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江春男：北京兩會開鑼統治階級聯誼大會

北京正在召開政協和人大「兩會」，總共有5千多人參加，論規模世界第一，它的任務是選出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產生新一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任務無比重大。這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但老百姓難以了解其奧祕，更無從關心起。

統治階級聯誼大會

事實上，兩會被視為中國統治階級的聯誼會、明星藝人的學習會、或女裝的發表會，它的空話、假話、大話和雷人雷語，常為巿井小民提供娛樂話題。

政協約有2200人，包含各界精英和民主黨派，它源自國共內戰時期的統戰需要，60多年過去了，歷史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它仍保有當年精髓，其構成仍以大官、大款和大腕為主，普羅階級只有點綴作用，在中國模式的創新理論中，有人說它可比擬英國上議院或美國參議院，這種比擬天差地遠。

作為中共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約2900多人，其產生方式據說是各政黨、各人民團體都可推薦。中國有什麼人民團體，至今仍是國家機密。人大全部都是上級領導圈定的，要他們反映民意，根本強人所難。

有一位出身演藝界人士的人代說得可愛又實在，她說，「在會議上舉手表決時，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或棄權過，我不是來添亂的」，這種正確態度，愛國藝人成龍應該也是深有同感。

醜聞纏身升副主席

醜聞纒身的令計劃這次出任政協副主席，大出外界意料。過去半年，海外流傳種種對令家極為不堪的說法，中共無一語解釋澄清或反駁，如今反而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眾多評論家都應去撞牆了。

台灣蘋果日報

北京的空氣　中國的水

北京的空氣混進無數污染物，產生了霧霾！中國科學院在二月三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到，一月份北京霧霾特別嚴重的那幾天，城區上空懸浮的污染物總量超過四千噸。

空氣被污染，意味着甚麼？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指出，北京十年來肺癌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空氣污染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這霧霾其實並不只局限於北京，而是涉及中國中東部、東北及西南共十個省市自治區，受害人口八億以上。

還有中國的水。中國地質調查局專家坦承，百分之九十地下水遭受污染，其中百分之六十污染嚴重；在山東，就有工廠用高壓方法，將工業毒水直接泵入地底。至於地面河流湖泊所遭受的污染，就更難以盡述。以長江為例，二○○六年就有三百億噸污水排入江中，當中七成為工業毒水。

水源被污染，又意味着甚麼？是飲用這些水的地區，出現了一條又一條的癌症村。據中國非官方學者資料，全國有四百五十九條癌症村，當中與食水有關的就佔了相當一部份。供應香港食水的東江，其流域的惠州，就有兩條癌症村：上寮村和銀坑村。

現在中國，癌症死亡率佔全球的四分一，一年有二百七十萬人因患癌而死。這數字仍在遞增。有人預測，十年後，中國每一個家庭，都會遭受癌症困擾。空氣有毒，飲水有毒，食物也有毒，還能怎麼活；中國人處於斷子絕孫的危難之中！

這種絕境，只源於鄧小平一句話，即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一句話，一錘定音：中共官家盡可勾結奸商，建廠開礦，蹂躪國土，只顧搶掠，大加貪腐，先富起來，把老婆子女移居到國外去；中國百姓則毫無得益，只眼巴巴任由官家搶劫，再呼吸遺下的毒空氣和飲用遺下的毒水，致癌而亡；一條界線，兩樣境遇！中共自詡創造了「中國崛起」的偉業，其實是在幹滅絕中華民族的勾當！

北京的空氣中國的水，飄盪着毒塵摻和着毒汁，正在昭示中共的罪惡和訴說中國人的苦難。

王先強
自由撰稿人

香港蘋果日報

林泉忠：仇外「愛國」不可取也

後海是北京著名的觀光景區，一家名不經傳的小餐館因貼上「本店不接待日本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和狗」的中英文告示而引發國內外媒體的關注及網上的熱烈討論。店主解釋是出於「愛國」情懷，對此網友意見分歧，有褒有貶。

顯然，與去年釣魚島風暴高峰期全國多處對日系車與日系百貨及日本料理店的「打砸搶」行為相比，這張「憤青」式的告示貼在自己的店門口，確實是小巫見大巫，因此有「中立」的網友認為不過是「個人自由，應予尊重」。

撇開「愛國」與否的爭議，究竟店主的行為是否「應予尊重的個人自由」？1年前獲得金馬影后的大陸演員呂麗萍在微博發布反同志言論，掀起軒然大波，議論的焦點也集中在呂麗萍的言論是否屬於「個人言論自由的範圍」。

其實，無論是後海餐館店主，還是呂麗萍當時的言論，都是對「言論自由」的嚴重誤讀。言論自由是法律賦予個人在無恐懼之下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然而它有個前提，就是個人自由不得損害他人利益，這裏包括傷及他人的尊嚴。

