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10/13/12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中共一黨專政 18大兩會不同

18大系列專題時勢篇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台北13日電）中共實行一黨專政，以黨領政，中國共產黨18大的重要性，遠高於每年春季舉行的、屬於政府及統戰系統的人大和政協兩會。

中共每5年召開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將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總書記，並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

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都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因此，18大的權力交替，事實上包含了全國人大和政協主要領導人的更迭。

儘管按照大陸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負責選舉國家主席和副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委首長，並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決定中央軍委會成員。

不過，在國家主席由中共總書記兼任、國家軍委和中共中央軍委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國務院總理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等的體制安排下，使得18大涉及黨、政、軍權的交接，是中共政局的主戲。

至於政協，大陸憲法規定它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本來就只有「參政議政」的附屬功能，何況全國政協主席也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擔任，因而也在中共掌控之下。

這在在都凸顯中共一黨專政、以黨領政的特色，是大陸政治體制的現實寫照。1011013

李侃如：世界需要成功的中國

▼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日前接受財新《中國改革》雜誌訪問表示，世界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圖為2010年4月22日，中國駐美大使館為新任大使張業遂舉行到任招待會。在招待會上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左）與張業遂（右）交談。（中新社）

記者羅印冲／綜合報導

中共即將進行「十八大」權力換班，未來中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令各國高度關注。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世界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大陸正按照「十二五規畫」的正確方向實現經濟轉型；期許中國成為全球主要大國，不僅關注其國家利益，也更善於在國際重大議題上發揮作用。

    　發展服務業擴內需

    　李侃如日前接受財新《中國改革》雜誌訪問表示，世界需要一個成功的中國，而成功的定義是國家能夠滿足本國民眾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二五規畫」的正確方向實現經濟轉型，以節約資源的方式，產生更多的高品質創新，發展服務業以擴大內需，堅持環保並更有效地利用能源。

    　李侃如期許中國成為全球主要大國，不僅關注其國家利益，也更善於在國際重大議題上發揮作用；例如在人道救援、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方面作出貢獻，並支持國際和區域組織。

    　但他直言，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仍有阻礙，這反映出植根於政治體系中的動機，特別是地方官員的動機；中國地方官員的權力很大，要改變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很困難，但這卻是中國能否繼續發展、走向成功的重要條件。

    　未來10年得重大改革

    　李侃如說，中國的政權和財富結合過於緊密，若要實現他提及的變化，需要在未來10年作重大的改革，這需要中共新任領導班子堅定的決心；中國須嚴格貫徹「十二五規畫」列出的改革方向並有效執行，以實現經濟上的變化，同時推進政治改革，掃除發展過程中的障礙。

    　提到中國過去的高速成長，李侃如認為這樣的成長模式成本越來越高，能源密集型及自然資源密集型的成長方式已不適合中國；中國年輕勞動人口規模正在縮小，加上環境汙染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僅導致社會不穩定，也造成水資源緊缺，必須改變成長模式。

    　李侃如說，以往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增長的步調都放慢下來，不少國家更傾向以保護主義維護自身的利益，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中國出口的表現。

    　由此可知，過去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但變革須投入高昂的政治資本。北京能改變部分規定，例如調整銀行利率，改變銀行貸款的配置，這部分無須地方政府的參與；但仍有不少變革需要體系各層面同時進行，這很重要，但難度很高。

    　李侃如說，如果中國不作改變，將難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全球主要大國；中國很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速放緩到4%左右。國內問題導致社會不穩定，致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無法發揮預期的作用。

台灣中國時報

美媒：習近平維穩首要目標

    記者陳筑君／綜合報導】

    　中共十八大即將在11月初登場，隨中國軟、硬實力的增強與崛起，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大陸領導人換屆後的局勢發展；為此，最新一期美國《時代》雜誌就以中國政局前景作為封面故事，文章分析認為，「維穩」將是以現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為首的大陸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重心。

    　這期以〈不自由世界的下任領導人〉（The Next Leader of the Unfree World）為封面故事的《時代》雜誌稱，儘管全世界都將目光放在11月6日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上，但在這個日子的後兩天，即11月8日登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或許更為重要，因全球經濟的未來在相當程度上，必須視中國領導人的作為而定。

    　雖然大陸新一代領導人的政策方針將影響全球經濟大局，但文章對中國政治改革卻表達悲觀態度。文章說，中共已執政60多年，的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截至目前仍絲毫看不出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意願，觀察即將成為中國新一代領導階層的習近平等人，亦沒有太多跡象顯示出他們會願意放鬆政治管制。

    　此外，內文還點出當前中國社會的諸多矛盾。文章指出，伴隨經濟快速發展之後的，是中國貧富差距、貪汙腐敗、社會不滿等問題的逐漸擴大。

    　對上述問題，雜誌援引上海同濟大學政治學教授謝岳的話指出，對中共來說，現階段首要目標是守住執政權，為達目標，中共領導階層明白社會必須穩定，特別是在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後，大陸民眾正高呼另一波突破。

    　另外，儘管不少西方世界深信下一個世紀屬於中國，但文章表示，中國各階層民眾都有聲音表達稱，大陸必須從根本改革，否則將帶來社會動盪。

    　文章最後說，曾在文化大革命時下放的習近平，勢必會更了解維穩的重要性，特別是今年以來，中共高層爆發一連串政治醜聞；為此，習近平與將來的領導班底，應會以確保社會秩序穩定為首要施政目標。

台灣中國時報

調侃時政創意十足的微博

    楊志弘

    　微博是當下大陸相對自由的「自我媒體」，常反應人民對時政的不滿。其中不乏冷嘲熱諷的政治調侃，堪稱創意十足，大陸網民常用天朝、皇朝、或王朝來稱呼中共政府。

    　管制越嚴創意越足

    　近日一則微博〈王朝系統崩潰〉，迅速轉發，但很快就被刪除了：「孫中山做的設計，老蔣寫的程式。老毛寫了個病毒，趁著日本駭客對系統做攻擊時，拿到了管理員許可權，把原來的程式師給隔離了。老鄧接手以後重構代碼，出了個2.0版。為了開發速度，遺留了一堆BUG沒處理。因為核心構架太單一，系統經常崩潰。是到考慮換雙核的時候了！」短短122字，總結國、共兩黨的歷史糾葛，描繪毛澤東的刁鑽和蔣介石的遺憾，更指陳大陸經改以來的體制困境和一黨專政的弊端。

    　輿論嚴厲管制的社會，民意的表達往往更有創意，也更得人心。冷戰時期，東歐國家傳出許多傳誦一時的政治笑話。戒嚴時代的台灣，也有不少絕妙好文。當時蔣介石打破只能擔任兩屆總統的憲法規定，一再連任總統的政治段子，就是借用當時名人姓名來調侃：「台灣歷屆總統當選人：第一屆是蔣介石，第二屆是蔣介石，第三屆是《自立晚報》創辦人吳三連（吾三度連任），第四屆是名書法家于右任（余又擔任），第五屆是名教育家趙麗蓮（照例連任）。」

    　大陸的政治標語，鋪天蓋地，無處不在，偶而因張掛地點的湊巧，被有心網民PO上網，令人捧腹：「十X大後提出若干口號，據說某地將標語掛在公路上，與警方的標語產生交錯之後，產生如下效果：1「高舉XXX理論偉大旗幟！」，旁邊路牌：「限高4米」；2「緊密地團結在以XXX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周圍！」，旁邊路牌：「請保持適當距離」；3「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旁邊路牌：每小時不能超過60公里」；4「堅定不移地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旁邊路牌：「遇紅燈請右拐。」。以上標語是否真實出現在公路上，無從證實。然而，網民調侃時政的創意，笑果十足。

    　畫龍點睛考驗網民

    　大陸改革開放，走的是「先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路線，帶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帽子，實施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的官僚，計畫經濟下的國企，童養媳般的民企，激進發展的GDP，高速通貨膨脹，城鄉差距擴大……等等，在在都說明，社會主義的計畫政治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兩者間的矛盾衝突。政府體制跟不上市場經濟的腳步，左右為難的政府設計，因而備受網民的冷嘲熱諷。

    　一則〈勞民「商」財部〉微博的調侃，是典型的段子：「為減輕人民群眾負擔和納稅人的壓力，進一步推動大部制機構精簡改革，強烈建議將國家勞動部、民政部、商務部、財政部四部合為一個部──勞民『商』財部。」上個月的釣魚台主權爭議，台日艦艇相互噴水對陣，大陸網民PO上照片，附文：「經過這麼多年，國軍依然在抗日的主戰場」，調侃共軍抗日的光說不練。這則微博，引起熱烈迴響。

