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黃柏（Huang Bo，音譯）擁有一雙靈巧雙手，他是上海的一位外科醫生，手術時要求穩定和精確，鉅細靡遺、分毫不差地為病人提供治療，但2001年至2003年，他被迫消耗大量體力勞動，訓練有素的手指用來編織聖誕燈飾、填塞絨毛玩具和包裝聖誕禮物等，同時執行其他瑣碎任務，這就是他為期兩年待在勞教所“再教育”的生活。至於罪名很簡單，作為法輪功信徒，他必須遭受懲罰，法輪功在20世紀90年代末被當局視為邪教組織並加以禁止。
不堪回首的勞教生活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黃柏娓娓道來其悲慘經歷。他指出在勞教所的回憶極為不堪，“頭3個月，我每天被迫做同樣事情，因為管理者想讓人知道那邊規定，但實際上只是一個藉口，他們折磨我，要我放棄法輪功。如果放棄，有時候便能吃到米飯和擁有充足睡眠，否則就是沒日沒夜一直工作，重複好幾個月。”
勞教侵犯人權，處罰嚴重，是可怕的系統。
勞教所的生活，若外人沒有親身體驗，恐怕很難想像，時常有人受不了想反抗，後果卻是不堪設想。黃柏舉例，曾有個傢伙試圖在包裝盒上寫下信息傳遞出去，但東窗事發被抓到，“他被電擊，直到大便和小便都失禁。管理者讓所有人知道這件事，認為可以殺雞儆猴，當作一個教訓，自然就不會有人想做相同的小伎倆。”
黃柏並不寂寞，因為被關押在全國350間勞動所的“罪犯”不算少，高達10幾萬人，甚至更多。中國政府以勞教監禁妓女、吸毒者和街頭小混混，刑期最高可達4年，程序快速又方便，無須上法院，也不用審判就能定罪。該系統的批評者還指出，北京也通過勞教迫害異議人士。
即使經過多年，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也宣布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黃柏對勞教帶來的痛苦和傷痕仍未完全忘卻，“雖然我已離開很長一段時間，電擊的聲音還是讓我感到畏懼，我很幸運，終於逃出中國來到美國”，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黃柏順利踏上自由土地，審查、勞教和戶籍等過時又不公不義的制度依然繼續苦惱著中國廣大百姓。
勞教改革方向仍不明朗
“中國談論勞教改革談很多年了，因此這次的說法不是新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研究員阿蓮（Maya Wang）告訴美國之音：“我們害怕的是，中國政府會不會用另一種行政拘留制度取代勞教”。中共對改革的態度向來如同放羊的小孩，一再釋放“即將改革”的信息，卻少有真正大刀闊斧之作為，因此這次針對勞教停用，悲觀者可說與樂觀者一樣多。
大赦國際東亞部主任阮柔安（Roseann Rife）說：“去年開始曾有一些改革試點項目，叫做《違法行為矯治法》，但我們卻不明白實際內容是什麼”，她指出改革的方向仍不明朗，有可能授與勞教處分之人公平聽證和辯護的機會，“改革”並不意味著“廢除”。
有學者認為，無論如何，只要北京能對勞教做出一點改變都是關鍵的第一步，從而改善中國司法制度和人權形象。也有專家分析，停用勞教是習近平進行溫和政治改革和推動法治社會的前兆，畢竟改革於胡錦濤時代停滯不前，導致民怨四起，因此，繼掀起反腐風暴和打擊奢侈的官僚主義後，不合時宜又侵犯人權的勞教遂成為下一個目標。
“這看起來是很好的徵兆”，阮柔安說：“就怕當局只是做做表面工夫，表現出試圖解決問題的樣子，或營造落實法治和維護人權的氛圍，但最後得歸結到執行，領導人真的希望中國有所改變嗎？”
2013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結束後，將勞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維權律師滕彪向《南華早報》表示，這4項領域最容易侵犯人權和違反社會正義，進行改革並不意外﹔南京大學教授顧蘇（Gu Su，音譯）則認為，這些爭議存在多年，是引發公眾不滿的主要來源。
顧蘇指出，關於勞教的最新發展顯示新的領導班底有決心處理最棘手的問題，畢竟這4項改革遭逢來自公安部門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已延宕好長一段時間，而滕彪的態度較為保守，認為改革承諾無法看出領導者所持的政治方向，只稱得上是公眾持續施予壓力下的反應措施。此外，《南華早報》也觀察到，官媒對此事的報導留下令人疑惑的空間，起初有些報道指稱勞教制度將在今年完全終止，但消息短暫出現後旋即消失，政府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仍不得而知。
滕彪認為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提出的改革承諾無法看出領導者所持的政治方向。
南周事件引爆新聞自由呼聲