後海餐館告示的內容，針對的不是某件事及相關的個人，而是3個國家及其所有國民，並將「狗」並列，是直接涉及嚴重的民族歧視與種族主義的問題。

百年前中國出現一些租界，其中傳說上海外灘有洋人立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雖然如今已有研究認為是以訛傳訛、並無其事，不過我們也都聽過這種傷及民族尊嚴的傳聞。如今倒是有中國人清楚貼上類似的告示，其實去年「打砸搶」風暴期間已經出現，看來不少國人的「愛國」水平仍停留在百年前義和團式的排外主義迷思。

如何樹立起讓世人肅然起敬的大國國民風範，已成為在「中國崛起」響徹雲霄的今天，無可迴避的課題。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明報

貪官從輕發落空談司法正義

中共第五代甫上台時擺出堅決反腐的架式，誓言要維護法制的統一、尊嚴與權威，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與檢察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說得義正辭嚴，事實卻是，貪官污吏即使被繩之以法，仍然比普通民眾享有更多的「公平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數字顯示，去年全國法院對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判處的重刑率（判監五年以上、無期徒刑和死刑）不到兩成三；涉及貪污瀆職的被告人中，獲判處非監禁刑的則超過三成八。換句話說，獲從輕發落的貪官較從嚴從重的貪官多，且比率超過三分之一。

對於當局以「寬嚴相濟」做藉口，一再對貪官從輕發落、法外施恩，民間直指厚待「碩鼠」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更指司法部門常以積極賠償、退贓作為「放生」貪官依據，等同「花錢買命」、「花錢買刑」，可謂一語中的。

司法部門對貪瀆官員「慈悲為懷」，對受害民眾卻是冷漠無情，袖手旁觀，甚至連最起碼的同情心亦欠奉。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自我吹噓之際，河北衡水深州市兩條村約兩千名村民，因村領導涉嫌私分賣地所得，多年來投訴無門，上訪無果，惟有到市政府門前集體下跪，請官老爺主持公道。

竊國者侯竊鈎者誅

司法庇護貪官已成為潛規則，法律天平向權貴傾斜的荒誕劇在神州大地不時上演。日前有調查發現，近年全國被判刑的省部級貪官除個別被執行死刑，絕大部分都獲得減刑、假釋和保外就醫，而且比例遠遠高於普通罪犯。七年前因貪污受賄被判入獄十一年的前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最近突然提前出獄，據報竟獲當地官員、煤老闆、政富名流列隊迎接，如此大陣仗，足可媲美英雄凱旋榮歸故里。權貴對法律之蔑視，司法對貪官的無奈，反腐愈反愈腐的尷尬，由此可見一斑。

司法綁不住貪婪的黑手，對權貴唯恐照顧不周，對付百姓卻無所不用其極。深圳當局早前曾出台規定，只要進行遊行示威、呼喊口號等「非正常上訪」，參與者就要被勞教。百姓為維護正當合法利益，上訪伸冤動輒遭受迫害，失去自由，官員肆意斂財，卻可獲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可笑的是，官方喉舌面對反腐陷入困境視而不見，反而罔顧現實信口雌黃，聲稱「今天的中國大概已是懲處貪官最不留情的國家」，甚至提出甚麼「反腐要講主旋律」的謬論。

國家領導人誓言要將權力關進籠子，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但殘酷現實是，被關進籠子的不是貪官污吏，而是平民百姓。在一個竊國者侯、竊鈎者誅的國度，高喊司法公平與婊子立貞節牌坊無異。

太陽報

代表委員多老外兩會升級聯合國

中國官場多「裸官」已是人所共知，參與北京兩會的達官貴人又有多少「裸代表」、「裸委員」呢？有消息稱，上屆政協委員七成六擁外國護照，人大代表五成七有外國居留權。雖然數據真實性有待考證，惟兩會開成聯合國會議，外國人干預中國內政，則已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兩會召開，與會者的國籍再次惹起爭議。演藝明星楊瀾、趙本山等被指持有外國護照，籃球明星姚明及乒乓球女王鄧亞萍則被指是「外國人他爸他媽」，其實，這一類擁有外國居留權，或者在外國產子，或者將子女送洋讀書的人士比比皆是，以致兩會被譏為「外國人父母俱樂部」或「聯合國」。

