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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中國大陸經濟目標不保八的意義
2012年是中國大陸政治換屆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天提出任期最後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格外受到矚目。溫總理果然拋出強力的訊息,將連續八年不變的經濟成長目標,由8%下調為7.5%,形同認可大陸經濟成長將減速、甚至難以保八的預期。然而,從大陸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而言,適度放慢成長步伐其實正是大陸經濟所需要的,更有餘裕彈性的目標,反而增添了大陸經濟改革的可看性。
政府工作報告由大陸各級政府在每年召開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最受關注的自是總理的報告;近年因大陸經濟崛起及對世界經濟的話語權大增,這項工作報告日受重視,內容更已由愈來愈具體的目標,取代華麗但空洞的口號,更被視為觀察大陸經濟政策走向的指南針。不過,以近年經驗而言,大陸訂定成長目標的思維是設定可接受的底線,與很多國家從高訂定追求目標的精神並不相同,是解讀大陸成長目標時要先了解的。
在眾多目標中,經濟成長率無疑是最動見觀瞻的。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前,各方對大陸能否保八的猜測不斷,因為GDP年增率8%既是過去八年的目標,亦被視為維持大陸就業水準於不墜的關鍵數字,在國際需求不振、內部又飽受房市調控及各種泡沫困擾,經濟硬著陸可能性上升之際,成長目標保不保八更具有宏觀政策的指向性。因此,當官方目標決定不保八時,市場對中央放鬆宏觀調控的指望落空,失望難免,更擔心今年大陸經濟真的硬著陸。
然而,實際的情況可能要比上述解讀樂觀些,更可以正向些。根據統計,在大陸「十一五規劃」綱要中,GDP的成長目標設定為7.5%,但2006至2010年這五年間的GDP年實際成長率為11.2%;自2011年展開的「十二五規劃」,五年平均成長目標已被降為7%,但開局第一年交出的成績單是9.2%,超目標達成可說已是常態。由這些經驗推估,今年的實際增速應可輕鬆超越7.5%的目標,甚至可能更高。
儘管如此,經濟成長目標首度不保八,在國際經濟局勢動盪不安、大陸經濟結構面臨轉型的此刻,仍有其重要意義。
第一,近20年來視二位數成長為常態的大陸經濟,已不可能再保有相同的增速,成長減速是必然,調降成長目標展現了北京的務實態度,有助於提升其政策的可信度。同樣的務實也顯現在物價漲幅控制目標的設定上,過去可以容忍的紅線是3%,但屢屢不保,今年上調為4%,政府控管似見放寬,卻不致嚴重偏離民間感受,目標的實現性也較能取信於民。
第二,「十二五規劃」的五年成長目標已降為7%,逐步調降年度目標是執行政策的連貫性,代表的是有序減速,而非無序失速,這即是溫家寶所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略微調低,主要是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接。
第三,今年是大陸換屆年,其不僅是年底中共18大習近平接任國家領導人的大戲,還包括地方政府換屆的連台戲,此一政治周期的展開,也代表一系列長期且可能規模龐大的地方投資到位,此時降低成長目標,實含有提早預防地方盲目投資擴張的深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溫家寶強調的要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代表北京經濟施政將更專注經濟成長的品質而非速度。大陸經濟高速成長多年,長期依靠國內投資和國外需求的成長模式已難以為繼,不只催生資產泡沫,更帶來所得分配不均、環境破壞及社會對立等種種後遺症,經濟學家們一直呼籲降低增速目標,走出唯GDP是問的迷思。溫總理這次調降成長目標,即是重視成長品質的初步實現,期望放寬對量的追求,以騰出資源及空間推進質的改革,實是一個關鍵的起步。
讓政治性議題回歸人大
評論解讀在社會利益多元分化加劇的今天,人民群眾對自己的代表懷有更高的期望。不過,在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視野裡,卻少有人會將「兩會」看作是一個由公眾代表探討政治性議題的平台。
儘管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兩會」上的主題和新聞關注,大多是關於民生、發展方面的,真正的政治話題,如反腐敗、政府的評價、利益集團的政治博弈等,卻很少被提及。
只講民生和花邊
在公眾參與的意義上,所謂政治,其實就是談論政治。在大多數代議制國家中,代議機構如美國國會、英國議會等都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力。在那裡,政治性的議題、特別是對現任政府的監督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在中國,作為最高國家權力象徵的「兩會」始終不離對「民生問題」的強調,但發展民生應該是服務型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職責,人大更重要的功能是監督政府的服務職責是否到位,而不是自己去操心政策要如何操作。但實際上為數不少的代表在整個會議進程都在為一項民生建議案而奔忙。
很多媒體也主要關注明星花邊新聞和少數「大炮」代表的或義正詞嚴、或荒腔走板的言論。人大的監督政府、立法導向、制訂政治性議題的職能並不突出。
為什麼一些代表和媒體很少「講政治」,而只講民生和花邊?或許我們可以從人大代表產生的環節開始,從選舉機制、組織特性、會議機制、代表規範等幾個方面來理解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之難。
根據中國的《選舉法》規定,即使有10人以上的聯名推薦,也並不必然成為正式代表候選人。這就使得最後選出的代表在代表民意方面先天不足。有些甚至與人民完全隔膜。
代表們是業餘的
我們的人大代表則除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們之外,其他一般都是兼職的,期待業餘選手像專業選手那樣「講政治」,乃是強人所難。
所謂「業餘」不但表現在知識背景和政治認識方面,而且還表現在政治行為上。大部分國家的議員一般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和政治團隊。前年6月24日起,四川羅江縣在幾個鎮先後成立了專職人大代表工作室,專職人大代表可以接待選區來訪群眾,集中聽取、收集民意,並享受正科級待遇、生活補助和調研經費。其他一些地方如南京市江寧區也出現了人大代表工作室。
這些情況本來意味著人大和人大代表發揮更大作用的前景。但在2010年10月召開的人大第十一屆十七次會議上,卻冒出了「人大代表不設個人工作室」的說法,此後不少人大代表工作室陸續關閉,代表專業化、職業化的路困難重重。
當然,代表中也不乏精通政治的人。在十屆全國人大中,在任的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中占了1/3的比例,並且省代表團的團長大多是該省的最高領導。這就讓本該履行監督政府職能的人大實際上遭遇了由政府官員來監督政府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導致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不大像是民意代表在議論政府,而更像是地方政府組團來遊說中央政府的集體行動。
一年會期僅兩周
多年以來我們在報紙上讀到、在電視上看到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議會在開會的時候代表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的場面也屢見不鮮。看起來很不文明、很不和諧,和我們的代表整齊劃一的舉手場面相比,顯得很沒紀律。也經常被一些人當作嘲笑民主政治的笑料和論證民主會引發混亂的證據。但實際上,這樣的國家有議會裡的打架鬥毆,卻沒有流血飄杵的內戰。這樣的國家裡做代表、做官都是不舒服的,最舒服的反而是人民。
當然,西方民意代表背後都有資本利益集團的角力。代表們為了贏得選票的打架作秀行為說不上有多高尚,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至少在對待人民上誠惶誠恐,認為民意大過天。
議會制度中的會期也是重要問題。在日本和美國,每年僅國會常會的會期即達150天以上。但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會,每次的會期不超過兩個星期。這樣短的會期,不要說監督政府工作和商討立法,就連人大自身運行的工作都很難完成。
在經濟社會快速變化的當代中國,民意代表缺位等制度性缺陷,已經開始導致治理上的危機甚至社會衝突。也就是說,類似的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了。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希望這種思考,能讓政治性議題回歸人大,並在「講政治」的過程中厲行自我改革、發揮其作為代議制機構應有的政治功能,以應對現有的社會壓力與治理危機。
(摘自《南風窗》2012-03-05,作者唐昊為華南師範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原題:「兩會」的民生與政治)
渝官方證實:黃奇帆進美領事館
重慶市長黃奇帆在「王立軍事件」爆發之際,曾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一事,昨日首得官方證實。一位未具名的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表示,當時,黃奇帆確實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前往總領事館,與王立軍見面,並對其勸導。但該發言人同時否認黃奇帆率70輛警車追捕王立軍的傳聞。
王立軍事件仍是焦點
兩會期間,「王立軍事件」仍是媒體焦點。該名發言人表示,2月10日,關於王立軍一事,大陸外交部已正式對外表態,國家有關部門正在進行調查,鑑於此,重慶也就未對此事作更多說明。該發言人透露,王立軍目前正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經過國家有關部門全面深入調查後,中央將會嚴格依紀、依法作出處理。
黃奇帆進入美領事館一事,此前僅是網路消息,未見官方證實。該發言人昨對此表示,當時,重慶市長黃奇帆、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存根、重 慶市委常委徐敬業等人,確實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前往與王立軍見面。見面後,3人對王立軍進行嚴肅認真而又耐心細致的勸導,王立軍也表示願意離開美國總領 館。大陸國家有關部門領導也派人進一步對王立軍做了思想工作,「當晚,王立軍自願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館。」
駁斥率70輛警車前往
但外傳黃奇帆當時率領了70輛警車前往,該發言人則駁斥,「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們,只有黃奇帆、陳存根、徐敬業3位重慶市領導和市政府 祕書長一起去的,根本不存在70輛警車一說。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完全是造謠。」而網傳的裝甲車照片,則經鑑定是合成的。「對網民和媒體對王立軍一事的 關注我們表示理解,但我們希望網民和媒體能夠更客觀、理性地發聲。」該發言人說。
至於傳聞說,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黃奇帆和重慶方面的人要將王立軍帶回重慶。該發言人強調,「絕無此事,純屬造謠。」
中國如何做個負責任大國?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須對世界做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是國際上一直存在的強烈呼聲,也是有良知有眼光的許多中國人的共同期盼。然而,中國如今「走向負責任大國的路程還很遠」。
雖然中國官方和官媒曾屢次宣稱「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核不擴散等方面中國也似乎「盡了一個大國的責任」,但中國自我標榜的「負責任大國」,是頗具中國特色的「負責任大國」。
因為,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大國,不僅要對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擔當責任,更重要的是必須在政治和人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必須和其他負責任的國家一道去自覺勇敢地維護人類普世文明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而中國在這方面卻做得還很不夠。
中國一貫奉行的外交原則是「不干涉內政」。而正是這個所謂「不干涉內政」原則,讓中國在面對一些極權政府肆意破壞踐踏人權時,不能與國際社會一道去主持正義,甚至有時候反而助紂為虐。說遠一點的,2007年中國就以「不能干涉緬甸內政」為由,和俄羅斯聯手否決了由美國和英國提出的有關緬甸破壞人權等問題的安理會決議草案。說近期的,面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對人民遊行示威活動的瘋狂鎮壓,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和人權理事會等多種場合投票反對譴責敘利亞政府破壞人權的有關決議,而其借口仍然是「敘利亞的內政不容外部干涉」。
而當中國國內出現破壞人權的現象而遭到民主國家指責時,中國政府也始終會用「不容他國干涉內政」的蠻橫態度去應對。
中國要想做一個真正的「負責任大國」,就必須捨棄所謂「不干涉內政」原則。只有和國際社會一道去自覺勇敢地捍衛人類普世文明的價觀和行為準則,讓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所有人民都能充分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人權,才能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負責任大國」。
喊月/大陸.教師
探究真相 透明是最好的態度
大陸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正在北京召開,兩會是決定政策走向的重要會議,更是政治明星聚集的場所,媒體除了關心會議內容外,更希望了解政府施政背景與政治動態,尤其敏感的問題,更希望能藉機探究真相。
兩會發言人分別在會前舉辦了記者會,向媒體說明會議的一般大要外,並回答媒體的問題。相較於過去制式化答覆,這次發言人的說明明顯較往年透明許多,但媒體還是不夠滿意。
全國政協會議開幕前記者會,媒體最好奇的當然是前一陣子鬧得沸沸揚揚,各界又諱莫如深的王立軍「治療式休假」事件,對於媒體的發問,政協會議發言人趙啟正雖有「政策溝通大師」美譽,卻也只能強調這是「孤立事件」、「媒體報導是拼圖式的,不準確的,甚至是荒唐的。」他無從給記者明確的答案,媒體自然不滿意他的答案。
人大會議發言人李肇星面對敏感的軍事預算問題,則先以幽默方式開玩笑說:「為什麼西方記者年年特別盯著中國軍費問題。」接著和盤托出大陸歷年國防預算規模,說明雖然國防經費從08年至今成長6成,但並未改變防禦性國防政策。
大陸經濟正蓬勃發展,加上網路世界無遠弗屆,資訊迅速竄流。烏坎村抗爭事件就是顯例,由於國際媒體的報導,再強勢的手段也無法掩蓋事實真相,最後只好逐步開放,烏坎村現在已經自己選舉村委幹部了。
媒體的報導「荒唐」,是因為資訊不公開。資訊公開、政策透明是現代國家的象徵,兩會會前記者會更證明了這一點。
特首申報檢討委員會首開會
(記者 鄭治祖)因應行政長官曾蔭權涉捲入利益衝突事件而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委員會主席、前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表示,委員會的職責是要檢討現時關乎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和政治委任官員在防止及處理利益衝突的制度,而明白到市民關注事件,委員會將廣泛諮詢公眾,包括呼籲公眾提供書面意見,並會於4月中舉行諮詢大會,讓市民親身表達意見,冀如期於5月底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昨日在設於舊政府總部的辦公室舉行首次會議,主席李國能,委員馮紹波、廖柏偉、施文信及邱浩波均有出席。
完善制度維護公職人員聲譽尊嚴
李國能在會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在首次會議上,各委員討論了委員會的工作模式和需要搜集甚麼資料等,並詳細談了如何進行諮詢公眾的工作等。
他說,一個廉潔的政府是香港社會歷久常新的核心價值,委員會工作範圍涉及的公職,是香港特區政治領袖,尤其行政長官是特區之首,委員會成員均深切明白巿民對公職人員的操守有很高期望,認為要有一個令巿民有充分信心的完善制度,因為只有一個完善的制度才能「維護公職人員的聲譽以及尊嚴」。
籲公眾月內向委員會交書面意見
李國能表示,委員會於上星期已展開工作,他們會檢討現時關乎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和政治委任官員在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制度,包括細心研究現有的制度,及檢討現有的制度有哪些地方有不足之處而提供改善的方案,並會參考公務員的制度和其他公營機構的制度,及部分海外地區的做法。同時,他們呼籲公眾在四星期至五星期內向委員會提供書面的意見,並會於4月中左右舉行諮詢大會,讓市民親身表達意見。
有批評指曾蔭權所遵從的「內部守則」是在他「腦中」,委員會難以搜集相關資料。李國能只強調,委員會關注到社會很多意見指現有涉及行政長官的制度有不足,並會就此廣泛收集現行制度等的各種資料:「腦子想的東西是否現有制度,我們會收集資料,再作細心研究現制度如何。」
他又形容,是次檢討工作的時間表比較緊,因為市民都十分關注有關的工作,故他們要趕及5月底就要提供報告,又坦承有關工作會遇上困難,「老實講,如果工作不困難,就唔會搵我做,及其他委員(做)」,又指自己絕對有信心在委員會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後,當局定會將之公開:「(我)完全有信心政府會公開呢個報告,我(對此)無疑問。」
職責研究檢討現行制度非調查
被問及特首曾蔭權應否因調查而休假,李國能表示,委員會的職責是研究和檢討現行制度,而非作調查,加上香港已有其他機構調查事件,故委員會不適合就此回應。而就有否委員會成員在首次會議上「申報」與特首是否有任何朋友關係或涉及個人利益,他則坦言,每位成員都表示認識特首,「包括我自己都認識行政會議的成員和政治任命的官員」,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強調「制度緊要過個人」,委員會必將公正處理工作。
汪洋:改革要從執政黨開刀 強調站在人民一邊 烏坎經驗推廣全省
