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說，香港人對1997之後的情況深感憂慮，北京要正視這個問題。聽了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天安門鎮壓保持了中國往後的穩定
1989年學生運動時，鄧小平已84歲，他既沒有走到街上與示威學生會面，也未處理黨每日回應的細節部分，但他仍在幕後專注地觀察事態進展，也是最終的決策者。傅高義說，在鄧小平看來，示威者是改革開放下的受益者，現在卻是社會穩定的威脅者，因此鄧小平對示威者沒有太多的同情。
當時高層領導間的政治分歧，特別是趙紫陽和李鵬，以及鄧小平逐漸減少涉入日常事務的情況，都是導致衝突和矛盾的原因，這樣不確定的環境又在底層產生社會騷亂與惡化的根源。大部分的學生對政治自由較不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個人自由，例如選擇自己工作的自由和逃離政治導向的自由。對一般大眾來說，許多人擔心的則是通貨膨脹。
一開始，鄧小平試圖避免流血衝突，因為這樣只會激怒示威者，但從一開始，他就相信強硬的手段是必須的。胡耀邦葬禮後，鄧小平更直接涉入監督黨對示威者的回應，他要確保官員準備執行任何他認為重整秩序必要的步驟。
人民日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加深了示威學生的不滿。為了恢復公眾的支持，鄧小平準備廢黜趙紫陽，選定一位新領導，在軍隊接管天安門廣場後立刻上任，對外亮相，而此人必須與天安門鎮壓無關。5月19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選定有對外經驗、科技知識，並承諾改革的江澤民，作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傅高義寫道，沒有證據推測鄧小平對於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有任何遲疑。6月3日下午2時50分，鄧小平對遲浩田下達“用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的命令。在鄧小平看來，即使6月3日街上被清空，示威運動仍非常可能沒有停止。“示威者只會暫時撤退，在往後匯集成更大的勢力……6月4日使用的力量確保了運動立即、確定、一勞永逸地終止。”
鄧小平的家人指出，儘管鄧小平遭受許多批評，但他從未懷疑過自己做的決定是否正確。雖然許多觀察家相信不使用暴力也能清場，但鄧小平所擔心的，不只是廣場上的學生，還有國家整體的權威喪失，他的結論是，強力的行動是恢復政府權威所必須的。
傅高義認為，許多對於天安門悲劇的種種推測，都無法給出確切答案。能肯定的是，天安門鎮壓後的20年，中國處在相對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今日，中國人享有比1989年更舒適的生活，也比中國過去任何時候要更便於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中國人的教育水平和壽命都持續增長，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成就也感到驕傲得多。
“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中國在國際間受到抨擊，西方高層停止訪問中國，西方國家對華限制科技輸出，特別是軍事科技，許多人懷疑中共在中國是否還有未來？在此嚴峻的情況下，鄧小平相信，要重新取得公眾的支持，黨絕對需要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此外，他也認為需要對外部世界開放，而不是關閉國門。鄧小平也提出，必須快速調查、懲罰貪腐大案，不論誰涉案；他重申，第三代領導人必須持續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將指揮棒交給江澤民後，1992年1月17日，87歲的鄧小平登上專車，開始了南巡。沒有任何一位中央領導，即使是江澤民，事先得知鄧小平的出發時間和行程。中央領導與地方接待人員都只知道這是場鄧小平的“家族出遊”，成員有鄧小平、夫人、四名子女（小兒子鄧質方不在內），以及子女的配偶共17人。
鄧小平在此次“出遊”中考察了武漢、廣州、深圳、珠海、上海，發表一系列講話，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促成了這些地區更大的市場開放與更快的成長，也未中國往後五年的變化定下路線。江澤民把鄧小平的觀點提升為“鄧小平理論”，稱讚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的精神覆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的中共十四大，即使他到最後一個環節才現身會場。該次會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等基本路線寫進中共的黨章，鄧小平也安排了在十四大上胡錦濤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後來成為江澤民的接班人。
鄧小平說過，他希望後人記得的自己，是真實的自己。他希望留下好的一面，但他也不願意受到如毛澤東那樣被浮誇的讚揚，與毛澤東將自己比作偉大君王不同，鄧小平不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他希望自己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形象被後世銘記。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1994年新年。1997年2月19日凌晨，鄧小平逝世，享年92歲。3月2日，遵從鄧小平的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
多處讚揚鄧小平遭質疑