加入外國籍，不代表不愛國，有國籍問題的人亦常以「身在曹營心在漢」為辯解，甚至說加入外國籍後更加愛祖國，雖然是信不信由你，但由一群「老外」代表中國人討論國家大事、決定國人前途，無論如何都是名不正、言不順、事難成，也不符合目前的政策。當局去年曾煞有介事指出，兩會代表委員都是中國公民，不可能持有外國護照，但隨即被網民翻舊帳，指第十屆政協委員的影星鞏俐已入籍新加坡，而飲食連鎖集團俏江南董事長張蘭去年被揭發註銷中國戶籍，卻同時擔任北京朝陽區政協。

曹營漢營兩邊通吃

撇開國籍問題不說，兩會淪為富人俱樂部，同樣爭議多多。根據「胡潤百富榜」資料，中國最富裕的一千人之中，有一百六十位是黨代會、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僅這些富豪的家族財富已高達二千二百億美元。有人還就美國國會議員與北京兩會代表的財富作比較，驚人地發現中國兩會遠勝美國國會，中國超越美國，率先由兩會實現了。

代表、委員非富則貴，子女外漂，國籍成疑，難怪有人諷刺，一群從不坐公交車的人在研討公交調價，一群從不交電費的人在決策電價改革，一群吃特供的人在制訂食品安全政策，一群美國人的爹媽在勾畫中國未來發展藍圖，簡直就是咄咄怪事，也只有在天朝大國才會發生。

風雨欲來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當局天天講「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然而政府官員、社會精英、人民代表紛紛選擇「腳踩兩條船」，一邊享受西方的人權自由，一邊享受東方特色的特權，兩面通吃，時機不對隨時出走。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中央領導人帶頭爭相將家屬子女送往邪惡的西方國家，外流資產數以千億萬億計，忠黨愛國、為人民服務不過是漂亮的口號而已。

東方日報

習近平反腐當從親戚先開刀

《中國密報》編譯巫古森

　　2013年的1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表示，他和新領導團隊將在新的一年追求一個穩定扎實的開始。政治局常委另外六人，包括即將擔任總理的李克強也在會上，另外，即將在2013年3月退休的官員們，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總理溫家寶也出席了此次茶話會。會上雖然沒有提及反腐，但很明顯的，不論是對2013這新的一年或是習近平所領導的新團隊上任的第一年，貪腐問題都是中國必須正視的挑戰。除了反腐工作，新政府團隊也在政治改革呼聲中面對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困境。

　　2013年新年茶話會上的胡錦濤與習近平。

　　穩中求進

　　成為總書記後的第一次新年，習近平在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說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並表示中國政府要“穩中求進，開拓創新，紮實開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根據《南華早報》，習近平同時也希望維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在會上講話的最後引用了毛澤東的詩來形容中國近幾十年的進步：“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南華早報》指出這個舉動很明顯地是在試圖拉攏前輩元老們以及黨內的保守分子。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獨立政治事件分析家章立凡認為任何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首要任務都是鞏固權力，而這件事需要政治上的穩定。但是習近平現在卻必須在追求政治穩定的同時，在緊迫的事件上採取更迅速的動作以達到政策上的突破。章說：“尋求穩定和達到突破兩件事其實是彼此矛盾的，習近平現在正在試圖找到兩者的平衡。”

　　習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說服力

　　習近平雖然在新年茶話會上並未提及反腐，但他在成為總書記、也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曾向外界宣言反腐將是他任內的首要任務之一。英國諾汀罕大學(University of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認為習近平的公開宣示很值得鼓勵，但是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在《南華早報》上的文章中寫道，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不夠有說服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習近平自身是貪腐的。即使彭博社2012年6月報道了習近平家族成員擁有巨額資產，但報道卻沒有具體指出習近平本人有貪腐的嫌疑。

　　同樣在2012年遭外媒揭露的還有溫家寶家族在溫家寶在職期間累積了高達27億美元的隱密財富。但《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同樣也沒有證據指向溫家寶本人有涉嫌貪汙。曾銳生表示他相信習近平和溫家寶兩人本身的清廉。但假使如此，為什麼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仍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提出兩個理由，這兩個理由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政治遺產或基因無關。香港的例子顯示就算不是民主的體制，中國人民也有可能成功地解決貪腐問題。香港經驗對中國具有相當高的啟發性。

　　第一個反腐宣言不夠力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權力使人貪腐，絕對的權力則會導致絕對的腐化。中國的列寧式政治制度雖然在鄧小平的改革後改變了許多，但它仍是人類史上最具權力或最極權主義式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在權力的壟斷上沒有任何的制衡。

　　中國共產黨的幾近極權是中國的政治現實。共產黨派任到各省各區的黨委官員、以及這些黨委官員的傲慢獨斷，使得黨中央得以強迫實行任何它認為可延續黨的絕對領導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之中，只有一項是例外，即根除貪腐的任務；根除貪腐這項任務很可能會對共產黨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脅。