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昨日開放,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被境外記者3次問及烏坎事件,他明顯有備而來,強調廣東省處理事件以堅持「與人民群眾站在一邊」,而不是村支書代表的「小圈子」利益。他透露下半年將召開全省會議,會將烏坎經驗推廣到全省,並稱改革「首先是要從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
「你們為什麼對烏坎事件這麼有興趣?」汪洋被連續3次問到烏坎事件,他說其實已經有思想準備會被問到,因為事件曾引起廣泛關注,「海內外媒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他認為這件事情最終結果能令村民滿意、社會也給予積極評價,關鍵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就能夠處理好利益格局的影響。
須代表人民 非小撮人利益
汪洋說,在處理烏坎事件之初,廣東省就認為烏坎群眾對土地的訴求既合理又合法,「我們就是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村支書所實際代表的小圈子的利益,這是我們妥善解決烏坎問題的立足基本框架。」有境外傳媒認為烏坎「在民主選舉上開了先河」,或是聯想到政治體改革,汪洋重申,烏坎的民主選舉是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產生,沒有任何體制創新,「只不過我們把落實過程做得非常扎實,村民在過去選舉中走過場的現象得到糾正,如此而已。」
指選舉依法 無體制創新
「我們沒有因為擔心像烏坎這樣的事件擴散,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採取變通的態度,」汪洋說,烏坎村的問題有很多啟示,「我也說個老實話,當時決定省委工作組到這個村去,讓一個副書記當組長,副省長當副組長,並不是這個村子本身的矛盾足以出這個陣容,是我們想解剖這個『麻雀』(引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意即分析典型個案)來取得經驗」。烏坎村委會選舉剛剛在前日結束,汪洋透露,來開人大會議之前也剛剛聽取關於加強村級組織建設的報告,並稱可能會在下半年召開全省會議,將從烏坎取得的經驗教訓用來指導全省村級組織工作。
朱小丹倡革自己的命
廣東省長朱小丹也在發言中提及體制改革,稱「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政府自身」,改掉與科學發展、市場經濟已經不相適應的政府部門利益格局,「革命革到自己的頭上,對政府是一個大挑戰」。汪洋也說,改革首先是要從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令各級黨委和政府真正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
明報記者劉洪慶、陳子凌、楊曦、林迎、麥俊、郭家靜、劉欣欣、林凱旻、何曉勤北京報道
吳志森﹕天下間最大的可憐蟲
北京兩會,香港權貴,雲集京城,交換特首選舉的最新行情。
高潮當然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港區政協。習副是香港事務主要負責人,一言一行,舉手投足,打出什麼手勢顯露什麼表情,都關係覑特首寶座會傳給誰,以及背後一大幫雞犬能否順利升天。
習副進場,與委員握手,先梁營後唐營。於是,中央挺梁,不脛而走,愈傳愈盛,說得像真的一樣。
唐營那邊廂不甘示弱,首先指政協會面安排是「自由座」,更「踢爆」有人為了與習副握手,盡早趕赴會場,「擔苐仔,霸頭位」,搶佔有利位置,務求與習副首先握手寒暄,向外界傳出有利我營的積極信息。
唐營更指習副的講話有「穩中求進」的內容,與唐英年政綱不謀而合,證明習副挺唐而非挺梁,務請各選委認清方向。
對習副講話的重中之重:「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和諧穩定是福,動盪折騰是禍」,各取所需,各自解讀,總之是對己方有利,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群魔亂舞,醜態百出,小圈子特首選舉,儼如一場封建皇朝的宮庭鬧劇,垂老的皇帝要立太子,形勢詭異,風雲色變。群臣仰視覑皇上太后臉色,打聽得勢太監的動靜,今天大阿哥仍然得寵,明天原來是四阿哥行情看漲,整天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在政治上選錯邊站錯隊,惹來滅門殺身之禍。
以阿爺的意旨為自己的意志
形勢有變,香港部分選委已經開始口頭鬆動,不再把話說死,為轉ɜ作兩手準備。一些選委更毫不羞愧的把話挑明,「仍在等待中央就特首選舉表達傾向」,意思再明顯不過了:我會以阿爺的意旨為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法呢?參加這種遊戲,習慣了,早就沒了。
這幫以阿爺意旨為自己意志的選委,是天下間最大的可憐蟲,儘管他們十萬個不願意投某某候選人一票,儘管秘密投票外人無法得知,但只要阿爺一聲令下,無論是基於利益還是基於恐懼,別無選擇,只能乖乖歸隊。投誰一票的自由意志都無法行使,遑論是投白票希望改變選舉格局,這個被視為「造反」的行為,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這場小圈子特首選舉的鬧劇早已證明,什麼「港人治港」「50年不變」「中央不會干預香港的特首選舉」,全都是騙人的鬼話。建制派的兩名特首候選人動真格的惡鬥,由本地不同財團的利益爭逐,延伸至內地政經集團的你死我活。即使眾阿爺們最後妥協,按掣命令他們屬意的特首好好睇睇地「高票當選」,但當龐大的利益無法擺平,亂源無法遏止,新上任的特首能否順利管治,實屬疑問。
5年後,香港就有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但眾阿爺們慣性插手,慣性要預知結果的選舉,又會出現怎樣的鬧劇,港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作者:吳志森
黃友嘉:解開競爭法的鬱結
競爭法的審議工作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早前政府順應各方的建議,向立法會提出多項修訂,終於使這項一波三折的立法轉入直路。但競爭法要成功衝關,尚有兩個障礙必須突破,即如何釐定對法定機構的適用範圍,以及優化中小企業的豁免安排。
政府根據《競爭條例草案》中設定的4項原則,建議對581個公營機構中的575個實行全面豁免。有意見指出,法定團體中只有1%受競爭法規管,比重太低;亦有論者質疑競爭法為何「放生」香港貿易發展局。
據理力爭 豁免公營機構
將政府及相關機構從競爭法中豁除並不是本港獨有的做法;新加坡、歐盟、英國的競爭法都不適用於營運「符合普遍利益的經濟服務」的企業。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奉行「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眾多的公營機構分擔甚至取代了政府的部分功能;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本港貿易和展覽業的發展過程中長期擔當「領頭羊」的角色,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既然透過公營機構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是香港成功兼且目前無法取代的政策手段,政府在進行法律和其他制度變革時,理應盡量減少對現行運作機制的影響。從這一點來看,競爭法對絕大多數法定機構予以豁免本是無可厚非;如果因為引入一項旨在協調從業者經濟利益的法例而殃及池魚,導致眾多的公營機構原有的功能失調,甚至被廢武功,不單是本末倒置,更會得不償失。
其次,政府建議的豁免名單是依照條例草案中預先設立的原則釐定的,就理應對所有法定機構一視同仁;如果不顧貿發局等機構符合豁免條件的事實而刻意將其設為「箭靶」,則是輸打贏要。有論者建議修改條例的原則,以便將貿發局納入法網;這種奇特的「逆向思維」更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味。
將貿發局納入競爭法的呼聲主要來自少數的展覽業者;而貿發局與私人展覽商的恩恩怨怨其實由來已久。正因如此,政府尤應小心處理,以免競爭法變質為個別行業內部利益分配的工具。否則,一旦將貿發局納入競爭法的規管,種種的投訴和指控必會接踵而來,不可避免會嚴重影響貿發局的運作。
有論者樂觀地認為,「如果貿發局的展覽業務真的沒有反競爭行為,又何懼接受競委會的監管」。其實,這種邏輯如果適用於貿發局,自然亦就會適用於其他提供各類服務的公營機構,例如醫療、房屋、專上教育等。當事人「清者自清」的論點看似輕描淡寫,卻完全忽略了用競爭法監管公營機構可能衍生的遵從成本。這些高昂成本的產生,主要並不在於被「檢控」或「入罪」多導致的訴訟費用或者經濟賠償及損失,而在於日後公營機構在履行各自的職責時,免不了就要瞻前顧後,為規避「瓜田李下」和任何訴訟的可能而被迫「裹足不前」。
另一種論點認為公營機構不可與民爭利,理應在私營業者羽翼漸豐的時候退出市場;但這種意見卻未必符合本港實際情和公眾利益。以展覽市場為例,如果貿發局只是擔當與私營企業無異的角色,那它根本就已失去參與展覽市場的理由,除非它專做一些私營公司不願涉足的高風險、低回報但具有潛力及社會效益的展覽。但這種「賺錢生意歸私營業界,蝕本生意找納稅人埋單」的想法,既不切實際,亦有欠公道。且,假如貿發局退出展覽業,納稅人在過去幾十年裏透過貿發局打造出來的香港會展業的商譽和品牌資產,亦變相無償私有化,豈不成了港式的「國有資產流失」?香港的私營展覽主辦機構中,目前只有少數幾家規模較大,他們自然會成為最大得益者;在市場重組過程中,很可能催生出少數私營企業主導的「寡頭」局面。凡此種種,對納稅人、市民乃至中小型展覽商,又有什麼好處呢?
近期不少中小企業自發地參與豁免貿發局的「保衛戰」,正正反映了展覽業的內部利益分配具有廣泛而巨大的「溢外」影響;政府、貿發局、展覽業者和其他持份者必須從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和公眾利益的角度去檢視和探討這個敏感議題。但如何找到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相信並不是競爭法的應有之義。
降低門檻 寬待中小企業
香港訂立競爭條例是為了締造公平的市場環境,保護「弱者」不受壟斷的欺壓,這本應對廣大中小企業有利;但本地的中小企反而屢屢表示對條例有保留。中小企的擔憂主要源於擬議的競爭條例並非有針對性的反壟斷法,而是一項跨行業法規,並且只靠幾項較為籠統的「行為守則」作為規管框架。他們一來擔心法例會衍生昂貴的遵從成本;二來亦是害怕財雄勢悍的大企業可能會借法律之名打壓弱小的業者,出現反噬效應。
為了緩解中小企業對競爭法的戒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早前在參考海外經驗之後提出「低額」豁免模式。根據局方建議,數家企業若合謀作出非嚴重的反競爭法行為(即違反「第一行為守則」),只要他們合共的營業額不超過1億港元,法例便不予追究;至於違反「第二行為守則」,即濫用市場權勢情,營業額低於1100萬元的企業亦可獲豁免。
政府建議的豁免安排雖然用意良好,但明顯「出手太低」。事實上,每年做1000萬或者說每月約100萬生意的公司,充其量只能算是「微型企業」,以此作為「低額」模式的界限意義不大。事實上,本港和海外的法規已有豁免中小企業的先例可援。例如,香港的《公司條例草案》訂明,若私人公司符合以下條件中的任何兩項,即全年總收入在5000萬港元或以下、總資產不多於5000萬或者僱員不超過50人,便可視為「小型私人公司」,獲准採用簡化的帳目及匯報規定;英國《1998年競爭法》則對營業額不超過5000萬英鎊的業務實體給予一定的寬免。可見,無論是參考本地還是海外的做法,競爭條例對中小企的豁免門檻確有大幅調整的空間。
另一方面,所謂「低額」模式並非全盤放鬆規管;因為有4類嚴重反競爭法行為,包括操控價格、圍標、編配市場和限制產量等,並不在「低額」豁免範圍之內。政府在法規的設計上亦留有餘地,將豁免的準則列於附屬法例之內;言下之意,政府可因應情變化,相當便捷地提請立法會修改。如果按循序漸進原則,不妨先將豁免的起始金額訂在較高水平,以後再視乎需要檢討和調整;相信這會是一個務實、穩妥又皆大歡喜的做法。
放下心結 消除最後障礙
政府在設定競爭法豁免中小企業的門檻時謹小慎微,折射了本港營商規管的取態已出現「寧枉勿縱」的「罰治」情結;而貿發局是否應納入競爭法並非一個純粹的法理研判課題,而是牽涉到「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糾結。看來,競爭法能否衝破鬱結,在臨門一腳的關頭避過「滑鐵盧」的厄運,端視乎政府和社會能否以勇氣、智慧和誠意,暫時放下這些難解的心結。
7招谷內需 告別保八 GDP增長訂7.5% 專家稱合理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發表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穩定經濟增長列為今年九大任務之首,當中以「擴內需」為重中之重,定下增收入、促消費等七大具體措施,務求力谷內需,確保今年經濟不至於嚴重放緩。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目標僅為7.5%,比去年下調0.5個百分點,正式告別自2004年以來的「保八」時代,多名專家都認為這個數字合理(詳見另稿)。
溫家寶在報告中具體提出,在擴大內需方面,要加快構建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覑力擴大消費需求;包括增加收入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發展家政、醫療保健等服務業,鼓勵文化、旅遊、健身等消費,引導環保綠色產品消費等7項措施(見右圖)。
深化稅革減負擔 城鎮化超50%
今年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深化財稅改革,有助減輕個人稅負及降低企業納稅成本,從而下調產品價格及提高民眾購買力。而七大招以外的其他措施,如縮減物流環節可減少生產成本;放寬民間資本可盤活經濟活動,打破部分行業價格壟斷之弊;具體惠民政策如上調城鎮居民醫保補助至240元(人民幣,下同)等,其實亦間接協助刺激消費。
另一方面,溫家寶提到今年全國城鎮化率目標52.07%,但對比發達國家的80%尚有一段發展空間。逐步增長的城鎮化率意味更多農民進入城市,為相關衣食住行類的消費帶來增長空間。
增收入醫療 發展網購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記者會上進一步解釋溫家寶的擴內需措施,指出措施目的有5項,即要讓老百姓有錢消費、敢於消費、樂於消費、方便消費和放心消費。張平稱,報告提到擴大就業、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為居民增加收入就是要令民眾有錢消費;加強民生,健全教育、醫療、退休等社保制度,就是要令百姓無後顧之憂,敢於消費;推出補貼政策即是鼓勵民眾樂於消費;而改善消費環境,發展網購,以及加強產品質量監管,是要令民眾方便及放心消費。
張平更強調,2011年外需對中國GDP貢獻是負數,消費在全年9.2%的GDP增長當中佔了4.7個百分點,所以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擴大內需。在國家發改委的國民經濟報告中提出,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增長14%,較去年實際增長17.1%為低,也引起中國內需可能放緩之慮。
溫家寶提出的今年九大任務包括﹕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努力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除GDP增長目標下調外,今年的居民消費價格(CPI)加幅目標為4%,與去年持平。
麥俊、劉洪慶、郭家靜、劉欣欣、陳子凌、林凱旻、楊曦、何曉勤、林迎 - 北京報道
馬 牛 雞 江國慶 選前隱匿選後不管
馬搞不定牛,陳保基保不了雞,兩種動物讓馬政府雞飛牛跳,出盡洋相。無能的表現一覽無遺。馬沒太在乎,陳冲淡定不衝,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民眾、媒體)。何以故?因為選舉已過,不怕;因為總統第二任,沒選舉壓力,不怕。
選前隱匿選後不管
誰怕?吃牛肉的老百姓怕怕;吃瘦肉精的老百姓怕怕;吃雞的老百姓怕怕。政府不是應該急人民之急,怕人民之怕嗎?民眾又急又怕,政府閉目養神,超然啊!
可比《竇娥怨》還冤、《六月雪》還慘、《烏盆計》還烏的江國慶案,原來國防部去年7月就做出行政處分。完全沒有出乎全民的意料之外,果然是輕輕放下。國防部不怕江國慶的冤魂不散,只怕得罪江案的長官。江老弟一定要半夜在國防部飄一飄,國防部才會屁滾尿流重辦此冤案。
奇怪的是:雞隻H5N2流感去年就發現了;江國慶案也在去年7月國防部就完成行政懲處,為什麼現在才宣告?這屁憋得真久,去年放的,最近才聽到聲音聞到臭,為什麼?台灣的怪事只要想到選舉,就像拿萬能鑰匙開門,豁然開朗。原來今年1月14日選總統,政府所有見不得人的鳥事,都暫時塞在糞坑裡再拿蓋子死死捂住,絕不准露出半點風聲。這就是馬英九當選的祕密。民進黨無能,沒辦法選前得知這些祕密,失去了彰顯馬政府不公不義的大好機會。怪自己吧。
欺瞞選民不知羞恥
江國慶冤案之慘已不必重複。但對他嚴刑拷打、屈打成招、畫押槍斃的軍官們,國防部的懲處是什麼?大家護好牙齒,說出來不要笑掉大牙。與案情有關的23人,從申誡一次到大過兩次不等,其中空軍總司令黃顯榮、作戰司令陳肇敏(很會對江國慶作戰,後來被馬發現其「長才」,任命為國防部長)、總政戰部主任李天羽等上將劊子手們,被處以申誡到記過不等的處分,退休俸不受影響。很好笑吧。更好笑的是這批傢伙大多已退役,現在搞什麼申誡、記過有個屁用,拿老百姓當白癡啊!就像若有智障法官現在平反二二八,判決槍斃當事人蔣介石一樣,腦袋裝屎。國防部就是腦袋裝屎。
如果馬政府在大選前隱匿美牛、瘦肉精、禽流感、江國慶案的處分,就是欺瞞選民、欺負選民、不正直、不道德,勝之不武,不知羞恥……
普京的鐵拳統治不會變
沒有意外,沒有驚喜。俄羅斯總統大選普京大帝果然順利勝出,而且得票率接近六成半,比最接近的對手超出近五十個百分點。撇開普京的「資本+特務+形像工程」優勢,他的對手也實在太弱太沒有看頭了。俄國共產黨頭子久加諾夫從葉利欽年代已參選,到現在俄共仍只能靠他出征,即使求變的選民也不可能把票投給他。右派的日里諾夫斯基同樣是總統戰老兵,毫無想像力與新意;其他兩個候選人則初出茅廬,全國知名度不高,更不要說挑戰普京了。面對這樣一批不成氣候的對手,普京大勝實在是意料中事。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以《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Putin》(普京時代邁向終結)為封面,認為改革呼聲正在俄羅斯抬頭,新興中產階級不可能長期接受普京的專制管治,普京將被迫進一步放權及改革。這樣的說法當然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與理想,卻未免流於一廂情願。
為二戰後圍堵蘇聯出謀獻策的美國外交問題專家 George Kennan在著名的《 Long Telegram》分析了蘇俄帝國的本質,指出俄羅斯政治文化從來容不下反對派,從來不接受反對派是政治秩序應有的部份。沙皇時代如是,蘇聯共黨管治時代如是,普京重建的俄羅斯也如是。尼古拉二世格殺抗議者毫不手軟,史大林、布里茲列夫的苦工監與白色恐怖也令人聞風喪膽。普京雖然不可能變成現代版史大林,但他同樣不把反對派放在眼內,更不要說讓他們分享權力了。對普京來說,跟反對派分享權力只會重蹈九十年代群龍無首國家一盤散沙的亂局,他怎可能走回頭路呢?