    　文章愈短愈難寫。短文寫得好，就是美腿穿上迷你裙，絕對吸睛。網路微博的140字限制，恰恰考驗網民畫龍點睛的功力。大陸約14億的人口，140字的微博，每一個字，恰恰反應約1千萬人的民意。微博上創意十足的政治調侃，絕對值得仔細品嘗。

    　（作者為台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

台灣中國時報

名家評歐盟得諾貝爾和平獎

馮克芸

．美國開放社會研究所駐布魯塞爾分部主任格拉博：「值此歐盟面臨歐元危機之際，這個獎大大提振了歐盟的信心。」

‧瑞典外長畢爾德：「歐盟得這個獎實至名歸。我們尚未解決所有的問題，歷史也未走到終點，但我們已締造了重大進展。」

‧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吉：「這個獎讓我很困惑，因為我們看到的歐洲到處都是災難、暴力及分化。」

‧開放歐洲智庫主席帕爾森：「對歐盟來點鼓勵很不錯，不過有些人會覺得這很奇怪，歐元危機在歐洲部分地區造成社會不安，結果歐盟還得和平獎。」

‧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格蘭特：「歐盟值得獲獎，它在歷史上具有獨特而正面的角色，這一點遠比目前歐盟領袖無能解決歐元危機還重要得多。」

台灣聯合報

杭州政府承諾賠償煙花大會事故受傷者

據中新網杭州10月14日報道，10月13日晚上20時02分，在杭州舉行的2012西湖國際煙花大會運河分會場在燃放煙花時，有兩發煙花落至部分觀賞區，致多名觀眾被炸傷。14日凌晨，杭州拱墅區區委常委、副區長齊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諾，政府將會給予一定的經濟賠償。

煙花飛過來炸了近30秒鐘

據瞭解，13日杭州舉行第14屆西湖博覽會開幕式。煙花大會是西湖博覽會的一項傳統項目，今年的煙花大會在西湖和運河兩個區域舉行。

「20點15分左右，煙花從水中發射後，並未射向空中，而是直接撞向看台，並在看台內爆炸。」現場觀眾邱先生回憶當時的場景，仍然心有餘悸。

在記者的採訪中，坐在運河A區和B區觀看煙花的大部分觀眾或多或少被炸傷，少數在C區的觀眾也有波及。

「當時煙花飛過來，根本沒地方躲，更來不及跑，很多小孩也受傷了，當時現場非常混亂。」一名當時坐在運河區域A區16排的觀眾告訴記者，「一個煙花在頭頂炸了，腿邊也炸了個，火星竄入我的褲腳，現在右腿小腿右側有個半個手掌大小的燙傷。」

一位外地遊客徐先生也一臉的後悔，他告訴記者，朋友送了他幾張煙花票，本來是來杭州遊玩的，沒想到卻發生了這樣的事。「19點45分，煙花大會正式開始，48分的時候有一個小火星飛了過來，當時我們也沒太在意，但是到了8點零8分的時候，有團煙花就這樣飛過來了，炸了近30秒鐘。」

現場出現混亂遊客抱怨應急機制欠缺

記者瞭解到，一些遊客在被炸傷後在現場逗留將近10分鐘後，才被安排至附近的杭州市二醫院救治。

一位浙江舟山的遊客告訴記者，當時他去找附近的民警幫忙，卻被告知是警校的學生，「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當時根本找不到人，這樣的應急機制太欠缺了。

「爆炸後，現場出現混亂，觀眾紛紛湧向出口，我看到有人在這一過程中受傷。」邱先生回憶，事故發生後，煙花大會仍在繼續舉行。

一位傷者也向記者抱怨，「時間過去那麼久，也沒有一個主辦方的人及時出來安撫我們的情緒，這讓我們感覺很差。」

醫院開通綠色通道觀眾中無人重傷

事故發生後，記者火速趕往杭州市二醫院，發現醫院已經是人滿為患。不論是醫院外還是急診室，已被群眾圍得水洩不通。杭州市二醫院開通了綠色通道方便在煙花大會被炸傷的遊客掛號、看病，並對傷者進行逐一登記。

當日晚22時許，記者在醫院急診室看到，現場仍一片忙碌，有正在著急掛號的，很多傷者的家屬也到處走動。大多傷者在額頭、手臂、腿部等部位被炸傷。

記者從杭州市委宣傳部獲悉，絕大部分受傷人員經醫生檢查後已經離開醫院，受影響觀眾中無人重傷。截止目前，有5人留院觀察。

政府就事故公開道歉承諾經濟賠償

13日23時10分許，杭州市拱墅區政府就煙花大會運河分會場事故公開道歉。舉辦單位對該意外的發生向受傷、受驚的群眾表示歉意。

事情發生後，杭州市領導第一時間趕赴醫院看望受傷人員。拱墅區人民政府立即啟動了緊急預案。

對於傷員的補償問題，杭州拱墅區區委常委、副區長齊力承諾，政府將會給予一定的經濟賠償。下一步，政府將調查事故的原因和煙花的質量問題。後續情況將及時向公眾和媒體通報。

香港文匯報

内地多位重大事件“救火”官员接连获晋升

左正

四川省委组织部日前发布任前公示，四川省德阳市委常委、副市长，什邡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左正，拟提拔为成都市副市长，正厅级。此时距离他被任命为“第一书记”刚刚过去3个月时间，什邡市的社会秩序也逐渐从混乱中恢复。

　　多人成省级信访部门骨干

　　南都记者梳理近年来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发现，包括瓮安、孟连、石首事件等在内，均有党政一把手被免职，而紧急“替补”的新任官员大都在不久后获得晋升。而由于具备善后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他们当中多人已成为省级信访部门的骨干。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爆发瓮安事件，事态一度发酵，导致民众冲击县委县政府。一周后，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分别由龙长春、谢晓东继任，目前后两人均已经获得提拔。

　　龙长春在担任瓮安县委书记之前任铜仁地委副专员，副厅级。在近年的历次重大事件中，上级官员空降主持工作或善后已经成为惯例，瓮安、宜黄、什邡均如此。在瓮安事件平息并被逐渐淡忘之时，2011年龙长春调往黔西南州，任州委副书记、州长，晋升正厅级。

　　而谢晓东在履职瓮安县长3年后，被任命为贵州省信访局副局长。担任瓮安县长之前，谢晓东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协调处处长。相较于旅游部门，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和专业性都更强，显然，谢晓东任瓮安县长的维稳经历很被看重。

　　因特殊经历而被省级信访部门“相中”的，不止谢晓东一个。

　　2008年7月，云南省因“孟连事件”引起举国关注，警民冲突导致55人受伤、2人死亡。当年8月8日，普洱市委免去胡文彬的孟连县委书记职务，改由吴朝武担任。

　　在被孟连事件改变仕途之前，吴朝武担任普洱市环保局局长一职，今年8月份他被任命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副厅级信访督查专员，亦获得晋升。

　　“孟连经验”在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成为媒体热词，整治乱局的挑战最终被化为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在提拔进省信访局的公示中，吴朝武被认可的业绩是：探索建立为民服务五项制度、化解矛盾五项机制、处置事件五个到位的“三五群众工作法”。和谢晓东一样，特殊经验是其晋升的法宝。

　　李智富两度受命处理重大事件

　　发生在江西抚州的两起案例更能说明这一点。2010年9月，抚州市宜黄县因强拆引发自焚，一死两伤，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免职，李智富接任宜黄县委书记。2011年5月，抚州市再发连环爆炸案，2死6伤，事发地临川区委书记被免，而接替他的，还是李智富。

　　目前李智富的职务级别并未晋升，但到宜黄之前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接连受命处理两起重大事件，其领导能力已获认可。

　　湖北石首事件也曾引起全国瞩目。2009年6月17日，石首市一名市民从酒店坠落，后出现警方与大量民众对峙的情形。不久，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因“处置不力”被免职，代之以原荆州市民政局局长余红星。两个月后，石首事件带来的社会混乱逐渐好转，余红星被明确为副厅级干部。今年年初，51岁的他当选为荆州市政协副主席。