　　第二個習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說服力的理由是，中國高層領導的家族不斷地利用他們的特權進行非法或不當得利。即使高層領導們自己高調提倡反腐，這種作為依然在中國官場頻繁出現。這也就是為什麼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報道非常重要且引人深思。

　　1970年代香港從葛伯案開始積極反腐。

　　以香港為例

　　現今大陸的情況可與香港在1970年代的敗壞情況作比較。集團性的貪腐在1970年代的香港非常嚴重、深入根底，那時即使是公共服務如救命的消防隊很可能都需要先賄賂或付錢才能讓他們出動。

　　一件惡名昭彰的案例是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這件貪汙案引起港人的憤怒，當時的香港政府因此開始對貪汙事件展開肅清行動。在短短10年內，香港的打腐工作不只結束了集團性的貪腐，也替香港社會注入了新的反腐公共意識。

　　從那時開始，即使個人的貪腐還是持續地在暗中進行，港人整體已經視貪腐為一種不可取的行為。

　　但是，曾銳生認為香港經驗其實並不能被大陸複制，因為現在中國有兩個基本問題是當初殖民政府下的香港並沒有的。

　　首先，殖民政府並沒有像中國共產黨政府現在擁有的絕對權力。相反地，英國人知道殖民統治只能在與其他政權相比更不令人反感的情況下維持其統治的穩定，而在當時，這個可拿來作比較的政權就是香港即將回歸其統治的中國政府。另外，貪腐在香港殖民時期晚期或許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但是它並不是制度上的貪污。雖然貪污當時在香港是集團性的，但是貪污從沒有侵蝕到達最高官員或是他們的家屬。

　　當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意識到殖民政府的可信度受到質疑並採取行動時，他並沒有受到來自殖民政府高層的阻礙。他也不需要擔心他有可能需要在這波反腐行動中將自己的親戚送入監獄。

　　在不用將自己親戚帶上手銬這一環節上，習近平沒有麥理浩來的兩袖清風；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也不像是習近平可能或能夠做到的事，畢竟政治局常委會全員大概都沒有要如此做的準備。但是，曾銳生認為，習近平仍然可以在不民主化的情形下有所影響，他可以從他的親戚先開刀。

　　假使習近平無法作出類似程度的大動作，他的反腐宣言不會被當真。

　　今日中國的現實

　　曾銳生寫道，現今的中國現實是，即使習近平的親戚沒有要求賄賂，他們還是會不斷地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昂貴禮物。除非他們自己積極堅定地拒絕這些禮品、並向習近平報告所有的賄賂案件，使得這些企圖賄賂的人得到懲罰，否則賄賂、送禮習慣不會自己中斷、更無法完全根除。

　　除非習近平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有意願將自己貪腐的親戚送入監獄、或是要求親戚們向上提報任何試圖賄賂他們的朋友並將這些賄賂人士繩之以法，否則他的反腐運動就只是一種對其他官員的好意提醒：貪腐的官員不應該高調炫耀自己的非法得利，太高調的一些人會被犧牲以換取黨“反腐”的成功。

　　曾銳生表示，假使習近平希望自己的反腐更具有可信度，他必須作出更戲劇性、更劇烈的行動，讓黨員和一般民眾看到政府真正的決心、形成當初港人建立起的反貪風氣。否則的話，好聽的話說再多也是白說。

　　新的一年初始，除了討論中國嚴重的貪腐問題，關心環境議題的雙語網站《中外對話》主編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也在《衛報》上撰文討論中國領導人在接下來的2013年將面對的挑戰。

　　希爾頓文中開頭表示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2012年，大概是自鄧小平和其盟友在毛澤東死後短短幾個禮拜內打倒四人幫的1976年後，最精彩的一年。希爾頓指出，就在四人幫被逮捕後，有他們身影存在的毛澤東追悼大會的照片馬上就重新發行，在新的照片中，他們的身影被抹去留下四個空白；而薄熙來在2012年遭到的待遇也相差不遠。

　　已遭雙規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他曾經支配五年的城市中被消影消音。在他統治下的受害者現在公開地控訴他們遭受到的虐待，薄熙來在任時所提倡的毛澤東風格的集會現在也已經不再流行。薄熙來自己還未以貪汙罪名受審。雖然四人幫在1980年代早期的審判極其冗長，但薄熙來的審判很可能會是短暫的。希爾頓表示，這是因為審判的目的是將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徹底封死，而非讓人民好好地溫習他所犯下的罪行，因為對一般中國民眾而言，共產黨為薄定下的罪名，在共產黨內部很可能稀鬆平常。