另一方面,俄國經濟近年雖有較大發展,但核心還是軍工、資源、能源企業,這樣的國企大部份掌握在政府及普京盟友的手中,形成一個巨大的政經連合體。相反,中產階級力量既分散又薄弱,根本難以挑戰普京的政權。實力如此懸殊下,普京更沒有必要因一時的抗議示威聲浪放鬆鐵腕管治了!
盧峯
特首選舉之笨蛋與騙徒
特首選舉雖不過是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戲碼,結果是不論誰當選坐鎮特首辦,仍是要向北京叩頭、向選委會的主要成份的商賈們「找數」。筆者先從政治現實排除勝選機會極微的何俊仁而不作評論。不管唐、梁的政綱如何寫得美好、宣告得如何動聽,市民極其量只是看着他們在表演,或是看着他們的醜聞在表態。筆者還得請市民不應看得太表面,更該要深思熟慮哪一人上場帶來的影響。
唐英年的婚外情、多番利用妻子擋駕的醜聞,的確是個人操守的道德問題,但從客觀角度去看事件性質,其實與娛樂版的藝人緋聞無異。或許大家受着古諺「修身齊家治國」懷疑他的管治能力,但當前是現代文明社會而不是古代封建帝王制度時代,管治的效果並不是一個人的作為,而是整個管治班子的能力和配合,這點得想得透徹一點。至於違規僭建事件,的確涉及個人操守和誠信,但宏觀地看,這與早前多位政治人物居所的僭建其實無異。若說到利益的問題,也只是使他的豪宅變得更豪華,從社會大眾層面可算沒甚麼實質損失。當然的也可推論到如果他登上特首寶座後會以權謀取更多私利,這也是要關注和憂慮的。
至於「西九門」和城大教學樓事件,同樣是涉及梁振英的個人操守和誠信問題。但兩宗事件不但涉及更高金額和人數眾多的群體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涉及的都是公共建設,亦即是梁的操守和誠信問題不只涉及私利,更是對社會構成直接性質的影響。如果運用相同的邏輯去推斷,假若梁當上特首而以權謀私的話,因為裙帶關係必涉及更多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建設更會使社會有實質性損失,這是更要作出關注和考慮的。
誠然以上的不過是透過表面情況進行推論,但只要再回望他們一直以來擔任公職期間的表現和言論,一切確實有迹可尋。對於普遍市民大眾而言,梁氏確實提出一些針對商賈和地產霸權改善民生的政綱,市民因而受落和支持他是很正常的。但試問地產財閥都有給予提名,要是梁當選了真的會向市民大眾兌現承諾嗎?或許更會想唐英年擔任公職多年,不但沒甚建樹而且更錯漏百出,懷疑他的能力也是正常不過。縱然同樣地有地產霸權代表提名他,但這也說明不管唐或梁勝選,香港社會的結局都會是一樣,商賈繼續左右施政、地產霸權肆虐,市民仍然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只是笨蛋讓人一眼就能看得出來而有所防範,但騙徒則會施展掩眼法而通常讓人在受騙後才知道恨錯難返,市民們還是不要繼續幻想着特首候選人會真正關注尋常百姓的需要,而盲目的表態支持,始終他們並不是透過大家的選票得到授權去管治香港的,更要防止民意取態成為候選人的政治武器。
羅柏斯
自由撰稿人
防止出現另一個曾特首
不知是不是被過去幾個星期的政治風波與黑材料嚇怕,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昨天一再斬釘截鐵的表明即使特首流選也不會參選,他甚至說連考慮參選也 不會。本來,李國能先生早在去年退任時已清楚表示無意角逐特首職位,只是本地政治形勢近期變幻莫測,特首選戰更是峯迴路轉,彷彿任何變動都會出現,任何事 情都可能發生。李國能先生形象正直清廉,也一度被視為下任特首的理想人選,傳媒舊事重提,追問他會否重新考慮加入戰團實在不奇怪。
李國能先生不考 慮趕特首選舉這趟渾水,不打算介入特首選戰無疑可大大減低成為黑材料攻擊對象的機會。但他這一回「出山」協助曾特首檢討特首及問責官員申報制度仍可能讓他 沾上政治麻煩,甚至可能成為議會及公眾的批評焦點。期望李國能先生及委員會能以公正公開的態度檢討現存的制度,坦誠的指出制度的缺失與荒謬之處,並提出切 實可行的改革建議。
今次特首曾蔭權先生被揭發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及涉嫌利益衝突除了令公眾質疑他個人的誠信與操守,除了令人擔心官商勾結加劇 外,更充份顯示對政治問責官員特別是特首的規管非常鬆懈,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冇王管」。根據曾特首自己的解釋,現時根本沒有任何規條或白紙黑字的規例監管 特首的操守行為,一切都由他自己說了算。只要他認為接受的款待或好處不構成利益衝突,只要他相信自己及政府政策不受這些款待左右,他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 接受款待,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好處。但是,這種「我辦事你放心」的安排不管在實質上或形象上都是行不通的,都很容易滋生貪腐與利益衝突問題,直接打擊 特首及特區政府的公信力。
應該看到,一次特殊的款待也許不足以直接影響特首及政府的決策。但一次又一次的款待,長期建立的特殊關係卻大有可能令特 首在有意無意間作出不公正或偏頗決定,令個別富豪、企業掌握特殊消息及優勢,令他們在市場上得到重大的好處。更可怕的是,由於所有款待毋須向任何人或機構 申報,也沒有任何紀錄,即使公眾及立法會想調查真相,追究責任也難以進行,只能任由特首自話自說。這樣荒謬不合理的安排,曾特首居然任由它長期存在,直到 出事後才匆匆檢討,他的疏忽失責實在令人非常失望。
形同虛設的申報制度除了可能扭曲政府政策外,更會加深公眾對政策公平性的疑慮。試想想當誰也不 知道特首是否跟某些富豪過從甚密時,大家對政策制訂過程肯定有這樣那樣的疑問,並會質疑某些重大政策是基於特殊關係而訂定,跟公眾利益相違背。這樣下來, 所有公共政策特別是富爭議性的政策都只會被視為官商勾結的產物,失去正當性及認受性。
要堵塞目前的制度漏洞,要防止再出現另一個曾特首,要挽回公 眾對政府的信心,李國能先生及檢討委員會不但要清楚找出現存體制的漏弊,更需籌劃一套嚴謹、有規有矩、有恰當紀錄的利益申報制度,定期公開有關資料,令特 首及問責官員的任何特殊關係都無所遁形,令公眾的疑慮可以減輕,令特首不再「冇王管」!
盧峯
羅小朋:中央不作為,重慶模式產生
明鏡記者范方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從單一制走向聯邦制,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結構和權力格局也有了重大的轉變。著名經濟學家羅小朋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如今沿海與內地發展高度不平衡,越發達地區的實際稅率越低,越貧困地區的實際稅率越高,農民工離鄉背景,官民間的關係在貧困縣市越來越緊張;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因子,早在朱鎔基時代就種下。
中央不作為,重慶模式產生
由於中央和地方有默契,只要中央拿到錢,地方做什麼都不會管得太認真,因此錢來得容易、中央不作為與的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是羅小朋認為重慶模式得以產生的因素之一。“中央也明白這裡頭有很多利害關係與棘手問題,比如地方教育、醫療、腐敗,如果管下去,就得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想把這些問題都推給下一任;其實很多問題如果及早解決,不是很困難,所以最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能力。”
羅小朋對《明鏡》表示,胡錦濤剛上台時,包括他在內都對胡錦濤抱很大希望,羅小朋還曾給胡錦濤寫信, 提出改善縣一把手任命和激勵的建議。“大家現在對胡錦濤都很失望,他有一種僥倖心理,覺得江澤民能混過來我為什麼不能?”
中共17大後,薄熙主政重慶,羅小朋解釋,重慶地方黑勢力猖獗、不把薄熙來放眼裡,一上台就給薄熙來下馬威,利用老百姓的不滿, 發動出租汽車罷工等事件。薄熙來雖然坐到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但他原本期望當上副總理,現在卻把他派到最棘手的地方,薄熙來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被黑勢力打垮,政治前途徹底結束;一是背水一戰,去碰別人不敢碰的問題。
薄熙來選擇了後者,開始推行重慶模式,進行打黑,他也看到中國社會精神上的委靡和頹廢,經歷過文革的他開始唱紅,羅小朋認為唱紅不完全是意識型態問題,也有實用性質,“總比整天打麻將好!”
與重慶模式同樣被熱議的廣東模式,則帶有中央的意圖。“胡錦濤沒什麼本事,但他希望汪洋能帶頭搞出一點名堂來,證明他不是毫無作為。”羅小朋對《明鏡》表示,有說法認為汪洋從胡錦濤手裡拿到“尚方寶劍”,不管官職多大,汪洋都可以令他下馬,而汪洋的手法就如同胡錦濤“整”陳良宇的方式:若聽話,貪腐也不整你;但不聽話就整你。原廣東副省長、政協主席陳紹基就是因此下馬。
“洋到廣東後的基本想法是,迴避政治改革,甚至社會改革,把經濟搞上去,所以汪洋最早搞騰籠換鳥。”羅小朋解釋,廣東外地來的人太多,給廣東治安、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汪洋欲把更高級產業帶進廣東、將低端產業騰出去,但如此將產生就業問題,因此與溫家寶產生衝突。“廣東曾想把深圳一帶低端企業轉移到廣東相對落後的地方,比如韶關,韶關把南疆勞動力引到那,表面上是扶貧,結果惹出75事件,反映政府沒有長遠計畫,只想擴大增長模式,不認真搞政治社會改革。”
羅小朋對《明鏡》表示,廣東不是沒有黑勢力,其地方官員和黑勢力的勾結比重慶還要嚴重,但在沿海地區打黑,涉及到的國外勢力、中央勢力,對付起來比重慶困難得多。羅小朋指出,汪洋曾有過一些想法,比如發動網路民意,但實際上產生一種華而不實的作秀感,也反映出汪洋和其智囊人物的水平不夠。“廣東最優秀的幹部這些年來都被腐敗吞噬、或靠邊站了,汪洋也不敢啟用這些德才兼備的幹部,所以只能假改革。”
羅小朋表示,汪洋最近似乎在走更險的棋,開始維權、保護抗議群眾,並開放民間組織註冊登記,公開提出維權和維穩中間必須平衡,反映汪洋在重慶的壓力下有些心急,也可能是汪洋進常委遇到困難。
地方與地方建立合作關係
若想解決廣東所遇到的問題,羅小朋認為光顧著自己省分的改革是不行的,“重慶問題不涉及大量外來農民工,他們的農民工是本地來的多,所以還可自己協調,比如搞地票,也就是重慶範圍內的土地開發權轉移。”
但廣東等沿海地區有大量外來人口,問題涉及範圍廣,需與其他省合作。如數量大的農民工得了職業病,有的已回到老家,其打工時交的保險金,廣東積壓了一大筆,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與農民工來的省分協調,將農民工檔案建立起來。羅小朋對《明鏡》說:“從全局來講需要這樣做,但汪洋想不到,他只想怎樣到中央,這是中國現在一個要命的問題,大家都準備搞一票然後升官,不從長遠計。”
雖然地方與地方之間需建立合作關係,但中央的心態也是問題所在。“這種合作潛力非常大,現在軍隊統一,不可能內戰,但現在的體制不允許這樣做,高級官員的心思也都在升官發財,他們有種恐懼,地方合作中央就被架空。這涉及到中國大一統觀念的問題,歷史上中國不允許地方之間發生橫向關係。”羅小朋指出,實際上地方合作需要有規則、有裁判,此情形下中央的權力會更大。“中央誇大了分裂的危險,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支持國家統一的力量很大,但實際上是中央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這也是他們無能的表現 。”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資料圖片)
普京面對多事的六年任期
俄羅斯總統選舉完結,這場基本上算是例行公事的選舉,結果亦是預料之中,普京大勝而回,任期直到二○一八年。
今次普京勝出,算是乾脆利落,得票率近六成五,比起去年底的國會選舉,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得票率不足五成,算是有相當大的進步,主要原因是選舉性質完全不同。首先,今次是行政首長選舉,選民清楚是選人,普京和另外四位候選人相比,是離行離列領先。而上次是國會選舉,嚴格而言是選黨而不是選人,就算是選人,也只是幾百名統一俄羅斯黨的候選人,這幾百人當然會感受到普京光環的威力,但已是間接再間接,由普京發功撐着統俄黨,然後再由統俄黨撐住幾百位候選人,打個七五折是意料中事!
此外,總統選舉是選出未來六年執政的政府,主要是做事,而國會選舉則是監察政府施政。總統一職,基本上是普京的囊中物,去年國會選舉時選民已預料得到,既然總統篤定是普京,那麼國會選舉,選民尤其是中間路線的選民就更傾向於制衡。因此,去年底的國會選舉,本欄是看淡統俄黨的選情,但選票不足五成則比事前預料更差一點。國會選舉統俄黨失利,正好給普京機會大做文章,作危機宣傳。普京翻開十二年前俄國悲慘的歷史和今天相比,那就很容易打動選民。總而言之,在選民的眼中,政府負責做餅,國會則擔當分餅的監察角色,讓俄共多拿幾席,福利也可以多掙一些回來。
反普京非政治禁忌
普京之前的如意算盤,是把總統任期改為六年,他連任一屆,那就可以玩十二年,但經過國會選舉一役,普京大概也意識到潛在的危機。本欄早已提出警告,指普京由大帝的形象變回總統,他雖然享有大權,但不再是一言九鼎,也不再是不能觸碰的俄國民族英雄,選民不會永遠用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年代的頹敗來做標準,而這個標準尺度也是日趨多元,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均富等等都成為民主選舉的必然訴求。殘酷的現實,迫令普京要直接面對這些仍有大幅落差的訴求,反普京運動雖不致一發不可收拾,但已是行出第一步。
在俄國社會裏,反普京已經不是甚麼政治禁忌,而俄國經濟的結構性瓶頸已經凸顯,經濟進入平原期而難以突破,所謂經濟現代化又未能有效落實,因此,未來六年,對普京來說,應該是多事的六年,要再連任,相信是非常困難!
張志剛
政協人大兩會變成大雜燴
中國兩會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變成一個大Party,全民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娛樂精神,將兩會變成空前的大笑料。
曾經的中國首富許家印出席兩會,被記者抓拍了一張很傳神的照片。照片上,許疾步快走,領帶飛揚,腰間的名牌皮帶眩目閃亮。於是,網上就開始惡搞許老闆這條價值一萬四千八百元的腰帶,大家並未質疑許老闆買腰帶的錢來路不正,反倒齊聲指摘他炫富。最後有人PS一張GIF圖,動畫上的許老闆一副賣萌(天真)樣,那條名牌腰帶就差沒把他帶得飛起來。
浙江有三十位女人大、政協代表,她們放出風來,說是要在五日人大會議開幕當天,集體秀一下高貴典雅的旗袍。據說,專業設計師為她們設計的旗袍,和傳統旗袍很不一樣,不僅有長長的袖子,還有很別致的露背設計。網友驚詫之餘,連聲責問:你們這些代表,還有設計師、化妝師,真把兩會當T台了?你們不多想想如何提高議案提案和發言質量,卻想着如何賺眼球?順便問一句:這些高檔旗袍的錢誰出?更有人以詩相贈:年年兩會皆三八,今歲兩會更三八。三十浙江女代表,八字齊步秀旗袍。
人大代表申紀蘭五十五年來出席了所有人大會議,因而被人贈以「活化石」之稱。作為傳奇,申紀蘭的一大絕妙之處,是她從來不投反對票。網友對此嘲笑,申自己辯解,她對不贊成的事就不投票。
對這樣一位素以農民號稱的老人,大家本沒有開涮的意思,但隨即傳出申紀蘭在山西開有貿易公司、地產公司,而且公司名竟然用的就是她本人的真名。於是,網友自覺受騙,憤怒斥責:你說你是農民,你卻是廳級領導;你說你只重視農業,你卻註冊了房地產開發公司;你說兩袖清風,你的兒子是局長,女兒是大校;你說你只投贊成票,你說你騙子代表能代表誰?
兩會本是參政議政的最高廟堂,但橡皮圖章和舉手機器的定位,令代表委員無奈之餘,只能以嘻哈心態與會。媒體採訪兩會,必須止步於大會堂東大門三十九級台階前,想在百米不到的距離作出深刻報道,比登天還難。既如此,媒體也只有以娛樂精神八卦報道。至於網友,明知兩會開不出啥名堂,較真就是傻瓜,只能逞口舌之快過過嘴癮了。
一切都是被迫的,沒法!