　　南都记者杜强实习生刘佳　　　　

大公報

陳光誠侄「殺人」變「傷人」刑罰減輕

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的侄子陳克貴日前被山東臨沂警方移送檢察院，其罪名由原來的「故意殺人」改為「故意傷害」。受陳家委託為辯護律師的丁錫奎向本報證實前日收到通知，又稱新罪名較輕，並計劃下周前往臨沂了解情。正在紐約讀書的陳光誠估計當局因證據不足修改指控，但擔心侄兒無法獲得公平審判。

傷人罪判監少於3年

陳克貴家人日前到臨沂市檢察院了解案件進展，工作人員跟他們說案件已經移送到檢察院，但未說明具體移送日期，只稱是國慶（10月1日）長假之後的事。該工作人員又稱陳克貴涉及的罪名已由原來的「故意殺人」改為「故意傷害」。丁錫奎昨向本報表示，他是前日收到陳家人通知，目前還未見過陳克貴本人，陳家人前日主動聯絡他後，至今也無法再與對方聯絡上，「我們現在一點都不掌握情」。

陳憂侄難獲公平審判

丁錫奎說當局一般是因應事實而改罪名，而陳克貴的新罪名亦較輕，但因為未掌握情，所以也不清楚會如何判刑。按照內地刑法，「故意傷害」罪的量刑起點是3年以下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致他人重傷的，就處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監禁。若致他人死亡或者造成嚴重殘疾的，判處10年以上、終身監禁甚至死刑。至於「故意殺人」罪，刑罰是死刑、終身監禁或10年以上監禁。案情較輕者，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監禁。

山東當局之前已指派兩名律師為陳克貴辯護，但丁錫奎表示計劃下周與另一名受陳家委託的律師斯偉江一道去臨沂了解情，並辦理辯護手續。

另外，陳光誠昨日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估計當局因沒有足夠證據，所以將陳克貴的罪名改為較輕的故意傷人。陳光誠指中央政府至今未就他受迫害一事調查山東省政府，所以他無信心陳克貴可以得到公平審訊。

陳光誠今年4月逃離家鄉後，當地政府派人到他大哥陳光福家搜查，但遭陳克貴反抗。混亂中，陳克貴用菜刀斬傷鎮長張健。當局後以「故意殺人」罪將陳克貴拘捕。

明報記者

香港明報

謝長廷「登陸」拓展關係民進黨大陸政策勢調整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剛完成跨海之旅回到台灣，在這次海峽兩岸矚目的訪問中，謝長廷雖然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分出行，然而關注焦點仍然是謝的另一個身分——民進黨前主席，也就是這個身分，才令到謝長廷訪問北京期間得以先後與國務委員戴秉國、國台辦主任王毅，以及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會面。台灣與大陸民間如今來往頻繁，一個民間組織董事長訪大陸，斷難接連會晤戴秉國等三人，然而就是因為謝長廷身分特殊，北京才以高規格的會見來突顯對其訪問的重視。

謝與陳水扁同輩

將觸發民進黨深思

謝長廷是民進黨內與陳水扁並列的資深成員，1979年底，台灣美麗島雜誌社組織遊行爭取民主自由，其間發生衝突，最後國民黨政府以武力鎮壓收場，拘捕大批黨外人士，被認為是「二二八」事件後最嚴重的官民衝突。當時，黨外人士組織了一個15人律師團為被捕人士辯護，其中包括陳水扁及謝長廷，民進黨現主席蘇貞昌也在其中。謝長廷其後參加競選，先後擔任立法委員及高雄巿長；2005年更是陳水扁政府的行政院長；2008年參選總統，以220萬票之差負於馬英九。擁有這一政治歷練及背景，謝長廷這次去大陸，大陸方面重視是理所當然。這裏所說的「理所當然」，並非北京因覑謝長廷可能再度參選，而是謝作為民進黨資深成員，這次大陸之行可能觸發民進黨內部深思大陸政策。

民進黨「去中國化」的政治訴求曾經沸沸揚揚，一度成為民進黨在選舉必勝的政治資本，其後更由此伸延出族群操弄，成為台灣藍綠分界的背景。不過，去中國化的過程，隨覑2008年馬英九上台慢慢消褪，這固然與國民黨立場有直接關係，民進黨內部也因謝長廷2008年敗選，以及今年初蔡英文再敗而出現微妙變化。事實上，當台獨傾向明顯、被認為與李登輝關係密切的蔡英文敗選後，民進黨的大陸政策開始成為討論議題﹕是繼續以前的與大陸關係完全切割及對立的道路，抑或是重新思考與大陸關係的新方向，成為民進黨在考慮未來甚至4年後總統大選的課題。今年總統大選前一再強調「台灣共識」的蔡英文，選舉落敗後表示民進黨目前必須好好反省兩岸政策，並認為兩岸問題會持續成為台灣內部對立分化的來源。因此，謝長廷這次大陸之行更加顯得重要。

台灣今天與大陸關係密切，這是10年前意想不到的，航班直航，兩岸之間有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大陸遊客到訪頻密，去年底，時任行政院陸委會主任賴幸媛表示，從2008年8月開始大陸遊客訪台到去年11月，大陸訪客292萬人次，為台灣帶來逾1500億元新台幣的經濟收益。這些是組團成行的人數，去年夏季大陸遊客自由行開始，現最多每天3600多人訪台。這些數字成為了有力的證據，兩岸關係緩和，對台灣的利遠多於弊。民進黨當然看到這些發展，雖然目前距離4年後大選遠了一點，但據以此發展，4年後的兩岸關係，應遠超如今的深度及廣度，到時是蘇貞昌出選、抑或是其他民進黨成員，兩岸關係如何處理，今天開始構想不算太早。畢竟民進黨必須面對現實，在一己主張及民眾的期許中找出平衡，否則極可能眛於時勢而成為落敗的一方。

北京接觸民進黨

長遠對台不可缺

對大陸來說，與謝長廷接觸完全有必要，先不說統戰民進黨，4年後總統選舉，到時馬英九兩期任滿，國民黨必須另派人參選，結果可能是國民黨再度勝出，但也可能實現第三度政黨輪換，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倘大陸到時才重新接觸民進黨，多年的良好兩岸關係說不定眦於一旦。從長遠的兩岸關係而言，大陸的想法是希望實現一個超黨派的兩岸關係，盼望這種關係成為台灣政治裏的一根樑柱。

因此，戴秉國等這次與謝長廷的第一次接觸，便顯得具有相當意義，說明大陸方面願意與民進黨成員交流，儘管在「一個中國」上寸步不讓，而這次會晤亦是禮節性拜會，現實上不可能談到這些深層次問題，而謝長廷亦不會讓「一個中國」敏感問題騎劫他的「開展之旅」。不過，有接觸始終勝於零接觸，謝長廷回到台灣之後，表示此行收穫比預期多，感覺是台灣不可能因與大陸交流接觸而滅亡，如果台灣停止進步，經濟崩潰，才會滅亡。這番話必對島內以至民進黨內部引發衝擊，發酵過後，可望於4年後大選得知成果。

海峽兩岸分隔60年，台灣發展成為兼具民主及自由的寶島，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但民主自由停滯不前，兩地在根本的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卻不是完全沒有共同點，比如經濟發展、人民往來以及各樣交流。從面積來說，大陸是大而台灣是小，但台灣畢竟有其積一甲子而成的自我體系及價值，北京切忌操之過急，以大吃小，說到底台灣不同於港澳，有其完整政府體制包括軍事力量，硬來胡來，只會糟蹋得之不易的兩岸60年來最好關係。對待台灣，中共必須有耐性，毋須急於求成，順其自然，於民進黨而言，謝長廷此行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良性互動不可能一蹴即就，但一句惡言卻可把多年積纍而成的善意推翻得一個不留，兩岸慎之戒之。

香港明報

中國「導彈之王」亮相向美日叫陣

直升機著艦
遼寧艦已開始進行著艦相關課目，圖為正在降落甲板的直8直升機。翻攝網路

自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後，中國解放軍動作頻頻。除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艦」前天進行艦載機的衝場重飛，東風25中程戰略導彈也在中央電視台《軍情紀實》節目曝光。香港《文匯報》誇稱東風25為「導彈之王」，更是解放軍打擊航母的「撒手」。

由於美國智庫曾擔心東風21D飛彈會威脅美方航母，親中立的《文匯報》昨稱以東風21為基礎進行改進的東風25，不管「打航母、打衛星都不在話下」，向美日叫陣的意味濃厚。