　　薄熙來貪腐？民眾可能會聳聳肩。他的家族誇張地富有？中國最富有的一些人是黨元老或領導的兒女或孫兒輩。中國共產黨只是希望任何可能成為領導人的人記住，沒有人可以比組織還大、還更有權力。希爾頓說，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與黑道共有的特質之一。共產黨想經由對薄熙來的審判向大眾傳達的訊息很明顯也非常簡單：薄熙來徹底地輸了。

　　但是薄熙來的倒台發生在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上，一如當初四人幫倒台事件的1976年那樣重要。連接2012年的2013年對中國而言是個試煉，它將測試中國是否擁有實行幾項關鍵轉型的能力：朝向少汙染少浪費、更具創新力的經濟、朝向或是背對更法治的制度、朝向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或是回到專制主義並將權力和特權集中在少數的精英手中。

　　“充滿智慧的一黨專政”

　　希爾頓寫道，新領導者會繼承許多已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危機，其中最戲劇化的就是西藏，自2009年開始，藏人的自焚人數就不斷攀升，至今已將近百人。希爾頓認為假使新領導人能對西藏採取新的政策，會是他們領導能力的展現。

　　在貪腐問題上，如曾銳生表示的，希爾頓也認為習近平將要有更多的作為才能說服大眾他的承諾不只空談。他的前任們皆無法實現這個承諾，胡錦濤在任期間就高唱反腐，但至今未見成效，溫家寶曾經要求官員們緊盯自己的家屬，不要有自肥的行為出現，但是他自己卻在2012年10月被《紐約時報》揭露自己的家族累積高達27億美元的財富。

　　2011年，溫家寶曾向倫敦的聽眾表示：“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但是溫家寶任職總理的10年間，法治方面沒有什麼進步、經濟和政治權利在紙上被高舉、實際上卻少被尊重。

　　即將退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試圖平衡已變得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秩序，但是這個口號只落得被民眾用來諷刺政府高壓手段的下場。中國政府非但沒有平衡中國的貧富差距，它甚至在11年前起就放棄公佈評量國家貧富差距的指數的基尼系數，中國政府不公佈的理由是它所擁有的針對富人的調查資料還不完整。

　　希爾頓問，習近平有可能做得比他的前任者都好嗎？初期的徵兆對那些希望中國更加自由的人（如2012年12月71位聯署發表《改革共識倡議書》要求權力分立以及終結國家對法律的干涉的學者）而言不甚樂觀。事實是，這份被一些異議人士視為過於溫和的倡議書，在網路上也迅速地遭到屏蔽。網絡審查變本加厲、官媒甚至以愛國為名倡導中國民眾遵守從網絡到文化面上的各種官方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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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自焚是中共西藏政策的失敗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的禍首？（15）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檢討和糾正現行民族政策

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發言人貢嘎紮西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國當局的高壓治藏政策，直接導致了近期連續性的悲劇發生：“連續發生自焚事件表明了一個現象，這就是中共在西藏實施的政策是失敗的。這些年輕的僧侶們因為請願又不行、集會又不行、示威遊行又不行，所以他們現在沒有任何其他途徑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只好用生命來讓國際社會知道籠罩在西藏黑暗的一面。”

　　哈佛大學博士楊建利認為，中國政府 多年實施的西藏政策，已從深層演變為明顯的民族壓迫問題：“任何一個宗教它都不可能使得這麼大批的人不斷地進行自殺。也不是靠別人的鼓動，只可能是來自於自己對環境的一種絕望。而這種絕望直接是和中國政府在西藏對宗教的鉗制有直接的關係。”

　

　　《甘南日報》：煽動自焚者必將受到法律嚴懲（圖片：唯色博客）

卡提亞-畢菲特裡耶（Katia Buffetrille）接受法廣採訪時也認為藏人自焚是中共西藏政策的失敗。卡提亞說：“它標誌著藏人對中國西藏政策的拒絕，標誌著這項政策的徹底失敗，是在譴責中國政府的作為。”

李江琳表示，歷朝歷代都沒有發生過今天的藏區如此可悲的狀況。這種狀況顯然和中共的“治藏”理念有關。

　　　　為了讓中共當局改變對西藏實行的高壓政策，王力雄在2012年3月8日起草了《呼籲全國人大檢討和糾正現行民族政策》，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對民族地區的真實狀況進行調查，對現行民族政策進行檢討和糾正。”

　　這份呼籲書將藏人自焚歸結為中共的高壓政策，“最近，西藏自焚事件不斷增加，有加速擴展之勢；新疆暴力事件屢屢發生，事態嚴重；藏人居住區和維吾爾人居住區，軍警密佈、工事林立，場面如同戰爭；以往相對平靜的內蒙古，去年也發生民族抗議事件。這足以說明當前的民族政策存在嚴重問題。”

