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規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還有28個各有80名義務兵的流動警察小隊也被動員起來反制示威運動。政工人員向已經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員之後的最終團體做了情況簡報。 「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么是他們，要么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

萊比錫各家醫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漿，這個信息讓示威者普遍聯想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同樣，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權中央委員會數位成員「草率的考慮了採取中國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議開始的第一周曾認真考慮過動用武裝部隊的做法。 抗議者擔心遭到開槍鎮壓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學生示威被野蠻驅散之後。

「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發生的事件並未與北京天安門事件以同樣方式收場？」這仍然是1989年革命歲月中最重要的謎題之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嘗試解答它。各種解釋往往太重視文化差異以至於看不出這種比較有何意義。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宣揚了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認為西方式民主並不適合亞洲國家。 著名美國學者亨廷頓也以類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的衝突。 儘管如此，前東德成功開展民主化及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關於東柏林的紅色普魯士和波恩的內閣民主的爭論，更遑論德國固有的威權主義特徵。

儘管台灣進行了民主化，但認為中華文化天然具有威權主義成分的相似成見迄今仍未被棄之一旁。 本文有意識地忽略了這些文化主義的論點、這些對一種文化內涵所做的假設、以及東方主義視角。學者們在思考為何中國會向抗議者開槍而東歐國家卻並未這麼做時，提供了四種重要解答：政黨的正當性（Party Legitimacy）、社會現代化、領導層的行為及反對派的策略。

儘管每種解釋都對解開此疑問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們全都忽略了1989年時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共同政體類型及其亞型（subtypes）之間的差異。 1989年時的中國和東歐國家共黨政權都是後極權主義的政體，但在中國的「初期型後極權主義」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滯型後極權主義」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

杰拉爾德·西格爾（Gerald Segal）和約翰·菲普斯（John Phipps）提出了這個問題，即共產黨軍隊捍衛各國共產黨、對抗大眾抗議的動機是什麼。他們認為，在經歷過一次國內革命鬥爭的國家，軍隊會持續對共產黨效忠是因為本土性的軍隊都以爭取權力為第一要務。這樣的戰鬥有助於增強政黨與武裝部隊及革命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感。如果有操控性影響力的外國強權明顯非常希望軍隊如此行事，那麼軍隊就會付諸行動……也許是因為有蘇聯人，東歐共產黨政權才得以掌權，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後它們便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了自信。

東歐共黨政權的正當性危機的深度超過了中共政權，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國家決策過程中的關鍵要取決於蘇聯的態度也是世所公認的。在中國不存在外部的仲裁者，但東歐的情況卻是蘇聯當局的意見起到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如果沒有蘇聯的同意或者至少是善意中立，1989年的東歐要發生革命是不可思議的。

杰拉爾德·西格爾和約翰·菲普斯關注精英正當性問題。與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支配（domination）形式的分析中所強調的大眾正當性不同，精英正當性重點在於政權內部人士的忠誠。 瑞格比（TH Rigby）和費倫次·費赫（Ferenc Feher）認為，「即便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大眾）正當性只起部分作用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國家，正當化（legitimation）的模式作為統治者和其行政人員之間權威關係的基礎仍保留了其重要性。」

瑪瑞爾·馬庫斯（Maria Marcus）把即便缺乏大眾支持的共產黨政權的內部正當化稱為「來自上層的正當化。」 遵循這種論點，朱塞佩·Di·帕爾瑪（Giuseppe Di Palma）提出，雖然一個自我宣稱「有德性的政權（ virtuous regime）可以在沒有大眾支持的情況下存活……但當其不再相信自身的德性(virtue)時卻幾乎無法存活。」

丹尼爾·弗里德海姆（Daniel Friedheim）在其對東德安全機關精英所作研究中，用資料支持了這樣一種爭議性論點，即極度依賴外國支持的政權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就失去了內部正當性。弗里德海姆針對「秘密危機團隊」成員——黨的領袖、文職國家官員、安全機關官員——所作的調查披露了在拒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部之前對於該黨執政目標近乎一致的支持突然受到侵蝕。

弗里德海姆暗示東德「團結、僵化的領導層」利用「無所不在鎮壓」」和對無組織的反對派的蔑視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穩定的假像。但當從莫斯科發出的「霸權信號」（hegemonic signals）發生改變的時候，許多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干部便對他們政黨的正當性失去了信任，與此同時其軍隊機關的忠誠度也打上了問號。

儘管缺乏這類系統性的數據，但林茨（Juan J. Linz）和斯特潘（Alfred Stepan）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提出了一種類似的觀點。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開始慌張和困惑起來，特別是當戈爾巴喬夫要求對蘇聯在1968年做出的干預行動予以譴責時，要知道蘇聯對布拉克之春所作的鎮壓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強硬派存在的理由。隨著對自身統治權的日益質疑，當示威和罷工於1989年11月中開始興起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強硬派便快速失去了對該國安全機關的控制及其忠誠。