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出版後引起廣泛關注，也受到多方肯定與讚許。書中對鄧小平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改革、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等成績予以正面評價，傅高義問道：“20世紀政治領袖中，有誰在提升如此眾多人民生活水平上做得更多？”“20世紀政治領袖中，有誰擁有如此深刻、持續地影響世界歷史的能力？”傅高義認為，鄧小平實現了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夢想。
鄧小平在歷史上的評價不一，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讚揚，也遭到一些評論家的質疑。方勵之便在《紐約書評》載文批評此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方勵之也認為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的說法本末倒置。
《紐約書評》專欄作者、評論家祈士遵（Christian Caryl，一譯祈士坦）也撰文指出，《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中，一些部分的描述令人讀起來感到疲憊，在書中可找到對於鄧小平職業生涯的描寫，但如果想瞭解鄧小平的生活，恐怕會讓讀者有點失望。“從文體上說，一本傳記還是該講一個故事，最好是讀者不必費力就能解讀的故事。”
祈士遵認為，傅高義似乎快速地略過鄧小平經歷過的艱苦、黑暗的一面，對於鄧小平身後的大量迷團、驚人的陰謀詭計、四川人的辛辣氣息等，幾乎都被忽略。雖然傅高義確實提到一些黑暗面，但經常太過小心翼翼，例如描述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人，或者取締北京民主牆的部分。
祈士遵也指出，傅高義在敘述鄧小平不那麼體面的時刻時，沒有展現足夠的大師風範。例如在描述1957年“反右”運動時，並未介紹這場運動中受害者遭到的虐待、自殺、被判刑勞改或流放。“傅高義過於傾向用黨的邏輯來解釋，例如天安門鎮壓或西藏議題。”
不過，祈士遵稱讚傅高義出色地把中國巨變的政治細節重建出來，《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是眾多鄧小平傳記裡最完整、最有信息量的一本書，“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可能我們就不再有機會知曉。”傅高義所揭示的新鮮內容，通常來自於內部人士口述的貢獻，而不是來自於書面材料。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在《亞洲週刊》撰文指出，當世界驚嘆於“中國統治世界”時，卻忘記了它有個多麼卑微的開始、經歷了多麼顛簸的道路，《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是傅高義10年研究、超過900頁的作品，似乎也匹配他的傳主與個人雄心。
但許知遠認為，傅高義一廂情願地把中國成就都歸在鄧小平的名下，“他讓3億人擺脫了貧困”這一說法自身就存在著邏輯錯誤：傅高義忘了是共產黨的統治讓這3億人陷入困境，也是這些人的勞動與才智讓自己擺脫了貧困，而鄧小平是此壓迫性體制的重要締造者，當經濟改革啟動時，積鬱已久的巨大能量噴薄而出。
許知遠認為，現在的中國由於鄧小平的不徹底改革和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官僚系統重新迅速膨脹，且普遍性道德崩潰。不論鄧小平多麼開明、作了多少讓步，都沒人能忘記共產黨對於權力的壟斷。“如果我們不能批評鄧小平的弊端，則對他的所有讚美都不令人信服”。
英國資深記者、歷史學家梅兆贊（Jonathan Mirsky）認為，傅高義對鄧小平經濟改革所做的研究調查，是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梅兆贊在稱讚傅高義撰寫功力與所做的研究之際，也提出了疑問。他在《紐約時報》的書評指出，傅高義對天安門鎮壓的描述主要準確，但他略過了週日早晨的開槍，以及許多家長在廣場邊緣搜尋孩子的過程，傅高義其實可以採訪當時在現場的記者，而不只是閱讀他們的報導。
梅兆贊表示，令人失望的是傅高義解釋為什麼天安門悲劇引發西方的一片嘩然，其程度遠大於在亞洲發生過的類似規模的悲劇。傅高義的答案包括在天安門的同步轉播，對此梅兆贊也認同，但其餘的答案，如觀者“解釋”他們所見到的是“對經濟、資訊和政治自由永遠勝利的美國神話的攻擊”、斷然指出鄧小平“不是為了報復”，以及對外國記者來說，天安門運動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等，都讓梅兆贊覺得不對頭。
《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站站長潘文（John Pomfret）也認為傅高義太過分地讚揚鄧小平。他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傅高義在回答鄧小平如何於毛澤東權威下存活過來，以及鄧小平如何利用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使其有益於中國等問題上，都有出色的描述。
但潘文指出，傅高義對鄧小平熱情的歌頌，讓此書有時讀起來像是中共的出版品。傅高義似乎也高度認同鄧小平“如果讓中國有更多自由，將轉化為混亂”的觀點。潘文補充，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事實上，經濟改革似乎是公社制度廢除下中國人民的要求。在西方對天安門事件的關注上，潘文指出，傅高義沒提到的解釋是，比起其他國家地區發生的屠殺事件，中國更為重要，這也是為何傅高義花了超過10年時間寫此書的原因。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到深圳皇崗口岸眺望對岸的香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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