近期除了勞教改革引起廣泛討論外，南周事件更是造成全國大漣漪，不只中國人蜂擁表達對言論自由的渴望，外國媒體也大篇幅報道抗議行動，將之視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契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提到，勞教和審查都是中國官員違反憲法的具體表現，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官員的行為總是惡名昭彰，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的期待正在改變，當局很難再以經濟增長安撫公民，現在他們要的是政改，人權得到保障，可以自由自在地說話，甚至選舉心目中的領導人。無庸置疑，習近平的改革壓力將越來越大。
《經濟學人》認為殘破的司法體制和被壓抑的新聞自由是大眾心懷不滿的核心原因。中國“通過勞動再教養”的系統成立於1957年，在毛澤東主持下，勞教就是監獄的代名詞，所謂的反革命份子可不經司法程序送進勞教所再度教育，矯正行為觀念。至今中國政府仍保留該制度，用以處置輕罪罪犯、妓女和請願者，人們最多可在可怕的勞教所待上4年之久。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中間一直存在著微妙關係。統治者致力於經濟發展，促進國家繁榮，並希望被統治者不要要求太多自由，然而，如此平衡已開始傾斜，被統治者逐漸富裕，生活水平提高，自然對自由有所渴求，誠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揭示，當一個人滿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後，將進一步探索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這便足以解釋中國當今情況。
儘管網絡審查嚴厲且迅速地刪除帖子，人們仍不畏懼聲援南周和批評政府。1月7日，著名影星姚晨在微博上引用了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名言“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來支持南周，於超過3000萬名關注者中引起極大迴響。另外，由72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和律師也共同簽署《改革共識倡議書》，表達對政府進行徹底改革的期望。
像姚晨這樣的名人也對言論自由聲援令人振奮。
對自由的西方人而言，撤除審查和終止勞教是對人民的道義責任，但《經濟學人》認為，習近平作為務實獨裁者，政治算計不見得相同，不過如果他認真考量什麼對中共最好，應該不難得出“改革”這個答案。目前來看，政府每年花費大量經費維穩，正說明民怨沸騰，顛覆炸彈可能隨時引爆，改革固然有風險、有難度，不改革卻是死路一條。
習近平清楚明白人心向背，尤其在腐敗和官場奢侈的問題上，於是當他效仿鄧小平南巡時，下令禁止鋪張的宴會和歡迎儀式，“四菜一湯”成為官媒最新的吹捧名詞，用以突顯他更節儉和更開放的態度。然而《經濟學人》指出，口號式的改革不再能安撫中國人，現在他們變得既精明又敏感，習近平必須真正做出系統性改變，就像南周抗議事件中一面布條寫著：“四菜一湯不是真改革，新聞自由才是真改革。”
中國人的改革夢想何時實現？
開放言論自由有助反腐
針對審查制度的討論，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一個政府要有十足的奧威爾式諷刺感才能將“言論自由”列為審查字眼，而中國政府做到了，但這絕不是件好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將在多重矛盾的重壓下崩潰，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同樣希望，中國荒謬又臭名昭著的審查制度將有一天也崩潰。
中國之所以長期保持審查，目的在於迴避言論自由底下潛藏的滅亡風險，但《金融時報》說，開放言論自由將有利中國，甚至帶來一定優勢，只是北京至今仍籠罩在“六四事件”和蘇聯倒台的陰影下，畏畏縮縮，不敢直接面對民意。
因此，南周事件之啟示不只是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重新省思，更讓人了解中國平民長期如戴手銬腳鐐般的困境。因為審查高牆林立，“在中國希望成為調查記者的人一直都感到無比沮喪”，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麥康瑞（Rebecca MacKinnon）表示：“但南周事件讓這種沮喪變成羞辱”。
所幸，公民很快就找到宣洩出口。習近平上任後刻意向鄧小平致敬，也提到“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的特權”，讓改革者看見追求更大程度自由的空間。兩岸三地20多名學者，包含北京大學直言不諱的教授賀衛方，向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撰寫公開信，抗議南周記者所遭受的際遇，他們強調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擔心庹震所為會“令改革開放的廣東傳統喪失”。
如果黨有意鬆綁對言論自由的控制，最快速、最顯著的得利便是打擊腐敗。2012年，為數可觀的貪官由於互聯網揭發而下台，但這還不夠，中共60多年的統治積累太多汙垢，唯有完全獨立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方能掃除乾淨。《金融時報》建議，習近平應將開放言論自由視為反腐的必要手段，藉此制衡權力濫用和收受賄賂等惡行。