　　這份呼籲書要求全國人大制止西藏當局掩蓋錯誤將民族問題的原因歸結到外部官僚行為。2008年“拉薩事件”後，西藏當局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但至今未將“足夠證據”公諸於眾；把民族問題的外部原因，當做掩蓋官方錯誤的藉口和對執政責任的開脫，只會使問題不斷加重。目前與民族有關的事件頻率增加，規模擴大，週期縮短，充分證明這一點。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必須從國家長遠安全出發，制止把官僚利益置於國家前途之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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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父子、劉源、胡錦濤夫婦……人人都有病

《大事件》特約記者關濤

張平在“習近平‘背傷’引致網民‘悲傷’”一文中寫道：很多人都想到中國古代皇帝與官員“稱病不朝”的傳統。中共歷史上也反覆出現“稱病”的情況。例如，1950年林彪稱病拒絕出任“抗美援朝”戰爭統帥，1959年陳雲稱病不參加廬山會議，胡喬木則稱病躲避“文革”鬥爭。而中國及其他專制國家，傳統上將國家領導人的身體狀況視為國家機密，即便生病，在辭世之前都不會公開病情，甚至在辭世之後還“秘不發喪”。因此，高層領導人的“背傷”，對於媒體和民眾來說，成為非常刺激的字眼。

的確，中共建政後沒多少年的歷史中，從“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開始，到鄧小平的身體狀況，到現在江澤民屢屢“死去活來”，到李鵬女兒幾乎每年都要回答記者對其父親的“問候”，其領導人的身體健康就一直是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當事者秘而不宣，好事者不停打探。

2011年年中，先是江澤民被“死去活來”，結果被證實，發高燒是吃揚州“特供”的體內有寄生蟲的甲魚所致。

“能治療這種寄生蟲引發的高燒的藥，中國還沒有，”知情人告訴《明鏡月刊》：“最後，還是從日本進口了特效藥，救了江一命。”

接著，又傳出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的身體有問題。

2011年11月，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時年59歲的江綿恒“不再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時間輿論紛紛，尤以江家失勢了的傳言為甚。更有“好事者”專門分析“免去”和“不再擔任”職務最大的區別：免職是被動的，不再擔任職務通常來講是主動辭職。
“江綿恒是因為身體原因放棄仕途發展的，”知情者說：“說是什麼因為江家失勢是不靠譜的，他本來就無意在政界往上爬。以江澤民的勢力和地位，他的兒子真要想當官的話，是不需要做行政副職一步步往上昇的，早在陳良宇當年執掌上海時，就想提拔江綿恒當上海副市長。”

“實際上，江綿恒身體一直不好，患了很嚴重的肝病，為保身體，他早就放棄了在仕途上發展，”知情人說。

這一兩年鼓吹重歸新民主主義的劉源在薄熙來事件後被爆出“有病”——有消息稱，現年61歲的劉源，患有二期肺癌，當時正在北京解放軍301醫院動手術。這是劉第二次因癌症動手術，但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十分關心薄的命運，時刻留意政局變化。

博訊網據消息人士透露，“患癌”消息是誤傳。事實是，劉源曾患肺癌，但手術後情況穩定。今年到301醫院復查，醫生根據X光片判斷有復發。劉源因為感覺正常，不太相信此結論，就到另外醫院檢查，發現根本沒事。此事本來不算什麼，但301醫院的“誤診”結論傳了出來。無論背後原因是什麼，劉源家人對此有些不滿，懷疑是有人故意在十八大前放出不健康的風聲。

被當局指是六四“幕後黑手”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大陸媒體“消聲匿跡”23年後，突然亮相2012年8月號的《炎黃春秋》，在該雜誌署名刊發一篇回憶胡耀邦的文章。鮑本人對內地媒體敢實名刊出他的文章感意外，認為“事情很微妙”，可能與當前政治形勢有關。

鮑彤的文章題目為“我所目擊的胡耀邦發病經過”，刊於《炎黃春秋》2012年8月號。全文1,700字，主旨是駁中央保健局前局長王敏清早前發文回憶1989年4月8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搶救胡耀邦的經過。鮑認為，王的陳述與事實不符。值得注意是，鮑文是以“讀者來信”刊出，且在目錄中沒有顯示。他在文章中提到有趣細節：當時主持會議的趙紫陽，問在場誰有心臟病藥時，時任政治局委員江澤民猶豫一下，說︰“哦，我有。”但立即聲明：“我沒有心臟病，從來不帶這種東西，不過，老伴一定要我帶。”