射程遠及關島

報導稱東風25的彈頭艙，可攜帶3枚分導式核彈頭，有效射程為3200公里，在中國本土發射可打擊亞太多數地區，包括美軍關島基地在內。若東風25繼續進行改良，將讓美日的戰區反導彈系統完全失效。

遼寧艦前天進行服役後首航，一張殲15戰機在甲板上進行衝場重飛的照片隨即在網上曝光。由於衝場重飛與實際著艦的差別，僅在是否放下著艦鉤，中新網推測遼寧艦的艦載機課目已進入尾聲，稱中國首艘航母將擁有初步作戰能力。

台灣戰略研究協會理事長王崑義分析，中國放出導彈消息是要「唬一唬日本人」，壓制右翼勢力，並嚇阻美日同盟。由於中國在海權方面遠非美日對手，加上十八大召開在即，實際開戰的可能性不高。

大陸中心

台灣蘋果日報

維權此起彼伏維穩適得其反

中共十八大前夕，維穩成為各級政府的頭號大事，可惜事與願違，因徵地強拆引發的維權抗爭依然不絕如縷。廣東汕尾、東莞、中山近日接連爆發官霸民地及官民衝突事件，反映土地問題依然是民怨的最大源頭。

在最近短短一周內，華南地區接連爆發大規模群體事件，先是廣東汕尾東涌鎮官員侵吞農地和強行興建高壓變電站，引發數千村民衝擊鎮政府大樓，當局出動大批警力鎮壓。接着，中山古鎮海洲村被市政府強行徵地，國家分發的三十億元賠償金竟然被貪官污吏中飽私囊，激發數千村民與警方對峙，隨時演變成大規模騷亂。事件未了，東莞中堂鎮一名村官被揭發居住於近萬平方米、擁有護城河的豪華莊園之內，面積之大、氣派之豪，令人嘆為觀止。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村官，威風派頭竟然遠遠超過了國民黨時期的四川「惡霸」大地主劉文彩，土地何來，資金何來，已不言而喻。

土地兼併愈演愈烈

華南的土地糾紛以及因此引發的群眾抗爭，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國際組織報告指出，過去兩年內地強制徵地的案例明顯增加，地方政府不僅透過賣地抵銷巨額債務，更透過強拆實現經濟增長，成為升官發財的捷徑。報告列出四十一宗強拆案例，其中九宗有反拆遷者死亡，可見當局徵地強拆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不顧農民死活的地步。

事實上，隨着內地房地產瘋狂開發，土地大幅升值，手握集體土地權的村官炙手可熱，他們勾結開發商廉價倒賣土地，從中收受巨額利益，大肆侵吞村民權益，掐斷農民賴以維生的命根。現在當局為確保十八大「勝利召開」，強硬維穩變本加厲，農民維權抗爭被視為「不穩定因素」，動輒以「境外敵對勢力操縱」罪名大舉鎮壓，導致農民更大反彈，甚至爆發流血衝突，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最荒謬的是，當局一方面將「農村不穩」視為維穩最大隱患，必須消滅於萌芽狀態，另一方面卻對造成「農村不穩」的根源視而不見，反腐敗總是雷大雨小走過場。說到底，內地官商勾結、貪污舞弊所形成的利益鏈層層互扣，利益集團樹大根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然不可能自動放棄，位處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就淪為犧牲品。

縱觀中國歷史，往往是以分田分地奪天下始，以兼併土地失天下終。中共當初得天下，也是打着土地革命的旗號得到農民支持，如今竟然放縱權貴割據圈地，野蠻拆遷，不斷將失地農民逼上梁山。「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剛剛慶祝建政六十三周年的中共能否逃脫歷史周期率，不能不令人懷疑。

太陽報

日本兩面三刀中國切勿上當

野田政府「國有化」釣魚島的鬧劇上演超過一個月，中日關係陷入兩國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以來最低潮，雙方劍拔弩張，騎虎難下，近日似乎均有意打破僵局，以免陷入曠日持久的對峙狀態。

繼早前日本放出「有意妥協」的風聲後，兩國即將舉行副部長級會談。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亦表示，正與中方保持溝通，希望雙方「冷靜思考，平息事態，避免無法預料的事件發生」。

從表面看，日方似乎放下身段主動求和，中方也有顧全大局、緩和緊張局勢之意。然而，日本一向兩面三刀，口是心非，今次放下身段，並不表示在釣魚島問題上讓步，而是以退為進，希望化解來自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壓力，避免蒙受更大的損失；野田政府更希望藉此挽回民望，應付迫在眉睫的大選，延續政治生命。如果中國以為日本真的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太天真了。

恢復談判緩兵之計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野田政府這邊廂伸出橄欖枝，那邊廂卻磨刀霍霍。日本傳媒報道，為應對中方公務船隻頻頻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以及中國海軍艦隻隨時沿沖繩列島「擦身而過」，日本正研究組建一支「準海軍陸戰隊」，防衞省亦積極準備預算購買裝備，包括美國的水陸兩用戰車。此外，日本與美國下月將會再舉行聯合大軍演，內容包括奪島和海上防禦作戰，明顯劍指中國。

求和首先要有誠意，世界上哪有一邊花言巧語，一邊磨刀霍霍的呢？事實證明，日本釋放出來的不是妥協訊息，更不是甚麼善意，而是緩兵之計，是用來麻痹北京的。野田想重施胡蘿蔔加大棒的故技，利用談判爭取時間，與美國聯手對華施加軍事壓力，達到永遠霸佔釣魚島的陰險目的。

事實上，日本當局以為自己在釣魚島領土糾紛佔了上風，一直蠻橫拒絕承認該島存在主權爭議，更從來不提談判二字。這次誤判形勢搞「國有化」鬧劇，結果搬起石頭砸自己腳，不僅導致中日關係緊張，而且引起經貿戰，包括汽車製造業在內的日本商界損失慘重，怨聲載道，怒斥野田政府是釣魚島問題的「麻煩製造者」，面對內外交困，野田不得不暫時收斂囂張氣燄。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中國人熱愛和平，願意以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端，但絕不應懼怕戰爭。日本要談判可以，但必須先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以及撤回「購島」鬧劇，同時，中國執法船也要如常去釣魚島巡航，絕對不能放鬆。只有在戰略上掌握主動，戰術上針鋒相對，才不怕小日本再玩甚麼花招。

東方日報

胡平:在一黨制下，有誰見過黨內民主嗎？

　　胡平

　　1，在一黨制下，有誰見過黨內民主嗎？

　　一直有人主張，在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黨內民主。

　　有人希望它能成為多黨民主或曰全民民主的替代物，有人則希望它成為從一黨專制到多黨民主的過渡。由於強人遠去，指定接班人的辦法已經走到盡頭，恢復世襲制又決無可能，於是，黨內最高權力的交接就成了棘手的問題。既然在今天，一般人公認的權力合法性來源衹有一種，那就是民主；所以黨內民主的問題益發顯得迫切，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談論黨內民主。

　　然而我要問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果真有一種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嗎？我們知道，早先的蘇東各國，早就有人積極主張黨內民主，但是直到那裡的一黨專制終結，也沒見有誰搞起過黨內民主。按理說，如果世間真有一種叫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這種東西，早就該有人搞出個樣子來了；但是迄今為止，有誰見過這種黨內民主呢？

　　依我之見，世間根本不存在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好比世間不存在圓形的方，因為一黨專制和黨內民主是互相矛盾的。一黨專制就是一黨專制，一黨專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國，首先在於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黨，因此，一黨專制下不可能有黨內民主；一旦有了黨內民主，一黨專制就不復存在，它馬上就變成了多黨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能有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呢？既然在經濟改革上，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在政治改革上，為什麼不能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讓共產黨員先民主起來，讓黨內先民主起來呢？在民主的西方，早期的民主不也都是少數人的民主，一部分人的民主嗎？

　　答案很簡單，因為黨內民主在事實上不成立。因為黨員資格不是一種客觀的界定。過去西方國家實行一部分人的民主，對參政權的限制是以諸如財產狀況、文化程度、以及種族或性別一類客觀條件為標準。這樣的限定才有意義。黨員資格則不然，衹要你志願加入，基層黨組織又同意接受，你就可以成為黨員。