尤可夫 傳媒人
貪曾醜聞爆不停 獨立檢討得個樣
《太陽報》
曾蔭權又又又又又爆醜聞,被人踢爆○七年平安夜入住澳門賭廳超豪專房,唔止黐飲黐食,仲黐埋賭徒添。煲呔曾歎盡海陸空,貪盡粵港澳,都算戰績彪炳咯!
呢 單已經係煲呔曾第N單貪腐醜聞,廉價租用「深圳禮賓府」就砌詞話老婆多雜物要放,今次連下一代都搬埋出嚟,話由細仔安排。講大話都唔該用吓腦吖,當年仍在 求學階段嘅細仔邊有咁大面子安排入住賭廳大豪客專用房。除非咁啦,虎父無犬子,如果曾家細仔都係貪腐集團一分子,咁就有可能嘅。
叮佢個鎯鎯,「香港第一貪官」死鴨撐飯蓋,邊個能夠斬妖除貪呢?廉政公署?投鼠忌器嘥聲壞氣。立法會?群丑亂舞偏私護短。北大人?更加唔使諗,神州貪官見到煲呔曾只會惺惺相惜、相見恨晚嘅啫。
咦,咪住先,有個叫「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嘅東東首次開會喎,唔通研究點樣處理「香港和珅」?好咯!貪官受查,濫權死得,正義有望彰顯咯!
聽吓委員會主席李國能講乜先,佢話,委員會嘅職責係檢討特首、行政會議成員同政治委任官員嘅利益申報制度,下月會舉行諮詢會,五月底向煲呔曾提交報告。吓?乜話?委員會唔係捉貪曾,而係向貪曾報告,又會咁荒謬嘅?
咁都未算,更荒謬嘅係,檢討報告最終有乜改善建議都好,都係由下屆政府開始採用,唔關煲呔曾事o架!咁即係話,份報告寫到天花龍鳳都好,對煲呔曾都起唔到約束作用,更加唔使講查辦佢嘅貪腐罪行。煲呔曾偷食,接任人當災,咁狗嘅做法,真係只有煲呔曾至諗得出咯!
一個幫大貪官粉飾太平嘅委員會,邊個會做呀?答案係,五個「曾朋友」囉。委員會五名成員同煲呔曾關係千絲萬縷,唔係被港府委任重要公職,就係曾經從煲呔曾手中接過授勳星章,檢討報告嘅公信力有幾多,大家心照啦!
吖,差啲唔記得添,委員會主席個名叫李國能,即係○八年獲煲呔曾頒授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嗰個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計太一叮話齋,「檢討五人組」全部同煲呔曾利益掛鈎,委員會首先防止及處理佢哋嘅潛在利益衝突先啦!
一句講晒,防貪得個樣,檢討係場騷。所謂嘅檢討委員會,根本就係煲呔曾嘅緩兵之計,意圖轉移視線,等自己嘅貪腐醜行可以過骨。各位市民唔好上當,打貪官都係靠自己啦,唔好畀佢停,繼續上街,繼續打「曾小人」,繼續高呼:打倒貪腐,打倒煲呔曾!
賀國強力挺重慶 薄熙來希望猶存
因為王立軍事件,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成為今年北京兩會最引人注目的焦點,不僅其一言一顰,就連重慶代表團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媒體關注。外界期望在薄熙來身上解讀出中南海權力鬥爭的密碼,以及重慶模式的走向。
在昨日的人大開幕式上,主席台上的薄熙來成為中外記者追逐的目標,其臉色、眼神甚至坐姿都被政治立場不同者解構,有人讚其神態自若,自信滿滿;有人說他強作鎮定,內心慌亂。但無論如何,主管反貪的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到訪重慶團,打破了賀國強修理薄熙來的傳言。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外界風傳賀國強是逼反王立軍、劍指薄熙來的幕後黑手,有人甚至聲稱賀國強親自掛帥擔任王立軍專案負責人。今次全國兩會開幕,賀國強特地到重慶代表團駐地看望代表委員,讚揚重慶這些年變化很大。薄熙來則以「吃水不忘挖井人」表示對賀國強的敬意,兩人互動澄清了不和傳聞。
事實上,賀國強與周永康都是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政治「哥兒們」,而曾慶紅又是太子黨的隱性「大哥」,他們對薄熙來只有提攜幫助之誼,怎麼可能會落井下石?賀國強不避嫌疑,高調亮相重慶代表團,實際上是發出力挺薄熙來的政治訊號,至少證明薄熙來可安然過關,不會落到像陳希同、陳良宇這樣的結局。
百姓挺薄 不容忽視
薄熙來的政治前途既受王立軍事件影響,但又不完全受王立軍影響。王立軍是重慶打黑的主將,也是重慶模式的一根支柱,他莫名其妙遁入美國總領事館,令薄熙來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不過,薄熙來打造的重慶模式並非只是打黑,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讓廣大基層弱勢群體得到了實惠,即便發生王立軍事件,薄熙來在重慶的聲名仍然不墜,許多市民為其喊冤叫屈。
王立軍事件發生至今已逾一月,當局仍未公布調查結果,但大事化小、將王與薄及重慶模式切割處理的做法已經呼之欲出。王立軍至今未被免去黨內職務,其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也未被免除,今次缺席人大是「因事請假」,而早前也有傳出王立軍被定性為「間歇性精神病」的消息。各種迹象表明,王立軍事件最後很可能歸咎於其個人的「精神」出了問題,而這種定性最有利於薄熙來擺脫困境。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外界多認為薄熙來的仕途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在中共十八大上更上一層樓,最多被安排在全國人大或政協出任閒職。這種推測性分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宮廷政治的複雜性以及民心民意對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影響和制約。事實上,薄熙來的政治前景不僅由上面幾個人說了算,基層弱勢群體發出的集體聲音也不容忽視,民心向背,高層不能不認真考慮。
溫家寶認缺失民怨重維穩費七千億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總理溫家寶發表其任內第九份政府工作報告,承認政府工作有缺失,包括未能控制物價飛漲和環境污染,另徵地拆遷、食品安全等問題仍然嚴重,民眾反應強烈。此外,大會昨公布被稱為「維穩費」的公共安全開支預算,今次突破七千億人民幣,還高於軍費預算。
溫家寶昨日坦承,政府工作仍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節能減排、物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此外,徵地拆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問題還很突出。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也有待提高,廉政建設極需加強。
針對今次的工作目標,政府工作報告列出了九大任務,首位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其餘的包括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當中包括首次把PM2.5的空氣質量監測標準列入報告,稱會於京津冀、珠三角等地推廣。
重申「黨指揮槍」
此外,當局今年將深化六大重點領域改革,其中涉及反腐敗問題,溫家寶重申嚴禁官員插手經濟活動,糾正粗暴執法等。但外界認為,報告中有關推動政治改革的着墨不多。
溫家寶還提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是近幾年首次重申「黨指揮槍」,疑是回應近期有關軍方將領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傳聞。另方面,大會昨派發的財政預算報告顯示,內地今年「維穩費」開支達七千零一十七億元,比去年升一成一,連續數年超過國防開支。
特首選舉要體現由民作主
還有十九天就是香港下任行政長官選舉日。七百萬港人只有一千二百位選委有投票權。「3.25」投票結果只有以下可能:一種是順乎民意、顧全大局、尊重中央,選出一個民意支持度最高、社會認受性最大的新特首,以新人事、新作風帶領港人開拓、進取、創新,令社會向上提升;另一種是拂逆民意、不顧大局、與中央「對着幹」,選出一個民意最低、社會認受性低殘的「新特首」,「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令社會向下沉淪;又或者「正路不走走歪路」,反對派與建制派既得利益勢力同流合污,同投白票,使選舉流產,推倒重來。
「3.25」投票之所以充滿變數,其實是反民主的荒謬。因為自去年十月以來,兩名建制派特首參選人之一的梁振英在歷次民意調查中都遙遙領先於另一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迄今保持着三十個百分點的優勢。日前本港三位特首候選人首次就環保題材同場辯論,會後聽眾舉行模擬「特首選舉投票」,結果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投票選梁振英,選唐英年的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在民意支持度方面,梁對唐完全佔了壓倒性優勢!
本港和海外輿論一致認為,如果今時今日是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梁振英的當選及唐英年的出局是確定無疑的!
利令智昏 無視民意
問題恰恰在於,下屆特首選舉並非普選,而是最後一次由選舉委員會推選。反對派一貫譏諷由各界別代表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是「小圈子選舉」,其實並不盡然。若選委高票選出的特首當選人既是愛國愛港為中央認可的人士,又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民望和認受性,即使是普選亦會選出同一人選;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甚麼「小圈子選舉」!關鍵在於選舉結果是否與人心向背脗合!
令人遺憾的是,在唐英年爆出「僭建地宮」醜聞,涉嫌呈交虛假圖則、偽造文書、串謀詐騙等刑責,民意支持度跌至兩成以下之際,竟可挾着三百九十張提名票報名參選,正式成為下任特首候選人,登時全城嘩然!既得利益勢力利令智昏,已到不問是非的地步,這種當強大民意「冇到」的張狂姿態,將市民的不滿推到頂峰,紛紛指斥「小圈子選舉」的荒謬!
三月四日下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飯店會見港澳地區政協委員時語重心長地強調大家要「講團結,顧大局」,這也適用於選委會建制派選委。唐營的「兩報一刊」數月來對梁振英大肆抹黑,多期雜誌封面專題向梁狂轟濫炸,根本不涉利益關係且不存在誠信問題的所謂「西九評審」事件也挖出來,這分明是「雞蛋裏面挑骨頭」,還在立法會祭出「權力及特權法」無理糾纏,干擾比政綱、比理念、比能力的「主旋律」,製造建制派分裂,這不是破壞團結嗎?
罔顧大局 後果堪虞
再說,明明梁振英在近期多次民調都穩獲市民過半數支持,本港及海外輿論都認為一旦選委會強姦民意,將能力低下、民望貼地的人選「黃袍加身」,將激發百萬市民上街怒吼,未來五年管治舉步維艱,有選委若仍要一意孤行撐唐或投白票,這不是罔顧大局嗎?
不久前,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和平解決了烏坎村的群體性維權事件後總結:領導幹部一定要轉變觀念,將「為民作主」轉變為「由民作主」。
同樣道理,「3.25」下任特首選舉,一千二百名選委的投票取向也必須體現「由民作主」!
劉夢熊
溫內閣只剩一年 政改雷聲大雨點小
今年兩會前夕中央報刊曾放言「寧有微詞,也要改革」,昨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而綜觀政府工作報告全文,政治體制改革並未有觸及深層次問題。所提的「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僅屬「行政改革」層次。所要理順的政府與市場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城市與農村關係、經濟與社會發展關係、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關係等五對關係,概括也是政府改革。所以,報告對改革鋪開的面很廣,卻缺乏深度。
權力過於集中,是當今中國政治體制的弊端。政改就是對權力的授予、監督、制約進行制度化改革。當中群眾意見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官員腐敗愈演愈烈,遏而不止。在國際上行之有效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即予檢控」等「陽光法案」拖延二十多年亦未能在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提上議事日程;另外改革用人方面「上級說你行,不行也行;上級說你不行,行也不行」陋習,仍是制度缺位,在報告中未開出有效「藥方」。
不過,「溫內閣」只剩一年任期,執政黨中央十月就要召開「十八大」換屆,恐怕比較系統的改革「頂層設計」還是留到下屆中央才徹底鋪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劉夢熊
安內重於攘外 維穩高於一切
全國人大會議公布的財政預算報告提到,今年全國的公共安全開支,即「維穩費」達到七千零一十七億元人民幣,而同年的國防開支為六千七百零二億元。這就是說,當局用在對付內患的費用超過了用於抗擊外敵的支出。安內重於攘外,維穩高於一切,讓人想起晚清敗象。
這些年,當局不斷加大維穩投入,公安人數日增,精良裝備武裝到牙齒,卻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怪圈。神州上下,群體事件層出不窮,萬人以上的聚會抗議司空見慣。當局愈鎮壓,百姓愈反抗,官民衝突成為當局揮之不去的夢魘。
當局為安內不惜血本,不擇手段,對攘外卻膽小如鼠,得過且過。日本調兵遣將部署西南諸島,蠶食釣魚島,驅趕中國漁船,北京卻聲稱要將東海打造成和諧之海、合作之海。菲律賓、越南霸佔南海諸島,盜採海底資源,中國卻委曲求全,乞求「共同開發」,長外敵威風,滅國人志氣。
鎮壓愈激 反抗愈烈
維穩應該是系統工程,不僅要打擊犯罪,維護治安,更要爭取民心,掌握民意。可惜的是,執政當局總是片面、機械地理解維穩,以為武力鎮壓就是維穩,只要將警察派駐街頭,提升公安裝備水平,天下就能太平。
事實上,古今中外還沒有一個政權靠警察達致長治久安。滿清末年,朝廷腐敗不堪,官逼民反,統治者對民心向背毫不在乎,攝政王載灃有句口頭禪「亂民怕甚麼,我們有兵」,結果不過三年,清朝便壽終正寢。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丟天下,如果一個政權要通過暴力專政機器維持統治,那就離垮台的日子不遠了。
對北京當局而言,維穩固然必須,但更應該反思:為甚麼這些年「敵對勢力」愈打愈多?維穩打擊的對象究竟是誰?如果執政黨能做到上下一體、執政為民,何至於官民矛盾如此激化?如果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至於訪民遍地?如果能做到教育公平、機會公平、就業公平,何至於民怨沸騰?如果吏治清平,反腐得力,又何至於社會矛盾尖銳?如果能強勢打擊民族分裂勢力,又何至於疆獨、藏獨如此囂張?
政府維穩,百姓維權,看似針鋒相對,其實,當局若能反其道而行,將維穩資源幫助百姓維權,中國社會何至糜爛到不堪一擊的地步?如果十三億百姓堅如磐石,將維穩經費用在抗擊外侮上,周邊群狼怎敢對中國張牙舞爪?