相較之下，具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在一場危機局勢中，一個自信的黨保住了由解放軍的槍桿子中得來的權力。

然而現在看來，與1990年那時相比，西格爾和菲普斯的論點似乎不那麼具有說服力了。本土革命正當性並不足以挽救戈爾巴喬夫1991年在蘇聯的統治。他的政權並非是在面對平民革命的挑戰時崩潰，相反卻是在一場來自統治精英同志的失敗政變後垮台。蘇聯與1989年的東歐和中國情勢如此不同。但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的共產黨都在精英正當性方面嚴重受挫。

在1991年8月份的蘇聯，蘇共地位下滑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大部分安全機關拒絕服從戈爾巴喬夫、蘇共及軍隊首腦的指揮。當外部依賴性或許使得共產黨政權更易在危機期間走向崩潰時，政黨從其革命過往所汲取的獨立地位及民族自豪感卻並非軍隊忠誠的保障——正如蘇聯的經歷所展示的那樣。無論是對本土政權還是對仰賴外國勢力之政權，都必須要更好地理解共產黨政權中政黨正當性下滑的一般性原因。

作者簡介：Mark R. Thompson，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政治系教授

原文出處：《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2001年第34卷第1期

此文由譯者團隊翻译

中国公务员的优厚养老制从何而来

   自6月初以来，中国养老金存在的各种问题持续发酵，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历来被口诛笔伐的养老双轨制，无可避免中枪了。

　　所谓养老“双轨制”，即是企业职工养老需自掏腰包，公务员在职时分毫不拔，退休后待遇却比企业职工优厚。公务员这种“超国民待遇”，堪称世界独一无二。

　　那么养老“双轨制”如何形成，经历哪些变迁？

　　【一】养老双轨制由来已久，58年后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伊始，养老双轨制已存在。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依据不同制度，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优于企业职工。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标准得到统一，养老双轨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

　　养老双轨制建国初已存在，公职人员养老标准优于企业职工

　 　养老金“双轨制”由来已久。建国初期，企业职工的养老根据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则根据其他条例来 退休的。譬如，1950年颁布的《中央级直属机关暂行供给标准》中，就规定了公职人员的养老事项；1955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等条例陆续颁布，正式规定了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自此，公职人员的养老自成世界，且其养老标准优于企业职工。

　　58年国家统一职工和公职人员养老制度，养老“双轨制”暂退出舞台

　　养老金“双轨制”一刀把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划分成两个世界，普通民众真金白银缴纳养老保险，而公职人员半毛钱不花却享受比普通民众更高的养老待遇。尽管养老金“双轨制”招致了无数的口诛笔伐，但仍然屹立不倒。养老制度的统一看似是遥不可及的。

　　但其实它曾短暂退出过历史舞台。

　　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统一规定了职工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根据规定，企业职工及公职人员都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费用源于财政，退休待遇与工作年限挂钩，以退休时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

　　之所以统一养老标准，是要降低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进而减轻财政负担

　　1958年出台养老新规后，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便下降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说得最清楚：

　 　“这个规定（即《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编者注）的第四条规定，一般年老退休人员的退休费，按照本人连续工龄的长短逐月发给本人工 资的50％到70％，这和‘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是相同的。……新规定的退休费标准比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人工资的50％至 80％），对于少数人来说（即公务员人员，编辑注），是稍降低了一点；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的优惠待遇也由’可以酌量提高‘改变为‘不超过本人工资的 15％’。为了和企业单位待遇一致，免得相互影响，这样略加调整是必要的。”

　　当时高层要通过统一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来降低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马文瑞坦承新规定的出台，目的之一就是“节约”，换言之就是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总的看来，新规定的退休以后的待遇和现行的规定出入不大。这里既要考虑力求节约，又要考虑能够使应该退休的职工乐于退休。因此，我们认为新规定的待遇 标准是比较适当的，不宜再提高，也不宜再降低。如果将来职工的工资水平有了更多的提高，这个暂行规定中所定的退休人员的待遇标准，还可作相应的改变。”

　 　当然，统一养老标准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节约开支”是当时的主题，在1958年前后，工人和干部的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引起了高层的担忧。1957年 周恩来八届三中全会上时说：“我们确实为广大职工办了许多必须办的好事，但是，主要缺点是走得快了一些，办得多了一些，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广大农民生 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不相适应。……公费医疗中的严重浪费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情况。由于福利费使用不当，群众意见很多，特别是有些单位将福利费过多地用于领 导干部，造成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影响。但是，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于职工生活中某些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关心不够的现象，也是必 须注意纠正的。”（《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周恩来，1957年）

　　但养老城乡依然有别，农民养老没保障

　 　虽然职工和公职人员之间养老标准统一了，但城乡之间的养老差别依然存在的。建国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理应获得国家的保障。遗憾的 是，农民养老只能自生自灭了，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才获得集体的保障。1956年开始施行五保户制度，对农民孤寡老人进行救济，但享受五保救济的农民只占 少数，据研究统计，1958年享受“五保”待遇的有519万，占当年农村总人口的0.9%。