然而，有太多中國官員認為言論自由等同“動盪與混亂”，他們擔心大鳴大放的環境將再次於天安門廣場集結抗議民眾和學生，於是選擇故步自封，無論多麼荒謬，讓審查成為可靠和有效的維穩手段。因此這種情況下，屈辱幾個記者也就沒什麼大不了，畢竟再怎麼說，維持政權才是首要任務，可是中國官方─尤其是庹震，可能萬萬沒想到，南周事件反彈力度之大，通過新興社交媒體和外國媒體的關注迅速傳播，如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寫道，抗議雖結束，憤怒卻未了，《南方周末》仍會是抗爭共產黨審查的重要戰場。
南周事件醞釀茶壺內風暴
以貓抓老鼠的遊戲做比喻，當貓數量多又兇殘時，老鼠最好乖乖在洞裡，不隨意走動，但若是貓稍微鬆懈，或對抓老鼠沒那麼積極時，老鼠群便能團結起來，變得更大膽、更囂張。當今中國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正在玩貓抓老鼠的遊戲，胡錦濤對維穩毫不手軟，全面架設監控攝像機，無情迫害異議人士，且當年處理拉薩騷亂又快又狠，贏得鄧小平青睞，可謂一隻兇殘無比的貓；但現在習近平風格迥異，他試圖貼近人民，展現開放態度，也因如此，我們才能看見中國自“六四事件”後又罕見又勇敢的抗議活動。
南周事件終究暫時化解，該報記者和廣東宣傳部達成初步妥協，官員承諾將放鬆最近實施的審查舉措，例如出版前的事先批准及預先檢視報導內容等，而作為回報，記者將結束罷工。不過，政治分析家裴敏欣於《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稱，這結果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值得慶祝，一方面記者沒有成功讓庹震下台，其竄改行為已嚴重羞辱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儘管地方官員許諾鬆綁審查，當事件逐漸消失於媒體聚光燈後，“秋後算帳”仍有可能發生。
深入來看，裴敏欣卻將抗議行動和黨的適度讓步視為重要發展。習近平自去年11月當上最高領導人以來，屢屢提及改革，已有前蘇聯戈爾巴喬夫“開放政策”（glasnost）的味道，所以中國社會變得更加桀驁不馴，人們不再明哲保身，願意挑戰黨的權威。但是，習近平就像渡河，一開始水淺走起來容易，也創造煥然一新的形象，漸漸地來到水深區域，高層必然很快就被迫對政治改革表明立場，這是中國最危險的問題。
習將在改革與保守間求平衡
繼《改革共識倡議書》和突擊拜訪劉霞後，裴敏欣認為，因南周而發動對抗審查的風潮是第三起戲劇性事件，更令人振奮的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訴求獲得廣泛支持，即使不太正式，商人、明星演員和知名作家不約而同在微博譴責審查，更遑論數百萬中國人紛紛張貼聲援帖子。正當政府陷入信譽危機之際，這些名人集合百姓力量，無疑讓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雪上加霜。
如此看來，南周抗議事件絕不會是中國最後一個要求政治改革的運動，而且當局低調處理的態度，將鼓舞更多人挺身而出，表達意見，而這個看似“中國之春”的劇本，裴敏欣認為勢必會點燃領導層內部的激烈辯論，尤其黨內保守派和改革派早已對峙多時。對習近平而言，他企圖將自己形塑成另一個鄧小平，以“重振中國經濟的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作為招牌，因此第一次北京外出訪他來到深圳，模仿鄧小平南巡的意味再清楚不過，且為確保媒體不會錯過此行的政治意義，還到鄧的銅像前獻花，大聲談論推動改革所需的“政治勇氣”。
不幸的是，習近平的策略將為他帶來政治挑戰，但不是保守派，而是自由派。1979年的北京民主牆，上頭張貼著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緊接著20世紀80年代自由派人士不斷呼籲政治開放，最終激發“八九民運”。因此裴敏欣說，習近平即將面臨兩大難題：一者在保守主義者的抵抗下進行經濟改革，另一者包容親民主的反對聲音。
在改革與保守之間保持微妙平衡並不容易，而且習很快就會發現，他的同事可能成為真正敵人。他必須了解，一旦不能處理好這些公然對黨的挑戰，將演變成“阿喀琉斯之踵”的致命傷。過去保守派對那些不願鎮壓親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向來不手軟，而以近期反審查抗議為例，習似乎採取對政治異議容忍和柔軟的態勢，導致他被強硬派趕下台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但裴敏欣指出，對於一般中國人，至少南周事件展露些許曙光，我們可以期待，習近平將如何回應公開要求釋放劉曉波的聲音？他又如何定義“六四事件”，甚至為受害者平反？他是否有膽識接受政治異議，讓反對黨有生存空間？這些都取決於習本身的政治手腕和勇氣，且領導頂層痛苦又分裂的鬥爭有可能於焉產生，20世紀80年代，具備改革自由思想的胡耀邦與趙紫陽戰敗了，中國人會希望未來的結果有所不同。（《內幕》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