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下)
如果从这个高度着眼,“倒过来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的弱点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了。
首先,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权。因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已经由实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条件转移到了政权身上,它必须代替本来的条件来自己充当“前提”进行历史创造,所以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政权能够创造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但是这一假定一旦接触到实际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回答这个问题,不由让人联想到普列汉诺夫当年关于革命者过早地夺取政权之结局的颇为有趣的预测。他预言结局不外两种。一种是革命政权自己出面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但由于在实际经济关系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够有利的准备,于是终将采取强制命令的手段,那时它将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制和独裁制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对这些理想作一点修改,使得国民生产不是由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们而是由社会主义者等级来管理”11;另一种是革命政权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宽容地听任他们去作出自己的选择,那时在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商品关系只会或快或慢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来在实际生活面前政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可笑的社会主义政府”12。这一预测是在与民粹派论战时提出的,但对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不是也有启发呢?本文认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虽有反抗旧政权的情绪甚至行动但仍缺少建设新生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的情况下,事情的逻辑结果就总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此,这一模式必然地赋予政权以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使得全部事业的希望由“客观条件”转移到“主观条件”上来。原因很简单,现实生活中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于是不论当初怀抱怎样的“让所有社会成员参加管理”的想法,政权命定地要让自己负起全部“主人”的责任来,它要对整个社会变革的性质、方向、范围和速度作出设计;它要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进而还要对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思想领域实行统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管理好,人们就必须假设这一政权永不犯重大错误,它的政策应该永远英明正确,它的管理者们应该素质超群,具备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所憧憬、所设想过的一切智慧、经验、勇气和无私,好似柏拉图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国者。但是人们难免产生疑问: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文化水平落后的国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来客,这样的奇迹到哪里去找呢?而既然很难找到这样一批智者、“哲学王”,又如何达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还不止如此。这些管理者彼此间还必须意见一致、思想统一,团结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度统一、铁板一块的领导者集团,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一旦他们内部发生重大分歧,则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必将陷入危险之中。列宁晚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人际矛盾忧心忡忡,视之为对党和国家的极大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果然在列宁去世后成为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合乎逻辑地,政权既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强政府,最终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列宁晚年自己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把苏维埃政权看做只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3。而对于这一机关所产生的官僚主义,他是深恶痛绝之至的,以致说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4这样的愤激之语来。列宁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他将其原因归结为“根源于旧事物”,即出于不得已而把旧官吏引进机关以及旧文化“遗迹”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便是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
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官僚主义几乎是与苏联社会的演变相始终的。在列宁时代,它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到处蔓延,只是由于那一时代距革命岁月相去不远,理想主义的强大影响还在发挥其自律作用,才暂时没有全面泛滥起来。到了斯大林时代,随着国家战略对世界革命目标的离弃(当然,口头上仍不时提及)、随着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干部决定一切”的政策的强调、反复无时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当初对革命的纯真追求愈益成为昔日的过时回忆,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渐转变成特权握有者,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存在当做目的,迷恋和崇拜权力,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层级分明的集团,不论你遗憾地称它为“官僚主义现象”,温和地称它为“官僚特权阶层”,还是像吉拉斯那样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新阶级”,情况都是一样;不论你把这一集团的形成确定为斯大林时期或是后移到赫鲁晓夫时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的实质只是在于,这一庞大官僚主义现实的形成,绝非某种外来的或旧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即“社会意识”所能解释,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根源。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将不得不按如下途径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脱节和凌驾于社会之上;进一步的根源则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政权在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还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独断地担承起对一切国家事务的“代管”职责来;至于为什么这一阶级没有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客观条件所制约的工人阶级发展不足来解释了。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断,而是20世纪历史进程展示给人们的活生生的事实,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以无私的诚实去正视它们并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之,结论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倒过来的”模式隐含着当事人并没有想到的内在问题与困难,它们并不像所断定的那样仅仅是在“通常的历史顺序”中作了一点小的“变化”,而是出乎预料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即使得历史演进不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而是拐向了行政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一体制下,名义上已经解决了的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继续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见,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像当代的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通常的历史顺序”也绝不是能够随意颠倒而不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原理”,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证明,今人切不可忘记。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如何评价的问题上来了。
《论我国革命》的内在精神,是强调革命政权、革命观念和革命家主体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前提”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意趣颇异。其所以有这种差别,一方面源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另方面与列宁的一贯思想有关。我们先从后者说起。
在这里,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初列宁的一整套理论和政治主张。大致从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主张。其主要思想脉络可归纳如下:工人阶级单凭自己的经验决不能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意识只能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头脑中创造出来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舍此,工人阶级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这样一来,阶级的革命理论成为与阶级成员日常经验无涉的独立自在的东西,而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业的原动力和核心地位。沿着这一思想,列宁强调一个以少数领导人为核心、组织纪律高度严密、步调高度一致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的意义,视之为能够“翻转”俄国的“杠杆”。有了对理论灌输和革命组织的如此高度重视和准备,一旦革命发生,列宁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胆的革命转变策略,即利用理论纲领的自觉性和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理论政治主张,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了成为一个以高度张扬革命家主体意识和大胆行动为特色的半军事化政党的潜质,从而也使自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马克思学派旗帜下的社会主义派别。以这样的建党思想为垫底,当着取得政权之后一旦发现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时,列宁自不会像“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那样徘徊无计,而是必然地诉之于政权这个新的“前提”,从而形成自己的“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是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纲领及其载体——组织和自觉行动——充满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未免简单化了。列宁毕竟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者,他不是不知道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匮乏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以及几乎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必须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的原因。这一思想,当时甚至是用非常极端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6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说,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极不成功17,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续不下去了。立足于实际形势,除了把战略的重心由外向内转移,的确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与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欧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着这条虽然艰难但毕竟更实际一些的路途,摸索着独立地搞自己的国内建设。而既然历史没有预先给这一新的道路铺设客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政权身上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因此成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开头说《论我国革命》是机智的辩护,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彻底性。当初那种把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托付于西欧革命胜利的做法,虽然在经济学依据上和政治战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确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却有某种彻底性:它承认经济文化落后之于社会主义的障碍并因此而求助于国际联系,它用把自己与西欧先进工业化地区联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满足了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着“倒过来的革命”模式弃绝世界革命观点并把国内的独立建设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着切断了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来必不可少的发达物质文化前提之间的最后联系,使自己的行动与客观条件脱钩而转到主观意识上来。列宁对此中艰难是有所体会的,所以即使当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时,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是心怀疑虑地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他此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犹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等等”,就已经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8;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19。可以说,这种犹疑态度决定了列宁终其一生都没有最后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并最终压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才把关于世界革命的回忆最终送进了被历史尘封的角落。
可见,《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它初步提出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并没有对这一设想予以最后的确认。它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试图把发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变到“一国社会主义”上来,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意识到这一新的方向上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它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之路,但这一道路在苏联自始至终的历程中都证明无法超出低水平的“现实社会主义”。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现实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反复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以肤浅的自我满足心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解释,把适应特定条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张说成是对理论的巨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一道路的固有特点(包括弱点)并立足于现实来解决困难,以便向前发展。今天,如果社会主义者还想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于当年所瞩望的那一主观“前提”,而是要把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同时放到首位,惟有二者的相互促进才可能逐渐造就独立的和具有国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这,才是真正的以社会成员自我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前提之所在。
注释:
1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775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3 同上书,第777页。
4 正因此,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即便是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的非布尔什维克,也大都对这一事件报以本质上是善意的批评和惋惜。例如激烈指责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承认,十月事件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所为,只不过他认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兄弟”。(参见《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8页)
5《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6 同上书,第778页。
7 同上书,第778页。
8 下面紧接着的话是:“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时,才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620页)
9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10 考茨基对这一点有过不错的论述,参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第3章。
11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有中译本,但不能令人满意)。
12 同上书,第322页。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14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
16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40页。
17 不成功的原因简要说来就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估计过低,以致盲目地相信西方无产阶级起来响应俄国革命的决心。这方面的分析,详可参见拙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二篇七、八两章。
18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6页。
19 同上书,第796、795页。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光明,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上)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宁在翻阅了孟什维克著作家苏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札记之后,口授了一篇反驳性的文字,这就是著名的《论我国革命》。这篇短文历来被视做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论证,并作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时时被人们引用。然而,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历史风雨之后,我们的认识理应更前进一步,完全有必要对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评价。
一
在我看来,此文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后的机智辩护,但还不能说是深刻完整的理论论证。
其所以说它是事后的辩护,是因为经过了1917年以来五年多血与火的搏斗,局势与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的预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设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是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其实际含义主要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近期到来的坚定信心基础上的,在他们看来,这场世界革命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经济文化条件相当落后的俄国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观保证。但五年过去了,不论人们如何期待和推动,这场对于他们来说等同于生命线的世界革命不但没有到来,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将来也越来越不容易到来了。痛苦的结局逼迫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全部战略作重大调整,客观现实驱使他们去考虑一件此前并未认真规划过的工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己国内的建设。列宁晚年为此而绞尽脑汁,提出了包括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工业化、“文化革命”等著名举措在内的一整套设想,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有必要为1917年革命的正当性作新的辩护了。《论我国革命》的目的正是要进行这种辩护。
《论我国革命》是色彩鲜明的论战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列宁式的尖锐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驳斥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责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所有批评。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对西欧革命怀有无比信心的时期,对这些批评还可以不屑一顾,但到了1923年却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论我国革命》针对上述批评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文章首先诉之于辩证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宁痛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2
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张对研究对象作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反对一切从固定不变的抽象原则出发去评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辩证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和判断社会状况时,必须走出包括一般谈论辩证法本身在内的哲学式议论,真正深入到对象的内部,从最详细而具体的、纯粹经验的研究中得出确凿可靠的结论。具体说到俄国革命,如果不能用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和局势说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来的,而这一特殊性又将如何引向一个新社会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列宁毕竟是一名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能像后来的许多半瓶醋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几句简单的哲学议论拿来当做胜利的论据,而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两条。
第一,世界大战使人民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须革命。列宁反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3
换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主张是合理的,从革命家的立场看甚至是十分雄辩的。的确,如果人民陷入绝境,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使用革命手段奋起反抗的权利。在俄国这样的工业化落后、专制主义统治严苛的国度里,人民所受的压迫十分沉重,特别是世界大战对工农的压迫远比西欧更甚。在战争失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摧残下,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在1917年二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并建立起共和国;同样的原因使下层人民在八个月之后信从热烈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起义赶走了坚持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临时政府。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参加,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胜利的。换句话说,这场革命既是布尔什维克大胆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工农大众对“毫无出路的处境”的激烈反应。所以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们的反抗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除非我们拒绝对历史上的一切“弱势群体”给予同情,甘愿对他们的命运持漠然不顾的态度。4从这个角度看,列宁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
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不够。因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正当性固然应当尊重,却还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毫无出路的处境”一向能够“十倍地增强”作为受害者的下层民众的力量,但这还只是一种作用于旧制度的摧毁性力量,本身并不导向新的社会。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合理性虽然不能忽视,可对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说毕竟还是消极的。建立新的社会需要以新的思想为先导,而新的思想只能源于新的、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愿望,而产生出这样的愿望的阶级载体,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水平为基础。由此可见,上述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曲折迂回地又把人们引回到那一老的问题,即俄国社会是否发展到了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其实,列宁并非不懂得仅仅靠“毫无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他的真实意思是说,这种对旧制度的反抗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而一旦取得政权就可以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创造最重要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本文马上就来谈。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思路。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
可以说,这里才是真正触及到了事情的实质,而列宁此处的回答,与以前布尔什维克的解释相比有不小的区别。以前是虔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会被俄国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那时从西欧到俄国大家一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也就无所谓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现在,列宁在坦然承认了俄国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之后,没有重讲世界革命的老话题,而是提出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6。原来被看做历史发展的结果的,现在一改而为“前提”了。
如果说马克思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的“自然史过程”的结果,那么,列宁在此处提出的便是一种“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这一模式,套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式可以表述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条件不要紧,创造条件也可以上。关于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观命题被转变为一个可以颠倒过来的技术性问题。列宁尖锐地反诘道:“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呢?”7
在以后的篇幅里,本文将对上述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让我们先从马克思的观点讲起。