　　你不可能使成千上萬的無產者一夜之間變成有產者，更不可能使成千上萬的女人一夜之間變成男人，使成千上萬的黑人一夜之間變成白人，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間就使成千上萬的非黨員變成黨員－－衹要你讓他們填個表，發給他們一份黨證就行了。

　　一般來說，所謂黨內民主應該是指黨員在黨內確實享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投票選舉的權利，黨內允許存在不同的派別，各派人物可以通過競取黨員的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

　　如果共產黨宣布衹有黨員才有參政權，那麼，所有想參政的人就可能都會要求加入共產黨；既然在這時黨內派別已經合法存在，那麼，黨內各派都可能為了壯大自己一派的實力而拼命將黨外人士拉入黨內，而社會上的各種人都不難在黨的這一派或那一派中找到自己的認同，於是，黨內民主馬上就變得和全民民主沒有兩樣了。

　　也許你會說，大家都想入黨，這不礙事，但想入黨的人總得承認黨的綱領，所以共產黨總是能使自己保持自己的同一性。

　　不然。因為對同樣一套黨綱，總是可以給出很不相同的解釋，因此，在抽象地認同黨綱的前提下，黨內派別的多樣性完全可以達到和社會本身的多樣性不相上下的程度。

　　更何況，如今的共產黨早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早就名不符實了，因此黨綱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約束力。這就是說，如果共產黨想限制黨的開放性，以意識形態的理由開除或剝奪黨內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士，在實行黨內民主的情況下根本辦不到。如果它硬要那麼做，那勢必就要壓制黨內民主，勢必就又回到專制黨了。

　　我早先講過，一黨專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用暴力禁止不同政黨的出現並與之和平競爭，而且還意味著執政黨最高領導用暴力禁止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並與之競爭黨的權力。共產黨用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是它用專制的辦法治黨。所謂共產黨一黨專制，決不是說整個共產黨在對全國實行專制，而是說黨內一小批領袖在對全國實行專制，包括對全黨實行專制。維護一黨專制，就是要維護黨的領袖們對全黨的專制；實行黨內民主，就等於是實行全民民主。(《大事件》)

胡平

明鏡獨家：馬曉天將在十八大後任空軍司令員

明鏡新聞網記者夏飛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旗下的中共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透露，空軍飛行員出身的副總參謀長馬曉天，是下屆空軍司令員的人選。

馬曉天早在2002年就擔任空軍副司令員。他的父親是開國大校、解放軍政治學院原教育長馬載堯，岳父也是開國大校。

馬曉天於1949年8月解放戰爭後期生於天津，其名亦出於此。1965年7月不滿16歲就參軍，在空軍第二航空預備學校、第12航校當學員，1968年在第12航校當飛行教員。1969年7月加入中共，1972年後歷任空軍中隊長、副大隊長、副團長、團長。

“文革”中當上空軍最年輕飛行副團長那年，中央電視台要拍“共和國同齡人”的系列節目，工農商學兵都得有，“兵”就選了馬曉天，電視片題為《塔台上的兒童團》。

馬曉天1983年後任空軍航空兵師副師長、師長。十年後，他進國防大學基本系學習一年後陞任空軍第十軍參謀長、軍長，1997年3月任空軍副參謀長，1998年8月任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1999年起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軍區空軍司令員；一年多以後，調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軍區空軍司令員；2002年，他當選為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2003年7月任空軍副司令員，隨後陞任國防大學校長。

馬曉天2000年晉陞空軍中將，2009年晉陞上將，成為空軍最令人矚目的將星。

撂狠話，打響南海保衛前哨戰

2012年5月，南海風雲突變。中國防長梁光烈曾對菲律賓防長強硬表態“黃岩島屬於中國無爭議”，馬曉天副總參謀長稱“南海問題與美國無關”，中國此番密集表態，打響南海保衛前哨戰。

與此同時，馬曉天表示，中國軍隊有能力保衛海疆，不過現在還不準備動用軍事力量，軍事將是最後的手段。

針對美國防長帕內塔的亞洲之行還包括了越南、印度等地，被一些輿論認為是繞著中國走了一圈，可能意在南海。不過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是鐵了心地不會與美國溝通，馬曉天表示：“南海問題沒有美國的事，是我們和周邊國家的事。”

馬曉天保衛南海講話惹關注

2012年6月中旬，《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段馬曉天接受採訪的視頻，但該報並未談及他相關回答的最引人關注內容。這次採訪的其他部分闡明了中國的南海戰略，尤其強調避免爭端軍事化。馬曉天的講話，引起外媒的關注。

視頻顯示，這是一次即興採訪。在北京舉辦網絡安全會議期間，一名記者在過道上跟隨馬曉天將軍。基於多方面原因，來自中國軍方最高級別將領之一的這番聲明值得關注。首先，與5月中旬四處蔓延的謠言相反，這次採訪暗示，在黃岩島對峙期間，廣州軍區和南海艦隊並未進入準備動用武力的警戒狀態。

其次，馬曉天的聲明表明，在中共和軍隊高層領導人之間存在一種強調外交和避免南海爭端軍事化的廣泛共識，彰顯中國南海戰略的一種核心特徵。

美國媒體稱，在最新一輪南海緊張態勢中，中國都一直沒有動用海軍力量強行對其他國家宣示主權。相反，中國一直依賴外交和來自不同民事海洋執法機構的船隻，尤其是國家海洋局的海監船和農業部的漁政船。這種強調利用海洋執法機構保持在爭議區域存在的做法暗示，中國在堅持領土主張的同時，儘可能防止事態昇級。

馬曉天

吳志明將接掌上海市政協

《外參》特約記者扈知晴

在五月的上海市委全會上，除了楊雄，吳志明、董君舒、朱爭平三人也不再擔任上海市委常委。

董君舒，男，1949年1月生，浙江奉化人，1981年1月入黨，1969年2月參加工作。大學本科，經濟學學士。中央紀委委員，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曾任浙江省計經委計劃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省計經委委員、副主任，紹興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江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等職。

朱爭平，男，1953年2月生，江蘇海門人，1973年9月入黨，1970年12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現任市委常委，上海警備區政委、黨委書記。曾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處副處長、宣傳處副團職幹事、處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某集團軍裝甲十師政委、黨委書記，集團軍黨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集團軍副政委、紀委書記，江西省軍區政委、黨委書記、江西省委常委，上海警備區政委、黨委書記等職。

這三人中，最值得一提的當然還是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書記吳志明。1952年2月出生的吳志明，是江蘇揚州人，1986年3月入黨，1968年9月參加工作，在職研究生，管理學碩士。現任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他曾任上海鐵路公安局南京鐵路公安處副處長、代處長、處長、黨委副書記，上海鐵路公安局局長、黨委副書記，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校長、武警上海市總隊第一政委，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分管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三農”、信訪聯席會議工作；協管維護社會穩定工作；聯係駐滬部隊。

當然，吳最為人注目的身份，是江澤民的“外甥”。他執掌上海政法委對常在上海生活的江家來說，當然是最放心不過的人選了。曾幾何時，這種親戚關係還是捂著掖著，畢竟影響不好，對外界的風言風語，也自然選擇不予理睬。不過，2009年8月29日，官方首度證實吳志明是江澤民家族成員。當天，紀念中共烈士江上青犧牲七十週年活動在江蘇泗洪縣舉行，江上青之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獻了花籃。

當天，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省長羅志軍，南京軍區副政委徐德學等大批黨政高層出席紀念活動。

江蘇媒體報導，“梁保華、羅志軍、徐德學和江上青同志親屬代表江澤慧、吳志明緩步上前，整理花籃綬帶。”江澤慧是江上青之女、江澤民妹妹。這是官方首度證實，吳志明是江澤民家族成員。

有說法稱，吳志明的父親原名叫江澤寬，是江澤民的弟弟，因舅舅家無子，過繼給舅舅家，改名吳德新。吳德新原在北京輕工業部工作，文革時候回揚州。在上海工作期間，吳志明曾任上海政法委書記已近11年，其中還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達八年，今年初被增選為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他下一步就是出任上海市政協主席，”知情者對《外參》說。

吳志明

中国网络观察：“莫言”艺术与毒药

美国之音齐之丰

华盛顿 —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通常只是奖励“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文学艺术创作，但该委员会在其上百年的历史中一般不投身参与这样的创作。

然而，不管该委员会是蓄意还是无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结果已经构成了毫无争议、独步世界的文学艺术创作。