這也看出，不僅旁觀者對領導人的身體感興趣，就連領導人自己也非常敏感。畢竟，有時候能打倒自己的，未必是病症本身，而怕的是人借病說事、起事。

胡錦濤的身體狀況更不容樂觀。海外早前有報導指，八十年代末胡主政西藏時，因高原缺氧患心臟病，時不時去北京檢查身體、療養，成了“老病號”。雖然後來離開西藏，但身體一直未癒，近年曾發作住院。胡近年外訪或會見外賓，不時表現氣虛及頭臉浮腫，引外界猜測。2002年北京政治圈就盛傳，江澤民在內部會議中提到三個“沒想到”，其中之一便是，“沒想到胡錦濤身體這麼不好”。

被坊間拿來說事的一個故事是，1999年中國大陸各地發生大洪水，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錦濤外，全部都到抗洪第一線視察。據傳，胡錦濤未參加視察，是因為身體情況不佳。

十八大前夕，胡錦濤是否全退備受關注。相關傳言隨即傳出：胡錦濤希望全退，與健康有關。消息未透露胡患何恙，但消息還指，胡的夫人劉永清患乳腺癌正接受治療。2011年1月，胡出訪美國，以及今年“七一”去香港出席回歸紀念，劉都未有隨行。

知情者還對《大事件》雜誌說了關於胡錦濤身體情況的幾件往事。

1988年年底，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劉澤鵬，向在貴州呆了快三年半的胡錦濤傳達上面要把他調到西藏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指示。雖然是從一個老少邊窮地區到一個更老少邊窮的地區，但作為黨的人，胡錦濤沒有任何選擇。不過，他此時身體有些不好，所以，向組織上提出，去西藏前先徹底檢查一下身體，治一治病。但得到的，只是劉澤鵬冷冰冰的、命令式口吻的幾句話：中央限令你必須儘快去西藏報到。

無奈之下，來不及治病的胡錦濤馬不停蹄的去了西藏，在那裡身體更是越來越差，除了高原病，還得了嚴重的糖尿病，浮腫等症狀明顯，每天都要打針控制，這嚴重影響了他的工作熱情和政治動力。

當然，隨著胡錦濤日後成為王儲，“犯過上”的劉澤鵬的仕途自然也沒戲了。本來倚仗和陳雲家族關係密切，更是早早出任中組部副部長要職，一顆前途不可限量的政壇新星，從此隕落，被“靠邊站”，貶到僑辦當了個副主任。不久後，劉澤鵬下海經商，遠離了“昨嫌紫蟒長，今番度炎涼”的官場。(《大事件》)

中国大事件，盡在《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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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升級防火牆對在華西方商家是場大災難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唐化文

　　對於中國目前“翻牆”網民在所有網民中的比例，“六四天網”技術人員蒲飛接受法廣采訪時表示：“如果將所有有翻牆經歷的，無論是使用網頁代理還是別的手段的網民都算在一起的話，可以說至少要在網民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當然他們可以被分為兩類：主動翻牆和被動翻牆。主動翻牆就是主動利用翻牆工具瀏覽一些被禁的網站；被動翻牆就是利用別人發出的帶有鏈接的網頁點擊之後進入被禁止的網站，瀏覽一些被禁止的新聞、評論等等。”

　　12月21日，法新社發表報道稱，中國當局“升級”了長城防火牆，原本可以通過虛擬專用網VPN越過防火牆訪問境外服務器的中國網民，也被毫不留情地擋在高牆之下。

　　法新社報道還稱，除了中國網民大受影響之外，受到最大實際影響的就是在華開展業務的外資企業了。美國之音也報道說，如果中國大面積打壓VPN的使用，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可能要受到重大打擊。

　　據德國之聲記者報道，不少歐洲企業在華設有的分公司都在使用VPN，員工們對這一系統的運行方式非常熟悉，他們甚至可以使用中國普通網民無法訪問的臉書以及推特。中國網絡研究人士安替也介紹說，幾乎所有外國記者駐京機構都使用VPN，或者他們有互聯網專線。

　　總部在北歐、負責一個在華分公司的一位經理說，他的公司裏使用VPN，每個員工都很熟悉這一工作方式，他們都能使用在中國境內被屏蔽掉的臉書以及推特。他們公司的信息交流以及數據傳輸都是利用這個通道。

西方在中國的企業的業務，受到中國防火墻的嚴重影響。

　　對於中國“升級”長城防火牆導致VPN失效，長住北京的美國商人利明璋（Bill Bishop）最近在他的專欄裏寫道，“我從2005年起就住在北京，這是我經歷過的對互聯網管製最為嚴厲的幾天。”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華經商的西方人對法新社記者說：“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場大災難。”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不同的辦公地點和子公司之間使用Google Drive在線雲存儲服務，這項服務可以讓我們存儲文件，分享信息，協同工作，但現在卻沒法使用了。”

　　還有外國在華人士向《南華早報》記者抱怨他們感到使用互聯網的限制，“不是網速極為緩慢，就是不能接通Gmail或者Google Agenda。”