二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来的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阶级条件,缺少了这些条件,则任何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都制造不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关系来。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冒险革命家沙佩尔、维利希们“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甚至说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8这样惊人的话来。列宁这一“倒过来的革命”主张,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颇有差别,列宁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例证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论我国革命》的几乎同一时间说过“我们没有从理论(只是此处轻蔑地用括号加了一个补充:“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9这样的话。
当然,仅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张不符,并不能证明就一定错了,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只知固守、不求创新的最糟糕的教条主义者。所以这里评价的尺度不应该建立在违章不违章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实际为参照对理论主张所作的细心比较和分析上。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对我们今人所熟悉的“现实社会主义”来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其所以“高”,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公有制,但这一公有制是以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为本质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既然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产生出来,而只能是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水平上产生出来,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没有这一发展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阶级心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它所依赖的物质文化前提,亦即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也决不是“谁也说不出”的。恰好相反,这个“文化水平”具有虽不能用数字指标划定、但仍然可以明确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极高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和管理能力。10(未完待续)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光明,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世界媒体看中国:普京的笑话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贪污泛滥,官场腐败,特务横行,民主退步,选举成为当局操纵的笑话。但在中国当局看来,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取得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巨大成就。
*二人转一路转下去*
前苏联特务机构KGB出身的普京先前在当了两届总统之后改任总理,推出他的心腹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然后,正如世界各国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在梅德韦杰夫当了一届总统之后,普京再度出马竞选总统。
这种将国家最高领导人职位视为自己和同党的囊中物的做法,被中国公众戏称“二人转。”3月4日,在普京按照自己的计划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一个讽刺俄罗斯政治黑暗90年大致不变的笑话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传开,显示出中国人的世界一流的幽默:
“俄罗斯大选是有规律可循的:列宁没头发,斯大林有头发,赫鲁晓夫没头发,勃列日涅夫有头发,戈尔巴乔夫没头发,叶利钦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梅德韦杰夫有头发,普京没头发。”
*俄罗斯的“巨大成就”*
中国民间有关俄罗斯大选的笑话,明显反映出中国公众对剥夺人民选择权、选举权的专制统治的愤恨。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则展示了跟中国民间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普京按照自己的计划重新当选总统之后,中国率先向普京表示祝贺。
3月5日星期一,中国官方的权威通讯社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题目是:“国家主席胡锦涛5日致电普京,祝贺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新华社的电讯说:
“胡 锦涛在贺电中说,进入新世纪,俄罗斯人民为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相信俄罗斯人民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将创造更 加辉煌的业绩。中俄两国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断巩固睦邻友好,扩大互利合作,深化战略协作,对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振兴,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形势下,中方愿与俄方一道,并肩携手,持之以恒,进一步落实好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规划及各领域合作共识和协议,努力把平等 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上更高水平。”
*中国·俄罗斯·叙利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普京发出祝贺的国家。对这一奇特又不奇特的现象,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法新社的报道是:
“这 次俄罗斯大选的一些候选人、反对派的代表,选举观察组织,以及独立媒体表示记录到广泛的选举欺诈现象。中国则罕见地领先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俄选举作出了反 应。在此之前,伦敦表示正在期待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选举观察团的报告。欧安组织将在星期一提出有关这次俄罗斯选举公平性的报告。
“尽管中俄两国传统上互不信任,但两国最近关系密切起来。中俄两国都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强烈谴责叙利亚当局,在联合国阻止了一项谴责叙利亚的决议案,否决了另一项决议案。”
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国际间如此眷顾不断用大炮等重武器轰击反对派的叙利亚,叙利亚当局也自然而然地对普京再当总统表示高兴。美联社星期一从毗邻叙利亚的黎巴嫩发出报道说:
“叙利亚星期一祝贺弗拉基米尔·普京重返总统职位,表示普京的‘强人’地位将重塑国际关系。叙利亚国营的《十月报》发表社论说,普京将尊重‘各国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们的内政。’”
*中俄专制,皆难维持*
普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重新当上俄罗斯总统,跟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玩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二人转。”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俄罗斯取得的“国家稳定”的可喜可贺的巨大成就。但在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编辑杰克逊·迪尔看来,这只是专制统治黔驴之技的表现。在普京宣布并庆贺自己重新当选的当天即3月4日,迪尔发表文章说: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与之交谈的俄罗斯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俄罗斯过去10年的独裁统治已经死亡。现在的唯一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谈完俄罗斯之后,迪尔把话锋一转,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世界独裁大国相提并论:
“对另一个貌似稳定的独裁大国中国也可以这样看。上个月,中国下一任统治者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精心安排的访问。这是中国政权在明年让习近平平稳接掌政权、以便在未来10年进行统治的计划的一部分。
“然 而,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的计划人员也表示,这种权力交接安排所暗示的政治僵化停滞局面是玩不转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技术官僚跟世界银行共同撰 写、并在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份令人惊奇的新报告,其结论是,为了在未来20年里维持经济增长,‘中国必须调整其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准许自由辩论,建立法 治,实行政治开放。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俄罗斯和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对常数:两国都实行专制,抵制自由扩散,时常对邻国展示好斗姿态,越来越有钱。两国的统治者也都以为这种局面可以再延续10年。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普 京和他在北京的同党日益意识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来源所在。普京上个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我们(俄罗斯)的社会已经跟20世纪初完全不同。人 民越来越富裕,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多。我们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民对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崛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仅是要保障他们的富裕,而且还要 求更多。
“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计划人员联合撰写的‘中国2030’报告则表示,‘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必将导致人们要求 政府对社会表现得更好,让公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和实施。假如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可能导致社会紧张。’换句话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兴起 的中产阶级不会容忍当局再将自己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10年。”
溫夫人發話,國電總會計師成了中紀委箭靶子
國家電網總會計師李汝革
據國家電網高層從中紀委得到可靠消息,溫夫人吩咐溫家寶的親信、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讓她派人調查劉振亞。中紀委立即組成了一個秘密調查組,將目標鎖定在劉的親信、財務總管李汝革身上。
李汝革,山東商河人。1963年8月出生,1982年7月參加工作;1997年1月至11月任山東電力燃料公司總經理、黨委委員;1997年11月至2004年9月在山東電力集團公司(局)工作,歷任財務部主任、副總會計師、總會計師、副總經理;2004年9月-2005年11月任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副總會計師;2005年11月年2007年11月在國家電網公司工作,歷任財務部主任兼資金管理中心主任、英大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國家電網公司副總會計師;現任國家電網總會計師,黨組成員。
劉振亞和李汝革同出自山東電力系統,劉任山東省電力工業局副局長期間,李作為基層幹部得到劉的喜歡和信任,於1993年提拔李擔任山東菏澤發電廠副廠長,後任廠長。劉振亞擔任山東省電力工業局局長兼黨委書記後,又調李任山東電力燃料公司總經理。後來乾脆調到身邊,歷任山東電力集團公司財務部主任、副總會計師、總會計師、副總經理,成為劉的鐵杆親信,也是劉的財務大管家。
劉振亞昇任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後,2004年將李從山東調入國電,任國電集團公司副總會計師;2005年又進入國家電網公司工作,歷任財務部主任兼資金管理中心主任、英大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國家電網公司副總會計師;現任國家電網總會計師,黨組成員,成為劉在國電系統的左膀右臂,主管著劉手中的王牌——特高壓項目。
李汝革不僅是劉振亞的馬仔,他自己手下也有一批跟隨多年的馬仔,國家電網財務部副主任侯培建就是其一。從上世紀90年代李汝革在山東電力擔任財務部主任起,到2005年李汝革到國家電網上任,他們就是老同事,也是老朋友。“李總是我的老領導了,很不一般!”侯培建曾對媒體說。
當然要指出的是,電力行業改革意味著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有時甚至會激起矛盾,沒有自己的人馬也是難以開展工作的,對劉振亞而言如此,對李汝革也是。侯培建對李汝革可以說是死心塌地,言辭中時不時流露出崇拜和尊敬:
“李總的記性特別好,如果第一次見到你並且你們打過招呼,第二次再見時他依然記得你的名字。”“你知道嗎,李總講話可以兩個小時不重複,完全脫稿。”
談及李汝革,侯培建語氣中總是流露出無比的欽佩。一有機會,就拍李幾個馬屁,簡直成了一種習慣。侯培建曾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那年,李汝革還在山東電力。有一年臨近春節,各項重要的財務工作剛剛完成,財務部的同志們也終於鬆了一口氣。平時,李汝革總倡導大家要到基層多走走,去調研學習一番,於是,侯培建便提出要帶隊下去調研。李汝革沈思了一下說:“換個時間吧。”侯培建後來說,李汝革想得很全面。當時確實已近年關,中國人禮尚往來的人之常情有可能會給基層單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這次調研就這樣取消了。
“李總考慮問題很周到,這一點讓人非常佩服。”侯培建對記者說。(《明鏡月刊》第18期)
李庄助理马晓军:“李庄事件”真实经过
作者:马晓军
李庄按:下面,就是马晓军律师在我出狱前(2010年2月16日)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的李庄事件背后的黑幕,一位国际刑警看后,也后背直冒冷汗
第一部分:案发前后
09年11月22日晚七时许,我与李庄到达重庆,龚刚华的司机王Y把我们接到五洲大酒店,没多久龚刚华来了,他对我们说稍后一个本地律师过来,此人以前在公安,和专案组的很熟。过了一会,吴JY律师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龚案消息:警方曾经两次移送到检察院,都被退回,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起诉了,他拿出了一份通过内部搞来的《起诉意见书》让我们看,还神秘嘱咐,注意保密。这次谈话约凌晨一点结束。
23日早餐后,我们来到重庆一中院,书记员告知正在开会,让我们各自报出手机号码,进行登记,然后让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办理涉黑案子都是这样,是为了监听。下午四时许,我们接到书记员来电,通知第二天过去。
中午,我、李庄、吴JY、龚刚华、龚云飞、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饭,席间我们看到了央视关于龚案的报道。电视画面中,龚刚模被两个警察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显然有伤,当时吃饭的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可调央视视频资料)
2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一中院,向书记员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该案案卷,但与新闻报道的龚案2200份证据,109本卷宗相差甚远,总计只有两公分厚。李庄当场提出质疑,书记员说检察院就移送了这么多,想复印其他案卷你们就去检察院(当时她对前来复印案卷的其他律师也都这样讲)。由于复印案卷的律师比较多,书记员让我们下午过来拿案卷,我们只拿了《起诉书》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诉书,李庄边看边说:怎么这么多罪名啊,龚刚华没说实话,原来告诉我只有一把枪,三个同案。
第一次会见
24日下午一上班,我们拿到卷宗后,李庄向陈YP庭长申请延期审理,遭拒。之后,我们就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车上,李庄快速翻阅卷宗,让我把龚的口供单独找出来递给他,他拿过去和起诉书对照,当时,李庄看出有明显的诱供(详见龚案侦查卷),15时左右,我们来到看守所,告知必须有专案组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当时就急了,指责看守所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12月7日就要开庭了,案子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你们公安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耽误开庭你们要负责等等。但无济于事,我们只好上楼找看守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但都没有找到。只好等待。专案组人员到来后,李庄与朱my律师又同他们争论,李庄的情绪很激动,大声斥责专案组,当时很多律师都在场,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最后,我们只好在警方监视下开始了第一次会见。
李庄先介绍了身份及委托经过。接着他问龚一些被抓经过和和审讯的情况,龚说:“6月份被抓,先关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转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11月22号才关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说:那就是说,你前天才来到江北看守所,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半年时间都没有在这儿,你以前见过律师吗?”龚回答:没有。
李庄指着龚的口供问:“你口供中承认自己是黑老大,这儿有你的签字啊”。龚表情十分痛苦的说:“是我的签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们事先编好后逼我签的,我要是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着身边的一位监视会见的警察问:“他打你了吗?”龚说:“他没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问:“他打你没有?”龚颤微微地说:“他、他没有打我,但打我的时候,他在场。”李庄仔细查看了龚两只手腕上的伤痕。
之后,李庄说:“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进行法医鉴定,申请延期审理。”龚说:“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李庄说:“如果那样,我就罢庭,不再继续辩护,法院就会休庭。”这时,站在身后监视的警察说:“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李庄转身对这位警察说:“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于是,李庄让龚在委托书上写到‘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律师’,龚说不会写,李庄让我写好,让龚抄在委托书上。李庄还告诉龚:开庭时,我会提问你,你要大声的把被打的事情说出来,用肢体展现出来。说这些话时,警察就站在旁边,并没有制止我们。
这次会见,我用手写记录,李庄用电脑,抓我时,这些会见笔录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单,负责记录的警察叫陈MC没有给我。
这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在会见过程中,李庄拿着樊奇杭的笔录就有关细节与龚核对。会见后,吴JY、龚YF开车过来接我们,之后,到陶然会馆吃饭,席间,龚刚华说:具内部消息,我们都被监控了,一定要小心,并且告知李庄:甚至你们都不能带着卷宗走出重庆,李庄非常不以为然。为电话保密起见,龚云飞还给了李庄几个新买的手机卡,让他联系案子时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没有出门。
第二次会见
通过阅卷,李庄将几十个有关疑问输入电脑,准备提问龚刚模,2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第二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干警告知还得等专案组警察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李庄又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庄上楼找看守所领导,看到了周副所长,周称这是公安局的命令,没办法。等到大约10点30左右,专案组才到,一同监视会见。李庄与龚谈话,我用手写记录,为了便于监听,防止我们和龚交头接耳,龚身后的警察还将其身后的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加大了我们和龚之间的距离。
当着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监视居住”期间,该警察曾经多次强行查我爱人的通话记录),李庄对龚说:“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你肯定是有罪的,开庭时对于这些指控你必须承认。”龚说:“我承认我私藏过枪支,也行过贿,但是我的确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也没有叫他们杀李明航啊。”
李庄说:“在你的口供中发现9月30日与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复制的,连其中的错别字、病句、标点符号、方言都一样,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这显然是电脑粘贴的,要是按笔录中的内容,你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详见龚案侦查卷)龚说:“我也知道笔录中的事大部分与我无关,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我要是不签,他们就一直折磨我,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才签的啊。”此时龚刚模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问龚:“你说你被打、被吊了,他们在哪儿、用什么方法打你、吊你。”龚说:“当初抓我后,关在南川看守所,在那里没有挨打,从南川看守所转来后,当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一天没住,就把我拉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了,我是在那里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惊讶地问:“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断裂了!”龚回答:“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张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再脱下内裤擦地板,之后裸体继续吊我。刑警支队的一个姓何的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到后还训斥彭W‘太不像话了,赶紧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来,叫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在铁山坪有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唐,他们都为我治过伤。”
最后,李庄嘱咐龚:“将来开庭时,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电话中说,30号那天重庆一中院陈YP打他电话,希望庭前沟通,北京律协也督促他开庭前与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应他们最迟12月2日晚到重庆。
遵照北京律协的指示以及陈YP庭长的邀请,我们于12月3日上午9点多,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一个会议室。在场人员有我、李庄、陈YP庭长、李副院长、张H法官和另外一位领导。李副院长要求我们配合12月7日龚案的庭审,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李庄说以下几点:没有证据目录;不能合法会见;起诉书缺页;口供之间,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雷同(详见侦查卷);复印的案卷与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配合啊。并简单举例了他在辽阳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会见而导致延期开庭的案例。这期间,李庄言辞激烈,情绪有些激动。后来,书记员又给我们复印了证据目录,补上了起诉书缺页,领导们承诺一定协调有关,尽量保证律师的合法会见,同时声称,看守所不属于我们管。此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近一点了。临分手时,李庄问:12月7日的庭审还能否进行,法院要我们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点左右,李庄仍在给陈庭长打电话,陈庭长说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继续等通知。
第三次会见
李庄嘱咐我,为了防备12月7日仍然开庭,我们必须做好开庭准备。4日上午,我们第三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又遇会见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专案组陪同,李庄当即电话陈庭长,如果还是监视会见,12月7日肯定不能开庭,陈答应马上协调,2分钟左右,陈庭长回电,你们现在可以不受任何监视的会见了。但看守所还是不理我们,声称法院指挥不了看守所。
一个小时后,专案组到来,我们开始会见,在会见室内外,都有专案组警察监视,此次,李庄与他们发生最为激烈的争吵,期间,李庄用手指着一个叫张K的警察说,你是重庆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将来要买单的……你出去!争吵中,进来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将张K替换走了,但张K仍然在门口往里面张望。
这次监视下的会见约1小时20分钟左右。我用电脑做的记录。
12月5日下午,吴JY来到酒店,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为龚刚模看伤的医生”,李庄说:“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们出庭作证。”吴家友说:他们还要在重庆混,不可能的。”李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我见他们一面。”吴家友说:“尽量吧,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见你。”
晚上九点左右,一中院书记员来电话通知7号不开庭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当即,李庄对我和龚云飞说: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很有可能被抓,这儿非常危险,咱们去成都,我们连夜开车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驾车,临行前,李庄还给一个记者通报了这里的危险。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我们到达成都,李庄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在凯宾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龚案可能出现的后果:1、重庆方面抓律师。2、把龚案退回补充侦查。3、把龚刚模的名次往后移。4、……。他分析抓律师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让我回重庆一趟,通知龚开庭日期有变,安慰他一下,顺便回酒店的房间看看,有无公安局去过的迹象。龚云飞也担心龚刚模被自杀、被躲猫猫等,我就和龚云飞包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在傍晚时分,我将起诉书复印件交给了李庄指定的记者。当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龚云飞找了万贯律师所廖CQ律师,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我还让龚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保证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自杀、不自残(抓我时该保证书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弥补以前会见笔录没有龚刚模签字;二是稳定他的情绪。下午,我和龚云飞一起乘动车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尽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来电告知我,他接到陈庭长的电话,说龚刚模情绪不稳,要求会见律师。因为14、15两天他在最高院开庭,他让我明天去会见龚刚模,并叫我先联系龚云飞,我给龚云飞打电话,始终未通,最后接电话的是龚云飞爱人,她说龚云飞被公安局带走了,我当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与李庄代理龚刚模案的真实经过,我也是这样向重庆市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的,但他们根本不听,逼迫我在他们编好的笔录上签字。
对我的审讯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庆警方抓捕,当晚把我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点左右,重庆警方押我飞往重庆,下飞机后,先对我照相,后来,向对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样,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弄上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向那里。
汽车停下,我被带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达看守所之后,他们马不停蹄的对我进行连夜审讯,时间一直持续到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此期间,没有睡眠,吃一些监室里面的剩饭,专案组问我与李庄三次会见的过程,我说:“会见时你们在场,又有监控录像,干嘛问我啊。”审讯人员说:“我们有录像是我们的,现在是叫你说”。在长时间讯问无果的情况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给我看,并说这是根据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整理的材料。还让我看龚云飞的笔录,说他们都招了,给我施加压力,之后,又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安局政委,政委讲:其实你没有事,说完就放了你啦……。由于连续90余小时没有睡觉,神志不清,在加上他们的高压威胁等,我被迫在他们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他们还不让我修改。
他们还逼我给全国律协写一份致歉信,内容与吴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时承认“我没有对李庄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讯:“现在对你进行录像,这是你前几天的笔录,你看一下,一会录像就按这上面的内容说”。因为是他们编的,我很难记住,就说:“这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他们说:“你先仔细看看,录像时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就这样,在逼迫和提示下,对我进行了录像。
12月24日,警方提讯:“你爱人要求律师会见,我们的意思是免了”。由于十几天没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说:“请律师会见,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我们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们还是逼迫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为建议她不要请律师会见了。