　　【二】80年后双轨制回归：公职人员养老由国家全包

　 　文革结束后，政府机构臃肿，干部老年化严重，1980年领导层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好让他们尽快退休。从此，公职人员和职工执行不一样的养老制度了。 从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国家开始改革旧有的养老制度。在新的养老制度下，企业职工养老不再由国家全包，需要交纳费用了，但是改革只针对企 业，未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养老依然由国家全部买单。国家曾尝试改革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但都无疾而终，至于针对机关单位的养老金改革更是未见踪 影。

　　文革结束后人员臃肿，邓小平：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文革结束后，大量的老干部重返岗位，“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1979年，各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各省市自 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者占50.55%，其中65岁以 上者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许多老干部年高体衰，积劳成疾，很难承担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

　 　如何精简人员，让老干部退下去，令干部年轻化呢？显然，最起码要保证老干部退休后生活依然过得滋润，让他们甘于退位。领导层对此心知肚明。1979年7 月29日，邓小平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

　　高层指示快速成为政策：80年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养老双轨制具雏形

　 　高层的指示很快就成为政策。1980年9月《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颁布，1982年2月，《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台。至 此，公职人员和职工的养老开始分道扬镳。根据规定，“干部离休后，原标准工资(含保留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其他各项生活待遇，都与所在地区同级在职 干部一样对待，并切实给予保证。医疗、住房、用车、生活品供应等方面，应当优先照顾。”

　　老干部离休制度，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它只针对1949年9月30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尽管当年出台政策是好让老人退下去，但这两条法规成为日后公职人员养老的制度基础。

　　90年代初双轨制成型：工人要掏腰包养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仍由国家全包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此后，工人养老不再由国家全包。但国务院又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不执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由人事部负责，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1992年，原人事部就曾下发《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上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要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城镇各类职工中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精神，逐步改变退休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做 法。”人事部还在云南、江苏、福建、山东、辽宁、山西等省搞了局部试点，但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公职人员养老依然沿袭旧有制度，由国家全包。

　 　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实行职务级工资制，规定“离休人员，按离休前本人职务工资和津贴的全额发 给”，同时规定实行新工资制度后离退休公职人员的退休标准：职务工资和津贴按国家有关规定打折扣后计发退休费，费用列入国家预算。该规定成为现行公职人员 养老制度的法律基础。从此，企业工人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又再被划分为两个世界。一般而言，职工退休后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的60%左右 ，而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则有退休前工资的90%。

　　双轨制下养老待遇差距：“企业干部不足2000，机关门卫近5000”

　　养老金双轨制下，职工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养老待遇差别有多大？

　　职工、事业单位、机关单位人均月养老金（2001——2005年）

　　来源：《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离退休费用对比分析》，任钰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根据统计，到2005年底，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职工两倍多，如果算上津贴、补贴等等，差距更大。据媒体报道，2012年，职工与公职人员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达3倍之多。

　 　2010年全国两会时间，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说了一个典型例子生动说明了职工与公职人员养老差距：“两会前，国企退休老干部董岳童，联合30多名企业 退休人员给我写信。信中介绍，一名在县级机关做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4600元，而董岳童等人的退休金还不足2000元。企业按月缴纳退休金，公务员 不缴纳退休金，可退休金反而最高。”

　　取消“双轨制”：仅向事业单位人员开刀，丝毫未触及机关公务员

　 　公众对养老金双轨制怨声载道，要求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的呼声日渐高涨。2009年，国务院重启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 市搞了试点，改革方式包括有：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等。

　　据了解，由于改革之后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的收入将大幅降低，改革遭到特别事业单位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抵制。2009年两会期间，科教文化界共有大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要求暂缓实施这一改革。

　 　“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仍只有1080元说明平均养老金太低了，应该考虑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而不是降低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正确的‘养老金制度改 革’，应当是让企业的养老金向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靠，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而不是让事业单位向企业靠，降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全国人大代表戴敏对媒体 道出抵制的缘由。2009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惠及于民”的提案对事业养老改革提出异议。

　　“对公务员来说，改革没有预期，自然是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而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戴敏还指出，养老金改革只向事业单位开刀，丝毫未触及机关公务员，改革并不公平。

　　结语

　 　梳理养老金双轨制的历史变迁，不难发现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几乎是政府自己说了算。公职人员本来就是公众请来的管家，管家的待遇怎样，应当由主人说了算。 所以，公职人员退休标准如何，应该交由人大决定。可是事实让人失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跟政府都亲如一家了，公众取消养老双轨制呼声一片，代表委员却表示 “没有研究”“不好评价”或“敏感”、“会激化社会矛盾”等。养老金双轨制何时到头？天知道。

 




黄家杨，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