*世界级的超级反讽*

假如说，文学艺术的最关键功用是引导作品鉴赏者由观赏作品进而反思自己的生存环境；假如说，现代文学或后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或特长是反讽（irony），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可谓一举成就了反讽的世界级杰作或行为艺术。

通常是不得不憋在书斋里钻研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人，如今一下子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研究样本，可以让他们拿来向社会大众生灵活现地现蒸热卖，可以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地宣讲本来可能是高深或枯燥的文学概念，让社会大众理解什么叫反讽，什么叫多重反讽：

文学的本质就是言说，以“莫言”（不要说话，闭口不言）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或行为艺术；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则是将这种反讽推向全世界，使这种反讽平添一重或N重。

法国记者、作家和翻译家尼斯?阿勒星期五在法国大报《世界报》发表长篇文章，向法语世界的读者详细介绍莫言的文学成就，但其题目却是拿莫言的名字来说事：

Mo Yan : le Nobel pour "celui qui ne parle pas"
莫言：“不说话的人”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巴黎人报》在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则发表长篇的获奖者介绍，其中如此简要解说了“莫言”的由来：

“他的本名是管谟业。莫言195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大跃进’年代（1958 - 1961）经历了大饥荒。毛泽东发动的那场集体化运动导致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亡。在家乡山东，他少年时代是在‘文化革命’中失学和贫困中度过的。后来，他取了笔名‘莫言’，意思是‘不要说话’”。

美联社记者欧蕾珊（ALEXA OLESEN）则在她的长篇报道中这样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莫言”这个笔名：

“...他的笔名‘莫言’的意思是‘别说话’。在写他第一部小说的时候，他选取这个笔名的，目的是提醒自己少说为妙，免得祸从口出”。

*“莫言”的现实意义*

莫言生于1955年。在他出生两年后，中国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使用所谓的“阳谋”发动所谓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先是鼓励中国知识分子给执政党共产党提意见，要他们不要担心打击报复，并保证中共当局会虚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一些知识分子提出意见之后，毛泽东又在当年夏天对提意见的人实行无情打击，导致至少50多万人及其家属受到长期迫害。这些人及其家属至今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任何赔偿或道歉。

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莫言显然对这种“祸从口出”的灾祸感到恐惧。他的笔名也由此而来。莫言的获奖，再次提醒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一个“杯具”（悲剧）的事实，这就是当今中国依然是过去的中国。

在“反右运动”期间，许多中国人只是因为重复、转述了当局所认定的“右派”人士的言论，便被当局也打成“右派”，得到旗鼓相当的残酷迫害。

在莫言获奖前的一个星期，中国千百万网民在热议一个互联网时代版的“祸从口出”案例：重庆的任建宇因转贴政府所不喜欢的微博被劳教。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导致许多中国网民将莫言和任建宇案件联系起来，并对中国当局和莫言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何三畏：今下午庭审，被告重庆市劳教委，拿一件书有‘不自由，勿宁死’的文化衫，作为任建宇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一年前，重庆市国保从任建宇寝室收缴了这个压箱底的‘物证’！”（新浪微博，下同）

“赵楚：莫言在获奖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谎话，生活在一个连获奖的赞扬评论都被勒令撤版的国家，面对他前任的获奖者或被驱离祖国，或在狱中的命运，面对微博上每天这么多删帖和注销账户，一个诺贝尔桂冠作家，要多无耻、多昧着良心才能说出这句话？”

（注：赵楚，评论家、网络作家；他这里所说的莫言的前任诺贝尔奖获奖者，显然一个是指至今不能返回西藏的藏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另一个是指至今依然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刘晓波博士。）

*诺奖委员会一盘大棋*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决定受到了中国众多网民的愤怒批评。许多批评者斥责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此举是向依然坚持打压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中共当局献媚。

但也有评论者认为，不可小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那些饱学之士的智慧或狡猾，那些老头子们很可能是在跟中共当局下一盘大棋（围棋），丢两个子，活一片子；表面是呈送一个无耻献媚的礼物，实际则是送上一个色泽光鲜的毒苹果。

持这种“阴谋论”观点的人的推理逻辑是：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笔名“莫言”的作家，实际上等于是向全世界彰显当今中国言论自由的缺乏；而获奖的莫言对中国的这种现状、对他的诺奖前辈刘晓波的境况无论是保持沉默，还是发出任何言论，都将是对中共当局的压力，都将使中共陷入难堪。

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中共当局对莫言获奖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来自中国的一些迹象已经显示，上述的“阴谋论”观点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当局目前看来已经陷入一种微妙的难堪境地。星期五，北京媒体人韩浩月通过新浪微博报告说：

“晚饭没吃，写了莫言获奖评论，发出后半小时得到编辑信息，整版被毙，只许报道不许评论，想对宣萱说，您真多虑了，莫言获奖是多为咱党争光的事儿啊，再说大伙谈的也是文学，好不容易忘了体制这茬，非得来个封嘴，丧事不让办，喜事也不让办啊？”

（注：“宣萱”显然是指中共负责管制媒体的机构，即中宣部之类的机构。）

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说，获奖之后的莫言已经发出一系列显然让中共当局不会感到特别愉快的言论，如，他希望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尽早获得释放；他认为很多批评者很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他冒着很大风险写成的作品。

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网民借着莫言获奖的机会，趁机提出中国当局依然在竭力隐瞒的有关刘晓波博士的话题：

“山东老驴：诺贝尔奖委员会两次把奖项授予不同色彩的中国公民，说明评委会是公平的，2010年授予失去自由的那位，也是恰如其分的。”

显然，“山东老驴”的意思是说，诺贝尔奖委员会下的中国棋是很大、很高明的一盘棋。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有一位精通中国文化、政治、历史的专家教授成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

史景迁评莫言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阐述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备注：原文引号内的文字，译者均据英译本（印刷版）与《生死疲劳》中文本（印刷版）一一核对，采用中文本的译法。

本文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时任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近著有《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8年5月4日。

特约翻译：王晓元，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纽约时报中文网

李进进：担心中国走向法西斯化

法广安德烈

薄熙来已经被中共清除出局，十八大指日可待。然而，薄熙来因素却在不断地发酵。他将面临一场审判，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审判？政治审判还是法律审判？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终结是否预示着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政治将出现新局？或者这只不过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意味着新的薄熙来还会涌现？未来的习李政权会是一个守成的、甚或是一个眼睁睁看着党内腐败一日胜过一日的政权，还是终于破釜沉舟下决心改革的政权？这是目前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旅居美国纽约的律师，宪政专家李进进则认为，许多人对习李政权抱有希望，但令人担心的是走向法西斯化的倾向。

法广：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薄熙来的结局来看中共十八大的前景。中共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法律层面的处理，您是怎么看的？这是一场党内斗争的结局呢？还是薄熙来罪有应得？

李进进：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这是一个政治斗争、也是一个路线斗争的结局。一方面薄熙来有腐败问题，渎职问题，甚至有可能涉及到一些人命案的问题。贪腐问题当然以前也有过，直接地卷入刑事案件？这远远超越共产党六十年的历史。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中国高层比较一致地要处理他，严肃地处理他。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也掩盖不住，通讯的发达，微博的发达，以及中国国内矛盾的加剧，他们必须要拉出姿态来，必须对这样的案子要公开地严肃地处理。否则，老百姓就要造反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认为目前的中共当局对薄熙来的处理是达成一致的。

法广：从前面对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判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已经读到了您的相关的意见和分析。那么在目前中国的现实背景之下，薄熙来面临的是一场政治审判还是法律审判？

李进进：在中国，这两个词汇在重大政治案件、在重大的党内斗争案件上是区别不开来的。你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审判。当然它也走法律程序。所以，可以说既是政治审判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审判。严格地说，从他的贪污腐败这个问题来看，那么，这是一种更多地倾向于法律上的制裁。虽然制裁的手段和方式有很多是非法律的，但是，结果还是法律的制裁。如果从其它的方面考虑，比如说路线斗争、搞重庆模式、搞毛左那一套、将来可能篡党夺权等等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它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审判。

法广：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未来政权的框架，十八大很快就要召开了。大致上是一个“习李政权”这样一个框架。习近平是总书记，李克强是总理。当然还有几个常委，现在也许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那么，假定是一个这样的格局的话，作为一个关心中国宪政转型的法律专家，您是怎么看这样一个未来的、但是很快就要产生的、其实已经定格了的习李政权？这是一个比较会开明的，或者比较守成的，或者是要改革的，或者是要看着党内一天天腐败下去的一个政权？