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相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的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嘛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作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第二部分 所谓被“监视居住”期间
2010年1月8日晚11点左右,专案组让我看手机新闻,对我说李庄已判两年半,你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还年轻,跟李庄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对你进行监视居住,让你爱人过来陪你,你写一下保证书和悔罪书,我就按他们的要求写了。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把我带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时许,我被押解到一个居民住宅区,下午两点左右警方让我与爱人通话,她接到电话后,表示马上过来。但是两个小时后,在我爱人赶往重庆的路上,他们又表示不让我爱人过来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勉强同意。事后,我爱人告诉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长时间。
10日凌晨一点左右,我爱人到达我所在的居民楼,刚进房间,我爱人的手机就被一个警察强行没收了,并严厉告知禁止跟外界联系,不要告诉外面这里的情况。
同日,警方逼迫我爱人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愿陪同我的《自愿书》,大致内容为:在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内,自愿陪同。同时,他们还叫我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申请警方保护的 《申请书》,大致内容为:在监视期间内,为了本人安全,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我进行保护。如果不写,肯定就不让她在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对我们夫妻进行24小时监控,不让回去,也不让我们单独行动,一切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刘ZY和一个姓邬的、另一班有匡W、陈MC、唐Y还有姓项的、姓郭的(有替换)。
1月13日晚上,张P、何JH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爱人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不叫“监视居住”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让我们离开这个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状况,还是警方监控。我们问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说为什么判了他而不判你。”(当时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护我)我问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样我们就能对外宣称你们办了取保候审离开了重庆,我们找不到你,把事情拖过李庄二审结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爱人说:“办了取保候审又不让我们走,那我们死到这里也没人知道,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时候,你们会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推脱责任,我们不同意,如果办理取保候审,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听后表示不同意。我说:“那你们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里安全,我要二审出庭作证。”他们说:“那这样你就会被提起公诉。”我说:“随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后,他们放弃了此做法。负责监视的警察还买了些小吃安抚我们道:“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点左右,专案组又把我带到刑警队,拿出我以前的询问笔录,让我看一看、背一背,并告诉我一会儿去检察院就按询问笔录上的说。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后,我见到一位姓冉的处长和一位女的检察官,他们挂的胸牌上显示是侦查监督处(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李庄案二审的公诉人),我当时心里很是疑问:李庄都在二审期间了,怎么出来侦查监督处的人来询问我。他们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以他们无权对我进行询问为由拒不签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为昨天在检察院的笔录上我没有签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录像。这时一个姓刘的警察拿出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详细背诵其内容,并跟我做情景演练,为再次去检察院做准备。对此,我和我爱人坚决反对,不跟他们配合。后来,江北分局局长何NP、李副局长、刑警队何JH、张P队长等多位领导来了,他们一起向我和我爱人施压,直到24日凌晨两点多,在巨大压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检察院做虚假的陈述,并接受录像。
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刑警队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书》让我们看,(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内容与李庄在二审开庭时有关“认罪”的六段口述内容大概一致。姓刘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对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背诵其内容,再次做情景演练,下午我被带到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审出庭时一男一女两位检察官)他们给我做的笔录和录像,期间,由于身体不适,我还出去呕吐过一次。笔录主要内容是承认原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属实。
同日,我爱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专案组张P对我爱人说:李庄二审尚未开庭,你不能离开。我爱人只好向单位继续请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让我给高子程(李庄辩护人)通电话,并要求我按照他们事前起草的文稿来念,为此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次的现场情景演练。文稿内容大致为:前几天我去检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愿出庭作证,我以前所说的是事实,我从网上看到对李庄案的评论很多,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很大,因此不愿意出庭作证。实际上,我们根本也不能上网,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于高子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点左右,高子程将电话打过来,他们赶紧挂了电话,设置录音功能后让我再打给高,我和高子程进行了简单的通话,并被录音,因为通话时间比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来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证,故警方又让我手写了一份不出庭作证的证明。
1月29日,刘姓警察开车带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审法官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对我做了笔录,大致内容仍然是问我是否愿意出庭,我按照他们提前的警告,说了“不同意出庭作证”。
2010年2月2日晚10点许,我爱人因工作原因,经再三恳请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爱人临走时,警方给买了很多礼品,并亲自送到火车上面,后来听我爱人说:警察们直至盯着她乘坐的火车开走,才放心。
李庄终审宣判后,2月10日,警方让我缴纳3000元保证金,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警方出资给我买了机票,还为我购买了些土特产,送我登机。离开前,刑警队何JH支队长对我威胁道:马晓军,你是法律专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在被秘密关押于居民小区的一个月期间,警方为了日后能够证明我们在被看押时是自由的,让我们跟他们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带我去统景温泉区,并对我们进行拍照、录像,以显示我们非常愉快、轻松,实际上,对我们的监控寸步不离。
在看押期间,警方为了证明是我在重庆租了房子居住,与他们无关,还拿了一份租房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中的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为刘晓东,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可是,对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25号2-1不符,由于地址不符,我拒不签字,他们只好离开。我爱人发现一张《电费缴费通知单》,看押我们的实际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
以上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始末,绝无半点虚假,此前或者此后如有与本次矛盾的陈述,均以本次证明为准。
马晓军
2010年2月16日
补充:
2011年2月初,张P通知我去重庆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
2011年2月12日,我和爱人一起坐动车去的重庆,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陈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来车站接的我们,他首先问是否有记者找过我,我说没有。后来江北分局李副局长特意见了我,对我严肃的说:这个案子涉及到政治问题,你以后不要参与。
后来,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李庄第二季开庭前,法庭外有打横幅的“群众”,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时,一个男子上前对女交警耳语了几句,我忽然发现该男子就是看押过我的专案组警察,姓项(在画面中戴眼镜、横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网络上有他的视频)。
原载: 李庄博客
艾未未后悔参与设计“鸟巢”
据日本《读卖新闻》周一(3月5日)网上版报道,艾未未上周三在接受该报采访时透露,还在奥运会进行期间,他就明白了,当局只是出于宣传目的建造了他主要参与设计的“鸟巢”体育馆,共产党滥用体育馆和奥运“作为自我歌功颂德的舞台”。
艾未未指出,为此,他多年来没有再看过“鸟巢”一眼。艾未未在采访中指控当局“道德沦丧”,已进入“绝望的阶段”,因为,当局“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纯粹实用主义”已难以为继。
艾未未指出,专制制度的最大罪恶就是,“剥夺公民的人的情感”。艾未未是北京政府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去年4月初,他被逮捕并在没有司法诉讼的情况下被秘密关押近3个月,在国际上引起震惊和广泛关注。在他获假释后,当局指控他偷税,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艾未未坚持对当局的批评立场,并驳回对他的指控,称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
德国之声
中国的内斗——权力交接之争的秘密
《金融时报》
原文:Chinese Infighting: Secrets Of A Succession War
作者:《金融时报》记者(原文没有披露记者姓名)
发表:2012年3月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摘要:在"打黑"中涉嫌的亿万富翁控告遭到了折磨,他的述说为难得一见的政治精英的内斗掀开帘幕一角。
【原文配图:细察薄熙来:上图是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他的"打黑"运动受到质疑之后,他的未来看起来疑云重重。李俊是被捕的富商之一,他说,去年他从拘留所被释放后就亡命天涯。】
他穿着金属蓝的鞋,粉红色保罗衫,一顶磨坏的棒球帽拉到已经有些秃顶的发际线之下,李俊看起来更像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中年游客,而不是一名国际逃犯。
事实上,他曾是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一名亿万富翁,逃亡海外的前房地产开发商,此前,他被逮捕、被折磨,他的资产也在中国近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中被收缴一空。
逃亡了一年多之后,李先生决定在此时讲出他的经历,对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而言,现在是这位打黑始作俑者的政治前途 令人吃惊地多云转阴的转折点。
星期一,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们齐聚北京,参加橡皮图章人大的年度会议,中国全国上下都聚焦薄熙来——这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太子",前途究竟如何。
李先生的命运逆转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内斗提供了罕见的一瞥,他的悲惨故事提供的线索说明,如果薄熙来实现他的野心——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中国可能走向什么方向。
直到一个月前,薄熙来还是进入九人组成的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如果成功,他将有权处理中国政策的方方面面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处的方式。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七名成员预计都将在今年年底时被替换。但是,这是在二月,薄熙来信任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试图叛逃到美国使馆之前的事了。王透露了他的上级最黑暗的秘密,并声称与薄熙来决裂后他的生命受到危胁。
这一事件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国外媒体报道披露出来,王的背叛对公众来说再震惊没有了,因为王立军和薄熙来引以为豪的"重庆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模式糅合了有共产主义怀旧色彩的民族主义、公共服务的改善和打击重庆当局所称的"有组织犯罪",该模式被广泛认为是政治上的大手笔,会确保薄熙来今年晚些时候被提拔入常。
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指示下,警察和军队指控数以万计的富商参与了"有组织犯罪",刑讯逼供让十多名"主谋"被判重刑和死刑。"打黑"运动主要针对富裕精英,普通百姓之则大为欢迎。
今天,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薄熙来升到权力顶峰的机会都受到了质疑,党和公众开始对这一实验到底意味着什么提出疑问。
华盛顿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北京精英政治方面的专家李成教授说:"你不用是一名政治分析家就能了解薄熙来的目的所在:在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中谋得一席。"
李俊在中国境外的一处秘密地点说得更直接:"重庆模式就是新的红色恐怖,薄熙来和王立军践踏法律和人权,攻击他们的政敌,为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
李俊对他所遭受的苦难的描述有大量书面证据可以证明,其中大部分已被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证实,黎安友是知名汉学家,也是《天安门文件》(泄露出来的六四镇压官方文件汇编)的共同作者之一。
李先生在《金融时报》的几次延伸性采访中描述说,在2008年年中,薄熙来推出他的"唱红打黑"讨伐运动时,他本来不以为意——这个运动结合了引人注目的民粹主义"唱红"运动,和有攻击性的"打黑"(黑社会犯罪团伙)。在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市场下跌中,李先生本来正忙着在重庆与人民解放军谈判购买一大块军事用地,他计划将之发展名为"香格里拉"的豪宅项目。
但土地成交后不久,李所在的区委书记让他把土地交给政府,并要变成一个公园。李军几次回绝了这位书记和他身边的人后,在2009年年初,李俊发现自己成了警方调查的目标。"我没做什么坏事,因此我拒绝与他们见面,只是照常营业,"李先生说。
当时,他跻身于重庆市最富有的30人之一。他 投资广泛于房地产、加油站、夜总会、金融和酒店管理,总计年收入达到10亿人民币($1.59亿美元),他估计当时他的总资产约大约有45亿人民币。
但是,2009年6月,数十名商人在席卷全市的"打黑"运动中被捕。当政府越来越逼近他的时候,李先生把公司的所有权转移到他的哥哥李修武,和他的侄子台士华的名下,两人都是月工资为8,000元的低级别员工。他还与妻子离婚,试图保护她和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女儿,然后逃离重庆。
他后来得知,2009年8月22日,负责"打黑"活动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亲自签署命令,建立文武联合工作小组,调查他的案子。同年12月4日,他回重庆秘密访问家人的时候,他被警察抓住、蒙面、上铐、带走审讯。
李俊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他遭受了长时间的肉体和精神折磨,通过刑讯逼供,他们试图让他承认,他是一个从事贿赂、贩枪、拉皮条、高利贷和支持非法宗教组织的黑社会老大。在审讯的的多数时候,他的手脚都被绑在"老虎凳"上,后背是带钢条的铁凳而不是椅子,他经常被打、被踢、被电棍击中。
头一个月,他被关押在重庆市的一个拘留中心,有数十名其他商人也被指控为犯罪团伙,他说,所有的人都被严刑逼供。
他有非常详细的包括姓名、日期、地点和手机号码的记述,证实了一些商人的辩护律师所说的,打黑运动中广泛使用了酷刑。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童之伟最近在一份提交给中央的关于重庆打黑的详细报告(网络版)中说:"重庆所采用的方法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罕见的,一种方法是秘密扣留任何可能为被告作证的人,另一方法是拘押敢说出去的任何家属。"
许多政界人士和分析家认为,薄熙来打黑的主要目标是抹黑前任重庆市委书记,也是竞争政治局常委席位的汪洋。重庆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多是在汪洋(与王立军不同姓,没有亲属关系)的治理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打黑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是汪洋手下的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他在2010年7月被执行死刑。
汪洋和薄熙来因为直言不讳的政治拉票和对抗而被称为"两尊大炮",薄汪二人对中国的未来展现了迥然不同的前景,汪洋现在是南方的广东省的党委书记,强烈地认同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经济道路。
现居多伦多一位资深的中国记者姜维平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转向汪洋等人所提倡的政治改革,要么返回到薄熙来喜欢的一场新文革中。"2001年,在薄熙来的指示下,姜维平因为在一本香港杂志发表了三篇评论文章而被判刑八年。"如果薄熙来胜利、中国转向的话,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那将是一场灾难。"
王立军企图叛逃,随后又被拘留,这看起来毁了薄先生的机会,并引发了一波有关他重手打黑的反思浪潮。
据李先生和许多其他证人所说,在重庆各地分散存在着多处秘密拘留室和"牧场" ,在那儿对囚犯进行着最残酷的刑讯。
2009年12月31日,李先生被带到重庆一处军事兵工厂,里面是专门建造的审讯室。在那儿,他被捆在"老虎凳"上六天六夜,高功率泛光灯、电击和重复殴打让他保持清醒。当他大小便失禁后,他被迫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
他说,当他们塞给他20名高级军官的名单,并被告知要指控这些人违法的时候,他意识到薄熙来希望利用他来清除政治对手。
大约在2010年2月10日,经过几周这样的虐待之后,抓他的人说,如果他同意为他买的香格里拉土地支付40,043,400元的话,就可以免除痛苦。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他不是主要罪犯,但违反了与军队的土地销售合同。
《金融时报》从2009年年中的正式文件中看到,当时其实是军队方面违反了合同,在调查李俊的专案组成立仅两个月前,双方都没有什么悬而不决的纠纷。"当他们告诉我,我违反了合同,不付钱就得不到自由,我觉得我已经被一群土匪绑架了,而我别无选择。"
分析家和专家们说,要支撑"重庆模式"那种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没收"非法"财产可被视为一条不错的解决之道。
"[打黑运动]主要和基本目标是削弱和消除民营企业和相关的企业、企业家,从而巩固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财政,"童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写道。"重庆的打黑最显著的结果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失去了金钱、权力和家人。"
2010年3月5日,李先生在支付了"罚款"后被释放,抓他的人还给了他一套文件说明他们没有发现他的犯罪证据,他是一个好人。
李先生后来才知道,拿到了他的赎金的军队单位奖励审讯他的警察们1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邀请他们到军队靶场以重机枪射击,喝专供军官们的茅台。
调查李俊的公安部门拒绝发表评论。重庆市公安部门称案件"尚未解决",关于此案的报道被禁止。薄熙来及重庆政府拒绝接受本报采访。我们无法联系到所涉及的军队单位。国家媒体报道指李俊是一名黑老大,那些审讯者已经为他免除的罪行,仍是指控他的罪名。
他获释的几个月内,生意萧条,接着,李先生得到匿名的风声,称他将再次被捕,2010年10月,在他的妻子的帮助下,他设法从中国的另一城市逃到香港。他逃跑后刚一落地,就发现他的妻子和31名家人和公司员工都被立即逮捕。
接受了他所转移资产的哥哥和侄子去年分别被当做"黑老大"判处了18年和13年徒刑,他的其他家人和员工被判刑8个月至数年不等。因为帮助他逃跑,他的前妻被判处一年徒刑。政府没收了他几乎所有的资产。
国家媒体报道,安全人员跨国搜索他,李先生声称,他有可靠的信息,打手在追踪他,迫使他经常更换国家和地点。
现在他几乎身无分文,由国际人权团体支持,他希望有一天能重返中国,但除非薄熙来失势,这是不可能的。"他说:"我是重庆打黑的黑暗秘密的活证据,我的事对世界来说是一个警告,如果薄熙来上台,会发生什么。"
人大发言人谈直选有“进步”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某前外交官3月4日在谈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表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
这位先生关于民主、关于直选的谈话,明显比以前“进步”。他说,“直接选举是由选民直接投票表达意愿,直接集中选民的意志,不需要中间委托传递,意见比较真实、准确,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同时,任何民主形式都应该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相适应。”
首先,他承认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其次,他将现在不能实行直接选举归结为“有困难”,而不像以往官方表态的那样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搞”西方直接选举“那一套”;其三,他未将直接选举有困难的原因,指向中国民众公民素质较低,民主意识不强,缺少民主训练,且不具有实现民主的能力,而是提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等“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符合民主的要求。
他谈民主的“潜台词”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跟近些年来中国民众特别是互联网一代的积极表达和争取公民权利,通过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上的成熟表现,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意志、有能力、有办法践行民主,只要国家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同时,公民言论自由逐渐放开、并得到民众大力支持取得积极效果,也让代表官方立场的新闻发言人无法回避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并采取较为坦率的方式给予回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回答,就是令人信服的,他对中国不能实行直选给出的理由,既不充分,也不诚恳,甚至可以说他的发言带有十分明显的“诡辩”色彩,无疑在继续“忽悠”中国民众。他的关于代表组成的见解毫无新意,他所认为的“广泛的”代表性只是“表面”的,而未反映民主的内核。
比如,他将中国不能实行直接民主,归咎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四个方面原因,真令人疑惑他在说这番理由是照本宣科,还是自己的想法,因为以他给公众“辩才无碍”的印象,不至于说些逻辑不通的话——上述说辞无异于侮辱了中国民众的智商,将他们都看成了可欺的孩童。
谈论地域辽阔,中国比不上美、俄;谈论“人口众多”,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比不上日本,即使从绝对数来说,跟印度也相差无几;谈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全世界这类国家不知有多少,俄、印均在此列;谈论“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为滑稽,且不论今日的俄、印也存在“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的情况,何况在早期实行民主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很多地方也是交通不便的,看过“西部片”或者林肯传记的大概对选举对象走村串户争取选民投票的情景颇为熟稔。
一言以蔽之,上述理由都经不住推敲,都是一些拿来唬人的幌子而已,除非中国人民都是弱智,否则谁也不相信这种鬼话。
他还试图以“实行一个相同”、“体现三个平等”来说明,人大代表已经代表了中国最广大民众,从各个层面来看,都是平等的,比如城乡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公民之间等等,都是平等的。
然而他没有指出的是,代表们组成中更具实质性的事实,即他们中有两个“多数”,一是党员特别是中共党员代表占多数(即使不算那些名为民主党派,实为中共党员的);二是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占多数。若论代表性的平等,党员代表和非党员代表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一定要将西方政党政治与此相类比的话——这是我们某些人不愿意类比的,至少在各个党派之间人数比例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当然这是在间接选举的前提下,如果实行直接选举的话,那就要看选民意志了;而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与其他民众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这也是在间接选举的前提下的。
我们设身处地从现行体制角度作出上述设想。但这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规则。比如后者,有点像“议会民主”,人家的“议员”,也担任国家公职人员,但那是通过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既然你要学西方搞议会民主,让“议员”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那就应该在选举规则和机制上也一致起来,否则就是“四不像”。
还有一点很显然,我们搞的政治体制,并非“议会民主制”,而是类似于西方的“总统制”。但我们也看到,西方比如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众议院、参议院的“议员”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竞选虽然并非完全的直接选举制,但在选举团投票“间接”选举前,是美国民众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两者结合,既考虑了广大民众意愿,又保证了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各州意志。美国立国200多年来,证明这个选举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即奠基于其上。
作者:丁咚,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美国大选中“避孕”成热门话题
图片来源: AP
美国生产的避孕药(资料照片)
美国大选共和党争取提名的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来是以经济、就业为主导的大选话题却半路杀出了一个“避孕药”。
*主持人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1月7号的那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 ABC电视台主持人乔治·斯坦弗诺普勒斯(George Stephanopolus)突然向罗姆尼发问:“罗姆尼州长,你是否相信各州有权禁止避孕药,或者认为这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
当时不管是罗姆尼本人还是现场观众都觉得很突然。罗姆尼回答说:“乔治,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我无法想象任何州会在任何情况下想要禁止避孕药。”罗姆尼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州想要这样做,所以这样的假设性的问题有点“傻乎乎”。
后来主持人斯坦弗诺普勒斯继续追问还遭到观众起哄。
*奥巴马政府宣布新政策*
但是过了不久奥巴马政府就在1月20号宣布新的政策,任何宗教组织,包括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和医院不得拒绝给女性雇员购买包括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手段的医疗保险。
卫生及人类资源部的声明说,没有提供这种保险的要在2013年8月1号前按照医保改革法案为雇员购买避孕保险。
这个决定引起轩然大波。宗教界和保守派人士抨击说这是侵犯宗教自由。
*折衷方案*
奥巴马政府随后推出折衷方案, 要求保险公司而不是宗教团体机构为雇员提供避孕药。
政府官员解释说,这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既尊重宗教自由,又为这些机构的妇女免费提供避孕药;而且这样做不会增加保险公司的负担,从长远来看甚至还为它们省钱,因为避孕药的花费比支付妇女怀孕生育的开销要少得多。
奥巴马的折衷并不能平息保守派的愤怒。2月9号到11号正是美国保守派年度大会,发言者纷纷抨击奥巴马政府的这项政策。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桑托勒姆说:“这不是一个关于避孕药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经济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问题。这是政府试图控制你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意图。”
*国会辩论*
此后这场争论全面展开,似乎把今年以经济为主导的大选变成了一场有关“社会议题”的大选。
美国国会参议院3月1号以51票对48票推翻了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反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法案。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布朗特(Senator Roy Blunt)提出,双方在讨论中有情绪激动的发言。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Senator Mitch McConnell)说,宗教自由本来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从来没想到有这么一天他需要站在参议院议事大厅为维护宗教自由而辩论。
而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的作法是在削弱妇女医疗保健权利。
民主党参议员博克瑟(Senator Barbara Boxer)说,美国数百万个就业机会面临威胁,而国会却在辩论避孕的问题。她说:“人们有一天可能突然会醒悟过来,他们会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在众议院掌握多数地位的共和党已经表示要在众议院继续推动法案,推翻奥巴马政府的避孕药保险政策,以及推翻整个奥巴马医保改革。
美国之音记者: 杨晨
黄奇帆披露王立军事件细节
视频
http://v.ifeng.com/news/mainland/201203/b46edf0c-b0ef-4cae-93da-c4995e599954.shtml
鳳凰網:如果你覺得不方便公開談,私下里談可以嗎?