　　中國歐盟商會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中國最近加強防火牆的封鎖力度，導緻在華外國企業使用網絡進行信息交流的效率降低。該機構呼籲保障企業在華使用境外服務器的高速、安全和穩定性。

　　《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的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則在Twitter上發出警告，“致中國審查機構：如果你們切斷我們的VPN，主要新聞機構駐亞洲分社將被迫搬去東京。這對中國沒有好處。”

　　不過，一位網絡活動人士在使用化名的情況下對《南華早報》記者表示，他相信中國當局的目的並不是封鎖VPN來阻止在華外國人使用臉書和youtube。其實質意圖應該是防止本國公民“翻牆”。(《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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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老人爲何要我這個工科畢業生當助手

胡績偉重病中寫《胡趙新政啟示錄》二三事

《新史記》姚監復

以生命和心血寫下傳世之作

胡績偉老人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前，確定要我協助他寫系列性文章，主要是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反思。他說，他現在走動須要被推著輪椅，身體狀況不允許他自己動手找資料、自己動筆寫文章了。但是，他的腦子很好，還能進行深刻的思考，有許多題目想寫成文章，最好有一個助手把他口述的內容，核對資料後整理成文，形成記錄稿。由他對文字稿的第一稿審閱修改，或者提出大修大改的意見，由我查閱、收集資料補充修改以後，他再修改、審定。幾次改稿以後，由他簽字定稿，再公開發表。

他想好的第一批系列性文章是講“胡趙新政”，他認為胡耀邦、趙紫陽執政的12年，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希望十七大以後的領導人能執行沒有胡趙的胡趙路線，這樣，他需要重新反思和評價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是一個頗有爭論的大問題和硬骨頭。

聽到胡老如此信任我這個學工科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生，賦予重任，我感到受寵若驚，老老實實地謝絕了他的好意，認為自己水平太低，力不勝任。我對胡老和狄沙說：“你們人民日報社至少有一千人的理論水平和文字水平遠遠超過我的能力，為什麼你們不找近在眼前的高手，而要選我擔負此重任呢？”

胡老耐心地向我解釋了原因：由於胡老長期擔任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培養了一批得力的幹部，在接受胡喬木、鄧力群發動的沒完沒了、連續不斷的批判胡績偉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支持“八九動亂”的政治鬥爭中，人民日報黨委不僅批判“胡績偉的思想路線”，還批判、清查“胡績偉的組織路線”。這樣嚴酷的政治環境，迫使一些同情胡績偉的《人民日報》的記者、編輯，難於接受胡老的帶有極大政治風險的政治任務，不敢在黨委眼皮子的嚴密又無形的監視底下，幫助胡老寫政治性很強的文章。何況，前些年每年“六四”前後，都有幾位安全部門的便衣，成天坐在胡老宿舍前面的小花園長櫈上，虎視眈眈地盯著胡老門口的進出人員。胡老說，他曾有意識地直接問便衣或打招呼，關心地問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年輕的便衣偽裝得再好，也逃不過老地下工作者的火眼金睛。

如此一說，我這個外人，就不自量力地也是義不容辭地承擔了胡老交給的任務。為胡老的口述做筆錄，回去整理成文，請自願協助我打字的無名英雄幫忙打成初稿，送給胡老，然後反覆修改，直至定稿。《胡趙新政啟示錄》書中收集了20篇我整理的胡老口述稿，實際上連修改稿統算，可能麻煩幕後的無名英雄打字定稿超過 200篇。從這些數字看，胡老為了這本書，確實是嘔心瀝血，竭盡全力，極其認真負責的，也是對他的身體健康不利的。

所以我講，這本《胡趙新政啟示錄》，是一位90多高齡的老人，滴盡心血，拼盡全力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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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因心肌梗塞引發肺部積水入院，姚監復探望時給他看《明鏡月刊》彩頁刊發他寫的《2011元旦報平安書》。

同生命賽跑，卻嚴謹客觀

自知身患重症，時日不多的胡老，不顧90多歲的高齡，他一開始就向自己和我列出幾個、幾十個寫作題目，關於“胡趙新政”要寫哪幾篇，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 要寫哪幾篇，關於“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法西斯獨裁政治”要寫哪幾篇。他有意識地同病魔作鬥爭、爭取時間寫作，超負荷地、不停息地腦力勞動，同生命賽跑。在一篇接連一篇寫出來，改了幾稿後定稿發出去，出現在幾年來的每一期《爭鳴》雜誌上時，他微笑著接過相當困難地才能從香港送到他手上的雜誌，翻看他的文章時，他顯出了滿意和得意的臉色。緊接著又在催問：下一篇文章整理、打印出來沒有。（《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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