李进进：我觉得很多人对习李政权抱有希望。作出这样的判断或这样的姿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的因素是他们期待着改，不改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希望习李来改，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希望，这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把主观的要求和想法加于习李身上，那是根据习李的背景来判断出来的；就说习的父亲习仲勋过去长期受到共产党打压，他们家是共产党的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同时他本人也是年轻一代中有知识、多少对西方世界了解一点的。至于李克强，他是学法律出身。家中背景不是那么强硬，但是应该说，他在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接受西方的东西更多一点，思路更开阔一些。根据他们两个人这样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背景，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加在他们身上。但是问题在于，他们自己对改革的表述还是有限的，我们只是听说习近平和胡德平有一次谈话，说不改不行了，要改。那么，这种表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处在这样一种非常悲哀的状态。民主制度是一种公开的，什么叫民主，就是要信息公开，国家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现在，第一，我们对他们个人的私人生活，个人的道德水平我们不知道。就像薄熙来一样，过去到底怎么样，也许问题早就发生了，但还被选为党代表和政治局委员。就是说，在非民主制度下，它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完全是黑箱作业。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个人生活道德水平到底如何。第二点，我们为什么选他，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他们身上。就像十年前人们对胡锦涛也是抱着希望一样。人们以为胡锦涛上来以后还是有希望，希望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其实，他往左转的方向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这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民主而造成的一种怪象。不像我们看到的西方选举的情形。比如法国总统选举，还有美国最近正在举行的选举等等。两派选举人互相揭露对方的缺点，互相批评对方的政策，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人民就可以从中做出一个选择。但是在中国，他们现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选择。

法广：现在在法国，可能整个西方都在看中国当局如何审讯薄熙来事件。西方更关心的是中国当局会不会采取法律程序来对待此案。那么，联想到对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判决，您觉得当局对薄熙来一案的审理上，他们能不能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

李进进：他们表面上会做一点文章，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做。比方说，会把这个案子移交到一个法院来审理。这个法院到底在哪个地方哪个省我们并不清楚。另外可能会给他请两个律师。然后按照法律程序走一个过场。这个程序会走的，实际上判决的意见根本不是法官作出的。我们可以预计，他的法律程序的审判和薄谷开来的审判，以及王立军的审判是相似的。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审判能拿出来之前，它已经有了基本的倾向，就是薄熙来认罪。如果薄熙来不认罪，他们就不能把他送到法庭上去。这是中国的重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和西方很大的区别。

法广：如果审判之前薄熙来不认罪怎么办？

李进进：他如果不认罪，就意味着他在公开审判或者不是公开审判的时候，他要进行辩护，这样的话会抖落出很多共产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认罪”以后，他就“配合”。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说完以后，反正我也知道，判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像以前一些没有背景的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们往往是被蒙骗的，就是诱骗让他们“坦白从宽”，然后坦白完以后照样执行死刑。这种情况我想是发生过很多。但像薄熙来这样有背景的人物，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地先“坦白从宽”，然后得到一个没有具体的承诺的审判结果。他肯定是事先有了一个和中共的协定。这个协定就是他认罪，然后说好给他什么样的惩罚。他不这样做的话，当局就不敢把案子公开化。这是中国这样一个非法制国家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在西方国家，你怎么办都可以，舆论怎么说都没有关系。陪审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一般被告人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害怕陪审团的最后的审判，因为它很可能达到预期不到的结果。中国的尤其涉及政治斗争的审判，它是非公开的、秘密的、讨价还价的，但是由中共政治局来讨价还价的。而不是律师们相互之间来讨论，同美国的司法制度差别非常大。

法广：在十八大开幕前后，还有许多事情，比如说薄熙来的审判或者在前，或者在后；比如政治局的常委人选名单，可能今天这个上，明天那个下；比如还会不会临时爆发出一些突发事件。那么，作为一个关心中国宪政转型的法律人士，在这么样一个背景下和环境下，面对中国的前途，您感到最值得忧虑的是什么呢？

李进进：我们担心中国走向法西斯化。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二十年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成果，给老百姓一定的利益。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将来在福利、人民生活水准方面，这个政权它一定要给予大幅度的改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生政策，将来他要改的。他们讲的是“发展就是一切”，所谓“科学发展观”。现在他们把它调整了一下，把这个词汇改成“民生”，“民生政策”。民生政策它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百姓的实际所得，就是公平。强调均富，强调老百姓的福利。这些他下一步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他同时仍利用国家的政权，在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之后，却在政治上实行更大的高压，在国际上更加不讲道理。这种法西斯化的倾向是随时存在的。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这个人究竟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没有进行公开的辩论，没有讨论，重大的事情没有表表态度，偶尔听到的零星半点也都是猜测。从他2008年谈到北京奥运会时讲的“鸟笼子”那句话来看，是具有那种倾向的。那还是更加独裁的方式，不是民主的方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倾向。我们当然希望他改革，向民主化学习。更多人希望他做小蒋，蒋经国。但这只是我们的希望。他本人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很担心未来的发展，政治上还是很危险的。

郭金龍失踪，“7·21”搶險群龍無首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摩爾

　　在已經發出“7·21”暴雨預警信息的情形下，北京暴雨災害應急響應不足，最終導致了“7·21”暴雨災害事件。為什麼會發生暴雨災害應急響應不足呢？一個主要原因是21日這一天在發生暴雨-大暴雨後的13多個小時內，北京市手握大權的市委書記和當時的市長郭金龍失踪。根據《北京晚報》7月21日的報導，從7月21日開始，《北京市防汛應急預案》正式實施。預案規定，氣象、國土、水務等部門將共同建立汛情監測體系，遇特別重大防汛突發事件由市領導統一指揮。由於郭金龍在北京“7·21”暴雨預防、搶險二個關鍵時刻都處於失踪狀態，導致北京在“7·21”暴雨災害事件中長時間無法形成強大統一指揮中心，群龍無首，從而人為地提升了“7·21”暴雨災害事件危害程度。

　　根據《北京日報》7月21-23日報導，這是一份北京市領導在這場大雨中的出場先後順序：

　　7月21日15時，市委常委牛有成來到市防汛辦指揮部召開現場會議，這是“7·21”暴雨災害事件中第一個出現的北京市高級官員。

　　第二個出場的是市委副書記、市政府黨組書記、市政協主席王安順（現任代市長）和市委副書記吉林。報導說，21日晚9點（估計時間）市應急委迅即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強降雨天氣應對工作。王安順講話，市委副書記吉林出席。當晚11時40分，二人驅車出發，22日凌晨1時趕到全市降雨量最大的房山區，指導搶險救災工作。

　　第三個出場的是市委書記、當時的市長郭金龍。他於22日凌晨1時許在市應急辦主持召開搶險調度視頻會，1時35分左右，在市政府應急指揮中心，就本市防汛工作接受中央電視台記者採訪。22日上午和下午，郭金龍分別來到市防汛指揮部和市應急指揮中心，聽取本次強降雨災情和本市應對情況的匯報，部署搶險救災善後工作。

　　從這個北京市高級官員在“7·21”暴雨災害事故過程中的曝光順序看，自7月21日上午10點暴雨來臨，到22日郭金龍首次出場期間，北京已在7月21日的19時和22時二次發布汛情橙色預警，這是2005年北京市建立天氣預警制度以來的二個暴雨橙色預警。而郭金龍出場時，第二個發布的暴雨橙色預警都已過了三個小時。也就是說，郭金龍回來之後，發生在19點至21點的“7·21”暴雨最大峰值雨強已過，郭金龍趕上的只是“7·21”暴雨災害事件的尾巴。而且，從郭金龍系列行動看，他出場不是搶險，而是偏重維穩與保十八大。

　　

　　7月27日（暴雨六天後），在十渡鎮前頭港村，北京市市委書記郭金龍，市委副書記、代市長王安順等市領導為遇難者致哀。

　　上述事實說明，在北京數十年都算史無前例的“7.21”暴雨災害事件期間，郭金龍有大約13個小時的時間處於失踪狀態，抗洪指揮中心找不到郭金龍的影子，報章上也找不到他的活動記錄。郭金龍的存在與否，與北京“7·21”暴雨災害大小之間有極大關係。