黃奇帆:私下里也沒必要談,我只要談一條。你們微博上,網絡上把我八卦一下的信息,我可以跟你們說,就是你們說我帶了70輛警車去(成都),那是子虛烏有胡說八道。
我作為一個市長,发現我的副市長到了領事館去,這件事发生以后,我理所当然地,作為市長,可以召見總領事,可以跟總領事碰頭,我也有權力通過總領事跟王立軍溝通。那么,我当然,我知道了這個事情以后,我就過去,我是一輛車,帶了我的一個秘書長去的。去了以后,總領事在門口接了我,然后我們溝通,溝通了以后我就跟王立軍就有很具體的討論(兩三個小時)。
那么,同時也說服他應該跟我出去,不要待在里面。王立軍当然是,經過我們的溝通以后,說服了他,他願意跟我們出來。因為他這件事情已經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出來以后,我們國家安全系統的人員要去做一些調查研究,也理所当然。所以,這個過程是我們很平和的一個過程。
這是我義不容辭是我的責任擔当,所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一個同事,到這里面发生了什么問題,我首先要去了解,同時我應該做他的思想工作,因他長期如果待在里面不出來的話,這不僅是一個一般的思想矛盾的問題而是一种政治問題,甚至是國際政治問題,會形成外交危機的問題。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尽快地請他出來那当然是應該的。那么經過我們溝通,他願意和我們一起出來就出來了。
至于外面說有那么多警車,那上面的牌照是川警,四川的那很正常。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发生有人到領館里去,要防止各种狀況的发生,不安全狀況的发生。有警力圍起來那是國家行為,理所当然。但是,這当然不是我會帶去70輛車,這是八卦消息。你們上面寫重慶什么什么,下面汽車拍出來的全是川,你說有點常識就知道,我們帶車沒帶車。這是一個八卦新聞。
“万年”人大代表申纪兰提议加强管制网络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资格最老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山西长治的农村女性申纪兰,从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是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昨天,她接受《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等几家媒体采访,她再出雷语,呼吁管制网络,南都的这篇新闻在网络转载后不久,就被北京网管办下令删除。
此前,网络上曾有调侃说,“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
“她是唯一连任5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之所以能连任,就因为她赞成”,这也成为新一代中国公众对人大制度不满的典型个案。
提起此事,申纪兰起初有些迟疑,而后她解释说,“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也不是每次都拥护,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基层农民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此前几天网络微博客上传言称,她曾参与创办一个房地产公司和一个注册资金达5000万元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贸易公司董事长,还持有公司股份。
申纪兰对此回应说,她的确曾办过公司,钱是由村集体出的,后来转让了,她未从中赚取钱。她强调自己是“清清白白、认认真真办事的老婆子”。
申纪兰不上网,但是对网络有些个人意见,对最近的时政新闻,她也有“见解”,比如,提到北韩的金正恩,她说,“这个人挺自强自立的,不到30岁就跟美国谈核问题”。
她说,“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她说,有些人在网上看了“不正当”的东西,就“毒害”青年了。“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申纪兰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想出答案。她认为在网络上,有些人会把正确的理解错了,“有些是透明度大好,有些不该透的也不能透”。
她举的例子是华西村,“华西村是最好的一个村,竟然有人说那都是假的,那么多东西在那里摆着怎么会是假的。”申纪兰说,还有人竟说华西村整个财产就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了。
因为深忧网络会教坏人,今年,申纪兰准备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建议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是:“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
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年已82岁的申纪兰说,“社会中有不好的事和现象,那是个别人出了问题,不是党不好,要这么看。这一点,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是有感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假如薄熙来代表的极左势力借尸还魂.......
李俊回家的路还远吗?(姜维平)
2012-03-05
贺国强谈天气意味深长
姜维平
这个细节不是在讲客套,而是在显示重用文强的贺国强依然在重庆深得人心,连少数民族的委员都如此敬重他,可以推理,贺书记在以汉族为主的重庆,三年任职期间,是功绩卓著的,当年,前公安局长文强被其重用,抓捕张君时,他曾脚踩着他的头,打电话向贺书记汇报说,这个江洋大盗就在我的脚下,可见,贺国强对文强是多么信任啊。
俄新知识分子崛起 普京面临考验
- ▲俄罗斯大选前一天的3日,在圣彼得堡一名街头小贩手上拿着“俄罗斯总统套娃”。最外层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左手拿着的),第二层才是参加此次大选的普京。正如当地民调机关所预测,普京在4日进行的首轮投票中就已轻松胜出。大选结果已于当地时间5日上午公布。照片=路透社、NEWSIS
俄罗斯政府为防止选举舞弊,当天在全国94000多个投票站设置了20万个监控摄像头。但在野党和市民阶层仍严重怀疑地方官员用金钱收买了选民,并宣称5日举行大规模集会。因此,即使普京在首轮投票中胜出,短期内俄罗斯政局也很可能将陷入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动荡。
去年12月议会选举后俄罗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对普京长期执政的厌倦和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呼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突破性改革的声浪也日渐高涨。而引领这种思潮的就是拥有高学历的中产阶层。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所长穆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些‘新知识分子’正在引领俄罗斯的变革。”
◇高学历者和白领阶层渴望变革
俄罗斯国家模范大剧院前的库兹纳茨基•莫斯特大街附近,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高端品牌专卖店林立。3日下午,选举前一天,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某通信公司员工伊蒂雅科夫(音)。“问题并不在于普京,而是俄罗斯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强大、更富裕。我们的国家需要变革。”伊蒂雅科夫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目前俄罗斯新知识分子的声音。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不安,而且对现状也有很多不满。”
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分析中心”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当前俄罗斯新知识分子正在主导“反普京情绪”。首先,参与调查的反普京示威者中70%是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其中,46%是专业人才,17%是公司高管。此外,示威者中的56%年龄还不到40岁。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属于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和海外旅行等途径积极接纳西方文化。
他们非常向往西欧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还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这种思潮,扩大其影响力。
◇普京也积极应对他们的诉求
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不得不积极应对新知识分子的要求。普京已承诺积极保护合法的商业活动,并提高教师的工资。今后新政府为了争取新知识分子的支持,将很有可能加快经济自由化,并采取推行地方分权等政治改革措施。穆欣说:“普京很可能向反对势力妥协,出台新政策。新知识分子将成为推动‘新普京’时代改革的‘引擎’。”
但如果以新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的反普京势力的抵抗走向暴力化或长期化,新政府就有可能进行强制镇压,进而使俄罗斯政局再度陷入动荡。
领袖像、国旗、党报:西藏在寺庙强推“九有”工程
据西藏日报消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民宗委主任洛桑久美表示,在西藏全区寺庙推行“九有”工程,其中包括每个寺庙要有“领袖像、国旗和党报”等。
中共领袖像要挂到各寺庙中
3月10日是1959年发生的拉萨藏人和平抗暴纪念日, "3.14事件"四周年也即将到来,在这个被中国当局称为"敏感月"的3月,西藏局势异常紧张。据海外"参与网"消息,西藏大学从3月5日起开始封校一个月,学生不能外出,以防止在校大学生在纪念日游行抗议。
西藏在寺庙强推“九有”工程(音频)
另据西藏日报消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民宗委主任洛桑久美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西藏全区寺庙推行"九有工程",在寺庙中做到"有领袖像、有国旗、有广播、有报纸"等。据悉领袖像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头像;而报纸为《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
两会前夕的3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要进行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区维稳工作;3月3日,两会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藏区自焚事件"提问时表示,达赖喇嘛鼓励自焚事件,这些事件是有预谋的。3月3日,在甘肃玛曲县,一名藏族女中学生在一家菜市场自焚身亡;3月4日,据伦敦"自由西藏"组织消息,一名32岁的藏族女性在靠近格尔登寺的一个警察派出所门前自焚身亡,她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九有工程亵渎了西藏的宗教信仰"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向德国之声介绍,"九有工程"是于去年底开始强制在藏区寺庙推行,而2008年"3.14事件"前夕,中共当局也是强行要求寺庙挂党旗和国旗,引发僧侣的不满和抗议,此次"九有"工程官方报道中说僧侣表示欢迎,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对西藏人而言,寺院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这里面所供奉的就是西藏人非常敬仰的释迦牟尼像和西藏的高僧大德及著作,现在中共当局要把寺院演变成宣传阵地,还要把根本不信仰佛教、甚至把宗教当成毒药的这样一些领袖的头像强行挂到寺庙里,我认为这完全亵渎了西藏的宗教信仰,也违背了中国政府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格桑坚参也认为当局在"九有"工程主要目的是对僧人进行洗脑,所以将其行政系统中的管制方法移植到藏区寺庙。
"藏区进入军管状态"
格桑坚参与也向德国之声介绍,据他们通过特殊渠道和境内藏人取得联系,在多个"敏感日"到来之际,整个西藏完全处在高压和军事管控状态之下:"现在正好是两会召开,又是'3.10'、'3.14',所以中共是全副武装,要求藏区干部全天24小时轮流值班,以临战状态应对,藏民的出行也好,言论自由也好,藏民在从未有过的管控状态之下生活。"
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认为:"这表明中共当局缺乏自信,觉得只有靠武力才能控制西藏人民的心灵。"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喧嚣人代会,落寞薄熙来
全国人大在京开幕,往年一贯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今年却因王立军事件而异常低调.依旧拥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的王立军则"请假缺席"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本是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往年的全国人代会,他总是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近年来,他在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运动,赚足了眼球。然而,今年的人代会,薄熙来的处境异常尴尬。
就在今年2月,重庆副市长、前任公安局长王立军据传欲"叛逃",在美国领馆滞留1天后随中国国安部官员飞赴北京,随后重庆市政府宣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而之后,薄熙来也明显减少了上镜次数。
坊间猜测,王立军事件很可能将影响薄熙来的仕途。今年秋天,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薄熙来能否胜任政治局常委,胜负难判。
往年3月召开全国人代会时,薄熙来一直是高调出镜。而今年,他却异常低调。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对此也非常谨慎。一名叫做段拉卡的代表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重庆市近年的发展非常好,人民对此很满意;但当被问及王立军事件时,他立刻压低了声调:"我真的不能说。"并试图遮挡胸前印有姓名的代表证,拒绝对薄熙来发表任何评论。而据通讯社报道,整个重庆代表团此次赴京,其下榻酒店也与其他省市代表团相距甚远。
网上热议 官媒静默
其他重庆代表也同样拒绝置评,纷纷选择躲在保镖身后,回避记者。
在此前重庆的"打黑"行动中,时任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是关键人物。而就在2月初,王立军突然被调离市公安局,改任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的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悄无声息地离开重庆,前往四川成都,并进入美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之后,由国安部官员陪同,前往北京。
美国国务院证实王立军确实在成都总领馆滞留了一天,但表示这只是"计划中的约见",最后离开领馆也是王立军"自己的选择"。
目前,王立军依然拥有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但中国官方已经宣称,王立军已经"请假缺席"。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国互联网上议论纷纷。而官方媒体则保持缄默,媒体从业人员也表示接到指令不予报道。
来源:路透社/法新社 综合报道:文山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林彪: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于中央文革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6日 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續)
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沒有力量沒有保證來進行這個革命。由於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成為非常的必要。由於存在著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先決的條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夠成為如此廣泛的可能。但是在蘇聯,他們也取得了政權,他們並沒有利用這個條件。他們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條件,是完全可以依靠群眾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之成為修正主義,以及他們一系列的國家轉化、蛻化為修正主義,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我們要實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們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這兩者看來是矛盾的。但實際上這兩者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促進、互相保證、互相發展的。
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毛主席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我們這個政權,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毛主席為首的,是毛主席來掌舵的,而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別的什麼領導,是由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毛主席來領導的。一切驚濤駭浪,任何時候出現的滿天烏雲,有了偉大的毛主席的領導,都可以乘風破浪,擊退逆流而勝利地前進。
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個領導班子的問題。當然它的下面的實力,還是槍桿子。各級的領導班子,我們必須要很好地來配備。必須是擁護毛主席的,是相信群眾的,是能夠自己進行思想革命的,這樣一種班子。如果這種領導班子,被一小撮走資派、叛徒、特務篡奪了的話,就要發動群眾把他奪回來。就像一月風暴以後我們這樣的做法。
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軍隊。所以,軍隊本身更要特別地來加強這種相信群眾、相信毛主席、進行思想革命化、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樣子,軍隊本身才能夠履行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柱石的作用,才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實力。
軍隊必須在三支兩軍中間正確地對待群眾,堅決地實行“五不”的做法。無論如何不能鎮壓群眾,特別是開槍鎮壓群眾。我曾經常常同同志們談,槍、子彈是沒有眼睛的,那一大群人,你知道那個是好,那個是壞。你槍一開的時候,子彈把好人打著了,壞人反而沒有打著。所以,開槍無論如何不是辦法,即便是對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叛徒,我們也不能採取這個辦法。我們只能採取“五不”的這種做法,而不能採取開槍的那種粗暴的做法。那種作法是同段琪瑞的做法沒有區別,那種做法同吳佩孚的做法沒有區別,那種做法同蔣介石的做法沒有區別。一方面要發動廣大群眾,一方面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還有,就是要排除各種干擾,使毛主席的這種正確的措施能夠落實。發生干擾、阻力,這種事情,不是偶然的,是證明著敵對階級的存在,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叛徒、特務、內奸和外部的帝修反的存在。所以如果對於這些干擾不從階級上來看他的嚴重性,認為是一個偶然的個別的事情,那是不對的。我們應該看清楚他,他的勁兒從那裏來的,是階級的根源來的,才有那種勁頭。不然他也沒有那個勁頭。他的親戚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社會影響,他所受到的輿論的這種推動,使他走向反黨、反對革命的這種做法。
在運動的過程中間,一條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條是對這條路線的“左”的干擾和右的干擾。但最主要的,還是從右的方面來的這種干擾。最典型的表現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他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鄧陶翻案。並且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他們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老幹部、高幹子女、穩定軍隊、抓生產,等等的這種漂亮的口號下,來實現他們的反黨、反對革命路線的這種做法。
他們說,要黨的領導,是要劉鄧的領導,而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領導。他們關心老幹部是假的,包庇一小撮走資派、叛徒、特務和他們本身才是真的。而真正關心革命老幹部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他們關心高幹子女是假的,而反對紅衛兵和為“聯動”翻案這卻是真的。他們怕把軍隊搞亂這個話是假的,而挑動、挑撥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與中央文革對立,這卻是真的。他們以抓生產為名,而實際上來鎮壓革命,來對抗文化革命的展開。運動初期,他們追隨劉、鄧鎮壓群眾。後來又一下子搖身一變,挑動群眾鬥群眾,他們做後臺。他們提出國家機關中對一切司局以上的幹部都要火燒,就是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這種幹部也要燒。他們這種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機關癱瘓。抓人的這種風,揪軍隊高幹的這種風,沖軍事機關的這種風,提出在連隊也要搞“四大”的這種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于中央文革。現在的事實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們!(《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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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組綜合30日電 法新社發自北京的報導稱,中國30日禁止網上搜索「習近平」,前一天彭博新聞社報導有關習近平家人財富的新聞,導致彭博新聞社網站被中國封鎖。 彭博社使用公開資料,報導習近平親屬的投資細目,總額據稱高達3.76億美元。 彭博社的報導沒有追蹤習近平本人、妻子彭麗媛及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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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報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卸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目前看來,胡錦濤似乎已屈服於保守派的勢力,作出關鍵決定對薄熙來事件「降低調查規模」。這意味著只有薄熙來和他的妻子會受到調查。 薄妻谷開來被控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極有可能難逃多年的牢獄之災。然而,直至目前為止薄熙來只被控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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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北京4月10日电 鉴于 薄熙来 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 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 政治 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 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 调查 。 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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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艾德 北京 —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昔日最闪耀的政治明星之一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面临刑事指控。有中国学者分析说,官方披露了薄熙来罪行的这么多细节,说明最高层已决心不要让他对新领导构成威胁,准备将其重判。 *官方报道预示当局要下重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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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摩爾 中國軍隊“八一”建軍節這天,中共中央軍委屬下《解放軍報》第3版發表記者毛俊撰寫的“永遠的軍魂永久的忠誠——黨的十六大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述評”一文。文章在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永不改變!人民軍隊忠誠於黨的信念永不改變”的同時,更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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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网特约记者 消息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已被拘捕、正接受审查的谷开来,指控周永康策划了取代习近平的政治计划,对抗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中的其他成员。 她把周永康称作“政治局常委中的坏蛋”。 谷开来提出用交代关于周永康和他的密谋作为交换,恳求当局不要判自己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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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端耀/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有關陳光誠現況,目前至少有三種說法:第一、美中達成協議,同意留在大陸天津展開新生活。第二、美方全部跑光,被騙了。第三、中國同意陳可以申請至美國留學。 在這三種說法中,對美方造成最大殺傷力的是第二種說法,顯現美國的無知和怕事,而且在消息一傳出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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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数万民众周日走上街头,参加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尽管高温酷暑,游行整个过程持续了6个多小时,队伍穿越市区,道路交通和公交运营受阻。 组织者称,参加人数达40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警方估计的人数仅为63000人,但也是2003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