　　郭金龍如何重要，可以從22日凌晨1點左右郭金龍現身後的活動反映出來。幾乎是頃刻之間，北京市高官的搶險記錄聚光燈幾乎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迅速接掌了抗洪救災指揮權。有一篇報導跟踪介紹了他在22日的五次部署搶險救災活動，這等於有一個記者全天候在對他的公事活動進行跟踪報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起，“7·21”暴雨災害事件的有條不紊指揮才算真正展開，可惜的是，郭金龍即使想為之，也只能處理一些善後。就在郭金龍出場後一個多小時左右，也就是7月22日2時30分左右，北京核心城區交通基本實現全線疏通。

　　人們自然要問，發生暴雨的13個多小時期間，郭金龍書記幹什麼去了呢？有什麼事情比北京市的暴雨搶險更重要呢？從他22日的全天活動看，他並沒有生病住院，身體似乎也不錯。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22日題為“郭金龍部署抗洪搶險救災工作”的報導中透露了郭金龍失踪13個小時的一點點小線索，這篇報導說，“凌晨一點鐘，市委書記、市長郭金龍不顧一天緊張工作的疲勞” 召開會議，現場調度指揮全市的抗洪搶險救災工作。這篇報導告訴人們，即使郭金龍不在抗洪指揮中心，他仍然在玩命工作，在郭金龍出現在市應急辦主持召開搶險調度視頻會之前，郭金龍一點也沒有閒著，從他在會議現場吃方便麵的情形看，他此前忙得連飯都沒有時間吃。

　　郭金龍的神秘失踪自然與北京“7·21”暴雨災害事件期間中共九常委無一人出面講話且集體失踪有關。許多人已經注意到在這場大災難面前，中共高級領導一個個消失得無影無踪這個事實。新浪微博“Way-Kwok_Chu”說，“今天新聞聯播看了嗎？9個小太陽集體缺席晚7點檔！”首佳顧問總裁熊光華稱，“如此水災，據說9員在今日聯播中玩消失！”前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吳稼祥回复說：“他們可能在集體渡假。”而美國網站倍可親上的讀者留言則直指“那幾個傢伙還躲在北戴河密謀十八大的權力分配，百姓死活與他們無關!”美國網友五星飄俠批評說，“尊重民眾生命，美俄中三大國家的差別：美國槍擊案12人死亡總統親臨現場，慰問每一個受害家庭，降旗一周悼念逝者；俄羅斯克雷姆斯克市市長及一些地方官員，因在水災來臨之際玩忽職守導致受災人員死亡而被逮捕；中國，水漫帝都亡37人（失踪保密）九巨頭集體失聲政府沒有問責更無人致歉。”更有一位叫何岸泉的網友撰文，呼喊“當狂風暴雨閃電交加的時候，敬愛的胡主席啊，您在哪裡？”

　　確實，中共9常委與政治局委員們在21日、22日這二天消失得無影無踪。從新華社發布的官方記錄看，國家主席胡錦濤自20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華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的埃及總統特使、外交部部長阿姆魯後就消失了，下次出場就是23日坐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主席台上。

　　此外，九常委中，溫家寶在20-22日中無公開活動記錄，李克強、吳邦國、賀國強、李長春、賈慶林21-22日無活動記錄，唯一在21日有活動的是周永康出席全國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會議。此外，政治局委員中，王岐山、回良玉、劉淇、李源潮、汪洋、張高麗，張德江、俞正聲等都只在20日有公開活動報導。

　　常委及政治局委員們的集體失踪難道與傳說中的北戴河“十八大”會議有關嗎？維權網7月20日的消息說，北戴河在召開十八大預備會議。北戴河地區軍隊正處於備戰狀態，道路上密佈著荷槍實彈的武警和公安，對車輛和遊客逐一盤查。上海訪民王扣瑪等三人20號到北戴河避暑，不料不僅被拘留訊問近50個小時後遣返，回到上海又被進一步盤問拘留。上海警察對她說“你踩‘紅線’了。”（《明鏡月刊》31期）
《明鏡》月刊第32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000?apKey=fedd22f528

斯大林為何坐視安理會通過派兵干預朝鮮決議？

《新史記》蘆笛

三、斯大林為何坐視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派兵的決議？

朝鮮戰爭中的一個謎，就是蘇聯為何不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的議案。從1950年1月13日起，蘇聯代表團就一直在拒絕出席安理會，以此抗議聯合國不驅逐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韓戰爆發後再這麼做，就等於坐視安理會通過不利於北韓的決議。以斯大林那種外交大師，絕無可能看不出這點來，更何況他在批准發動韓戰前，一定會想到南韓定會去安理會哭訴。按理說，他在同意金日成的計劃後，應該下令蘇聯代表團結束抵制，返回安理會。那樣做再自然不過：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作為一個外交姿態，它早該結束了，不結束才是反常。

然而奇怪的是，韓戰爆發當晚，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蘇聯代表仍然拒絕參加，安理會於是一致通過82號決議，譴責北韓侵略，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北韓軍隊撤回三八線以北，號召每個成員國都幫助安理會實施該決議，不要為北韓當局提供援助。6月27日，安理會再度開會並通過83號決議，建議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注41）。

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决權。

正是這兩個決議，賦予了美國等國組建聯合國軍參戰的國際法理依據。而在這期間內，擁有否決權的蘇聯代表團卻一直拒絕出席安理會。

更奇怪的是，戰爭爆發當天下午，美國駐蘇大使緊急求見蘇聯外長被拒絕，27日，他再次求見，仍未成功。同日中午，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在與蘇聯代表馬立克共進午餐時，通知他下午安理會要開會，問馬立克去不去。在座的美國代表格羅斯急得要死，情知馬立克若去，上述那個授權聯合國成員國派兵的83號決議就要被他否決，但他又無法阻止馬立克。不料馬立克回答說不去。賴伊盡忠職守，又向馬立克說，我覺得為了貴國的利益，你最好還是去，卻再次遭到馬的拒絕。格羅斯這才如釋重負。（注42）

由此可見，蘇聯代表是故意迴避安理會會議的，與所謂“驅逐中華民國案”毫無相干。上面已經說過了，蘇聯已經抵制了5個多月，何況又是出了那麼大的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此時返回安理會，誰都能理解。因此，只能說斯大林是故意讓安理會通過那兩個決議案的。

斯大林為何要這麼做？2007年披露的一份蘇聯密檔洩露了秘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黨魁哥特瓦爾德對蘇聯這麼做很不理解，斯大林於1950年8月27日給蘇聯駐捷大使發了份密電，要他向哥特瓦爾德解釋：

“我們退出安理會的目的有四個：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稻草人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認定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是非法的；第四，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

我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所有這些目的。

我們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現在沒有哪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假設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首先，美國像其他國家一樣，也不是擁有大批武裝力量的中國的對手。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其次，美國在這裏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

可見，蘇聯是否參加安理會已經不是表面看來那麼簡單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沒有理由說‘民主陣營沒必要離開安理會’這樣的話。離開還是不離開是由具體情況決定的。我們可以再次離開安理會，也可以再回去，這都取決於國際局勢。

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安理會。為的是繼續揭露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著安理會的旗號掩蓋自己的侵略行徑。現在，在美國已經捲入朝鮮戰爭之際，在安理會中最容易實現這一目的。我認為，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釋了。”（注43）

竊以為，他在前面說的那三個目的，都是官話套話，後面講的才是真心話：他預見到了中國會參戰，而“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美國在這裏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著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

然而沈志華教授卻認為斯大林此話“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目的是掩蓋他先前的失算。他認為，若要認為斯大林說的是真話，那必然要得出三個推論：“一，斯大林早在蘇聯代表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時就計劃發動朝鮮戰爭；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時就預計甚至希望美國干預這場戰爭；三，斯大林已經算定在美國介入戰爭後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而這與已知史實不符。

因此，他推測，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安理會，是為了避免陷入兩難選擇——“不使用否決權就意味著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著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而這都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的”。

愚以為，沈教授的論證未必成立。先看那三條：

注釋：

41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064/95/IMG/NR006495.pdf?OpenElement

42 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網絡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362.html。此處我是根據格羅斯的回憶寫的，但我找不到原來的資料了，無法給出來源，只好以沈文作為參考文獻。我的介紹細節與沈文略有不同。我記得賴伊兩次問馬立克都遭到拒絕，沈教授說的只是一次。

43 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文中所謂“退出”，似應譯為“抵制”，英文是boycott。（《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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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2日《歷史日報》

2012年10月12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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